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在军事上节节败退。在政治上，蒋介石一手包办召开“国大”，企图使其卖国、内战、独裁政策“合法”化，以挽救统治危机，结果“画虎不成反类犬”，落得万人唾骂，政治上更加孤立。已经成为美国附庸的蒋介石集团，为了获取更多的“美援”，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美国独占资本与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结合，垄断着中国的经济命脉，残酷地掠夺中国人民，使国民党统治区的殖民地化程度愈加严重。由于军事的、政治的和经济的危机互相激荡，加速了国民党反动统治全面崩溃的进程。
蒋记“国大”与“新筹安会”
全面内战爆发之初，国民党军曾经侵占解放区100多座城市。蒋介石被这种表面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一手包办召开“国民大会”，企图假借“民意”，炮制一部“宪法”，使其独裁、内战、卖国政策“合法化”，并博得更多的美援。
这场蒋记“制宪国大”闹剧是在美国的导演下进行的。当初，美国一面在国共之间进行“调处”活动，一面却“给了中国反动派以日益增多的各种实际帮助，这种帮助越多，蒋介石就越来越蛮横” ，直至发动全面内战。全面内战一爆发，马歇尔和美国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1946年8月10日发表联合声明，宣布“调停”失败，以便放手让蒋介石打内战。但是马歇尔并没有马上离开中国，他还须继续完成使国民党政府“沿着民主途径进步”的使命，这就是把蒋记“制宪国大”导演好。
就在马歇尔与司徒雷登的联合声明发表后的第三天，8月13日，蒋介石发布文告，单方面宣布于11月12日如期召开“国大”。国民党中宣部长发表谈话，要各党派迅即交出“国大”代表名单。他们明知中共及民盟等民主党派不会参加这个背叛政协协议的伪“国大”，但为了多拉一些中间人士下水，又在11月12日假意宣布为了等待中共等交出出席“国大”名单，大会延期三天召开。
11月15日，臭名昭著的伪“国大”终于在南京开幕了。中共、民盟拒绝出席。参加大会的85％是国民党的代表，加上青年党、民社党的代表及少数所谓“社会贤达”，共1600多人。其中1000多人又是1936年由国民党指定或以贿选、舞弊、胁迫等方式产生的。以曾琦为执行委员会主席的青年党，早已叛离民盟，依附于国民党。以张君劢为党魁的民主社会党在政协期间尚混迹于民盟之中，这时也成为蒋介石的御用工具。它们都先后被民盟开除出盟。蒋管区舆论界十分鄙夷这些败类，把参加伪“国大”比作“跳入妓院的火坑”，张君劢被人称为“张君卖”。伪“国大”之不得人心可见一斑。
按照政协决议及其程序，国民大会必须在政协决议次第付诸实施后，在改组后的联合政府的领导下始能召开。中共及各民主党派代表必须在“国大”代表中有足够的数量，召集日期应由各方协商确定。蒋介石把政协决议视同废纸，一手包办“国大”，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共和各民主党派的抵制。伪“国大”开幕的第二天，11月16日，中共代表团首席代表周恩来在南京梅园新村举行记者招待会，严正指出：“这一‘国大’是违背政协决议与全国民意，而由一党政府单独召开的。中国共产党坚决反对。”“一党‘国大’中将要玩的一切把戏，乃至改组政府，我们决无一顾之必要。”“进攻解放区的血战方殷，美国政府援蒋内战的政策未变，假和平假民主绝对骗不了人。” 19日，周恩来率中共代表团部分成员离开京、沪返回延安。中国民主同盟于11月25日在南京举行记者招待会，明确指出“这次召集的国大违背了政协决议的整个精神，破坏了政协决议的程序，并且这次国大不是全国团结统一的制宪会议”， 因而表示拒绝承认这次“国大”。其他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也纷纷发表声明，谴责国民党的分裂行动。港、九各界反内战大同盟把伪“国大”斥之为“历史上的一个丑剧”。
这次伪“国大”在国民党一手操纵下，于12月25日通过了所谓《中华民国宪法》，它的一些条文中虽然不乏“民主”的词句，但实质与“五五宪草”一样，是一部“人民无权，政府有权；地方无权，中央有权；立法无权，总统有权”，把蒋家王朝反动独裁统治强加在全国人民头上的“根本法”。
中共中央发言人于12月21日发表声明，指出“现在蒋记‘国大’所要通过的‘民主宪法’，就字面说甚至还不及袁世凯的天坛宪法和曹锟宪法。” 28日，延安《解放日报》发表社论，严正指出，蒋介石召开伪“国大”之举，“既不能满足人民，又不能压倒对方”，“一切历史家都会看出，这乃是蒋介石一生中最大的政治失败。”社论又揭露了蒋介石在召开“国大”时，一面宣布“停战”，一面又继续大举进攻解放区；一面在“国大”讨论人民权利条文，一面又疯狂镇压人民群众，发生了屠杀摊贩，暗杀劳协理事长朱学范（未遂），在广州一夜之间逮捕3000人等一系列暴行。 民盟于31日发表书面谈话，其他各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先后发表声明，坚决不承认这个伪宪法。
12月25日伪“国大”闹剧收场，马歇尔导演大功告成，于翌年1月7日离华返美。行前还发表声明，为他在“调处”期间支持蒋介石准备全面内战的行径辩护，为伪“国大”、伪“宪法”捧场，攻击中共的正义立场。此后，司徒雷登代替其继续工作。他按照美国政府的意图，在继续支持蒋介石内战同时，又帮助蒋介石导演了一出“改组政府”的丑剧。
1947年1月29日，美国政府宣布退出三人会议和军事调处执行部。2月21日，蒋介石政府迫使参加北平军调部的中共人员叶剑英等全部撤回延安。27、28日，又通知中共驻南京、上海、重庆等地谈判代表和工作人员限于3月5日前全部撤退，随即派军警、特务包围监视中共驻各地人员，并宣称以后如发现中共人员即作为“匪徒”治罪。3月13日，蒋军胡宗南部开始进攻解放区首府延安。蒋介石、陈诚叫嚣要对人民解放军作战到底。19日，蒋军占领延安。这样就完全堵塞了和平解决国内问题的道路。
4月18日，蒋介石“改组”政府。蒋介石仍自任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任副主席，国民党政学系首领张群取代宋子文出任行政院院长，“社会贤达”王云五任副院长，居正任司法院长，戴传贤任考试院长，于右任为监察院长。29名国民政府委员中，国民党占17人，青年党4人，民社党4人，“社会贤达”4人。23日，“改组”后的国民政府正式宣告成立。蒋介石因此得意非凡，宣称“多党政府”已经成立，国民党已经实践了“还政于民”的诺言。美国方面也竭力为之捧场，说这个“改组”后的政府“实在使人感到有希望”。紧接着，美国政府于5月宣布解除“对中国的武器和弹药的禁运” 。
4月22日，新华社发表社论《新筹安会——评蒋政府改组》，指出“蒋介石这一‘改组政府’的把戏，不过是继承袁世凯旧筹安会的一个新筹安会。其媚外、残民、打内战、走死路等特点，将无一而不相像。”“旧筹安会出现之后，袁世凯不久就垮了台；新筹安会出现之后，蒋介石的命运决不会好过袁世凯，也许比他更坏些。” 各民主党派和人民团体拒绝参加并强烈反对这个所谓“改组”的政府。中国农工民主党留港中委在《华商报》上发表对“改组政府”意见，指出蒋介石这套把戏。目的“在见信于美国独占资本，以取得借款作支持其反人民民主的统治”，“实与袁世凯、汪精卫同出一辙”。
主权大拍卖
国民党发动的反革命战争，是一场蒋介石出人、美国出钱出枪并实际操纵着指挥大权的战争。“白皮书”供认，美国政府给予国民党反动政府的援助等于这个政府的“货币支出百分之五十以上，在比例上超过战后美国对任何西欧国家的援助数量。”美国如此“慷慨”，目的无非是扶植一个反动政府为工具，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的殖民地。当然，这一切又都是以蒋介石政权出卖中国的主权为代价的。
1946年3月至8月间，蒋介石为获得美国转让的剩余物资，“慷慨”地允诺以全部领空权作为交换条件之一。5月，美蒋双方达成密约，美国由此取得在中国内地各省及东北、台湾作军事性空中摄影的特权。8月13日，蒋介石同美国陈纳德空运公司订立合同，允许这个公司的飞机在中国经营空运。9月2日，国民党政府与当时处于美国控制之下的菲律宾签订了上海、马尼拉飞机降落权协定。随后美蒋又取得协议，允许“载运联总物资”的美国船只进至南京、芜湖、九江、汉口等四个长江口岸，允许美国轮船自琉球驶入并停泊于台湾的基隆及高雄两个港口。这样，美国在中国实际上已经取得了相当多的领土权、领空权、领海权和内河航行权。
但是美国方面并不以此为满足。国民党政府为了得到更多的“美援”，也不惜全盘拍卖中国主权。于是《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简称“中美商约”）就出笼了。这个条约是1946年11月4日由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王世杰、条约司长王化成同美国政府全权代表施麦斯、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南京共同签订的。名为“商约”，实是国民党政府向美国全面出卖中国主权的不平等条约。
“中美商约”共30条，通篇以极端虚伪的“平等”“互惠”的形式掩盖着极端不平等的内容和性质。当美国与蒋介石政府间处于主子与仆从的地位时，加上中美两国经济、军事实力悬殊等各种因素，双方是不可能有什么“平等”的。撕开这些辞藻的虚伪面纱，人们在这个“条约”中看到了什么呢？
按条约规定，美国人可以在中国“领土全境内居住、旅行及经商”，其经营范围广泛地包括“商务、制造、加工、金融、科学、教育、宗教及慈善事业”，并为此可以在中国开发矿产资源、购置产业、建筑房屋和租借、保有土地。美国的“法人及其团体”在经济权利上，与中国的“法人及团体之待遇相同”，凡依美国法律组成的“法人及团体”，在中国也要“承认其法律地位”。照此办理，中国无异是美国的领土了。
条约规定，美国商品在中国“征税、销售、分配或使用”，享有“不低于现在或将来所给予”中国“国民、法人、团体之待遇”。美国“任何种植物、生产物或制造品之输入”，以及运往美国任何物品之输出，“不得加以任何禁止或限制”。照此办理，中国的关税自主权就再次被完全剥夺了。
条约规定，美国船舶可以在中国“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内”自由航行，可以无限制地一艘船停泊几处口岸。其人员货物可以经由“最便捷之途径”，有通过中国“领土之自由”，“不得课以任何过境税或予以任何不必要之迟延或限制”。而且美国船舶（包括军舰）只要在遇到“任何危难”的借口下，就可以开入中国“对外国商务或航业不开放之任何口岸、地方或领水”。照此办理，中国一切航路、海港、陆路的自主权也完全丧失了。
条约规定，美国人在中国的住宅、货栈、工厂、商店及其他业务场所，以及一切附属房地，中国人概不得进入察看或搜查，其中所有书册、文件或账簿亦不得查阅。照此办理，美国人在中国就有了无上的特权。
“中美商约”把美国在中国的特权用法律的形式固定下来，算得是近代中国历史上最大、最苛刻、最残酷、最可耻的不平等条约，是中华民族又一新的大国耻。蒋介石把中国的一切经济命脉，把全部中国领土、领海，把中华民族的生存权利，几乎拍卖得干干净净。连英国议员也惊呼这个条约是对中国“从未见过的最野蛮的经济侵略”。
“中美商约”签订后，美蒋双方意犹未足，又陆续签订了一系列协定，还达成了若干密约。例如，1946年12月，订立了出卖中国全国航空权的“中美航空协定”。1947年1月，订立了“青岛海军基地秘密协定”，承认美海军侵驻青岛。7月，订立“滇越铁路管理与川滇铁路修筑协定”，出卖铁路主权。12月，订立“中美海军协定”，由美国直接控制中国海军。1948年7月，订立“中美关于经济援助之协定”，允许美国取得各项经济特权。8月，订立“中美农业协定”，美国得以控制中国的农村经济。这些协定，都是“中美商约”的补充和具体化。
在蒋介石政府的出卖下，在上述不平等条约的保护下，美国对华商品输出和资本输出达到了空前未有的规模。
美国取得在中国倾销商品的独占权，四大家族则成为美对华商品输出的总买办。美对华商品输出的形式包括美商直接在华开办公司、美国人与四大家族合办商业公司、由四大家族开设而实际为美国公司分销处的公司等。1946年7月，美商在华设立的分支店115处。陈纳德与宋美龄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总资本达10亿元法币。宋家“孚中公司”独家经营美国12家公司的商品；陈家“太平兴业公司”和美国23家公司订有合同；孔家“扬子建业公司”独家经营美国16家公司的商品。此外，美国人还利用其可以自由出入中国海港、机场以至内河的特权，同官僚资本及国民党军政官员勾结，大量走私。结果，美国商品如潮水般的涌入中国，美货充斥中国城乡市场。从飞机、汽车、钢铁成品、机器设备到剃刀片、头发梳子、缝衣针；从棉花、花生米、奶粉到香烟、口香糖、火柴，无所不有。真是“无货不美”“有美皆备”。
美国的对华资本输出也取得了独占的优势，其投资总额在各国对华投资总额中所占比例近80％，其中相当大部分是用来支持蒋介石打内战并取得种种特权的政治性借款和物资“援助”。从抗战结束到1948年，单是“白皮书”所供认的“美援”就有45亿多美元。其他方面的投资也大大增加，投资的地区又以华南、台湾为最。美国在中国设立的公司中，有规模巨大的发电厂、世界垄断性银行的分行、石油公司分公司等。它们在所谓技术合作的名义下甚至打入了国民党的“国营企业”。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顶峰
抗日战争胜利后，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劫收”了日伪在榨取中国人民血汗的基础上积累起来的大量财富，又以出卖国家主权换取了大量的美援，并运用政治的军事的暴力手段和在国民经济中的垄断地位，对人民实行敲骨吸髓的掠夺，从而集中了价值高达200亿美元的巨额财富。这是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发展的顶峰时期。
这一时期，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更加广泛的范围内和更大的程度上垄断了除解放区以外的全国经济命脉。
在金融方面，日本投降后日伪各金融机构及其财富均由国民党的四行二局“劫收”，四大家族发了一大笔“胜利财”，金融势力大大扩充。据中央银行统计，至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国民党统治区共有3489家银行，其中四大家族金融系统控制的“官营”银行2446家，占银行总数的70％以上。四大家族还利用他们的特权以各种方式操纵金融，从中牟利。例如利用他们能够优先按法定比价取得外汇的特权，套购外汇，大发横财。1946年1月，外汇兑换率变动前夕，陈立夫以“中国农村电影教育公司董事长”身份，按法币20元兑换美金1元的官价外汇率，以法币2360万元预购外汇119万美元。3月初，美汇每元官价猛增至法币2020元，黑市则涨至法币3000元。单此一项，陈立夫所得暴利，按官价计算得23．8亿元，按黑市价计算得35．4亿元。
在工业方面，四大家族在“劫收”日伪2000余家工矿企业的基础上，建立了一系列垄断组织。全国性垄断组织如中国纺织建设公司、中国纺织机械公司、中国蚕丝公司、中国石油公司、中国化工器材厂、中央造船公司、中华水产公司等等，规模都很大。如中纺公司，1946年纱锭占全国纺织业的49％，布机占86％，棉纱产量占39％，棉布产量占74％。地方性的垄断组织，单是上海就有上海材料供应事务所、电工机器厂、上海造船厂、上海炼油厂、江南电气局、上海化工厂、中国无线电材料公司等等。还有一些“官商合办”企业，“官股”为四大家族，“商股”是蒋宋孔陈。在民族资本主义企业中，四大家族也通过加入“官股”或其他手段加以控制。据估计，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在全国产业资本中所占的比重在80％以上。同时还控制着除解放区以外的全部铁路、公路、航空运输，所占轮船吨位也接近全国吨位总数的一半。
在商业方面，四大家族进一步加强了对内对外贸易的垄断。他们在上海、广州、香港等地恢复、扩建、新建了庞大的商业机构。以上海为例，宋家有孚中公司、利泰公司等；孔家有扬子建业公司、长江公司等，还有宋美龄与陈纳德合办的中美实业公司，等等。这些公司企业拥有一般民营企业所不可能有的种种政治、经济特权。他们利用这些特权垄断对内对外贸易，获取高额利润，并为美国垄断资本服务。就以中美实业公司而言，它是一个品类齐全的大商业托拉斯，总公司在上海，各地设有分公司，除了自备轮船、卡车等运输工具外，还有陈纳德的空运设施，其优势是显而易见的。宋家孚中公司的代表可以拿到外交官的护照在美从事商业活动，垄断了美国对华钢铁输出限额的90％。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利用贸易上的垄断地位，贱买贵卖，投机倒把，囤积居奇，制造黑市，操纵物价，大规模走私，牟取暴利。
在农业方面，四大家族“劫收”了原由日本强占的耕地，其中有东北盘山农场的30余万亩，军粮城农场的40余万亩，华北的近80万亩，等等。在台湾，四大家族据有占全省耕地总面积1／4的“官有地”。
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凭借其政治上的统治地位和经济上的垄断地位，使用暴力的、经济的和一切可能使用的方法，掠夺国民党统治区的工人、农民、城市小资产阶级、民族资产阶级等各阶层人民。以捐税一项为例，国民党当局为了满足他们聚敛财富、进行内战和奢侈荒淫生活的需要，横征暴敛，捐税名目之繁多，税率之苛重，都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在农村，1945年9月，国民党政府曾下令凡收复区豁免本年度田赋一年，大后方豁免次年度田赋一年。实际上还是照旧征实、征借。1946年6月15日，国民党政府宣布本年应免征省份继续征实的命令。有的地方豁免了一年却追索以前七八年的田赋。甘肃省一年田赋总额，抗战前为31万石，实收12万石，这时增至200万石以上。田赋之外的各种附加税也越来越多。浙江省每亩田赋及附加税，抗战前约1元4角，按当时米价折合为1斗至2斗。这时增至6斗以上。江苏每亩赋税增至9斗5升。地主把这些赋税转嫁到农民身上。为了催逼赋税军粮，1947年国民党政府还组织了若干“督促团”分赴各地农村，并下令因征粮而拘押人民可以“不受法律限制”。许多农民因无力缴纳而被诬为“顽户”，抓去坐牢。农民被逼得发疯、悬梁、跳井、投河的日有所闻。除了征实征借外，还有五花八门的摊派。据报载，四川有100余种，浙江绍兴一县非法摊派276种。在城市中，捐税之苛重也创造了新的纪录。当时工商业者所负担的捐税，有营业牌照税、营业税、印花税、统税、盈利所得税、过分利得税、特别利得税、存款利息所得税、租赁所得税、财产出卖税、商场营业税、马路摊贩营业税、公共市场税、交易税、娱乐捐、筵席捐等等，而且税率越来越高，像重重高山压在人们身上。
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发展的顶峰，也是美国对华经济侵略的顶峰。其结果，使得国民党统治区生产遭到严重破坏，人民群众的苦难也发展到了极点。国统区的经济陷入空前危机之中。
经济危机的爆发
抗战胜利后，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卖国、独裁、内战政策，由于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的野蛮掠夺，由于发动反革命内战而增加的巨大消耗，由于美国利用“中美商约”以及各种新的不平等条约所提供的特权而大大扩张了的经济侵略，国民党统治区的经济很快就出现了全面危机。蒋介石在1947年1月13日讲话中还胡吹经济工作的成就如何显著，并保证当年“经济恢复战前程度自无疑问”。但到了2月16日，蒋介石只得自打嘴巴，承认：“现在我国经济状况，已届非常严重之时。”
国民党政府为了发动反革命内战，军政费开支急剧上升。1946年全年财政预算支出总额原为25000亿元，但是，单是军饷一项就超过了这个数字。全面内战爆发时，国民党军有200多个师，如以每师每月12亿元计，一年军饷开支就要3万多亿。加上武器弹药等开支，全年军费支出约6万亿元。再加上其他财政支出，当年支出总额实为7万亿元以上，而全年财政收入总额仅2．2万亿元。1947年国民党政府财政情况更加不妙，全年实际总支出多达100万亿元以上，而实际总收入才13万亿元，赤字87万亿元以上。国民党政府靠横征暴敛仍然入不敷出，便求助于大量印发钞票。行政院长宋子文下台时直言不讳地说，当时平衡收入的办法“主要是靠印刷机来补充”。法币发行总额，1937年11月初是14亿元，1946年底是37261亿元，1947年12月陡增至331885亿元。当时国民党政府财政部在上海有5家印刷工厂，几十架印刷机，每一分钟可印出钞票1600万元，但即使日夜开工，一分钟不停歇，也赶不上通货膨胀的速度，只好在美国、英国加印，并发行票面额为10万元的大钞。滥发钞票的直接结果是法币急速贬值，物价猛烈上涨。国民党政府的新任行政院长张群无可奈何地承认，物价的上涨已如“脱羁之马”。以上海米价为例，1947年3月初每担6万元，6月涨至50万元，12月初上窜到110余万元，9个月上涨了19倍。据专家统计，如以抗战前夕物价为基准，日本投降前夕涨了1800倍，1947年7月涨了6万倍，1947年底猛涨到14万余倍。7月20日美联社发表了一个调查材料，将1937年以来法币购买力逐年下降的情况列了一个表：法币100元，1937年可买2头牛，1938年可买1头牛，1941年可买1头猪，1943年可买1只鸡，1945年还能买1条鱼，到了1946年只能买1只鸡蛋，1947年只能买1／3盒火柴。上海报载，在香港，法币1万元仅值港币2元4角，但冥钞1万元却值港币4元8角，法币竟不如冥币值钱。通货恶性膨胀，财政金融极端紊乱，这是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的突出表现。
工农业生产的急剧下降，城乡经济的衰败是国民党统治区经济危机的又一表现。这一时期民族工商业遭到严重的摧残。美国独占资本与四大家族官僚买办资本结合，对资金、原料、能源、运输、市场的垄断，尤其是美货的大量廉价倾销，再加上繁重的捐税，物价的暴涨，成本的激增，使得民营工厂、商店无法立足，倒闭的倒闭，破产的破产，有的虽还在勉强挣扎，却也已奄奄一息。据1946年下半年至1947年初5个月的不完全统计，上海、武汉、广州等20个城市中，工厂商店倒闭者约27000家。天津原有大小工厂5000余家，1947年停工的40％，半停工的50％，经常保持开工的只有10％。国民党统治区的整个工业体系，到1947年80％已告瓦解。农村经济破产情况更为严重。农民除了被迫接受已经无法承担的地租、田赋、捐税、摊派等沉重负担外，还备受各种天灾人祸的折磨。国民党政府为进行反革命内战，大量征集兵员，强迫老百姓当炮灰。1946年额定数为50万人，1947年激增至150万人，实际征兵数还不止这些。至于强拉民？，乱派差役，更是难以胜计。农村中青壮年被抓丁拉？，劳动力锐减，又加连年自然灾害，耕地大片荒芜。一些地方出现了“千里无人烟”的惨象。农作物产量下降，甚至低于抗战前的水平。农业生产的衰败，使整个农村经济迅速陷入崩溃的境地。
国民党统治区社会经济的严重危机，使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基础分崩离析。而主要的受害者是各阶层的人民群众。工人、农民、城市贫民、一般公教人员的生活都恶化到了极点，就是一般工商业者中，也有不少人已感生计窘迫。城市中失业大军迅速扩大，1946年下半年统计，京、沪、平三地失业和无业人数达260万人。1947年，仅上海一地，失业、半失业者近200万。在业工人也因工资低下、通货膨胀、物价飞涨等原因，度日更加艰难。一般公教人员也难以维持最低水准的生活。农村景象则更为凄惨。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各地因饥饿而死者约1000万人，1947年各地饥民在1亿人以上。湖南零陵、永丰、衡山等地，人民以草根、树皮为食，甚至吃“神仙土”充饥，每天饿死的人常在200名以上。类似情况，在国民党统治区各地农村中极为普遍，有些地方已出现因断粮而全家自杀，甚至人吃人的惨象。河南安阳受灾，反动当局的“征实、征借”却有增无减，济生乡一位47岁的寡妇，把粮食全部缴出以后，还差一半，日子实在过不下去了，用一根绳子，一头系在自己颈项，一头系住10岁的孤儿，母子双双自缢而死。安阳韩陵乡李金声年收麦70石，当地政府却派缴90石，致使他全家断炊，老少12人在绝望中集体自杀。
国统区的严重经济危机加剧了社会矛盾，把更多的人逼上反对蒋介石政府的道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