近幾年來，爲大學諸生講授中國史，知道他們研究中國史的困難不在於史蹟的記憶，而在於史蹟背景與關係的了解，而更在於中國史學發展的現階段的把握。因爲這一點暗示，曾經發願想寫一本《中國的新史學與新史料》，以便初學者；又曾經爲暨南大學史地學系成立“史地參考室”，盡量搜集關於整理新史料的文獻，如北京地質調查所、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北平故宫博物院、北平圖書館、北平研究院與國外各學術機關的刊物，以及羅振玉、王國維、斯坦因（A．Stein）、伯希和（P．Pelliot）諸人寫印的書籍。“八一三”事變，這參考室因爲近接史地教室，而遠離圖書館，未及遷移，全成灰燼。三年來，因環境的局促，不僅後者的參考文獻一時没有重行搜集完備的希望，便是前者的寫作計劃也未能安心的順利的進行。現在姑乘本輯刊行之便，先寫關於新史學的趨勢一文；但爲篇幅限制，未能盡量叙述；補充修正，也只好待於異日了！
一
中國史學在世界文化史上有其光榮的地位與悠久的歷史。
中國史學的演變，從殷商以來 [1] ，依個人的私見，可分爲四期：第一期稱爲“萌芽期”，從殷商直至春秋以前，甲骨上的刻辭、《易》的一部分的《卦辭》、《爻辭》、《今文尚書》中的一小部分，可認爲代表的材料。第二期稱爲“産生期”，從春秋經戰國而至漢初，相傳爲孔子著修的《春秋》 [2] ，以及《竹書紀年》、《國語》、《世本》等書，可認爲偉大的代表的作品。第三期稱爲“發展期”，從漢初直至清末民初。這是中國史學史上最重要的定型的時期，紀傳體的《二十五史》，編年體的正、續《資治通鑑》，紀事本末體的“九種紀事本末”，以及偏重政制的《十通》，專記學術的《四朝學案》，都可認爲豐饒的代表的作品。第四期稱爲“轉變期”，從清末民初以至現在。在這一時期内，史學的著作雖還没有形成另一種定型，但與第三期的史學著作，無論就歷史哲學或歷史方法論方面，也就是章學誠所謂“史意”、“史識”、“史學”、“史法”各方面，已逐漸不同，實無容否認或諱言的事。爲行文簡便起見，萌芽、産生、發展三期的中國史學，可稱爲“舊史學”；而第四期，轉變期的史學，可稱爲“新史學”。
中國史學所以由萌芽而産生而發展，自各有其社會的、歷史的背景或基礎；同樣的理由，中國史學所以轉變，所以轉變到今天而仍未能産生另一種定型，也自有其社會的、歷史的背景或基礎。關於這一點，本篇因限於篇幅，也只能就政治的、文化的或學術的各方面略加解釋。
所謂轉變期的新史學，可分爲兩類：一是偏重“史觀”及“史法”方面的，一是專究“史料”方面的。史法每原於史觀，或與史觀有密切的關係；爲行文簡便起見，前者可稱爲“史觀派”，後者可稱爲“史料派”。换言之，中國現代的新史學家可歸納爲兩類，即“史觀派”與“史料派”。固然，也有一些史學家能由新史料而産生新史觀，如李濟（詳下）；但大體地説，仍可以分屬於上述的兩派。這兩派所以産生於清末民初，换言之，這兩派所以使中國史學發生轉變，與清代初期、中葉以及後期的學術思想有密切的淵源的關係；所以想明瞭這兩派的新史學，非先對清代初期、中葉以及後期的學術思想作一度鳥瞰不可。
滿洲貴族入主中原，這一個政治的重大的變局給予當時的士大夫們以非常深刻的刺激。他們就當時的觀點，推究明亡清興的原因，於是歸罪於王學（王陽明一派）末流的空疏與狂妄。所以清初的學術思想界雖然人物輩出，派别各異，但有一點是相同的，那便是“王學的反動”；或者確切點説，消極的修正“王學”，積極的提倡民族思想。大概當時的學術思想界，以地域論，可先分爲南北兩派：北派以顔元爲代表人物，主張實踐，反對冥想與誦讀，可説是“由行而知”派。這派不合於當時士大夫們的經濟背景與政治環境，所以雖然理論不無是處，苦行亦多可佩，但終經李塨、王源兩傳而便中絶。南派又可分爲吴中派與浙東派。吴中派以顧炎武爲代表人物，主張以文字訓詁治經學，以經學矯正理學（更其是心學派的王學），上達於孔子之道，以挽救民族的衰亡。浙東派以黄宗羲爲代表人物，主張以史學充實理學，補救王學的空疏；而同時藉史學以高倡民族主義，保存晚明文獻，以寄其反清復漢的熱望。這兩派，雖然一主“經”，一主“史”，但都可説是“由知而行”派。所以就王學的修正説，顔元是左翼，顧炎武是中軍，而黄宗羲是右翼；但如就現代新史學的淵源説，黄的關係最深，顧次之，顔可以説無甚關係。所以上溯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一須追念黄宗羲。
清代的政治，因爲康熙、雍正、乾隆三朝統治政策的成功，更其是對於士大夫們威逼利誘政策的成功，不僅顔元一派因中絶而消滅，就是顧炎武、黄宗羲兩派也或多或少地起了“質”的變化。换言之，顧、黄兩大儒的民族主義的思想逐漸被隱蔽或減退，甚至於消滅；一般學人以經史爲其研究的對象或材料，採取考證、訂補、輯佚等等方法，即所謂廣義的考證學的方法，過其安静淡泊與世無競的學究生活。到了這時候，顧、黄兩派的研究材料與方法逐漸變而相通，而且有混同爲一的趨勢。所以當清代全盛的時候，一般考證學者，與其説是“治經”，不如説是“考史” [3] 。當時代表這個學術趨勢的大儒是錢大昕。就錢氏學術的淵源或師承説，他本屬於顧炎武所派生的以惠棟爲領袖的吴中派，但錢氏於治音韻訓詁經義之外，兼治史學，所著《二十二史考異》、《三史拾遺》、《諸史拾遺》、《補元史·氏族表》、《補元史·藝文志》、《四史朔閏表》、《疑年録》等書，在中國史學史上，都是第一流具有權威的著作。錢氏在清代學術史中，不僅上承顧、黄，而且下開後儒重修元史、專究西北地理以及編纂史部工具書的學風，而使現代新史學有一個穩固的學術基礎。所以上溯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二須追念錢大昕。
乾隆朝的晚年，清廷的政治基礎已漸露破綻。經過了道光朝的鴉片戰争，咸豐、同治朝的太平天國與捻亂，清廷對外對内的統治權的動摇已表現得非常清楚。到了德宗光緒朝，無論在軍事、外交或内政方面，處處顯着土崩魚爛的現象。當時，不僅清廷無法再實施威逼利誘的舊政策，就是士大夫們自己也都惕於危亡日迫，而重新鼓起“經世”的熱情與理想。因爲面對着這樣嚴重的時局，學術思想界已無法置身事外、始終以經史考證學自娱，於是學術思想不得不開始轉變。但學術思想的轉變，仍有待於憑藉，亦即憑藉於固有的文化遺産。當時，國内的文化仍未脱經學的羈絆，而國外輸入的科學又僅限於物質文明；所以學術思想界雖有心轉變，而憑藉不豐，轉變的路線仍無法脱離二千年來經典中心的宗派。當時代表這種學術趨勢的大儒有兩位：其一是章炳麟，其一是康有爲。就政治思想的立場説，康氏是右派，主張保皇變法；而章氏卻是左翼，主張反滿革命。但就學術思想的淵源説，章氏是舊派，可以説是顧炎武、黄宗羲的學統的繼承者或復興者；而康氏卻是新派，可以説是顧炎武所再度派生的以莊存與爲開山大師的常州派（或稱公羊派，常稱爲今文派）的集大成者。康氏是徹頭徹尾的經學家，他對於現代新史學的關係與貢獻，另有所在（詳見下文）。章氏卻是經史萃於一身的大儒。就經學方面説，章氏本屬於顧炎武所派生的以戴震爲領袖的皖南派，他由俞樾上承王念孫、王引之、段玉裁的學統而直接於戴震，所以他可以説是清代經古文學的最後大師；但就史學方面説，他並不以前一輩的考證的史學爲滿足，而竭力復興黄宗羲派的民族主義的史觀。他收編在《國故論衡》、《檢論》、《太炎文録》裏的文章，如《原經》、《尊史》、《訂孔》、《春秋故言》等篇，不僅在學術論争上是權威的著作，就是對民族革命，也貢獻其絶大的助力。章氏對於史學，真如他自己所説：“發憤於寶書，哀思於國命。” [4] 而且，章氏的經學與史學，並不是分裂的或對立的各不相干的兩部分，而是能有機地聯繫或統一起來的；大概地説：他潛心治學的方法，承襲古文學派的皖派的考證學；而揭櫫應世的觀點，則在復興浙東史學派的民族主義。就他的學統的本身説，固屬於舊派；但就他的學術思想的影響説，卻自有其光榮的功績。所以論述現代新史學的淵源，第三須追念章炳麟。
二
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在文化的淵源方面，承接浙東史學與吴、皖經學的遺産，而與黄、錢、章三氏有密切的關係，已如上節所説。但這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更其是史觀派部分，不先不後而恰在清末民初開始其轉變的傾向，卻另有其社會的原因；或者狹義地説，另有其文化的動力。這文化的動力不是由於清代初期與中葉的學術主潮，即上文所説的浙東史學與吴、皖經學，而卻是由於起源於乾、嘉而發展於清末的今文學派，即上文所説的常州學派或公羊學派。
關於今文學派的産生與發展之史的叙述，不在本文範圍之内，現在只能加以極概略的説明。依個人的私見，清代復興的西漢今文學派，可分爲前後兩期：前期的今文學派，崛起於莊存與，成立於劉逢禄，而下終於戴望；後期的今文學派，軔始於龔自珍，發展於康有爲，而下迄於崔適。前期以分經研究爲特徵；對於古文經典加以個别的打擊，對於今文經典予以個别的發揮，如莊存與的《春秋正辭》，劉逢禄的《左氏春秋考證》、《春秋公羊經傳何氏釋例》，魏源的《書古微》、《詩古微》，邵懿辰的《禮經通論》，戴望的《論語注》，都是代表的作品。後期以綜合研究、發揮大義爲特徵；對於古文學派的學統與體系加以整個的攻擊，對於今文學派的“微言大義”加以高度的發揮，如龔自珍的《六經正名》，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孔子改制考》、《春秋董氏學》、《禮運注》，廖平的《今古學考》、《古學考》、《知聖篇》、《經話》，皮錫瑞的《經學歷史》、《王制箋》，崔適的《春秋復始》，都是代表的作品。前期今文學派所以崛起，或者如梁啓超所説，“發於本學派之自身”；换言之，即學術的原因。因爲清代學術的演變，“以復古爲解放；第一步，復宋之古，對王學而得解放；第二步，復漢、唐之古，對程、朱而得解放”；則“第三步，復西漢之古，對許、鄭而得解放”，實是非常自然的趨勢。至於後期今文學派之所以發展，實“由環境之變化所促成”；换言之，由於社會的原因；而這社會的原因，以“鴉片戰役”爲最重要 [5] 。更其如康有爲的《孔子改制考》一書，完全受鴉片戰争的刺激，反映當時曾、左輩所提倡的官僚軍工業的民族資本主義，倡言改制變法，就《公羊》三世之義，而發爲先秦諸子“託古改制”的高論。這一部書，與其説是研究孔子，兼及諸家；不如説是借假孔學，表現自身。然而這一部書卻給予中國史學的轉變以極有力的影響；我們甚至於可以説，如果没有康氏的《孔子改制考》，決不會有現在的新史學派，或者新史學的轉變的路線決不會如此（詳下）。所以總括地説，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所以擡頭，間接由於鴉片戰争之社會的原因，而直接由於今文學派之文化的動力。
三
對於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加以研究的專篇文字，出版界似還没有人着手；偶然論到的，就個人所知，我以前曾撰《緯讖中的“皇”與“帝”》一文，在“前言”中曾將中國現代史學分爲“泥古”、“疑古”、“考古”與“釋古”四派 [6] 。馮友蘭在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序》裏，將新史學分爲“信古”、“疑古”與“釋古”三種趨勢 [7] 。錢穆在《國史大綱》“引論”裏，將中國近世史學分爲三派：一曰“傳統派”，亦稱“記誦派”；二曰“革新派”，亦稱“宣傳派”；三曰“科學派”，亦稱“考訂派”；而“革新派”的史學，隨時遞變，又可分爲三期：其初爲“政治革命”，繼爲“文化革命”，又繼爲“經濟革命” [8] 。大概我所謂“泥古派”，就是馮氏的“信古”，略近於錢氏的“傳統派”；我所謂“考古派”，略等於錢氏的“科學派”；馮氏和我所謂“疑古”、“釋古”兩派，略等於錢氏的“革新派”中的“文化革命”與“經濟革命”兩期。雖各人所分派數多寡不同，所定名稱詳略互異，但大致也還相近。
不過，詳密點説，轉變期的中國史學，應該先分爲“史觀”與“史料”兩派。史觀派因觀點不同，可分爲“儒教史觀派”與“超儒教史觀派”；前者可稱爲“經典派”，後者可稱爲“超經典派”。儒教史觀派又因爲受漢學古文學派的影響與受漢學今文學派的影響而迥然不同，可再分爲兩派。前者屬於舊史學的範圍，雖大師宿儒還多健在，但這派學統遠紹劉歆、班固，近承章炳麟，與轉變期的史學無關，故下文略而不提，而僅將這派所以屬於舊史學的原因略加説明。後者即轉變期的中國史學之首先轉變的一派；就史觀説，雖亦屬於舊的；但就時期説，卻是鴉片戰争後，亦即近百年來第一派的新史學。至於“超儒教史觀派”的學人，因爲對於歷史方法論與歷史哲學的取捨不同，又可再分爲“疑古”、“考古”、“釋古”三派；但就這三派使中國史學繼中國文字學之後脱離經典的羈絆而獨立一點，卻是相同的。最近數年，即“七七”事變以後，史學界已漸有綜合各派或批評各派而另形成最後新史學派的趨勢；但著作不多，觀感各異，在目前似尚無加以定名論述的必要。至於“史料派”，自清末以來，因國内外學者陸續發現、搜集、整理、研究，現在上自數十萬年前的周口店文化，下至近百年來的外交史料，其材料的豐富，以及對於史學影響的重要，頗有“附庸蔚爲大國”之觀，致蔡元培有“史學本是史料學”的論調 [9] 。現再將上述表示如次：
（壹）史觀派
（一）儒教史觀派——經典派
（1）受古文學派影響者
（2）受今文學派影響者——轉變期新史學的出現
（二）超儒教史觀派——超經典派
（1）疑古派
（2）考古派
（3）釋古派
（貳）史料派
中國社會從秦、漢到鴉片戰争以前，或者就政治文化説，到“戊戌政變”以前，這二千多年是中國有史以來最重要最長期的定型時代。適應這時代的文化，中國史學和中國文字學相似，窮究到最後的背景，總受着“儒教的經學”的支配；更確切點説，受經學中的漢學的古文學派的影響。就中國史學演變的形態上看，孔子的《春秋》，司馬遷的《史記》，無論就“史體”説，就“史法”説，似乎都給予中國史學以巨大的影響；其實窮究中國史學演變的本質，古文學派的創始者劉歆與其繼承者班固的史學支配着中國史學史上“發展期”的全期。中國史學的理論家，如劉知幾《史通》中的《六家》、《惑經》、《申左》諸篇，處處抑《春秋》而揚《左傳》，詆《史記》而譽《漢書》；又如章學誠的《文史通義》、《校讎通義》二書，力説集大成者是周公而非孔子，“史意”、“史學”都淵源於劉歆《七略》與班固《漢志》；不都是帶着極濃重的經古文學派的色采嗎？再就史學體裁言：紀傳體，與其説本於《史記》，不如説本於《漢書》；編年體，與其説源於《春秋》，不如説源於《左氏》；政制史（以往目録家稱爲政書類），與其説始於劉秩《政典》，不如説始於《周禮》六官；學術史（以往目録家分隸於子部各家），與其説源於《史記》的《孔子世家》、《儒林傳》，不如説本於《漢書》的《藝文志》、《儒林傳》；《左氏傳》、《周官》以及《漢書》不是古文經典以及受古文派學説支配的史學著作嗎？到了清代，除黄宗羲外，錢大昕的經史合一的考證學和章炳麟的許多史學理論，如認孔子是史學家，《春秋》是中國第一部的史學著作，劉歆保存古代文化是孔子第二，其直接繼承經古文學派的學統，更非常明顯。現代學者，受二章（章學誠與章炳麟）的影響，在史學著作界，仍可屈指而數，如張爾田的《史微》，陳漢章的《史學通論》，柳詒徵的《中國文化史》等，不都是與古文學派有相當關係嗎？所以，就個人的私見，發展期的中國史學實以經古文學爲其學術的背景，雖然許多史學家或自覺的、或不自覺的、或多的、或少的在受着他的支配。至於中國史學的轉變，實開始於戊戌政變以後；或者就原因説，開始於鴉片戰争以後。而給予中國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的，卻是經今文學。
四
如上文所述，康有爲是清末後期經今文學派的領袖人物，他所著的《孔子改制考》一書是經今文學給予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的重要著作。康有爲是經學家而非史學家；《孔子改制考》是在打通《春秋》、《公羊傳》、《王制》、《禮運》、《論語》以及其他各經各子，以爲倡言變法改制的張本。康氏著作的目的在於假借經學以談政治；但康氏著作的結果，卻給予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破壞儒教的王統與道統，夷孔子與先秦諸子並列，使史學繼文字學之後逐漸脱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而且在史學獨立的過程中，逼使康氏走上時代落伍者的宿命的路；這都是康氏所不及料，所萬不及料的。這種學術思想界的矛盾的演變，是值得我們士大夫化身的智識分子們警惕的。
《孔子改制考》的初版印行於清光緒二十三年丁酉（公元一八九七年），在“戊戌政變”的前一年，當民國紀元前十五年 [10] 。全書共二十一卷；其影響及於史學的，有卷一《上古茫昧無稽考》，卷九《孔子創儒教改制考》，卷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卷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等篇。從康氏追溯到西漢末年哀、平之際，中國學術思想界有一個傳統的見解；這見解支配着中國哲學家，同時也支配着中國史學家。這便是：孔子以前，“道統”與“王統”合而爲一；孔子以後，道統與王統分離。代表這種見解的，以韓愈《原道》一文爲最簡括。韓氏説：“斯道也……堯以是傳之舜；舜以是傳之禹；禹以是傳之湯；湯以是傳之文、武、周公；文、武、周公傳之孔子；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這一段話，除“孔子傳之孟軻，軻之死不得其傳焉”兩句，爲後起的宋、明理學開了先路外，所謂堯、舜、禹、湯、文、武、周公、孔子之道“一以貫之”，原是士大夫們所深信不疑的。然而，康氏出，以爲孔子以前的史實都是茫昧無稽，我們現在所家喻户曉的古代史實實是孔子爲救世改制的目的而假託的宣傳作品。中國歷史，從秦、漢以來，才可考信；秦以前，甚至於一般經學家、史學家所深信的《尚書》，如《堯典》、《臯陶謨》、《益稷》、《禹貢》、《洪範》等篇都是孔子所作；就是殷《盤》、周《誥》，也都是孔子根據舊文加以點竄而成；而且舉出四證，證明《堯典》一篇確是孔子手撰。他的武斷，他的狂妄，使現在的我們還覺着驚異；然而，他的識力的敏鋭，氣象的瑰奇，又豈是拘拘於訓詁考訂的經古文學者所能夢見？現爲徵信起見，稍録若干則如次：
中國號稱古名國，文明最先矣；然六經以前，無復書記；夏、殷無徵，周籍已去；共和以前，不可年識；秦、漢以後，乃得詳記。……夫三代文教之盛，實由孔子推託之故。故得一孔子，而日月光華，山川焜耀；然夷考舊文，實猶茫昧；雖有美盛，不盡可考焉。（卷一《上古茫昧無稽考》，頁一。《萬木草堂叢書》本。）
黄帝之言，皆百家所託……故言人人殊。……堯、舜之事，書缺有閒，茫昧無稽也。（同上，頁四。）
秦前尚略，其詳靡記……然則，周制亦茫昧矣。……惟其不詳，故諸子得以紛紛假託：或爲神農之言，或多稱黄帝，或法夏，或法周，或稱三代。皆由於書缺籍去，混混茫茫，然後諸子可以隨意假托。惟秦之後，乃得其詳。……（同上，頁四。）
按三代以上，茫昧無稽，《列子》所謂“若覺若夢，若存若亡”也。虞、夏之文，舍六經無從考信。《韓非》言，“堯、舜不復生，將誰使定儒、墨之誠”，可見六經中先王之行事，皆孔子託之，以明其改作之義。……（卷十一《孔子改制託古考》，頁十一。）
《堯典》、《臯陶謨》、《益稷》、《禹貢》、《洪範》，皆孔子大經大法所存……皆純乎孔子之文也。……其殷《盤》、周《誥》、《吕刑》聱牙之字句，容據舊文爲底草，而大道皆同，全經孔子點竄，故亦爲孔子之作。（卷十《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頁三。）
《堯典》一篇皆孔子作，凡有四證：王充《論衡》：“《尚書》自欽明文思以下，何人所作也？……曰：孔子也。”則仲任尚知此説。其證一。《堯典》制度，與《王制》全同。……《王制》爲素王之制。其證二。文辭……調諧詞整，與《乾卦》彖辭、爻辭……同，並爲孔子文筆。其證三。夏爲禹年號；堯、舜時，禹未改號，安有夏？而不云“蠻夷猾唐”、“猾虞”，而云“猾夏”。蓋夏爲大朝……故周時人動稱夷夏、華夏，……雖以孔子之聖，便文稱之，亦曰“猾夏”也。證四。……（卷十二《孔子改制法堯舜文王考》，頁五。）
其次，康氏不僅對於孔子以前的史實加以消極的否定，而且積極的對於中國的舊史觀提出“進化論”的新見解。原來，照中國以往史學家的觀點，更其是受經古文學的影響的史學家，根據一切儒教的經典，認堯、舜、禹、湯、文、武時代都是至治的盛世，認《周禮》確實是周公“致太平之迹”，自然而然地會發生有現世不及隋、唐，隋、唐不及秦、漢，秦、漢不及三代，三代不及五帝的感想，世愈古而治愈盛，陷入無可超拔的退化的泥潭，而歸結於悲觀論與宿命論的史觀。中國民族一部分的泥古的與痿痹的現象，固不能完全歸罪於這種退化論；但這種見解之有害於民族的奮發復興，是毫無疑義的。康氏出，憑藉《公羊》三世、《禮運》“大同”“小康”的經説，發爲進化的史觀，以爲“據亂”當進爲“升平”（即小康），“升平”當進爲“太平”（即大同）；堯、舜時代的文化，只是孔子託以明義，懸一理想的目標，以爲“太平世”的倒影。時愈久則治愈盛，人類社會最後的歸宿終有實現《大同書》上所描寫的“大同世”之一日 [11] 。這種空想的社會主義，就現在看，固然缺點很多；但在清末軍事、外交、内政、文化處處陷於失敗或落後的境況的時期，康氏的進化論不僅在中國史學界引起一大波瀾，對於民族的復興也無異於一針强心劑。
康氏所以抱有進化論的見解，是否完全由於治《公羊》學的心得，抑或已受有西洋思想的影響，這是一個值得考證的問題。據康氏的弟子梁啓超的意見，康氏高倡三世進化的學説，在達爾文主義還没有輸入中國以前，認爲是康氏自己的心得，因而譽爲“一大發明” [12] 。但據我個人的私見，康氏能有進化論的見解，實係受西洋思想的影響，而且深受嚴復譯赫胥黎（T．H．H uxley）《天演論》（ Evolution and Ethics ）的影響。考康氏於二十八九歲時，由廣東南海北遊京師，道出香港、上海，曾盡購讀江南製造局及教會所譯各書。他受西洋思想的影響已始於這時 [13] 。嚴譯《天演論》，成於光緒二十二年丙申（公元一八九六年），較《孔子改制考》恰早一年 [14] 。那一年，梁啓超有《與嚴幼陵先生書》，説：
南海先生讀大著後，亦謂眼中未見此等人。如穗卿（按即夏曾佑）言，傾佩至不可言喻。……書中之言，啓超等昔嘗有所聞於南海而未能盡。南海曰：“若等無詫爲新理，西人治此學者，不知幾何家幾何年矣。”及得尊著，喜幸無量。啓超所聞於南海有出此書之外者。……南海亦曰，此必西人之所已言也。頃得穗卿書，言先生謂斯賓塞之學，視此書尤有進。聞之益垂涎不能自制，先生盍憐而餉之。 [15]
可見康氏師弟對於嚴譯的傾佩及其對於西洋進化論派著作的熱望。考康氏所著《新學僞經考》一書，出版於光緒十七年辛卯（公元一八九一年，民國紀元前二十一年），較嚴譯《天演論》早五年，康著《孔子改制考》早六年 [16] 。《新學僞經考》一書雖集矢劉歆，爲今文學張目，但未見具有進化論的見解；即如卷三《漢書藝文志辨僞》《春秋》類一段，亦未雜有與《孔子改制考》相同或相似的論調。由這旁證，可見將《春秋》三世之義與西洋進化論相通，當在讀了嚴譯《天演論》之後。所以確切點説，給予轉變期的中國新史學以轉變的動力的今文學，其自身已含有外來文化的因素了！
五
直接受經今文學的啓示，而使中國史學開始轉變的，計有三人：一是梁啓超，二是夏曾佑，三是崔適。現在先述後者。
崔適與其説他是轉變期的史學家，不如説他是清末今文學派最後的經學家較爲恰當。崔氏的著作有《春秋復始》、《論語足徵記》、《五經釋要》與《史記探原》諸書。《春秋復始》一書完全是經今文學的著作，根據經今文學的見地，提出《春秋穀梁傳》的評價問題。後一書，《史記探原》，卻是以經今文學的見地推論到史部紀傳體第一部《史記》的本質問題。崔氏所以能取得清代今文學最後的經師的地位以此，崔氏所以與轉變期的史學有關也以此。
原來《史記》與《漢書》，在史體上，都屬於紀傳體。所不同的，《史記》是“通史”，由黄帝直記到漢武；《漢書》是“斷代史”，專述前漢一代的史蹟。以往史學理論家對於《史》、《漢》的評價，也每就他們的外表的史體説；例如唐劉知幾《史通》的《六家》篇，以“《史記》家”與“《漢書》家”相較，而稱譽《漢書》“言皆精練，事甚該密；……學者尋討，易爲其功。”而宋鄭樵《通志·總序》卻説：“自班固斷代爲史，無復相因之義。……會通之道自此失矣。”其次或有考《史》、《漢》文句的異同，以觀其得失，如宋倪思的《班馬異同評》一書。至於明人以及清代桐城派散文家評點《史》、《漢》，以主觀的鑑賞，爲字句的推敲，更不足與言學術。總之，從未有對《史》、《漢》内含的本質加以區分的。到了崔適，因經今文學在經部範圍之内，無論分經的或綜合的研究，都已無甚可發展的餘地，於是轉而治史，而首及於《史記》。據崔氏的研究，《史記》屬於經今文學的著作，《漢書》屬於經古文學的著作。《史記》中有與今文説及本書相違，而與古文説及《漢書》相合的，都是曾經劉歆所竄亂。劉歆爲什麽要竄亂《史記》呢？他以爲劉歆既經“顛倒五經”，勢不得不波及《史記》，以爲佐證，作爲助莽篡漢的一種文化工作。這種僞造經傳、廣樹證據的工作，決非劉歆一人的力量所能勝任；關於這，崔氏以爲當王莽操政權的時候，曾經“徵天下有通《逸禮》、《古書》、《毛詩》、《周官》、《爾雅》、天文、圖讖、鐘律、月令、兵法、獉史篇獉文字者，皆詣公車，至者前後千數，皆令記説廷中，將令正乖繆”；這千數人便是仰體劉歆的意旨、幫助劉歆僞造竄亂的打手，而《史記》也便是受了這些人的糟蹋！
崔氏的《史記探原》，有原刻本，有北京大學排印本。書首有清宣統二年庚戌（公元一九一〇年）朱祖謀的序文，出版在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與《孔子改制考》二書之後。崔氏本是俞樾的弟子 [17] ，與章炳麟同門，和皖派的古文派漢學有學統的關係；但他這部書卻完全受康有爲《新學僞經考》的影響。康書卷二《史記經説足證僞經考》本曾有“其書（指《史記》）多爲劉歆所竄改，而大體明粹。以其説與《漢書》相較，真僞具見”的話，已給予崔氏以一種啓示。所以崔書中有許多論據，如《秦始皇本紀》，説始皇設立吏師制度，當時所學不限於法令而兼及《詩》、《書》、百家語；如《儒林傳》，説孔安國並没有得《古文尚書》；都襲取《新學僞經考》的舊説而加以補充 [18] 。其餘，凡《史記》有“古文”二字，或與古文學説相同的，他都斥爲劉歆或後人所竄改。他雖自詡有許多見解爲康氏所未言；他之於康，略如惠棟之於閻若璩 [19] ；但本書行文過於簡短，不能列舉理由，以塞反對派的責難，在方法論方面確多武斷的缺陷。大概崔氏過於質樸，没有康氏的識力和氣魄，因之理論的辯給也遠不及康氏。所以康氏成《新學僞經考》，章炳麟以一代古文學的宿儒，擬執筆駁斥而終於中止；而崔氏《史記探原》出版未久，柳詒徵的弟子繆鳳林便撰著《史記探原正謬》四卷 [20] 。雖繆書迄未印行，但崔氏不能折人之口，服人之心，已可見一斑了！
六
接受經今文學的啓示，編寫普通的歷史教本，使轉變期的新史學普及於一般青年們的，是夏曾佑。
夏曾佑不是康有爲的弟子，但青年期住在北京的時候，和康氏的弟子梁啓超及後來成爲“戊戌六君子”之一的譚嗣同很友善。他治經今文學，在和梁、譚結交之前；他是杭州人，或者是受同鄉前輩今文學者龔自珍、邵懿辰的影響。自從他和梁、譚結交以後，因學問上的切磋，思想更趨於前進與解放。那時，他們以爲孔門淑世之學所以轉變，都由於荀卿，而發動一種“排荀”運動 [21] 。但夏氏的性格偏於現代心理學家所謂“内向”型，與梁氏的豪邁不同；加以當時生活相當窮困，所以不無鬱鬱 [22] 。“戊戌政變”，這血的思想鬭争與政治鬬争的一幕，大概亦給他很大的刺激。所以“他既不著書，又不講學，……只是和心賞的朋友偶然講講，或者在報紙上隨意寫一兩篇”，而且都是“署名别士”。結果，他“貧病交攻，借酒自戕”，於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三月間逝世 [23] 。這轉變期的初期的新史學家，留給我們的，除了幾篇在《新民叢報》和《東方雜誌》上發表而還没有人代爲收集出版的幾篇文章外，只有一部未完全而且“並非得意之作” [24] 的《中國歷史教科書》。
這部《最新中學中國歷史教科書》是爲商務印書館編寫的，本是一部清末舊制中學本國史教本。第一册出版於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但是並没有編完，只出了三册，到隋代爲止。民國十年（公元一九二一年），梁啓超出版《清代學術概論》，論到和他同時的人物，特别提及夏曾佑和譚嗣同。次年（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蔡元培爲申報館紀念刊《最近之五十年》撰《五十年來之中國哲學》一文，根據夏氏這部書，也説到他的宗教哲學。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夏氏死，梁氏又爲撰《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發表於《晨報》及《東方雜誌》 [25] ，於是夏氏的學術聲譽因之上升。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冬，商務印書館將這部書加以句讀，改稱爲《中國古代史》，作爲“大學叢書”之一，重行出版，頗引起學術界的注意。當時，繆鳳林在《圖書評論》上撰文批評，並指責商務以中學教科書改稱爲大學叢書。其實這部書在中國現代史學史上自有其相當的地位，如在改版書的首尾加以序跋，詳述夏氏的身世、學術的來源以及本書在中國轉變期的新史學上的評價，則重印改版未嘗没有相當的意義 [26] 。
《中國古代史》（只爲便於稱引起見）一書，開宗明義，便提出達爾文的《種源論》（C．R．Darwin： The Origin of Species ）。其他以人羣進化的原則論證中國史蹟的，更是掇拾便是 [27] 。原來他在戊戌政變以前，對於嚴譯赫胥黎的《天演論》和斯賓塞的《羣學肄言》（Sp encer： The Study of Sociology ），已感到很大的趣味 [28] ；加以受康有爲《孔子改制考》的影響，則其接受進化論的思想，以爲本書的骨架，實是當然的事。在本書中，他着眼孔子以前的原始宗教，秦、漢的方士，漢代道教的産生與佛教的輸入；同時着眼宗教與哲學相嬗之故，於老、孔、墨三家之“道”，周、秦之際的學派，西漢今文學與方士的關係，東漢古文學與方術的分離，都另立專題 [29] 。其識力的敏鋭，不僅在當時，就是在現在，和一般只知堆積死的史實的史學家相較，也可説相去倍蓰。夏氏在本書中，並没有專留意宗教和哲學，而忘記了政制的重要性。他説：“中國五千年之歷史，以戰國爲古今之大界。故戰國時之制度，學者不可不知其梗概。” [30] 又説：“秦、漢南朝尤爲中國文化之標準。”“中國之教得孔子而後立，中國之政得秦皇而後行，中國之境得漢武而後定。三者皆中國之所以爲中國。……譬如建屋，孔子奠其基，秦、漢二君營其室。後之王者，不過隨事補苴，以求適一時。” [31] 又説：“清代二百六十一年爲更化之期：此期前半，學問政治，集秦以來之大成；後半，世局人心，開秦以來所未有。此蓋處秦人成局之已窮，而將轉入他局。” [32] 這種理論，對於“古今世變”，真可稱爲“洞若觀火”，與最近有些中國社會史的論戰家相較，或反爲“談言微中，可以解紛”。同時，他對於中國民族的發展，也給予很大的注意，雖然限於時代，他的民族主義思想比較狹窄而不甚同於現在。他溯論中國種族之原，不同意於當時流行的“中國民族西來説” [33] ；他詳述兩漢的四裔民族，而更詳於匈奴的政治與世系，予以很高的比重 [34] 。這些，在當時的史學界，都是不易得的見解。
至於這部書受今文學的影響，採用今文學的學説，更其是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與《孔子改制考》二書中的理論，以反抗傳統的古文學的見解，更是十分明顯。如叙述堯、舜，説：“儒家言政治者，必法堯、舜。……九流百家託始不同：墨子言禹，道家言黄帝，許行言神農，各有其所宗。即六藝之文，並孔子所述作，而託始亦異。……惟《書》首堯、舜，其義深矣。” [35] 如叙述孔子手定六經，附録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而加以按語説：“案此篇皆唐人之學。至宋學興，而其説一變。至近日今文學興，而其説再變。年代久遠，書缺簡脱，不可詳也，然以今文學爲是。” [36] 如叙述春秋、戰國時代的學派説：“著録百家之説，始於《漢書·藝文志》，後人皆遵用其説。然《藝文志》實與古人不同。……因（劉）向（劉）歆之大蔽，在以經爲史。古人以六藝爲教書，故其排列之次，自淺及深，而爲《詩》、《書》、《禮》、《樂》、《易》象、《春秋》。向、歆以六藝爲史記，故其排列之次，自古及今，而爲《易》、《書》、《詩》、《禮》、《樂》、《春秋》。……既已視之爲史，自以爲九流之所共矣，然又何以自解於附《論語》、《孝經》於其後乎？其不通如此。” [37] 對於經古文學者所尊信而將躋於經典的劉歆《七略》與班固《漢志》，直斥爲“不通”，而且深究其“不通”的原因。及叙述兩漢經學學派，更探究經古文學産生之政治的背景，以爲“六藝爲漢人之國教，無禁絶之理；則其爲計，惟有入他説以亂之耳。劉歆爲（王）莽腹心……必與聞莽謀……故爲莽雜糅古書，以作諸古文經。其中至要之義即‘六經皆史’一語。蓋經既爲史，則不過記已往之事……而其結果，即以孔子之宗教改爲周公之政法。一以便篡竊之漸，一以塞符命之源，計無便於此者。”他在這一專題中，表明自己的學統，而且表明自己由經今文學轉變爲新史學的原因，在本書中可説是最重要的一段自白。他曾説：“自東漢至清初，皆用古文學；當世幾無知今文爲何物者。至嘉慶以後，乃稍稍有人分别今古文之所以然；而好學深思之士，大都皆信今文學。本編亦尊今文學者；惟其命意與清朝諸經師稍異。凡經義之變遷，皆以獉歷獉史獉因果獉之理解之，不專在講經也。” [38] 夏氏所以尊信經今文學，是由於“好學深思”之學術史的觀察；而夏氏所以由經今文學者轉變爲新史學家，則由於“歷史因果論”的採用。夏氏與康有爲的學統上的離合，在這裏已表白得非常清楚了！
夏氏《中國古代史》一書，在内容或本質方面是中國經今文學與西洋進化論思想的糅合，已如上文所説；但我們研究中國現代史學的轉變，更應該注意：夏氏一書，在形式或體裁方面，實受日本東洋史編著者的影響。中國史學體裁上所謂“通史”，在現在含有兩種意義：一種是中國固有的“通史”，即與“斷代史”相對的“通貫古今”的“通史”，起源於《史記》；最顯著的例，如《隋書·經籍志》説梁武帝曾撰《通史》四百八十卷，從三皇到梁代（《史通·六家》篇説六百二十卷）。另一種是中國與西方文化接觸後而輸入的“通史”，即與“專史”相對的“通貫政治、經濟、學術、宗教等等”的“通史”，將中國史分爲若干期而再用分章分節的體裁寫作。這種體裁不是中國所固有；就我個人現在所得的材料而言，似乎也不是直接由西洋輸入，而是由日本間接的輸入。這類書影響於中國史學界較早而較大的，大概是日本那珂通世的《支那通史》和桑原騭藏的《中等東洋史》 [39] 兩書；更其是前者，因爲用漢文寫作的關係，影響更大。這書出版於公元一八九一年（明治二十四年，光緒十七年，也正是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出版的那一年），原是學校的教本。東京高等師範學校教授南摩綱紀曾爲這部書撰有序文，説：“著史之要有十”：“一曰詳治亂之源委、國勢之隆替；二曰辨政刑之美惡、教育之盛衰；三曰明地理之形、人種之别；四曰審制度之沿革；五曰記學術之異同、工藝之變遷；六曰分貢舉、銓選之良否；七曰舉兵賦、財政、貨幣之制；八曰析賢愚、淑慝、忠姦、正邪之跡；九曰載農商之勤惰、風俗之醇漓；十曰揭他國交涉之事。”關於通史所要叙述的材料大體具備。他稱譽這書能包舉這“十要”，説：“初學熟讀此書，則不費力而得略知支那四千年之治亂、政刑、地理、人種、教育、制度、風俗及農工商之大體。”過了八年，中國經過甲午戰役、戊戌政變以後，到公元一八九九年（光緒二十五年己亥），羅振玉將這部書翻印，由上海東文學社出版，但只出版到卷四宋代爲止。羅氏曾爲這翻印本撰序，説：“吾友東儒藤田學士之言曰：自進化之論出，學子益重歷史。……振玉持此義以求諸古史氏，則唯司馬子長近之。……其他卷帙紛綸，祇爲帝王將相□事實作譜系，信如斯賓塞氏東家産猫之喻，事非不實，其不關體要，亦已甚矣。”因而稱譽本書爲“良史”，以爲“簡而賅，質而雅，而後吾族之盛衰與其强弱、智愚、貧富之所由然可知”。（由羅氏的序文，可知他亦是受進化論的影響而將新通史體輸入的一人。）夏曾佑《中國古代史》書中雖没有説到這部書，但他受日本東洋史研究者的影響仍是顯然的；如他叙述三國疆域與兩晉疆域沿革，便抄録日本重野安繹的《支那疆域沿革圖》及略説 [40] 。夏氏這部書，於開端幾節，述種族，論分期，以及以下分章分節的編制，大體與《支那通史》一書相近，而内容精審過之。就體裁説，顯然的受了這位日本東洋史研究者的影響。 [41] 由上文所説，夏曾佑在中國史學轉變的初期，是將中國正在發展的經今文學、西洋正在發展的進化論和日本正在發展的東洋史研究的體裁相糅合的第一人。梁啓超説：“他對於中國歷史有嶄新的見解，尤其是古代史”；因而稱譽他是“晚清思想界革命的先驅者”，實不是阿好之言。
然而，這位“思想界革命先驅的夏穗卿先生”，對於中國歷史雖有嶄新的見解，但不能由理論的知發爲實踐的行。他對於中國史，也只是“好像沙灘邊白鷺，翹起一足”，對這波濤千頃的“史海”“在那裏出神” [42] 。我們讀到他所説“綜古今之士類言之，亦可分爲三期：由三代至三國之初，經師時代也；經師者，法古守禮，而其蔽也誣。由三國至唐，名士時代也；名士者，俶儻不羈，而其蔽也疏。由唐至今，舉子時代也；舉子者，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應試之知，故其蔽也無恥。” [43] 真如面對着這位憤世嫉邪的新史學家，而得知其借酒自戕的原因。然而，從夏氏長逝以後，“士類”又一變了。天地之大，萬物之多，而惟個己聲色貨利享受之知，倘使這位憤世嫉邪的新史學家活下去，不知他又將怎樣的憤慨了！
七
直接受康有爲經今文學的啓示，而使中國史學開始轉變、開始脱離經學羈絆的是梁啓超。
梁啓超是康氏的入室弟子，依常理説，是繼承康氏學統最適當的人物；然而因爲康、梁二氏性格的不同，而終於分手。關於這一點，梁氏自己説得很清楚：
啓超與康有爲有最相反之一點：有爲太有成見，啓超太無成見。其應事也有然，其治學也亦有然。有爲常言“吾學三十歲已成。此後不復有進，亦不必求進。”啓超不然，常自覺其學未成，且憂其不成，數十年日在旁皇求索中。…… [44]
關於康、梁二氏離合的經過，梁氏也説得很詳盡：
啓超年十三，與其友陳千秋同學於學海堂，治戴、段、王之學。……越三年，而康有爲以布衣上書被放歸，舉國目爲怪。千秋、啓超好奇，相將謁之，一見大服，遂執業爲弟子。共請康開館講學，則所謂萬木草堂是也。……啓超治《僞經考》，時復不慊於其師之武斷，後遂置不復道。其師好引緯書，以神祕性説孔子，啓超亦不謂然。……
啓超自三十以後，已絶口不談“僞經”，亦不甚談“改制”。而其師康有爲大倡設孔教會……啓超不謂然，屢起而駁之。……持論既屢與其師不合，康、梁學派遂分。…… [45]
梁氏對於康氏，始從而終離，除性格不同的原因外，治學途徑的變異亦是一大關鍵。康氏始終是經學家，其談史也只是爲了治經。因爲康氏是經學家，所以始終談“僞經”，談“改制”，甚至於以神祕性談孔子。梁氏已由經師弟子轉變而爲新史學家，所以留意於“我國舊思想之總批判及其所認爲今後新思想發展應遵之途徑。”梁氏的友人林志鈞爲梁氏編輯遺稿時，曾有很明確的話。他説：
知任公者，則知其爲學雖數變，而固有其堅密自守者在，即百變不離于史是已。觀其髫年即喜讀《史記》、《漢書》；居江户，草中國通史；又欲草世界史及政治史、文化史等。所爲文，如《中國史叙論》、《新史學》及傳記、學案，乃至傳奇小説，皆涵史性。其《歷史研究法》，則其治史之方法論。而《政治思想史》、《美文及其歷史》、《近三百年學術史》、《佛教史》諸篇，皆爲文化史之初稿。……任公先生之於文化史，亦朝夕常言之。…… [46]
梁氏雖由經師弟子轉變而爲新史學家，但他的史學思想顯然地受了今文學的刺激而接收進化論的史觀。代表這種見解的，是光緒二十八年（公元一九〇二年）所發表的《新史學》一文。他首先批評舊有的史學，以爲“兹學之發達，二千年於兹矣；然而陳陳相因，一邱之貉，未聞有能爲史界闢一新天地，而令兹學之功德普及於國民”。他再進而指出舊史學的四個“病源”：“一曰知有朝廷而不知有國家”，“二曰知有個人而不知有羣體”，“三曰知有陳迹而不知有今務”，“四曰知有事實而不知有理想”。於是結果“汗牛充棟之史書，皆如蠟人院之偶像，毫無生氣，讀之徒費腦力”。因而斥責“中國之史，非益民智之具，而耗民智之具”。梁氏於批評舊史學之後，提出他對於新史學的界説：“第一，……叙述進化之現象”；“第二，……叙述人羣進化之現象”；“第三，……叙述人羣進化之現象而求得其公理公例” [47] 。他的全部史觀建築在進化論之上！而且不僅以叙述歷史的演進現象爲滿足，並進而探求歷史演進的基因，浸浸乎和最近的釋古派的理論相近！
梁氏在《新史學》發表的前一年，曾發表《中國史叙論》一文，其見解也和這相同。他以爲根據他的新史學的界説，“雖謂中國前者未嘗有史，殆非爲過”。因爲他以爲“近世史家之本分，與前者史家有異。前者史家不過記載事實；近世史家必説明其事實之關係與其原因結果。前者史家不過記述人間一二有權力者興亡隆替之事，雖名爲史，實不過一人一家之譜牒；近世史家必探察人間全體之運動進步，即國民全部之經歷及其相互之關係” [48] 。這種史觀，在現在看來，雖已成爲老生常談，並没有什麽新奇可喜之處；然在四十年前，確是中國史學界的“颶風”、“火山大噴火”與“大地震”呢！（這是梁氏加於康氏三書的形容詞）
林志鈞恭譽梁氏，説：“際此鄙僿怐陋舉世昏睡之日，任公獨奮然以力學經世爲己任。……其始也，言舉世所不敢言，爲舉世所未嘗爲，而卒之登高之呼，聾發瞶振；雖老成夙學亦相與驚愕而漸即於傾服。所謂思想界之陳涉，視同時任何人，其力量殆皆過之！” [49] 就全部思想界説，梁氏是否是“陳涉”，尚有商榷的餘地；但就四十年前的史學界説，梁氏卻確是揭竿而起、登高而呼的草莽英雄陳涉呢！
梁氏的學問趣味雖屢變，史學的著作雖很繁多，但進化論的思想始終或多或少的支配着他的史觀。——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梁氏講演《研究文化史的幾個重要問題》，仍認歷史的一部分現象是進化的（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四册，文集之四十，頁一至七）。——自然，在現在，單純的進化論的見解是否毫無疵瑕，已成問題；而且梁氏是否能澈底的根據這個史觀以完成一部權威的史學著作，也可懷疑。然而，梁氏由經今文學而接受進化論，由進化論而使中國史學發動轉變，梁氏在現代史學史上確已有其不可磨滅的功績。
終梁氏的一生，雖“著作等身”，但始終未能完成一部權威的劃時代的史學著作，這原因或亦只能於梁氏的性格方面得到解釋。梁氏對於自己的批評十分嚴格而正確。他説：
啓超之在思想界，其破壞力確不小，而建設則未有聞。……啓超務廣而荒，每一學，稍涉其樊，便加論列。故其所述著，多模糊影響籠統之談；甚者純然錯誤。及其自發現而自謀矯正，則已前後矛盾矣。
他之所以有這種弊病，他自謂由於“生性之弱點”：
啓超……保守性與進取性常交戰於胸中，隨感情而發，所執往往前後相矛盾。嘗自言曰：“不惜以今日之我，難昔日之我。”
啓超以太無成見之故，往往徇物而奪其所守。……啓超“學問慾”極熾，其所嗜之種類亦繁雜。每治一業，則沈溺焉，集中精力，盡抛其他。歷若干時日，移於他業，則又抛其前所治者。以集中精力故，故常有所得；以移時而抛故，故入焉而不深。……啓超雖自知其短，而改之不勇。 [50]
梁氏的史學著作的缺點，雖不致如他自己對於他的一般學術思想的批評之甚；但“模糊影響籠統之談”，“往往前後相矛盾”，與“入焉而不深”的弊病，確時時表現於他的史學著作中。即死前數年所著的《中國歷史研究法》及所講的《研究法續編》亦都不免。不過梁氏的性格，一方面有其弱點，一方面亦有其長處。林志鈞稱他“款摯而坦易，胸中豁然無所蓋覆，與人言，傾囷竭廩，懇懇焉惟慮其不盡”。 [51] 當屬可信。因爲具有這種性格，所以他樂於接受當代後輩的影響，而不儼然以開山大師自居。如“五四”以後，因胡適、梁漱溟的著作與理論，而撰著《先秦政治思想史》、《墨子學案》等史學著作，即其顯例 [52] 。這種氣度與修養，在當代學者間殊少其比。假使“天假之年”，實是著撰中國文化史的較適宜的人選。然而如林志鈞所説：“邇者中國社會史問題論戰方始，任公不及參與討論焉，即此已不可謂非學術界之一損失。” [53] 平素嘗説：士大夫或知識分子們，有不當早死而竟死者。就史學家言，梁啓超與王國維都是不應死而竟早死者。
八
使中國史學完全脱離經學的羈絆而獨立的是胡適。崔適只是以經今文學兼及史學，夏曾佑只是由經今文學轉變到史學，梁啓超也只是逐漸脱離經今文學而計劃建設新史學。只有胡適，他才是了解經今文學、經古文學、宋學的本質，接受經今文學、經古文學、宋學的文化遺産，而能脱離經今文學、經古文學與宋學的羈絆，以嶄新的立場，建築新的史學。轉變期的史學，到了他確是前進了一步。胡適爲什麽會有這樣的業績？除了個人的天才與學力的原因之外，我們不能不歸因於時代的反映。“五四”運動前後本是中國社會飛躍的一個時期，而胡適正是以“代言者”的姿態踏上了這一個時期。異日如有人專究現代中國以及胡適的史學，如果忽略了第一次世界大戰的爆發、中國民族資本主義的擡頭、西洋進化論思想的發展以及中國戊戌以來文化水準的提高等等史實，他將決不能了解胡適，而且也決不能了解中國轉變期的史學！
胡適的歷史哲學與歷史方法論很清楚的很簡潔的表現在他自己的兩篇文章裏：一是《介紹我自己的思想》（即《胡適文選自序》） [54] ，一是《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第一篇的《導言》。在前一篇文章裏，他將十年内一百四五十萬字的三集《胡適文存》選了二十二篇文字，分爲五組：第一組選録《演化論與存疑主義》、《杜威先生與中國》等六篇，泛論思想的方法；第五組選録《國學季刊發刊宣言》、《古史討論的讀後感》等四篇，代表他對於整理國故問題的態度與方法。前者和他的歷史觀有關，後者和他的方法論有關。他説：他的思想受兩個人的影響最大：一位是赫胥黎，一位是杜威。赫胥黎教他怎樣懷疑，教他不信任一切没有充分證據的東西；杜威教他怎樣思想，教他處處顧到當前的問題，處處顧到思想的結果。换句話説，就是存疑主義（agnosticism）與實驗主義（pragmatism）建立起他的全部思想，而同時建立起他的史觀。存疑主義與實驗主義都是由達爾文的生物進化論派生的，所以簡括地説，胡氏也和轉變初期的史學家相同，都受着進化論的影響，只是比他們更了解得透澈而能更圓滑的應用而已。在方法論方面，他提出兩個基本方法：“一個是用歷史演變的眼光追求傳説的演變，一個是用嚴格的考據方法來評判史料”，而“這不過是赫胥黎、杜威的思想方法的實際應用”。所以胡氏的史觀與方法論仍然是“一以貫之”。在《中國哲學史大綱·導言》一篇，對於歷史方法論，有較具體的説明。他説：研究哲學史有三個目的：一是“明變”，二是“求因”，三是“評判”。但要達到這三個目的，先須做一番“述學”的工夫。所謂“述學”，第一步是“審定史料”，第二步是“整理史料”。審定史料的證據可分五種：一是“史事”，二是“文字”，三是“文體”，四是“思想”，合稱爲“内證”；五是“旁證”。整理史料的方法約有三端：一是“校勘”，二是“訓詁”，三是“貫通”。胡氏的一切史學著作雖不能説完全依着這步驟，達到這目的；但在他自己，確以爲是在很客觀的向着這方面努力。
是不是完全如胡氏自己所説，他只在接受西洋文化，受着赫胥黎和杜威兩人的思想的影響呢？不是的。胡氏究竟是中國人，他一樣的受着中國文化遺産的培養。依個人的私見，胡氏與其説用西洋的思想來整理“國學”——其實只是廣義的史學，不如説集合融會中國舊有的各派學術思想的優點，而以西洋某一種的治學的方法來部勒他，來塗飾他。他平素稱譽朱熹，稱譽戴震，固然因爲這兩位學者治學的精神與方法有些近於所謂西洋的科學精神與科學方法，不僅僅因爲他們也是安徽人；但很顯然的，胡氏及其同派者都繼承了宋學的懷疑的精神，採用了漢學古文派的考證的方法。我們只能説前修未備，後學加密，卻不能説他們和宋學派及漢學的古文學派毫無學術上的關聯。宋學家，如歐陽修疑《易·繫辭》《文言》以下非孔子所作，蘇軾譏《書·康王之誥》爲失禮，朱熹説《詩》《邶》、《鄘》、《衛》、《鄭》、《陳》各《風》多淫泆之辭，蘇轍指《周禮》是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作，王安石斥《春秋》爲“斷爛朝報”，李覯、司馬光批評《孟子》的史識，他們的方法固然有時欠精審，但他們的疑古的精神和胡氏及其同派者所叫喊的“上帝尚可以批評”，“拿證據來” [55] ，不是一脈相通嗎？至於胡氏與清代考證學，即漢代古文學所派生的學問，不僅有密切的關係，而且完全接受他們治學的業績與方法，更是非常明顯。在《中國哲學史·導言》裏，他談文字，談校勘，談訓詁，稱譽戴震、王念孫、王引之、俞樾、孫詒讓、章炳麟以及盧文弨、孫星衍、顧廣圻這一班樸學大師。蔡元培在這部書的序文裏，説他“生在世傳‘漢學’的績溪胡氏，稟有‘漢學’的遺傳性，雖自幼進新式的學校，還能自修‘漢學’，至今不輟”。梁啓超也説“績溪諸胡之後有胡適者，亦用清儒方法治學，有正統派遺風”。 [56] 這種恭譽的話，胡氏並不否認，而且坦然地接受，這能説他和漢學古文派没有關係嗎？
胡氏及其同派者，除承受宋學的精神與漢學古文派的方法以外，對於清末高度發展的漢學今文派的思想體系，實也有一脈相承之概。《中國哲學史》和以前出版的中國哲學研究著作，無論中國人或日本人寫作的，有兩個最大不同之點，即：一，中國哲學思想不始於堯、舜、禹、湯、文、武、周公，而始於老子與孔子；老、孔以前的思想史料，不採用《尚書》而採用《詩經》。這在現在，似不足驚爲新異；但在當時，民八“五四”以前，卻是頗大膽的“嘗試”。然而，這種思想的來源，不是很顯然的受了康有爲《孔子改制考》一書的影響嗎？中國文化既然始於孔子，堯、舜、文、武不過是儒家托古的人物，《帝典》、《臯陶》不過是儒家托古的禮制，則爲史而治史，爲信史而撰史，將這些僞裝的人物和書籍一筆撇開，不是很合理的方法嗎？其次，胡氏的古代哲學史所以能將老、孔、墨諸子等視齊觀，或者已受章炳麟“諸子學”和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 [57] 等文的影響，但康氏《孔子改制考》一書，説諸子都是“托古改制”，意在尊崇孔子，實則夷孔子與諸子並列，不能不説是曾給了胡氏以思想上的啓示。又其次，如胡氏説“論《春秋》的真意，應該研究《公羊傳》和《穀梁傳》，晚出的《左傳》最没有用” [58] ；説秦焚書不是古代哲學中絶的真原因 [59] ；説諸子不出於“王官”，《漢書·藝文志》“諸子略”並未能説明諸子産生的原因 [60] ；這些理論，或是襲用今文學的見解，或是由今文學的見解而加以擴大、加以轉變。
關於胡氏這一派和今文學的關係，錢玄同有更忠實的叙述。他説：“一九〇九，細繹劉申受（逢禄）與龔定盦（自珍）二人之書，始背師（章太炎師專宗古文，痛詆今文）而宗今文家言。……自一九一一讀了康、崔二氏之書，乃始專宗今文。” [61] 又自述受業崔適的經過，説：“自一九一一（辛亥）至一九一三（民國二），此三年中，玄同時向崔君質疑請益；一九一四年（民國三）二月，以札問安，遂自稱弟子。” [62] 他初由章炳麟研究文字學，後由崔適接受今文學。他的《答顧頡剛書》，他的《重論經今古文問題》，更其是他論《左傳》與《國語》的關係問題，都帶有非常濃厚的今文學的色彩 [63] 。胡氏的弟子顧頡剛也曾叙述到他和今文學的關係。“自從讀了《孔子改制考》的第一篇之後，經過了五六年的醖釀，到這時始有推翻古史的明瞭的意識和清楚的計劃。”又説：“我的推翻古史的動機固是受了《孔子改制考》的明白指出上古茫昧無稽的啓發，到這時而更傾心於長素先生（有爲）的卓識。” [64] 總之，胡氏及其同派者的學術思想繼承着今文學的思想體系而加以擴大，加以轉變，是無可諱言的。
那末，他們是今文學者的“流風餘韻”嗎？那又不然。他們不是經學家而是史學家，他們不是舊的史學家而是新的轉變期的史學家。胡適説自己“不主張‘今文’，也不主張‘古文’” [65] 。錢玄同説自己“從一九一七以來，思想改變，打破‘家法’觀念，覺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 [66] 顧頡剛説：“我對於今文家的態度總不能佩服。……他們拿辨僞做手段，把改制做目的，是爲運用政策而非研究學問。” [67] 他們由今文學胎育出來，而結果卻否定今文學，這便是中國現代學術界演變的歷程！錢玄同去姓而自稱“疑古玄同”，其實“疑古”已成這一派的標幟而與“考古”、“釋古”成爲中國現代史學三派之一了。就“疑古派”所研究的史料與方法而論，或可稱爲“記載考證派”，以與“考古派”之稱爲“遺物考證派”相别。所謂“記載考證派”，因爲他們的材料限於記載的書本，而他們的方法不出於史實的考證而已。
胡氏《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的出版，恰當着“五四運動”的發展 [68] ，曾風行一時。過了三年，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梁啓超在北京大學哲學社講演，曾加以批評 [69] ，但也不過指出本書的若干缺點，並未能將“疑古派”的史觀與方法論的缺陷加以暴露。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以後，中國學術思想界，更其是史學方面，漸趨複雜。當時批評胡氏的文章頗多，而以李季的批判一書最爲熱辣 [70] ，然而並未引起胡氏的答辯。顧氏《古史辨》出版後的經過也和這大致相同。當第一册初出版時 [71] ，很引起學術界的趣味；但不久接上來的是許多深刻的批評 [72] ，其中較熱辣的是馬乘風的一篇批判文字 [73] 。平心而論，一種歷史哲學或一種歷史方法論，都有其優點，也都不免有其缺點，而其優點與缺點且每每隨着社會的時代的進展而無法遮掩，只有歷史的本身才是客觀的公平的批判者。“疑古派”在中國史學史上自有其不可一筆抹煞的業績，他們繼承今文學的思想體系，採用古文學的治學方法，接受宋學的懷疑精神，而使中國的史學完全脱離經學而獨立，這在中國學術演進史上是不能不與以特書的。至於他們的史料限於記載的書本，他們的研究方法仍不免帶有主觀的成見，他們的研究範圍僅及於秦、漢以前的古史以及若干部文學著作，因之，他們的成績不免消極的破壞多於積極的建設。至於進化論、存疑主義與實驗主義，應否應用於史觀，則“見仁見智”，“是亦一無窮，非亦一無窮”，在簡短的本篇只好暫存而不論；而況在這派學者中，對這種思想，究竟了解到怎樣的程度，應用到怎樣的階段，也未能一概而論呢。
九
對於疑古派的研究方法提出修正意見的是“考古派”，這派的代表者，在初期有王國維，在後期有李濟。這派的起源並不後於疑古派，但他們能卓然自成一派，以舆疑古派平分中國現代史學界，卻在疑古派形成之後。這派與今文學和宋學已可説毫無關係，與古文學的治學方法雖有學統上的一點聯繫，但到了後期（最近），連這一點聯繫也在若有若無之間。這派和我所説的史料派有密切的關係，但比史料派前進了或深入了一步。史料派只注意史料的發現、搜集與整理；至於整理後的史料應如何與中國已有的史學配合或如何修正中國史學，他們可存而不論。至於考古派，他不僅注意新的史料與舊的史學的關聯，而且因而建立他們的歷史方法論，因而建立他們的史觀。到了這派的後期學者，中國史學不僅脱離經學的羈絆，而且脱離中國一切以往舊文化的羈絆；遠古的史料，而處以嶄新的技術，中國史學到此已完全宣告獨立，誰能否認這是中國史學的大進步呢？
王國維的治學生涯可分爲幾個時期，因之，他的成就也是多方面的。關於前者，治學的分期，羅振玉和王氏的弟國華説得很清楚 [74] 。大概從甲午中、日戰争以後到辛亥革命是他治學的前期；這時期，他初受康有爲、梁啓超政論的影響，由教育學而心理學而哲學而文學史與文學批評；在文學批評方面，有很高的成就 [75] 。從辛亥革命以後一直到他的自殺（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是他治學的後期；這時期，他受羅振玉史料學的影響，由古文字學而古史學而西北民族史地研究；在古史學方面，建樹起另一學派。關於後者，他的學問的成就，陳寅恪也有很明晰的説明。他説：
其學術内容及治學方法，殆可舉三目以概括之者。一曰取地下之實物與紙上之遺文互相釋證；凡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如《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鬼方》、《昆吾》、《獫狁考》等是也。二曰取異族之故書與吾國之舊籍互相補正；凡屬於遼、金、元史事及邊疆地理之作，如《萌古考》及《元朝祕史》之主因亦兒堅考等是也。三曰取外來之觀念與固有之材料互相參證；凡屬於文藝批評及小説戲曲之作，如《紅樓夢評論》及《宋元戲曲考》《唐宋大曲考》等是也。 [76]
這三類的著作都可包括於廣義的史學，但影響於中國史學界最大的卻是第一類，即陳氏所謂“屬於考古學及上古史之作”。
叙述王氏的古史學，須追溯到殷虚甲骨文字的發現及其研究。關於這方面，近人的著述已多，擬不再辭費 [77] 。大概甲骨的收藏始於王懿榮；拓印始於劉鶚；文字研究始於孫詒讓；史學研究始於羅振玉，而實始於王國維；王氏是將甲骨學由文字學演進到史學的第一人。王氏在這方面的代表著作，有《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續考》、《殷周制度論》 [78] 、《殷虚卜辭中所見地名考》、《殷禮徵文》以及《古史新證》 [79] 等。王氏史學的業績，不僅在於論斷的精審，而是在於方法的縝密。他所以非僅僅屬於史料派的學者在此，他所以有别於疑古派而能卓然自成考古派也在此。王氏是一位很篤實淳樸的學者，只顧自“立”，不願“破”他，對於歷史方法論的論争不大願意參加。羅振玉在民國十二年（癸亥，公元一九二三年）爲《觀堂集林》作序，曾轉述王氏的話，説：“君嘗謂今之學者於古人之制度文物學説無不疑，獨不肯自疑其立説之根據。”這是很明顯的對於疑古派不滿的話。後來，王氏在《古史新證》第一章《總論》裏，才肯定的提出自己的見解。他説：“上古之事，傳説與史實混而不分。史實之中，固不免有所緣飾，與傳説無異；而傳説之中，亦往往有史實爲之素地。二者不易區别，此世界各國之所同。”這種承認傳説之史學研究上的價值，比今文學派及疑古派將傳説一筆勾消，使中國悠久的歷史只剩了東周以來的下半截，實較爲審慎。他指斥疑古派的缺點，説：“至於近世，乃知孔安國本《尚書》之僞，《紀年》之不可信，而疑古之過，乃併堯、舜、禹之人物而亦疑之。其於懷疑之態度及批評之精神，不無可取；然惜於古史材料未嘗爲充分之處理。”最後提出自己的方法論。他説：“吾輩生於今日，幸於紙上之材料外，更得地下之新材料。由此種材料，我輩因得據以補正紙上之材料，亦得證明古書之某部分全爲實録。即百家不雅馴之言，亦不無表示一面之事實。此二重證據法，惟在今日，始得爲之。”他所謂紙上的史料，有（一）《尚書》，（二）《詩》，（三）《易》，（四）《五帝德》及《帝繫姓》，（五）《春秋》，（六）《左氏傳》、《國語》，（七）《世本》，（八）《竹書紀年》，（九）《戰國策》及周、秦諸子，（十）《史記》；所謂地下的材料僅有（一）甲骨文字與（二）金文兩種。他自稱這講義爲《古史“新”證》，這“新”字正所以自别於疑古派。所以如果我們稱疑古派爲“記載考證派”，則考古派實可稱爲“遺物考證派”。記載考證派不過以紙上的材料與紙上的材料相比較，以考證古史的真僞；而遺物考證派則以地下的材料與紙上的材料相比較，以考證古史的真象。兩派的不同，不僅在於材料的種類，而在於比較的方法。疑古派偏於破壞僞的古史，而考古派則以建設真的古史爲職志。目的不同，方法各異，於是他們研究的結論亦自不相一致了。
那末，王氏研究的結論是否偏於保守的而爲傳統的史學派（即泥古派或信古派）張目呢？那決不然。王氏研究古史，原在闡明殷商時代社會的真相，但給予古史學以巨大的影響的，卻在打破夏、商、周三代王統道統相承之傳統的觀念。因爲據古文學派的解釋，商、周兩朝是同父異母的兩個兄弟的子孫所建立。商的始祖是契；他的母親是簡狄，他的父親是帝嚳。周的始祖是棄，即后稷；他的母親是姜嫄，他的父親也是帝嚳。既然棄也是帝嚳的兒子，爲什麽姜嫄要將他的兒子棄於“陋巷”、“平林”和“寒冰”呢？關於這，古文學者有許多奇怪的不能自圓其説的解釋 [80] 。到了王氏，他根據地下的新史料以與紙上的舊史料相比較，以爲殷、周的典章制度都不相同，顯然的是兩個系統。於是王氏的弟子徐中舒撰《殷商文化之蠡測》一文 [81] ，直言殷、周係屬兩種民族。甚至於胡適、傅斯年也都受這種見解的影響 [82] 。三代王統道統相承之傳統的觀念到此已完全由動摇而推翻了。王氏的學術思想無論在文字學、文學或史學方面，都是革新的；但他的私生活，受着羅振玉的牽掣，卻是反動的。前進的理論與後退的實踐無法調和，所以他最後只得出於自殺的一途以解決一切。陳寅恪説他是以生命貢獻給“超越時間地域之理性” [83] ，雖亦確有理由，但恐怕還不是根本的原因呢！中國轉變期的新史學家有兩位“畸人”：一是夏曾佑，一是王國維。夏氏以醇酒自戕，而王氏則以蹈水悲劇終。知及之、勇不足以赴之的人每每有這種悲悶，這實是我們後學所當時常警惕的。
繼王氏之後而使考古派史學飛躍一步的是李濟。王氏的治學方法還和古文學的考證派有相當的關聯，而李氏則是純粹受西洋考古學的訓練的學者。李氏初回國，從事於仰韶文化（中國新石器時代文化）的發現，曾著有《西陰村史前的遺存》一書 [84] 。到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中研院成立；次年（公元一九二九年），李氏爲該院歷史語言研究所考古組主持安陽小屯殷墟的發掘。從這以後，殷商地下史料的獲得，才由偶然的發現進而爲科學的發掘；同時，地下史料的範圍也由甲骨而擴大到銅器、陶器以及其他材料。由“甲骨學”的名稱而轉變爲“小屯文化”、“青銅器時代文化”或“白陶文化”研究，以與前一時代的“仰韶文化”、“新石器時代文化”或“彩陶文化”研究相對，這正表示中國新史學發展的標幟。李氏和他的同事從事於安陽發掘，到民國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冬，先後共十四次；但《發掘報告》在上海可以見到的，只有四期；所研究的材料，也只限於前七次。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以後的材料，偶見於《田野考古報告》，但也不是系統的。這些研究報告的文章，大體都可以歸納於史料派，不在於本篇叙述範圍之内，故略而不提。就個人的私見，李氏所以不僅是史料派而可屬於史觀派中的考古派，因爲他不僅以發掘整理這地下的史料爲滿足，且進而解釋這些史料。代表這種解釋工作的是《殷虚銅器五種及其相關之問題》一文 [85] 。依據這篇文章研究的結果殷商文化不是單純的古代的中國文化，而是複合的文化。這文化有三個來源：一是本土的文化；代表這文化的是甲骨文字、龜卜、蠶桑業和一部分陶器。一是西土的文化，也就是和仰韶文化有關的文化；代表這文化的是陶業。一是南亞的文化；代表這文化的是稻米、水牛、青銅器中所含的錫，更其重要的是文身的民俗。仰韶文化是安特生（Andersson）等所發現 [86] ，他和小屯文化的關係較易推論 [87] ；但説殷商文化含有南亞文化的成分，則李氏以前決没有人這樣主張過。依這見解加以推論，則不僅西漢末年以後中國輸入印度文化，明末以來輸入西洋文化，即普通所謂秦、漢以前的中國固有文化也含有外來文化的成分了！這種見解已超出舊的單純的進化論，而和文化傳播論者（cultural diffusionist）或批評派（critical school）的文化人類學發生聯繫了！在中國文化人類學這一部門非常貧乏的現況之下，李氏這篇文章確是中國學術界進步的路標呢！
對於史料派及考古派加以批評的，在現代學人間，還不大見到。就我所知的，只有錢穆。錢氏大概將這兩派合稱爲考訂派；他説：“考訂派則震於科學方法之美名，往往割裂史實，爲局部窄狹之追究。以活的人事换爲死的材料。治史譬如治岩礦，治電力，既無以見前人整段之活動，亦於先民文化精神漠然無所用其情。彼惟尚實證，夸創獲，號客觀，既無意於成體之全史，亦不論自己民族國家之文化成績。” [88] 錢氏站在“通史致用”的觀點，要求治史者“附隨一種對其本國已往歷史之温情與敬意” [89] ，其出發點是情感的、公民的；考古派站在“考史明變”的觀點，希望治史者抱一種“無徵不信”的客觀的態度，其出發點是理智的、學究的。錢氏斥責他們爲“以活的人事换爲死的材料”，其實考古派也可以説自己是“將死的材料返爲活的人事的記載，以便治史者引起對於本國已往歷史之温情與敬意”。依個人的私見，這兩種見解並不是絶對對立的，考古派的研究方法雖比較瑣碎，研究的範圍雖比較狹窄，但這種爲史學基礎做打樁的苦工是值得贊頌的。錢氏説“治國史不必先存一揄揚夸大之私，亦不必抱一門户立場之見，仍當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 [90] 。所謂“於客觀中求實證”，考古派學者不是很好的伙伴嗎？
十
繼疑古派與考古派而崛起的是釋古派。胡適在《中國哲學史大綱》中雖然也曾提出治史的三個目的爲“明變”、“求因”與“批判”；但疑古派與考古派究竟多只做到“明變”的一部分工作，而没有達到“求因”與“批判”兩個目的。——考古派對於這兩個目的根本加以忽略；疑古派的“求因”工作每不是客觀的而流於臆説的，因之他們的“批判”也並不會完全中肯。——换句話説，疑古派與考古派只叙説歷史現象之如此，而没有深究歷史之所以如此；再换句話説，只是歷史之現象論，而非歷史之動力論。釋古派便是對於這種學術上的缺點而企圖加以補充。其次，或者更重要的，釋古派所以産生或者由於社會的原因。從民八“五四”以後，中國社會形態極變幻的能事，許多知識份子因不安於現狀而探究鴉片戰争以後中國現代社會的形態及其本質，因而再追溯産生這現代中國社會之以往各期的社會的形態及其本質，而且想用一種理論以解釋這各期社會形態與本質之所以形成及其轉變。釋古派注意社會史，而中國社會史研究成爲近十多年來中國史學界的專題，或者都可以於此得到解釋。所以釋古派與疑古派及考古派的另一異點，便是後兩派注意於局部的斷代的（時代之代，非朝代之代）研究，而釋古派則喜爲全面的通史的研究。
釋古派的初期代表人物是胡漢民。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下半年間，他在《建設》雜誌第一卷第三號上發表了一篇關於中國哲學史研究的文章，顯然的採用和胡適不同的觀點。胡漢民承認中國古代曾有井田制度，而井田制度的破壞實爲先秦諸子産生的原因。胡適受今文學的影響，否認中國古代曾有所謂井田制度；他在這年十一月間寫信給廖仲愷，説：這篇文章的全體，他是很佩服的；漢代哲學一段更有獨到的議論；而且他也並不是反對這研究的觀點，只似乎不必從井田破壞一方面着想。於是由哲學史的討論一變而爲井田制的有無與本質問題的論戰。當時參加這論戰的還有廖仲愷、朱執信、吕思勉和季融五諸人，一直討論到次年（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的五月，終於無結果而罷。 [91]
使釋古派發展而與疑古派、考古派鼎足而三地成爲中國轉變期的新史學的是郭沫若。郭氏在民國十七年（公元一九二八年）避居日本時，用杜衎的筆名，在《東方雜誌》上連續發表關於《易》、《詩》、《書》之社會背境與思想反映的研究文字，又在《思想》雜誌上發表《中國社會之歷史的發展階段》一文。次年（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又補作《卜辭中的古代社會》和《周金中社會史觀》二文，合編爲《中國古代社會研究》一書，於民國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三月在現代書局出版。在這部書的序文裏，他主張承接羅振玉、王國維的業績，而對於疑古派的所謂“整理國故”表示不滿。他説：
在目前，欲論中國的古學，欲清算中國的古代社會，我們是不能不以羅、王二家之業績爲其出發點了。
王國維……遺留給我們的是他的知識的産品，那好像一座崔巍的樓閣，在幾千年來的舊學的城壘上，燦然放出了一段異樣的光輝。
又説：
我們的“批判”有異於他們（按指胡適及其同派者）的“整理”。“整理”的究極目標是在“實事求是”，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在“實事之中求其所以是”。“整理”的方法所能做到的是“知其然”，我們的“批判”精神是要“知其所以然”。“整理”自是“批判”過程所必經的一步，然而它不能成爲我們所應該局限的一步。
這實是釋古派之坦白的宣言。
與郭氏同屬於釋古派而見解卻又歧異的是陶希聖。陶氏於民國十八年（公元一九二九年）到二十一年（公元一九三二年）間，繼續編寫《中國社會之史的分析》、《中國社會與社會革命》、《中國社會現象拾零》、《中國封建社會史》、《西漢經濟史》、《中國政治思想史》（未完）、《中國問題之回顧與展望》等，産量相當豐富。但因爲陶氏並不是單純的客觀研究的理論家，所以時被不同派系的人所指責；而且陶氏各書中的見解前後每不一致，所以更予人以指責的機會。對於陶氏各書指責得最熱辣的是翦伯贊所著書中的一段 [92] 。
從郭、陶二氏以後，釋古派的分裂與論争日甚一日，且已超出學術研究範圍之外。嵇文甫説從公元一九二八年（民國十七年）到一九三五年（民國二十四年）這六七年間，中國社會史的研究可分爲三個階段：第一是概説時期，第二是論戰時期，第三是搜討時期 [93] ；這話大致是正確的。在這時期中，能够以純粹學術研究的態度寫作的，有馮友蘭的《中國哲學史》。馮氏在本書中雖然没有很明顯的表白自己史學的立場，但他曾經説過“釋古一種應係史學之真正目的，而亦是中國史學之最新的趨勢” [94] 。在本書中，如他説“中國實只有上古與中古哲學，而尚無近古哲學”；因劃分“自孔子至淮南王爲子學時代；自董仲舒至康有爲爲經學時代” [95] 。關於子學時代哲學發達的原因，他反對胡適的見解，以爲“於其時政治制度、社會組織及經濟制度皆有根本的改變。” [96] 至於經學時代的出現，他以爲“秦、漢大一統，政治上定有規模，經濟社會各方面之新秩序亦漸安定。自此以後，朝代雖屢有改易，然在政治、經濟、社會各方面，皆未有根本的變化，各方面皆保其守成之局。……” [97] 這種以社會史的背景來説明哲學的産生與其演變，不能不認與釋古派聲息相通。此外如叙述“陰陽家思想中之宇宙間架”，叙述“五行”，叙述“陰陽家與科學”，叙述“《列子》中之機械論” [98] ，都和以往講述中國哲學史者不同其面貌。但“七七事變”以後，馮氏的思想論調已漸起變化 [99] ，而接受——或者接近——陳寅恪的見解，即所謂“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説，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 [100] ，更努力於海格爾歷史哲學中所謂“合”的工作 [101] ，企圖穩定宋、明理學的地位，以上承儒家的道統，而漸與釋古派分手了！
較馮氏《哲學史》一書稍後出而態度較爲明顯的是范壽康的《中國哲學史通論》 [102] 。在這部書的《緒論》裏，他主張以“社會的存在”説明“社會的意識”；所以他對於中國今後哲學思想的建立也恰與陳寅恪的見解不同。
釋古派自身的論争非常激烈，而别派所給予的指斥也很露骨，但都不免含有非學術的宗派的氣息，而未能爲冷静的客觀的論斷。比較能不以盛氣出之的，還是馮友蘭。他在馬乘風《中國經濟史》序文裏，説：“釋古一派之史學多有兩種缺陷：第一種是：……往往缺乏疑古的精神。……往往對於史料，毫不審查，見有一種材料，與其先入之見解相合者，即無條件採用。……第二種缺陷是……往往談理論太多……感覺他是談哲學，不是講歷史。……我們應當以事實解釋證明理論，而不可以事實遷就理論。”馮氏所不滿於一般的釋古派的，第一是方法問題，第二是技術問題；並非在於理論基礎。换言之，還是“人”的問題，“書”的問題，而不是“史觀”的本身問題。其次以較沈痛的語調出之的是錢穆。他在《國史大綱》的《引論》裏，説：“革新派之於史也，急於求智識，而怠於問材料。……其於史，既不能如記誦派所知之廣，亦不能如考訂派所獲之精。……彼之把握全史，特把握其胸中所臆測之全史。彼對於國家民族已往文化之評價，特激發於其一時之熱情，而非有外在之根據。其綰合歷史於現實也，特借歷史口號爲其宣傳改革現實之工具。彼非能真切沈浸於已往之歷史智識中，而透露出改革現實之方案。彼等乃急於事功而僞造智識者。”錢氏這些話固然不專指斥釋古派，梁啓超、胡適等亦在指斥之列，即他所説的革新派史學的三期，——由政治革命而文化革命而經濟革命——但他對於經濟革命論派更其沈痛；他説：“使此派論者有躊躇滿志之一日，則我國史仍將束高閣，覆醬瓿，而我國人仍將爲無國史智識民族也。”按釋古派的目的在於把握全史的動態而深究動態的基因；與錢氏所主張的“於客觀中求實證，通覽全史而覓取其動態” [103] ，並無根本的衝突。所成爲争辯的焦點在於歷史應否“求因”，及把握什麽以作求因的工具而已。不過國内自命爲釋古派的學人，每每熱情過於理智，政治趣味過於學術修養，偏於社會學的一般性而忽略歷史學的特殊性，致結果流於比附、武斷。但從民國八九年以來，釋古派因論争批評，也並非毫無進步；如果説這派發展，中國史學便要束閣覆瓿，那卻未免過慮了。
十一
“七七事變”以來，中國史學因中國社會的急變而亦起反應。這反應的現象，雖因時間短促，以及史學研究者本身生活的流離顛沛，而還没有劃時代的作品出世；但史學發展的幾兆，大概不出於擷取疑古、考古、釋古三派的優點，加以批判的綜合，而滲透以高度的争取民族解放的信念。章炳麟説：
國之有史久遠，則亡滅之難。自秦氏以訖今兹，四夷交侵，王道中絶者數矣。然猾者不敢毁棄舊章，反正又易。藉不獲濟，而憤心時時見於行事，足以待後。故令國性不墮，民自知貴于戎狄，非《春秋》孰維綱是？……孔子不布《春秋》，前人往不能語後人，後人亦無以識前；乍被侵略，則相安于輿臺之分。《詩》云：“宛其死矣，他人是偷。”此可爲流涕長潸者也！ [104]
這位民族主義的史學家的話是會萬古流傳的。中國史學有其悠久的歷史與光榮的地位，因之，我們可以相信中國也必然的會保持他的悠久的歷史與光榮的地位！
現在選録事變以來的史學著作，作爲中國現代史學家對於這非常期的獻禮！
周谷城《中國通史》精裝一册，平裝二册 開明 民國廿八年出版。
錢 穆《國史大綱》二册 商務 民國廿八年成，廿九年出版。
陳恭禄《中國史》第一册 一册 商務 民國廿八年成，廿九年出版。
吕思勉《中國通史》上册 一册 開明 民國廿九年出版。
羅根澤（編）《古史辨》第六册 一册 開明 民國廿七年出版。
蔣廷黻《中國近代史》一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郭廷以《近代中國史》第一册 一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成，廿九年出版。
郭廷以《近代中國大事誌》中央大學講義 民國廿八年成。
平 心《中國現代史初編》一册 香港國泰 民國廿九年出版。
馮自由《革命逸史》一册 商務 民國廿八年出版。
鄒 魯《廣州三月二十九日革命史》一册 商務 民國廿八年出版。
錢亦石（遺著）《近代中國經濟史》一册 生活 民國廿七年付印，廿八年出版。
蒙思明《元代社會階級制度》（《燕京學報》專號之十六）一册 哈佛燕京社 民國廿七年出版。
錢亦石（遺著）《中國政治史講話》一册 生活 民國廿七年付印，廿八年出版。
周谷城《中國政治史》一册 中華 民國廿九年出版。
張雁深《中法外交關係史》（法文本）一册 燕京大學法文朋友月刊社民國廿八年出版。
錢端升《民國政制史》平裝二册 商務 民國廿八年出版。
丘漢平《歷代刑法志》二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向林冰《中國哲學史綱要》一册 生活 民國廿八年出版。
朱謙之《中國思想對於歐洲文化之影響》一册 商務 民國廿九年出版。
劉大杰《魏晉思想論》一册 中華 民國廿八年出版。
徐世昌《清儒學案》木刻本，二百〇八卷，一百册。北平修綆堂代售 民國廿八年出版。（本書編製雖沿襲舊體，但取材宏博，爲四年來各書之冠，故附録於此）
譚丕模《清代思想史綱》一册 開明 民國廿六年稿，廿九年出版。
趙豐田《晚清五十年經濟思想史》（《燕京學報》專號之十八）一册 哈佛燕京社 民國廿八年出版。
湯用彤《漢魏兩晉南北朝佛教史》二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徐宗澤《中國天主教傳教史概論》一册 上海聖教雜誌社 民國廿七年出版。
鄭振鐸《中國俗文學史》二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郭箴一《中國小説史》二册 商務 民國廿八年出版。
李何林《近二十年中國文藝思潮論》一册 生活 民國廿九年出版。
鄭振鐸（編）《中國版畫史》第一輯四厚册，第二輯四厚册 良友代售民國廿九年出版。
張世禄《中國音韻學史》二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胡樸安《中國訓詁學史》一册 商務 民國廿八年出版。
姚名達《中國目録學史》一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張立志（編）《山東文化史研究甲編》齊魯大學國學研究所 民國廿八年出版。
徐松石《粤江流域人民史》一册 中華 民國廿八年出版。
王 庸《中國地理學史》一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顧頡剛、史念海《中國疆域沿革史》一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鄭肇經《中國水利史》一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李長傅《南洋史綱要》一册 商務 民國廿七年出版。
李仲融《希臘哲學史》一册 開明 民國廿六年成，廿九年出版。
王克仁《西洋教育史》一册 中華 民國廿八年出版。
王光祈（遺著）《西洋美術史入門圖本》及《説明書》二册 中華 民國廿八年出版。
王光祈（遺著）《西洋音樂史綱要》二册 中華 民國廿八年出版。
陳高傭（主編）《中國歷代天災人禍表》九册，圖表一册印刷中。暨南大學研究委員會 民國廿八年付印，廿九年出版。
蔡尚思《中國歷史新研究法》一册 中華 民國廿九年出版。
歐陽頤、薛仲三《兩千年中西曆對照表》一册 商務 民國廿五年脱稿，廿六年排版成，因戰事被燬重排，廿九年出版。
〔附註一〕本文只將五十年來之史學趨勢爲極概略的叙述；關於這時期内的一般史學著作，更其是關於西洋史的編著，歐、美歷史哲學與歷史方法論的介紹，因爲範圍頗廣，材料頗多，非本文篇幅所能容納，擬另文叙述。
〔附註二〕本篇是史的叙述，對於當代師友，仿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之例，概直書姓名，不加師、先生、君等敬稱，以求簡潔，希讀者諒之。
民國三十年元旦起草，一月十六日完成。
原載《學林》第四期（一九四一年二月）
* * *
[1] 中國史學萌芽於殷商，係根據最近“小屯文化”的發現。可參考董作賓《帚矛説》（《骨臼刻辭研究》）一文，見《安陽發掘報告》第四期。
[2] 《春秋》一書，經古文學派認爲孔子所修，可參考晉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經今文學派認爲孔子所作，可參考清康有爲《孔子改制考》“六經皆孔子改制所作考”；新史學家錢玄同認爲《春秋》與孔子無關，可參考《答顧頡剛先生書》，見《古史辨》第一册，及《重論今古文問題》，見同上書第五册。
[3] 關於這，柳詒徵《中國文化史》第三編第十章《考證學派》有一段很明確的話。他説：“吾謂乾、嘉諸儒所獨到者，實非經學，而爲考史之學。……諸儒治經，實皆考史。或輯一代之學説（如惠棟《易漢學》之類），或明一師之家法（如張惠言《周易虞氏義》之類），於經義亦未有大發明，特區分畛域，可以使學者知此時代此經師之學若此耳。其於《三禮》，尤屬古史之制度，諸儒反覆研究，或著通例，或著專例，或爲總圖，或爲專圖，或專釋一書，或博考諸制，皆可謂研究古史之專書。……”（頁三七八至三七九）。
[4] 見《國故論衡》中《原經》篇，頁七〇（浙江圖書館木刻本）。
[5] 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節及第二十節，頁六及頁五一至五二（《飲冰室合集》本，專集第九册，專集之三十四）。
[6] 見《暨南學報》第一卷第一號，民國二十五年二月出版。
[7] 馮原文云：“我曾説過：中國現在史學，有信古、疑古、釋古三種趨勢。就中釋古一種，應係史學之真正目的，而亦是現在中國史學之最新的趨勢。”按馮文成於民國二十五年十月，馬書出版於二十六年十一月。
[8] 見錢穆《國史大綱》引論第二節及第三節，頁三至六（民國二十九年七月商務印書館出版，上海未發售）。
[9] 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出版《明清史料》甲編第一册序言。
[10] 據《孔子改制考》重刊本康氏題記。原文云：“光緒丁酉印於上海。戊戌、庚子，兩奉僞旨焚板禁行。越二十年，庚申，重刊於京師。壬戌成，冬印行。”按丁酉爲光緒二十三年，公元一八九七年。戊戌爲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庚子爲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庚申爲民國九年，公元一九二〇年；壬戌爲民國十一年，公元一九二二年。
[11]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先生之哲學，進化派哲學也。中國數千年學術之大體，大抵皆取保守主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古時，日趨而日下。先生獨發明《春秋》三世之義，以爲文明世界在於他日，日進而日盛。蓋中國自創意言進化學者，以此爲嚆矢焉。先生於中國史學，用力最深，心得最多，故常以史學言進化之理。以爲中國始開於夏禹。其所傳堯、舜文明事業，皆孔子所托以明義，懸一至善之鵠，以爲太平世之倒影現象而已。……先生於是推進化之運，以爲必有極樂世界在於他日，而思想所極，遂衍爲大同學説。”（《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文集之六，頁七二至七三）
又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以改制言《春秋》，以三世言《春秋》者，自南海始也。……三世之義立，則以進化之理釋經世之志……而導人以向後之希望、現在之義務。……”（《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頁九九）
[12] 梁啓超《論中國學術思想變遷之大勢》：“夫三世之義，自何邵公以來，久闇忽焉。南海之倡此，在達爾文主義未輸入中國以前，不可謂非一大發明也。”（《飲冰室合集》，文集之七，頁九九）又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有爲著此書（指《大同書》）時，固一無依傍，一無勦襲，在三十年前，而其理想與今世所謂世界主義、社會主義者多合符契，而陳義之高且過之。嗚呼！真可謂豪傑之士也已。”（見第365頁註①）
[13] 梁啓超《南海康先生傳》：“先生……年十八，始遊朱九江（按即朱次琦）先生之門，受學焉。……凡六年而九江卒。……乃屏居獨學於南海之西樵山者又四年。……既出西樵，乃遊京師。其時西學初輸入中國，舉國學者莫或過問；先生僻處鄉邑，亦未獲從事也。及道香港、上海……乃悉購江南製造局及西教會所譯出各書讀之。彼時所譯者……於政治、哲學，毫無所及；而先生以其天稟學識，别有會悟。……”（見第370頁註①）
[14] 嚴譯《天演論序》末署“光緒丙申重九”；又導言《察變》案語：“斯賓氏迄今尚存，年七十六矣。”考斯賓塞生於公元一八二〇年，卒於公元一九〇三年；自生年數至光緒丙申，亦適爲七十六週年。蔡元培《最近五十年之中國哲學》：“五十年來介紹西洋哲學的，要推侯官嚴復爲第一。……他譯的最早，而且在社會上最有影響的，是赫胥黎的《天演論》。……嚴氏譯《天演論》的時候，本來算激進派。……”（見申報館出版《最近之五十年》蔡文頁一至二）
[15]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頁一〇。
[16] 據《僞經考》重刊本康氏題記。原文云：“光緒辛卯，初刊於廣州，各省五縮印。甲午，奉旨燬板。戊戌、庚子，兩奉僞旨燬板，丁巳冬重刊於京城。戊午秋七月成。更甡記。”按辛卯爲光緒十七年，公元一八九一年。甲午爲二十年，公元一八九四年。戊戌爲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庚子爲二十六年，公元一九〇〇年。丁巳爲民國六年，公元一九一七年。戊午爲七年，公元一九一八年。
[17] 《史記探原》凡例：“凡稱師，謂曲園也。漢儒但稱師説，宋儒猶然。《論語集注》‘愚問之師曰’，謂延平也。今用其例。”按曲園即俞樾。
[18] 崔説見《史記探原》卷三“《秦始皇帝本紀》第六”及卷一《序證》“《古文尚書》”，卷八“《儒林列傳》第六十一”；康説見《新學僞經考》卷一《秦焚六經未嘗亡缺考》，頁四至五，及卷三上《漢書藝文志辨僞》，頁七至十一；文繁不録。
[19] 崔氏於宣統三年（公元一九一一年）二月致錢玄同書：“知漢古文亦僞，自康君始。下走之於康，略如攻東晉《古文尚書》者惠定宇於閻百詩之比。雖若‘五德’之説與《穀梁傳》皆古文學，‘文王稱王’、‘周公攝政’之義並今文説，皆康所未言；譬若自秦之燕，非乘康君之舟車至趙，亦不能徒步至燕也。”見錢玄同《重論今古文問題》（《古史辨》第五册，頁二四）。
[20] 繆書見范希曾《書目答問補正》卷二頁二，國學圖書館本。
[21] 梁啓超《亡友夏穗卿先生》：“穗卿和我都是從小治乾、嘉派考證學有相當修養的人，到我們在一塊兒的時候，我們對於從前所學生極大的反動。不惟厭他，而且恨他。……清儒所做的漢學，自命爲‘荀學’；我們要把當時壟斷學界的漢學打倒，便用‘禽賊禽王’的手段去打他們的老祖宗——荀子。”（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五册，文集之四十四上，頁二一）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四節：“啓超……講學最契之友，曰夏曾佑、譚嗣同。曾佑方治龔、劉今文學。每發一義，輒相視莫逆。其後啓超亡命日本，曾佑贈以詩，中有句曰：‘……冥冥蘭陵（荀卿）門，萬鬼頭如蟻。……袒裼往暴之，一撃類執豕。酒酣擲杯起，跌宕笑相視。頗謂宙合間，只此足歡喜。……’此可想見當時彼輩‘排荀’運動實有一種元氣淋漓景象。”（見第365頁註①）又夏曾佑《中國古代史》頁三三七至三三八：“蓋漢儒……皆出荀子。……《荀子·仲尼》篇……《臣道》篇……以固寵無患，崇美諱敗，爲六經之微旨，則流弊胡所不至。荀子死於秦前，幸耳。荀子而生於秦皇、漢武之世，有不爲文成、五利者乎？”按此書仍採排荀的主張。
[22] 梁啓超《與碎佛書》：“……具悉近狀，云何失館，而棲蕭寺？窮歲客況，聞之悽愴……念兄家計，勉集綿薄。……顧此區區，恐未有濟。……儕輩之中，咸稍蘇息；獨君鬱鬱，窮蹙益甚。……”註：“碎佛，夏穗卿先生號。”按此書作於光緒二十二年，當公元一八九六年（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一册，文集之一，頁一一一）。
[23] 關於夏曾佑的生卒年月，各書頗多歧誤。夏氏的生年，梁啓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中未提及。梁氏從子廷燦所編《歷代名人生卒年表》亦只云生於清咸豐（見頁二七六）。夏元瑮所撰《夏曾佑傳略》，云生於咸豐癸亥十月，年六十二（見《第一次中國教育年鑑》戊編，第九，頁四一一）。按咸豐無癸亥年，自咸豐任何一年數至民國十三年（或十二年），亦均超過六十二，當是“同治癸亥”之誤。同治二年癸亥，當公元一八六三年；下至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適爲六十二年。夏氏的卒年，據梁文末署“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穗卿死後六日”，則夏氏卒於民國十三年（公元一九二四年）四月十七日；梁廷燦書亦云夏氏卒於“民國十三，甲子，一九二四”；但夏元瑮《傳略》云：“民國十二年三月十五日卒，時年六十二歲。”年、月、日均不同。按《傳略》“民國十二年”當係“民國十三年”之誤，因同治二年至民國十二年，爲六十一年，非六十二年。至月日或以《傳略》爲是，因梁僅係根據夏氏家族的函告。容異曰再考訂之。
[24] 本段本頁第三行起引號“”中文，都摘自梁啓超《亡友夏穗卿先生》（見本頁註①）。
[25] 見《晨報副鐫》民國十三年四月份及《東方雜誌》第二十一卷第十號。
[26] 繆文期數待查。據王鍾麒（伯祥）面告，夏書改版在“一二八”之前，確曾爲撰跋。事變以後，跋文大概遺失，故未附印。
[27] 馬君武譯爲《物種原始》，中華書局出版，今從夏氏原文。夏氏《中國古代史》第一編第一章第一節“世界之初”：“昔之學人篤於宗教，每多入主出奴之意。今幸稍衰，但用以考古而已。至於生物學家者，創於此百年以内，最著者英人達爾文（Darwin）之《種源論》（Origin of Species）。其説本於考察當世之生物與地層之化石，條分縷析，觀其會通，而得物與物相嬗之故。由古之説，則人之生爲神造；由今之説，則人之生爲天獉獉獉獉獉演獉。其學如水火之不相容，……先舉此以告學者，庶幾有所别擇焉。”（頁一至二）。又如頁一〇：“故凡今日文明之國，其初必由漁獵社會以進入遊牧社會。自漁獵社會改爲遊牧社會，而社會一大進。”如頁一一：“故凡今日文明之國，其初必又由遊牧社會以進入耕稼社會。自遊牧社會改爲耕稼社會，而社會又一大進。……我族則自包犧已出漁獵社會，神農已出遊牧社會矣。”如同頁：“大凡人類初生，由野番以成部落，養生之事次第而備，而其造文字，必在生事略備之後。”如頁二四：“禹乃確立傳位之定法；蓋專制之權漸固，亦世運進步使然，無所謂德之隆替。”如頁二九：“中國若無周人，恐今日尚居草昧。……中國之有周人，猶泰西之有希臘。”如頁三五：“羣之由分而合也，世運自然之理。物競争存，自相殘賊。歷千餘年，自不能不由萬數減至十數。”（按指春秋、戰國諸侯之争霸）如頁七〇：“春秋之時，人事進化，駸駸有一日千里之勢。鬼神術數之學，遂不足以牢籠一切。……至老子遂一洗古人之面目。”如頁一六六：“秦以前爲古人之世界，秦以後爲今日之世界。”如頁一八〇：“僖公十八年傳，鄭伯始朝於楚，楚子賜金……曰：無以鑄兵。……是其時以銅爲兵。而《史記·范雎傳》云：鐵劍利而勇士倡，則知戰國已用鐵爲兵矣。即西人所謂銅刀期與鐵刀期也。”如頁一八三：“古今人羣進化之大例，必學説先開，而政治乃從其後。……至戰國時……一曰宗教之改革。此爲社會進化之起原，即老、孔、墨三大宗是也。……四曰財政之改革。井田之制……以近人天演學之理解之，則似不能有此。……其實情蓋以大地爲貴人所專有，而農夫皆附田之奴……至秦商君，乃克去之，此亦社會進化之一端。”如頁三八三：“循夫優勝劣敗之理，服從强權，遂爲世界之公例。威力所及，舉世風靡。弱肉强食，視爲公義。於是有具智仁勇者出，發明一種反抗强權之學風，以扶弱而抑强。此宗教之所以興，而人之所以異於禽獸也。”都在應用進化論的理論。
[28] 已見前第（五）康有爲節及第371頁註④。
[29] 參閲《中國古代史》原書“目録”便知，文繁不録。
[30] 見原書第一篇第二章第二十三節“春秋制度之大概”，頁一七八。
[31] 見原書第二篇第一章第一節“讀本期歷史之要旨”，頁二二五。
[32] 見原書第一篇第一章第四節“古今世變之大概”，頁五至六。
[33] 公元一八九四年，法人拉克伯里（Perrien de Lacouperie）著《中國古文明西源論》（ Western Origin of the Early Chinese Civilization ），以爲中國黄帝即巴比倫巴克族的酋長，率族東遷而來中國。一八九九年（明治三十九年），日人白河次郎、國府種德合著《支那文明史》，採用這説。一九〇四年（光緒三十年，原書用孔子紀元，署紀元二千四百五十五年），留日學生所組織的東新譯社將這書譯出，改稱爲《中國文明發達史》。當時這説很流行於中國學術界，如章炳麟的《序種姓》（《檢論》），丁謙的《中國人種從來考》（《穆天子傳考證》），黄節的《種源篇》，劉師培的《思祖國篇》、《華夏篇》、《國土原始論》，蔣智由的《中國人種考》等都附和這説。獨夏曾佑《中國古代史》説：“據下文最近西曆一千八百七十餘年後，法、德、美各國人數次在巴比倫故墟掘地所發見之證據觀之，則古巴比倫人與歐洲之文化相去近，而與吾族之文化相去遠，恐非同種也。”（見第一篇第一章第三節“中國種族之原”，頁三至五）
[34] 原書第二篇第三十六節至第四十一節，述匈奴之政治及其世系（頁三〇〇至三一〇）；第四十二節至第五十九節，述西域、西羌、西南夷、百越、朝鮮、日本（頁三一〇至三三四）。
[35] 見原書第一篇第一章第十七節“堯、舜”，頁二〇。
[36] 見原書第一篇第二章第十節“孔子之六經”，頁七七至九〇。
[37] 見原書第一篇第二章第二十二節“周、秦之際之學派”，頁一七五至一七八。
[38] 見原書第二篇第一章第六十二節“儒家與方士分離即道教之原始”，頁三四〇至三四三。
[39] 桑原騭藏《中等東洋史》，二卷，出版於明治三十一年，當清光緒二十四年，公元一八九八年。有樊炳清譯本，於光緒二十五年（公元一八九九年）由東文學社出版。又光緒三十年（公元一九〇四年），泰東同文局出版桑原氏《東洋史課本》，不署譯者姓名。同年，科學書局出版桑原氏著、周同俞譯的《中等東洋史教科書》。光緒三十二年（公元一九〇六年），文明書局又出版同上書；都見於《涵芬樓地字書目》。又“一二八”前商務印書館出版“本版書目”内載有金爲譯桑原氏的《東洋史要》一書，今已絶版，未見。
[40] 見原書第二編第一章第七十五節頁三八九及第二章第三十九節頁五二一。
[41] 按當時受日本東洋史研究者的影響，不僅夏氏一人。劉師培於光緒末年間曾編著《中國歷史教科書》二册，由國學保存會出版，其體裁亦與夏書相同。
[42] 引語都録自梁啓超《亡友夏穗卿先生》一文，見第374頁註①。
[43] 見《中國古代史》第二篇第一章第七十四節“三國末社會之變遷下”，頁三八九。
[44] 見《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六節，見第365頁註①。
[45] 見《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五、二十六節。頁六一至六五。
[46] 見《飲冰室合集·序》頁三。
[47] 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四册，文集之九，頁一至一一。
[48] 見同上書，文集第三册，文集之六，頁一。
[49] 見《飲冰室合集·序》頁二。
[50] 引語都見《清代學術概論》第二十六節，頁六三至六六。
[51] 見《飲冰室合集·序》頁三。
[52] 錢穆《國學概論》第十章“最近期之學術思想”説：“梁任公談諸子，尚在胡適之前；然其系統之著作，則皆出胡後。因胡氏有《中國哲學史》，而梁氏遂有《先秦政治思想史》。因胡氏有《墨辯新詁》（未刊），而梁氏遂有《墨經校釋》、《墨子學案》諸書。……”（見該書下册頁一四三）鄙意梁氏的《先秦政治思想史》尊奉儒家，蓋受梁漱溟《東西文化及其哲學》一書的影響。梁啓超晚年在清華研究院講學，宣揚王學，或亦受梁漱溟的影響。
[53] 見《飲冰室合集·序》頁三。
[54] 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下册卷五頁六二九至六四六。
[55] 上句見胡適《人權論集序》，已收入《胡適論學近著》卷五頁六二五。下句見《介紹我自己的思想》，《胡適論學近著》卷五頁六三三。
[56] 見梁啓超《清代學術概論》第二節，頁六。
[57] 章氏論“諸子學”九篇，見《章氏叢書·國故論衡》卷下。梁文見《飲冰室合集》文集第三册，文集之七，係光緒二十八年作。
[58] 見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上卷，頁九八。
[59] 見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頁三八四至三八七。
[60] 見胡著《中國哲學史大綱》再版本附録《諸子不出於王官論》。該文原載《太平洋》雜誌一卷七號，後收入《胡適文存》初集。
[61] 見《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僞叢書》，已收入《古史辨》第一册頁二九至三一。
[62] 見《重論經今古文問題》，收載《古史辨》第五册，頁二四至二五。
[63] 《答顧頡剛先生書》，見《古史辨》第一册頁六七至八二。《重論經今古文問題》本係標點本《新學僞經考序》，載在北京大學《國學季刊》第三卷第二號，後加增改，收載《古史辨》第五册頁二二至一〇一。
[64] 見顧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頁四三。
[65] 見《中國哲學史大綱》卷上頁九八。
[66] 見《論今古文經學及辨僞叢書》。
[67] 見顧編《古史辨》第一册《自序》。
[68] 本書初版發行於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二月。
[69] 《評胡適之中國哲學史大綱》，現收入《飲冰室合集》，文集第十三册，文集之三十八，頁五〇至六八。
[70] 當時《新社會雜誌》、《讀書雜誌》及《二十世紀雜誌》上都有批評胡氏《哲學史》的文章。李季的《胡適中國哲學史大綱批判》一書出版於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後又收入《我的生平》一書中。
[71] 《古史辨》第一册出版於民國十五年（公元一九二六年）六月。
[72] 張蔭麟《評近人對於中國古史之討論》見《學衡》第四十期。陸懋德《評顧頡剛〈古史辨〉》，見《清華學報》三卷二期。梁園東《古史辨的史學方法商榷》，見《東方雜詁》二十七卷二十二、二十四號。鄭振鐸《湯禱篇——古史新辨之一》，見《東方雜誌》三十卷一號。
[73] 見馬乘風初版的《中國經濟史》第一册第四編第四章《顧頡剛〈古史辨〉批判》，頁四八五至五四〇。本書出版於民國二十四年（公元一九三五年）五月，由中國經濟研究會發行。馬書以後由商務印書館發行，將第四章完全删去。
[74] 羅振玉《觀堂集林序》：“光緒戊戌……君年二十有二。君方治東西文字，繼又治泰西哲學。歲丁未（按即光緒三十三年，公元一九〇七年），君有《静庵文集》之刻。戊申（按即次年）以後……又治元、明以來通俗文學，時則有《曲録》之刻，而《宋元戲曲史》亦屬草於此時。……辛亥之變……航海居日本，自是始盡棄前學，專治經史，日讀注疏盡數卷，又旁治古文字聲韻之學。甲寅（按即民國三年，公元一九一四年），君與余共考釋《流沙墜簡》，余考殷虚文字，亦頗采君説。丙辰（按即民國五年，公元一九一六年）之春，君自日本歸……撰述乃益富。丁巳（按即次年），君撰《殷卜辭中所見先公先王考》及《殷周制度論》，義據精深，方法縝密，極考證家之能事。”見商務新印本《海寧王静安先生遺書》第一册。又王國華《静安遺書序》：“十八，丁中、日之戰，變政議起，先君以康、梁疏論示先兄，先兄於是棄帖括而不爲。二十二，入時務報館，兼學東瀛、西歐文學，好叔本華、尼采之書，是爲先兄治新學之始。於譯述外，凡整理宋、元以來劇曲之稿率成於其時。……會上虞羅叔言（按即羅振玉之字）……以古學期先兄，是爲先兄治甲骨金石史地之始。嗣後二十年間，由古文字而古史而西北民族史地，學問著述，世所共知。”見同上。
[75] 見吴文祺《近百年來的中國文藝思潮》第四段“王國維的文藝思潮”，載《學林》第二輯頁一六三至一七七。
[76] 見陳寅恪《王静安先生遺書序》。
[77] 可參考董作賓《甲骨年表》（載民國十九年八月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二分），邵子風《甲骨書録解題》（民國二十四年十一月商務出版），容媛《金石書録目》卷七甲骨類（民國十九年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單刊乙種之二）。又拙著《關於甲骨學》，係通俗文字，現收入《開明活葉文選》及傅東華編商務出版《高中國文》。
[78] 三文都見《觀堂集林》卷九、卷十。
[79] 《卜辭中所見地名考》見《王静安遺書》第十一册《觀堂别集》卷一頁十七至十八。《殷禮徵文》見同書第二十四册。《古史新證》原係清華研究院講義；民國十六年載《國學月報》第二卷八期至十期；民國十九年，載入《燕大月刊》第七卷第二期。民國二十四年，趙萬里以王氏手藁本印行。
[80] 可參考《毛詩正義》卷十七《大雅·生民》篇。
[81] 見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第二本第三分，於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四月出版。
[82] 胡適撰《説儒》一文，見《胡適論學近著》第一集上册頁三至八一；傅斯年撰《周東封與殷遺民》一文，見同上書附録頁八二至八九；都受殷周異民族説的影響。傅氏又撰《夷夏東西説》一文，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下册頁一〇九三至一一三四。按胡著成於民國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春，傅前文成於民國二十年（公元一九三一年）春，後文成於二十三年（公元一九三四年）春。
[83] 見陳寅恪《王静安先生遺書序》。
[84] 此書於民國十六年（公元一九二七年），由清華大學研究院出版。西陰村在山西夏縣。
[85] 見《慶祝蔡元培先生六十五歲論文集》上册，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出版，爲中研院歷史語言研究所《集刊外編》第一種。
[86] 另詳擬寫《新史料》一文。安氏撰《中華遠古之文化》（ An Early Chinese Culture ），見《地質彙報》第五號，北平地質調查所民國十二年（公元一九二三年）出版，英文本，附袁復禮節譯本。安氏因仰韶所發現的彩陶與中亞蘇薩（Susa）及安諾（Anau）相同，而主張中國民族係從西方移住東方。與以前拉克伯里氏所主張的“舊西來説”相别，而可稱爲“新西來説”。參看第376頁註⑥。
[87] 李濟曾撰《小屯與仰韶》一文，載《安陽發掘報告》第二期，推論小屯、仰韶兩期文化的關係。
[88] 見《國史大綱》上册《引論》頁三。
[89] 見《國史大綱》“凡讀本書請先具下列諸信念”，頁一。
[90] 見《國史大綱》上册《引論》頁一〇。
[91] 關於這次論戰的文獻見《胡適文存》初集，胡漢民著、黄昌穀編《唯物史觀舆倫理之研究》，柯岑（Kokin）著、岑紀譯《中國古代社會》附録。
[92] 見翦伯贊《歷史哲學教程》頁一五四至一六〇。
[93] 見中國經濟研究會出版馬乘風著《中國經濟史》第一册序，頁一至五。商務版亦曾收載。
[94] 見《中國經濟史·序》。
[95] 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二篇《經學時代》，第一章《汎論經學時代》，頁四九二至四九三。
[96] 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一篇《子學時代》，第二章《汎論子學時代》，頁三〇。
[97] 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頁四九三。
[98] 見馮友蘭《中國哲學史》第二篇《經學時代》第二章《董仲舒與今文經學》（二），頁四九八；（四），頁五〇三。第三章兩漢之際讖緯及象數之學（九），頁五七三。（按原書目録遺奪）第五章《南北朝之玄學》上（四），頁六一九。
[99] 馮友蘭自“事變以來，已寫三書。曰《新理學》，講純粹哲學。曰《新事論》，談文化社會問題。曰《新世訓》，論生活方法。……書雖三分，義則一貫。”自謂“所謂‘天人之際’‘内聖外王之道’，‘合名曰《貞元三書》’”（引語見《新世訓》自序）。前兩書在商務印書館出版，後一書在開明書店出版。又《新事論》一書，上海未發售。
[100] 陳寅恪在馮著《中國哲學史》“審查報告三”説：“竊疑中國自今日以後，即使能忠實輸入北美或東歐之思想，其結局當亦等於玄奘唯識之學，在吾國思想史上既不能居最高之地位，且亦終歸於歇絶者。其真能於思想上自成系統，有所創獲者，必須一方面吸收輸入外來之學説，一方面不忘本來民族之地位。此二種相反而適相成之態度，乃道教之真精神，新儒家之舊途徑，而二千年吾民族與他民族思想接觸史之所詔示者也。”（頁四）
[101] 馮著《中國哲學史·自序》二：“吾之觀點之爲正統派的，乃係用批評的態度以得之者。故吾之正統派的觀點，乃海格爾所説之‘合’，而非其所説之‘正’也。”（頁一）
[102] 馮著《中國哲學史》第一篇成於民國十九年（公元一九三〇年），在神州國光社出版；第二篇成於民國二十二年（公元一九三三年），於次年，合第一篇在商務印書館出版。范著《中國哲學史通論》成於民國二十五年（公元一九三六年），於次年“七七事變”前在開明書店出版。
[103] 見第393頁註①。
[104] 見章炳麟《國故論衡》卷中《原經》，頁七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