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經學之三大派
皮錫瑞《經學歷史》是經學入門書籍，可以説是“經學之導言”；本篇之責，在介紹《經學歷史》於讀者諸君之前，則不過“經學導言之導言”而已。然而因爲是經學導言之導言，所以不能不對於經學先作鳥瞰的説明，以冀顯出經學史的重要與本書的價值。
中國經學，假使我們慎重點説，追溯到西漢初年爲止，也已經有二千一百餘年的歷史。這二千多年中，經部書籍，因爲傳統的因襲的思想關係，只就量説，也可以配得稱“汗牛充棟”。不説别的，我們只要一看納蘭性德彙刊的《通志堂經解》，阮元、王先謙彙刊的正、續《清經解》，也幾乎使你目爲之眩；至若列舉朱彝尊《經義考》的書目，那真所謂“更僕難數”了。但是，假使我們能應用大刀闊斧的史學家處置史料的手段，則這許多繁重的著作，也不過可以歸納爲三大派，所謂“經學之三大派”。這三大派都顯然地自有其立足點與特色；就我的私意，可稱爲（一）“西漢今文學”，（二）“東漢古文學”，（三）“宋學”。
西漢今文學發生於西漢，就是所謂“今文十四博士”之學。在西漢時候，因帝王之利用的提倡 [1] ，在學術界幾有獨尊之勢。後來因古文學的暴興，與鄭玄、王肅的混亂家法，遂漸漸的衰落。延至曹魏、西晉，因政亂及胡禍的過烈，連僅存的章句傳説也多隨兵燹而俱滅。一直到了清代的中、末葉，因社會政治學術各方面趨勢的匯合，於是這骸骨似的今文學忽而復活，居然在學術界有當者披靡之象。當時所稱爲“常州學派”、“公羊學派”，就是這西漢博士的裔孫。現在清朝覆亡已十六載，而這今文派的餘波迴響仍然在學術界裏存在着，并且似乎向新的塗徑發展去。
東漢古文學，稍爲慎密地説，可以説是發生於西漢末年。到了東漢，因爲今文派自身的腐化及古文學大師的努力，大有取今文學而代之之勢。鄭玄、王肅雖説混淆家法，但究竟左袒古文學，所以魏晉時代，今文學亡滅，而古文學反日趨於發揚開展。後來六朝的南北學，隋唐的義疏派，雖虚實繁簡，不必盡同，而其立場於古文學則無殊異。一直到了北宋慶曆以後，經學上的懷疑學派——宋學——崛興，於是這正統派的古文學暫時衰歇。但元明之末，因爲姚江學派之流於虚妄，及清朝思想壓迫政策之實現，於是顧炎武扛了“舍經學無理學”的大旗來復興古文學。清代三百年學術界的權威，遂爲這一派所獨佔；所謂以惠棟爲領袖之“吴派”與以戴震爲領袖之“皖派”，都和東漢古文學有血統的關係。
宋學之懷疑的精神，唐時經師如啖助、趙匡、陸淳輩已開其端；但這種風氣的盛行，則不能不説在北宋慶曆之後。到了南宋，因研究方法的不同，雖可分爲以程頤、朱熹爲領袖之“歸納派”，以陸九淵、楊簡爲領袖之“演繹派”及以葉適、陳傅良爲領袖之“批評派”三派；但前兩派立足於哲學的見解，以理欲心性爲論究的對象，而借助於經學的解釋，則初無二致。元明以來，歸納派的朱學，因朝廷的提倡，僥倖地取得正統的地位；而演繹派得王守仁（陽明）生力軍似的加入，也頗能得具有天才的學者的信仰。但這兩派都是假借經學以言理學，結果所謂“尊德性”者固然是流於禪釋，即所謂“道問學”者亦空疏無一物。於是元明二代成爲經學史上之衰落時期，而東漢古文學遂得乘之而復興。
上文“經學之三大派”説，自然是極其粗枝大葉的叙述；假使詳密的觀察，不僅清代復興的古文學與東漢原始的古文學不同，清代復興的今文學與西漢原始的今文學不同，元明的宋學與北宋的宋學不同；即各派自身的流别，以及學者自身思想的變遷，都須加以煩瑣的説明；但這決不是這簡短的篇章所可容納，所以不能不從删略了。這三派的不同，簡勁些説，就是今文學以孔子爲致治家，以六經爲孔子政治之説，所以偏重於微言大義，其特色爲功利的，而其流弊爲狂妄。古文學以孔子爲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整理古代史料之書，所以偏重於名物訓詁，其特色爲考證的，而其流弊爲煩瑣。宋學以孔子爲哲學家，以六經爲孔子載道之具，所以偏重於心性理氣，其特色爲玄想的，而其流弊爲空疎。總之，三派固各有其劣點，亦各有其優點；我們如果説：因經今文學之産生而後中國之社會哲學、政治哲學以明，因經古文學之産生而後中國之考古學、文字學以立，因宋學之産生而後中國之形而上學、倫理學以成，決不是武斷或附會的話。
最後尚須附帶説明的，就是：關於經學的分派，前人有採二派説的，有採四派説的，我個人覺得都不盡妥善。二派説可以《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爲代表；他以爲：“自漢京以後，垂二千年……要其歸宿，則不過漢學宋學兩家互爲勝負。” [2] 其後江藩《漢學師承記》、《宋學淵源記》 [3] ，阮元《國史儒林傳序》 [4] ，都取此説。其實他們所謂“漢學”，是專指東漢古文學，並不包括西漢今文學而言。這樣，不正是截去經學史的首尾嗎？康有爲《新學僞經考前序》説：“凡後世所指目爲漢學者，皆賈、馬、許、鄭之學，乃新學，非漢學也。”這種譏評的話也確有一部分理由。採取四派説的，推近人劉師培。劉在《經學教科書·序例》中説 [5] ：“大抵兩漢爲一派，三國至隋、唐爲一派，宋、元、明爲一派，近儒别爲一派。”這話也很有商榷的餘地。宋、元、明固自爲一派，兩漢及近儒不都是含有互相水火的古今文學兩派嗎？三國、隋、唐不就是古文學的支流嗎？劉氏所以有這樣疏略的話，或者是强以時代分派之故。
二、經學史之重要與其分類
上文叙述經學之三大派，其目的不過在與讀者以經學上之簡明的概念，以爲進論經學史之預備而已。
中國經學研究的時期，綿延二千多年；經部的書籍，據《四庫全書總目》所著録，已經逹到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零四百二十七卷； [6] 但是很可駭怪的，以中國這樣重視史籍的民族，竟没有一部嚴整的系統的經學通史。自然，經學的史料是異常豐富的，廣義的經學史或部分的經學史亦不是絶無僅有；但是，如果説到經學通史或經學歷史，而且是嚴整點的、系統點的，那我們真不知如何答辭了。皮錫瑞的《經學歷史》、劉師培的《經學教科書》第一册，固然不能説不是通史；但是以兩位近代著名的經今古文學大師，而他們的作品竟這樣地簡略，如一篇論文或一部小史似的，這不能不使我們失望了。最近日人本田成之撰《支那經學史論》，已由東京弘文堂出版。以具有二千餘年之經學研究的國度，而整理經學史料的責任竟讓諸異域的學者，這在我們研究學術史的人，不能不刺骨地感到愧慚與恥辱了。 [7]
況且，就是撇開這種感情的話，而只就中國其他學術的研究而言，經學通史的撰述也是決不可少的。我們研究古史學，我們能不取材於《尚書》、《左傳》、《周禮》等書嗎？但一談到這三部書，則《尚書》的今、古文成問題，《左傳》的真僞成問題，《周禮》是否爲實際的政績的記載成問題。我們研究哲學史或思想史，我們不能不論及《易》與《春秋》，而《易》的産生的時期與思想的來源成問題，《春秋》的筆削的命意與《公》《穀》《左氏》的異同成問題。我們研究古代民衆文學，當然首及《詩經》，而《關雎》等篇之爲美刺成問題，《静女》等篇之爲淫否成問題①。最後我們説到古文字學的研究，則六書的起源，壁中古文的真僞，籀、篆、隸的變遷，無一不成問題，也無一不與經學發生密切的關係。至於將來比較宗教學、文化人類學、民俗學等的研究，則不僅當探究《易》、《禮》之原始的意義或背景，即舉世斥爲妖妄怪誕而與經學有關的緯讖，也是絶好的資料。但是説，要研究哲學、文學、史學、文字學等等的學者都先要向經學下一番苦功，不是太不經濟嗎？不是太不了解學術分工的功用嗎？所以我説，在現在，經學之繼承的研究大可不必，而經學史的研究當立即開始因爲他是一方面使二千年的經學得以結束整理，他方面爲中國其他學術闢一條便利的途徑。
我這樣地熱望着經學史的産生，或者會引起一般隨俗者的誤會。自然，我是十分清楚的，現在時髦的口號是“打倒孔子”“廢棄經學”；但是我所不解的，是他們之無理由的打倒與廢棄，不足以服頑舊者之心。我自是贊成“打倒”與“廢棄”的，但我自以爲是站在歷史的研究上的。我覺得歷史派的研究方法，是比較的客觀、比較的公平；從歷史入手，則孔子一部分的思想與經學一部分的材料 [8] 之不適於現代，不適於現代的中國，自然而然的呈獻於我們的目前。我們不必高呼口號，而打倒與廢棄的理由已了然於胸中。所以我們就是反對經學之學術史的研究，而只是立足於致用的功利的觀點，那經學史的完成也似乎是現代的工作之一。
經學史之需要，既如上述，而在中國舊有的著述中，經學通史又這樣異常的缺乏；所以我們現在只得將他的範圍放寬些，以尋求性質相近而較有價值的著作。這種著作，大概可分爲三類：（一）以經師爲中心的，例如胡秉虔的《西京博士考》、 [9] 張金吾的《兩漢五經博士考》、 [10] 王國維的《漢魏博士考》、 [11] 江藩的《漢學師承記》，而洪亮吉的《傳經表》、《通經表》，以及各史中的《儒林傳》或《儒學傳》等屬之。這類著作的缺點：第一，每每是斷代的記載，不能看見經學之整個的趨勢；第二，每每偏重個人的成就，而抹煞某一時代之全體的表現；第三，甚至於僅有姓名而無事實，或附以極簡短的小傳，大有“點鬼簿”之誚。（二）以書籍爲中心的，例如朱彝尊的《經義考》、翁方綱的《經義考補正》，而鄭樵《通志》的《藝文略》、馬端臨《通考》的《經籍考》、《四庫全書總目提要》的經部，以及各史中的《藝文志》或《經籍志》的經部屬之。這類著作的缺點，大致與前者相同；雖然大多數不是斷代，但其不能表示經學之整個的趨勢則一。（三）以制度典章爲中心的，例如顧炎武的《石經考》、萬斯同的《石經考》、杭世駿的《石經考異》、王國維的《五代兩宋監本考》 [12] 都是；而在古代，選舉、學校與經學也頗有密切的關係，所以《通典》的“選舉門”、《通志》的《選舉略》、《通考》的《選舉考》、《學校考》也可以屬於這一類。這類著作的缺點，即每每僅爲羅致若干的史料，加以排比，而不能顯出這種制度典章在經學上之前因後果與其相互間的關係。總之，想真切的了解經學的變遷，以上三類書籍只能作爲輔助的或分門的參考資料，而仍有待於經學通史。因爲這種原因，所以這樣簡略的皮著《經學歷史》竟成爲適應需要而另有價值的著作了。
我年來時常作如此的計劃，假使我的環境與學力允許我的話，我將獻身於經學史的撰著。我將慎重地著撰一部比較詳密而扼要的《經學通史》，使二千年來經學的變遷，明晰地系統地呈獻於讀者。其次，分經撰述，成《易學史》、《尚書學史》、《詩經學史》等書；其次，分派撰述，成《經今文學史》、《經古文學史》、《經宋學史》及《經古今文學異同考》、《經漢宋學異同考》等書；再其次，以書籍或經師爲經，以時代爲緯，成《歷代經部著述考》與《歷代經學家傳略》；再其次，探究孔子與經學的關係，成《孔學變遷史》與《孔子傳記》；最後，我將以我個人的餘力編輯一部比較可以徵信的《經學年表》與《經學辭典》。自然，這在具有天才的學者們，或以爲這是胥鈔的事，而加以輕蔑的冷笑；但我總覺得學術要專攻，這初步的整理的工作，也應該有人忠實地埋頭做去。我希望着，不，我熱望着，我熱望着我的環境與學力能够允許我，而同時熱望着能引起讀者的共鳴，而得到幾位學術上的伴侣。 [13]
三、皮錫瑞傳略
在經學史這樣需要而缺乏的時候，則皮錫瑞《經學歷史》之有一讀的價值，瞭然可知了。現在在未談及《經學歷史》之前，請先紹介皮氏的生平與他的學術的大概。
皮先生名錫瑞，字鹿門，湖南善化人。早歲頗有經世之志，留心於郡國利病。光緒戊戌政變時，因提倡學校制度，大受其故鄉頑舊者的疾視，甚至於斥爲亂黨，不得已避居他邑。皮氏治經，宗今文；但持論平允，没有康有爲那樣的武斷，也没有廖平那樣的怪誕。他所著的書，除《經學歷史》外，還有《易經通論》一卷，《書經通論》一卷，《詩經通論》一卷，《三禮通論》一卷，《春秋通論》一卷，總稱《五經通論》；《今文尚書考證》三十卷，《古文尚書疏證辨正》一卷，《古文尚書冤詞平議》二卷，《尚書大傳疏證》一卷，《尚書中候疏證》一卷，《史記引尚書考》一卷，《禮記淺説》二卷，《王制箋》一卷，《春秋講義》二卷，《左傳淺説》二卷，《孝經鄭注疏》二卷，《六藝論疏證》一卷，《鄭志疏證》八卷，附《鄭記考證》及《答臨孝存周禮難疏證》，《魯禮禘祫義疏證》一卷，《三疾疏證》一卷，《聖證論補評》二卷，《師伏堂筆記》一卷，《經訓書院自課文》三卷，《師伏堂駢文》四卷，《師伏堂詩草》六卷，《師伏堂詠史》一卷，《宙合堂談占》□卷 [14] 。他的著作的内容，雖没有很偉大的創見，如同時幾位著名的經今文學大師；但學術門徑很清楚，善於整理舊説；所以如《經學歷史》、《五經通論》等書，對於初學者，真可稱爲“循循善誘”。他的著作，大抵於光緒間由湖南思賢書局刊行，流傳不廣。惟《經學歷史》曾有上海羣益書局鉛印本及商務印書館影印本，《今文尚書考證》曾有師伏堂自刊本。
因爲皮氏是經今文學者，所以同時經古文學者頗非難他。章炳麟在《文録》卷一《駁皮錫瑞三書》中譏斥得很烈害，陳漢章在《經學通論》 [15] 附録中亦表示着不滿意。陳氏所批評的話多屬於小疵或補正，現在撮録章氏的話於下，以見清末今古文學派的争辯。章氏説：
善化皮錫瑞嘗就《孝經》鄭注爲之義疏，雖多持緯候，扶微繼絶，余甚多之。其後爲《王制箋》、《經學歷史》、《春秋講義》三書，乃大誣謬。《王制箋》者，以爲素王改制之書，説已荒忽；然《王制》法品，盡古今夷夏不可行，咎在博士，非專在錫瑞也。《經學歷史》，鈔疏原委；顧妄以己意裁斷，疑《易》、《禮》皆孔子所爲，愚誣滋甚。及爲《春秋講義》，又不能守今文師説，糅雜《三傳》；施之評論，上非講疏，下殊語録，蓋牧豎所不道。又其持論，多以《四庫提要》爲衡。《提要》者，蓋於近世書目略爲完具，非復《别録》、《七略》之儕也；其序多兩可，不足以明古今文是非；錫瑞爲之恇惑，兹亦異矣。……
章氏爲現代經古文學惟一大師，平素説經，反對劉逢禄、宋翔鳳、魏源、龔自珍，又反對康有爲、廖平，凡近代經今文學者，没有不受他的譏斥；則他的呵詆皮氏爲“牧豎所不道”，毫不足怪。不過以我們第三者的眼光觀察，除《春秋講義》糅雜《三傳》，失了今文學者立足點之外，其餘主《王制》，以《易》、《禮》爲孔子作，正是今文學所謂“微言大義”之所在。至於引用《四庫提要》，這也是不得已的辦法，我們似應加以原諒。
我很慚愧，我所得於皮氏的生平，僅僅簡略如是。他的生卒，他的師友，他的學術的傳授，我竟無法查考。我曾輾轉地詢問幾位湖南的學者，但不是没有回音，就是以“不知”答。當這樣離亂的時候，大家救死惟恐不暇，誰能留意他們以爲微末的事呢？據楊樹達先生説，皮氏的弟子某君擬爲他撰一年譜，我誠懇地希望着，希望他的年譜早日呈獻於讀者之前，而將我這簡短疏略的小傳像芻狗似地舍棄掉。
四、皮著《經學歷史》批判
我現在紹介皮著《經學歷史》於讀者，並不以爲這本書是萬分完善，毫無可議；在現在經學史這樣缺乏的時候，無論如何，這本書是有一讀的價值的。我們讀這本書時，第一，不要忘記皮錫瑞是經今文學者。因爲他立場於今文學，所以他對於宋學是不滿意的，更其是宋人的改經删經的方法；我們只要看他全書對於王柏的譏斥，便可了然了。又因爲他立場於今文學，所以他對於經古文學也不表示絶對的崇信；他對於清代考證學的發展是相當地加以贊許，但他絶不以爲是經學研究的止境。我們明瞭了這一點，則他所主張的六經斷始於孔子，《易》、《禮》爲孔子所作，以及其他排抑《左氏》、譏貶鄭玄等等的話，都可以有一貫的解釋了。第二，不要忘記皮錫瑞究竟只是一個經學家而不是史學家。因爲他不是史學家，所以史料的搜集不完備，史料的排比不妥善，而且每每不能客觀地記述事實，而好加以主觀的論議。他這部書，假使粗忽的披覽，似乎不能將經古今文學、宋學的發生、變遷、異同、利弊一一明晰的顯示給我們。他不能超出一切經學的派别來記述經學，而只是立在今文派的旗幟之下來批評反對派。誠然，就經學説，他是没有失掉立足點；但是，就史學説，他這書就不免有點宣傳的嫌疑了。我覺得這部書的優點和劣點都不少，但是我不願意在這簡短的“導言之導言”中絮絮地談論，更不願因此給讀者以批評的暗示。現在將這本書其他一切的優劣讓讀者諸君自身去體味去，而只將我現在認爲是荒謬的思想揭示出來。
皮氏作這本書的時候，正是今文學發展的時候，因時代遷異的關係，頗有我們現在以爲不對的地方。這在皮氏，自然深可原諒；但我們決不可因爲重印這部書，而使這些荒謬的思想仍然流行着。
第一，我以爲是荒謬的，即所謂“孔教救國”之説。孔子學説的真相究竟怎樣；後世儒家所描寫的孔子，後世君主所提倡的孔學，後世學者所解釋的儒教，究竟是否是真的孔子，都是絶大疑問。在這步工作還没有完成之前，而冒昧地將傳統的因襲的孔教來治國，這簡直是鬼話。皮氏在第一章中説：“後之爲人君者，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國；……後之爲士大夫者，亦必遵孔子之教，乃足以治一身；……此萬世之公言，非一人之私論。”今文學者尊崇孔子，以爲他懷抱着偉大的政治思想，這在我是可以相當的承認的；但不論時代，不論地域，以他主觀所得的孔教印象冒失地應用着來拯救現世，這不是很危險的嗎？現在近似這種荒謬的思想仍然流行着，不是將失真的孔子來代表東方文化，就是深一度的荒謬使孫中山孔子化，這似乎不能不加以糾正 [16] 。
第二，即所謂“六經致用”之説。經今文派以孔子爲政治家，以六經爲孔子政治思想之所託這話固然有一部分理由，然已經有商榷的餘地。但是今文學者每喜更進一步，探求六經致用之例，於是對於西漢君主利用迂儒的策略，愚而且誣地在贊歎着、倣傚着。皮氏也不免陷於同一的錯誤。他在本書第三章中説：“前漢今文學能兼義理訓詁之長……其學極精而有用；以《禹貢》治河，以《洪範》察變，以《春秋》決獄，以三百五篇當諫書，治一經得一經之益。……漢學所以有用者，在精而不在博；將欲通經致用，先求微言大義。”這些論調，就我們現在觀察起來，真有點非愚即妄。試問假使現在黄河決口了，你就是將《禹貢》由首一字背誦到末一字，再由末一字背誦到首一字，你能像靈咒樣的使水患平息嗎？孔子與六經的相關度，及六經與致用的相關度，不僅相去十萬八千里，而且根本上還是大疑問。所以現在就是研究經學，也只能採取歷史的眼光，應用科學的方法，而決不能含有些微的功利觀念。
第三，即所謂“緯候足徵”之説。今文學家尊崇孔子爲素王，所謂“無冕的帝王”；而且相信歷代帝王欺岡民衆的技術，以爲帝王必有瑞徵，於是孔子也有所謂“感生”，所謂“受命”，所謂“告成”， [17] 於是孔子不僅是政治家，而且是教主，而且是道士了。這些感生、受命等等的鬼話，多出於緯候，今文學家因爲急急的爲素王找尋證據，於是遂冒失地相信緯候了，這是第一個原因。其次，今文學者以爲天人合一之説出於西漢，如《易》的占驗，《書》的五行，《詩》的五際六情，《禮》的明堂陰陽，《春秋》的災異都是；今文學源於西漢經師，則爲擁護其學統起見，自不能加以攻擊，於是又只得容忍這妖妄的緯候了。這是第二個原因。皮氏在第四章中説：“漢儒言災異，實有徵驗。……天人本不相遠，至誠可以前知；解此，則不必非光武，亦不必非董、劉、何、鄭矣。”又説：“當時儒者以爲人主至尊，無所畏憚，借天象以示儆；……此《春秋》以元統天、以天統君之義，亦神道設教之旨。……後世不明此義，謂漢儒不應言災異，引讖緯，於是天變不足畏之説出矣。”這類話簡直是算命賣卜者流的話，我們不能不大聲的斥爲荒謬。自然，我們不必像歐陽修似的，欲將緯候之説一切加以毁滅。他裏面包含着原始民族的信仰與儀式，夾雜着古代的學術與經説，我們將他作爲客觀研究的材料，是非常可貴的；但居然奉爲聖書，那真是大笑話了。
皮氏這本書自有其許多的優點，值得我們一讀；更其是爲經學史闢一新途徑，是值得我們後學者的尊敬的；但是上所條舉的錯誤，在新舊思想交替的時候，大有糾正的必要，所以我就如此率直地着筆了。
補遺
關於皮錫瑞傳略，近得武進李繹（法言）所撰《皮錫瑞傳》，附録於下，以供參考。“皮錫瑞，字鹿門，湖南善化人也。選同治癸酉拔貢，中光緒壬午舉人。馳騁文場，聲名藉甚。初考郡國利病，有經世之志。三十以後，研求樸學，篤志窮經。初治《尚書》，主今文師説。晚貫羣經，創通大義。新會梁啓超稱其《孝經鄭注疏》取精用宏，曠古傑作。章炳麟亦稱其學鈎深致遠，上規西莊。主講南昌經訓書院，前後八年。門下生徒，如楊增N、夏敬觀、歐陽溥存，皆以文行顯于時。江右學風之盛，淵源所自，多出錫瑞之功。錫瑞純竺精勤，門弟子進見，坐定，即問近日讀何書。以書名答，即敍論是書本末得失，及其所應參考之籍，滔滔不自休。終歲幾不與外客通，江右大吏歲時來去，循例一謁謝而已。攜一老僕，無眷屬相隨，居院中，寂然若安禪也。丁、戊之交，膠案甫結，國勢益危。陳寶箴撫湘，江標、徐仁鑄相繼督學，置時務學堂，俾學者究心當世之務。錫瑞憫亂憂時，與譚嗣同、熊希齡、梁啓超等主持湖南南學會講席。所爲講義，貫穿漢、宋，融合新、舊。尤助康、梁《公羊》改制之説，卒以是罹黨禁。政變以還，爲御史某所彈，交地方官管束。每朔望，必至善化縣署投到。久之，始免。家居授徒，益研精經史。閉門著作，非學者不見。先是，錫瑞在湘贊新學甚力，而葉德輝等流蜚語詆錫瑞附異端、悖正學，乃爲文千言自明所學，中言友道尤沉痛，類《絶交論》也。嗣俞廉三、趙爾巽爲湖南巡撫，先後聘充各學堂監督教習。凡湘中高等學堂、優級師範、中路師範、省立中學，均其軔，成就尤衆。錫瑞平生略無嗜好，不御菸酒，僅每朝置百錢購糕片爲小食。在院課士擬作，文不加點，而博奥堅蒼，突過石笥。晚年學益邃，名益高，學者輒與俞樾、黄以周、孫詒讓並論。日本帝國大學教授文學博士狩野直喜尤重其書，盛稱晚清經師以錫瑞爲最偉也。光緒三十四年二月四日卒，年五十九。所著有《今文尚書考證》、《尚書大傳疏證》、《古文尚書冤詞平議》、《古文尚書考實》、《尚書中候論辨證》若干卷。中治鄭學，著有《鄭志疏證》、《箴膏盲、起廢疾、發墨守疏證》、《聖證論補評》、《魯禮禘祫義疏證》、《六藝論疏證》、《孝經鄭注疏》各若干卷。羣經則有《五經通論》、《經學歷史》、《九經淺説》、《五經異義疏證》、《王制箋》、《漢碑引經攷》、《引緯攷》、《春秋講義》若干卷。别有《師伏堂筆記》三卷，駢文、詩集、《經訓書院自課文》、《蒙學歌訣》各若干卷。都三百餘卷，百餘萬言，皆刊行世。贊曰：制舉廢而科學興，墨守舊章與高談新學者遂如枘 不相容，而新舊之鬨争以起，此無經之病也。古者通經致用，無間新舊。錫瑞以博通羣經，實施教育，開闢新化，而湘學以名，是經師亦人師矣。”
本書出版以後，頗發見錯誤，因請友人王伯祥先生詳加閲訂。旋又蒙周雲青先生指正數處，并抄賜李繹所撰《皮錫瑞傳》。今乘本書收入《萬有文庫》之便，擇其要者，先成“訂正及補遺”，附於卷末；至標點或文字之小誤者，則以過於煩瑣，不復條舉，待再版時當詳加修正焉。
予同附識 十八，六，三十。
* * *
[1] 本書1959年曾經再版，作者對序言做過少量更動。“帝王”被改爲“統治階級”。——編者註
[2] 見《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一“經部總叙。”
[3] 江藩於《漢學師承記》之外，復撰有《宋學淵源記》，分當時學術界爲“漢學”“宋學”兩派。
[4] 阮元《揅經室文集·國史儒林傳序》云：“兩漢名教，得儒經之功；宋明講學，得師道之益；皆於周、孔之道得其分合，未可偏譏而互誚也。”蓋亦分經學爲兩漢與宋明兩派。
[5] 劉師培撰《經學教科書》二册，第一册叙述經學歷史，第二册叙述《易》經學，其餘《詩》、《書》等經均未成。光緒三十一年，由上海國粹學報館印行；今已絶版。
[6] 《四庫全書總目提要》云：“《易》類一百五十八部，一千七百五十七卷；附録八部，十二卷。《易》類存目三百十七部，二千三百七十一卷（内四十六部無卷數）；附録一部，一卷。《書》類五十六部，六百五十一卷；附録二部，十一卷。《書》類存目七十八部，四百三十卷（内十部無卷數）；附録一部，四卷。《詩》類六十二部，九百四十一卷；附録一部，十卷。《詩》類存目八十四部，九百一十三卷（内八部無卷數）。《禮》類《周禮》之屬二十二部，四百五十三卷；《儀禮》之屬二十二部，三百四十四卷；附録二部，一百二十七卷；《禮記》之屬二十部，五百九十四卷；附録二部，十七卷；三禮總義之屬六部，三十五卷；通禮之屬四部，五百六十三卷；雜禮書之屬五部，三十三卷。《禮》類存目《周禮》之屬三十七部，二百七十七卷（内三部無卷數）；附録二部，二十四卷；《儀禮》之屬九部，一百五卷；附録四部，二十二卷；《禮記》之屬四十一部，五百五十四卷（内一部無卷數）；附録四部，七卷；三禮總義之屬二十部，三百一十卷（内一部無卷數）；通禮之屬六部，二百四十七卷；雜禮書之屬十七部，八十七卷（内三部無卷數）。《春秋》類一百十四部，一千八百三十八卷；附録一部，十七卷。《春秋》類存目一百十八部，一千五百七十六卷（内十部無卷數）。《孝經》類十一部，十七卷。《孝經》類存目十八部，五十三卷。五經總義類三十一部，六百七十五卷；附録一部，三十六卷。五經總義類存目四十三部，三百四十九卷（内七部無卷數）。《四書》類六十二部，七百二十九卷。《四書》類存目一百一部，一千三百四十一卷（内十四部無卷數）。《樂》類二十二部，四百八十三卷。《樂》類存目四十二部，二百九十一卷（内四部無卷數）。小學類訓詁之屬一十二部，一百二十二卷；字書之屬三十六部，四百八十卷；韻書之屬三十三部，三百十三卷。小學類存目訓詁之屬八部，六十四卷；字書之屬六十八部，六百六卷（内二部無卷數）；韻書之屬六十一部，五百三十七卷（内七部無卷數）。”按總計一千七百七十三部，二萬〇四百二十七卷。
[7] “之爲淫否”被改爲“是否戀歌”。——編者註
[8] “孔子一部分的思想與經學一部分的材料”被改爲“孔子的思想和經學一些材料”。——編者註
[9] 見《蓺海珠塵績編》。
[10] 見《花雨樓續鈔》。
[11] 見《廣倉學窘叢刻》。
[12] 未寫定。目見趙萬里《王静庵先生著作目録》，見《文學週報》第二百六七期“王國維先生追悼號”。
[13] 本段後來被删除。——編者註
[14] “《宙合堂談占》某卷”後删除，補“《師伏唐詞》一卷”。——編者註
[15] 陳漢章《經學通論》有北京大學鉛印本。
[16] “現在近似”至此整句後來予以删除。——編者註
[17] 《春秋緯演孔圖》云：“孔子母徵在，游於大澤之陂，夢黑帝使請己。己往，夢交。語曰：‘汝乳必於空桑之中’。覺則若感，生丘於空桑之中，故曰玄聖。”又云：“得麟之後，天降血書魯端門内，曰：‘趨作法，孔聖没，周姬亡，彗東出，秦政起，胡破術，書記散，孔不絶。’子夏明日往視之，血書飛爲赤鳥，化爲白書，署曰：‘演孔圖’，中有作法制圖之狀。”《孝經右契》云：“孔子作《春秋》，制《孝經》，既成，使七十二弟子向北辰磬折而立，使曾子抱《河洛》事北向。孔子齋戒，簪縹筆，衣絳單衣，向北辰而拜，告備於天曰：‘《孝經》四卷，《春秋》、《河洛》凡八十一卷，謹已備’。天乃洪鬱起白霧摩地，赤虹自上下，化爲黄玉，長三尺，上有刻文。孔子跪受而讀之，曰：‘寶文出，劉季握，卯金刀，任軫北，字禾子，天下服。’”夏曾佑《中國歷史教科書》第一篇第二章第九節云：“上古天子之事有三：一曰感生，二曰受命，三曰封禪。……感生者，明天子實天之所生。受天命者，天立之爲百神之主，使改制以應天。封禪者，天子受天明命，致太平，以告成於天。……孔子布衣非王者；然自漢儒言之，則恆以天子待之。徵在游於大澤，夢感黑龍，感生也。天下血書於魯端門，化爲赤鳥（即文王赤鳥銜書之例），受命也。絳衣縹筆，告備於天，天降赤虹白霧，封禪也。三者皆天子之事……此所以既比之以文王，又號之以素王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