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孟子人生哲学之根据
孟子之人生哲学，根据其性善论。盖性善论为孟子全部哲学之中心思想，亦其人生哲学之关键也。告子曰生之谓性，其解性字本不误（其详见于前章，兹不赘述），孟子又别有积以经验之心理，归纳而得之曰：“人皆有不忍人之心。……今人乍见孺子将入于井，皆有怵惕恻隐之心。非所以内交于孺子之父母也，非所以要誉于乡党朋友也，非恶其声而然也。……恻隐之心，仁之端也；羞恶之心，义之端也；辞让之心，礼之端也；是非之心，智之端也。”言仁义礼智之端，皆具于性，故性无不善也。其指出仁义礼智为固有，固有即良知也。孟子言良知亦必指出爱亲敬长。此为孟子人生哲学之根据。
第二节 孟子人生哲学之原则
吾人既明孟子人生哲学根据于其性善论，兹再叙其方法论。
第一项 扩充固有良知良能
良知良能，为人类所固有。著者于前章曾云：孟子所谓良知良能者，即是大人不失赤子之心。此赤子之心，以先天之本善，具于赤子之时，不论何时何地，皆能表现出之。……仍要赖教育修养之功，以扩充之。
孟子曰：
先王有不忍人之心，斯有不忍人之政。（《公孙丑上》）
不忍人之心，即性善也。先王之政，皆从此出也。由性善而扩充之为尧、舜之徒，达则行先王之政，穷则守先王之道。
又清代陈澧对于孟子所言“扩充”之义，论之甚精，其言曰：
孟子道性善，又言扩充。性善者，人之所以异于禽兽也。扩充者，人皆可以为尧、舜也。人能充无欲害人之心，而仁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穿逾之心，而义不可胜用也。人能充无受尔汝之实，无所往而不为义也。此三言充即扩充之充也。充实之谓美，亦即扩充之充也。此外扩充之义，触处皆是。亲亲敬长，达之天下，扩充也。推恩而保四海，扩充也。集义，养气，尽心，知性，知天，扩充也。
博学详说，增益不能，皆扩充也。（《东塾读书记》）
第二项 尚志
人之能建大功、立大绩，勋业卓著、声施烂然者，操何术以至此哉？夫亦曰基乎尚志而已。心志之刚毅者，不避艰辛，不惮劳苦，黾勉从事，勇往直前，故其一生有进无退，其所成就，较之才具敏妙者为尤多。何也？人纵天资卓荦，然苟无勇敢之气，则一遇觖望之时、危险之地，即不免志沮神丧，不能有为。若其强干自持、百挠不变，则虽颖敏不足，终必能达其成就之目的而后止。是故尚志者，品行之中心力也。孟子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古之人得志，泽加于民。不得志，修身见于世。穷则独善其身，达则兼善天下。（《尽心上》）
刚毅之心志，所以运用其精神，动作其肢体，以立真正希望之基础也。
第三项 养气
发挥其性所固有之善将奈何？孟子曰：
我善养吾浩然之气。……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公孙丑上》）
浩然之气者，形容其意志中笃信健行之状态也。其潜而为势力也甚静稳，其动而为作用也又甚活泼，盖即《中庸》之所谓诚。而自其动作之方面形容之，一言以蔽之，则仁义之功用而已。
第四项 尽心
人生在世，无论对何事物，必须尽心，自不能苟且敷衍了事。孟子曰：
尽其心者，知其性也。知其性，则知天也。存其心，养其性，所以事天也。（《尽心上》）
赵岐释之曰：“性有仁义礼智之端，心以制之，人能尽极其心以思行善，则可谓知其性矣。”
第五项 求放心
蔡孑民曰：人性既善，则常有动而之善之极，唯为欲所引，则往往放其良心而不顾。故曰，人岂无仁义之心哉？其所以放其良心者，亦犹斧斤之于木也，旦旦而伐之。虽然，已放之良心，非不可以复得也，人自不求之耳。故又曰，学问之道无他，求其放心而已矣。
第三节 孟子行为哲学
孟子之行为哲学（亦称伦理学）颇为复杂，兹略举纲要于下。
第一项 孝悌
孝者善事父母也，悌者相次第而生也。“孝悌也者，其为仁（通人）之本与。”孝悌实为儒家唯一之人本主义。盖人之令德为仁，仁之基本为爱，爱之源泉，在亲子之间，而尤以爱亲之情之发于孩提者为最早。故孔子以孝统摄诸行。言其常，曰养，曰敬，曰谕父母于道；于其没也，曰善继志述事。言其变，曰几谏；于其没也，曰干蛊。夫至以继志述事为孝，则一切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事，皆得统摄于其中矣。故曰，孝者，始于事亲，中于事君，终于立身。是亦由家长制度而演至伦理学说之一证也。
至孟子之伦理学说，注重于普遍之观念，而略于实行之方法。其言德行，亦以孝悌为本。曰：
孩提之童，无不知爱其亲者。及其长也，无不知敬其兄也。亲亲，仁也。敬长，义也。无他，达之天下也。（《尽心上》）
又曰：
仁之实，事亲是也。义之实，从兄是也。智之实，知斯二者弗去是也。礼之实，节文斯二者是也。乐之实，乐斯二者，乐则生矣，生则恶可已也，恶可已，则不知足之蹈之、手之舞之。（《离娄上》）
又曰：
事孰为大？事亲为大。守孰为大？守身为大。不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闻之矣。失其身，而能事其亲者，吾未之闻也。孰不为事，事亲，事之本也。孰不为守，守身，守之本也。曾子养曾皙，必有酒肉。将彻，必请所与。问有余，必曰：有。曾晳死，曾元养曾子，必有酒肉。将彻，不请所与。问有余，曰：亡矣。将以复进也。此所谓养口体者也。若曾子，则可谓养志也。事亲若曾子者，可也。（《离娄上》）
又曰：
天下大悦而将归己。视天下悦而归己，犹草芥也。惟舜为然。不得乎亲，不可以为人。不顺乎亲，不可以为子。舜尽事亲之道，而瞽瞍底豫。瞽瞍底豫，而天下化。瞽瞍底豫，而天下之为父子者定。此之谓大孝。（《离娄上》）
至于伦理与政治有互相关系，孟子道之颇详。
道在迩而求诸远，事在易而求诸难。人人亲其亲，长其长，而天下平。（《离娄上》）
尧、舜之道，孝悌而已矣。（《告子下》）
第二项 义利
孟子定义利为人类行为之反对标准律，一切行为之动机，以义不以利，无许丝毫利己心夹于其间，是即义利分明之说，为孟子行为哲学中之最大特色者也。
孟子主性善，故以仁为本质，而道德之法则，即具于其中。所以知其法则而使人行之各得其宜者，是为义，无义则不能行仁，即偶行之，而亦为无意识之动作。故曰：
仁，人心也。义，人路也。（《告子上》）
义与利之别为何？如曰：
鸡鸣而起，孳孳为善者，舜之徒也。鸡鸣而起，孳孳为利者，跖之徒也。欲知舜与跖之分，无他，利与善之间也。（《尽心上》）
义与利较孰为重要，然取义则舍利，取利则舍义，二者不可得兼。如曰：
鱼，我所欲也。熊掌，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鱼而取熊掌者也。生，亦我所欲也。义，亦我所欲也。二者不可得兼，舍生而取义者也。生亦我所欲，所欲有甚于生者，故不为苟得也。死亦我所恶，所恶有甚于死者，故患有所不辟也。如使人之所欲，莫甚于生，则凡可以得生者，何不用也？使人之所恶，莫甚于死者，则凡可以辟患者，何不为也？由是则生，而有不用也。由是则可以辟患，而有不为也。是故所欲有甚于生者，所恶有甚于死者。非独贤者有是心也，人皆有之，贤者能勿丧耳。一箪食，一豆羹，得之则生，弗得则死。呼尔而与之，行道之人弗受；蹴尔而与之，乞人不屑也。万钟则不辨礼义而受之，万钟于我何加焉。为宫室之美，妻妾之奉，所识穷乏者得我与？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宫室之美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妻妾之奉为之。乡为身死而不受，今为所识穷乏者得我而为之。是亦不可以已乎？此之谓失其本心。（《告子上》）
利之弊如何，得利非独有患及身，而尤连祸及于国，其关系重大可知。兹引《孟子》书中论此事之一段，以明利之得失。
宋牼将之楚。孟子遇于石丘，曰：“先生将何之？”曰：“吾闻秦、楚构兵，我将见楚王说而罢之。楚王不悦，我将见秦王说而罢之。二王我将有所遇焉。”曰：“轲也请无问其详，愿闻其指，说之将何如？”曰：“我将言其不利也。”曰：“先生之志则大矣，先生之号则不可。先生以利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利以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利也。为人臣者，怀利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利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利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终去仁义，怀利以相接，然而不亡者，未之有也。先生以仁义说秦、楚之王，秦、楚之王悦于仁义而罢三军之师，是三军之士乐罢而悦于仁义也。为人臣者，怀仁义以事其君；为人子者，怀仁义以事其父；为人弟者，怀仁义以事其兄；是君臣父子兄弟去利，怀仁义以相接，然而不王者，未之有也。何必曰利？”（《告子下》）
又曰：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堂高数仞，榱题数尺，我得志，弗为也。食前方丈，待妾数百人，我得志，弗为也。般乐饮酒，驱骋田猎，后车千乘，我得志，弗为也。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
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
曾文正公云：此章言内重则外自轻，亦必义利之介明乃能见此。厥后董仲舒“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张栻“无所为而为之”之说，皆源于孟子。
第三项 对人对己
孟子对于处世为人之方法，又示人以对人对己之态度。其对人之态度如何？如曰：
子路，人告之以有过则喜。禹闻善言则拜。大舜有大焉：善与人同，舍己从人，乐取于人以为善；自耕稼陶渔以至为帝，无非取于人者。取诸人以为善，是与人为善者也。故君子莫大乎与人为善。（《公孙丑上》）
又曰：
鲁欲使乐正子为政。孟子曰：“吾闻之，喜而不寐。”公孙丑曰：“乐正子强乎？”曰：“否。”“有知虑乎？”曰：“否。”“多闻识乎？”曰：“否。”“然则奚为喜而不寐？”曰：“其为人也好善。”“好善足乎？”曰：“好善优于天下，而况鲁国乎？夫苟好善，则四海之内，皆将轻千里而来，告之以善。夫苟不好善，则人将曰：‘訑訑，予既已知之矣。’訑訑之声音颜色，距人于千里之外。士止于千里之外，则谗谄面谀之人至矣。与谗谄面谀之人居，国欲治，可得乎？”（《告子下》）
又曰：
言近而指远者，善言也；守约而施博者，善道也。君子之言也，不下带而道存焉。君子之守，修其身而天下平。人病舍其田而芸人之田。所求于人者重，而所以自任者轻。（《尽心下》）
人之患，在好为人师。（《离娄上》）
不敢言人之不善，不敢为人师，是其对人纯取谦虚态度者也。
至其对己态度如何？如曰：
不仁者可与言哉？安其危，而利其灾，乐其所以亡者。不仁而可与言，则何亡国败家之有！有孺子歌曰：“沧浪之水清兮，可以濯我缨；沧浪之水浊兮，可以濯我足。”孔子曰：“小子听之，清斯濯缨，浊斯濯足矣，自取之也。”夫人必自侮，然后人侮之。家必自毁，然后人毁之。国必自伐，然后人伐之。《太甲》曰：“天作孽，犹可违。自作孽，不可活。”此之谓也。（《离娄上》）
又曰：
自暴者不可与有言也，自弃者不可与有为也。言非礼义，谓之自暴也。吾身不能居仁由义，谓之自弃也。仁，人之安宅也。义，人之正路也。旷安宅而弗居，舍正路而不由，哀哉！（《离娄上》）
又曰：
矢人岂不仁于函人哉？矢人惟恐不伤人，函人惟恐伤人。巫、匠亦然。故术不可不慎也。孔子曰：“里仁为美，择不处仁，焉得智？”夫仁，天之尊爵也，人之安宅也。莫之御而不仁，是不智也。不仁不智，无礼无义，人役也。人役而耻为役，由弓人而耻为弓，矢人而耻为矢也。如耻之，莫如为仁。仁者如射。射者正己而后发。发而不中，不怨胜己
者，反求诸己而已矣。（《公孙丑上》）
又曰：
君子所以异于人者，以其存心也。君子以仁存心，以礼存心。仁者爱人，有礼者敬人。爱人者，人恒爱之。敬人者，人恒敬之。有人于此，其待我以横逆，则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仁也，必无礼也，此物奚宜至哉？其自反而仁矣，自反而有礼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必自反也：我必不忠。自反而忠矣，其横逆由是也，君子曰：此亦妄人也已矣，如此，则与禽兽奚择哉？于禽兽又何难焉？是故君子有终身之忧，无一朝之患也。乃若所忧，则有之：舜人也，我亦人也。舜为法于天下，可传于后世，我由未免为乡人也。是则可忧也。忧之如何？如舜而已矣。若夫君子所患，则亡矣。非仁无为也，非礼无行也。如有一朝之患，则君子不患矣。（《离娄下》）
“行有不得者，则反求诸己。”人待之以横逆，则必自反曰：“我必不仁也，我必无礼也，我必不忠。”是其对己纯取忏悔态度者也。自反而仁矣，而有礼矣，而忠矣，人待之以横逆如故也，乃曰：“是妄人也，与妄人又何难焉。”则又取不抵抗态度者也。盖其伟大之精神，终日以不若舜为忧，何暇与常人较鸡虫琐屑哉？故能成其伟大之人格。
第四项 大丈夫
各家各立有理想的标准人物。道家以为实行道德之模范者，恒谓之真人。墨家则谓之贤者。至儒家则谓之君子，或谓之士。孔子曰：“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曰：“君子有三戒：少之时，血气未定，戒之在色；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及其老也，血气既衰，戒之在得。”曰：“志士仁人，无求生以害仁，有杀身以成仁。”其所言多与舜、禹、皋陶之言相出入，而条理较详。要其标准，则不外古昔相传执中之义焉。至孟子对实行道德之人格者，又别以大丈夫代表之（有时亦称君子）。其所谓大丈夫者，以浩然之气为本，严取与出处之界，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不为外界非道非义之势力所左右，即遇困厄，亦且引以为磨炼身心之药石，而不以挫其志。盖应时势之需要，而论及义勇之价值及效用者也。其言曰：
说大人则藐之，勿视其巍巍然。……在彼者，皆我所不为也。在我者，皆古之制也。吾何畏彼哉？（《尽心下》）
又曰：
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滕文公下》）
又曰：
天将降大任于斯人也，必先苦其心志，劳其筋骨，饿其体肤，空乏其身，行拂乱其所为，所以动心忍性，曾益其所不能。（《告子下》）
又曰：
广土众民，君子欲之，所乐不存焉。中天下而立，定四海之民，君子乐之，所性不存焉。君子所性，虽大行不加焉，虽穷居不损焉，分定故也。君子所性，仁义礼智根于心，其生色也睟然，见于面，盎于背，施于四体，四体不言而喻。（《尽心上》）
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父母俱存，兄弟无故，一乐也。仰不愧于天，俯不怍于人，二乐也。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三乐也。君子有三乐，而王天下不与存焉。（《尽心上》）
观此足见孟子之胸襟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