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子晚年，从事删述《诗》、《书》六艺之文。《史记·孔子世家》曰：
然鲁终不能用孔子，孔子亦不求仕。孔子之时，周室微而礼乐废，《诗》、《书》缺。追迹三代之礼，序《书传》，上纪唐虞之际，下至秦缪，编次其事。曰：“夏礼吾能言之，杞不足征也。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足，则吾能征之矣。”观殷夏所损益，曰：“后虽百世可知也，以一文一质。周监二代，郁郁乎文哉！吾从周。”故《书传》、《礼记》自孔子。孔子语鲁太师：“乐其可知也。始作翕如，纵之纯如，皦如，绎如也，以成。”“吾自卫反鲁，然后乐正，《雅》、《颂》各得其所。”古者《诗》三千余篇，及至孔子，去其重，取可施于礼义，上采契、后稷，中述殷、周之盛，至幽、厉之缺，始于衽席。故曰：“《关雎》之乱以为《风》始，《鹿鸣》为《小雅》始，《文王》为《大雅》始，《清庙》为《颂》始。”三百五篇，孔子皆弦歌之，以求合《韶》、《武》、《雅》、《颂》之音。礼乐自此可得而述，以备王道，成六艺。
《史记》所叙其自卫反鲁，及语鲁大师乐语，皆取之《论语》。然《论语》又记“子曰：‘师挚之始，《关雎》之乱，洋洋乎盈耳哉！’”此疑亦当时语。近江永《乡党图考》以《诗》不尽可施于礼义，或夫子未尝删《诗》。此殆出于臆说而已。
黄帝时已有史官，自黄帝以来，古之为《书》者三千余篇。《尚书纬》曰：
孔子求得黄帝玄孙帝魁之书，迄于秦穆公，凡三千二百四十篇。断远而定近，可以为世法者，百二十篇。以百二篇为《尚书》，十八篇为《中候》。
后世以《易》之《十翼》盖孔子所作，孔子晚年尤好《易》也。
子曰：“加我数年，五十以学《易》，可以无大过矣。”（《论语·述而》）
孔子晚而喜《易》。序《彖》、《系》、《象》、《说卦》、《文言》。读《易》，韦编三绝。曰：“假我数年，若是，我于《易》则彬彬矣。”（《史记·孔子世家》）
礼虽周官所掌，然亦孔子定之，始传于学者。
恤由之丧，哀公使孺悲之孔子学“士丧礼”，《士丧礼》于是乎书。（《礼记》）
孔子虽删述诸经，而微意所寄尤在于《春秋》。《史记》曰：
子曰：“弗乎弗乎！君子病没世而名不称焉。吾道不行矣，吾何以自见于后世哉？”乃因史记作《春秋》，上至隐公，下讫哀公十四年，十二公。据鲁，亲周，故殷，运之三代。约其文辞而指博。故吴楚之君自称王，而《春秋》贬之曰“子”；践土之会实召周天子，而《春秋》讳之曰“天王狩于河阳”。推此类以绳当世。贬损之义，后有王者举而开之。《春秋》之义行，则天下乱臣贼子惧焉。孔子在位听讼，文辞有可与人共者，弗独有也。至于为《春秋》，笔则笔，削则削，子夏之徒不能赞一辞。弟子受《春秋》，孔子曰：“后世知丘者以《春秋》，而罪丘者亦以《春秋》。”（《孔子世家》）
然孔子之前，固已有《春秋》。公羊所引未修《春秋》，墨子称百国《春秋》；韩宣子适鲁，见《易象》与《春秋》，是也。孟子曰：
王者之迹息而《诗》亡，《诗》亡然后《春秋》作。晋之《乘》，楚之《梼杌》，鲁之《春秋》，一也。其事则齐桓、晋文，其文则史。孔子曰：“其义则丘窃取之矣。”（《离娄》）
《严氏春秋》称孔子将修《春秋》，与左丘明乘如周，观书于周史。《史记》曰：
是以孔子明王道，干七十余君，莫能用。故西观周室，论史记旧闻，兴于鲁而次《春秋》，上记隐，下至哀之获麟。约其词文，去其烦重，以制义法，王道备，人事浃。七十子之徒口受其传指，为有所刺讥褒讳挹损之文不可以书见也。鲁君子左丘明惧弟子人人异端，各安其意，失其真，故因孔子史记，具论其语，成《左氏春秋》。（《十二诸侯年表》）
纬书以《孝经》亦孔子自作，以授曾子。故曰：“志在《春秋》，行在《孝经》。”然后之学者多疑之，故不具论。孔子既定经术，成六艺，尝论其于治教之关系，以示学者。
孔子曰：“六艺于治一也。《礼》以节人，《乐》以发和，《书》以道事，《诗》以达意，《易》以神化，《春秋》以道义。”（《史记》）
孔子曰：“入其国，其教可知也。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诗》教也；疏通知远，《书》教也；广博易良，《乐》教也；洁静精微，《易》教也；恭俭庄敬，《礼》教也；属辞比事，《春秋》教也。故《诗》之失愚，《书》之失诬，《乐》之失奢，《易》之失贼，《礼》之失烦，《春秋》之失乱。其为人也温柔敦厚而不愚，则深于《诗》者也；疏通知远而不诬，则深于《书》者也；广博易良而不奢，则深于《乐》者也；洁静精微而不贼，则深于《易》者也；恭俭庄敬而不烦，则深于《礼》者也；属辞比事而不乱，则深于《春秋》者也。”（《礼记·经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