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公三十二年，公薨于乾侯，时孔子年四十三，于是定公立。定公五年六月，季平子卒，其子季桓子嗣立，季氏家臣阳虎专鲁政。孔子恶之，遂绝意政治，退修诗书。《史记》曰：
鲁自大夫以下皆僭离于正道。故孔子不仕，退而修诗书礼乐，弟子弥众，至自远方，莫不受业焉。
阳货欲见孔子，孔子不见，归孔子豚。孔子时其亡也，而往拜之，遇诸涂。谓孔子曰：“来！予与尔言。曰：‘怀其宝而迷其邦，可谓仁乎？’曰：‘不可。’‘好从事而亟失时，可谓知乎？’曰：‘不可。’日月逝矣，岁不我与。”孔子曰：“诺。吾将仕矣。”（《论语·阳货》）
阳货欲见孔子，而恶无礼。大夫有赐于士，不得受于其家，则往拜其门。阳货孔子之亡也，而馈孔子蒸豚。孔子亦其亡也，而往拜之。（《孟子·滕文公下》）
孔安国《论语注》：“阳货，阳虎也。季氏家臣，而专鲁国之政。”朱子《集注》因之。然则春秋三传所称阳虎即《论语》、《孟子》所称阳货，自无可疑。崔述《洙泗考信录》独谓阳货与阳虎各为一人，此不足据也。
于是阳虎益恐。先是，季寤、公、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至是，虎遂与季寤、叔孙辄等共谋废三桓。事起而成宰公敛处父帅成人与阳虎战，卒败之。阳虎奔、阳关以叛。详见《左传·定公八年》传。其间有公山不狃召孔子之事，然《论语》与《史记》所载不同。
公山弗扰以费畔，召，子欲往。子路不说，曰：“末之也已，何必公山氏之之也？”子曰：“夫召我者，而岂徒哉？如有用我者，吾其为东周乎？”（《论语·阳货》）
定公九年，孔子年五十。公山不狃以费畔，季氏使人召孔子。孔子欲往。（《史记·孔子世家》）
按：弗扰即不狃。孔安国《论语注》：“弗扰为季氏宰，与阳虎共执季桓子而召孔子。”邢昺疏谓弗扰召孔子在定公五年九月阳虎幽闭季桓子之时。朱子亦同此说。惟《史记》独以公山不狃以费畔在定公九年，是季氏召孔子也。翟灏《四书考异》申《史记》以释《论语》曰：
按，《左传》、《史记》各与《论语》事不同。《左传》之畔在定公八年，时公山不狃虽未著畔迹，而与季寤等共困阳虎。则季氏亦已料其畔矣，因于次年使人召孔子图之。孔子未果往，而不狃盘踞于费，季氏无如之何也。十二年，孔子为鲁司寇，建堕费策。不狃将失所倚恃，遂显与叔孙辄袭犯鲁公。孔子亲命申句须、乐颀伐之，公室以之平。季氏之召，终亦以应之矣。如此说之，则《左》、《史》两家所载得以相通，而于事理亦可信。《论语》召字上原无主名，旧解惟推测子路语，谓是公山氏召，实大误也。揆子路语意，当介介于季氏之平素劣迹，而云何必因公山氏之之，以从畔伐畔也。上“之”谓往，下“之”谓季氏。所书经屡写，句内偶脱一字，乃致与《左》、《史》文若矛盾耳。
学者多疑此事，且考其年代，尤多异说。崔述、赵翼并力主无其事，姑录《陔余丛考》之说于下：
《史记》公山不狃本之《左传》，小司马注引邹氏曰：“狃，一作蹂。”《论语》作弗扰。是《论语》之公山弗扰即《左传》之公山不狃也。《左传·定公五年》：季桓子行野，公山不狃为费宰，出劳之，桓子敬之，而家臣仲梁怀不敬，不狃乃嗾阳虎逐之。是时不狃但怒怀而未怨季氏也。《定公八年》：季寤、公极、公山不狃皆不得志于季氏，叔孙辄无宠于叔孙氏，叔仲志又不得志于鲁，故五人因阳虎欲去三桓，将享桓子于蒲圃而杀之。桓子以计入于孟氏，孟氏之宰公敛处父帅兵败阳虎。阳虎遂逃于、阳关以叛，季寤亦逃而出。是时不狃虽有异志，然但阴构阳虎发难，而己实坐观成败于旁。故事发之后，阳虎、季寤皆逃，而不狃安然无恙，盖反形未露也。则不得谓之以费叛也。至其以费叛之岁，则在定公十二年。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叔孙先堕郈，季孙将堕费，于是不狃及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不狃及辄奔齐。遂堕费。此则不狃之以费叛也。而是时孔子已为司寇，方助公使申句须等伐而逐之，岂有欲赴其召之理？《史记》徒以《论语》有孔子欲往之语，遂以其事附会在定公八年阳虎作乱之下。不知未叛以前召孔子，容或有之，然不得谓之以费叛而召也。既叛以后，则孔子方为司寇，断无召而欲往之事也。世人读《论语》，童而习之，遂深信不疑，而不复参考《左传》，其亦陋矣！王鏊《震泽长语》又谓不狃以费叛，乃叛季氏，非叛鲁也。孔子欲往，安知不欲因之以张公室？因引不狃与叔孙辄奔吴后，辄劝吴伐鲁，不狃责其不宜以小故覆宗国，可见其心尚欲效忠者，以见孔子欲往之故。此亦曲为之说。子路之堕费，止欲张公室。而不狃即据城以抗，此尚可谓非叛鲁乎？盖徒以其在吴时有不忘故国之语而臆度之，实未尝核对《左传》年月，而推此事之妄也。战国及汉初人书所载孔子遗言秩事甚多，《论语》所记本亦同此记载之类，齐鲁诸儒讨论而定，始谓之《论语》。语者，圣人之遗语；论者，诸儒之讨论也。于杂记圣人言行真伪错杂中，取其纯粹以成此书。固见其有识，然安必无一二滥收者？固未可以其载在《论语》，而遂一一信以为实事也。《庄子·盗跖》篇有云：田常弑君窃国，而孔子受其币。夫陈恒弑君，孔子方请讨，岂有受币之理？而记载尚有如此者。《论语》公山不扰
章，毋亦类是？（《陔余丛考》卷四）
凡诸疑者，大抵按其事不合左氏，又揆孔子平日所论，不宜欲赴公山氏之招，乃从而为之辞，以《论语》为不可信。又《史记》之说亦异，然是惟当传疑，不可强说也。其事或以为在定五年，或以为在九年，或以为在八年。其云五年、九年者，已见于前。八年之说出于郑环，而狄子奇《孔子编年》从之。此犹以为有其事，不过于年之先后有异说耳。
阳虎既败，未几而孔子用于鲁。《史记·世家》曰：
其后定公以孔子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则之。由中都宰为司空，由司空为大司寇。
诸书记孔子为鲁司寇时事，比录于下（略以事为次）：
受命者必以其祖命之。孔子为鲁司寇，命之曰：“宋公之子弗甫有孙鲁孔丘，命尔为司寇。”孔子曰：“弗甫敦及厥辟，将不堪。”公曰：“不妄。”（《韩诗外传》八）
仲尼将为司寇，沈犹氏不敢朝饮其羊，公慎氏出其妻，慎溃氏逾境而徙，鲁之鬻牛马者不豫贾，必蚤正以待之者也。居于阙党，阙党之子弟罔不必分，有亲者取多，孝悌以化之也。（《荀子·儒效》）
孔子始用于鲁，鲁人鹥诵之曰：“麛裘而鞞，投之无戾；鞞而麛裘，投之无邮。”用三年，男子行乎涂右，女子行乎涂左，财物之遗者，民莫之举。（《吕览·先识览·乐成》）
孔子为鲁司寇，道不拾遗，市贾不豫贾，田渔皆让长，而斑白不负戴，非法之所能致也。（《淮南子·泰族训》）
孔子为鲁司寇，听狱必师断，敦敦然皆立，然后君子进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以为云云。”又曰：“某子以为何若，某子曰云云。”辩矣，然后君子几当从某子云云乎。以君子之知，岂必待某子之云云，然后知所以断狱哉？君子之敬让也，文辞有可与人共之者，君子不独有也。（《说苑·至公》）
孔子为鲁司寇，有父子讼者，孔子拘之，三月不别。其父请止，孔子舍之。季孙闻之，不悦，曰：“是老也欺予。语予曰：‘为国家必以孝。’今杀一人以戮不孝，又舍之。”冉子以告。孔子慨然叹曰：“呜呼！上失之，下杀之，其可乎？不教其民而听其狱，杀不辜也。三军大败，不可斩也；狱犴不治，不可刑也；罪不在民故也。嫚令谨诛，贼也。今生也有时，敛也无时，暴也。不教而责成功，虐也。已此三者，然后刑可即也。《书》曰：‘义刑义杀，勿庸以即，予维曰未有顺事。’言先教也。故先王既陈之以道，上先服之；若不可，尚贤以綦之；若不可，废不能以单之；綦三年而百姓往矣。邪民不从，然后俟之以刑，则民知罪矣。《诗》曰：‘尹氏大师，维周之氐。秉国之均，四方是维。天子是毗，俾民不迷。’是以威厉而不试，刑错而不用，此之谓也。今之世则不然：乱其教，繁其刑，其民迷惑而堕焉，则从而制之，是以刑弥繁而邪不胜。三尺之岸而虚车不能登也，百仞之山任负车登焉，何则？陵迟故也。数仞之墙而民不逾也，百仞之山而竖子冯而游焉，陵迟故也。今夫世之陵迟亦久矣，而能使民勿逾乎？《诗》曰：‘周道如砥，其直如矢。君子所履，小人所视。眷焉顾之，潸然出涕。’岂不哀哉！”《诗》曰：“瞻彼日月，悠悠我思。道之云远，曷云能来。”子曰：“伊稽首。不其有来乎？”（《荀子·宥坐》）
秋七月癸巳，葬昭公于墓道南。孔子之为司寇也，沟而合诸墓。（《左传·定公元年》）
先时季氏葬昭公于墓道之南，孔子沟而合诸墓焉，谓季桓子曰：“贬君以彰己罪，非礼也。今合之，所以掩夫子之不臣。”（《家语·相鲁》）（语本左氏，故并录之）
原思为之宰，与之粟九百，辞。子曰：“毋。以与尔邻里乡党乎！”（《论语·雍也）（包咸注曰：孔子为鲁司寇，以原宪为家邑宰。）
要之，孔子用鲁，其政治上之大事，无过夹谷之会及堕三都二事，今分别述之。
先是周室陵迟，号令不行。齐桓公、晋文公相继称霸，纠合诸侯，仍以同奖王室为号。齐自桓公以后中衰，于是晋之霸业久而不替。当时惟楚与晋争雄，而吴、越亦渐强。至是齐景公欲兴桓公之遗业，乘晋之不竞、思得诸侯。定公七年，与郑伯盟于咸，与卫侯盟于沙泽。晋遂与三国有隙。鲁夙奉晋为盟主，乃不得不出侵齐之师。（八年）未几齐人亦来侵，鲁之力固非齐匹。定公十年，终至叛晋而与齐讲和，此所以有夹谷之会也。当是之时，齐思耀其威，欲执定公。谋有不臧，危辱立见。孔子于是试其外交之材。鲁国以安，孔子之力也。
夹谷之会，《左传》与《穀梁》记事多违，而《左传》较详，其《定公十年传》曰：
夏，公会齐侯于祝其，实夹谷，孔丘相。犁弥言于齐侯曰：“孔丘知礼而无勇，若使莱人以兵劫鲁侯，必得志焉。”齐侯从之。孔丘以公退，曰：“士兵之！两君合好，而裔夷之俘以兵乱之，非齐君所以命诸侯也。裔不谋夏，夷不乱华，俘不干盟，兵不逼好。于神为不祥，于德为愆义，于人为失礼，君必不然。”齐侯闻之，遽辟之。将盟，齐人加于载书曰：“齐师出竟而不以甲车三百乘从我者，有如此盟！”孔丘使兹无还揖对曰：“而不返我汶阳之田，吾以共命者亦如之！”齐侯将享公。孔丘谓梁丘据曰：“齐、鲁之故，吾子何不闻焉？事既成矣，而又享之，是勤执事也。且牺象不出门，嘉乐不野合。享而既具，是弃礼也；若其不具，用秕稗也。用秕稗，君辱；弃礼，名恶。子盍图之？夫享，所以昭德也。不昭，不如其已也。”乃不果享。齐人来归郓、、龟阴之田。
按左氏所记，盖齐侯尝设三计以尝鲁君：始则机伏于兵力，而孔子挫之；继则巧附于载书，而孔子拒之；终则谋隐于设飨，而孔子尼之。方此会也，鲁国安危间不容发，卒能消弭于无形，可见孔子外交之能力矣。
《穀梁传》所记与左氏微异，其文曰：
颊谷之会，孔子相焉。两君就坛，两相相揖，齐人鼓噪而起，欲以执鲁君。孔子历阶而上，不尽一等，而视归乎齐侯，曰：“两君合好，夷狄之民，何为来为？”命司马止之。齐侯逡巡而谢曰：“寡人之过也。”退而属其二三大夫曰：“夫人率其君与之行古人之道，二三子独率我而入夷狄之俗，何为？”罢会。齐人使优施舞于鲁君之幕下。孔子曰：“笑君者，罪当死。”使司马行法焉，首足异门而出。齐人来归郓、、龟阴之田者，盖为此也。
司马迁依据《穀梁传》，其词颇加润色：
定公十年春，及齐平。夏，齐大夫犁言于景公曰：“鲁用孔丘，其势危齐。”乃使使告鲁为好会，会于夹谷。鲁定公且以乘车好往。孔子摄相事，曰：“臣闻有文事者必有武备，有武事者必有文备。古者诸侯出疆，必具官以从。请具左右司马。”定公曰：“诺。”具左右司马。会齐侯夹谷，为坛位，土阶三等，以会遇之礼相见，揖让而登。献酬之礼毕，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四方之乐。”景公曰：“诺。”于是旍旄羽袚矛戟剑拨鼓噪而至。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举袂而言曰：“吾两君为好会，夷狄之乐何为于此？请命有司！”有司却之，不去，则左右视晏子与景公。景公心怍，麾而去之。有顷，齐有司趋而进曰：“请奏宫中之乐。”景公曰：“诺。”优倡侏儒为戏而前。孔子趋而进，历阶而登，不尽一等，曰：“匹夫而荧惑诸侯者，罪当诛！请命有司！”有司加法焉，手足异处。景公惧而动，知义不若，归而大恐，告其群臣曰：“鲁以君子之道辅其君，而子独以夷狄之道教寡人，使得罪于鲁君，为之奈何？”有司进对曰：“君子有过则谢以质，小人有过则谢以文。君若悼之，则谢以质。”于是齐侯乃归所侵鲁之郓、汶阳、龟阴之田以谢过。（《孔子世家》）
孔子之于外交，直不用权术，而一秉正义。西谚有之曰：Honesty is the best policy。不其信与！儒者用正义，类迂阔，远于事情；孔子独能使强邻内愧，转危为安，此所以为不可及也。
外患既宁，乃从事于内政，于是有堕三都之事。鲁自宣公以来，至成公、襄公、昭公、定公，皆权虚器，而实权则在季文子、季武子、季平子之手。及季平子卒，其子季桓子执政，实权又为其臣阳虎所持。孔子尝嘅之曰：
禄之去公室五世矣，政逮于大夫四世矣，故夫三桓之子孙微矣。（《论语·季氏》）
孔子欲复公室之权，则不得不抑三桓。然其时三桓亦拥虚位，政在陪臣。三桓之专国，尚以其为鲁之公族也。至于陪臣专国，直非有所凭藉，即巧弄而窃据之。故将张皇公室，就当日之计，惟有先去陪臣之跋扈。于是孔子说定公及季桓子，立堕三都之策。推其情势，盖季孙、孟孙、叔孙三子皆居鲁之国都，其居城费、郈、成皆陪臣所领，三子莫能制之。《左传·昭公十二年》：南蒯以费叛，征之连年不克。《定公十年》：侯犯以郈叛，一年之间再出师围之，不克。此可以见三都之强也。叔孙子论侯犯之乱曰：
郈非唯叔孙氏之忧，社稷之患也。（《左传·定公十年》）
夫三桓之所以能专政者，亦半由于三都之强。使三都失其强，则三桓之势亦自然而减。故孔子堕三都之策，即以阴抑三桓之权。会三桓亦苦陪臣之不可制，深纳之而不疑。所谓“虽有智慧，不如乘势”。孔子虽用鲁日浅，亦足白儒者之效矣。
当时实权虽去三桓，然形式上犹为鲁国之执政，故孔子将行堕三都之策，不可不先得季孙氏之同意。若季氏有所疑，则其功不可就也。《公羊传》稍见其意，曰：
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曰：“家不藏甲，邑无百雉之城。”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定公十二年》）
按：“三月不违”之语又见《十年》齐人归田传。何休注曰：“孔子仕鲁，政事行乎季孙。三月之中，不见违过，是达之也。”盖季氏既重孔子，三月不违其策，然后以郈、费数叛之事问之。何休于此传注曰：“孔子曰：陪臣执国命，采长数叛者，坐邑有城池之固、家有甲兵之藏故也。季氏说其言而堕之。故君子时然后言，人不厌其言。”是孔子已信于季氏，而后为此议也。三桓贵介公子，皆优柔易与。惟先去陪臣之强者，而徐以礼义约束三桓，则鲁公室之政可复，国力可得而盛也。于是孔子因使其门人中最有勇力之子路为季氏宰，以渐行其志焉。
《春秋·定公十二年》曰：
夏……叔孙州仇帅师堕郈。……季孙斯、仲孙何忌帅师堕费。……十有二月，公围成，公至自围成。
《左氏传》记其事曰：
仲由为季氏宰，将堕三都，于是叔孙氏堕郈。季氏将堕费，公山不狃、叔孙辄帅费人以袭鲁。公与三子入于季氏之宫，登武子之台。费人攻之，弗克。入及公侧，仲尼命申句须、乐颀下伐之，费人北。国人追之，败诸姑蔑。二子奔齐。遂堕费。将堕成，公敛处父谓孟孙：“堕成，齐人必至于北门。且成，孟氏之保障也；无成，是无孟氏也。子伪不知，我将不堕。”冬十二月，公围成，弗克。
堕三都之策，孔子援子路以行之，然其所以终于不成者，其故有三：
（一）子路不能从孔子之意而行。
子路使子羔为费宰。子曰：“贼夫人之子。”子路曰：“有民人焉，有社稷焉，何必读书，然后为学？”子曰：“是故恶夫佞者。”（《论语·先进》）
鲁定公五年，公山不狃为费宰，见于《传》。至十二年奔齐，而费始无宰。然则子羔之举，当在季氏初堕费之后也。（崔述《洙泗考信录》二）
（二）季氏之对子路，信任不坚。
公伯寮愬子路于季孙，子服景伯以告，曰：“夫子固有惑志于公伯寮，吾力犹能肆诸市朝。”子曰：“道之将行也欤？命也。道之将废也欤？命也。公伯寮其如命何！”（《论语·宪问》）
景伯之告，孔子以道之行废言之，似不仅为子路发者。盖孔子为鲁司寇，子路为季氏宰，实相表里。子路见疑，即孔子不用之由。然则公伯寮之愬，当在孔子将去鲁之前也。（《洙泗考信录》二）
（三）公敛处父劝孟孙勿堕成。（已见前《传》）盖处父为成宰，阳虎既败以后，鲁陪臣之有实权者，处父而已。阳虎之败，处父实战而胜之，有大功。见既堕费、郈，将及于成，又微窥孔子将张公室之意，乃谓孟孙堕成则孟氏势弱。故内外通谋，抗不欲堕。孟孙虽尝师事孔子学礼，然为一家之利害，固不能不动于处父之言。自是以后，政权卒移于孟氏，而季孙、叔孙二氏浸以衰微矣。堕三都之策未能奏其效者，不出以上之三者也。
《史记·孔子世家》谓定公十四年，孔子年五十六，由大司寇行摄相事。《荀子》亦称孔子为鲁摄相。然此事不见于《春秋》三传。崔述曰：
《孟子》及《春秋传》：孔子但为司寇，未尝为相。《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孟子》曰：“于季桓子，见行可之仕也。”然则是季孙为鲁相，而能行孔子之言耳，非孔子为鲁相也。春秋时无以相名官者，秉政之卿谓之“相某君”，非官之名可云“摄”。盖夹谷之会当使上卿相礼，以孔子之知礼也，越次而使之，如狐偃之让赵衰者然，故或谓之“摄相”。传闻者不知，遂误以为相国之相耳。（《洙泗考信录》二）
《史记》称孔子摄相，诛乱政者少正卯，亦见于他书。则其传绝古，崔述之说未可遽信也。《荀子》曰：
孔子为鲁摄相，朝七日而诛少正卯。门人进问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夫子为政而始诛之，得无失乎？”孔子曰：“居！吾语汝其故。人有恶者五，而盗窃不与焉：一曰心达而险，二曰行辟而坚，三曰言伪而辩，四曰记丑而博，五曰顺非而泽。此五者有一于人，则不得免于君子之诛，而少正卯兼有之。故居处足以聚徒成群，言谈足以饰邪营众，强足以反是独立，此小人之桀雄也，不可不诛也。是以汤诛尹谐，文王诛潘止，周公诛管叔，太公诛华仕，管仲诛付里乙，子产诛邓析、史付，此七子者，皆异世同心，不可不诛也。”（《宥坐》）
诛少正卯事，又见于《尹文子》、《说苑》诸书，《论衡·讲瑞》曰：
少正卯在鲁，与孔子并。孔子之门，三盈三虚，唯颜渊不去，颜渊独知孔子圣也。夫门人去孔子，归少正卯，不徒不能知孔子之圣，又不能知少正卯，门人皆惑。子贡曰：“夫少正卯，鲁之闻人也。子为政，何以先之？”孔子曰：“赐退，非尔所及。”
诛少正卯事，朱子以《论语》、《左氏》不载，子思、孟子不言疑之。崔述《洙泗考信录》辨之尤力。要荀卿去孔子未远，此难臆定其无也。惟《史记》记事固有自相矛盾者。按《十二诸侯年表》及《鲁世家》并云孔子于定公十二年去鲁，《卫世家》则孔子于定公十三年已至卫。是定公十四年，孔子已不在鲁，安有摄相之事？即摄相事不虚，斯年月当有误，二者必居一于此矣。故崔述主孔子于定十二年去鲁，江永、狄子奇主孔子定十三年去鲁，今比录其说如下：
《史记·鲁世家》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二年，《孔子世家》在十四年。余按《春秋》，定公十二年夏，堕郈堕费。《公羊传》云：孔子行乎季孙，三月不违。于是帅师堕郈，帅师堕费。是《孟子》所云见行可之仕者，即此夏堕郈堕费之时。既云三月不违，则三月以后，鲁固不用孔子矣。不用而祭，祭而行，月余日事耳。然则孔子之去鲁，当在定十二年秋冬之间。《孔子世家》误也。又《十二诸侯年表》去鲁在定十二年，与《鲁世家》合，当从之。（崔述《洙泗考信录》二）
《孔子世家》诛少正卯、三月大治、归女乐、去鲁、适卫，皆叙于定公十四年，非也。定十三年夏，有筑蛇渊囿，大蒐比蒲，皆非时劳民之事。使夫子在位而听其行之，则何以为夫子？考《十二诸侯年表》及《鲁世家》，皆于定十二年书女乐、去鲁事。《年表》及《卫世家》皆于灵公三十八年书孔子来，禄之如鲁。卫灵三十八，当鲁定十三。盖女乐事在十二、十三冬春之间，去鲁实在十三年春。鲁郊尝在春，故经不书。当以《卫世家》为正。夫子春去鲁，而夏筑蛇渊囿，大蒐比蒲，诸秕政即作。尤可见圣人在位之有裨也。（江永《乡党图考》）
《史记·孔子世家》以去鲁在定公十四年，《十二诸侯年表》及《鲁世家》则在十二年，皆失其实。《卫世家》灵公三十八年，孔子至卫，当鲁定公十三年，兹从之。（狄子奇《孔子编年》）
以上诸说，江永之说较详确。盖以孔子去鲁在定公十三年郊祭之后，在诸秕政未作以前。且尤有可证者。《孔子世家》谓孔子之去鲁凡十有四岁而反乎鲁。按孔子反鲁在哀公十一年，由以上溯孔子去鲁之年，正当定公十三年。故《卫世家》所记最足据也。至于孔子去鲁之故，有《论语》、《孟子》二说：
齐人归女乐，季桓子受之，三日不朝。孔子行。（《论语·微子》）
孔子为鲁司寇，不用，从而祭，燔肉不至，不税冕而行。（《孟子·告天下》）
盖孔子因堕三都之事不成，其他行事又渐违孔子意，故托于女乐、燔肉，为去鲁之机。齐归女乐又见《韩非子》：
仲尼为政于鲁，道不拾遗，齐景公患之。黎且谓景公曰：“去仲尼犹吹毛耳。君何不迎之以重禄高位，遗哀公以女乐以骄荣其意。哀公新乐之，必怠于政；仲尼谏，谏而不听，必轻绝于鲁。”景公曰：“善。”乃令黎且以女乐六遗哀公。哀公乐之，果怠于政。仲尼谏，不听，去而之楚。（《韩非子·内储说下》）
《晏子春秋·外篇》所记与此略有同异。然齐归女乐是定公，非哀公；孔子适卫，非适楚，韩非误也。《史记·孔子世家》因韩非之词而益详，曰：
……齐人闻而惧，曰：“孔子为政必霸，霸则吾地近焉，我之为先并矣。盍致地焉？”犁曰：“请先尝沮之，沮之而不可则致地，庸迟乎？”于是选齐国中女子好者八十人，皆衣文衣而舞康乐，文马三十驷，遗鲁君。陈女乐文马于鲁城南高门外。季桓子微服往观再三，将受，乃语鲁君为周道游，往观终日，怠于政事。……
《孟子》曰：“孔子去鲁，曰：‘迟迟吾行也。’去父母国之道也。”《琴操》载孔子去鲁作《龟山操》，曰：
《龟山操》者，孔子所作也。齐人馈女乐，季桓子受之，鲁君闭门不听朝。当此时，季氏专政，上僭天子，下畔大夫，圣贤斥逐，谗邪满朝。孔子欲谏不得，退而望鲁。鲁有龟山蔽之，辟季氏于龟山，托势位于斧柯。季氏专政，犹龟山蔽鲁也。伤政道之陵迟，悯百姓不得其所，欲诛季氏，而力不能。于是援琴而歌云：“予欲望鲁，龟山蔽之。手无斧柯，奈龟山何！”
孔子遭君暗臣乱，众邪在位，政道陷于三家，仁义闭于公门，故作《公陵》之歌，伤无权力于世。
《公陵歌》亦当作于去鲁时。然《琴操》多所附会，《新语》或出依托，虽不可尽信，姑著之以备参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