導論

【 經的定義 】中國經學,就時間方面説,僅從西漢初年起計算,已經有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就分量方面説,僅據《四庫全書總目》經部著録,已經有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然而,經的定義是什麽,到現在還是一個争辯未決的問題。

我們要曉得經的定義,先要曉得經學上的學派。經學的學派,下文擬另節叙説,現在只要先知道大概可分爲四派:一、“西漢今文學派”,二、“東漢古文學派”,三、“宋學派”,四、“新史學派”。對於經的定義一問題,“宋學派”及“新史學派”不甚注意,但“西漢今文學派”(以下簡稱今文派)與“東漢古文學派”(以下簡稱古文派)卻是各有主張,而且争辯非常激烈。

今文派以爲經是孔子著作的專名。孔子以前,不得有經;孔子以後的著作,也不得冒稱爲經。他們以爲經、傳、記、説四者的區别,由於著作者身份的不同;就是孔子所作的叫做經,弟子所述的叫做傳或叫做記,弟子後學輾轉口傳的叫做説;一如佛教稱佛所説的爲經、禪師所説的爲律、爲論的不同。所以他們以爲只有《詩》、《書》、《禮》、《樂》、《易》、《春秋》是孔子手作,可以稱經。而《樂》在《詩》與《禮》中,本没有經文,所以實際上只有“五經”這個名辭可以成立。總之,依今文派説,所謂經,只有《詩》三百〇五篇,《書》今文二十八篇,《儀禮》十六篇(《喪服傳》爲子夏作,不計),《易》的《卦辭》、《爻辭》、《象辭》、《彖辭》四種,以及“斷爛朝報”似的《春秋經》。對於這主張堅決地提出的,始於清龔自珍《六經正名》及《六經正名答問》諸文。其後如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廖平的《知聖篇》以及康有爲的《新學僞經考》諸書,亦時有更明確更有系統的解説。

古文派與今文派相反,以爲經只是一切書籍的通稱,不是孔子的六經所能專有。在孔子以前,固然已有所謂經;在孔子以後的群書也不妨稱爲經。他們以爲經、傳、論的不同,不是由於著作者的身份的區别,而只是由於書籍版本長短的差異。經的本義是綫,就是訂書的綫,也就是《論語》上所謂“韋編三絶”的“韋編”。古代經書竹簡,長短是有一定的,或二尺四寸,或一尺二寸(見鄭玄《論語序》)。傳是“專”的假借字,專在《説文》釋爲六寸簿,所以傳就是比經短點的書本。論,古僅作“侖”,比次竹簡,使有次第,就稱爲論;《論語》之所以得名,就因爲他是將孔子師弟問答編次成帙的緣故。所以他們以爲經是一切群書的通稱,如《國語·吴語》“挾經秉枹”,則兵書可以稱經;王充《論衡·謝短篇》“至禮與律獨經也”,則法律可以稱經;《管子》有《經言》、《區言》,則教令可以稱經;《漢書·律曆志》援引《世經》,則歷史可以稱經;《隋書·經籍志》著録《畿服經》,則地志可以稱經;《墨子》有《經上》、《經下》篇,《韓非子·内外儲説篇》另立綱要爲經,《老子》到漢代鄰氏次爲經傳,賈誼書有《容經》,則諸子也可以稱經。總之,依古文派説,經是一切書籍的通稱,不能佔爲五經、六經、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等經書的專名。對於這主張堅決地系統地提出的,始於近人章炳麟《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及《原經》諸文。

此外,還有立場於駢文學派的見地,而提出經的定義的。他們以爲經是經緯組織的意思。六經中的文章,多是奇偶相生,聲韻相協,藻繪成章,好像治絲的經緯一樣,所以得稱爲經;换言之,六經的文章大抵是廣義的駢文體,也就是他們所謂“文言”。所以其他群書,只要是“文言”的,也可以稱爲經;如《老子》稱爲《道德經》,《離騷》稱爲《離騷經》等。這派是始於清代反桐城派的駢文學家阮元,到近人劉師培著《經學教科書》,更提出比較有系統的主張。

對於經的定義,以上三派,駢文學家借《易經》的《文言》以自重,近於附會,固不足取;但古文派過於空泛,今文派過於狹窄,也未見得使我們心服。總之,經是中國儒教書籍的尊稱,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所以經的定義逐漸演化,經的領域也逐漸擴張,由相傳爲孔子所删訂的六經擴張到以孔子爲中心的其他書籍,如《孟子》、《爾雅》等。

【 經的領域 】依上節所説,經的領域,因歷代儒教徒意識形態的不同而逐漸擴張,所以在前代的記載上,每每有六經、五經、七經、九經、十經、十二經、十三經及十四經、二十一經等等的稱號。

六經 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者爲“六經”,始見於《莊子·天運篇》。稱六經爲“六藝”,始見於《史記·滑稽列傳》。其後班固《漢書·藝文志》襲用劉歆《七略》,編次儒教經典的書籍,稱爲“六藝略”;所謂六藝,亦就是六經。

五經 六經去《樂》,稱爲“五經”。唐徐堅等《初學記》説:“古者以《易》、《書》、《詩》、《禮》、《樂》、《春秋》爲六經。至秦焚書,《樂經》亡,今以《易》、《詩》、《書》、《禮》、《春秋》爲五經。”按《樂經》的有無,今古文學的主張完全不同。依今文學説,《樂》本無經,樂即在《詩》與《禮》之中。依古文學説,《樂》本有經,因秦焚書而亡失。上舉的《初學記》,可視爲古文學説之一例。今文家對於這主張最説得透澈的,首推清邵懿辰《禮經通論》。邵氏説:“樂本無經也。……夫聲之鏗鏘鼓舞,不可以言傳也;可以言傳,則如制氏等之琴調曲譜而已。……樂之原在《詩》三百篇之中,樂之用在《禮》十七篇之中。……欲知樂之大原,觀三百篇而可;欲知樂之大用,觀十七篇而可;而初非别有《樂經》也。……先儒惜《樂經》之亡,不知四術有樂,六經無樂,樂亡非經亡也。周、秦間六經、六藝之云,特自四術加以《易》、《春秋》耳。”據他的意見,五經而稱爲六經,完全是習慣的關係;因爲古代樂正崇四術(《詩》、《書》、禮、樂)以教士,後來加以《易》、《春秋》,遂稱六經;其實樂本來是没有文字的。(或又主張六經去《春秋》而稱五經;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按這説不甚通行。)

七經 “七經”的名稱始見於《後漢書·趙典傳》,又見於《三國志·蜀書·秦宓傳》。清全祖望《經史問答》解釋説:“七經者,蓋六經之外,加《論語》。東漢則加《孝經》而去《樂》。”清柴紹炳《考古類編》解釋説:“有稱‘七經’者,五經之外,兼《周禮》、《儀禮》也。”據這二説,則七經有三義:一以《詩》、《書》、《禮》、《樂》、《易》、《春秋》、《論語》爲七經,二以《詩》、《書》、《禮》、《易》、《春秋》、《論語》、《孝經》爲七經。三以《詩》、《書》、《儀禮》、《周禮》、《禮記》、《易》、《春秋》爲七經。

九經 “九經”的名稱始見於《唐書·儒學傳·谷那律傳》。柴紹炳《考古類編》説:“有稱‘九經’者,七經之外,兼《論語》、《孝經》也。”清皮錫瑞《經學歷史》説:“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據這二説,則九經有二義:一以《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春秋》、《論語》、《孝經》爲九經;一以《易》、《書》、《詩》、《儀禮》、《周禮》、《禮記》、《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爲九經。

十二經 “十二經”的名稱始見於《莊子·天道篇》。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以爲有三義:一以《詩》、《書》、《禮》、《樂》、《易》、《春秋》六經,又加六緯,爲十二經。二以爲《易》上下經,並孔子《十翼》,爲十二經。三以爲《春秋》十二公爲十二經。其後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説:“唐太和中,復刻‘十二經’,立石國學。”這十二經是指《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

十三經 “十三經”的名稱始於宋。皮錫瑞《經學歷史》説:“唐分《三禮》、《三傳》,合《易》、《書》、《詩》爲九。宋又增《論語》、《孝經》、《孟子》、《爾雅》爲十三經。”明顧炎武《日知録》亦説:“唐時立之學官,則云九經者,《三禮》、《三傳》,分而習之,故云九也。……宋時程、朱諸大儒出,始取《禮記》中之《大學》、《中庸》,及進《孟子》,以配《論語》,謂之四書。本朝因之,而十三經之名始立。”據這説,則以《易》、《書》、《詩》、《周禮》、《儀禮》、《禮記》、《春秋左傳》、《公羊傳》、《穀梁傳》、《論語》、《孝經》、《爾雅》、《孟子》爲十三經。

十四經 此外還有“十四經”的名稱,蓋附《大戴禮記》於十三經。宋史繩祖《學齋佔畢》説:“先時,嘗併《大戴記》於十三經末,稱十四經。”

二十一經 又清代段玉裁主張於十三經外,應增《大戴禮記》、《國語》、《史記》、《漢書》、《資治通鑑》、《説文解字》、《周髀算經》、《九章算術》八書,爲二十一經,以爲這些都是保氏(周官掌教國子的)書數之遺。見章炳麟《檢論·清儒篇》。

總之,經的領域逐漸擴大,現在依普通的習慣,以十三經爲限。因爲十四經的名稱不甚普遍,而二十一經不過是清代樸學家個人的主張。

【 經的次第 】經的定義及經的領域兩問題以外,經的次第也是經學上一個素被忽略而其實非常重要的問題。對於經的次第,“宋學派”及“新史學派”無甚意見,但今古文學派卻仍是争辯不決。

六經的次第,今文學派主張(1)《詩》,(2)《書》,(3)《禮》,(4)《樂》,(5)《易》,(6)《春秋》。而古文學派主張(1)《易》,(2)《書》,(3)《詩》,(4)《禮》,(5)《樂》,(6)《春秋》。他們兩派除在爲行文便利而偶爾顛倒外,決不隨便亂寫。現先將今古文學派的證據列下,然後加以説明。

今文學説:

(1)《莊子·天運篇》:“丘治《詩》、《書》、《禮》、《樂》、《易》、《春秋》。”

(2)《莊子·天下篇》:“《詩》以道志,《書》以道事,《禮》以道行,《樂》以道和,《易》以道陰陽,《春秋》以道名分。”

(3)董仲舒春秋繁露·玉杯篇》:“《詩》、《書》序其志,《禮》、《樂》純其養,《易》、《春秋》明其知。”

(4)司馬遷《史記·儒林傳》序漢初傳經諸儒,説:“自是之後,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於燕則韓太傅。言《尚書》自濟南伏生。言《禮》自魯高堂生。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春秋》,於齊、魯自胡母生,於趙自董仲舒。”(按依今文説,樂本無經,故缺。)

(5)《荀子·儒效篇》:“《詩》言是其志也,《書》言是其事也,《禮》言是其行也,《樂》言是其和也,《春秋》言是其微也。”(按缺《易》。)

(6)《商君書·農戰篇》:“《詩》、《書》、《禮》、《樂》、《春秋》。”(按亦缺《易》。)

(7)《淮南子·泰族訓》:“温惠淳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禮》之爲也;寬裕簡易者,《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春秋》之靡也。”(按《易》序偶亂。)

(8)《禮記·經解》:“其爲人也,温柔敦厚,《詩》教也;疏通知遠,《書》教也;廣博易良,《樂》教也;潔静精微,《易》教也;恭儉莊敬,《禮》教也;屬辭比事,《春秋》教也。”(按《易》及《樂》序偶亂。)

(9)《禮記·王制》:“順先王《詩》、《書》、《禮》、《樂》以造士。”

(10)《莊子·徐无鬼篇》:“横説之則以《詩》、《書》、《禮》、《樂》。”

(11)《荀子·儒效篇》:“故《詩》、《書》、《禮》、《樂》之歸是矣。”

(12)《論語·泰伯篇》:“興於《詩》,立於《禮》,成於《樂》。”

(13)《論語·述而篇》:“《詩》、《書》、執禮,皆雅言也。”

古文學説:

(1)班固《漢書·藝文志》“六藝略”序六經次第,首《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樂》,次《春秋》。

(2)《漢書·儒林傳》:“漢興,言《易》自淄川田生;言《書》自濟南伏生;言《詩》,於魯則申培公,於齊則轅固生,燕則韓太傅;言《禮》則魯高堂生;言《春秋》,於齊則胡母生,於趙則董仲舒。”又下文序漢儒傳經的次第,亦是先《易》,次《詩》,次《禮》,次《春秋》,與《史記·儒林傳》不同。(按古文説,《樂經》亡佚,故缺。)

(3)班固《白虎通德論·五經篇》:“五經何謂也?《易》、《尚書》、《詩》、《禮》、《樂》也。”(按未及《春秋》。)

(4)許慎《説文解字序》:“其稱《易》孟氏、《書》孔氏、《詩》毛氏、《禮》《周官》、《春秋》左氏、《論語》、《孝經》,皆古文也。”(按孟氏當作費氏,説見康有爲《新學僞經考·説文序糾謬》及章炳麟《檢論·清儒篇》。)

(5)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易》有施、孟、梁丘、京氏;《尚書》,歐陽、大小夏侯;《詩》,齊、魯、韓、毛;《禮》,大小戴;《春秋》,嚴、顔,凡十四博士。”又下文序諸儒傳經次第,亦是先《易》,次《書》,次《禮》,次《春秋》,與《漢書·儒林傳》合,與《史記·儒林傳》不同。(按“毛”字衍文,説見顧炎武《日知録》“史文衍字”條及皮錫瑞《經學歷史》“經學昌明時代”章。)

(6)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序録:“五經六籍,聖人設教……今以著述早晚,經義總别,以成次第,出之如左。”按下文次第,一、《周易》;二、《古文尚書》;三、《毛詩》;四、《三禮》;五、《春秋》。又説:“《周易》雖文起周代,而卦肇伏犧;既處名教之初,故《易》爲七經之首。……《古文尚書》,既起五帝之末,理後三皇之經,故次於《易》。……《毛詩》既起周文,又兼商頌,故在堯、舜之後,次於《易》、《書》。……《周》、《儀》二禮,并周公所制,宜次文王。……《春秋》既是孔子所作,理當後於周公,故次於《禮》。”按六經次第,與《漢書·藝文志》相同。

(7)唐長孫無忌《隋書·經籍志》序諸儒傳經次第,亦先《易》,次《書》,次《詩》,次《禮》,次《春秋》,與《漢書·藝文志》相同。

今古文學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是有意義的。所謂意義是什麽呢?就是古文學的排列次序是依六經産生時代的早晚,今文學卻是按六經内容程度的淺深。古文學家以《易經》的八卦是伏犧畫的,所以《易》列在第一。《書經》中最早的篇章是《堯典》,較伏犧爲晚,所以列在第二。《詩經》中最早的是《商頌》,較堯、舜又晚,所以列在第三。《禮》、《樂》,他們以爲是周公所作,在商之後,所以列在第四、第五。《春秋》是魯史,經過孔子的删改,所以列在第六。這理由,在上引的《經典釋文》序録裏,已經説得很明白。至於今文學家對於六經次第的排列,頗含有教育家排列課程的意味。他們以《詩》、《書》、《禮》、《樂》是普通教育或初級教育的課程,所以列在先;《易》、《春秋》是孔子的哲學、社會學及政治學的思想所在,可以説是孔子的專門教育或高級教育的課程,所以列在後。又《詩》、《書》是符號的(文字的)教育,《禮》、《樂》是實踐的(道德的)陶冶,所以《詩》、《書》列在最先,《禮》、《樂》列在其次。這理由,就上引的《春秋繁露·玉杯篇》的文句,也可以窺見大概。

但是我們如果進一步的詢問,古文學家爲什麽以時代的早晚爲六經次第的標準,而今文學家爲什麽又依程度的淺深爲標準呢?這就不能不論及這兩派對於孔子觀念的不同。古文學家視孔子爲一史學家。他們以爲六經都是前代的史料,所謂“六經皆史”;孔子只是前代文化的保存者,所謂“述而不作,信而好古”。孔子既是將前代的史料加以整理以傳授後人,則六經的次第應當按史料産生的早晚而排列。今文學家視孔子爲教育家、哲學家、政治家。他們以爲六經固有前代的史料,但這只是孔子“託古改制”的工具。孔子所着重的,不在於六經的文字事實,而在於六經的微言大義;這正如孟子讚美《春秋》所説,“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孔子既是一位改制的“素王”,則六經的次第當然要按程度的淺深而排列。至於這兩派的觀察究竟孰優,現因限於篇幅,暫略而不論。(可參考拙著《經今古文學》“經今古文異同示例”章。)

【 六經與孔子 】儒教的經典,以孔子爲中心,這是很顯然的事實;但孔子與六經的關係究竟密切到怎樣的程度,换言之,即六經是否全部分或一部分爲孔子所制作或删述,則自來經學家的意見殊不一致。

對於孔子删定六經的史迹,記載得比較地有系統的,當推《史記·孔子世家》。《孔子世家》説:“孔子之時,周室微而《禮》、《樂》廢,《詩》、《書》缺。(孔子)追迹三代之禮,序《書傳》,上紀唐、虞之際,下至秦繆,編次其事。曰:‘夏禮,吾能言之,杞不足徵也;殷禮,吾能言之,宋不足徵也;足,則吾能徵之矣。’觀殷、夏所損益,曰:‘後雖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質。周監二代,郁郁乎文哉!吾從周。’故《書傳》、《禮記》自孔氏。孔子語魯太師:‘樂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縱之,純如,皦如,繹如也,以成。’‘吾自衛反魯,然後《樂》正,雅頌各得其所。’古者《詩》三千餘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於禮義,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厲之缺,始於衽席。故曰:‘《關雎》之亂以爲《風》始;《鹿鳴》爲《小雅》始;《文王》爲《大雅》始;《清廟》爲《頌》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頌之音。禮樂自此可得而述,以備王道,成六藝。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繫》、《象》、《説卦》、《文言》。讀《易》,韋編三絶,曰:‘假我數年,若是,我於易則彬彬矣。’……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稱王,而《春秋》貶之曰子;踐土之會,實召周天子,而《春秋》諱之曰:‘天王狩於河陽。’推此類以繩當世。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賊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依《史記》的話,則《春秋》是孔子因史記而作;《易》的一部分,如《彖辭》、《象辭》、《繫辭》、《文言》、《説卦》等,亦是孔子所作;《詩》是孔子所删訂,《書》是孔子所編次,《禮》、《樂》亦是孔子所修正。然而,這些話仍未得自來經學家一致的承認。

關於孔子與六經的關係,就是六經的某一部分爲孔子所制作或爲孔子所删述,自來經學家的意見,假使要詳密地羅列着比較着,可成爲數十萬言的專著,決不是這本小册子所能容納。現在只能舉出兩極端的主張,作爲代表,而略去其他。所謂兩極端的主張,就是一種以爲五經(去樂不計)都是孔子所制作;一種以爲五經是五部各不相干的書,孔子没有制作,也没有删述。前者可以清末皮錫瑞説爲代表,後者可以近人錢玄同先生説爲代表。

皮錫瑞在他所著的《經學歷史》及《五經通論》兩書裏,竭力主張五經爲孔子所作。他以爲五經的原料固然有大部分是古代已有的篇籍,但將這些離亂的篇籍,加以整理,給與以經學所特有的魂靈,即所謂“微言大義”,使成爲“經”,則實始於孔子。他説:“古詩三千篇,書三千二百四十篇,雖卷帙繁多,而未經删定,未必篇篇有義可爲法戒。……《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删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增補,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猶之删《詩》爲三百篇,删《書》爲百篇,皆經孔子手定而後列於《經》也。《易》自孔子作《卦爻辭》、《彖》、《象》、《文言》,闡發羲、文之旨,而後《易》不僅爲占筮之用。《春秋》自孔子加筆削褒貶,爲後王立法,而後《春秋》不僅爲記事之書。此二經爲孔子所作,義尤顯著。”(見《經學歷史》“經學開闢時代”章)按皮氏爲清代今文學家;以五經爲孔子所制作,幾乎爲今文學者一致的主張,不過他們没有主張《易》、《禮》爲孔子所作,如皮氏這樣的澈底而已。

錢玄同先生在《努力週刊》《讀書雜志》第十期上,根本的否認五經與孔子的關係。他以爲:一、孔子没有删述或制作六經的事。二、《樂經》本來無書;《詩》、《書》、《禮》、《易》、《春秋》本是各不相干的五部書。三、將各不相干的五部書配成一部而名爲六經的緣故,是因爲附會《論語》“子所雅言:《詩》、《書》、執禮”及《孟子》“孔子作《春秋》”的話而成。四、六經的配成當在戰國之末。五、自六經名詞成立以後,於是《荀子》、《商君書》、《禮記》、《春秋繁露》、《史記》、《漢書》、《白虎通》等書,一提及孔子,就併及六經,而且瞎扯了什麽“五常”、“五行”的鬼話來比附。六、因有所謂五經,於是將傳記群書諸子亂加,而成爲七經、九經、十一經、十三經的名稱。他搜集了《論語》上談及《詩》、《書》、《禮》、《樂》、《易》、《春秋》的話而加以嚴密的考證,因而斷定:一、《詩》是一部最古的總集;二、《書》是三代時候的“文件類編”或“檔案彙存”,應該認爲歷史;三、《儀禮》是戰國時代胡亂鈔成的僞書;四、《易》的原始的卦爻是生殖器崇拜時代的符號,後來被孔子以後的儒者所假借,以發揮他們自己的哲理;五、《春秋》是五經中最不成東西的一部書,是所謂“斷爛朝報”或“流水賬簿”(又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頁六七——八二)。按錢先生可視爲近年來産生的“新古史學者”,新古史學者以懷疑精神重理中國古代史爲其特點,這種“六經孔子關係論”,正可窺見近代經學研究之新的途徑。

總上所説,可知不僅經的定義、經的領域及經的次第仍在争辯不決,就是這個經學上之最根本的問題,所謂六經與孔子的關係,也仍在激烈的論難中呢!

【 經學的派别 】依上文所説,經學上問題的繁複正不下於其他學科;而其所以繁複的原因,就因爲歷來經學家對於經典本身發生許多不同的見解。這許多見解不同的經學家説,如果詳盡的記述,也非專著不行;但如果應用史學家處置史料的手段,則這許多經學家説也不過可歸納爲四大派。這四大派,就個人的意見,可稱爲一、西漢今文學派;二、東漢古文學派;三、宋學派;四、新史學派。

西漢今文學派産生於西漢初年,就是普通所謂“今文十四博士”之學(十四博士已見上)。當西漢時候,因爲帝王之利用和提倡,在學術界幾有獨尊之勢。後來因爲古文學派的暴興,及鄭玄、王肅等的混淆家法,遂漸漸的衰落。延到曹魏、西晉,因爲政亂及胡禍的過烈,連僅存的章句傳説也多隨兵燹而亡佚。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葉,因爲社會、政治、學術各方面趨勢的匯合,於是這骸骨似的今文學忽然復活,居然在學術界有當者披靡之象。當時所稱以莊存與爲開山大師的“常州學派”、“《公羊》學派”,就是這西漢博士的裔孫。現在今文學大師雖多已殂落,但今文學派的影響仍然在學術界存在着;而且最近新史學派的産生,也大部分以今文學爲基點。

東漢古文學派,如果稍爲縝密點説,可以説是産生於西漢末年。到了東漢,因爲今文學派自身的腐化,及古文學大師的努力,大有取今文學派而代之的趨勢。鄭玄、王肅雖説混淆家法,但究竟偏袒古文學;所以魏、晉時代,今文學亡滅,而古文學反日趨於發揚開展。後來六朝的南北學,隋、唐的義疏派,雖虚實繁簡,不必盡同,但其立場於古文學,則初無二致。一直到了北宋慶曆以後,懷疑學派——宋學派——崛興,於是這正統派的古文學纔暫時衰歇。但元、明末葉,因爲姚江學派(即王陽明學派)之流於虚妄,及清代思想壓迫政策的實現,於是顧炎武扛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大旗來復興古文學。清代三百年學術界的權威,遂爲這一派所獨佔;所謂以惠棟爲領袖的“吴派”及以戴震爲領袖的“皖派”,都和東漢古文學派有血統的關係。現在古文學大師,碩果僅存的,也只有章炳麟。至於古文學的影響,在學術界仍有相當的勢力;近年來中國文字學、語音學以及考證學的發展,雖大部分可認爲受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但亦不能不説是在接受古文學派的遺産。

宋學派産生於北宋慶曆以後。但宋學之懷疑的精神,唐時經師如趙匡、啖助、陸淳等已開其端。到了南宋,因研究方法的不同,可分爲以朱熹爲領袖的“歸納派”,以陸九淵爲領袖的“演繹派”及以陳亮、葉適爲領袖的“批評派”三派。朱陸兩派的哲學見解雖大相逕庭,但其以理欲心性等問題爲論究的對象,而借助於經學的解釋,則大致相同。陳、葉一派,即普通所稱爲“浙東學派”,雖朱、陸並譏,但因爲自身對經學没有建設,其末流遂折入史學與文學。所以,依正統派的見解,宋代只可説有哲學、史學與文學,而没有經學。元、明以來,歸納派的朱學,因朝廷之利用和提倡,僥倖地獲得獨佔的地位;而演繹派因王守仁生力軍似的加入,也頗能得具有天才的學者的信仰。但這兩派都是假借經學以言“理學”,結果,所謂“尊德性”者固然是流於禪釋,即所謂“道問學”者亦空疏無物。於是元、明兩代成爲經學史上的衰落時期,而東漢古文學遂得乘之而復興。現在學術界的現象,比較地可説近於宋學派的,大概只在懷疑經典精神之復興一點;至於那些欲以唯心的見地謀道統的繼承,則只見其非愚即誣而已。

新史學派可以説是産生於“五四運動”前後(民國八年,公元一九一九年),到現在還不過十餘年。這是超漢宋學、超今古文學而以歷史的方法去研究經學的新學派。因爲時間的短促,現在還不能説有怎樣的成績;但是因爲他一方接受歷來經學學派的遺産,一方接受外來學術思想的影響,終於成爲經學上的最後而且最新的一派;其具有發展的可能性,是毋庸懷疑的。這派就現在説,可再細分爲三派:一派,是以今文學爲基點,攝取宋學之懷疑的精神,而輔以古文學之考證的方法;上舉的錢玄同先生,即可視爲這派的著名者。一派,是以古文學爲基點,接受外來考古學的方法,尋求地下的實物以校正記載;新近逝世的王國維,即可視爲這派的領袖。一派,以外來的唯物史觀爲中心思想,以經學爲史料,考證中國古代社會的真相,以爲解決中國目前社會問題方案的初步;著《中國古代社會研究》的郭沫若先生等,可歸隸於這一派。

上舉經學的四派,自然是極其粗枝大葉的叙述。

除新史學派外,其餘三派的不同,可以簡勁的説:今文學派以孔子爲政治家,以六經爲孔子政治之説,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爲功利的,而其流弊爲狂妄;古文學派以孔子爲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爲考證的,而其流弊爲煩瑣;宋學派以孔子爲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於心性理氣,其特色爲玄想的,而其流弊爲空疎。至於新史學派,其目的在求孔子與六經的真相,老實地説,已超出含有宗教性的經學的範圍而入於史學的領域了。

本論

一 《易經》

【 八卦與重卦 】《易經》可分爲符號與文字兩部分。符號部分又可分爲二:一爲“八卦”,二爲“六十四卦”。八卦爲 (乾)、 (坤)、 (震)、 (巽)、 (坎)、 (離)、 (艮)、 (兑)八種,相傳始於伏犧,合 (陽) (陰)兩種符號而成。六十四卦由八卦相重而成,如乾、坤兩卦相重而成 (否卦),坤、乾兩卦相重而成 (泰卦),坎、離兩卦相重而成 (既濟卦),離、坎兩卦相重而成 (未濟卦)等。重卦是誰所作,據孔穎達《周易正義》,凡有四説:一、以爲伏犧,晉王弼等主之;二、以爲神農,漢鄭玄等主之;三、以爲夏禹,晉孫盛主之;四、以爲周文王,漢司馬遷等主之。按《淮南子·要略篇》有“伏犧爲之六十四變”的話,則伏犧重卦説已始於西漢,不始於晉王弼。這四説究竟孰是孰非,現在無法考證。普通的説法,或主第一説,以爲伏犧;或主第四説,以爲文王。

【《 易經》的内容與作者 】《易經》的文字部分又可分經與傳。經的部分又再分爲二:一爲《卦辭》,二爲《爻辭》。以《易經》的首卦“乾卦”( )爲例,“乾:元、亨、利、貞”爲《卦辭》。“初九,潛龍勿用。”“九二,見龍在田,利見大人。”“九三,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无咎。”“九四,或躍在淵,无咎。”“九五,飛龍在天,利見大人。”“上九,亢龍有悔。”“用九,見群龍无首,吉”等爲《爻辭》。——所謂爻,指每卦的六畫。 爲陽爻, 爲陰爻。陽爻稱爲“九”,陰爻稱爲“六”。他的次第,由下而上,所以乾卦的初爻稱“初九”,二爻稱“九二”,三爻稱“九三”,四爻稱“九四”,五爻稱“九五”,六爻稱“上九”。——凡以文句定全卦的意義的曰《卦辭》,以文句解釋每一爻的意義的曰《爻辭》。《卦辭》及《爻辭》的作者是誰,歷來經學家的意見也不一致,據《周易正義》,以爲有兩説:一以爲《卦辭》、《爻辭》都是文王所作,鄭玄等主之;二以爲《爻辭》每記述文王以後的事情,因主張《卦辭》爲文王所作,《爻辭》爲周公所作,漢馬融、吴陸績等主之。但這兩説以外,清末皮錫瑞撰《五經通論》及《經學歷史》,又以爲《卦辭》及《爻辭》都爲孔子所作;他以爲伏犧畫卦,文王重卦,只有符號而無文字,到孔子纔加以《卦辭》、《爻辭》而後成爲《易經》。這可視爲今文學的極端派的説法,當代古文學者如章炳麟等,都反對他。

【《 易》傳的内容與作者 】《易》傳的部分又再分爲七種,計十篇:一、《彖辭》上;二、《彖辭》下;三、《象辭》上;四、《象辭》下;五、《繫辭》上;六、《繫辭》下;七、《文言》;八、《説卦》;九、《序卦》;十、《雜卦》。《彖辭》所以解釋《卦辭》,以乾卦爲例(下同),如“彖曰:大哉乾元,萬物資始;……首出庶物,萬國咸寧”一段就是。《象辭》又分爲“大象”、“小象”。“大象”所以解釋全卦所從的象,如“象曰: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小象”所以解釋每爻所從的象,亦即解釋《爻辭》,如“潛龍勿用,陽在下也……用九天德,不可爲首也”一段。《易經》六十四卦分爲上下篇,所以《彖辭》及《象辭》也分上下。《繫辭》偏於説理,大致追述《易》義的起源,推論《易》學的作用,或解釋卦義以補充《彖辭》、《象辭》。因爲簡編繁重,分爲上下;自“天尊地卑,乾坤定矣。……不言而信,存乎德行”爲《上繫》,自“八卦成列,象在其中矣。……誣善之人其辭游,失其守者其辭屈”爲《下繫》。《文言》所謂“文飾之言”,專解乾坤兩卦;因爲乾坤爲《易》的門户,其他卦爻都由乾坤而出,所以特作《文言》;今本《易經》附於乾坤二卦之後。《説卦》偏於説象,大致陳説八卦的德業、變化與法象。《序卦》説明六十四卦相承相生的次序。《雜卦》雜舉六十四卦的卦義,或以同相類,或以異相明。《説卦》、《序卦》、《雜卦》今本《易經》都另立卷帙,很易明瞭。

這《彖辭》、《象辭》、《繫辭》、《文言》、《説卦》、《序卦》、《雜卦》十篇,相傳稱爲“十翼”,亦稱《易傳》,爲孔子所作。這問題在經學上争論頗烈,到現在還没有正當的解決。大概地説:古文學派相信十翼説;今文學派反對十翼説;宋學派以爲《繫辭》、《文言》以下都非孔子所作;新史學派以爲《易》是一部雜湊的書,根本與孔子無關。——古文學説可參考《周易正義》;今文學説可參考皮錫瑞《易經通論》“論《卦辭》、《爻辭》即是《繫辭》,十翼之説於古無徵”節;宋學派可參考歐陽修《歐陽文忠公全集·易童子問》;新史學派可參考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頁七七錢玄同先生論《易》一段。

【《 易》學的派别 】《易》學大别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宋學又可分爲義理及圖書兩派。

《易》今文學分爲四家:曰施氏,曰孟氏,曰梁丘氏,曰京氏,西漢時,都立於學官。秦始皇焚書,《易》用於卜筮,相傳不絶。漢興,田何傳《易》,以授王同、周王孫、服生、丁寬。丁寬授田王孫。田王孫授施讎、孟喜、梁丘賀,於是《易》有施氏、孟氏、梁丘氏之學。孟氏之學傳於焦延壽,焦延壽以授京房,於是《易》又有京氏之學(孟氏弟子白光、翟牧不承認焦《易》出於孟喜)。東漢時,虞光世傳孟氏《易》,五傳至三國吴虞翻,作《周易注》、《易律曆》、《周易集林》、《周易日月變例》等書,爲今文《易》學的支流。西晉永嘉之亂,施氏、梁丘氏亡佚,孟氏、京氏有書無師,《易》今文學忽然中衰。歷南北朝、隋、唐、五代、宋、元、明,到清代漢學重興,《易》今文學纔大略可見。當時由惠棟開其端,張惠言繼其後,而焦循更異軍突起,自成一家學説,已超出今文學的領域。惠棟作《周易述》、《易漢學》,棟弟子江藩作《周易述補》,張惠言作《周易虞氏義》、《周易虞氏消息》、《虞氏易禮》、《虞氏易事》、《虞氏易言》、《虞氏易候》,劉逢禄作《易虞氏五述》,曾釗作《周易虞氏義箋》等書,孟、京《易》學,於是重興。但惠、張諸人,以漢學爲歸,不專主今文,所以虞氏以外,亦兼及鄭玄、荀爽等之《易》古文學的支流,還不能視爲《易》今文學的專家。

《易》古文學有費氏一家。費氏《易》出於費直,西漢時,未立於學官,其來源不可考。據《漢書·儒林傳》,説他長於卦筮,無章句,僅以《彖》、《象》、《繫辭》、《文言》解説上下經。但據《隋書·經籍志》,説他有《周易注》四卷,新舊《唐書·藝文志》及《經典釋文》序録亦説他有《周易章句》四卷,與《漢書》無章句的話不合。其所以稱爲古文,因爲據《漢書·藝文志》説,劉向以中祕古文《易經》校施、孟、梁丘經,或有脱簡,唯費氏經與古文相同;但今文學者對於劉向的中古文根本否認,而以爲劉歆誣父的話。東漢時陳元、鄭衆、馬融、鄭玄、荀爽等,都習費氏《易》,爲作傳注,費氏大盛。魏王弼以老、莊解《易》,雖仍依費氏舊本,然盡掃漢儒象數之論,已超出漢學的範圍,而表現魏、晉清談家的風度。南北朝時,北朝雖仍用鄭注,而南朝則梁、陳學官兼列鄭、王。隋唐以後,王注盛行;孔穎達作《周易正義》,亦以王注爲宗。當時李鼎祚作《周易集解》,史徵作《周易口義訣》,雖力崇漢學,排斥王注,然終無救於鄭學的衰歇。到了清代,惠棟、張惠言等輩出,於是鄭玄、荀爽的《易》學又大略可考。張氏更作有《周易鄭氏義》、《荀氏九家義》等書,專究鄭、荀《易》學。

與費氏同爲西漢民間的《易》學,而未有確證指爲今文或古文的,另有高氏一家。高氏《易》出於高相,自説出於丁寬。據《漢書·儒林傳》,高氏與費氏同時,也没有章句,專説陰陽災異;據《隋書·經籍志》,高氏《易》爲費氏弟子王璜所授,與《漢書》不同。如果高氏出於丁寬,則當隸今文《易》,但當西漢今文學盛行時候,又何以不被列於學官?如果高氏出於費氏,則當隸於古文《易》,但《漢書》何以不明説,而必有待於後來的《隋書》?據《隋書》説,高氏亡於西晉,其學已完全無可考。所以在極端派的今文學家,或斥高氏《易》的名稱爲古文學家所僞造,不過爲費氏《易》張目之用。

《易》學到宋而大變。《易》宋學既不是兩漢象數的面目,又不是魏、晉玄理的立場,而自具宋學之特有的見地。《易》宋學的派别,如果詳盡的説,也很繁雜;但僅舉在經學史上有權威的學派而説,則只有兩派:一爲圖書派,一爲義理派。

圖書派起源於宋初道士陳摶。摶本方士鍊丹術的理論,造作先天後天圖,撰《易龍圖》一書。摶學又分爲二支:一支由陳摶傳穆修,穆修傳李子才,李子才傳邵雍,邵雍傳子伯温,撰《易學辨惑》。一支由陳摶傳种放,种放傳許堅,許堅傳范諤昌,范諤昌傳劉牧,撰《易數鈎隱圖》。這兩支派都附會古代所謂“河圖”“洛書”,以黑白點子談《易》。後來邵《易》盛行,劉《易》漸衰。南宋時,朱熹作《周易本義》、《易學啓蒙》,意欲合義理與圖書兩派,集《易》宋學的大成,遂雜用邵説;但結果這道士式的《易》學在宋、元、明三代竟成爲《易》學正統。到了清初,懷疑“圖書”的學者輩出。黄宗羲作《易學象數論》,羲弟宗炎作《圖書辨惑》,毛奇齡作《河圖洛書原舛編》,胡渭作《易圖明辨》,於是宋《易》圖書派在經學史上成爲毫無價值的一派。

義理派起源於胡瑗。瑗作《易傳》;瑗弟子倪天隱作《周易口義》,更暢師説。其學掃除西漢災異之説、東漢緯讖之説、魏晉《老》《莊》之説,而一歸於性命道德之理的討究。繼胡而起的爲程頤。頤爲周敦頤的弟子,與邵雍爲姻婭,然其所作《易傳》,不取周氏“太極圖”説及邵氏圖書説,而一衷於義理。頤答張閎中書説:“有理而後有象,有象而後有數。《易》因象以知數;得其義,則象數在其中矣。必欲窮象之隱微,盡數之毫忽,乃尋流逐末,術家所尚,非儒者之務也。”(見《程氏遺書》)很可考見程氏義理派的立場。其後宗程氏的,有程弟子郭忠孝《兼山易解》,忠孝子雍《郭氏傳家易説》,項安世《周易玩辭》,楊萬里《誠齋易傳》,方聞一《大易粹言》,鄭汝諧《易翼傳》,許衡《讀易私言》,趙沂《周易文詮》等,然皆未能超越程《傳》。到了清代,研究漢《易》成爲風氣,於是義理派也逐漸衰落。

《易》宋學除上述兩派外,或以事説《易》,以司馬光、張載爲代表;或以心説《易》,以楊簡爲代表;或仍言象數,以朱震爲代表;或專輯古注,以房審權爲代表;或考正古本,以吕祖謙爲代表;但都未形成學派,故略而不談。至於折衷程朱、調和義理圖書的,因爲他自身没有明確的立場與特到的見地,現亦從略。

二 《尚書》

【《 尚書》的種類 】《尚書》在諸經中是糾紛最多的一經;因爲其他各經,只有字體的異同,只有經説的争辯,而《尚書》則經典本身就有或真或僞之别。如果我們不加思索,以《十三經注疏》中的《尚書正義》爲標準經典,則我們將要被僞作所欺騙。

《尚書》可分爲三種:一、西漢時候立於學官的《今文尚書》;二、相傳爲西漢時候在孔子宅壁中發現的《古文尚書》;三、東晉時候由梅賾所獻的《僞古文尚書》。而現在通行的《十三經注疏》中《尚書》就是《今文尚書》與《僞古文尚書》的混合品。(此外尚另有西漢時張霸所僞造的《百二篇尚書》及後漢時杜林在西州所得的《漆書古文尚書》兩種,以無甚關係,從略。)

【 今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今文尚書》凡二十九篇,爲:《堯典》一(合今《舜典》篇而没有《舜典》篇首二十八字),《臯陶謨》二(合今本《益稷》篇),《禹貢》三,《甘誓》四,《湯誓》五,《盤庚》六,《高宗肜日》七,《西伯戡黎》八,《微子》九,《泰誓》十(非今本僞《泰誓》),《牧誓》十一,《洪範》十二,《金縢》十三,《大誥》十四,《康誥》十五,《酒誥》十六,《梓材》十七,《召誥》十八,《洛誥》十九,《多士》二十,《無逸》二十一,《君奭》二十二,《多方》二十三,《立政》二十四,《顧命》二十五(合今本《康王之誥》),《費誓》二十六,《吕刑》二十七,《文侯之命》二十八,《秦誓》二十九。其中《盤庚》分爲上中下三篇,《泰誓》亦分爲上中下三篇,《顧命》另分出《康王之誥》一篇,所以《今文尚書》二十九篇亦可稱爲三十四篇。依普通的經説,這二十九篇爲漢初伏生相傳,以漢時當代的文字隸書抄寫,所以稱爲《今文尚書》。(其中《泰誓》一篇,各家意見不一致,暫從略。)

【 古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古文尚書》亦稱《逸書》,相傳凡十六篇,爲:《舜典》一(别有《舜典》,而非今本由《堯典》分出的《舜典》),《汨作》二,《九共》三,《大禹謨》四,《棄稷》五(别有《棄稷》,而非今本由《臯陶謨》分出的《益稷》),《五子之歌》六,《胤征》七,《湯誥》八,《咸有一德》九,《典寶》十,《伊訓》十一,《肆命》十二,《原命》十三,《武成》十四,《旅獒》十五,《畢命》十六。其中《九共》分爲九篇,所以《古文尚書》十六篇亦可稱爲二十四篇。這十六篇,據古文學家説,是漢武帝末魯恭王壞孔子宅壁而得,因爲是以古文書寫,所以稱爲《古文尚書》。據説當時孔子後裔孔安國擬獻書朝廷,因巫蠱事發,遂罷。後來這《古文尚書》並没有留傳下來,後漢末年經學大師鄭玄也只存各篇題目而没有師説,所以清代的今文學家頗懷疑這《古文尚書》的獲得是漢代古文學家的僞説。

【 僞古文《尚書》的篇目與來源 】《僞古文尚書》凡二十五篇,爲:《大禹謨》一,《五子之歌》二,《胤征》三,《仲虺之誥》四,《湯誥》五,《伊訓》六,《太甲上》七,《太甲中》八,《太甲下》九,《咸有一德》十,《説命上》十一,《説命中》十二,《説命下》十三,《泰誓上》十四,《泰誓中》十五,《泰誓下》十六,《武成》十七,《旅獒》十八,《微子之命》十九,《蔡仲之命》二十,《周官》二十一,《君陳》二十二,《畢命》二十三,《君牙》二十四,《冏命》二十五。與這二十五篇的《僞古文尚書》同時出現的爲僞孔安國《尚書傳》。今本《尚書注疏》就是以《僞古文尚書》二十五篇加真《今文尚書》三十三篇共五十八篇及僞孔安國《尚書傳》爲底本(《今文尚書》本三十四篇,去《泰誓》三篇,分《堯典》下半爲《舜典》而另加篇首二十八字,分《臯陶謨》下半爲《益稷》,故爲三十三篇)。這《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傳》,爲東晉時豫章内史梅賾(或作梅頤)所獻,曾立於學官。唐代頒布《五經正義》爲取士標準,《書》取僞孔,於是該書愈益盛行。到了宋吴棫作《書稗傳》,始疑這二十五篇及孔傳爲僞。朱熹《語類》中也頗有疑辭。明梅鷟作《尚書考異》,始明斥爲僞作,但論證還不確切。清閻若璩作《古文尚書疏證》,惠棟作《古文尚書考》,始用樸學家考證的方法,一一發現它的來源。丁晏作《尚書餘論》,更證明這是晉王肅所僞作。到了現在,這《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安國《尚書傳》的公案,總算是經學史上已經解決的問題。——雖然清毛奇齡曾作了《古文尚書冤詞》,爲《僞古文尚書》辯護。

此外,《尚書》如《詩經》的《詩序》一樣,而有所謂《書序》。《書序》的真僞,經學家的意見也不一致,因爲對於《尚書》研究没有十分重要關係,故從略。

【《 尚書》學的派别 】《尚書》學大别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

《書》今文學分爲三家:曰歐陽氏,曰大夏侯氏,曰小夏侯氏,西漢時,都立於學官。漢初,濟南伏生傳《今文尚書》,以授鼂錯及張生。張生授歐陽生。歐陽生授兒寬。兒寬授歐陽生的兒子,世傳《書》學,一直到曾孫歐陽高。這是《尚書》歐陽氏之學。又有夏侯都尉,受業於張生,授族子始昌;始昌傳族子勝,這是《尚書》大夏侯之學。勝授從子建,又别爲《尚書》小夏侯之學。西晉永嘉之亂,歐陽、大小夏侯《尚書》都亡佚。一直到清代輯佚學興,陳喬樅撰《今文尚書經説考》及《尚書歐陽夏侯遺説考》,西漢今文學説始大略可考。同時今文學派崛起,魏源撰《書古微》,排黜古文學派,而上祖西漢今文學説。近人崔適撰《史記探原》,更由史籍以求今文《書》學的真相。

《書》古文學僅有孔氏一家。相傳孔安國得孔壁《古文尚書》,以授膠東庸生,五傳而至桑欽。西漢末,劉歆崇奉古文,與今文博士争立學官。東漢時,《書》古文學家著名的有賈逵、孔僖、尹咸、周防、周磐、楊倫、張楷、孫期等。馬融、鄭玄雖間或雜糅今古,但仍偏袒古學。自東漢末年一直到南北朝的北朝,《書》學都以鄭玄注爲宗;雖魏王肅作《尚書解》,蜀李譔作《尚書傳》,以及吴虞翻等力攻鄭注,但仍未出古文學的範圍。到唐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以僞孔安國《尚書傳》爲宗,於是由《書》古文學派生的鄭學亦亡。到了清代,漢學重興,惠棟弟子江聲作《尚書集注音疏》,王鳴盛作《尚書後案》,孫星衍作《尚書今古文注疏》,戴震弟子段玉裁作《古文尚書撰異》,都以馬融、鄭玄傳注爲依歸,於是古文學又大略可見。

與漢古文學有關而實非真古文學的,還有從魏晉到隋唐間盛行的《僞古文尚書》及僞孔安國《傳》一派。這僞書與僞傳,究竟是誰造作,學者間還没有一致的意見,或以爲王肅,或以爲皇甫謐,或以爲梅賾。總之,於東晉元帝時,始由梅賾獻奏。據梅賾説,由鄭沖授蘇愉;愉授梁柳;柳授臧曹;曹始授賾。當時晉代君臣,信僞爲真,於是遂立於學官。南北朝時,南朝梁費甝爲《僞古文尚書》作《義疏》;齊姚方興並僞造《舜典》孔《傳》一篇,自謂得於大桁頭,對經文妄加增益。但當時北朝仍崇奉鄭玄《尚書注》,南朝梁陳二代也是鄭、孔並立,僞《書》僞《傳》還没有獨佔的勢力。到了隋代劉炫,得南朝費甝《義疏》,兼崇姚方興僞書,又增益《舜典》十六字,於是北方人士也黜鄭崇孔。唐孔穎達作《尚書正義》,以僞孔爲宗,由是這僞《書》僞《傳》遂成爲標準經典。到了後來,宋吴棫、朱熹,明梅鷟,清閻若璩、惠棟、丁晏等,相繼攻擊僞《書》僞《傳》,於是這經學上一大公案始得解決。(關於諸人攻僞諸書,已詳前節,現從略。)

《書》宋學派非如《書》漢學派之有家數可舉;其特點在善於懷疑,開清代攻擊僞孔的端緒;其流弊在全憑臆説好以主觀妄論古代的史實。宋儒治《尚書》的,始於蘇軾《書傳》。蘇書廢棄古注,以議論見長,一變從前治經的方法。其後林之奇作《尚書全解》,鄭伯熊作《書説》,之奇弟子吕祖謙作《書説》,又以史事説《書》。其他如夏僎《尚書解》,黄倫《尚書精義》,魏了翁《尚書要義》,胡士行《尚書詳説》等書,雖略存古訓,但雜糅漢、宋,全依主見爲取舍。朱、陸兩派門人亦治《尚書》;楊簡作《五誥解》,承沿陸説,間以心學釋書;蔡沈作《書經集傳》,祖述朱義,在元、明兩代居然成爲標準經典。元儒如金履祥、陳櫟、董鼎、陳師凱、朱祖義等都宗蔡傳;明代輯《書傳大全》,亦以蔡傳爲主,且頒爲功令。當時敢於糾正蔡傳的,僅有馬明衡《尚書疑義》,王椎《尚書日記》,袁仁《尚書砭蔡編》,王夫之《書經裨疏》等而已。總之,以主觀妄測古史,幾爲宋代《書》學的通病。如《西伯戡黎》,舊説以西伯指文王,但蔡《傳》依薛季宣《書古文訓》説,以爲武王。如《康誥》,舊説以爲周公踐位稱王,封康叔於衛,故有“朕其弟”的話,但蔡《傳》堅持周公未代王,又無法解説“朕其弟”,於是亦移爲武王。最甚的,如元儒王柏作《書疑》,移易經文,以《大誥》、《洛誥》等篇爲不足信,其懷疑精神雖不無可佩,但究竟方法與觀點都不免錯誤,而使經學有治絲益紊的弊病。

三 《詩經》

【《 詩經》的内容與篇數 】《詩經》現存三百零五篇,分爲《風》、《雅》、《頌》三大類。《風》分爲十五《國風》,計共一百六十篇;《雅》分爲《大雅》、《小雅》,計共一百零五篇;《頌》分爲《周頌》、《魯頌》、《商頌》,計共四十篇。(《詩》古文學派毛氏主張《詩經》應有三百十一篇,即三百零五篇外加《南陔》、《白華》、《華黍》、《由庚》、《崇丘》、《由儀》六篇;但這六篇僅有篇名而没有文辭,實不應計算在内)

【《 風 》、《 雅 》、《 頌》的區分 】《風》、《雅》、《頌》的區别,歷來經學家的意見非常紛歧;比較重要的,約有三説:一、以爲由於詩篇内容的不同,《詩大序》説可爲代表。《詩大序》説:“上以風化下,下以風刺上;主文而譎諫,言之者無罪,聞之者足以戒,故曰風。……是以一國之事繫一人之本謂之《風》。言天下之事,形四方之風,謂之《雅》。雅者,正也;言王政之所由興廢也。政有大小,故有《小雅》焉,有《大雅》焉。《頌》者,美盛德之形容,以其成功告於神明者也。”按原文不甚明切,勉强的加以疏釋,大概以爲:《風》是關於個人的,《雅》是關於王政的,《頌》是關於神明的。二、以爲由於詩篇作者的不同,宋鄭樵《詩辨妄》説可爲代表。鄭説:“《風》者出於土風,大概小夫、賤隸、婦人、女子之言;其意雖遠,而其言淺近重複,故謂之《風》。《雅》者出朝廷士大夫;其言純厚典則,其體抑揚頓挫,非復小夫、賤隸、婦人、女子所能言者,故曰《雅》。《頌》者,初無諷誦,惟以鋪張勳德而已;其辭嚴,其聲有節,不敢瑣言藝言,以示有所尊,故曰《頌》。”他以爲《風》出於普通平民,《雅》出於朝廷士大夫。三、以爲由於詩篇音調的不同,清惠周惕《詩説》可爲代表。惠説:“《風》、《雅》、《頌》以音别也。……按《樂記》師乙曰:‘廣大而静,疏達而信者,宜歌《大雅》;恭儉而好禮者,宜歌《小雅》。’季札觀樂,爲之歌《小雅》,曰:‘美哉思而不貳,怨而不言。’爲之歌《大雅》,曰:‘廣哉熙熙乎!曲而有直體。’據此,則大小二《雅》,當以音樂别之,不以政之大小論也。”按這三説,如果以現存的《風》、《雅》、《頌》一篇一篇的去考校,都有難通之點,所以這問題仍是經學史上没有解決的問題。

【《 國風》的次第 】《國風》的次第,據現存的《毛詩》(《詩》古文學派,詳下),爲:一、《周南》,十一篇;二、《召南》,十四篇;三、《邶風》,十九篇;四、《鄘風》,十篇;五、《衛風》,十篇;六、《王風》,十篇;七、《鄭風》,二十一篇;八、《齊風》,十一篇;九、《魏風》,七篇;十、《唐風》,十二篇;十一、《秦風》,十篇;十二、《陳風》,十篇;十三、《檜風》,四篇;十四、《曹風》,四篇;十五、《豳風》,七篇。但除了這次第以外,還有兩種:一爲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衛》,六、《王》,七、《鄭》,八、《齊》,九、《豳》,十、《秦》,十一、《魏》,十二、《唐》,十三、《陳》,十四、《檜》,十五、《曹》,見《左傳》襄公二十九年傳;一爲一、《周南》,二、《召南》,三、《邶》,四、《鄘》,五、《衛》,六、《檜》,七、《鄭》,八、《齊》,九、《魏》,十、《唐》,十一、《秦》,十二、《陳》,十三、《曹》,十四、《豳》,十五、《王》,見鄭玄《詩譜》。宋歐陽修曾爲《毛詩》次第疏釋,作《十五國風次解》,以爲:“《國風》之次,以兩而會之,分其次,以爲比。……《周》、《召》以深淺比也,《衛》、《王》以世爵比也,《鄭》、《齊》以族氏比也,《魏》、《唐》以土地比也,《秦》、《陳》以祖裔比也,《檜》、《曹》以美惡比也,《豳》能終之以正,故居末焉。”但清魏源《詩古微》又以爲:《左傳》所載是孔子没有删訂以前的周太師樂歌的次第,因爲彙合民風相近的爲一類,所以《邶》、《鄘》、《衛》、《王》東都之地爲一類,《豳》、《秦》西都之地爲一類,《鄭》、《齊》爲一類,《唐》、《魏》爲一類,《陳》、《檜》、《曹》小國爲一類;《詩譜》所説是孔子已經删訂以後魯、韓《詩》(今文學派詳下)傳授的次第,他所以挈《豳》於後,先《唐》於《秦》,《王》在《豳》後,《檜》在《鄭》先,都有大義存於其間;至於《毛詩》次第,進《王》退《檜》,既非太師原第,又乖孔子古義,不足爲法。按魏氏爲清今文學家,所以不以古文學派《毛詩》爲然。

【 大、小《雅》的篇第 】《小雅》共七十四篇,計一、《鹿鳴》之什十篇,二、《南有嘉魚》之什十篇,三、《鴻雁》之什十篇,四、《節南山》之什十篇,五、《谷風》之什十篇,六、《甫田》之什十篇,七、《魚藻》之什十四篇。《大雅》共三十一篇,計一、《文王》之什十篇,二、《生民》之什十篇,三、《蕩》之什十一篇。《小雅》、《大雅》依政治的汙隆,都有所謂“正”“變”:《小雅》從《鹿鳴》到《菁菁者莪》爲正,《六月》以下爲變;《大雅》從《文王》到《卷阿》爲正,《民勞》以下爲變。但這些話,就現在看,都有可研究或商榷的餘地。

【 三《頌》的篇第與作者 】《頌》,《周頌》共三十一篇;計一、《清廟》之什十篇,二、《臣工》之什十篇,三、《閔予小子》之什十一篇。《魯頌》計《駟》之什四篇。《商頌》五篇。《魯頌》、《商頌》的作者及其命意,古文學《毛詩》與今文學齊、魯、韓三家《詩》完全不同。《魯頌》,古文學派以爲季孫行父作,今文學派以爲奚斯作。《商頌》,古文學派以爲戴公時正考父得於周太師,今文學派即以爲正考父作。《魯頌》、《商頌》所以與《周頌》並列,古文學派以爲商、魯得用天子的禮樂,故同於周室;今文學派則以爲《周》、《魯》、《商》三頌與《春秋公羊傳》所説“王魯、新周、故宋”的“三統説”相通。

【《 詩序》的作者及其争辯 】《詩經》還有一問題爲經學家所争辯未決的,就是現存《毛詩》的《詩序》。現存《詩序》有大小序的分别;列在各詩之前,説明詩中大意的,是《小序》;連在首篇《關雎》的小序之後,概論全經的,是《大序》。(據孔穎達《毛詩正義》,是從“風,風也”句以下。)《詩序》的作者,到現在還没有定論。一、漢鄭玄《詩譜》以爲《大序》,子夏作;《小序》,子夏、毛公合作。二、魏王肅《家語注》以爲《詩序》全爲子夏所作。三、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以爲衛宏受學謝曼卿,作《詩序》。四、《隋書·經籍志》以爲《詩序》爲子夏所創,毛公及衛宏加以潤益。五、唐韓愈以爲子夏不序《詩》,學者欲顯其傳,故借子夏之名。六、唐成伯璵以爲子夏惟作《詩序》首句,以下出於毛公。七、宋王安石以爲《詩序》爲詩人所自製。八、宋程顥以爲《小序》是國史舊文,大序是孔子作。九、宋蘇轍以爲衛宏所作《詩序》已非孔子舊文,只存其首句。十、宋王得臣以爲《詩序》首句是孔子所題。十一、宋曹粹中以爲《毛傳》初行,未有《詩序》,後來門人互相傳授,各記師説而成。十二、宋鄭樵《詩辨妄》以爲《詩序》是村野妄人所作。其後王質、朱熹、吕祖謙、陳傅良、葉適及清代顧炎武、崔述也都對於這問題參加辯難。(詳見清朱彝尊《經義考》卷九十九。)其實這問題在目前無法解決;而且《詩序》對於《詩經》,只是障礙,而不是一種工具,大可置之不論。

【《 詩經》學的派别 】《詩經》學可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及古文兩派。

《詩》今文學分爲魯、齊、韓三家,西漢時,都立於學官。一、《魯詩》溯源於荀卿,創始於魯人申培(亦稱申公)。據《漢書·楚元王傳》,荀卿授詩浮丘伯、伯授申培、楚元王、穆生及白生,申培於文帝時以治《詩》爲博士。據《儒林傳》,申公獨以《詩經》爲訓故以教,亡傳,疑者則闕弗傳。二、《齊詩》創始於齊人轅固生;景帝時,以治《詩》爲博士。三、《韓詩》創始於燕人韓嬰;文帝時,爲博士。據《儒林傳》:“嬰推詩人之意而作《内外傳》數萬言,其語與齊、魯間殊。”三家詩,《齊詩》亡於魏代,《魯詩》亡於西晉,《韓詩》雖存,無傳者。南宋以後,《韓詩》亦亡,僅存《外傳》。到了清代,輯佚學及今文學興起,於是久已衰亡的今文《詩》學又成爲學者討究的對象。關於這類的著作,有一、陳喬樅《三家詩遺説考》,二、《齊詩翼氏學疏證》,三、《詩四家異文考》(三家加古文學毛氏,故爲四家),四、迮鶴壽《齊詩翼氏學》,五、魏源《詩古微》(以上都見《續清經解》),六、丁晏《三家詩補注》,七、馮登府《三家詩異文疏證》(以上都見《清經解》),八、范家相、葉鈞《重訂三家詩拾遺》(見《嶺南遺書》),九、阮元《三家詩補遺》(見《觀古堂彙刻書》),十、江瀚《詩四家異文考補》(見《晨風閣叢書》),十一、王先謙《三家詩義疏》(原刻本)。其中以陳、魏、王三家書爲較重要。

《詩》古文學僅有毛氏一家。《毛詩》相傳創始於毛公。據《漢書·儒林傳》,毛公,趙人,以治《詩》爲河間獻王博士。據《漢書·藝文志》,毛公《詩》學自謂傳自子夏,其著作有《毛詩故訓傳》三十卷。《毛詩》的傳授,毛公的名字,《毛詩故訓傳》的作者,諸説多不一致,所以今文學家時藉此加以攻擊。據漢末鄭玄《詩譜》説:魯人大毛公爲訓故傳於其家,河間獻王得而獻之,以小毛公爲博士。但據吴陸璣《毛詩草木鳥獸蟲魚疏》説:“孔子删詩授卜商,商爲之序,以授魯人曾申。申授魏人李克。克授魯人孟仲子。仲子授根牟子。根牟子授趙人荀卿。荀卿授魯國毛亨。毛亨作《訓詁傳》,以授趙國毛萇。時人謂亨爲大毛公,萇爲小毛公。”又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吴徐整説:“子夏(即卜商)授高行子。高行子授薛倉子。薛倉子授帛妙子。帛妙子授河間人大毛公。毛公爲《詩故訓》,傳於家,以授趙人小毛公(一名萇)。小毛公爲河間獻王博士,以不在漢朝,故不立於學。”按《漢書》但言毛公,不載毛公的名字,也未有大小毛公的分别;到了鄭玄,有大小毛公的分别,且以《詩故訓傳》爲大毛公作;到了陸璣,又説大毛公名亨,小毛公名萇;而徐整所説的傳授世數與人名又與陸璣不同。後説加詳,而且互有矛盾,實與人以可疑。《毛詩》,西漢時未立於學官,但盛行於東漢。當時著名學者,如鄭衆、賈逵、馬融、鄭玄,都治《毛詩》。鄭玄復爲毛公《詩傳》作《箋》,雜采今文三家《詩》説,自成其混淆家法的“通學派”,盛行一時。三國時,魏王肅作《詩解》,蜀李譔作《毛詩傳》,雖與鄭《箋》立異,但仍未脱毛氏的範圍。南北朝時,北朝兼崇毛、鄭;南朝雖崇毛《傳》,但對於鄭、王異同,互相申駁。唐孔穎達作《毛詩正義》,守疏不破注的原則,引申毛、鄭兩家的經説,成爲當時標準經典。及宋學崛興,毛、鄭之學漸衰。到了清代,陳啓源作《毛詩稽古編》,戴震作《毛鄭詩考正》,馬瑞辰作《毛詩傳箋通釋》,胡承珙作《毛詩後箋》,都以疏通毛、鄭爲標的。戴氏再傳弟子陳奂作《毛詩傳疏》,始去鄭用毛,恢復《詩》古文學的本來面目;又作《鄭氏箋考徵》,考證鄭《箋》的來源;於是《毛詩》古文學又遂大行於清代中葉。

《詩》宋學派非如《詩》漢學派之有家數可舉;其特點在能就經典本身加以討究,其流弊在好以主觀臆見淆亂古義。宋儒治《詩經》的,始於歐陽修《毛詩本義》。《本義》辨詰毛、鄭,斷以己意,力反東漢以來治《詩》的舊習。蘇轍繼起,作《詩集傳》,始攻擊毛《序》,僅存録首句。南宋時,鄭樵作《詩傳辨妄》,直斥《詩序》爲村野妄人所作。朱熹受鄭樵的影響,作《詩集傳》及《詩序辨説》。《詩集傳》不僅棄《序》不用,而且雜採毛、鄭,間録三家,以己意爲取舍。又以爲《詩》三百五篇中,男女淫佚之詩凡二十四,一反從來“思無邪”之傳統的經説。朱子既殁,輔廣作《詩童子問》,朱鑑作《詩傳遺説》,都對於《詩集傳》加以補充。元儒如許謙、劉瑾、梁益、朱公遷、梁寅等,也都以《集傳》爲依歸。王柏且依朱説作《詩疑》,居然改竄經文,删削淫詩三十二篇。明代胡廣等輯《詩經大全》,依據劉瑾《詩傳通釋》一書,頒爲功令;蓋朱熹《詩集傳》已取代毛鄭《詩》學之正統的地位了。當時反對朱説的,雖也頗不乏人。如陳傅良説:“以城闕爲偷期之所,彤管爲淫奔之具,竊所未安。”(見葉紹翁《四朝聞見録》)元馬端臨《文獻通考》亦力辨淫詩之説(見卷百七十八《經籍考》)。然都無法阻止朱《傳》的流行。直到清代漢學復盛,於是《詩》宋學始漸不爲世所重。當《詩》宋學力以懷疑精神表現的時候,也頗有一二學者以徵實著名;如蔡卞作《毛詩名物解》,王應麟作《詩地理考》。應麟更作《詩考》,採掇今文三家《詩》的遺説,開清代輯佚學的先河。

四 《三禮》——《周禮》、《儀禮》與《禮記》

【《 周禮》的命名與篇第 】《周禮》本名《周官》(始見《史記·封禪書》),亦稱《周官經》(見《漢書·藝文志》)。後稱《周官禮》(見《漢書·藝文志》顔師古註),又尊稱爲《禮經》(見荀悦《漢紀》卷二十五,今文學家都反對這説)。賈公彦《周禮義疏》加以解釋,以爲“以設位言之,謂之《周官》;以制作言之,謂之《周禮》。”其説亦未可盡信。《周禮》凡六篇:《天官冢宰》第一,《地官司徒》第二,《春官宗伯》第三,《夏官司馬》第四,《秋官司寇》第五,《冬官司空》第六;但《冬官》一篇早已亡佚,當時補以《考工記》,稱爲《冬官考工記》。

【《 周禮》的來源 】《周禮》爲古文學最重要的書籍,亦爲歷來經學家争辯最激烈的書籍。關於《周禮》的出現,諸説紛紜。一、以爲漢武帝時發現。唐賈公彦《周禮義疏·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説:“秦自孝公已下,用商君之法,其政酷烈,與《周官》相反,故始皇禁挾書,特疾惡,欲絶滅之,搜求焚燒之獨悉,是以隱藏百年。孝武帝始除挾書之律,開獻書之路,既出於山巖屋壁,復入於祕府,五家之儒莫得見焉。”他以爲《周禮》因秦始皇焚書而隱藏,因漢武帝提倡儒學而出現,復因藏於宫廷圖書館而不行於當時。二、以爲漢河間獻王所得。《漢書·河間獻王傳》説:“獻王所得書,皆古文先秦舊書《周官》、《尚書》、《禮》、《禮記》、《孟子》、《老子》之屬。”三、以爲河間獻王時李氏所得。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或説,説:“河間獻王開獻書之路,時有李氏上《周官》五篇,失《事官》一篇,乃購千金,不得,取《考工記》以補之。”《隋書·經籍志》則以爲李氏得《周官》,上於河間獻王,獻王補以《考工記》上奏。唐杜佑通典·禮》篇説亦同。四、以爲與《古文尚書》等同時發現於孔壁。唐孔穎達《禮記正義·曲禮》篇引漢鄭玄《六藝論》説:“《周官》,壁中所得,六篇。”《太平御覽》學部引楊泉《物理論》説:“魯恭王壞孔子舊宅,得《周官》,闕無《冬官》,漢武購千金而莫有得者,遂以《考工記》備其數。”五、以爲與《逸禮》同爲孔安國所獻。宋范曄《後漢書·儒林傳》説:“孔安國獻《禮古經》五十六篇及《周官經》六篇。”按以上五説,清孫詒讓《周禮正義》以爲四、五兩説虚妄不足憑信,然一、二、三三説亦參差不同,所以《周禮》一書,頗引起宋學派及今文學派學者的懷疑。

【《 周禮》的作者及其争辯 】關於《周禮》的作者,學者間亦争辯頗烈;大抵古文學家以爲周公所作,今文學家以爲非周公所作,甚至斥爲劉歆所僞造。古文學家中,最初主張《周禮》爲周公所作的,是西漢末年的劉歆。據唐賈公彦《周禮義疏·序周禮廢興》引《馬融傳》,以爲劉歆知《周禮》爲周公致太平之道。據《漢書·藝文志》及荀悦《漢紀》,亦以爲王莽時,劉歆爲《周禮》置博士。後來繼承劉歆的主張的,是東漢末年的鄭玄。鄭註《周禮》於首句“惟王建國”句下説:“周公居攝,而作六典之職,謂之《周禮》。”清末孫詒讓撰《周禮正義》,更就鄭説,考訂周公攝政的年代與頒行《周禮》的時期。今文學家中,最初反對《周禮》的,大概是與劉歆同時的今文博士。博士的言論雖現在不可考見,但我們只要一讀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就可知道他們争辯的激烈。所以賈公彦《序周禮廢興》中説:“時衆儒並出,共排以爲非是。”到了東漢,與鄭玄先後的今文學家,也堅持反對的論調。“林孝存(即臨碩)以爲武帝知《周官》末世瀆亂不驗之書,故作十論七難以排棄之。何休亦以爲六國陰謀之書。”(亦見賈疏)清代今文學復興,與孫詒讓同時的康有爲,採用桐城派方苞《周官辨》的主張,以爲《周禮》是劉歆所竄造(見康著《新學僞經考》卷三)。至於宋學派對於《周禮》的態度,則或信或疑,各就主見而定。他們中,最初懷疑《周禮》的爲歐陽修、蘇軾、蘇轍。歐陽修於《問進士策》一文,以爲“《周禮》,其出最後……由今考之,實有可疑者”(見《歐陽文忠公全集·居士集》卷四十八)。蘇軾於《天子六軍之制策》一文,以爲“其言五等之君,封國之大小,非聖人之制也,戰國所增之文也”(見《東坡續集》卷九)。蘇轍於《歷代論》一《周公》篇,亦以爲“言周公之所以治周者,莫詳於《周禮》;然以吾觀之,秦、漢諸儒以意損益之者衆矣,非周公之完書也”(見《欒城後集》卷七)。其後如晁説之,如胡安國等,也傾向於懷疑的方面。此外調停各説的,或以爲周公制定而未實行,或以爲間有漢儒的竄改,不過在經學史上增添没有根據的臆説而已。

【《 儀禮》的篇目與次第 】《儀禮》,古單稱曰《禮》,或稱《禮經》,或稱《士禮》。《儀禮》凡十七篇;漢代所傳,凡有三本。一曰戴德本,即大戴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士喪禮》第四,《既夕禮》第五,《士虞禮》第六,《特牲饋食禮》第七,《少牢饋食禮》第八,《有司徹》第九,《鄉飲酒禮》第十,《鄉射禮》第十一,《燕禮》第十二,《大射儀》第十三,《聘禮》第十四,《公食大夫禮》第十五,《覲禮》第十六,《喪服》第十七。二曰戴聖本,即小戴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士虞禮》第八,《喪服》第九,《特牲饋食禮》第十,《少牢饋食禮》第十一,《有司徹》第十二,《士喪禮》第十三,《既夕禮》第十四,《聘禮》第十五,《公食大夫禮》第十六,《覲禮》第十七。三曰劉向《别録》本,亦即鄭玄所注現行本,其次第爲:《士冠禮》第一,《士昏禮》第二,《士相見禮》第三,《鄉飲酒禮》第四,《鄉射禮》第五,《燕禮》第六,《大射儀》第七,《聘禮》第八,《公食大夫禮》第九,《覲禮》第十,《喪服》第十一,《士喪禮》第十二,《既夕禮》第十三,《士虞禮》第十四,《特牲饋食禮》第十五,《少牢饋食禮》第十六,《有司徹》第十七。

這十七篇的次第,普通因鄭玄《儀禮注》盛行於後世,所以多主劉向《别録》本。唐賈公彦《儀禮疏》説:“劉向《别録》,即此十七篇之次是也;皆尊卑吉凶次第倫叙,故鄭用之。至於大戴……小戴……皆尊卑吉凶雜亂,故鄭玄皆不從之。”但清代今文學家主張大戴本次第爲最優。他們根據《禮記》《昏義》及《禮運》篇的話,以爲冠、昏、喪、祭、射、鄉、朝、聘八者爲禮之經;——冠以明成人,昏以合男女,喪以仁父子,祭以嚴鬼神,鄉飲以合鄉里,燕射以成賓主,聘食以睦邦交,朝覲以辨上下;一切人事都可用此包括。依大戴本次第,則一、二、三篇爲冠昏,四、五、六、七、八、九篇爲喪祭,十、十一、十二、十三篇爲射鄉,十四、十五、十六篇爲朝聘,《喪服》通於上下,故附於後。(詳可參考邵懿辰《禮經通論》。)

【《 儀禮》的作者問題與完缺問題 】《儀禮》的經典本身有兩個問題到現在仍是争辯未決:一是《儀禮》的作者問題,一是《儀禮》的完缺問題。關於《儀禮》的作者問題,有兩種絶對不同的意見:在古文學派,以爲《儀禮》與《周禮》並爲周公所作,唐賈公彦《儀禮疏》説可爲代表。他説:“《周禮》言周不言儀,《儀禮》言儀不言周,既同周公攝政六年所制,題號不同者:《周禮》取别夏、殷,故言周;《儀禮》不言周者,欲見兼有異代之法。”在今文學派,以爲《儀禮》爲孔子所定,清皮錫瑞《三禮通論》説可以代表。他説:“《檀弓》云:恤由之喪,哀公使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據此,則《士喪》出於孔子,其餘篇亦出於孔子可知。”皮氏所撰的《經學歷史》亦堅持這説:“《儀禮》十七篇,雖周公之遺,然當時或不止此數而孔子删定,或並不及此數而孔子補增,皆未可知。觀‘孺悲學士喪禮於孔子,《士喪禮》於是乎書,’則十七篇亦自孔子始定。”(見《經學開闢時代》章)至於關於《儀禮》的完缺問題,今古文學亦具有絶對不同的兩種意見。今文學家主張十七篇已包舉一切的禮儀,故以《儀禮》爲完整的經典;上述的清邵懿辰《禮經通論》説可爲代表。古文學家主張《逸禮》三十九篇爲可信,故以現存《儀禮》十七篇爲秦火的殘燼(詳下節)。

【 逸《禮》的來源與真僞 】對於現存《儀禮》十七篇,亦如《今文尚書》之外還有孔壁發現的《古文尚書》一樣,而有所謂“古文《逸禮》三十九篇”。《逸禮》的發現,凡有五説:一、以爲與《古文尚書》同時發現於孔壁,由孔安國獻於朝廷,劉歆主之。歆《讓太常博士書》説:“魯恭王壞孔子宅,欲以爲宫,而得古文壞壁之中。《 逸禮 》 有三十九篇 , 書十六篇 。天漢之後,孔安國獻之,遭巫蠱倉卒之難,未及施行。”二、以爲發現於魯淹中及孔壁,班固《漢書·藝文志》主之。《志》説:“《禮》古經者出於魯淹中及孔氏,與十七篇文相似,多三十九篇。”(據劉敞説改)三、以爲發現於孔壁,爲河間獻王所得,鄭玄《六藝論》主之。鄭説:“後得孔氏壁中河間獻王《古文禮》五十六篇。”四、以爲發現於魯淹中,由河間獻王獻於朝廷,《隋書·經籍志》主之。《隋志》説:“又有《古經》,出於淹中,而河間獻王好古受學,收集餘燼,得而獻之,合五十六篇,並威儀之事……無敢傳之者。唯《古經》十七篇與高堂生所傳不殊,而字多異。”五、以爲三十九篇外又在河内老屋得一篇,漢王充《論衡》主之。《論衡·正説篇》説:“河内女子發老屋,得逸《易》、《禮》、《尚書》各一篇。”按以上各説互相差池,所以今文學家根本否認《逸禮》的發現,而以爲是古文學家僞造的讕言。這三十九篇古文《逸禮》没有留傳下來,他亡佚的時候也無可考證。

【《 禮記》的篇第 】《禮記》亦稱《小戴記》,爲西漢《禮》今文學家戴聖所編纂,凡四十九篇。其篇目爲:《曲禮》上第一,《曲禮》下第二,《檀弓》上第三,《檀弓》下第四,《王制》第五,《月令》第六,《曾子問》第七,《文王世子》第八,《禮運》第九,《禮器》第十,《郊特牲》第十一,《内則》第十二,《玉藻》第十三,《明堂位》第十四,《喪服小記》第十五,《大傳》第十六,《少儀》第十七,《學記》第十八,《樂記》第十九,《雜記》上第二十,《雜記》下第二十一,《喪大記》第二十二,《祭法》第二十三,《祭義》第二十四,《祭統》第二十五,《經解》第二十六,《哀公問》第二十七,《仲尼燕居》第二十八,《孔子閒居》第二十九,《坊記》第三十,《中庸》第三十一,《表記》第三十二,《緇衣》第三十三,《奔喪》第三十四,《問喪》第三十五,《服問》第三十六,《間傳》第三十七,《三年問》第三十八,《深衣》第三十九,《投壺》第四十,《儒行》第四十一,《大學》第四十二,《冠義》第四十三,《昏義》第四十四,《鄉飲酒義》第四十五,《射義》第四十六,《燕義》第四十七,《聘義》第四十八,《喪服四制》第四十九。這四十九篇大概多是孔門七十子後學所記;其有主名可舉的,如:《經典釋文》引劉瓛的話,以《緇衣》篇爲公孫尼子所作;《隋書·音樂志》引沈約的話,以《中庸》、《表記》、《坊記》、《緇衣》四篇爲子思子所作,《樂記》篇爲公孫尼子所作。此外《月令》與《吕氏春秋·十二紀》及《淮南子·時則訓》略同,《明堂位》與《周書·明堂》篇略同。又《冠義》、《昏義》、《鄉飲酒義》、《射義》、《燕義》、《聘義》六篇可視爲儀禮中《士冠禮》、《士昏禮》、《鄉飲酒禮》、《鄉射禮》、《燕禮》、《聘禮》六篇的傳註。

【《 禮記》的來源及其争辯 】《禮記》四十九篇的來源,爲歷來經學家争辯頗烈的問題。中國現存的著録古代書籍的目録,當推《漢書·藝文志》爲最早;但《漢志》没有著録《禮記》四十九篇及《大戴記》八十五篇,而只有“《記》百三十一篇,七十子後學者所記也”的話。到了漢末,鄭玄撰《六藝論》説:“戴德《傳記》八十五篇,則《大戴禮》是也;戴聖《傳記》四十九篇,則此《禮記》是也。”於是始分别大小《戴記》的篇數。到了唐初,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晉司空長史陳邵《周禮論序》説:“戴德删古禮二百四篇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禮》。聖删《大戴禮》爲四十九篇,是爲《小戴禮》。後漢馬融、盧植考諸家同異,附戴聖篇章,去其繁重及所叙略,而行於世,即今之《禮記》是也。”於是始有小戴删《大戴記》以成《禮記》的話。《隋書·經籍志》繼起,更加附益,以爲:“漢初,河間獻王又得仲尼弟子及後學者所記一百三十一篇,獻之,時亦無傳之者。至劉向考校經籍,檢得一百三十篇,向因第而叙之。而又得《明堂陰陽記》三十三篇,《孔子三朝記》七篇,《王氏史氏記》二十一篇,《樂記》二十三篇,凡五種,合二百十四篇。戴德删其煩重,合而記之,爲八十五篇,謂之《大戴記》;而戴聖又删《大戴》之書,爲四十六篇,謂之《小戴記》。漢末,馬融……又足《月令》一篇,《明堂位》一篇,《樂記》一篇,合四十九篇。”於是又有小戴删《大戴記》爲四十六篇而由馬融增益三篇爲四十九篇的主張。直到清代,諸學者始力駁小戴删大戴的話。戴震以爲劉向《别録》已説《禮記》四十九篇,小戴弟子橋仁已著撰《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則馬融增益三篇的話絶不可靠。(詳見《東原集·大戴禮記目録後語》。)錢大昕以爲《小戴記》四十九篇,《曲禮》、《檀弓》、《雜記》皆以簡策重多,分爲上下,實止四十六篇,合《大戴記》八十五篇,正合百三十一的數目,所以《小戴記》並非删《大戴記》而成。(詳見《廿二史考異·漢書考異》。)陳壽祺則更進一層,以爲大小《戴記》對於《漢志》所説百三十一篇之《記》,各以己意選取,所以互相異同,並非“此之所棄,即彼之所録”,如錢氏所説;因爲據他考證,大小《戴記》篇目每多相同,篇内文字也各有詳略。(文繁不録,詳見《左海經辨》。)

【《 禮記》各篇的“定性分析 ”】《禮記》四十九篇,若就《禮記》編纂者的小戴(聖)本人的學統説,是無疑的屬於今文學;但就《禮記》各篇的性質加以考究,則頗有問題。近人廖平以爲《禮記》及《大戴禮》兩書,有先師經説,亦有子史雜鈔,最爲駁雜。他采自今學的,爲今學家言;采自古學的,則爲古學家言。我們只要看杜、賈註《周禮》、《左傳》對於《戴記》有引用有不引用,即可知《戴記》是最初混淆今古文學的書籍。據廖氏的考證,《禮記》各篇中,屬於今文學的,有:一、《王制》;二、《冠義》;三、《昏義》;四、《鄉飲酒義》;五、《射義》;六、《燕義》;七、《聘義》;八、《祭統》;九、《喪服四制》。屬於古文學的,有:一、《玉藻》;二、《深衣》(二篇屬於《周禮》);三、《祭法》;四、《曲禮》;五、《檀弓》;六、《雜記》(四篇屬於《左傳》);七、《祭義》(一篇屬於《孝經》);八、《内則》;九、《少儀》(二篇屬於小學);十、《禮運》;十一、《禮器》;十二、《郊特牲》(三篇屬於《詩》、《禮》);十三、《明堂位》;十四、《投壺》(二篇屬於《逸禮》);十五、《奔喪》;十六、《曾子問》;十七、《喪大記》;十八、《問喪》(四篇屬於《喪禮》);十九、《喪服小記》;二十、《大傳》;二十一、《服問》;二十二、《間傳》;二十三、《三年問》(五篇屬於《喪服》)。今古文學混雜的,有:一、《文王世子》;二、《中庸》;三、《樂記》;四、《月令》。今古文學相同的,有:一、《大學》;二、《學記》;三、《經解》;四、《緇衣》;五、《坊記》;六、《表記》;七、《儒行》;八、《仲尼燕居》;九、《孔子閒居》;十、《哀公問》。(見《六譯館叢書·今古學考》卷上《兩戴記今古分篇目表》及卷下頁十。)按廖氏就禮制以分别今古文學,且以分别《戴記》各篇的今古,殊有特解;但究爲清末今文學派一家之説,尚未得一般學者的承認。(皮錫瑞爲今文學者,但謂廖説“未必盡可據”,見《三禮通論》原刻本頁五五。又康有爲亦爲今文學者,但以《禮運》爲今文要籍,而爲作註。)

【《 禮》學的派别 】經典中的三《禮》,《周禮》爲古文學,《儀禮》爲今文學,《禮記》就學派説屬於今文,就内容説則又爲古、今文兼(見上廖平説)。但三《禮》所説,多屬典章制度,在諸經中較難研究;加以漢末鄭玄兼注三《禮》以來,三《禮》之綜合的研究因之而起;所以《禮》學的派别不能如其他經典之能顯然的劃分。現在就可分的分述於下,其不可分的條舉其重要的著作。

《禮》在漢代,顯分爲今古文學兩派。西漢初年,所謂《禮經》,僅有今文學的《儀禮》十七篇,由魯高堂生傳授。高堂生授蕭奮。奮授孟卿。卿授后蒼。蒼撰《曲臺后倉》九篇,見於《漢書·藝文志》。(《儒林傳》稱爲《后氏曲臺記》。)蒼授梁人戴德、德從兄子聖及沛人慶普,於是《儀禮》分爲大戴、小戴、慶氏三家。據《漢書·藝文志》,三家在當時都立於學官;但據《後漢書·儒林傳》,今文學十四博士不數《禮》慶氏而數《易》京氏,則慶氏《禮》是否立於學官,亦頗成疑問。其後慶普傳夏侯敬。敬數傳至曹充。充傳於其子褒,有名於當時。這是《儀禮》慶氏學派。戴德傳徐良,這是《儀禮》大戴學派。戴聖傳橋仁及楊榮,這是《儀禮》小戴學派。據《隋書·經籍志》説,“三家雖存並微”,則當時《禮》學已漸衰落。到了東漢末年鄭玄,於注《儀禮》以外,兼及《周禮》與《禮記》,於是三禮的名稱纔始成立。鄭玄在學派上是一位混淆古今文學的通學者,所以他所注的《儀禮》,於今文之外,並參考當時發現的古文《逸禮》;經從今文則注内疊出古文,經從古文則注内疊出今文,對於今古文字的取捨殊不一致。晉初王肅爲反鄭學的健者,其所作《三禮解》及《儀禮·喪服傳》,都故意與鄭立異;又僞造《孔子家語》、《孔叢子》二書,以爲反鄭專著之《聖證論》的根據;然而王肅混淆今古文學的弊病,更甚於鄭玄。《儀禮》一經,自從鄭、王以後,其今文學的真面目已不復保存。晉代盛行王學。南北朝時,北朝專崇鄭學,南朝則雜採鄭、王。又當時南朝社會劃爲士庶兩大階級,所以治《儀禮》的,多偏究喪服。最著名的,爲雷次宗、與鄭玄齊名,稱爲雷、鄭;其他見於《隋書·經籍志》的頗不少,蔚爲一時特殊的風氣。唐代,賈公彦撰《儀禮義疏》,以鄭注爲宗,鄭學賴以保存。宋儒治《儀禮》的,始於張淳。淳曾撰《儀禮識誤》,考訂注疏。其後朱熹及其弟子黄榦成《儀禮經傳通解》,欲以《儀禮》爲經,以《周禮》諸書爲傳,其混合三禮以談《禮》,更較鄭玄爲甚。元儒吴澄撰《儀禮逸經傳》,汪克寬撰《經解補佚》,雜採諸書,指爲《儀禮》逸文;敖繼公撰《儀禮集説》,且疑《喪服傳》爲僞作;蓋完全表現其宋學之懷疑的主觀的見地。清代漢學重興,其初反於鄭學,其繼反於西漢今文學。清初治《儀禮》的,以張爾岐《儀禮鄭注句讀》爲最具家法。其後如吴廷華撰《儀禮章句》,金曰追撰《儀禮正譌》,沈彤撰《儀禮小疏》,褚寅亮撰《儀禮管見》,胡匡衷撰《儀禮釋宫》,程瑶田作《喪服足徵録》,任大椿撰《深衣釋例》,張惠言撰《儀禮圖》,也都放射漢學的光彩。當時最著名的著作,可以凌廷堪《禮經釋例》及胡培翬《儀禮正義》兩書爲代表。後來邵懿辰撰《禮經通論》,主張《儀禮》十七篇爲完書,則更就今文學的見地而爲學派上的鬭争了。

《周禮》,當西漢末新莽時,因古文學派的首創者劉歆的提倡,立於學官。歆傳其學於杜子春。子春傳鄭興。興傳其子衆。同時,歆又别授賈徽。徽傳其子逵,奉詔作《周官解詁》。其後衛宏、馬融、盧植、張恭祖等,都治《周禮》,有所述作。及鄭玄出,先後受學於張恭袓及馬融,撰《周禮注》、《儀禮注》、《禮記注》,合稱《三禮注》,盛行於當時,集漢代《周禮》學的大成。晉代朝廷禮學雖以王肅爲主,但鄭玄《周禮注》仍爲學者所宗。經南北朝以至隋、唐,鄭學迄未衰落。唐賈公彦撰《周禮義疏》,一本鄭《注》,於是鄭學益有獨尊之勢。到了宋代,王安石撰《周禮新義》,頒爲試士的標準,《周禮》學始漸變。王昭禹繼之,撰《周禮詳解》,《四庫總目提要》謂其“附會穿鑿皆遵王氏《字説》”。此外,鄭伯謙撰《太平經國之書》,王與之撰《周禮訂義》,以論議見長,而略於典章。而俞廷椿撰《復古編》,陳友仁撰《周禮集説》,吴澄撰《周禮叙録》,欲從五官中以補苴冬官,更完全爲宋學改經的習氣。清代以考證學爲正統,故《周禮》學復反於漢。當時專究制度的,如沈彤的《周官禄田考》,王鳴盛的《周禮軍賦説》;專究製作的,如戴震的《考工記圖》,阮元的《車制考》,都是名著。清末,古文學最後大師孫詒讓撰《周禮正義》,詳密審慎,學者以爲出於舊疏之上。

《禮記》一書,不見於《漢志》;他的内容的來源,學者間的意見也未一致(見上節);但這書爲小戴所纂集,所傳授,則大概没有疑義。(魏張揖、清陳壽祺、皮錫瑞主張《禮記》始撰於叔孫通,其説不足取信,詳可參考皮錫瑞《三禮通論》“論《禮記》始撰於叔孫通”章。)《禮記》學的傳授,没有明文可録。惟《後漢書·橋玄傳》,橋玄七世祖仁曾著《禮記章句》四十九篇,則橋仁於傳受小戴《儀禮》學之外,又兼傳其《禮記》學。又《後漢書·曹褒傳》,褒傳父充慶氏《禮》,又傳《禮記》四十九篇,則曹褒於傳受慶氏《儀禮》學之外,又兼傳小戴的《禮記》學。《隋書·經籍志》以爲:“漢末馬融遂傳小戴之學。”“鄭玄受業於融,又爲之注。”則《禮記》一書,實自鄭注行世後,而始與《儀禮》、《周禮》並稱三禮;在漢代諸經中,最無學派可説。南北朝時,爲鄭注作義疏的,南有皇侃,北有熊安生。唐孔穎達敕修《禮記正義》,亦宗鄭注,而以皇氏爲本,以熊氏爲輔。孔序批評熊、皇二書,以爲“熊則違背本經,多引外義”;“欲釋經文,惟聚難義”;“皇氏雖章句詳正,微稍繁廣;又既遵鄭氏,乃時乖鄭義”。但孔氏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所以《四庫總目提要》又以爲孔氏“務伸鄭注,不免有附會之處”。總之,《禮記》學,從漢到唐,都以鄭注爲中心。宋儒治《禮記》的,始於衛湜。湜撰《禮記集説》,採摭各家經説凡百四十四家,頗稱該博,但不甚精審。元吴澄作《禮記纂言》,重定篇第;陳澔作《禮記集説》,務求淺顯;於是鄭注中心之《禮記》學漸變。明永樂中,胡廣等敕修《禮記大全》,廢棄鄭注,襲用《集説》,古義遂荒。清代漢學以考證爲主,《禮記》的研究不及《儀禮》、《周禮》之盛。杭世駿撰《禮記集説》,雖稱浩溥,但不免泛濫;朱彬撰《禮記訓纂》,較爲簡約,然亦不及胡培翬《儀禮正義》、孫詒讓《周禮正義》的詳審。及今文學崛興,《禮記》各篇中的微言大義始爲學者所重,康有爲撰《禮運注》,皮錫瑞撰《王制箋》,對於孔子託古改制的深意及儒家大同的理想,爲大膽的宣揚。

三禮經典本身的學統本不相同,但自從鄭玄兼注三禮以來,三禮之兼治的風習與禮學之綜合的研究,遂爲歷代經學家所沿用。最初繼鄭玄的方法而爲反鄭學的運動的,是晉初王肅。肅曾撰《三禮解》,與鄭立異。南北朝時,兼治三禮的學者更多;最著名的,有徐遵明、劉獻之、沈重、李炫、熊安生、何佟之、王儉、何承天、崔靈恩、嚴植之、沈文阿、戚袞諸人。唐代孔穎達撰《禮記正義》,賈公彦撰《周禮義疏》及《儀禮義疏》,都以鄭注爲主,三禮學復定於一尊。宋代,朱熹撰《儀禮經傳通解》,欲混同《儀禮》、《周禮》諸書,作禮學之綜合的研究。陳詳道撰《禮書》,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及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都稱其詳博;然中多掊擊鄭學,蓋完全宋學家的習氣。清初治三禮的,有徐乾學、萬斯大、毛奇齡、李光地、李光坡、方苞等,然或失之雜糅,或失之武斷。及江永撰《禮經綱目》,秦蕙田撰《五禮通考》,始具備漢學家法。但三禮來源不同,綜合研究殊不易易,所以這方面的成功作品仍不多見。

五 《春秋》——《春秋經》與《左傳》、《公羊傳》、《穀梁傳》

【 編年的《春秋經 》】《春秋經》相傳爲孔子據魯史《春秋》一書加以筆削而成。其書分年紀事,上起魯隱公元年(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下止魯哀公十四年(當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計凡十二公,二百四十二年。表示之如次:

(1)隱公十一年(當周平王四十九年、公元前七二二年,至周桓王八年、公元前七一二年)。

(2)桓公十八年(當周桓王九年、公元前七一一年,至周莊王三年、公元前六九四年)。

(3)莊公三十二年(當周莊王四年、公元前六九三年,至周惠王十五年、公元前六六二年)。

(4)閔公二年(當周惠王十六年、公元前六六一年,至周惠王十七年、公元前六六〇年)。

(5)僖公三十三年(當周惠王十八年、公元前六五九年,至周襄王二十五年、公元前六二七年)。

(6)文公十八年(當周襄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六二六年,至周匡王四年、公元前六〇九年)。

(7)宣公十八年(當周匡王五年、公元前六〇八年,至周定王十六年、公元前五九一年)。

(8)成公十八年(當周定王十七年、公元前五九〇年,至周簡王十三年、公元前五七三年)。

(9)襄公三十一年(當周簡王十四年、公元前五七二年,至周景王三年、公元前五四二年)。

(10)昭公三十二年(當周景王四年、公元前五四一年,至周敬王十年、公元前五一〇年)。

(11)定公十五年(當周敬王十一年、公元前五〇九年,至周敬王二十五年、公元前四九五年)。

(12)哀公十四年(當周敬王二十六年、公元前四九四年,至周敬王三十九年、公元前四八一年)。

【 傳、經的分合 】《春秋經》的經文,現在都分載於《左傳》、《公羊傳》、《穀梁傳》的各傳之前,已没有單行本;但在古代,《春秋經》與三傳實各自别行,而且經今古文本亦不相同。《漢書·藝文志》有《春秋古經》十二篇,又有《春秋經》十一卷。所謂《古經》,就是古文本的《春秋經》,也就是《左氏傳》所根據的古文經;所謂《經》,就是今文本的《春秋經》,也就是《公羊傳》及《穀梁傳》所根據的今文經。《春秋古經》與《左氏傳》的配合,蓋始於晉杜預。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所説“分《經》之年與《傳》之年相附,比其義類,各隨而解之”的話可爲證據。唐陸德明《經典釋文》亦説“舊夫子(指孔子)之《經》與丘明之《傳》各異,杜氏合而釋之。”至今文的《春秋經》與《公羊傳》、《穀梁傳》的配合,則不知始於何人。按何休《公羊傳解詁》,但釋傳文而不釋經文,與杜預《經傳集解》體裁不同;又按漢熹平《石經》殘字《公羊傳》一段,亦僅載傳文而没有經文,與現行刻本不同;則漢末今文經傳還各自别行。《四庫總目提要》疑《春秋經》與《公羊傳》的配合始於爲《公羊傳》作義疏的唐儒徐彦,《春秋經》與《穀梁傳》的配合始於爲《穀梁傳》作《集解》的晉儒范甯;然這都是推測之辭,没有明文足證,可存而不論。至於《漢志》《春秋古經》與《春秋經》篇卷數目不同的原因,則由於今古文學對於魯十二公紀年分合意見的差異。古《春秋左氏》説主張十二公各爲一篇,故爲十二篇。今《春秋公羊》説主張合閔公於莊公,故十二去一而爲十一卷;至其所以如此併合的理由,今文學大家何休以爲“子未三年,無改於父之道”;閔公僅二年而薨,故附於莊公。但清儒沈欽韓《漢書疏證》反對何説,以爲不過因“閔公事短,不足成卷,并合之耳”,亦自有相當的理由。

【《 春秋》的命名 】《春秋經》所以命名“《春秋》”,今古文學家的意見大致相同。因爲《春秋》是編年體,年有四時,不能徧舉四字以爲書名,故交錯互舉,取“春”“秋”以包“夏”“冬”。杜預《春秋經傳集解序》説得很清楚:“《春秋》者,魯史記之名也。記事者以事繫日,以日繫月,以月繫時,以時繫年,所以記遠近、别同異也。故史之所記,必表年以首事。年有四時,故錯舉以爲所記之名也。”徐彦《公羊傳疏》亦説:“《公羊》何氏(指何休)與賈、服(指漢時《左傳》學者賈逵、服虔)不異。……《春秋》者,道春爲生物之始,而秋爲成物之終,故云:始於春,終於秋,故曰《春秋》也。”除上述的解釋外,又另有三種的異説,但都不足憑信。一、以爲《春秋》當一王之法,其命名含有賞刑的意義;就是説:“取賞以春夏,刑以秋冬。”二、以爲含有褒貶的意義,“一褒一貶,若春若秋。”三、以爲《春秋》成書時期的關係,“哀公十四年春,西狩獲麟,作《春秋》;九月,書成。以其書春作秋成,故云《春秋》。”(一、二見宋王應麟《玉海》引鄭樵語,三見徐彦《公羊傳疏》)。這三説都根本的忘記了“《春秋》”是古代記事史籍的通名,而不始於孔子。

【《 春秋》的通名與專名 】“春秋”本通名,到孔子據魯史而作《春秋》,於是始成《春秋經》的專名。《公羊傳》莊七年傳説:“不修《春秋》曰:雨星不及地尺而復。”《禮記·坊記》説:“魯《春秋》記晉喪曰:殺其君之子奚齊。”又説:“魯《春秋》去夫人之姓曰吴,其死曰孟子卒。”《左傳》昭二年傳説:“晉韓起聘魯,觀書於太史氏,見《易》象與魯《春秋》。”則《春秋經》所根據的魯史本名《春秋》。《國語·楚語》,申叔時論傅太子的方法,説:“教之以《春秋》。”則楚史亦名《春秋》。《國語·晉語》,司馬侯對晉悼公説:“羊舌肸習於《春秋》。”則晉史亦名《春秋》。《墨子·明鬼篇》下引有周之《春秋》、燕之《春秋》、宋之《春秋》、齊之《春秋》。《隋書》,李德林魏收書引《墨子》曰:“吾見百國《春秋》。”則諸國史記亦都名《春秋》。此外泛言《春秋》的,如《管子·法法篇》説:“故《春秋》之記,臣有弑其君,子有弑其父者矣。”《韓非子·内儲説上》説:“魯哀公問於孔子曰:《春秋》之記曰‘冬十二月隕霜不殺菽’,何爲記此?”《戰國策·燕策》,蘇代説:“今臣逃而紛齊、趙,始可著爲《春秋》。”樂毅説:“賢明之君,功立而不廢,故著於《春秋》。”以上所舉,都不能專指爲孔子的《春秋經》,而爲《春秋》的通名。

【《 春秋》的作者與孔子 】《春秋》爲孔子據魯史而作,古無異辭。但專記孔子言行的《論語》没有一言及於孔子的巨著《春秋》,實不免啓後人以可疑之點。首言孔子作《春秋》的,當推孟子。《孟子·滕文公》篇下説:“世衰道微,邪説暴行又作,臣弑其君者有之,子弑其父者有之;孔子懼,作《春秋》。《春秋》,天子之事也,是故孔子曰:‘知我者,其惟《春秋》乎!罪我者,其惟《春秋》乎!’”又“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又《離婁》篇下説:“王者之迹熄而《詩》亡,《詩》亡然後《春秋》作。晉之《乘》,楚之《檮杌》,魯之《春秋》,一也。其事則齊桓、晉文;其文則史;孔子曰:‘其義則丘竊取之矣。’”又《盡心篇》下説:“《春秋》無義戰。”其後繼孟子之説而更加發揮的,當推司馬遷《史記》。《史記·孔子世家》説:“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疾殁世而名不稱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見於後世哉?’乃因史記作《春秋》,上至隱公,下訖哀公十四年。據魯,親周,故殷,運之三代,約其文辭而指博。……貶損之義。後有王者舉而開之,《春秋》之義行則天下亂臣贼子懼焉。孔子在位聽訟,文辭有可與人共者,弗獨有也;至於爲《春秋》,筆則筆,削則削,子夏之徒不能贊一辭。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後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然《春秋》一經,闕文闕義,殊不易研究。宋王安石曾譏爲“斷爛朝報”。近人錢玄同先生更以孔子作《春秋》的話是孟子所僞造,不是史實,則《春秋》與孔子的關係也成爲經學上的疑案了。(錢説見顧頡剛《古史辨》第一册頁六七——八二。)

【《 左傳》與《春秋 》】現行的《左傳》,據經古文學家説,是解釋《春秋經》的傳,爲孔子同時人左丘明所作,所以應稱爲《春秋左氏傳》。但經今文學家否認這説,他們以爲《左傳》是古代一種歷史的書籍,並非解釋《春秋經》,所以不應稱爲《春秋左氏傳》,而當與《吕氏春秋》、《虞氏春秋》相同,稱爲《左氏春秋》。這争論一直到現在還没有正當的解決,下文當擇要加以論述。不過我們就《左傳》與《公羊傳》、《穀梁傳》的經傳内容加以比較,很可以見到同異。一、《左傳》有續經及續傳,而《公羊傳》、《穀梁傳》没有。《左傳》的續經,到魯哀公十六年孔子卒止,較《春秋》本經多二年;《左傳》的續傳,到魯哀公二十七年哀公如越,又續到悼公四年止,較《春秋》本經多十七年。二、《左傳》與《春秋經》對比,時有闕文。如莊公二十六年,《春秋經》書:“春,公伐戎。”“夏,公至自伐戎。”“曹殺其大夫。”“秋,公會宋人、齊人伐徐。”“冬,十有二月癸亥朔。日有食之。”但《左傳》都没有傳文,而僅有“春,晉士蔿爲大司空。”“夏,士蔿城絳以深其宫。”“秋,虢人侵晉。”“冬,虢人又侵晉”諸語。杜預《集解》以爲:“此年經傳各自言其事者,或經是直文,或策書雖存而簡牘散落,不究其本末,故傳不復申解,但言傳事而已。”杜預欲爲《左傳》出脱,所以委故於簡牘散落,其實無論如何,經與傳不相稱,乃是非常明顯的事。清劉逢禄《左氏春秋考證》,更就今文學的見地,臚舉《左傳》闕文,如隱公二年、十年,桓公元年、七年、九年、十年、十一年、十二年、十三年、十四年、十六年、十七年,莊公元年以後七年、十三年、十五年、十七年、二十七年、二十九年、三十年、三十一年,僖公元年等,都可以尋出《春秋經》與《左傳》的内容不相對稱。

【《 左傳》的作者及其争辯 】《左傳》的作者,相傳爲孔子同時的左丘明。這説,經古文學家非常相信,但經今文學家又非常反對。以《左傳》爲左丘明作的最早的現存的史料,當推司馬遷《史記·十二諸侯年表》。《史記》説:“孔子……西觀周室,論史記舊聞,興於魯而次《春秋》,上記隱,下至哀之獲麟,約其辭文,去其煩重,以制義法。王道備,人事浹。七十子之徒口授其傳指,爲有所刺譏褒諱挹損之文辭不可以書見也。魯君子左丘明懼弟子人人異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記,具論其語,成《左氏春秋》。”但這段文字,近人崔適《史記探原》設爲七證,以爲係後人爲古文學者依劉歆《七略》的話竄入,當加删除(見《史記探原》卷四頁二),則這段史料之真實的價值殊可懷疑。其次説到左丘明作《左傳》的,見《漢書·藝文志》及《劉歆傳》(卷三十六)。《漢志》説:“仲尼思存前聖之業……以魯周公之國,禮文備物,史官有法,故與左丘明觀其史記。據行事,仍人道,因興以立功,就敗以成罰,假日月以定曆數,藉朝聘以正禮樂。有所褒諱貶損,不可書見,口授弟子。弟子退而異言;丘明恐弟子各安其意,以失其真,故論本事而作傳,明夫子不以空言説經也。”《歆傳》説:“歆以爲左丘明好惡與聖人同,親見夫子;而公羊、穀梁在七十子後;傳聞之與親見之,其詳略不同。”按《漢志》本襲劉歆《七略》,劉歆爲經古文學家的開創者,他主張左丘明作《左傳》,乃是必然的事,不足以服經今文學者的辯難。又其次説到左丘明作《左傳》的,見於杜預《春秋經傳集解》。杜氏説:“左丘明受經於仲尼……身爲國史,躬覽載籍,必廣記而備言之。”按杜預爲《左傳》專家,其偏袒《左氏》,更甚於劉歆,則他的話語也没有信史的價值。又其次,孔穎達《左傳正義》引沈氏云:“《嚴氏春秋》引《觀周篇》云:孔子將修《春秋》,與左丘明乘如周,觀書於周史,歸而修《春秋》之經,丘明爲之傳,共爲表裏。”按沈氏指陳沈文阿,《嚴氏春秋》指漢《春秋公羊傳》嚴氏學。皮錫瑞《春秋通論》以爲:“《嚴氏春秋》久成絶學,未必陳時尚存。漢博士治《春秋》者,惟嚴、顔兩家。嚴氏若有明文,博士無緣不知。如《左氏傳》與《春秋經》相表裏,何以有丘明不傳《春秋》之言?劉歆博極羣書,又何不引《嚴氏春秋》以駁博士?”所以皮氏以爲沈氏所引《嚴氏春秋》,出於僞託,亦不足憑信。

至於懷疑《左傳》的,其初以《左傳》與《春秋經》無關,其後以《左傳》爲非左丘明所作。西漢末,今文學博士反對古文學家劉歆,曾主張“《左氏》爲不傳《春秋》”(見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東漢初,今文學家范升反對古文學家韓歆、陳元,也曾以爲“《左氏》不祖於孔子而出於丘明”(見《後漢書·范升傳》)。兩漢今文學者雖然反對《左傳》,以爲與《春秋經》無關,但尚不否認《左傳》爲左丘明所作。至唐趙匡,始辯作《左傳》的左氏與《論語》上所説的左丘明是兩人。左丘明是孔子以前的賢人,如史佚、遲任等見稱爲當時;左氏蓋與公羊氏、穀梁氏相似,都是孔門以後的門人。(見陸淳《春秋纂例》“趙氏損益義”章。)宋王安石曾撰《春秋解》一卷,證明左氏非左丘明的凡十一事。(王書已佚,陳振孫《書録解題》以爲出於依託。)葉夢得説《左傳》記事終於智伯,當是六國時人。鄭樵撰《六經奥論》,更設八驗,以爲左氏非丘明,而是六國時楚人。清乾隆間,紀昀等修《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對於《左傳》雖仍定爲左丘明作,但措辭亦頗含疑義。(見《提要·春秋左傳正義》條)其後今文學派崛興,劉逢禄撰《左氏春秋考證》,康有爲撰《新學僞經考》,對於《左傳》攻擊益力,且以爲係劉歆由《國語》竄改而成。近瑞典人珂羅倔倫(Bernhard Karlgren)撰《論左傳之真僞及其性質》( On the Authenticity and the Nature of the Tsochuan )一書,用《左傳》的特别文法組織和“魯語”比較,以證明《左傳》的語言自成一個文法組織,與《國語》相接近,而決非魯君子所作。這在《左傳》作者問題的研究方法上實是一種新穎而重要的貢獻。

【 左傳的來源 】關於《左傳》的發現,古代也没有明確的記載。約略的説,凡有三説:一、以爲漢代藏於祕府,爲劉歆所發現。《漢書·劉歆傳》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説:“《春秋左氏》丘明所修,皆古文舊書……臧於祕府,伏而未發。孝成皇帝閔學殘文缺,稍離其真,乃陳發祕臧,校理舊文,得此三事”(按三事指《左傳》及《古文尚書》、《逸禮》)。又本傳亦説:“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故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按今文學家以《左傳》爲劉歆所竄改僞造,則這史料也殊可疑。二、以爲係漢初張蒼所獻。許慎《説文解字序》説:“北平侯張蒼獻《春秋左氏傳》。”《隋書·經籍志》本其説,亦以爲“《左氏》,漢初出於張蒼之家,本無傳者”。按許慎爲東漢古文學者,張蒼獻《左傳》的話不見於西漢他書,恐亦難可憑信。三、以爲發現於孔子宅壁中。王充《論衡·案書篇》説:“《春秋左氏傳》者,蓋藏孔子壁中。孝武皇帝時,魯恭王壞孔子教授堂以爲宫,得佚《春秋》三十篇,《左氏傳》也。”又《佚文篇》説:“魯恭王壞孔子宅以爲宫,得《春秋》三十篇,……上言武帝,武帝遣吏發取。”按這説恐是王充讕言,清段玉裁已加以否認。《説文解字序》段注説:“《論衡》説《左傳》三十篇出恭王壁中,恐非事實。”總之,《左傳》的來源,在西漢時代,已没有明確的記載可考。

【《 公羊傳》的“異義 ”】《公羊傳》爲解釋《春秋經》而作,就學派言,是屬於今文學。《公羊傳》與《左傳》不同之點,在文字方面,一、《左傳》有續經、續傳,而《公羊傳》没有;二、《左傳》只能説以史實疏證本經,而《公羊傳》則專就經文逐層地加以問答體的説明。在内容方面《左傳》以“史”爲主,而《公羊傳》則以“義”爲主。何休《春秋公羊經傳解詁序》説《公羊傳》“多非常異義可怪之論”;據何休《文謚例》及《春秋説》,則非常異義有所謂五始、三科、九旨、七等、六輔、二類、七缺等等,而以“三科九旨”爲最重要。所請“三科九旨”,計有二説:一、何休以爲“三科九旨者,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此一科三旨也。”“所見異辭,所聞異辭,所傳聞異辭,二科六旨也。”“内其國而外諸夏,内諸夏而外夷狄”,“天下遠近大小若”一,“是三科九旨也。”二、宋氏以爲“三科者:一曰張三世,二曰存三統,三曰異外内,是三科也。九旨者:一曰時;二曰月;三曰日;四曰王;五曰天王;六曰天子;七曰譏;八曰貶;九曰絶。時與日月,詳略之旨也。王與天王、天子,是録遠近親疎之旨也。譏與貶、絶,則輕重之旨也。”據何休説,九旨即在三科之内;據宋氏説,九旨另在三科之外,但兩説没有什麽十分衝突。總之,依《春秋》公羊學的意見,《春秋》一經是孔子的政治哲學所在。孔子不願著一部空洞的政治哲學,也不敢著一部空洞的政治哲學,所以借春秋二百四十年的史實以表示他對於政治的觀念,就是《史記·自序》所謂“我欲載之空言,不如見之於行事之深切著明也”。孔子對於政治,主張進化,以爲可分三大階段,就是所謂“三世”,也就是所謂由據亂世進爲小康世、由小康世進爲大同世。因政治進化階段的不同,所以又有所謂“存三統”(所謂新周,故宋,以《春秋》當新王)及“異内外”的差别。這些話是否把握《春秋》的核心,固屬一大疑問;但《公羊傳》以這些思想爲骨幹,則可無疑。此外所謂“五始者,元年、春、王、正月、公即位是也。七等者:州、國、氏、人、名、字、子是也。六輔者:公輔天子,卿輔公,大夫輔卿,士輔大夫,京師輔君,諸夏輔京師是也。二類者:人事與災異者也”(徐彦疏引何休《文謚例》)。“七缺者:惠公妃匹不正,隱、桓之禍生,是爲夫之道缺也。文姜淫而害夫,爲婦之道缺也。大夫無罪而致戮,爲君之道缺也。臣而害上,爲臣之道缺也。僖五年,晉侯殺其世子申生;襄二十六年,宋公殺其世子瘞;殘虐枉殺其子,是爲父之道缺也。文元年,楚世子商臣弑其君髡;襄三十年,蔡世子般弑其君固;是爲子之道缺也。桓八年正月己卯,蒸;桓十四年八月乙亥,嘗;僖三十一年夏四月,四卜郊,不從,乃免牲,猶三望;郊祀不脩,周公之禮缺,是爲七缺也”(徐彦疏引《春秋説》)。

【《 公羊傳》的作者及其争辯 】《公羊傳》的傳授雖然可考(詳下);但《公羊傳》的傳文始於何人,現在還不能確指。《漢書·藝文志》僅有“《公羊傳》十一卷,公羊子,齊人”的話,而没有確舉公羊子的名字。顔師古《漢書注》以爲公羊子名高,蓋據《春秋緯説題辭》“傳我書者公羊高也”一語。然緯讖本不足憑信,則顔説亦頗可懷疑。據徐彦《公羊傳疏》引戴宏序説:“子夏傳與公羊高,高傳與其子平,平傳與其子地,地傳與其子敢,敢傳與其子壽。至漢景帝時,壽乃共弟子齊人胡母子都著於竹帛。”據何休隱二年傳注,以爲“至漢,公羊氏及弟子胡母生等乃始記於竹帛。”則《公羊傳》之著爲文字,或始於公羊壽及胡母生等;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即定爲公羊壽撰。但近人崔適《春秋復始》反對這説,他以爲:“子夏少孔子四十四歲。孔子生於襄公二十一年,則子夏生於定公二年。下迄景帝之初,三百四十餘年。自子夏至公羊壽,甫及五傳,則公羊氏世世相去六十餘年;又必父享耄年,子皆夙慧,乃能及之,其可信乎?”按《公羊傳》的内容,決非成於一人;傳中引子沈子、子司馬子、子女子、子北宫子、魯子、高子六人,就是明證。(引子沈子見隱公十一年、莊公十一年及定公元年傳文。引子司馬子見莊公三十年傳文。引子女子見閔公元年傳文。引子北宫子見哀公四年傳文。引魯子見莊公三年、二十三年,僖公五年、十九年、二十四年、二十八年傳文。引高子見文公四年傳文。)又定公元年傳“正棺於兩楹之間”兩句,《穀梁傳》引稱沈子,不稱公羊子,則《公羊傳》中不著姓名的,也當有不出於公羊氏的手筆。又桓公六年、宣公五年傳文有“子公羊子”的稱呼,則《公羊傳》不全出於公羊氏之手,更有明證。總之,古代的經傳,不是積累而成,就是經過後人的竄改,則《公羊傳》不是成於一人,也是無容諱言的事。

【《 穀梁傳》與《公 》、《 左 》】《穀梁傳》的體裁,與《公羊傳》相近,而與《左傳》不同。其與《公羊傳》相近之點:一、没有續經及續傳;二、用問答式的解釋體。現節録三傳對於《春秋經》隱公“元年春王正月”一段解釋以資比較。

穀梁傳 元年春王正月。雖無事,必舉正月,謹始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志也。焉成之?言君之不取爲公也。君之不取爲公,何也?將以讓桓也。讓桓,正乎?曰:不正。《春秋》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惡。隱不正而成之,何也?將以惡桓也。其惡桓,何也?隱將讓而桓弑之,則桓惡矣。桓弑而隱讓,則隱善矣。善則其不正焉,何也?《春秋》貴義而不貴惠,信道而不信邪;孝子揚父之美,不揚父之惡。先君之欲與桓,非正也,邪也;雖然,既勝其邪心以與隱矣,已探先君之邪志,而遂以與桓,則是成父之惡也。兄弟,天倫也;爲子受之父,爲諸侯受之君;已廢天倫,而忘君父,以行小惠,曰小道也。若隱者,可謂輕千乘之國,蹈道則未也。

公羊傳 元年春王正月。元年者何?君之始年也。春者何?歲之始也。王者孰謂?謂文王也。曷爲先言王而後言正月,王正月也。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統也。公何以不言即位?成公意也。何成乎公之意?公將平國而反之桓。曷爲反之桓?桓幼而貴,隱長而卑;其爲尊卑也微,國人莫知。隱長又賢,諸大夫扳隱而立之。隱於是焉而辭立,則未知桓之將必得立也;且如桓立,則恐諸大夫不能相幼君也;故凡隱之立,爲桓立也。隱長又賢,何以不宜立?立適以長不以賢;立子以貴不以長。桓何以貴?母貴也。母貴則子何以貴?子以母貴,母以子貴。

左傳 元年春王周正月。不書即位,攝也。(按這段以前,《左傳》有所謂“先經以始事”一段,附録於下,以明史實。傳云:“惠公元妃孟子。孟子卒,繼室以聲子生隱公。宋武公生仲子。仲子生而有文在其手,曰‘爲魯夫人’。故仲子歸于我,生桓公。而惠公薨,是以隱公立而奉之。”)

【《 穀梁傳》的作者及其争辯 】《穀梁傳》在學派上,從來都以爲與《公羊傳》同屬於今文學;自近人崔適撰《春秋復始》一書,始斥《穀梁傳》爲古文學,以爲亦是劉歆所僞造,所以供《左傳》的驅除。崔氏的立論,雖現在還未得一般學者的承認;但《穀梁傳》的作者問題之無明文可考,實亦不容諱言。考《漢書·藝文志》僅説:“《穀梁傳》十一卷,穀梁子,魯人。”顔師古《漢書注》以爲“名喜”。錢大昭《漢書辨疑》據閩本《漢書》,又以爲喜字作嘉。此外,桓譚《新論》、應劭《風俗通義》、蔡邕《正交論》、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麋信注,都作穀梁赤,王充《論衡·案書篇》又作穀梁寘,阮孝緒《七録》及《元和姓纂》引《尸子》語又作穀梁俶,楊士勛《穀梁傳疏》又引作穀梁淑。一穀梁子,而有喜、嘉、赤、寘、俶、淑六名,其可疑者一。據楊士勛《疏》,説穀梁子受經於子夏,爲經作傳;則《穀梁傳》當爲穀梁子所自作。然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及阮元《十三經校勘記》的考訂,定公即位一條,《穀梁傳》與《公羊傳》相同,稱引沈子曰;初獻六羽一條,稱引穀梁子曰;隱公五年及桓公六年傳又兩稱引尸子曰(按尸子即尸佼,爲商鞅的師;鞅被殺,佼逃於蜀);如穀梁子確爲子夏門人,不當下見沈子及尸子,亦不當自稱穀梁子,則《穀梁傳》是否出於一人之手,實亦成爲問題,其可疑者二。

【《 春秋》學的派别 】《春秋學》可分爲漢學及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學及古文學兩派。

西漢初年,《春秋》分爲五家,爲左氏、公羊、穀梁、鄒氏、夾氏。據《漢書·藝文志》説,“鄒氏無師,夾氏有録無書”,故五家去二而爲遺留到現在的三傳。(關於鄒、夾二氏,極端的今文學者,如康有爲,亦以爲是劉歆虚立名目,故意爲《左傳》作僞的掩飾。)這三傳,《左傳》屬於古文學,《公羊傳》屬於今文學,都非常明確;《穀梁傳》,從來學者都以爲屬於今文學,自崔適《春秋復始》倡“穀梁氏亦古文學”之説,於是《穀梁傳》的學派遂成疑問。

《左傳》最初的傳授也是古今文學者争論的一端。按《左傳》傳授不見於《史記·儒林傳》,《漢書·儒林傳》也僅只是推源到漢初的張蒼,唐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更進而追溯到春秋時代的曾申、吴起,愈後的記載愈是詳盡,實不免令人懷疑。《經典釋文》説:“左丘明作傳以授曾申。申傳衛人吴起(魏文侯相)。起傳其子期。期傳楚人鐸椒(楚太傅)。椒傳趙人虞卿(趙相)。卿傳同郡荀卿名況。況傳武威張蒼。蒼傳洛陽賈誼。誼傳至孫嘉。嘉傳趙人貫公。貫公傳其少子長卿。長卿傳京兆尹張敞及御史大夫張禹。”而《漢書·儒林傳》則説:“漢興,北平侯張蒼及梁太傅賈誼、京兆尹張敞、太中大夫劉公子皆修《春秋左氏傳》。誼爲《左氏傳》訓故,授趙人貫公,爲河間獻王博士。子長卿,爲蕩陰令,授清河張禹、長子。禹……授尹更始。更始傳子咸及翟方進、胡常。常授黎陽賈護季君,哀帝時,待詔爲郎。授蒼梧陳欽子佚,以《左氏》授王莽,至將軍。而劉歆從尹咸及翟方進受,由是言《左氏》者本之賈護、劉歆。”又《漢書·劉歆傳》説:“歆校祕書,見古文《春秋左氏傳》,大好之。丞相史尹咸以能治《左氏》,與歆共校經傳。歆略從咸及翟方進受,質問大義。初《左氏傳》多古字古言,學者傳訓詁而已;及歆治《左氏》,引傳文以解經,轉相發明,由是章句義理備焉。”總之,《左傳》的内容是否如今文學者所言出於劉歆改竄《國語》而成,固屬疑問;但《左傳》學的傳授,劉歆以前不足信,劉歆以後始可信,實在毫無疑義。

劉歆傳《左傳》學於賈徽。徽撰《春秋條例》,傳其子逵。逵受詔奏《公羊》、《穀梁》二傳不如《左傳》四十事,名爲《左傳長義》,又撰《左氏解詁》。又陳欽受業於尹咸,傳子元;元撰《左氏同異》。又鄭興亦受業於劉歆,傳子衆;衆撰《左氏條例章句》。此外,馬融,延篤等亦治《左氏學》。漢末鄭玄,初治公羊,後改治《左氏》,撰《鍼膏肓》、《發墨守》、《起廢疾》三書,以駁《公羊》學者何休所撰的《左氏膏肓》、《公羊墨守》、《穀梁廢疾》;又以所注授服虔。虔撰《左氏章句》,盛行於時。三國時,《公》、《穀》二學已漸衰微;當時魏王肅撰《左氏解》,蜀李譔撰《左氏傳》,而尹默、來敏也都治《左氏》。晉杜預好《左傳》,襲賈、服舊注,成《春秋經傳集解》,又撰《春秋釋例》,流傳至今。南北朝時,或宗杜注,或宗服傳,互相排擊,而《左氏》學遂又分爲兩枝。南朝盛行杜注,梁崔靈恩曾撰《左氏降義》,申服難杜;但虞僧誕又申杜難服,用以答駁。北朝,因徐遵明傳授服注,作《春秋章義》,故服注盛行;但杜注得杜預玄孫杜垣的宣揚,亦行於齊地。當時,如周樂遜撰《左氏序義》,劉炫撰《春秋述異》、《春秋攻昧》、《春秋規過》,張仲撰《春秋義例略》等,都與杜注立異。到了唐代,孔穎達撰《五經正義》,《左傳》專用杜注,於是賈、服傳注遂亡。其後陸淳繼趙匡、啖助的學説,撰《春秋集傳纂例》及《春秋微旨》,掊擊三傳,以臆説解經,自成一派,已開宋學的端緒。清代治《左氏學》的,始於顧炎武《杜解集正》及朱鶴齡《讀左日抄》。其後惠棟撰《左傳補注》,沈彤撰《春秋左傳小疏》,洪亮吉撰《左傳詁》,馬宗漣撰《左傳補注》,梁履繩撰《左傳補釋》,都以糾正杜注、申揚賈服爲職志。其中的代表作,推李貽德《賈服古注輯述》及劉文淇《春秋左氏傳舊注疏證》二書。清末今文學重興,《左傳》本身大受攻擊,章炳麟曾撰《春秋左傳讀》、《叙録》及《劉子政左氏説》諸書爲古文學張目,然仍未足掩閉今文學家的口舌。

《公羊》學,漢初始於胡母生及董仲舒。胡母生,據徐彦《公羊傳疏》引戴宏序,是撰著《公羊傳》的一人。董仲舒《公羊學》的著作見於《漢書·藝文志》的,有《公羊董仲舒治獄》十六篇;而現存的《春秋繁露》,也頗多《公羊傳》的“非常異義可怪之論”。仲舒傳嬴公、褚大、段仲及吕步舒。嬴公傳孟卿及睦孟。睦孟傳嚴彭祖及顔安樂。二家都立於學官,於是《公羊》學又分爲嚴、顔二派。後漢時,何休專主《公羊》,力排《左》、《穀》,依胡母生條例,撰《公羊解詁》,流傳至今。三國以後,《公羊》學逐漸衰落,不及《左氏》的盛行。南北朝時,北朝僅徐遵明兼通《公羊》,南朝則《公》、《穀》都未得立於學官,惟沈文阿撰《三傳義疏》,并及公羊而已。唐代徐彦撰《公羊傳疏》、注取何休《解詁》,頗得漢學的正傳。清代治《公羊》學著名的,有孔廣森《公羊通義》,淩曙《公羊禮記》、《公羊禮疏》、《公羊問答》,曙弟子陳立《公羊正義》。但諸儒還不是立場於純粹西漢今文學的見地;其憑藉《公羊》以復興今文學的,當首推莊存與。存與撰《春秋正辭》,始宣究微言大義,不專事訓詁。存與甥劉逢禄更加鑽研,撰《公羊何氏釋例》、《公羊何氏解詁箋》,又撰《左氏春秋考證》,以斥排《左傳》,於是今文學的壁壘愈益森嚴。其後宋翔鳳、魏源、龔自珍、戴望、王闓運、廖平、康有爲、皮錫瑞、崔適等輩出,更援引《公羊》大義以説羣經,甚且欲以解決政治及其他社會問題。如康有爲《大同書》一書,雖爲超經學的作品,然仍可視爲由《公羊學》引申的著作。

《穀梁學》,相傳始於漢初治《魯詩》的申公。申公傳瑕丘江公。江公傳榮廣及皓星公。榮廣傳周慶、丁姓及蔡千秋。千秋又事皓星公,以傳尹更始。更始撰《穀梁章句》,以傳翟方進、房鳳及子咸。又宣帝時,江公孫爲博士,亦傳《穀梁》,以傳胡常。當時朝廷曾集經師平《公》、《穀》異同,韋賢、夏侯勝、蕭望之、劉向都傾向《穀梁》,於是《穀梁》學始漸盛。但這説,崔適《春秋復始》以爲不足信。後漢以來,《穀梁》學流行的情況遠不及《左傳》及《公羊》。東晉時,范甯集唐同、麋信等十數家舊説,成《穀梁集解》,流傳至今。南北朝時,《穀梁》且未得立於南朝學官。唐代,楊士勛撰《穀梁義疏》,以范甯《集解》爲主,亦未饜漢學者的願望。清代治《穀梁》的,不及他經之多;較著名的,侯康撰《穀梁禮證》,柳興恩撰《穀梁春秋大義述》,許桂林撰《穀梁釋例》,鍾文烝撰《穀梁補注》,而以鍾書爲比較詳明,然仍不是可以代替舊疏的著作。

宋學的《春秋學》以棄傳談經爲特色。這種風氣開始於唐趙匡、啖助、陸淳,而更可以推源到用注駁傳的范甯。宋儒説《春秋》的,始於孫復。復撰《春秋尊王發微》,廢棄傳注,專談書法。劉敞繼之,撰《春秋權衡》等書,以主觀評論三傳得失。此外,如葉夢得、高閌、陳傅良諸人,不是排斥三傳,就是雜糅三傳,全非漢儒家法。其後胡安國撰《春秋傳》,假借經文,以論時政,更不顧經傳的原意。而張洽《春秋集傳》、家鉉翁《春秋詳説》等亦與胡傳相似。然自宋陳深《讀春秋編》尊崇胡《傳》以後,元俞臯《春秋集傳釋義大成》、汪克寬《胡傳纂疏》繼之,胡《傳》遂佔有相當地位。到了明洪武間,取胡《傳》、張洽《傳》合《公》、《穀》、《左氏》,合稱五傳。永樂間,胡廣等撰《五經大全》,遂直以胡《傳》頒爲功令。當時不從胡《傳》的,僅陸粲、袁仁、楊于庭數人而已。

六 《論語》

【《 論語》的篇第 】現行的《論語》凡二十篇,爲《學而》第一,《爲政》第二,《八佾》第三,《里仁》第四,《公冶長》第五,《雍也》第六,《述而》第七,《泰伯》第八,《子罕》第九,《鄉黨》第十,《先進》第十一,《顔淵》第十二,《子路》第十三,《憲問》第十四,《衛靈公》第十五,《季氏》第十六,《陽貨》第十七,《微子》第十八,《子張》第十九,《堯曰》第二十。

【《 論語》的種類與變遷 】《論語》在漢代,最初計凡三種:一曰《魯論》,二曰《齊論》,三曰《古論》。梁皇侃《論語疏叙》引劉向《别録》説:“魯人所學,謂之《魯論》;齊人所學,謂之《齊論》;孔壁所得,謂之《古論》。”《魯論》凡二十篇,也就是現行《論語》所根據的版本。《齊論》凡二十二篇,多《問王》、《知道》兩篇;即二十篇中的章句,也較《魯論》爲多(根據《漢書·藝文志》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關於《問王》一篇,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以爲:詳其名稱,當是内聖之道、外王之業。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以爲《問王》疑即《問玉》,因篆文相似而誤。《説文》及《初學記》等書所引《逸論語》言玉事,就是這篇的逸文。朱彝尊《經義考》主王説,以晁説爲傅會。近人陳漢章《經學通論》以爲:《禮記·聘義篇》有子貢問玉一段;荀子《法行篇》祖述其説,亦有論玉一段;王肅僞造《家語》,更襲録以爲《問玉解》;則《問王》當作《問玉》,更得明證。《古論》凡二十一篇,分《堯曰》篇“子張問何如可以從政”以下另爲一篇,名曰《從政》篇,所以《漢志》以爲“兩《子張》”。《古論》,《漢志》以爲出孔子壁中;《隋書·經籍志》以爲與《古文尚書》同出;何晏《論語集解序》以爲篇次不與《齊論》、《魯論》相同;桓譚《新論》以爲文異者四百餘字(見王應麟《漢書藝文志考證》引)。這《古論》,何晏《論語集解序》以爲孔安國爲之訓解,但世不傳。按孔安國相傳撰《古文尚書傳》及《古文孝經傳》,經學家都已證明是僞託,則這《古論語傳》也甚可疑。清儒沈濤《論語孔注辨僞》以爲這孔安國《古論語傳》就是何晏所僞作,很有相當的理由。

《魯論》、《齊論》對《古論》而言,雖都屬今文,但内容亦不相同。自西漢末安昌侯張禹出,於是混合《齊》、《魯》而有《張侯論》。何晏《論語集解叙》:“安昌侯張禹本受《魯論》,兼講《齊》説,善者從之,號曰《張侯論》,爲世所貴。”《隋書·經籍志》及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更詳盡。《隋志》以爲:“張禹本授《魯論》,晚講《齊論》,後遂合而考之,删其煩惑,除去《齊論》《問王》、《知道》二篇,從《魯論》二十篇爲定,號《張侯論》。”《叙録》以爲:“安昌侯張禹受《魯論》於夏侯建,又從庸生、王吉受《齊論》,擇善而從,號《張侯論》,最後而行於漢世。”這可説是《論語》的第一次的改訂本。東漢末,鄭玄注《論語》,又混合《張侯論》及《古論》,而成爲現行的《論語》。何晏《論語集解叙》:“鄭玄就《魯論》篇章,考之《齊》、《古》,爲之注。”《隋書·經籍志》:“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鄭氏校《魯論》本以《齊》、《古》讀,正凡五十事。”這可説是《論語》的第二次的改訂本,也就是現行本的來源。

【《 論語》篇數的異説 】關於《論語》的篇數,另有一種異説。王充《論衡·正説》篇:“《論語》者,弟子共記孔子之言行,勑記之時甚多,數十百篇。……漢興失亡,至武帝發取孔子壁中古文,得二十一篇,齊、魯二(二字衍)河間九篇,三十篇。至昭帝女讀二十一篇,宣帝下太常博士,時尚稱書難曉,名之曰傳,後更隸寫以傳誦……始曰《論語》。今時稱《論語》二十篇,又失齊、魯、河間九篇。本三十篇,分布亡失,或二十一篇,目或多或少,文贊或是或誤。……不知存問本根篇數章目。”按王説不甚簡明,但他以爲《論語》本有三十篇,計《古論》二十一篇,《齊》、《魯》、河間九篇,清劉寶楠《論語正義》以王説爲“無稽之談,不足與深辯”。他以爲:“《魯論》、《齊論》已見《前志》,不得别有齊、魯合河間爲九篇出於《漢志》之外,又合《古論》爲三十篇。”“《古文論語》久入孔氏,昭帝女何由得讀?既帝女能讀,而宣帝時博士轉難曉耶?”據劉説,則這《論語》三十篇的篇目問題大可存而不論。

【《 論語》的編者及其争辯 】《論語》的作者問題,雖亦有不同的意見,但較《孝經》、《爾雅》等爲簡單。最初論及《論語》的纂撰者的,是《漢書·藝文志》。《漢志》説:“《論語》者,孔子應答弟子、時人,及弟子相與言,而接聞於夫子之語也。當時弟子各有所記,夫子既卒,門人相與輯而論纂,故謂之《論語》。”顔師古《漢書注》“輯與集同,纂與撰同”,則《論語》的編撰,《漢志》泛指爲孔子門人。其次,鄭玄《論語序》以爲係孔子弟子仲弓、子游、子夏等所撰(見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引);《論語崇爵讖》以爲係子夏六十四人共撰仲尼微言;則又與《漢志》的泛言門人稍有不同。唐柳宗元更撰《論語辯》,根據《論語》記曾子死事,以爲係曾子的弟子所作。他説:“曾參少孔子四十六歲;曾子老而死;是書記曾子之死,則去孔子也遠矣。曾子之死,孔子弟子略無存者矣。吾意曾子弟子之爲之也。”宋程頤以《論語》對曾子及有子不稱名,因以爲係曾子、有子的弟子所論撰(見《二程語録》)。宋永亨又以《論語》對閔子稱字不稱名,因以爲出於閔氏(見《經義考》卷二百十一引)。則又於柳説曾子的弟子之外另添有子、閔子的弟子。按柳、程、宋諸説皆出於推測,未可即以爲憑。總之,以《論語》爲孔門弟子所論撰,其説雖失於泛,但尚不至於如何錯誤。

【《 論語》的命名與其别名 】《論語》的名稱,始見於《禮記·坊記》及《孔子家語·弟子解》。《孔子家語》爲王肅所僞造,不足憑信;《坊記》,沈約以爲出於子思子,當具有史料價值。則《論語》之稱爲《論語》,已始於弟子撰集的時候。王充《論衡·正説》篇以爲孔安國授魯人扶卿,始名《論語》,其説實不可信。不過《論語》名稱使用的確定,實始於漢後。兩漢時代,《論語》一書,或單稱爲“《論》”,或單稱爲“《語》”,或别稱爲“《傳》”,或别稱爲“《記》”,或詳稱爲“《論語説》”。單稱爲《論》的,如《隸釋》載《衡方碑》文“仲尼既殁,諸子綴《論》”,《論》即指《論語》。單稱爲《語》的,如《鹽鐵論》引《論語》原文,謂“《語》曰:百工居肆。”又《後漢書·邳彤傳》引《論語》原文,謂“《語》曰:一言可以興邦。”别稱爲《傳》的,如揚雄《法言·孝至篇》引《論語》原文,謂“吾聞諸《傳》,老則戒之在得。”又《漢書·揚雄傳贊》:“《傳》莫大於《論語》。”别稱爲《記》的,如《後漢書·趙咨傳》引《論語》原文,謂“《記》曰:喪與其易也寧戚。”詳稱爲《論語説》的,如《前漢書·郊祀志》引《論語》原文,謂:“《論語説》曰:子不語:怪,神。”按《論語》一書,簡稱爲《論》或《語》,乃行文的便利。至别稱爲《傳》或《記》,則因爲古代《論語》簡策的長度較短於經。鄭玄《論語序》:“《易》、《詩》、《書》、《禮》、《樂》、《春秋》,策皆二尺四寸。《孝經》謙半之。《論語》八寸。策者,三分居一,又謙焉。”近人章炳麟據以解釋,以“傳”爲六寸簿,即專字的假借。傳的得名,因爲體短,有異於經(見《國故論衡·文學總略》)。則《論語》之别稱爲《傳》或《記》,當因爲簡策長短的緣故。

【《 論語》學的沿革 】《論語》學在西漢時代有今古文的派别。上文所述的《魯論》及《齊論》屬今文,《古論》屬古文。當時傳《魯論》的,有龔奮、夏侯建、夏侯勝、韋賢、蕭望之諸人;傳《齊論》的,有王吉、宋畸、貢禹、五鹿充宗、庸譚諸人;傳《古論》的,相傳有孔安國,曾爲撰訓解。其後張禹混合《魯》、《齊》,成爲《張侯論》。後漢時,包咸、周氏爲《張侯論》撰作章句,而馬融亦爲《古論》撰注。漢末鄭玄,以《張侯論》爲本,參考《齊論》、《古論》,而爲之注,盛行於當時。鄭注早亡,清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及袁鈞《鄭氏遺書》都有輯佚本。近燉煌千佛洞石室發現鄭注《論語》殘本,亦略可供參考(見《鳴沙石室古籍叢殘》)。三國時,魏王肅曾撰《論語解》,與鄭注故意立異;陳羣、周生烈亦各撰義説。晉代,王弼於注《周易》、《老子》之外,兼及《論語》。而何晏諸人又雜採漢、魏經師八家之説,成《論語集解》,流傳至今。南北朝時,北朝盛行鄭學,南朝仍以何晏《集解》爲主。當時有名的著作爲梁皇侃《論語義疏》。皇《疏》,據《四庫總目提要》考證,謂亡於南宋;清乾隆間復由日本傳入中國,蓋非出於依託。隋、唐兩代,《論語》學無甚名著。韓愈、李翱撰《論語筆解》,以空説解經,漸開宋學的端緒。宋儒治《論語》的,首推邢昺所撰的《正義》,就是今《十三經注疏》本的《論語疏》。邢疏根據皇疏,翦其枝蔓,傅以義理,爲漢學、宋學轉變期的作品。自從程頤表章《論語》,於是開義理説經之風。程氏弟子如范祖禹、謝顯道、楊時、尹焞等,對於《論語》都有所述作。及南宋朱熹出,輯集宋儒十一家的學説,既撰《論語集注》,又撰《論語或問》(《四書或問》之一部分)及《論語精義》(合《孟子精義》,總稱《論孟精義》)。熹弟子黄榦續撰《論語注義通釋》。同時治《論語》而較有名的,爲張栻、朱震。元、明以降,《論語》學大抵以朱注爲中心。清初治《論語》的,尚不脱宋學的範圍。及劉台拱撰《論語駢枝》,方觀旭撰《論語偶記》,錢坫撰《論語後録》,包慎言撰《論語温故録》,焦循撰《論語通釋》,始復漢注之舊;其中以劉、焦二氏的書爲精審。其後劉寶楠撰《論語正義》,以何晏《集解》爲主,而詳採各家之説,其詳博超於舊疏。及今文學興,劉逢禄撰《論語述何》,宋翔鳳撰《論語發微》,戴望撰《論語注》,又自成一家之言。最後黄式三撰《論語後案》,調和漢、宋,亦時有持平之論。至專究《論語》中的名物制度,完全表現考證學的色彩的,有江永的《鄉黨圖考》一書。

七 《孝經》

【《 孝經》的篇第 】現行的《孝經》分爲十八章,爲《開宗明義章》第一,《天子章》第二,《諸侯章》第三,《卿大夫章》第四,《士章》第五,《庶人章》第六,《三才章》第七,《孝治章》第八,《聖治章》第九,《紀孝行章》第十,《五刑章》第十一,《廣要道章》第十二,《廣至德章》第十三,《廣揚名章》第十四,《諫諍章》第十五,《感應章》第十六,《事君章》第十七,《喪親章》第十八。

【《 孝經》的版本及其争辯 】《孝經》雖然是諸經中文字最少的一經,——據《經義考》引鄭耕老的話,《孝經》只一千九百三字。——但版本的争辯也很複雜。《孝經》歷來的本子,大體的説,可分爲四種:一、今文本;二、漢代古文本;三、隋代後得古文本附有孔安國《傳》;四、清代後得日本古文本,亦附有孔安國《傳》。

一、今文本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的“《孝經》一篇十八章”的本子。據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及《隋書·經籍志》説,秦時焚書,《孝經》爲河間人顔芝所藏,漢初,芝子貞獻出,凡十八章。但這説不見於漢以前的書,不知《釋文》及《隋志》何所根據。這今文本流行於西漢。西漢末,劉向用今文本與古文本相校,去其繁惑,以十八章的今文本爲定(據《隋志》説),這可説是今文的第一次的改訂本。東漢末,有鄭氏注出現,相傳爲鄭玄或鄭小同所注,流行於南北朝時(也據《隋志》説,鄭氏注之前,鄭衆、馬融也曾注《孝經》,但早亡佚)。這可説是今文的第二次的注釋本。唐開元七年,因《孝經》今文鄭玄注本與隋代後得古文孔安國注本旨趣駮踳,下詔令諸儒質定。時左庶子劉知幾主古文,國子祭酒司馬貞主今文。貞并以爲《閨門章》文句凡鄙,《庶人章》割裂舊文,妄加“子曰”及注文“脱衣就功”等語。當時下詔採用貞説,仍主今文鄭注本(見《唐會要》)。這可説是今文的第三次的改訂本。唐開元十年,唐玄宗注《孝經》,頒行天下;天寶二年,玄宗又重注《孝經》頒行(也見《唐會要》)。天寶四年,以御注刻石於太學,稱爲《石臺孝經》,今尚存陝西西安府學中,這可説是今文的第四次的注釋本,也就是現在流行的《十三經注疏》本的來源。

二、古文本,就是《漢書·藝文志》所著録的“《孝經古孔氏》一篇、二十二章”的本子。這古文本的出現,據《漢志》説,出於孔子宅壁中;據《隋書·經籍志》説,與《古文尚書》同出。(按《古文尚書》出於孔壁,《古文孝經》既與《古文尚書》同出,則亦出於孔壁,與《漢志》説同。)據後漢許慎子沖上《説文解字表》,説:“《古文孝經》者,孝昭帝時魯國三老所獻。建武時,給事中議郎衛宏所校。皆口傳,官無其説。”則又與《漢志》、《隋志》微異。按孔壁出書事,漢代及清代今文學者多不相信;許沖説亦不知何所根據,所以也頗可懷疑。這《古文孝經》凡二十二章,比《今文孝經》多四章。據顔師古《漢書注》引劉向説,謂《庶人章》分爲二,《曾子敢問章》分爲三,又多一章。據《隋書·經籍志》説:“長孫(長孫氏《今文孝經》本)有《閨門》一章……又衍出三章,并前合爲二十二章。”《漢書注》引桓譚《新論》説:“《古孝經》千八百七十二字,今異者四百餘字。”則今古文本《孝經》的篇章字數也頗有異同。孔安國《古文孝經傳》,始見於王肅《家語·後序》。《隋志》亦説孔安國曾爲《古文孝經》作傳。但這説未見於《漢志》及以前書,亦頗可疑。《隋志》説:“安國之本亡於梁亂”,則漢代的《古文孝經》本當南北朝梁代即已亡佚。

三、隋代後得古文本的來源,始見於《隋書·經籍志》。據《隋志》説,從《古文孝經》亡於梁亂以後,隋祕書監王劭於京師訪得《古文孝經》孔安國《傳》,送給河間劉炫。炫因序其得喪,述其義疏,講於人間。後來朝廷聞知,下令與《今文孝經》鄭玄注並立於學官。但當時儒者都説這後得的古文本及孔《傳》是劉炫僞作,不是孔安國的舊本。而且祕府又没有原書,無從校正他的真僞,所以遂成爲經學上的一大疑案。唐開元七年,下詔令諸儒質定今古文《孝經》,劉知幾主古文,以爲隋代後得的《古文孝經》就是漢代孔壁的《古文孝經》。他敍述隋代古文本及孔《傳》的來源,較《隋志》更爲詳盡。他説:“隋開皇十四年,祕書學士王孝逸於京市陳人處買得一本,送與著作郎王劭。劭以示河間劉炫,仍令校定。而此書更無兼本,難可依憑,炫輒以所見,率意刊改。”則他以爲後來的古文本及孔《傳》是真品,不過經過劉炫的刊改。當時司馬貞主今文,以爲隋代後得的《古文孝經》孔《傳》是僞品,但不是劉炫所僞作。他説:“近儒欲崇古學,妄作此《傳》,假稱孔氏,輒穿鑿改更。又僞作《閨門》一章。劉炫詭隨,妄稱其善。”到了清代,盛大士爲丁晏《孝經徵文》作序,以爲《古文孝經》孔《傳》是晉王肅所僞造。他説:“安國作《傳》,漢人不言,獨《家語》言之。《家語》爲王肅僞撰;而安國之注《孝經》,有與《家語》暗合者。且《隋志》所載王肅《孝經解》久佚不傳,今略見於邢昺《疏》中;而邢《疏》所引之王肅注,多與孔《傳》相同。是必王肅妄作,假稱孔氏,以與己之臆見互相援證。……疑爲劉炫作;而不知劉炫得之於王劭,劭與炫皆被欺於王肅。”這後得的古文本《孝經》及孔安國《傳》,自從唐玄宗注行世後,遂亦亡佚。《中興藝文志》説:“自唐明皇時,議者排毁古文,以《閨門》一章爲鄙俗,而古文遂廢。”

四、清代後得日本古文本及孔《傳》,係乾隆間流入中國。據鮑廷博乾隆丙申(乾隆四十一年公元一七七六年)該書新刊跋,説他的朋友汪翼滄附市舶到日本,得於日本的長崎澳。據《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考訂,這是日本原有相傳的書,不是鮑廷博所僞造。但孔安國《傳》文“淺陋冗漫,不類漢儒釋經之體,并不類唐、宋、元以前人語。殆市舶流通,頗得中國書籍,有桀黠知文義者,摭諸書所引孔《傳》影附爲之,以自誇圖籍之富。”阮元《孝經注疏校勘記序》亦説:“孔《注》今不傳,近出於日本國者,誕妄不可據。要之孔注即存,不過如《尚書》之僞傳,決非真也。”考該本本經僅一千八百六十一字,與今文異的止二百餘字,與桓譚《新論》的話不合,決非真古文本。這日本本的《古文孝經》及孔《傳》現尚存。

【《 孝經》的作者及其争辯 】《孝經》的作者問題,歷來經學家的意見亦殊不一致。關於這問題,約可分爲七説:一、以《孝經》爲孔子所作。《漢書·藝文志》:“《孝經》者,孔子爲曾子陳孝道也。”《白虎通德論·五經》篇:“孔子……已作《春秋》,復作《孝經》,何?”鄭玄《六藝論》:“孔子以六藝題目不同,指意殊别,恐道離散,後世莫知根源,故作《孝經》以總會之。”《三國志·蜀志·秦宓傳》:“孔子發憤作《春秋》,大乎居正;復制《孝經》,廣陳德行。”二、以《孝經》爲孔子弟子曾參所作。《史記·仲尼弟子列傳》:“孔子以曾參爲能通孝道,故授之業,作《孝經》。”三、以《孝經》爲曾子弟子所作。晁公武《郡齋讀書志》:“今首章云‘仲尼居,曾子侍’,非孔子所著明矣。詳其文義,當是曾子弟子所爲書。”王應麟《困學紀聞》引胡寅語,謂:“《孝經》非曾子所自爲也。曾子問孝於仲尼,退而與門弟子言之,門弟子類而成書。”四、以《孝經》爲曾子弟子子思所作。《困學紀聞》引馮椅語,謂:“子思作《中庸》,追述其祖之語,乃稱字。是書當成於子思之手。”五、以《孝經》爲七十子之徒所作。毛奇齡《孝經問》:“此是春秋、戰國間七十子之徒所作,稍後於《論語》,而與《大學》、《中庸》、《孔子閒居》、《仲尼燕居》、《坊記》、《表記》諸篇同時,如出一手。故每説一章,必有引經數語以爲證,此篇例也。”《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今觀其文,去二戴所録爲近,要爲七十子之徒之遺書。使河間獻王採入一百三十一篇中,則亦《禮記》之一篇,與《儒行》、《緇衣》轉從其類。”六、以《孝經》爲後人傅會而成。朱熹《孝經刊誤後序》引汪應辰説,謂:“玉山汪端明亦以此書多出後人傅會。”七、以《孝經》爲漢儒所僞作。姚際恆《古今僞書考》:“是書來歷出於漢儒,不惟非孔子作,併非周、秦之言也。……勘其文義,絶類《戴記》中諸篇,如《曾子問》、《哀公問》、《仲尼燕居》、《孔子閒居》之類,同爲漢儒之作。”按以上七説,一、二兩説,以《孝經》爲孔子或曾子所作,自不足信。三、四兩説,以《孝經》爲曾子弟子或子思所作,亦係揣測之辭。六、七兩説,以《孝經》爲後人或漢儒僞作,雖有特見;但《吕氏春秋》《孝行》、《察微》二篇曾引《孝經》原文,蔡邕《明堂論》及賈思勰《齊民要術·耕田篇》,亦曾引魏文侯《孝經傳》文,則《孝經》的來源似頗久遠,恐不是漢時所僞造。所以慎重點説,尚以第五説爲較合理,即以《孝經》爲七十子後學的作品。

【《 孝經》學的派别 】《孝經學》可分爲“漢學”與“宋學”兩派,而“漢學”又可分爲“今文”與“古文”兩派。

關於《孝經學》的著作,最早的當推魏文侯《孝經傳》;但這書,不見於《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馬國翰《玉函山房輯佚書》以爲《漢志》中《孝經雜傳》四篇中當有魏文侯《孝經傳》在内,説亦可疑。西漢時,《孝經》學分今古文兩派。傳今文的,有長孫氏、江翁、后蒼、翼奉、張禹五家,所著《孝經説》都見於《漢志》。東漢時,有鄭注出現,或以爲是鄭玄所注,或以爲非是,成爲經學家的争辯的問題。(晉荀昶信爲鄭玄注,齊陸澄以爲不與玄其他注書相類,唐陸德明亦以爲與玄注五經不同,劉知幾更設十二驗以爲非玄作,宋王應麟以爲係鄭玄孫小同所撰。詳可參考《經義考》卷二百二十二。)東漢以後,多宗鄭注。南北朝時,立於學官。當時北朝治《孝經》的有李鉉、樂遜、樊深諸人,南朝有王元規、張譏、顧越諸人。唐開元間,會諸儒質定《孝經》鄭《注》及孔《傳》優劣,仍主鄭《注》。唐玄宗《御注孝經》,刻石太學,亦宗《今文孝經》,并詔元行沖撰疏。宋邢昺《孝經疏》即以行沖疏爲藍本,今列爲《十三經注疏》本之一。清初始治《孝經》的,爲毛奇齡,撰《孝經問》,詆排宋儒的《孝經學》。丁晏繼作《孝經徵文》,更力攻《古文孝經》孔《傳》是僞書。嚴可均輯《孝經鄭注》,皮錫瑞撰《孝經鄭注疏》,都從事於鄭學的恢復。姚際恆撰《古今僞書考》,直列《孝經》爲僞書,則已越超經學的研究而爲史的考訂了。

漢代傳《古文孝經》的,相傳爲孔安國,昭帝時由魯國三老獻於朝廷,然其説殊不可信。西漢末,劉向曾加以校定。東漢時,許慎撰説,馬融撰注,但都早已亡佚。隋代,王孝逸得《僞古文孝經》孔《傳》,由王劭以示劉炫。炫信以爲真,爲撰《孝經述義》。唐開元間,劉知幾主古文孔《傳》,然未被朝廷採用,孔《傳》因而漸亡。清乾隆間汪翼滄重得日本《古文孝經》孔《傳》本,流行國内,學者多不置信,以爲是僞中之僞。

宋儒《孝經》學,以改竄經文爲特點,自具有宋學的面目。朱熹信《古文孝經》,因胡寅、汪應辰的話,撰《孝經刊誤》,分爲經一章,傳十四章,删改舊文二百二十三字。元董鼎撰《孝經大義》,更就朱本加以訓釋。同時吴澄又信《今文孝經》,撰《孝經章句》,仿朱熹《刊誤》的方法,分爲經一章,傳十二章。《四庫全書總目提要》説:“漢儒説經以師傳;師所不言,則一字不敢更。宋儒説經以理斷;理有可據,則六經亦可改。然守師傳者,其弊不過失之拘;憑理斷者,其弊或至於横決而不可制。”(見毛奇齡《孝經問》條)蓋對於宋儒《孝經》學頗有微辭。

八 《爾雅》

【《 爾雅》的篇第 】《爾雅》是古代的詞典;他附屬於經部,完全出於因襲的觀念。現行的《爾雅》凡十九篇;爲:《釋詁》第一,《釋言》第二,《釋訓》第三,《釋親》第四,《釋宫》第五,《釋器》第六,《釋樂》第七,《釋天》第八,《釋地》第九,《釋丘》第十,《釋山》第十一,《釋水》第十二,《釋草》第十三,《釋木》第十四,《釋蟲》第十五,《釋魚》第十六,《釋鳥》第十七,《釋獸》第十八,《釋畜》第十九。

【《 爾雅》的命名 】《爾雅》二字,或作《爾疋》,又作《邇疋》(見陸德明《經典釋文》)。顔師古《漢書注》引張晏注謂:“爾,近也。雅,正也。”《釋文》加以申説,謂:“言可近而取正也。”清阮元更詳加解釋,謂:“古人字從音出:喉舌之間,音之所通者簡;天下之大,言之所異者繁。爾雅者,近正也。正者,虞、夏、商、周建都之地之正言也。近正者,各國近於王都之正言也。……《爾雅》一書,皆引古今天下之異言以近於正言。夫曰近者,明乎其有異也。正言者,猶今官話也。近正者,各省土音近於官話者也。揚雄《方言》自署曰‘輶軒使者絶代語釋别國方言’;夫絶代别國尚釋之,况本近正者乎!言由音聯,音在字前。聯音以爲言,造字以赴音。音簡而字繁;得其簡者以通之,此聲韻文字訓詁之要也。”(見《揅經室集》卷五《與郝蘭皋户部論爾雅書》)。按阮氏解釋《爾雅》的命名非常詳明,而且《爾雅》一書在語文學上自有相當的價值,也可由此而明瞭。

【《 爾雅》的篇數問題與其解釋 】《爾雅》的篇數,始見於《漢書·藝文志》。據《漢志》,《爾雅》三卷二十篇;與現存篇數相較,計缺一篇。這一篇的亡缺問題,歷來學者間的意見很不一致。略言之,可分三説:一、以爲《爾雅》本另有“《序篇》”一篇,後來亡佚,故二十減一而爲十九篇。《爾雅》之有“《序篇》”,一如《周易》的《序卦》、《尚書》的《書序》、《詩》的《大小序》。考《詩周南關雎詁訓傳正義》引《爾雅序篇》説:“《釋詁》、《釋言》,通古今之字,古與今異言也。《釋訓》,言形貌也。”這就是《序篇》的逸文。這説,陸堯春及葉德輝主之(見《經義叢鈔》引及《漢書補注》引)。按這説有難通之點;孔穎達《毛詩正義》作於唐初,如果唐初尚存《序篇》,則晉郭璞爲《爾雅》作注,決不至於删而不録。二、以爲《爾雅》當另有《釋禮》一篇,其篇次在《釋樂》篇的前後。現《爾雅·釋天》篇中“祭名”、“講武”、“旌旗”三章,都與“天”無關,當是《釋禮》篇的殘文錯簡。這説,清翟灝及崔應榴主之(見崔應榴《吾亦廬稿》及孫志祖《讀書脞録續編》引)。按這説也有難通處;考魏張揖《廣雅》的篇第全依《爾雅》;如果《爾雅》另有《釋禮》篇,則《廣雅》不應没有。三、以爲《爾雅》没有缺篇,因爲《釋詁》篇在漢時分爲上下二篇,所以是二十篇。這説孫志祖主之(見孫志祖《讀書脞録續編》)。按這説在古時也没有正證或旁證。邵晉涵《爾雅正義》説:“考諸書之徵引《爾雅》者,似有佚句而無闕篇,班固所言篇第,今莫可考。”則這《爾雅》的篇數也只好暫時存疑而不論。

【《 爾雅》的作者及其争辯 】至於《爾雅》究竟作於何人,學者間的争辯更其激烈。最初説到《爾雅》作者問題的,是魏張揖。張揖《上廣雅表》説:“昔在周公,纘述唐、虞,宗翼文、武,尅定四海,勤相成王;六年制禮,以導天下;著《爾雅》一篇,以釋其意義,傳於後孠。歷載五百,墳典散落,惟《爾雅》恒存。《禮三朝記》:‘哀公曰:寡人欲學小辯以觀於政,其可乎?孔子曰:《爾雅》以觀於古,足以辯言矣。’《春秋元命苞》言:‘子夏問夫子作《春秋》,不以初哉首基爲始,何?是以知周公所造也。’率斯以後,超絶六國,越踰秦、楚,爰暨帝劉,魯人叔孫通撰置《禮記》,文不違古。今俗所傳三篇《爾雅》,或言仲尼所增,或言子夏所益,或言叔孫通所補,或言沛郡梁文所考。皆解家所説,先師口傳,既無正驗聖人所言,是故疑不足能明也。”據張揖説,《爾雅》一篇爲周公作,其餘相傳爲孔子、子夏、叔孫通、梁文諸人所增益。他以《爾雅》爲周公作的理由,是因爲《大戴禮·孔子三朝記》篇及《春秋緯元命苞》篇已談及《爾雅》。其實這些理由都非常薄弱,《三朝記》及《元命苞》的著作時間及著作者根本就很可懷疑,他們所傳的孔子及子夏的話根本就没有信史的價值。況且孔子、子夏以前的書,也未見得就是周公所作;這已是中國道統成立後的讕言。至於後儒考證《爾雅》多周公以後事,更其明證(見邢昺《爾雅疏》及王應麟《困學紀聞》,文繁不録)。其次根據張揖的話而再以附益的,是唐陸德明。陸德明《經典釋文·叙録》説:“《釋詁》一篇,蓋周公所作。《釋言》以下,或言仲尼所增,子夏所足,叔孫通所益,梁文所補。”這因爲周公作《爾雅》説不能盡通,所以僅將第一篇《釋詁》歸於周公,根本仍是附會之辭。又其次以爲是孔子門人所作;主這説的,是漢鄭玄及梁劉勰。《周官·大宗伯疏》引鄭玄《駁五經異義》説:“《爾雅》者,孔子門人所以釋六藝之文言。”《詩·大雅·鳧鷖疏》引《鄭志》,亦説是孔子門人所作。劉勰《文心雕龍·練字篇》主張鄭説,説:“《爾雅》者,孔徒之所纂,而《詩》、《書》之襟帶。”但據宋曹粹中《放齋詩説》考訂,《爾雅》成書,當在作《詩故訓傳》的毛公之後(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爾雅注疏》條引,文繁不録)。那麽,孔子門人作《爾雅》的話也不能成立。比較合理的,還是《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主張。他以爲《爾雅》一書“大抵小學家綴緝舊文,遞相增益;周公、孔子,皆依託之詞”。“今觀其文,大抵採諸書訓詁名物之同異,以廣見聞,實自爲一書,不附經義。”“蓋亦《方言》、《急就》之流;特説經之家多資以證古義,故從其所重,列之經部耳。”因爲據他的考證,《爾雅》不專爲五經作,而且雜取《楚辭》、《莊子》、《列子》、《穆天子傳》、《管子》、《吕氏春秋》、《山海經》、《尸子》、《國語》等書。總之,古代的文字學的書籍大概不出三類:一爲小學學童的教科書,大抵爲四言或三七言的韻語,所以便於記憶,如《漢志》所著録的《史籀》、《蒼頡》、《凡將》、《急就》、《元尚》、《訓纂》等書,其性質與後世的《三字經》、《千字文》相同。二爲依據字形分部,加以解釋,始於許慎的《説文解字》,其性質等於現代的字典。三爲依據詞類分篇,加以説明,如《爾雅》一書就是,其性質等於現代的詞典。因爲《爾雅》是詞典,所以歷經增改,不能確定誰是作者(採近人吕思勉《經子解題》説)。

【《 爾雅》的來源 】《爾雅》的來源無可考,不像今文《易》、《書》、《詩》、《儀禮》、《春秋》、《論語》等之有明文可據,所以近代今文學者每加以排斥,以爲當屬於僞造的古文經典。清初陳啓源撰《毛詩稽古編》,考證《爾雅》中的訓詁多與古文學家毛公的《詩故訓傳》相同。其後孫星衍於《爾雅釋地四篇後叙》一文中,説:“《爾雅》所紀,則皆《周官》之事。”據他的考證,《釋詁》、《釋言》、《釋訓》三篇即《周禮》的“誦訓”及“訓方氏”所掌;《釋親》、《釋宫》二篇即《周禮》的“小宗伯”所掌。《釋器》一篇,即《周禮》的“獸人”、“内饔”、“職金”、“司弓矢”、“典瑞”、“典絲”諸官所掌;《釋樂》一篇即《周禮》的“典同”所掌;《釋天》一篇即《周禮》的“眡祲”、“保章氏”、“甸祝”、“詛祝”、“司常”、“巾車”諸官所掌;《釋地》、《釋丘》、《釋山》、《釋水》四篇即《周禮》的“大司徒”、“職方氏”、“山師”、“川師”、“邍師”諸官所掌;《釋草》、《釋木》、《釋蟲》、《釋魚》、《釋鳥》、《釋獸》六篇即《周禮》的“大司徒”、“山師”、“川師”、“土訓”、“倉人”、“龜人”諸官所掌;《釋畜》一篇即《周禮》的“庖人”、“校人”、“鷄人”諸官所掌。到了清末康有爲,以今文學家的立場,根據陳、孫二氏的話,確定《爾雅》完全是古文學的作品。他在《新學僞經考》卷三説:“《爾雅》訓詁以釋《毛詩》、《周官》爲主。《釋山》則有五嶽,與《周官》合,與《堯典》、《王制》異。《釋地》九州與《禹貢》異,與《周官》略同。《釋樂》與《周官》大司樂同。《釋天》與《王制》異。祭名與《王制》異,與《毛詩》、《周官》合。”總之,《爾雅》以詞的研究爲主體,所謂以名物訓詁爲宗,已染有很濃厚的古文學氣味,則其内容與古文學經典息息相通,自是必然的事。

【《 爾雅》學的沿革 】《爾雅》的性質屬於古文學,故别無派别可言。始爲《爾雅》作注的是漢武帝時犍爲舍人(舍人或以爲官名,或以爲人名;盧文弨、邵晉涵、宋翔鳳、洪頤煊等主前説,錢大昕、劉師培等主後説)。其後揚雄、劉歆亦崇信《爾雅》,劉歆且爲《爾雅》作注。東漢時,注《爾雅》的,有樊光、李巡、孫炎、鄭玄(玄注見《周禮》賈公彦《義疏》引)。三國以後,有王肅、謝氏、顧氏。晉郭璞撰《爾雅注》、《爾雅音》、《爾雅圖》、《爾雅圖讚》,可謂集《爾雅》學的大成。南北朝時,南朝盛行《雅》學,撰注的有沈旋、陶弘景,撰疏的有孫炎(别一孫炎)、高璉,撰音的有沈旋、施乾、謝嶠、顧野王、江漼,撰圖讚的有江漼。隋、唐時,曹憲撰《爾雅音義》,裴瑜、劉邵撰《爾雅注》,亦足以補正郭注。宋代,邢昺以郭注爲主,撰《爾雅疏》,但過於簡陋,未能滿學者的願望。此外羅願撰《爾雅翼》,陸佃撰《爾雅新義》,更其穿鑿破碎。蓋宋、元、明三代是文字學衰落時期,同時亦可説是《爾雅》學衰落時期。清代樸學重興,文字學爲治學入門工具,於是《爾雅》學突然發達。當時的代表作爲邵晉涵《爾雅義疏》及郝懿行《爾雅正義》。二書雖都以郭注爲主,但邵書守疏不破注的原則,有時不免曲解;郝書則博采漢注,訂正訛謬,而且能由聲音以推求詁訓,殊得訓詁學的祕訣。此外臧庸輯《爾雅舊注》,葉蕙心撰《爾雅古注斟》,開《爾雅》輯佚學的一派。近人胡元玉撰《雅學考》,詳述《雅》學源流,亦頗便參考。

九 《孟子》

【《 孟子》的内篇與外篇 】現行《孟子》計七篇,篇各分爲上下,爲《梁惠王》篇第一,《公孫丑》篇第二,《滕文公》篇第三,《離婁》篇第四,《萬章》篇第五,《告子》篇第六,《盡心》篇第七。這七篇稱爲“内篇”。另有“外書”四篇,爲《性善辯》一,《文説》二,《孝經》三,《爲政》四。這四篇,漢趙岐《孟子題辭》以爲出於後世依託;他説:“又有外書四篇:《性善辯》、《文説》、《孝經》、《爲政》;其文不能弘深,不與内篇相似,似非《孟子》本真,後世依放而託之者也。”按這四篇早已亡佚,今所傳的《孟子外書》,係明人僞造,不足信。清周廣業撰《孟子四考》,其一爲《孟子逸文考》,搜集《孟子》的逸文頗備。

【《 孟子》的作者及其争辯 】《孟子》的作者,歷來學者間也有數種不同的意見。一、以《孟子》爲孟軻所自作。《史記·孟子列傳》:“天下方務於合從連衡,以攻伐爲賢,而孟軻乃述唐、虞、三代之德,是以所如者不合。退而與萬章之徒序《詩》、《書》,述仲尼之意,作《孟子》七篇。”趙岐《孟子題辭》:“此書,孟子之所作也,故總謂之《孟子》。”“孟子……通五經,尤長於《詩》、《書》,……退而論集所與高第弟子公孫丑、萬章之徒難疑答問,又自撰其法度之言,著書七篇。”應劭《風俗通義·窮通篇》:“孟軻受業於子思,既通,游於諸侯,所言皆以爲迂遠而闊於事情,然終不屈……退與萬章之徒,序《書》、《詩》,仲尼之意,作書中外十一篇。”《文選·辨命論》李善注引晉《傅子》説:“昔仲尼既殁,仲尼之徒追論夫子之言,謂之《論語》。其後,鄒之君子孟子輿擬其體,著七篇,謂之《孟子》。”二、以《孟子》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吴姚信《士緯》:“《孟子》之書,將門人所記,非自作也。故其志行多見,非惟教辭而已”(見《太平御覽》引)。唐韓昌黎《答張籍書》:“軻之書非自著,既没,其徒萬章、公孫丑相與記軻所言焉耳。”宋晁公武《郡齋讀書志》引晁説之語:“按此書,韓愈以爲弟子所會集,非軻自作。今考其書,則知愈之言非妄發也。書載孟子所見諸侯皆稱謚,如齊宣王、梁惠王、梁襄王、滕定公、滕文公、魯平公是也。夫死然後有謚,軻著書時所見諸侯不應皆死。且惠王元年至平公之卒,凡七十七年;孟子見惠王,王目之曰叟,必已老矣,決不見平公之卒也,故予以愈言爲然。”三、以《孟子》爲孟子所自作,而經門弟子的叙定。清閻若璩《孟子生卒年月考》:“孟子……道不行,歸而作書七篇。卒當赧王之世。卒後,書爲門人所叙定,故諸侯王皆加謚焉。”四、以《孟子》爲孟子的門弟子所作,而且雜有再傳的門弟子的紀録。宋林之奇《孟子講義序》:“《論語》、《孟子》,皆先聖既没之後,門弟子所録;不惟門弟子所録,亦有出於門弟子門人者。……如《孟子》之書,乃公孫丑、萬章諸人之所録;其稱‘萬子曰’者,則又萬章門人之所録;蓋集衆人之聞見而後成也。”清周廣業《孟子四考》:“此書叙次數十年之行事,綜述數十人之問答,斷非輯自一時,出自一手。其始萬章之徒追隨左右,無役不從,於孟子之言動,無不熟察而詳記之。……其後編次遺文,又疑樂正子及公都子、屋廬子、孟仲子之間人與爲之。”按以上四説,各自有其理由;但以理推斷,或以第四説爲較優。

【《 孟子》的“升格運動 ”】孟子一書,《漢書·藝文志》及《隋書·經籍志》都列入子部儒家。據趙岐《孟子題辭》,以爲漢孝文帝時,曾置博士。然這事不見於《漢書》,説頗可疑。清閻若璩《四書釋地三續》根據劉歆《移讓太常博士書》,以爲《孟子》博士的廢罷,當因董仲舒對策專崇六藝之故。但這也是推測之辭,不足憑信。將《孟子》與《論語》同列於經部,始於宋陳振孫《直齋書録解題》。陳氏以爲“自韓文公稱孔子傳之孟軻,軻死不得其傳;天下學者咸曰孔、孟。孟子之書,固非荀、揚以降所可同日語也。今國家設科,《語》、《孟》並列於經;而程氏諸儒訓解六書,常相表裏,故合爲一類。”據近人陳漢章《經學通論》的考訂,宋大中祥符七年(公元一〇一四年),孫奭上新印《孟子音義》;嘉祐六年(公元一〇六一年),刻石備九經;都已尊崇《孟子》。王應麟《玉海》亦説國朝(宋代)以《孟子》升經,並《論語》、《孝經》爲三小經。則《孟子》之被表章,固不始於程朱諸儒及陳振孫氏。再推而上之,唐代宗寶應二年(公元七六三年),禮部侍郎楊綰疏請《論語》、《孝經》、《孟子》兼爲一經,見《唐書·選舉志》。唐懿宗咸通四年(公元八六三年),進士皮日休請立《孟子》爲學科,見《皮子文藪》及《文獻通考》。則《孟子》升列經部的運動,實始於唐而完成於宋。宋淳熙間,朱熹以《論語》與《孟子》及《禮記》中的《大學》、《中庸》二篇並列,《四書》之名始立。元延祐間,復行科舉,《四書》一名更見於功令。於是《孟子》遂與《論語》並稱,而由子部儒家上躋於經部。

【《 孟子》學的沿革 】漢代治《孟子》的,始於揚雄。雄注《孟子》,見於《中興藝文志》,然旨意淺近,當時已疑爲依託。後漢注《孟子》的,有程曾(見《後漢書·儒林傳》)、高誘(見《吕氏春秋·叙》)、鄭玄、劉熙(都見《隋書·經籍志》),但都已亡佚。僅趙岐作《孟子章句》,并撰《題辭》,至今猶存,列爲十三經注之一。當時非議《孟子》的,有王充。充曾撰《刺孟》篇,見於《論衡》。三國以後,治《孟子》的,有晉人綦毋邃;唐代,陸善經撰《孟子注》,張鎰撰《孟子音義》,丁公著撰《孟子手音》,也都亡佚。宋代,孫奭撰《孟子音義》;今所傳孫奭《孟子正義》,朱熹以爲邵武士人所假託,非出奭手。從二程表章《孟子》以後,《孟子》成爲儒家哲學的重鎮。朱熹撰《孟子集注》,又撰《論孟精義》,又撰《四書或問》,會集宋儒二程等十二家之説,而下以己意,於是朱注《孟子》遂成爲元、明以來《孟子》學的中心。但北宋時,非議《孟子》的,也頗有其人。如馮休删《孟子》,李覯撰《常語》,司馬光撰《疑孟》,都對於《孟子》一書致其不滿。清代治《孟子》的,閻若璩撰《孟子生卒年月考》,周廣業撰《孟子四考》,一反宋明以來空言性理的舊習。焦循撰《孟子正義》,折衷趙注,廣博精深,遠在舊疏之上。戴震撰《孟子字義疏證》,就孟子舊説,提倡理欲一元論,以反抗宋儒的理欲二元論,已由經部的考證而躍入於哲學的辯詰。清末,康有爲撰《孟子微》,更就孟子贊述孔子的話語,竭力發揮儒家託古改制説,蓋又完全變爲經今文學家的立場了。

據商務印書館一九三三年初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