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之时，学说纷歧，即儒亦分为八，小人儒、贱儒、瞀儒，皆次第出现，只谈儒家之末节，而忘孔道之大体。至诸家中为时代之产物，而成危险的主义者，则兵家、法家、纵横家、功利家是也。其为时代思潮之反应，而走极端之主张者，道家、墨家、农家是也。又有敷衍因循，以求苟且生息于恶劣之社会为主义者，即乡愿是也。其时思想界情形，大概如此。此各派所持之主义，皆与儒家发生多少之冲突，而尤在当时思想界中具有重大之势力，其学说尤近道理，而尤与儒家有隐潜至深之冲突者，则墨家是也。孟子既以继孔子之志愿，承儒家之道统，故大声疾呼，以拒墨为最大之任务。至谓：“能言拒杨、墨者，圣人之徒也。”可以见其用力之猛矣。
陈澧论孟子之距诸家云：《离娄》章极论为政用先王之道，当时诸子之说并作，皆不法先王而自为说也。孟子距杨、墨。杨朱，老子弟子。距杨朱，即距道家矣。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则兵家、纵横家、农家皆距之矣。省刑罚，可以距法家。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可以距名家。天时不如地利，可以距阴阳家。夫道一而已矣，可以距杂家。齐东野人之语，非君子之言，可以距小说家。此孟子所以为大儒也。
第一节 杨、墨
自战国至汉初举古之圣贤者，往往以孔、墨并称，杨、墨之学普及，概可想见。故诸家批评之论调，自属独多。但杨、墨能独创一格，而且与他家之主张，有极端不相容之处，即惹起各家之反动，最严厉者厥为孟子。其实杨朱之为我主义，即一介不以取诸人，一介不以与诸人之意。墨子之兼爱主义，即爱物仁民之意。不过儒家讲独善其身以外，尤须兼善天下，邦无道之时，固然许以身殉道；邦有道之时，亦须以道殉身，而与杨朱的极端为我主义，则大相径庭矣。孟子虽讲仁民爱物，但有差等，非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即“仁者无不爱也，急亲贤之为务”，与墨子之极端为人主义，亦迥乎不同矣。两家学说，既有异点，各人欲建设各人之主张，必先破坏他家之议论。墨子既陋儒而毁孔，但对亲亲一层，根本却不赞成，更激起孟子之反动。如曰：
圣王不作，诸侯放恣，处士横议，杨朱、墨翟之言盈天下。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公明仪曰：“庖有肥肉，厩有肥马，民有饥色，野有饿殍，此率兽而食人也。”杨、墨之道不息，孔子之道不著，是邪说诬民，充塞仁义也。仁义充塞，则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吾为此惧。闲先圣之道，距杨、墨，放淫辞，邪说者不得作。作于其心，害于其事。作于其事，害于其政。圣人复起，不易吾言矣。昔者禹抑洪水，而天下平。周公兼夷狄，驱猛兽，而百姓宁。孔子成《春秋》，而乱臣贼子惧。《诗》云：“戎狄是膺，荆舒是惩，则莫我敢承。”无父无君，是周公所膺也。我亦欲正人心，息邪说，距诐行，放淫辞，以承三圣者。岂好辩哉？予不得已也。能言距杨、墨者，圣人之徒也。（《滕文公下》）
又曰：
杨子取为我，拔一毛而利天下，不为也。墨子兼爱，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尽心上》）
“摩顶放踵，利天下为之”，虽是辟墨，实足以誉墨盖“为身之所恶，以成人之所急”。正为墨学之特色焉。
孟子又曰：
杨氏为我，是无君也。墨氏兼爱，是无父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滕文公下》）
因彼将杨、墨之主张，认为邪说异端，甚至于骂墨子的兼爱为无父，为禽兽。其实墨子在《兼爱》篇首言孝慈，子弟视父兄若其身，父兄视子弟亦若其身。孟子诋为无父，为禽兽，未免言之失当耳。
第二节 告子
告子曰“生之谓性”，此言与生俱来者也。即孟子所谓非由外铄我也，我固有之也。其解性字本不误，其误在以仁义为非固有。夫但知固有为性，而不知仁义为固有，则性中固有者，惟食色而已，如此则人之性真犹犬牛之性矣。故孟子必指出仁义礼智为固有，固有即良知也。夫仁义礼智，既为吾人所固有，故人之为善，有自然而然之势，毫无待乎矫饰。告子之论性，异乎孟子，为人所易知。然二氏之异，初不仅在告子主性无善无不善，孟子主性善，而在前者以性善有待于人，而后者以性善为顺乎本性。观其辩曰：
告子曰：“性犹湍水也，决诸东方，则东流；决诸西方，则西流。人性之无分于善不善也，犹水之无分于东西也。”
孟子曰：“水信无分于东西，无分于上下乎？人性之善也，犹水之就下也。人无有不善，水无有不下。今夫水，搏而跃之，可使过颡；激而行之，可使在山。是岂水之性哉？其势则然也。人之可使为不善，其性亦犹是也。”（《告子上》）
又曰：
告子曰：“生之谓性。”孟子曰：“生之谓性也，犹白之谓白与？”曰：“然。”“白羽之白也，犹白雪之白；白雪之白，犹白玉之白与？”曰：“然。”“然则犬之性，犹牛之性；牛之性，犹人之性与？”（《告子上》）
又曰：
告子曰：“食色，性也。仁，内也，非外也。义，外也，非内也。”孟子曰：“何以谓仁内义外也？”曰：“彼长而我长之，非有长于我也。犹彼白而我白之，从其白于外也。故谓之外也。”曰：“异于白马之白也，无以异于白人之白也。不识长马之长也，无以异于长人之长与？且谓长者义乎？长之者义乎？”曰：“吾弟则爱之，秦人之弟则不爱也。是以我为悦者也，故谓之内。长楚人之长，亦长吾之长。是以长为悦者也，故谓之外也。”曰：“耆秦人之炙，无以异于耆吾炙。夫物则亦有然者也，然则耆炙亦有外与？”（《告子上》）
又曰：
告子曰：“性，犹杞柳也；义，犹桮棬也。以人性为仁义，犹以杞柳为桮棬。”孟子曰：“子能顺杞柳之性，而以为桮棬乎？将戕贼杞柳，而后以为桮棬也？如将戕贼杞柳而以为桮棬，则亦将戕贼人以为仁义与？率天下之人而祸仁义者，必子之言夫！”（《告子上》）
一曰戕贼，一曰顺，此则二氏之大别也。抑人性之善，无论贤愚，皆无差别。
口之于味也，有同嗜焉。耳之于声也，有同听焉。目之于色也，有同美焉。至于心，独无所同然乎？心之所同然者，何也？谓理也，义也。（《告子上》）
贤愚之别，即在贤者能保此而勿丧，能推其所为；愚者则不能尽性，甚或丧其所性。孟子谓：“尧、舜性之也。”人诚能尽性，则人皆可以为尧、舜，所谓圣人与我同类者，此则孟子之平等主义，又以性善为之基矣。
告子言食色性也，孟子毫不与辩，且于他处自谓：“形色，天性也。”又曰：“天下之士悦之，人之所欲也。好色，人之所欲。富，人之所欲。贵，人之所欲。”“欲贵者，人之同心也。”明乎仁义礼智之性之外，别有食色欲为性矣。然孟子虽明知食色欲之为性，亦不谓性而谓命。即仁义礼智之为命者，亦不谓命而谓性。其言曰：
口之于味也，目之于色也，耳之于声也，鼻之于臭也，四肢之于安佚也，性也，有命焉，君子不谓性也。仁之于父子也，义之于君臣也，礼之于宾主也，智之于贤者也，圣人之于天道也，命也，有性焉，君子不谓命也。（《尽心下》）
口、目、耳、鼻、四肢之于味、色、声、臭、安佚，性也。然孟子不曰之性者，恐人之借口于性，因以放纵而无忌惮也。知性中之有命，则人自然安身立命，而一切嗜欲，莫非天机，毫无染著所在矣。此则孟子所以言性善之微意。夷考其实，则孟子固明言性可以为善，亦可以为恶也。
第三节 兵家
吾国古代圣贤，素爱和平，志在仁民，故有非战之议、废兵之举，古书胪列，在在可考。如帝尧之协和万邦，武王之偃武修文，孔子之去兵，墨子之非攻，孟子之威天下不以兵革之利，《左传》之在德不在险，与夫历代诗人描写从军之苦况，并古今一般人士之言论，以为汤、武之征诛，远不如唐、虞之揖让，又羞五霸七雄之事业，鄙薄秦皇、汉武之黩武穷兵。此为吾国古来之贤儒反对用兵之观念，亦为早倡废兵运动之先声也。
然古代诸圣贤中反对兵家者，以孟子为尤激烈。曰：“善战者服上刑。”曰：“春秋无义战。”关于此类之文句，在《孟子》书中屡见不一见。兹再引其非战之理论：
鲁欲使慎子为将军。孟子曰：“不教民而用之，谓之殃民。殃民者，不容于尧、舜之世。一战胜齐，遂有南阳，然且不可。”慎子勃然不悦，曰：“此则滑厘所不识也。”曰：“吾明告子。天子之地方千里，不千里，不足以待诸侯。诸侯之地方百里，不百里，不足以守宗庙之典籍。周公之封于鲁，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而俭于百里。太公之封于齐也，亦为方百里也。地非不足也，而俭于百里。今鲁方百里者五。子以为有王者作，则鲁在所损乎？在所益乎？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君子之事君也，务引其君以当道，志于仁而已。”（《告子下》）
古今以来之战争，其目的不外争权夺利，无他意义。“徒取诸彼以与此，然且仁者不为，况于杀人以求之乎？”此可为军阀家之当头棒也。
孟子又曰：
有人曰：“我善为陈，我善为战。”大罪也。国君好仁，天下无敌焉。南面而征，北狄怨；东面而征，西夷怨。曰：“奚为后我？”武王之伐殷也，革车三百两，虎贲三千人。王曰：“无畏！宁尔也，非敌百姓也。”若崩厥角稽首。征之为言正也。各欲正己也。焉用战？（《尽心下》）
又曰：
求也为季氏宰，无能改于其德，而赋粟倍他日。孔子曰：“求，非我徒也。小子鸣鼓而攻之，可也。”由此观之，君不行仁政而富之，皆弃于孔子者也，况于为之强战。争地以战，杀人盈野；争城以战，杀人盈城。此所谓率土地而食人肉，罪不容于死。故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辟草莱、任土地者，次之。（《离娄上》）
孟子之禁攻寝兵，发挥淋漓尽致。惜乎孟学，两千余年以来，未尝一行于天下。吾人处此时代，应发皇而光大之。今日世界已成战争之场，使彼战争之邦，得开孟子非战之说，以戢其相攻之野心，而使其有仁爱之同情，则不难一举战争之场而变为和平世界。是以孟学，有功于人类者多矣。
第四节 纵横家
纵横家本出于鬼谷子。其学问，亦是道术阴阳消息之理，揣摩人事变化的定则，而为其捭阖之作用。所以纵横家之原理，实承黄、老、太公之术，与南方思想之根据颇属相同。鬼谷子战国时隐于颍川阳城，其徒苏秦、张仪，借师说而取富贵，时主合纵，或主连横，以致战无虚日。孟子最痛诋之。曰：
善战者，服上刑；连诸侯者，次之。（《离娄上》）
且认其所行，为非大丈夫之举。如曰：
景春曰：“公孙衍、张仪，岂不诚大丈夫哉？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熄。”孟子曰：“是焉得为大丈夫乎？子未学礼乎？丈夫之冠也，父命之。女子之嫁也，母命之，往送之门，戒之曰：‘往之女家，必敬必戒，无违夫子。’以顺为正者，妾妇之道也。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纵横家，亦有长处，是在明于利害，议论易于动人，几于使人不能不信服之。在当时苏、张所至之处，莫不言听计从，毫无韩非《说难》那种道理，诚为应用上最有实效者耳。但彼辈只图苟且成就一时间之势力，并无明了的与永久的政治上的主张，此其短处。至纵横家之个人人格，亦只知势位富厚，尤为人所不齿。
第五节 农家
许行系战国时为神农家言者，彼虽以农事自己标榜，然仍由道家思想蜕化而来。其学说《孟子》有所记载。录之如下：
有为神农之言者许行，自楚之滕，踵门而告文公曰：“远方之人，闻君行仁政，愿受一廛而为氓。”文公与之处。其徒数十人，皆衣褐，捆屦、织席以为食。陈良之徒陈相与其弟辛，负耒耜而自宋之滕。曰：“闻君行圣人之政，是亦圣人也，愿为圣人氓。”陈相见许行而大悦，尽弃其学而学焉。陈相见孟子，道许行之言曰：“滕君，则诚贤君也。虽然，未闻道也。贤者与民并耕而食，饔飧而治。今也，滕有仓廪府库，则是厉民而以自养也，恶得贤？”孟子曰：“许子必种粟而后食乎？”曰：“然。”“许子必织布而后衣乎？”曰：“否。许子衣褐。”“许子冠乎？”曰：“冠。”曰：“奚冠？”曰：“冠素。”曰：“自织之与？”曰：“否。以粟易之。”曰：“许子奚为不自织？”曰：“害于耕。”曰：“许子以釜甑爨，以铁耕乎？”曰：“然。”“自为之与？”曰：“否。以粟易之。”“以粟易械器者，不为厉陶冶，陶冶亦以其械器易粟者，岂为厉农夫哉？且许子何不为陶冶，舍皆取诸其宫中而用之？何为纷纷然，与百工交易？何许子之不惮烦？”曰：“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民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而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从许子之道，则市贾不贰，国中无伪。虽使五尺之童适市，莫之或欺。布帛长短同，则贾相若。麻缕丝絮轻重同，则贾相若。五谷多寡同，则贾相若。屦大小同，则贾相若。”曰：“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从许子之道，相率而为伪者也，恶能治国家?”（《滕文公上》）
许行系社会革命家、无政府主义者。彼恶滕君与民并耕而食，其所云有仓廪府库，即系万民自养，是种主张，即要废除当时政府之形式。在许行之理想社会，当然无有钱币一物，只用物品类似之数量，假定价格，以为折中之交换，而供大家之需要。惜其并耕之方法，与交换之标准，未曾详言。吾人未能窥其学说之全体。庄子之无政府主义，只是浑浑沌沌、梦想太古无为之状态。许行之道，更进一步，定一种可以着手实行之办法。此许行之思想，较诸他家自胜一筹矣。
孟子只泥于周、孔派旧学说，不甚了解许行之意，漫然驳斥耳。
第六节 陈仲子
战国时之无政府主义者许行而外，尚有陈仲子其人。仲子为齐国之同族，居于於陵，人称之为於陵子。其生平事迹，已不可考。至其学说则于《高士传》《孟子》《战国策》诸书中，能得一二。又其所著之《於陵子》一书，完全发挥其无政府思想，所论颇精刻独到。兹引《孟子》之言：
匡章曰：“陈仲子岂不诚廉士哉？居於陵，三日不食，耳无闻，目无见也。井上有李，螬食实者过半矣。匍匐往，将食之，三咽，然后耳有闻，目有见。”孟子曰：“于齐国之士，吾必以仲子为巨擘焉。虽然，仲子恶能廉？充仲子之操，则蚓而后可者也。夫蚓，上食槁壤，下歆黄泉。仲子所居之室，伯夷之所筑与？抑亦盗跖之所筑与？所食之粟，伯夷之所树与？抑亦盗跖之所树与？是未可知也。”曰：“是何伤哉？彼身织屦，妻辟纑，以易之也。”曰：“仲子，齐之世家也。兄戴，盖禄万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也。辟兄离母，处于於陵。他日归，则有馈其兄生鹅者，己频蹙曰：‘恶用是鶂鶂者为哉？’他日，其母杀是鹅也，与之食之。其兄自外至，曰：‘是鶂鶂之肉也。’出而哇之。以母则不食，以妻则食之。以兄之室则弗居，以於陵则居之。是尚为能充其类也乎？若仲子者，蚓而后充其操者也。”（《滕公文下》）
又曰：
仲子，不义与之齐国而弗受，人皆信之，是舍箪食豆羹之义也。人莫大焉，亡亲戚、君臣、上下。以其小者，信其大者，奚可哉？（《尽心上》）
上述陈仲子身织屦，妻辟纑，易以为食，以兄之禄为不义之禄而不食，以兄之室为不义之室而不居，避兄离母，处于於陵。可见陈仲子之人格何等高洁，不合污流。而孟子反责其为不义，毋乃太过乎？
《战国策》亦述其上不臣于王，下不治其家，中不索交诸侯。不臣王，不交诸侯，不义之禄不食，不义之室不居，齐、楚屡征以相而不就，此为其反对阶级制度也。避兄离母，下不治其家，此为其破毁家族制度也。织屦灌园，是彼实行劳工主义。织屦易以为食，为彼反对经济制度，此为陈仲子学说之大要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