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在与人民解放军疯狂作战的同时，还在其统治区内实行残暴的法西斯统治和敲骨吸髓的掠夺，并向美国全面出卖中国主权，因而引起各阶层人民的强烈反抗。反侵略、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求生存、争民主的爱国民主浪潮席卷国民党统治区，形成了中国人民反蒋斗争的第二条战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斗争同人民解放军在前线的作战互相配合，使蒋介石政府陷入了全民包围之中。
抗议美军暴行运动
抗战胜利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中国的主权，从天上到地下，从沿海到内河，从政治、外交到经济、文化，全面地出卖给美国，美国政府成了国民党的太上皇。它不仅通过它的“特使”“大使”和“顾问”，控制、左右国民党政府及其军队，而且派遣大量美军直接驻在中国领土，在中国各地建立军事基地。这些美国侵略军在中国的领土上横行无忌，作恶多端。据南京、上海、北平、天津、青岛五市不完全统计，1945年8月至1946年11月，美军制造的暴行至少有3800起，中国人被害死伤者在3300人以上。在抗战胜利后的一年中，单是被美国军车压死的中国人就不下1000余人。国民党报纸《前线报》当时曾发表显然缩小了的统计数：上海一地，1945年9月12日至1946年1月10日，美军吉普车肇祸事件共495起，压死压伤336人，其中死18人。在山东，美军规定的压死一个中国人的赔偿费标准，还不如一头小毛驴的价格。美军舰艇肇事也屡见不鲜，据《联合晚报》统计，1945年9月至1946年6月，美军舰艇在黄浦江中撞沉小船，中国人因此丧生者660人。此外，侮辱奸淫中国妇女、殴打凶杀中国平民、枪击中国学生、击毙中国岗警的事也时有发生。但是国民党政府媚外卖国，对美军暴行一味袒护、纵容，美军肇事后扬长而去，受害人有冤难申。这就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人民同美国及其工具蒋介石的矛盾。抗议美军暴行运动就是在这个基础上发生发展起来的。1946年9月全国各大城市举行的“美军退出中国周”是这次运动的先声，而同年12月底的“沈崇事件”把北平和全国学生抗议美军暴行的斗争推向高潮。
1946年12月24日晚，北京大学女生沈崇（当时国民党政府交通部次长的女儿）路经东单一条胡同时，被美国兵皮尔逊和普利查特架至东单广场强奸。一家民营通讯社首先发出消息，北平警察局立即通知各报馆禁止刊登。警察局长还亲自威胁受害人：“不准你把真相声张，不然你要当心！”北平几家报纸不顾禁令，毅然作了报道。消息传出，引起了广大青年学生和各阶层人士的极大愤怒。美联社的记者也说，这件事好比一根划着的火柴掉进了火药库。
12月27日，北京大学各系级代表和各社团代表集会，通过决议要求公开审判并严惩暴徒及其主管长官，要求驻华美军当局公开道歉，要求美军立即退出中国。会上成立了由中共地下组织领导的北大抗议美军暴行筹备委员会，决定于30日罢课一天并举行示威游行。北大学生的爱国行动得到平津各校学生和主持正义的教授们的支持。
国民党在新闻封锁失败后，又通过它的“中央社”发表歪曲事实真相的报道，诬蔑受害人“乃非良家妇女”，并威吓说不得有“损污友邦或友邦人士之行动”。北大校长胡适竟无耻地说“强奸是平常的事”，罢课游行“似属不智”。29日，当北大各系级代表集会时，200多名戴着大口罩的来历不明的人冲进会场，大打出手，还撕毁了“民主墙”墙报。反动派的无耻行径，更加激怒了学生。
30日，北平学生高呼“抗议美军暴行！”“美军退出中国！”等口号举行游行。队伍来到“军事调处执行部”，学生用英语高呼“美国佬滚回去”他们大声疾呼：“美军杀戮的是我们的父兄！”反动当局是“屈躬侍奉洋大人的奴才”，是“不知国家民族，不能保护人民而高高在上的软骨动物”。
31日，中共中央指示国民党统治区地下党组织：“北平学生因美兵强奸女生事，已造成有力的爱国运动”，号召各大城市响应北平学运，发动群众游行示威，尽量“造成最广泛的阵线”，“使此运动向孤立美蒋及反对美国殖民地化中国之途展开。”中共各地组织根据这一指示，以“美军退出中国”为中心口号，发动群众参加斗争，并引导进步学生注意争取社会同情和各界人士的支持。
“抗暴”运动迅速席卷了全国各大中城市。
上海是美军作恶最多的城市之一，在沈崇事件之前不久刚刚发生了美国兵打死黄包车工人事件。9月22日晚，黄包车工人臧大咬子向乘车的西班牙水兵赖令奈索取车资时，被美国兵饶立克打成重伤致死。事件发生后，国民党法院竟声称无权受理这一案件。上海市民早已怒不可遏。沈崇原为上海一所女子中学学生。北平消息传来，上海的“抗暴”运动也像火山一样爆发了。在中共上海局领导下，专科以上17所学校公开成立了“上海市学生抗议驻华美军暴行联合会”。1947年元旦，即蒋介石颁布伪宪法的当天，上海学生1万余人冲破国民党压迫，在外滩、南京路一带示威。学生们扯下了美军居住的汇中饭店门口的美国旗，用英语高呼：“回你们老家去！”“滚、滚、滚，美国兵！”
其他大中城市学生也群起响应。南京学生游行队伍来到“国民政府”时，把反动政府为庆祝元旦扎制的“普天同庆”四个大字改成“普天同怒”。天津学生游行队伍至美国海军陆战队总部示威。台北参加反对美军暴行的集会和示威游行的学生和各界人士达5万之众。
各地爱国学生在斗争中增强了联系和团结。3月8日，“全国学生抗暴联合总会”在上海成立。
美军暴行和国民党政府的媚外行径也激怒了爱国教授和文化界其他知名人士。马寅初等亲自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队伍。民主党派、人民团体纷纷发表声明，谴责美军暴行，要求美军退出中国。海外爱国侨胞对美军暴行同样表示了极大的愤慨。陈嘉庚致电各界声援学生斗争，他领导的“新加坡华侨促进中国和平民主协会”也举行了“美军退出中国周”，并发动了10万人大签名。抗暴运动超出了学生运动的范围，发展成为各界群众广泛的反侵略反卖国的爱国民主运动。
抗暴运动持续3个月之久。美军法庭被迫判处强奸主犯皮尔逊徒刑10年，帮凶普利查特徒刑10个月。但皮尔逊送回美国后就被释放了。
为生存而抗争
蒋管区经济危机的日趋严重，使广大人民生活困苦不堪。为了生存，他们被逼走上了反对国民党当局的道路。
1946年末，上海发生了因国民党反动当局压迫摊贩而引起的全市性的反蒋运动。当时上海以摊贩为业维持生活者有10多万人。1946年7月，上海反动当局以“妨害市容”为名，禁止黄浦、老闸两区摊贩营业，并逮捕继续营业的摊贩。黄浦区摊贩列队向国民党市政府请愿，并派代表要求收回成命，释放在押摊贩，发还没收物资。反动当局不予理睬，继续采取严厉手段。至11月下旬，被捕摊贩已近千人。30日，摊贩3000人请愿并包围黄浦区警察局，要求释放被捕同业。国民党政府调来大批保安警察和宪兵镇压请愿群众，开枪打死7人，打伤并逮捕多人。12月1日，5000多名摊贩包围黄浦、老闸两区警察局，用木棒、竹杠、石块同反动军警搏斗。反动军警用水龙、警棍、催泪瓦斯、刺刀、步枪、机枪镇压反抗的群众。摊贩又被杀害10人，伤百余人。摊贩的斗争得到市民的广泛同情和支持，全市商店停止营业，公共汽车、电车停驶。国民党反动当局被迫收回取缔摊贩的命令，撤换了黄浦区警察局长。
由于美货充斥市场，使民族工商业濒临绝境，工人、店员、职员与民族工商业者都深受其害。上海三区百货业工会带领永安、先施、新新、大新、国货等公司职工发起“爱用国货、抵制美货”运动。1947年2月9日，“爱用国货、抵制美货筹备委员会”（“爱抵会”）在南京路劝工大楼举行成立大会，到会职工代表及厂商代表共400余人，邀请郭沫若、邓初民、马寅初等到会演讲。200多名特务混入会场捣乱，逢人便打，见物就毁。永安公司职工梁仁达被毒打致死，受伤者数十人，其中重伤13人。事件发生后，上海各界成立了“二·九惨案后援会”，百货业工会领导职工坚持斗争。
1947年2月16日，蒋介石颁布《经济紧急措施方案》，冻结了职工“生活指数”，即不管物价如何飞涨，职工工资只能维持在1月份水平。同时重申禁止怠工、罢工，违者格杀勿论。这一反动措施，引起蒋管区广大工人和下层公教人员强烈反对。
为了把工人与市民的经济要求与政治斗争很好地结合起来，并避免被国民党找到镇压的借口，以保护群众斗争积极性，2月28日，周恩来为中共中央起草了关于蒋管区工作方针和斗争策略的文件，指出“针对目前蒋的镇压政策，我们应扩大宣传，避免硬碰，争取中间分子，利用合法形式，力求从为生存而斗争的基础上，建立反卖国、反内战、反独裁与反特务恐怖的广大阵线。”“同时在斗争中要联系到、有时要转移到经济斗争上，才能动员更广大群众参加，而且易于取得合法形式。”“在工人与城市贫民（如小贩）中，更要着重经济斗争的领导和发展。” 中共地下组织根据中央指示，注意斗争策略，把政治斗争与经济斗争结合起来。
5月，上海工人、店员开展了争取解冻生活指数的斗争。“五一”劳动节前夕，国民党操纵的黄色工会抢先成立“上海市五一劳动节纪念筹备会”，企图把纪念会开成反共示威大会。中共地下组织决定利用黄色工会的会场进行反对国民党当局的斗争。5月1日，约3万工人来到跑马厅参加黄色工会出面举办的纪念“五一”节大会，上海市长与社会局长上台训话，但到会工人、店员都齐声高呼“解冻生活指数！”“实行民主政治！”等口号。国民党党棍和工贼惊慌失措，急忙宣布散会，草草收场。参加大会的工人群众拿出预先准备的“要求解冻生活指数”的横幅，分头举行了示威游行。经过斗争，国民党政府被迫于6月间宣布解冻生活指数。
天津、广州等城市也出现了新的工潮。据不完全统计，1947年一年中，全国工人罢工共计34次，参加者约120万人。
在此期间，国民党统治区还发生了大规模的民变。1946年9月，川、湘、苏、浙、皖等省民变蜂起，参加者达20余万。1947年初扩及其他各省300余县，参加者增至84万。同时，由于粮价暴涨，甚或有价无售，面临死亡威胁的城镇饥民百般无奈，群起“抢米”。1947年5、8月间，“抢米”风潮波及40多个大城镇，参加者17万人以上。
1947年2、3月间，台湾爆发了反对国民党统治和美国侵略的武装起义。日本投降后，美蒋取代了日本在台湾的统治，台湾人民仍陷于水深火热之中。2月27日，国民党政府武装缉私员在台北市殴打女烟贩，并开枪打死与之评理的市民1人。28日，国民党军队开枪镇压请愿群众，打死3人，打伤3人。愤怒的群众夺取广播电台，呼吁全省人民支援台北市民的正义斗争。大规模的“二二八”武装起义爆发了。至3月8日，起义人民控制了台湾大部分地区。国民党对起义人民进行残酷镇压，大批军队在美国军舰、飞机的护送下从基隆登陆。起义被镇压下去了，3万余名起义者惨遭屠杀。台湾“二二八”起义是中国人民革命斗争史上的光辉的一页。同年11月，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台湾民主自治同盟”在香港成立，团结台湾人民继续坚持反抗国民党统治的斗争。
“五二〇”学生运动
1947年5月，国民党统治区爆发了声势浩大的以青年学生为主体的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
斗争首先是从反饥饿开始的。5月13日，南京中央大学学生罢课，支持本校教授会关于增加教育经费、按物价指数调整薪金等五项要求，并要求增加公费学生伙食费。15日，中央大学等四校学生联合举行罢课游行，高呼“我们要饭吃！不要炮弹！不要内战！”等口号，先到国民党政府教育部请愿，教育部长朱家骅无理拒绝学生要求。于是学生又来到行政院请愿，行政院副院长王云五打官腔训斥学生，学生与之舌战，并唱起了《你这个坏东西》。歌中唱道：“你！你！你！你这个坏东西，市面柴、米、油、盐不够用，你一大批一大批囤积在家里”，“只打内战为自己，学生的生活你是不管的。”请愿的学生在行政院的金字匾额上贴上了“民瘦炮肥”四个大字，又用油墨把“朱门酒肉臭，路有冻死骨”两句诗分别写在大门两旁朱红大柱上，成了一副对联。
16日，北京大学各系级和社团代表开会，决定成立反饥饿、反内战罢课委员会，从17日起罢课三天。18日，清华、北大等校宣传队在北平闹市区宣传讲演，遭预伏在西单的青年军第二〇八师军人围殴，多人受伤。当晚，北大、清华、南开等华北12所大专院校学生代表在北大召开紧急会议，成立了“五一八血案后援会”和“华北学生反饥饿反内战联合会”，决定在5月20日联合举行示威游行。
就在“五一八血案”的同一天，蒋介石主持的“国务会议”通过了所谓《维持社会秩序临时办法》，严禁越级或10人以上的请愿和一切罢工、罢课、游行示威，否则，就要采取“必要措施”和“紧急处理”，“作有效之制裁”。蒋介石本人也发表谈话，诬蔑学生的行动“形同暴徒”，必须“采取断然措施”。
爱国学生不畏强暴，坚持斗争。19日，上海14所大专院校学生7000余人到北火车站欢送“沪杭区国立院校学生抢救教育危机晋京代表联合请愿团”赴南京。北站旁大楼上高悬着“民国万税，天下太贫”八个大字的对联。代表上车后，学生开始游行。走在队伍前列的是暨南大学的学生，他们的“饭碗队”每人拿着一只破碗伴着“要饭吃”的歌声有节奏地敲打。队伍前有一幅“向炮口要饭吃”的漫画。公费学生还用竹竿高挑着一块纸匾，上写“每天菜钱还不够买”，下面吊着两根半油条。游行队伍冲破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胜利到达预定终点。
20日，北平20余所大中学校学生15000多人按预定计划如期举行“华北学生北平区反饥饿反内战大游行”。队伍行经天安门时，游行群众对着城墙上悬挂的蒋介石头像，也唱起了《你这个坏东西》：“你只管发财做皇帝，老百姓的痛苦你是不管的”，“破坏政协、发动内战，都是你！”
同日，京沪杭地区中央大学、金陵大学、暨南大学、复旦大学、浙江大学、同济大学等1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6000多人，乘国民党操纵的第四届第三次参政会开幕之际，在南京联合举行“挽救教育危机反饥饿大游行”，向国民参政会请愿，要求增加伙食费，增加教育经费，提高教职员工待遇等。当队伍经过珠江路口时，受到军警的水龙、木棍、皮鞭袭击。学生受伤百余人，其中重伤20人。有几个学生勇敢地抢过水龙喷射军警，有的学生硬是用头顶住水龙喷口。军警把这些学生打得头破血流后抓走。当请愿队伍到达国府路时，又遭马队、防护团、青年军、宪兵队、机枪队五道封锁线的阻拦。午后2时，大雨倾盆，雷声大作，学生们站立不动，放声高呼：“我们愿与天地同声一哭！”“下刀子也不怕！”直至经过谈判，国民党军警撤去封锁后，学生们才返回中央大学。
“五二〇”惨案发生后，全国60多个大中城市学生纷纷罢课，于是原来的反饥饿、反内战运动发展为反饥饿、发内战、反迫害运动。上海学生接连两天举行全市总罢课，许多学生走上街头控诉国民党暴行，被反动军警捕去数十人。被捕学生在牢中唱起了重新填词的《跌倒算什么！》：“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去，还要干！生要站着生，站着生；死要站着死，站着死。坐牢算什么！我们不害怕。放出去，还要干！反内战，要和平，争民主，坐牢是常事情，常事情。”
同时，清华大学教授80人，北京大学教授30余人，燕京大学教授30余人，南开大学教授20余人，上海各大学教授30余人，先后联名发表书面宣言，谴责国民党当局镇压学生的罪恶行为。
穷凶极恶的国民党政府在全国各大城市同时宣布戒严，实行大逮捕。据不完全统计，仅6月1日一天，就逮捕了2000多人。武汉的“六一惨案”尤其令人发指。是日清晨3时，军警特务五六千人包围了武汉珞珈山武汉大学，一批批学生被毒打后拖上卡车，5位教授同时被捕。全体同学呼号着涌向警车，警特开枪扫射，甚至使用国际法禁用的美制达姆弹，学生成批受伤倒地，3人当即身亡。
中共地下组织分析了当时的形势，认为在斗争已获重大胜利、反动派加紧镇压的情况下，为了巩固成果，积蓄力量，应立即改变斗争方式，停止街头示威游行，改为校内活动。为了加强对学生运动的指导。6月15日，华北学联、京沪苏浙豫五区学联和武汉学联的代表在上海秘密集会，重建了在1938年被国民党解散的全国学生联合会。
这次反饥饿、反内战、反迫害运动，标志着国民党统治区的学生运动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毛泽东在为新华社写的一篇社论中指出：“中国境内已有了两条战线。蒋介石进犯军和人民解放军的战争，这是第一条战线。现在又出现了第二条战线，这就是伟大的正义的学生运动，和蒋介石反动政府之间的尖锐斗争。”“学生运动是整个人民运动的一部分。学生运动的高涨，不可避免地要促进整个人民运动的高涨。”“和全民为敌的蒋介石政府，现在已经发现它自己处在全民的包围中。”
“戡乱”和人民的抗争
国民党当局为了进一步搜括人力、物力、财力，扑灭爱国民主运动的烈火，以挽救其趋于崩溃的反动统治，于1947年7月4日召开的国务会议上通过了蒋介石交议的所谓“国家总动员案”，随即发布了“戡平”共产党的“总动员令”。接着又颁布了《动员戡乱完成宪政实施纲要》以及《后方共产党处理办法》等一系列反动法令。由此掀起了“戡乱”的鼓噪和一系列暴行。
9月27日，蒋介石在南京召集各地特务头子举行秘密会议，布置对爱国民主人士的更大迫害。列入拟予逮捕的黑名单者数以万计，上海一地就有3000人之多。10月份一个月，上海、北平等8个城市有2100多人被杀害。1948年3月，国民党政府还制定了《特种刑事法庭组织条例》，组织特种刑事法庭，在全国各城市实行大逮捕大屠杀。但其结果都与反动派的愿望相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下，在人民解放军转入战略进攻并不断取得胜利的鼓舞下，国民党统治区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出现了新的高潮。
国民党统治区的广大工人继续为求生存、反迫害进行了英勇的斗争。上海工人走在斗争的前列。1947年9月，国民党反动当局搜查了承印进步刊物的富通印刷厂，接着又以“整理工会”名义先后武装劫收上电、法电工会，查封了三区百货业工会，并逮捕工会干部多人。上海工人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坚决反击反动当局的进攻。上电、法电、英电、百货业职工相继罢工。全市各业职工领袖200多人联合发表宣言，支持工人斗争。国民党当局被迫暂时停止进攻。但不久就制造了骇人听闻的“申九惨案”。1948年1月30日，申新九厂工人为求生存举行大罢工，国民党当局出动装甲车和3000多名军警及武装特务，在淞沪警备司令的带领下包围和进攻申新九厂，开动装甲车冲开厂门。工人用大汽油桶、汽车阻击。女工们组成人墙阻拦装甲车，敌人竟惨无人道地继续开动装甲车从她们身上碾过。男工许福泉悲愤已极，跳上卡车，开足马力向装甲车撞去。这场斗争中，3名女工牺牲，60多人重伤，400多人被捕。事件发生后，各行业工会组成“申九惨案后援会”，支持申九工人斗争。全市工人臂缠黑纱悼念被害工人，抗议反动派暴行。国民党当局被迫释放大部分被捕工人，恢复部分被开除工人的工作。
国民党统治区广大学生反蒋斗争也出现了新的浪潮。国民党“戡乱总动员令”发布后，大批学生被关进监狱或开除学籍，从而引起了更大的反抗。1947年10月26日，浙江大学学生自治会主席于子三及同学3人被捕，浙大学生罢课抗议。29日，于子三惨死狱中。30日，浙大师生2000余人集会控诉反动当局罪行，高呼“我们要申冤！”“为死者复仇！”大会通过决定，要求彻底查清惨案真相，控告国民党保安司令及其他负责官员。浙大校长竺可桢带着校医前往保安司令部查勘惨案现场后，揭穿当局制造的“畏罪自杀”的谎言，11月初他赶到南京向教育部说明事件真相，并向记者发表谈话。“浙大惨案”消息传出，立即爆发了全国规模的“反对非法逮捕学生、反对特务、反对屠杀青年”的反迫害斗争。北平、南京、杭州、天津、上海、昆明、厦门等城市学生参加斗争的在10万人以上。北平各大学163位教授联名发表宣言，声援学生斗争。1947年冬，寒流袭击上海，一夜之间冻饿而死的贫民达四五百人。由同济大学学生自治会发起，全市学生开展了救饥救寒运动，劝募寒衣接济饥寒交迫的贫民。据上海出版的英文《密勒氏评论报》12月28日发表的统计数字，学生募得寒衣6万件，现款8亿元。实际数字还要大得多。国民党当局却反而为此大批开除学生，同济大学在一周中接连三批开除或处分学生自治会负责人和劝募寒衣干事等45名学生。同济学生罢课抗议，并决定赴南京请愿。1948年1月29日，同济学生和前来支援的27所大中学校1000多名代表共4000人汇合在其美路上准备向火车站进发，遭近万名军警、便衣特务和警备车、装甲车的包围阻击。上海市长吴国桢、警备司令宣铁吾、警察局长俞叔平等亲自出马指挥。下午3时半，高头大马的警察骑巡队开始向学生队伍冲击，学生们一批批倒在地下，马队践踏着学生的躯体。这天下午，学生受伤者69人，重伤者4人，失踪33人。当晚，学生举行抗议晚会，军警又闯入会场。学生高唱着《团结就是力量》，英勇自卫。军警当场捕去学生200多人。“同济血案”发生后，上海各大中学校组织后援会，集会声讨反动派血腥罪行。华北学联及北平50多所大中学校学生集会，并驰电慰问同济学生。武汉大学学生绝食一天以示支援。3月底，国民党北平警备司令部下令禁止华北学联活动。4月，华北各校开展反对迫害、保卫学联的斗争。与此同时，北平各大学教职员工、北平研究所研究人员、北大医院医护人员为争取合理待遇举行罢教、罢课，罢职、罢工、罢研、罢诊的“六罢”斗争。这些斗争互相配合，形成了大规模的“四月风暴”。
1948年5、6月间，全国又爆发了反对美国扶植日本侵略势力、反对国民党政府媚外卖国的斗争。战后美国在远东除援蒋侵华外，又积极扶植日本侵略势力，造成对远东各国特别是中国的严重威胁。中国人民对此极为愤慨。上海学生纷纷举行“反美扶日”讨论会、演讲会。5月4日，上海120所大中学校学生15000余人，在交大举行“五四”营火晚会，宣告成立“上海市学生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挽救民族危机联合会”。22日，76所中等学校和26所专科以上学校学生在交大举行“五二〇”周年纪念，发起10万人“反美扶日”签名运动。各大学的347名教授也联名致电杜鲁门，反美扶日。6月5日，学生5000人汇集外滩举行示威，在美国驻华海军司令部和美国总领事馆大门前高唱反对美国扶植日本歌曲，散发传单。这个爱国运动迅速扩及全国各大中城市。北平、成都、昆明、武汉等地都举行了万人以上罢课和示威游行。许多教职员工和各界人士也参加了斗争。许多人出于对美国的憎恨，拒绝接受美国“救济物资”。清华大学教授朱自清、金岳霖、张奚若、吴晗等百余人发表声明：“为表示中国人民的尊严与气节，拒绝美国具有收买灵魂性质的一切施舍物资”，并拒购美援平价面粉。朱自清教授清贫一生，一身重病，宁可饿死，也不领美国的“救济粮”，逝世前还嘱咐家人不要买国民党政府配售的美国面粉，表现了中华民族的尊严与气节。
卖国的国民党政府竭力镇压这场爱国运动。《中央日报》连连发表社论，宣称对爱国学生要“操刀一割”，“斩草除根”。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也发表声明，诬蔑和威胁中国学生。这就进一步暴露了他们的反动本质。
在人民解放战争战略决战前夕，国民党政府作困兽之斗，于8月17日发布命令，发动所谓“特种刑事检举”，同时大规模逮捕爱国学生及其他爱国民主人士。22日，中共中央发出由周恩来起草的《蒋管区斗争要有清醒头脑和灵活策略》的指示，及时指出党在蒋管区的工作“必须依靠广大群众而不犯冒险主义错误”，“在城市方面，应坚决实行疏散隐蔽，积蓄力量，以待时机的方针”，以免“将城市中多年积聚的革命领导力量在解放军尚未逼近、敌人尚未最后崩溃之前过早地损失掉。” 各地地下党组织按照中共中央指示采取措施，改变斗争方式，为保存与发展革命力量做了大量的工作。
三大战役开始后，各大城市解放的日子不远了。蒋管区人民在中共地下组织领导下积极参加反破坏、反屠杀、反迁移，保护工厂、保护学校、保护机关的斗争，迎接解放。
民主党派的重新组合
中国的现实使民主党派和其他民主人士中的越来越多的人看清了中国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反动实质，从而勇敢走上反蒋爱国斗争的战场。国民党政府在猖狂屠杀共产党人的同时，也把血手伸向了民盟等民主党派。
1947年5月3日，国民党中央社公布了由特务机关伪造的《中共地下斗争路线纲领》，并发表了所谓政治观察家的谈话，指斥民主同盟、民主建国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其组织已为中共所实际控制，其行动亦均系循中共意志而行”，为镇压民盟及其他民主党派制造舆论。31日夜，重庆、成都逮捕民盟成员数十人。10月7日，国民党西安警备司令部杀害了民盟中央委员、西北总支部主任委员杜斌丞。23日，大批警特包围和监视南京民盟总部。27日，国民党政府内政部发言人宣布民盟为“非法团体”，严令取缔。11月5日，民盟主席张澜被迫发表了《中国民主同盟总部解散公告》，宣布自即日起停止政治活动，解散总部。此后，其他各民主党派也被迫转入地下。
民盟的被解散，对于民主党派中的一些幻想走“第三条道路”的人是一次严峻的考验和教育。这一事件本身宣告了“中间路线”在现代中国的破产。各民主党派面临新的转折时期。
1947年11月，国民党民主促进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民主革命同盟及国民党内的其他民主分子在香港举行国民党民主派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决定成立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推选宋庆龄为名誉主席，李济深为主席。1948年1月1日，民革正式成立，发表成立宣言、行动纲领和告本党同志书，宣布以革命的三民主义、建立独立、民主、幸福之新中国为最高理想，以中国国民党第一次代表大会决定的政策为基本原则，当前的任务是推翻蒋介石卖国独裁政权，实现中国的独立、民主与和平。
接着，中国民主同盟也在香港重建。1948年1月5日至19日，沈钧儒、章伯钧、邓初民等在香港召开民盟一届三中全会，宣布否认南京政府内务部的无理决定，重建民盟总部，恢复活动。会议确定了“为彻底摧毁南京反动独裁政府，为彻底实现民主、和平、独立、统一的新中国而奋斗到底”的新方针；确认反对国民党反动派，必须同时反对美国帝国主义；赞成彻底消灭封建剥削的土地关系，实行耕者有其田，并“废除国民党官僚资本的经济统治”。会议否定了“中间路线”，赞成“采取人民的革命斗争以积极争取和平民主”。表示要同中国共产党密切合作，与各民主党派结成坚强的民主统一战线。会议调整充实了中央领导机构，由沈钧儒、章伯钧以中央常委名义领导全盟工作。这次会议基本上接受了中共的新民主主义的革命纲领，是民盟历史上一次极其重要的会议，也是中国各民主党派政治上重大进步的一个共同标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