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制产之必要
孟子以当时人民憔悴，达于极点，故救济之法，先之以民生主义，从物质救济起，而后及于精神救济，主先富后教之义也。
孟子对梁、齐、邹等国君云：
父母冻饿，兄弟妻子离散。（《梁惠王上》）
乐岁终身苦，凶年不免于死亡。（《梁惠王上》）
凶年饥岁，君之民，老弱转乎沟壑，壮者散而之四方者，几千人矣。（《梁惠王下》）
此即食饭问题，比任何问题皆重要。例如彼与梁惠王及齐宣王先后言政，皆曰：
五亩之宅，树之以桑，五十者可以衣帛矣。鸡豚狗彘之畜，无失其时，七十者可以食肉矣。百亩之田，勿夺其时，数口之家可以无饥矣。谨庠序之教，申之以孝悌之义，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梁惠王上》）
是知孟子救民之方，先使其得肉体上之安，而后得精神上之乐，故其第一办法，即为制民之产。如曰：
民事不可缓也。……民之为道也，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滕文公上》）
又曰：
无恒产而有恒心者，惟士为能。若民，则无恒产，因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是故明君制民之产，必使仰足以事父母，俯足以畜妻子，乐岁终身饱，凶年免于死亡。然后驱而之善，故民之从之也轻。（《梁惠王上》）
孟子的社会伦理观，是先从物质的生活，讲到精神的生活。他认定大多数人不能叫他忍着饿来做好人的。这个见解，颇似马克斯所说：“不是人类的良心支配他的生活，乃是人类社会的生活，支配他的良心。”孟子却说也有不为环境所限的人，“无恒产而有恒心”。但可惜只是少数。大多数的人，能受善良的教育，却要等他们有了饭食，是“衣食足而后知荣辱”的政策。孟子的书，通是先讲社会经济问题，然后讲教育问题的，没有讲教先过养的。后来儒家却顺口说个教养，倒了次序，不是孟子的意思。孟子眼见当时贫民没有饭食许多惨状。他虽然骂邹穆公的有司不告诉人君，“上慢而残下”，但是他自己也只一次请齐发棠，不肯再为冯妇；子产以其乘舆济人于溱洧，就说他“惠而不知为政”，足见那不普遍的慈善事业，与那增长人倚赖心事的贫救济，孟子都是不取。他的计划，是根本解决的、普遍的，是要一般人民有一定的产业来做生活。他的办法就是恢复井田的制度。如曰：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请野九一而助，国中什一使自赋。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
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滕文公上》）
夫行井田之制，则民有定产，自食其力。田有定分，则豪强不能兼并；赋有定法，则贪暴不能多取。况夫井田制度，土地当为公有，计口授田，可免有田不耕，及无田可耕之弊。且也，是时农业较为发达，已成为社会上之要素，此制果实行，则多数平民生计之困苦得以救济，而社会问题，因之而解决者，什之八九矣。
第二节 井田制度
中国古代井田之制，即现世社会主义家所谓之土地公有法。宋代人有欲买地一方，试行井田，以期复古，世多笑其迂阔者。岂知最近之社会主义者，穷思极虑发表土地公有之主张，乃适与吾国三千年前井田之制，若合符节欤。虽时代相距甚远，内容多有不同，应随时代思潮而改变，不过土地公有之主张，在西方为创始，而在中国已为复古者也。吾国自古以来，以农立国，如采用社会主义大农的制度，以最新的科学方法，使农具籽种，与夫耕植肥壅之法，一一改良，农产之富可以供给世界，可预测也。
孟子为提倡井田制者，其所处之时代混乱异常，贫富阶级之悬殊，诚如太史公所云“……庶人之富者，或累巨万，而贫者或不厌糟槺”之景象，不平殊甚。故孟子引阳虎之言：“为富不仁矣，为仁不富矣。”但孟子决非空谈高阔者，一面想出社会政策以解决社会的一切问题焉。
集产主义（Collectivism）为社会主义中之一种调和派，要旨即是社会一切之生产具（土地、资本）收归公有，而各个人所生产物全属私有。孟子所提倡之社会政策（井田制度），察其内容，多有与集产主义相仿佛。如今将井田制度之概要，分述如下。
第一项 井田制之起源
吾国井田之古制，将全国之田，统划为井字形。据《传记》所云，乃始于黄帝。井田之制成，未遑改变。故经唐、虞、三代仅有加以修正。及至战国，为李悝、商鞅辈所破坏无遗矣。梁任公对于井田制之起源，论之甚精，兹略引之。吾侪所最欲知者，古代田制（或关于应用土地之习惯）变迁之迹何如。凡社会在猎牧时代，其土地必为全部落人所公有，如现在吾国蒙古、青海，皆以“某盟某旗牧地”为区域名称，即其遗影也。盖猎牧非广场不可，故地只能公用而无所谓私有。及初进为农耕时，则亦因其旧制，以可耕之地为全族共同产业，《周颂》云：
贻我来牟，帝命率育，无此疆尔界。（《诗·思文》）
此诗歌颂后稷功德，言上帝所赐之麦种，普遍播殖，无彼我疆界之分。最古之土地制度盖如是。其后部落渐进为国家，则将此观念扩大，认土地为国有。故曰：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诗·北山》）
此种国有土地，人民以何种形式使用之耶？据孟子云：
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滕文公上》）
孟子所说，是否为历史上之事实，虽未敢尽信。但吾侪所能以情理揣度者：一、农耕既兴以后，农民对于土地所下之劳力，恒希望其继续报酬。故不能如猎牧时代土地之纯属公用，必须划出某处面积属于某人或某家之使用权。二、当时地广人稀，有能耕之人，则必有可耕之田。故每人或每家有专用之田五七十亩乃至百亩，其事为可能。三、古代部落各因其俗，宜以自然发展，制度断不能划一。夏、殷、周三朝各千年，世长其土，自应有其各异之田制。以此三事，故吾认孟子之说为比较的可信。即根据之以研究此三种田制之内容何如：
（甲）贡
贡者，人民使用此土地，而将土地所产之利益，输纳其一部分于公家也。据孟子所说，则其特色在“校数岁之中以为常”，而立一定额焉。据《禹贡》所记，则其所纳农产品之种类，亦因地而殊。所谓“百里赋纳总，二百里纳铚，三百里纳秸服，四百里粟，五百里米”是也。《禹贡》又将“田”与“赋”各分为九等，而规定其税率高下。孟子所谓“贡制”，殆兼指此。但此种课税法，似须土地所有权确立以后始能发生。是否为夏禹时代所曾行，吾不敢言。所敢言者，孟子以前，必已有某时代某国家曾用此制耳。
朱晦庵云：“一夫受田五十亩，而每夫计其五亩之入以为贡。”
黄葵峰云：“五十者，每夫各授田五十亩也。令民即于所授田五十亩中，每年以五亩之税贡上也。”陈顾远按曰：一夫每年所贡是计五亩之入，不是仅以五亩之税贡上，因在当时只有赋，没有税，其说是靠不住的。那么，夏时每人授田五十亩，由五十亩中取其十分之一所入（计五亩之入）以贡上，田制以一夫所授的田作单位，没有公田可言。所以夏时，就不是井田制度。
（乙）助
孟子释助字之义云：“助者，借也。”其述助制云：“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此或是孟子理想之制度，古代未必能如此整齐划一。且其制度是否确为殷代所曾行，是否确为殷代所专有，皆不可知。要之古代各种复杂纷歧之土地习惯中，必曾有一种焉，在各区耕地面积内，划中一部分为“公田”，而借人民之力以耕之，此种组织，名之为助。有公田，则助之特色也。公田对私田而言，《夏小正》云：“初服于公田。”《诗》云：“雨我公田，遂及我私。”（《大田》）据此则公田之制，为商、周间人所习见而共晓矣。土地一部分充公家使用，一部分充私家使用。私人即以助耕公田之劳力代租税，则助之义也。
朱晦庵云：“商人始为井田之制，以六百三十亩之地，划为九区，区七十亩，中为公田，其外八家，各授一区，但借其力，以助耕公田，而不复税其私田。”黄葵峰云：“七十者，每夫各授私田七十亩，又共受公田七十亩也。助者，八夫各出通力以助耕公田，每年惟据公田七十亩所登之谷，而收之于官也。”可知一夫授田是七十亩，一夫耕田却是七十八亩又七五；算起来，恰是从九分里头取去一分，归于国家，因在私田之外助耕而得，所以名曰助法。后儒误于孟子“其实皆什一也”之言，将九一说是指田之区数，理固可通，但怎样来解说田之亩数呢？
朱熹亦未说得明白。
（丙）彻
《诗》“彻田为粮”（《公刘》）所咏为公刘时事，似周人当夏、商时已有行彻制者。彻法如何？孟子无说。但彼又言“文王治岐，耕者九一”，意谓耕者之所入九分而取其一，殆即所谓彻也。孟子此言，当非杜撰。盖征诸《论语》所记：“哀公问有若曰：‘年饥用不足，如之何？’有若对曰：‘盍彻乎？’公曰：‘二吾犹不足，如之何其彻也？’……”可见彻确为九分或十分取其一。鲁哀公时已倍取之，故曰：“二吾犹不足。”二对一言也。观哀公、有若问答之直捷，可知彻制之内容，在春秋时尚人人能了解。今则书阙有间，其与贡、助不同之点安在？竟无从知之。《国语》记：“季康子欲以田赋，使冉有访诸仲尼，仲尼不对。私于冉有曰：‘……先王制上，借田以力，而砥其远近。……若子季孙欲其法也，则有周公之借矣。’……”借田以力则似助，砥其远近则似贡。此所说若即彻法，则似贡、助混合之制也。此法周人在邠岐时，盖习行之，其克商有天下之后，是否继续，吾未敢言。
朱晦庵云：“周时一夫受田百亩。乡遂用贡法，十夫有沟。都用助法，八家同井。耕则通力而作，收则计亩而分，故谓之彻。”黄葵峰云：“百亩者，八夫各授私田百亩，又共授公田百亩也。彻者，八家通出其力，以合作公田，惟据益田百亩所登之谷，而收之于官也。”两说俱误。陈顾远云：“考‘彻’字有‘通’字的意思，和‘去’字的解释。‘通’和‘去’在现时很不相同，然古时当无大异。所以孟子只说‘彻者，彻也’，可见‘彻’和‘通’和‘去’字义上原没有多大分别。那么，彻的意思，大约是指把井田制度取消而通之为散地，每夫受田百亩，没有公田。这彻字起初或作为动词用，后又变动词为名词，成为一种制度上的称号了。”
贡助彻表：
都是中央为公田，四边为民田，八家合力共种中央的公田，算是完粮，作为政府官吏的俸禄。
〔说明〕夏后氏五十而贡，殷人七十而助，周人百亩而彻，其实皆什一也。彻者，彻也。助者，借也。（三代丈尺大小不同，所以亩数不同。其实中央政府与民间分摊粮米，都是占十分之一，人民九分，政府一分，大致如此。）
据此种极贫乏且蒙混之史料以从事推论：大抵三代之时，原则上土地所有权属于国家，而使用权则耕者享之。国家对于耕者，征输其地力所产什之一或九之一。此所征者，纯属公法上之义务而非私法上之酬偿。除国家外，无论何人，对于土地，只能使用，不能“所有”也。然而使用权享之既久，则其性质亦渐与所有权逼近矣。故谓古代凡能耕之民，即能“所有”其土地使用权，亦无不可。换言之，则谓土地私有制在事实上已成立，亦无不可。唯使用权是否可以买卖，史籍中无明文可考，在此事未得确证以前，未可遽认私有制为完全存在也。
第二项 井田制施行之目的
至周幽王时，助法仍未废除，故《诗》有“大田”之讽刺，孟子有“虽周亦助”之语。嗣后因生齿渐繁，田或不足分配，遂彻井制，通为散田。如是诸侯嫌原有九百亩中，有一百亩之收入，如今短少十亩，便不以为然，而百姓或私其丰饶，上有瘠薄，更惹起诸侯之恶感，故鲁宣公便躬行田亩，取其十亩之最丰饶以为例。从兹彻法大坏，强梁兼并，变为战国时之贡法。龙子曰：“贡者，校数岁之中以为常。乐岁，粒米狼戻，多取之而不为虐，则寡取之。凶年，粪其田而不足，则必取盈焉。为民父母，使民盻盻然，将终岁勤动，不得以养其父母，又称贷而益之，使老稚转乎沟壑，恶在其为民父母也。”绝非夏代之贡法。田制既坏到如此，人民困苦颠连，生活上先受极大之障碍，焉能去讲求伦理乎？故孟子以为如教民以学，先必定使人民得相当之生活才好。不然，“此惟救死而恐不赡，奚暇治礼义哉？”如曰：
……有恒产者有恒心，无恒产者无恒心。苟无恒心，放辟邪侈，无不为已。及陷乎罪，然后从而刑之，是罔民也。……（《滕文公上》）
此表明使人人皆得饱食暖衣，方可施以教育焉。
第三项 井田制施行前之预备
在施行井田制以前，最要紧之手续预备，即先将地土测量，划定界限分配，方免于混乱慢界之弊病。孟子曰：
夫仁政必自经界始。经界不正，井地不均，谷禄不平。是故暴君污吏，必慢其经界。经界既正，分田制禄，可坐而定也。（《滕文公上》）
可知当时治地分田之法，早已不修。强梁得以兼并，致赋无定则，贪暴任意多取。是以孟子方欲改变田制。任启运云：“孟子大意，只要正经界，以除兼并之弊。行助法，以去岁取盈之弊。二语尽之。”诚非虚语也。
第四项 井田制之分配
井田制如何分配？孟子言之綦详。如曰：
方里而井，井九百亩。（《滕文公上》）
就是一方里的田，中间分作九分，便成为一井字了。每分中有一百亩。此百亩与彼百亩间，有水道分之，名为遂。遂旁之路为径。此井与彼井间有水道分之，名为沟。沟旁之路为畛。
现在将《周官·匠人》一节，记之于下。《匠人》云：
匠人为沟洫。耜广五寸，二耜为耦，一耦之伐，广尺深尺，谓之畎（此亩间最小的水道）。田首倍之，广二尺，深二尺，谓之遂（此百亩间水道）。九夫为井，井间广四尺，深四尺，谓之沟。方十里为成，成间广八尺，深八尺，谓之洫。方百里为同，同间广二寻，深二仞，谓之浍，专达于川。
依上文所记，一同的田，共有九万亩。这九万亩，都以一井为起点，合成一百井，直似棋局一样。由最小的畎，至最大的浍，水道分明，这水道旁边都有路（见下《遂人》），真像棋局上的黑格一样。此种田制，实觉奇异无比。但近代新大陆之美国，其划分州县乡村，亦作整齐之方格，正与吾国古代相同。
有人说地面上不少山陵川谷，怎能一概划井呢？其实划井在平原旷野中，遇着山陵川谷，当然要变通的。所以《周官》有《匠人》之制，是划井的；又有《遂人》之制，是不划井的。吾人再阅《周官·遂人》一节云：
凡治野，夫间有遂，遂上有径。十夫有沟，沟上有畛。百夫有洫，洫上有涂。千夫有浍，浍上有道。万夫有川，川上有路，以达于几。
《匠人》是说水道，《遂人》是说陆路。《匠人》以一井九夫起数，《遂人》以十夫起数。倘然全国都是井田，那么是一井另一夫，怎可以起数呢？所以《匠人》是划井的，《遂人》是不划井的。为什么不划井，就是遇着山陵川谷，以及畸零不整之地亩，只能如此。但此畸零不整之地，可作为别用。
以上古代田制划井之法，与孟子理想井田制虽有些少未合之处，然亦能互相发明。
如今再讲土地国有之法：
原来古代没有寸地尺土是个人的产业，不属于国有的。这个国有的国，便是民族的国，并非君有。君是主权所托，故以分田之任归之。分田亦称授田，其在下之辞，则称受田，所谓“一夫一妇，受田百亩”，以男统女，故百亩亦称“一夫之地”。省言之，便是“一夫”亦称“夫”。（见上《周官》）夫不许受百亩以外之田，亦无无田之夫，此古代田制为平等公有者焉。
进而言之，一夫一妇，既受了田一百亩，这百亩即是一井中九分之一，成为一家，一井除去中间百亩外，这样的家，还有七个。合之所谓“八家同井”是也。留出中间百亩，作什么用？这是公田。公田的收获，归作国用，便是什一之税。公田什么人耕种？八家共同耕种。孟子曰：
卿以下必有圭田，圭田五十亩，余夫二十五亩。死徙无出乡，乡田同井。……方里而井，井九百亩，其中为公田，八家皆私百亩，同养公田。公事毕，然后敢治私事。……（《滕文公上》）
是八家在未耕种私田前，先须共同耕种公田，公事毕，方可顾及私田。又在私田里抽出二十五亩给未成年的人，一方面可以减去每家的担负，而公田里又抽出五十亩作为圭田，给卿大夫的。
孟子提倡井田制，一方面使人民皆得相当之恒产后，再施以伦理之教育，一方面使人民养成“出入相友，守望相助，疾病相扶持”之互助精神。故土地国有之制度，经过数千年，所谓“君子贤其贤而亲其亲，小人乐其乐而利其利”，成为当日之太平世界焉。
第三节 世禄制度
世禄制度始终周世，与井田制度相表里。凡为官者，既有官治的职务，不能与民并耕而食，故禄以代之。禄之所出，即从公田。但禄有常制，弗能任意多取。助法在幽王时尚未全废，故世禄在当时无有流弊。及至井法大坏，卿大夫等食禄，亦慢其经界，勒索民产。孟子曰：
夫世禄，滕固行之矣。（《滕文公上》）
为官者之禄既定，然为奖励勖勉起见，于世禄常制外又设圭田。此圭田并非别立，即在公田之中。不过公家愿抛其收益权，转与大夫、士等私人而已。
第四节 价值论
孟子经济哲学中之一特色，即先哲素所忽视之价值论。彼之价值论，是认每一物件之本身，附有相当之价格，不受外界任何影响耳。但在经济思想未有发达之古代，大概偏重伦理哲学。一切行为，莫不受道德之支配。寡欲为彼辈唯一之信条，公正为彼辈唯一之标准。价值欲望说，自为彼辈所梦想不到，亦为彼辈所抨击也。要而言之，孟子之价值论，系根据客观的，不是主观的，是物质本身的，不是欲望支配的。如曰：
夫物之不齐，物之情也。或相倍蓰，或相什百，或相千万。子比而同之，是乱天下也。巨屦、小屦同贾，人岂为之哉？……
第五节 职业分工问题
职业分工问题，于吾国古代实现最早，且为一般先哲所注意。尤其是儒家起初最简单之分工，即士、农、工、商四种。嗣后经济、政治、社会愈发达，分工亦愈复杂矣。
孟子驳许行之言曰：
百工之事，固不可耕且为也。然则治天下，独可耕且为与？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且一人之身，而百工之所为备，如必自为而后用之，是率天下而路也。故曰：“或劳心，或劳力。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滕文公上》）
孟子之政治论，就从他经济分工之主义而来，为什么要有治者和被治者的阶级呢？是因为要分工的缘故。分工还有交易，方才见得分工的好处；交易要讲物的价格，就使以人工为本位。如果工多工少都不管他，就和分工的道理不对。强着工多的同工少的一样受报酬，人家总不甘心。孟子以许行既承认分工，就应该不反对劳心劳力的分别。既然计及布帛的长短、麻缕丝絮的轻重、五谷的多寡、屦的大小，有个“数”和“量”的分别，就应该计他的美恶精粗“质”的分别，还要晓得他何以相倍蓰、相什百的缘故。有这许多分别，交易的事，当然不能照许行说得那样简单了。
孟子关于分工之理，又曰：
子不通工易事，以羡补不足，则农有余粟，女有余布。子如通之，则梓匠轮舆，皆得食于子。于此有人焉，入则孝，出则悌，守先王之道，以待后之学者，而不得食于子，子何尊梓匠轮舆而轻为仁义者哉？……有人于此，毁瓦画墁，其志将以求食也，则子食之乎？曰：否。曰：然则子非食志也，食功也。（《滕文公下》）
君子居是国也，其君用之，则安富尊荣。其子弟从之，则孝悌忠信。不素餐兮，孰大于是？（《尽心上》）
陶以寡，且不可以为国，况无君子乎？（《告子下》）
无君子莫治野人，无野人莫养君子。（《滕文公上》）
陈相引许行之主张，伸说其无政府之理，孟子驳之，从经济贸易上，证有政府之理。
孟子对于生产之主张，与鲁意布兰（Louis Blanc）之主各尽所能略同，唯对于分配之法，则与圣西门（Saint Simon）认禀性上智愚能否之不齐，比例各人之劳动以分配之主义相近。孟子认定劳力与劳心，同是劳作，均为社会之所需。劳力是肉体上之劳作，劳心是精神上劳作，皆是生产之分工。劳力之人，社会固赖之而有生活，而劳心之人，如学者、思想家、美术家、音乐家，则社会赖之而有发达、有进化、有精神之娱乐。此经济学之所以分出一种无形财货之生产者也。
第六节 自由贸易主义
战国时代之商业，已经从物物交换时代，进化到货币交易之时期矣。《孟子》书关于货币之记载，已数见不鲜，而最足证明者，即所云：
古之为市者，以其所有，易其所无者。（《公孙丑下》）
从此句着想，可断定彼时代决非物物交换之时代，必定有所谓交易之媒介（货币）居在其间，否则何不用“古之为市者”之“古”字。不过当时商业组织异常简单，无现代所谓“掮客”、进出口商、转运商、钱商等行业。因甲地之出产品运到乙地去兜售，除非生产者本身一同去，决不会有第二者出来运者。孟子自由贸易之主张，在当时，不外乎两层问题：
（甲）人口问题
国不征税，别国商人皆要到此国行商，因此可增加人口。
（乙）财富问题
国不征税，别国之生产皆要齐集此国市场上兜售，因此可以增加国内财富。
故曰：
市，廛而不征，法而不廛，则天下之商，皆悦而愿藏于其市矣。（《公孙丑上》）
第七节 移民政策
战国时代之各国，多半以人口减少为患，极力欲移民。当孟子见梁惠王时，王即与彼讨论移民政策，曰：“……邻国之民不加少，寡人之民不加多，何也？”孟子即以交战之比喻言于王，并谓：“王知如此，则无望民之多于邻国也。”但孟子对于移民政策非绝对不谈者，不过觉梁惠王所定之方法，非根本之政策而已。而孟子所主张之移民政策，以一“仁”字为基点，然后从此点发挥，使人口能自然增加耳。如曰：
今王发政施仁，使天下仕者，皆欲立于王之朝；耕者，皆欲耕于王之野；商贾，皆欲藏于王之市；行旅，皆欲出于王之涂；天下之欲疾其君者，皆欲赴诉于王。其若是，孰能御之？（《梁惠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