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记·孔子世家》谓哀公六年孔子自楚反乎卫；然《卫世家》又谓出公八年孔子自陈入卫，《十二诸侯年表》同。出公八年当鲁哀公十一年。《孔子世家》无自陈还卫之事，而推孔子自卫反鲁之事亦在哀公十一年。岂孔子自灵公之末去卫，鲁哀公六年自楚反卫，中间又尝至陈，至于哀公十一年，又先入卫而后反鲁耶？盖皆在卫出公之世矣。《论语》曰：
冉有曰：“夫子为卫君乎？”子贡曰：“诺。吾将问之。”入曰：“伯夷、叔齐何人也？”曰：“古之贤人也。”曰：“怨乎？”曰：“求仁而得仁，又何怨？”出曰：“夫子不为也。”（《述而》）
《春秋传》：哀公七年公会吴于鄫，太宰嚭召季康子，康子使子贡辞；冉求为季氏宰，及齐师战于郊。则是孔子至卫之后，二子自卫先归鲁也，或者二子知夫子之不为而遂去耶？然则此章问答当在孔子反卫之初，哀公六、七年间。
《孔子世家》述于哀公六年后，曰：“是时卫君辄父不得立，在外，诸侯数以为让。而孔子弟子多仕于卫，卫君欲得孔子为政。”《论语》曰：
子路曰：“卫君待子而为政，子将奚先？”子曰：“必也正名乎！”子路曰：“有是哉，子之迂也！奚其正？”子曰：“野哉，由也！君子于其所不知，盖阙如也。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事不成，则礼乐不兴；礼乐不兴，则刑罚不中；刑罚不中，则民无所措其手足。故君子名之必可言也，言之必可行也。君子于其言，无所苟而已矣！”（《子路》）
朱子《集注》亦谓卫君为出公辄。是时出公不父其父而祢其祖，名实紊矣，故孔子以正名为先。又引胡氏之说曰：
卫世子蒯聩耻其母南子之淫乱，欲杀之，不果而出奔。灵公欲立公子郢，郢辞。公卒，夫人立之，又辞。乃立蒯聩之子辄，以拒蒯聩。夫蒯聩欲杀母，得罪于父；而辄据国以拒父，皆无父之人也。其不可有国也明矣。夫子为政，而以正名为先。必将是其事之本末，告诸天王，请于方伯，命公子郢而立之，则人伦正，天理得，名正言顺而事成矣。（《论语集注》七）
王阳明曰：
卫君一心致敬尽礼，待夫子为政。夫子就先去，告天子告方伯以之，岂人情耶？夫子既肯与之为政，必已是他倾心委国而听，夫子必有感动他处，使其知无父不可为君，他必能迎其父。蒯聩当此时，亦必感动底豫。蒯聩既豫，辄乃致国请戮。已见化于其子，又有夫子至诚和调其间，亦决不肯受。群臣百姓又必欲立辄而为君。辄于是自暴其恶，请于天子，告于方伯，而必欲致国于其父。聩与群臣百姓亦皆表辄悔悟仁孝之衷，请于天子，告于方伯，必欲立辄而为君。辄不得已，乃如后世上皇故事以尊聩，则君臣父子一举名正言顺矣。
按：“正名”一语，马融以为正百事之名，郑玄以为正文字，宋儒以下则以为为辄而发。胡氏、王氏之说益出于臆测，未能定其是否。然孔子固尝有仕出公之意，或宜有为而为之，《孟子》曰“孔子有公养之仕……于卫孝公，公养之仕也”是已。（《集注》：孝公疑出公辄。）
要之，孔子于卫出公之时至卫，及鲁哀公十一年，自卫反鲁。考哀公十一年齐国书、高无平帅师伐鲁，时孔子弟子冉求为季氏宰，与齐师战于郊败之。是役也，樊迟亦在军，有战功。夏五月，哀公会吴王伐齐，甲戌吴师与齐师战于艾陵，大败之，获齐国书。于是子贡亦仕于叔孙氏，孔子高弟多仕鲁者。《史记》记孔子之反鲁曰：
冉有为季氏将师，战于郎，克之。季康子曰：“子之于军旅，学之乎？性之乎？”冉有曰：“学之于孔子。”季康子曰：“孔子何如人哉？”对曰：“用之有名，播之百姓，质诸鬼神而无憾。求之至于此道，虽累千社，夫子不利也。”康子曰：“我欲召之，可乎？”对曰：“欲召之，则毋以小人固之则可矣。”……会季康子逐公华、公宾、公林，以币迎孔子，孔子归鲁。孔子之去鲁凡十四岁而反乎鲁。
然孔子之反鲁，亦有不满于卫之故。《左传》曰：
冬，卫太叔疾出奔宋。初，疾娶于宋子朝。子朝出，孔文使疾出其妻而妻之。疾使侍人诱其初妻之娣置于犁，而为之一宫，如二妻。文子怒，欲攻之，仲尼止之。……孔文子之将攻太叔也，访于仲尼。仲尼曰：“胡簋之事，则尝学之矣；甲兵之事，未之闻也。”退，命驾而行，曰：“鸟则择木，木岂能择鸟？”文子遽止之曰：“圉岂能度其私，访卫国之难也。”将止，鲁人以币召之，乃归。（《哀公十一年》）
孔子谓孔文子之语与卫灵公问陈同，有疑为一事而传闻异辞者。《史记》谓孔子去鲁十四年而后反，自来学者罕有异说，独狄子奇《孔子编年》谓孔子定公十五年、哀公元年并在鲁，又哀公七年至九年亦在鲁，此后复游诸侯，至于十一年而还。其说亦有佐证，具录如下，以备参考。
其谓孔子定公十五在鲁，则引《左传》为证：
十五年春，邾隐公来朝。子贡观焉。邾子执玉高，其容仰；公受玉卑，其容俯。子贡曰：“以礼观之，二君者皆有死亡焉。夫礼，死生存亡之体也，将左右周旋，进退俯仰，于是乎取之；朝、祀、丧、戎，于是乎观之。今正月相朝，而皆不度，心已亡矣。嘉事不体，何以能久？高仰，骄也；卑俯，替也。骄近乱，替近疾。君为主，其先亡乎！”……夏五月壬申，公薨。仲尼曰：“赐不幸言而中。是使赐多言者也。”
狄子奇附记曰：
此明是在鲁观之，在鲁言之，为孔子十四年反鲁明证。说者必谓子贡先反，而孔子在陈闻之，盖泥于《史记》去鲁十四年之说耳。不知《史记》前后错乱不可胜数，固未可尽信也。
其谓哀公元年孔子居鲁，则引《国语》为证：
吴伐越，堕会稽，获骨焉，节专车。吴子使来好聘，且问之仲尼曰：“无以吾命。”实发币于大夫，及仲尼，仲尼爵之。既彻俎而宴，客执骨而问之曰：“敢问骨何为大？”仲尼曰：“丘闻之：昔禹致群神于会稽之山，防风氏后至，禹杀而戮之，其骨节专车。此为大矣。”客曰：“敢问谁守为神？”仲尼曰：“山川之灵，足以纪纲天下者，其守为神；社稷之守为公侯，皆属于王者。”客曰：“防风氏何守也？”仲尼曰：“汪芒氏之君也，守封、隅之山者也，为漆姓。在虞、夏、商为汪芒氏，于周为长翟，今为大人。”客曰：“人长之极几何？”仲尼曰：“僬侥氏长三尺，短之至也。长者不过十尺，数之极也。”（《鲁语下》）
《左传》吴王夫差破越王句践于会稽，哀公元年。故狄子奇以元年孔子在鲁，且附记曰：“此事又见《家语·辨物解》，亦云吴子使来聘于鲁，且问之仲尼。其为孔子居鲁决然无疑。乃《史记·世家》与羊事类叙于定公五年，殊不可解。”云云。
今考狄子奇之说，其以哀公七、八、九年孔子在鲁，殊无确证。即如前举《左传》引孔子语，亦非可执为孔子在鲁之据，《国语》记事涉奇怪，似尤未足深信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