庄、韩两家之学，皆出于老子，已如上两篇所述矣。然庄则持绝对放任主义，韩则持绝对干涉主义，殆如冰炭之不相同焉。盖本其性情之异，因环境之压迫，而遂各走极端者也。盖当时政府不良，故法度不明、是非不定、赏罚不当，荣辱凭其喜怒，生死随其俯仰。谓有政府，则政府之政令不行；谓无政府，则人民之自由丧失。两端之敝既呈，则以性情之别，各从其一端而为观察，而所见遂各有不同矣。所见既有不同，而所学又因性情之别，所得又不能无异。于是以偏见之学，救偏见之弊，故其始虽同于一本，其末乃如胡、越矣。此庄、韩之所以本同而末异也。盖尝试论之，庄、韩之学同本于老子，而同得于《老子》第三十八章者为尤多：
上德不德，是以有德。下德不失德，是以无德。上德无为而无以为，下德为之而有以为。上仁为之而无以为，上义为之而有以为。上礼为之而莫之应，则攘臂而扔之。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
此章“上德无为而无以为”句，据《韩非子》当作“上德无为而无不为”。以第四十八章“无为而无不为”句证之，韩非作“无不为者”是也。盖庄子有得于老子之“上德无为”，而韩非则有得于老子之“上德无不为”者也。又老子谓“上德不德，是以有德”。庄子者，盖以“不德”为使人不知德；而韩非者，则以“不德”为无德，上德不德，反而言之，则有德为不德矣。老子又云：“有之以为利，无之以为用。”庄子盖有见于老子无之用，则韩非则有见于老子有之利者也。《庄子·马蹄》篇云：
马，蹄可以践霜雪，毛可以御风寒，龁草饮水，翘足而陆，此马之真性也。虽有义台、路寝，无所用之。及至伯乐曰：“我善治马。”烧之剔之，刻之雒之，连之以羁馽，编之以皁栈，马之死者十二三矣。驰之骤之，整之齐之，前有橛饰之患，而后有鞭策之威，而马之死者已过半矣。陶者曰：“我善治埴，圆者中规，方为中矩。”匠人曰：“我善治木，曲者中钩，直者应绳。”夫埴、木之性，岂欲中规矩钩绳哉？然且世世称之曰：“伯乐善治马，而陶匠善埴木。”此亦治天下者过也。
庄子之崇尚自然如此。韩非则不然。《显学》篇云：
夫必恃自直之箭，百世无矢；恃自圜之木，千世无轮矣。自直之箭，自圜之木，百世无有一，然而世皆乘车射禽者，何也？隐栝之道用也。虽有不恃隐栝而有自直之箭、自圜之术，良工弗贵也。何则？乘者非一人，射者非一发也。
韩非之崇尚人力如此。盖庄子以无用为主，故一任其自然，而曲直方圆无所容心，此所以无为也。韩非则以有用为主，故不能不以一切皆纳之于规矩绳墨之中，此所以无不为也。无为也，故对于政治纯取放任主义。《徐无鬼》篇云：
黄帝将见大隗乎具茨之山，方明为御，昌㝢骖乘，张若、謵朋前马，昆阍、滑稽后车。至于里城之野，七圣皆迷，无所问涂。适遇牧马童子，问涂焉。曰：“若知具茨之山乎？”曰：“然。”“若知大隗之所在乎？”曰：“然。”黄帝曰：“异哉，小童！非徒知具茨之山，又知大隗之所在。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若此而已矣，又奚事焉？予少而自游于六合之内，予适有瞀病，有长者教予曰：‘若乘日之车而游于里城之野。’今予病少痊，予又且复游于六合之外。夫为天下，亦若此而已。予又奚事焉？”黄帝曰：“夫为天下者，则诚非吾子之事。虽然，请问为天下。”小童曰：“夫为天下者，亦奚以异乎牧马者哉？亦去其害马者而已矣。”黄帝再拜稽首，称天师而退。
此以牧马之放任，喻为天下之放任也。韩非则不然。《六反》篇云：
母之爱子也倍父，父令之行于子者十母；吏于民无爱，令行于民也万父母。父母积爱而令穷，吏用威严而民听从，严爱之策亦可决矣。
此持干涉主义之说也。此两家对于政治极端相反之说也。其对于仁义礼智，则皆本于老子之说，而大肆讥弹。然庄子之讥也，以其开奸诈之先，为争夺之本。《胠箧》篇云：
将为胠箧、探囊、发匮之盗，而为守备，则必摄缄滕，固扃鐍，此世俗之所谓知也。然而巨盗至，则负匮、揭箧、担嚢而趋，唯恐缄滕扃鐍之不固也。然则乡之所谓知者，不乃为大盗积者也？故尝试论之，世俗之所谓知者，有不为大盗积者乎？所谓圣者，有不为大盗守者乎？何以知其然邪？昔者齐国，邻邑相望，鸡狗之音相闻，罔罟之所布，耒耨之所刺，方二千余里。阖四境之内，所以立宗庙社稷，治邑屋州闾乡曲者，曷尝不法圣人哉？然而田成子一旦杀齐君而盗其国，所盗者岂独其国邪？并与其圣知之法而盗之。故田成子有乎盗贼之名，而身处尧舜之安。小国不敢非，大国不敢诛，十二世有齐国。则是不乃窃齐国，并与其圣知之法，以守其盗贼之身乎？故跖之徒问于跖曰：“盗亦有道乎？”跖曰：“何适而无道邪？夫妄意室中之藏，圣也；入先，勇也；出后，义也；知可否，知也；分均，仁也。五者不备，而能成大盗者，天下未之有也。”由是观之，善人不得圣人之道不立，跖不得圣人之道不行。天下之善人少，而不善人多，则圣人之利天下也少，而害天下也多。
此文虽非庄子所作，当亦其徒所为，甚足以代表庄子反对仁义礼智之恉矣。而韩非《五蠹》篇则云：
且民者固服于势，寡能怀于义。仲尼，天下圣人也，修行明道以游海内，海内说其仁，美其义，而为服役者七十人。盖贵仁者寡，能义者难也。故以天下之大，而为服役者七十人，而仁义者一人。鲁哀公，下主也，南面君国，境内之民莫敢不臣。民者固服于势，势诚易服人。故仲尼反为臣，而哀公顾为君；仲尼非怀其义，服其势也。故以义则仲尼不服于哀公，乘势则哀公臣仲尼。今学者之说人主也，不乘必胜之势，而务行仁义，则可以王；是求人主之必及仲尼，而以世之凡民皆如列徒。此必不得之数也。
此韩非掊击仁义之说也。盖庄子之视仁义以其开功利争夺之端，故务欲去之；而韩非则以其为防阻功利之物，故务欲废之也。老子曰：“夫唯不争，故天下莫能与之争。”庄子盖得其“夫唯不争”一句，故务去争之本；韩非盖得其“天下莫能与之争”一句，故务去争之障碍也。老子以失道德而后有仁义礼。庄子承之，故欲去仁义礼而为其上德之德，以求复其初；韩非则不然，以谓道德既失，仁义礼亦不足治之，故非严刑峻法不足以善其后。其所以行严刑峻法而无疑者，盖亦本老子之“上德不德”者也。《显学》篇云：
民智之不可用，犹婴儿之心也。夫婴儿不剔首则腹痛，不㨽痤则寖益。剔首、㨽痤，必一人抱之，慈母治之；然犹啼号不止，婴儿子不知犯其所小苦，致其所大利也。今上急耕田垦草以厚民产也，而以上为酷；修刑重罚以为禁邪也，而以上为严；征赋钱粟以实仓库，且以救饥馑，备军旅也，而以上为贪；境内必知介而无私解，并力疾斗，所以禽虏也，而以上为暴。此四者，所以治安也，而民不知悦也。
此韩非以不德为德之说，尤显而易知者矣。老子之书虽盛称古昔，然其第五章云：“圣人不仁，以百姓为刍狗。”《庄子·天运》篇释“刍狗”之义云：
孔子西游。颜渊谓师金曰：“以夫子之行为奚如？”师金曰：“惜乎！而夫子其穷哉！”颜渊曰：“何也？”师金曰：“夫刍狗之未陈也，盛以箧衍，巾以文绣，尸祝齐戒以将之；及其已陈也，行者践其首脊，苏者取而爨之而已。将复取而盛以箧衍，巾以文绣，游居寝卧其下，彼不得梦，必且数眯焉。今而夫子亦取先王已陈刍狗，聚弟子游居寝卧其下，故伐木于宋，削迹于卫，穷于商周，是非其梦邪？围于陈蔡之间，七日不火食，死生相与邻，是非其眯邪？夫水行莫如用舟，而陆行莫如用车。以舟之可行于水也，而求推之于陆，则没世不能寻常。古今非水陆与？周、鲁非舟车与？今蕲行周于鲁，是犹推舟于陆也。劳而无功，身必有殃。彼未知夫无方之传，应物而不穷者也。子独不见夫桔槔者乎？引之则俯，舍之则仰。彼人之所引，非引人也，故俯仰而不得罪于人。故夫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不矜于同而矜于治。故譬三皇五帝之礼义法度，其犹柤梨橘柚邪？其味相反，而皆可于口。故礼义法度者，应时而变者也。今取猨狙而衣以周公之服，彼必龁啮挽裂，尽去而后慊。观古今之异，犹猨狙之异乎周公也。故西施病心而其里，其里之丑人见而美之，归亦捧心而其里。其里之富人见之，坚闭门而不出；贫人见之，挈妻子而去之走。彼知美，而不知之所以美。惜乎，而夫子其穷哉！”
然则刍狗之为物，盖已陈则废。老子之言，所以喻礼义法度之为物，亦当已陈则废也。然仁义法度从何而出？曰：“出于先王。”故庄、韩两家，承其说，遂诋诃先王，排斥礼义。虽然亦各有别焉。庄子之诋先王，诋先王之以礼乐启民诈伪，而欲为上古之无为。《缮性》篇云：
古之人，在混芒之中，与一世而得澹漠焉。当是时也，阴阳和静，鬼神不扰，四时得节，万物不伤，群生不夭。人虽有知，无所用之。此之谓至一。当是时也，莫之为而常自然。逮德下衰，及燧人、伏羲始为天下，是故顺而不一。德又下衰，及神农、黄帝始为天下，是安而不顺。德又下衰，及唐、虞始为天下，兴治化之流，淳散朴，离道以善，险德以行，然后去性而从于心。心与心识，知而不足以定天下，然后附之以文，益之以博。文灭质，博溺心，然后民始惑乱，无以反其性。
是庄子盖以开化为进于诈伪，故非先王之不古而欲反之大古者也。韩非则不然，《五蠹》篇云：
上古之世，人民少而禽兽众，人民不胜禽兽虫蛇。有圣人作，构木为巢，以避群害，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有巢氏。民食果蓏蚌蛤，腥臊恶臭，而伤害腹胃，民多疾病。有圣人作，钻燧取火，以化腥臊，而民悦之，使王天下，号之曰燧人氏。中古之世，天下大水，而鲧、禹决渎。近古之世，桀、纣暴乱，而汤、武征伐。今有构木、钻燧于夏后氏之世者，必为鲧、禹笑矣；有决渎于殷、周之世者，必为汤、武笑矣。然则美尧、舜、汤、武、禹之道于当今之世者，必为新圣笑矣。
此韩非之非先王，盖以时代日进，古道不适于今者也。然则庄子之非古，而欲再反于古，是退化之说也；韩非之非古，乃务欲以适于今，是进化之说也。韩非盖以过去之法皆为已陈之刍狗，而不知今日之进化，亦由过去之阅历使然也；庄子则独知黄帝、尧、舜为已陈之刍狗，而不知太古之浑沌，亦已陈之刍狗也。此庄、韩极端之异也。虽然，亦有其同者焉。《庄子·秋水》篇云：
昔者尧、舜让而帝，之、哙让而夺；汤、武争而王，白公争而灭。由此观之，争让之礼，尧、桀之行，贵贱有时，未可以常也。
《韩非子·五蠹》篇云：
古者文王处丰镐之间，地方百里，行仁义而怀西戎，遂王天下；徐偃王处汉东，地方五百里，行仁义，割地而朝者三十有六国，荆文王恐其害己也，举兵伐徐，遂灭之。故文王行仁义而王天下，偃王行仁义而丧其国。是仁义用于古，不用于今也。故
曰：“世异则事异。”
此其以时势不同，故先王之道不能行于今，其见解一也。然韩非于此，视之甚真，持之甚坚，故于上文继之云：
上古竞于道德，中世逐于智谋，当今争于气力。
此韩非学说，以适应潮流为主义者也。庄子则不然，尝于《山木》篇述其理想国曰：
市南宜僚见鲁侯，鲁侯有忧色。市南子曰：“君有忧色，何也？”鲁侯曰：“吾学先王之道，修先君之业；吾敬鬼尊贤，亲而行之，无须臾离居。然不免于患，吾是以忧。”市南子曰：“君之除患之术浅矣。夫丰狐文豹，栖于山林，伏于岩穴，静也；夜行昼居，戒也；虽饥渴隐约，犹旦胥疏于江湖之上而求食焉，定也。然且不免于罔罗机辟之患，是何罪之有哉？其皮为之灾也。今鲁国独非君之皮邪？吾愿君剥形去皮，洒心去欲，而游于无人之野。南越有邑焉，名为建德之国。其民愚而朴，少私而寡欲，知作而不知藏，与而不求其报，不知义之所适，不知礼之所将，猖狂妄行，乃蹈乎大方，其生可乐，其死可葬。吾愿君去国捐俗，相辅而行。”君曰：“彼其道远而险，又有江山，我无舟车，奈何？”市南子曰：“君无形倨，无留居，以为君车。”君曰：“彼其道幽远而无人，吾谁与为邻？吾无粮，我无食，安得而至焉？”市南子曰：“少君之费，寡君之欲，虽无粮而乃足。君其涉于江而浮于海，望之而不见崖，愈往而不知其穷。送君者皆自崖而返，君自此远矣。”
此所谓建德之国，乃庄子之理想国，盖形容太古混芒之状者也。然则庄子学说，乃以逆当时之潮流为主义者矣。盖庄子以为仁义已不适于今，若再逐流而往，其祸将不知伊于胡底。故《庚桑楚》篇引庚桑子云：
吾语女：“大乱之本，必生于尧舜之间，其末存乎千世之后；千世之后，其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庄子盖知夫道德之失，必继之以智谋；智谋之后，必继之以气力，其敝有不可胜穷者。故曰“千世之后，必有人与人相食者也”。
由此观之，则庄、韩之本同末异，可以明矣。质而论之，老子之言多两端，而庄、韩各执其一。如老子云：
又云：
此庄、韩两家对于老说各执一端之大略也。是故同是掊击仁义也，庄子则唯欲达其无为，韩非则唯欲达其无不为；同是绝圣弃智也，韩非则唯欲求其大巧大辩，庄子则唯欲求拙与讷。此求之庄、韩两家之书，皆显而易见者矣。
两家老学之异，既如此。而其《老子》传本亦各有不同。老子第三十八章云：
故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王弼本）
据韩非《解老》篇则为：
故失道而后失德，失德而后失仁，失仁而后失义，失义而后失礼。夫礼者，忠信之薄也，而乱之首乎？前识者，道之华也，而愚之首乎？（原作也据上句改“乎”）
清儒卢文弨校《韩非子》云：
凡而后下俱不当有“失”字。
此据今本《老子》以改《韩非子》者也。刘师培校《老子》云：
据《韩非》则今本脱四“失”字。《老子》之旨，盖言道失而德从而失，德失而仁从而失，仁失而义从而失，义失而礼从而失也。
此又欲据《韩非》以增《老子》原文者也。吾以谓《韩非》所引此数句，均有失字，不应误增如此。而《庄子·知北游》则云：
故曰：“失道而后德，失德而后仁，失仁而后义，失义而后礼。礼者，道之华而乱之首也。”
庄子所谓“失道”数句，与今本《老子》同而与韩异。则可知庄、韩所传《老子》本，其文字亦不无歧异。考据家据此改彼，均未为是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