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政府在美国的支持下,悍然撕毁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发动了全面内战。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以革命战争反对反革命战争。战争的第一年,是国民党军的战略进攻,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防御阶段。人民解放军实行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以歼灭敌人有生力量为主要目标的方针,英勇作战,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的全面进攻和重点进攻,为转入战略进攻打下了基础。

全面内战的爆发

1946年6月底,“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帝国主义竭力支持着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卖国贼集团” 以进攻中原解放区为起点,发动了全面内战。

中原解放区位于豫南、鄂东边界,地处江、淮、河、汉之间,横跨平汉铁路两侧,势及鄂、豫、皖三省。日本投降后,国民党军队不断蚕食、进攻中原解放区。至“双十协定”公布时,该区大部分地方已为国民党军队占领。1945年10月,王震、王首道所率三五九旅自湘粤边北返,与原在鄂豫皖坚持抗日的李先念、郑位三所率新四军第五师及由于敌人进攻而转移来的豫西支队,共同组成中原军区。为了摆脱困难,驻在桐柏山的中原解放军 一部于12月下旬开始向东作战略转移。翌年1月到达鄂北宣化店地区(军区司令部所在地)。国民党仍不罢休,以武汉行辕程潜所属的25个整编旅(相当于师)及地方保安部队共20余万人,将中原解放军主力6万余人紧紧包围压缩在东西不足200华里、南北仅50华里的狭小地区内。1946年4月,蒋介石从西安飞往汉口,直接部署中原之战,复由白崇禧在河南新乡秘密召开军事会议,谋划突然袭击宣化店。

国民党军在完成准备之后,于6月26日起,以猛烈炮火向宣化店大举进攻。他们扬言要在48小时内将中原解放军“一举包围歼灭”,造成“惊人的胜利与奇迹”。接着,国民党军队先后向苏皖、山东、晋冀鲁豫、晋绥、晋察冀、东北等解放区大举进攻。

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军事部署是:徐州“绥靖”公署薛一岳、吴奇伟所属58个旅,约463000人,用于进攻苏皖、山东解放区;武汉行辕程潜所属25个旅,约217000人,用于进攻中原解放区;郑州“绥靖”公署刘峙及徐州“绥靖”公署一部共28个旅,约249000人,用于进攻晋冀鲁豫解放区;国民党河北省主席孙连仲及傅作义所属18个旅,约162000人,用于进攻晋察冀解放区;杜聿明所属16个旅,约161000人,用于进攻东北解放区;太原“绥靖”公署阎锡山所属20个旅,约9万人及傅作义、胡宗南各一部,用于进攻晋绥解放区;西安“绥靖”公署胡宗南部所属19个旅,约155000人,继续包围陕甘宁解放区;另以9个旅约75000人,用于进攻广东各游击区及海南岛解放区。以上共193个旅,158万人,占国民党全部正规军248个旅的80%。国民党军几乎倾巢而出,企图把人民解放军一举全歼。以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人民中国为宗旨的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英勇的还击,决心以革命战争消灭反革命战争。于是,第三次国内革命战争(或称全国解放战争)拉开了序幕。

战争初期,国民党军队在数量和装备上占着明显的优势。国民党军总兵力包括正规部队、非正规部队、特种部队、海军、空军、后方军事机关、军事学校等共430万人;他们拥有现代化的武器装备,包括接收来的日本侵华军109万人的装备和美国供给的45个师的装备;他们统治着占全国总面积的76%、占全国总人口的74%以上人民的广大地区,控制着包括南京、上海、北平、天津、广州等在内的几乎所有的大城市、绝大部分的铁路交通线和近代工业,以及丰富的物产资源;他们获得了美国在军事上、经济上的大量援助。而人民解放军方面,全军只有120万人,数量不及敌人兵力的1/3;装备很差,没有海军空军,没有飞机坦克,连大炮也很少,主要是“小米加步枪”;解放区人口只有1.36亿,土地改革还刚刚开始,反动封建势力还没有肃清,后方不十分巩固;又没有外援。这就决定了战争开始后的一个时期中,人民解放军处于战略防御的地位,而国民党则处于战略进攻的地位。

战争一开始,蒋介石依仗其军事上的优势和美国的援助,气势汹汹,不可一世,8月2日派飞机轰炸解放区首府延安,29日攻陷冀热辽解放区首府承德,9月19日侵占苏皖解放区首府淮阴,10月11日占领晋察冀解放区首府张家口。从7月到10月四个月中,国民党军共侵占解放区105座城市。蒋介石及其将领们得意忘形,踌躇满志。10月17日,蒋军参谋总长陈诚在北平向中外记者狂妄宣称:在军事上对付中共“也许三个月至多五个月便可解决” ,似乎他们的胜利已成定局。

当天空出现乌云的时候,有人惶惑,有人畏惧,有人动摇。一些曾经混迹于和平民主运动之中的投机政客们,如张君劢等,顿时改变了腔调,公开投入到反动阵营中去了。

中国共产党依据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科学原理,清醒地估计了国际国内形势,从蒋介石发动反革命内战第一天起,就坚定而明确地指出,我们不仅必须打败蒋介石,而且能够打败蒋介石。依靠美国撑腰的蒋介石军事力量的优势,只是临时起作用的因素;蒋介石发动的内战的反人民的性质,人心的向背,则是经常起作用的因素。

1946年8月,毛泽东在接见美国记者和作家、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安娜·路易斯·斯特朗时把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形象地比喻为纸老虎。毛泽东说:“一切反动派都是纸老虎。看起来,反动派的样子是可怕的,但是实际上并没有什么了不起的力量。从长远的观点看,真正强大的力量不是属于反动派,而是属于人民。”

毛泽东在强调革命者必须在战略上、在全体上藐视敌人的同时,又指出必须在战术上重视敌人。毛泽东为中共中央军委起草的《以自卫战争粉碎蒋介石的进攻》(1946年7月20日)、《集中优势兵力,各个歼灭敌人》(1946年9月16日)等指示,就是对以上战略战术思想的具体运用和生动体现。

全面进犯,处处挨打

从1946年7月到1947年6月的一年时间,是国民党的战略进攻和人民解放军的战略防御阶段。其中,1947年2月以前,是国民党的全面进攻时期。

面对着气焰嚣张的国民党军队的进攻,人民解放军在解放区人民的支援下,英勇作战。他们坚决地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制定的“积极防御”的方针,即避开优势敌人的锋芒,诱敌深入,迫敌分散兵力,然后集中绝对优势兵力,选择弱敌,四面包围,力求全歼。执行这个方针的结果,使战争的形势发生了对人民有利的变化。

中原地区。中原解放军根据中共中央指示胜利地进行了突围战。李先念率15000余人,由豫入陕,在河南西部、陕西南部创立了游击根据地;王震率三五九旅返回陕甘宁解放区。王树声率1万余人,越平汉路,在鄂西北创立了以武当山为中心的鄂西北游击根据地。为迷惑敌人,掩护主力突围而向东行进的皮定钧部也击退了敌人的截击,进入苏皖解放区。中原解放军战略转移的胜利,粉碎了国民党“围歼”计划,创立了新的根据地,而且吸引了国民党军相当大的兵力,支援了其他解放区的自卫战争。

华东战场。国民党首先以272000人的兵力,采取“由南向北,由西向东,逐步压缩”的方针,向苏皖解放区大举进攻;同时以17万人的兵力向胶济铁路和鲁南进攻,作为钳制。目的是想首先消灭华中人民解放军或逼其北撤山东,然后在山东进行决战。华中野战军、山东野战军在陈毅、粟裕、谭震林等指挥下,从1946年7月至1947年1月,先后进行了苏中、宿北、鲁南等战役。在苏中,华中野战军司令员粟裕以3万兵力对汤恩伯的12万人,从7月13日至8月27日,在泰兴、如皋、海安、邵伯一带,七战七捷,共歼敌5万余人。苏中战役后,华中野战军奉命向北转移,与以陈毅为司令员的山东野战军联合作战。1946年12月宿北战役歼敌2万余人。1947年1月鲁南战役再歼敌5万余人。1月下旬,中共中央军委决定取消原华中、山东两野战军番号,正式组成华东野战军,陈毅任司令员兼政委,粟裕任副司令员,谭震林任副政委。

国民党发动第一次鲁南战役遭到惨败后,2月又调集31万人的兵力,分南北两线第二次向鲁南解放区进攻。南线欧震集团8个整编师北犯临沂,北线李仙洲3个军由胶济线南下策应,企图南北对进,与华东野战军决战于临沂附近。蒋介石、陈诚、周至柔亲自到徐州指挥。陈诚声称:国民党成败“全系鲁南一役,只许成功,不许失败”。华东野战军鉴于南线国民党采取“稳扎稳打,齐头并进,避免突出”的战法,而北线国民党军已占莱芜,深入腹地,乃以一部伪装主力,在临沂地区造成与敌决战假象,牵制南线之敌;主力星夜北上,寻歼北线李仙洲部。从2月20日至23日,华东野战军主力在鲁中莱芜地区全歼李仙洲集团7个师6万余人,生俘李仙洲。莱芜战役后,解放区的渤海、鲁中、胶东三区连成一片。

蒋介石在华东战场上,虽然占领了苏皖解放区和山东解放区的一些城镇和地方,却损失了20余万人的兵力。

晋冀鲁豫战场。刘伯承、邓小平指挥的晋冀鲁豫解放军,为配合中原、华东解放军作战,于1946年8月10日至21日,在陇海路的开封至徐州段举行陇海战役,一举歼灭国民党军16000人,切断了敌人东西交通干线,并调动了进攻中原解放军的敌人,减轻了中原解放军的负担。8月下旬,国民党军向晋冀鲁豫解放区发动进攻,其第一线兵力10余万人,分别从郑州、徐州出动实行所谓“钳形攻势”。9月上旬,解放军以一部兵力牵制徐州来犯之敌,而将从郑州出犯的骄横急进、孤立突出之敌整编第三师诱至定陶以西之预设战场,以4倍半于该敌的优势兵力将其包围在大黄集地区,经3天激战,全歼该敌,活捉其师长。随后乘胜追击,又歼敌两个旅。整个定陶战役历时5天,共歼敌17000多人。这是继中原突围、苏中大捷之后又一次大胜利。这三次胜利,对于整个解放区的南方战线起了扭转战局的作用。

在晋南方面,晋冀鲁豫野战军第四纵队和太岳军区一部,于1946年7月至9月,在山西闻(喜)夏(县)战役、洪(洞)赵(城)战役和临(汾)浮(山)战役中,共歼敌2万人,打破了国民党军打通同蒲路使胡宗南和阎锡山两部取得联系的计划。临浮一役全歼胡宗南部“天下第一旅”,引起国民党军极大震惊。随后,又与晋绥军区、太岳军区配合,进行吕梁、汾(阳)孝(义)战役,歼敌近3万人,使晋西北和吕梁两个解放区连成一片。

国民党军在晋冀鲁豫战场8个月作战中被歼23万余人。

在晋察冀、晋绥战场,国民党军以97000余人进攻晋绥解放区,以162000余人进攻晋察冀解放区,企图进一步分割华北解放区,切断华北解放区与东北解放区的联系。1946年9月下旬,国民党军在占领承德、集宁、冀东地区后,分东西两路向张家口进攻。晋察冀解放军会同晋绥部队,从9月29日至10月11日进行张家口保卫战,并向平汉路北段出击,共歼敌22000余人。10月11日,敌占张家口。晋察冀军区主力转向察南寻求战机,不久转至平汉路,在易(县)满(城)、保南战役中再歼敌17000余人,切断了保定与石家庄敌人联系,使北岳和冀中两区连成一片。至1947年2月,国民党军基本上停止了在晋绥和晋察冀战场上的进攻。

东北战场。国民党军在撕毁东北停战协定,先后占领长春、吉林等铁路沿线城市后,不得不把有限的兵力分散守备占领地区,无力继续举行大规模进攻,因而出现了四个月暂时沉寂的局面。10月,东北蒋军决定采取“南攻北守”“先南后北”的方针,连续向南满解放区发动四次进攻。北满人民解放军利用冬季松花江封冻的机会,履冰过江,配合南满人民解放军进行了著名的“三下江南、四保临江”战役,歼敌64000余人,扭转了东北的战略态势。从此,国民党被迫停止了在东北战场上的战略性进攻,转入守势。

总之,从1946年7月至1947年2月的8个月中,国民党军虽占领了解放区105座城市,但损失兵力71万余人,战线延长,兵力更加分散,机动兵力减少。其进攻解放区的总兵力,从战争开始时的193个旅增至219个旅,而第一线攻击兵力却从1946年10月的117个师(旅)的最高点,下降为1947年2月的85个师(旅)。士气日益下降,战斗力明显减弱。政治上也完全处于孤立状态。而人民解放军虽然放弃了一些城市和地方,但大量歼灭了敌人的有生力量,总兵力增强,武器装备也由于大量缴获而有了改善;解放区开展了土地改革,广大群众革命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蓬勃发展,人民民主统一战线进一步扩大。在这种情况下,国民党军已无力进行全面进攻,被迫改为重点进攻。

重点进攻的可悲结局

从1947年3月起,国民党军被迫放弃全面进攻,开始实行重点进攻的战略计划,将进攻重点置于解放区的东西两翼,即山东和陕甘宁两个解放区,意在首先摧毁这两个解放区,然后再集中兵力进攻华北,进而出关占领全东北。其兵力部署为:以陆军总司令顾祝同指挥的60个旅约45万人,向山东解放区进攻;以西安“绥靖”公署主任胡宗南指挥的15个旅约14万人,加上宁夏马鸿逵、青海马步芳及榆林邓宝珊部,共25万人,向陕甘宁解放区进攻。

针对国民党军的企图和部署,中共中央军委决定西北野战军和华东野战军继续实行积极防御作战,以粉碎敌人的重点进攻;晋冀鲁豫、晋察冀和东北战场解放军乘机主动向敌出击,实行战略性反攻,以配合陕北、山东战场的作战。

国民党军对山东解放区的重点进攻从1947年3月下旬开始。顾祝同坐镇徐州指挥,以主力43个旅组成3个兵团向鲁中山区进犯,寻找华东野战军主力决战。在战术上,采取加强纵深、密集靠拢、稳扎稳打、逐步推进的方针,以避免被分割歼灭。华东野战军首先在泰安战役中歼敌整编第72师主力,但由于敌高度集中,未能改变敌人的进攻态势。5月初,中共中央军委指示:敌军密集不好打,不要性急,不要分兵,不要过早惊动敌人后方;集中主力于距敌较远地区,诱敌深入,必能找到歼敌机会。据此,华东野战军将主力转移至莱芜、新泰、蒙阴以东地区,让敌放胆前进,待机破敌。5月12日,华东野战军发现在国民党军的密集正面上,整编七十四师由于自恃是国民党军的五大“王牌”之一,前进积极,孤军突出,提供了人民解放军包围歼灭该敌的良好时机,遂于5月13日起,以4个纵队阻击和牵制两翼之敌,以主力5个纵队实施中央突破。14日,在孟良崮地区完成对该敌的分割包围。蒋介石发现其“王牌”军有被歼灭的危险后,勒令其他各部援兵迅速靠拢,但都被解放军有力阻击,蒋军飞机空投食物、饮水、弹药,亦无济于事。至16日,解放军全歼该师及整编八十三师一个团,共毙伤俘敌32000余人,整编七十四师师长张灵甫被击毙。这个师是蒋介石政府的警卫师,装备精良。它的被歼使国民党军滋长起失败情绪。国民党军经40天重整,调集24万人,于6月25日再次向沂蒙山区进攻。但由于晋冀鲁豫解放军随即开始挺进中原,实行战略反攻,使敌顾此失彼,国民党军对山东的重点进攻基本被打破。

国民党军对陕甘宁解放区的重点进攻,开始于1947年3月中旬。蒋介石计划以其嫡系胡宗南集团担任主攻,从南线突破,占领延安;以马鸿逵、马步芳、邓宝珊各集团分别由西、北两侧牵制配合,驱逐中共中央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出西北,以振奋其内部失败情绪;聚歼西北解放军于延安及其以北地区,不成则迫使其东渡黄河或北上绥蒙沙漠地带。

当时,陕甘宁解放军兵力只有2万余人,而且武器装备很差,要对付10倍于己之敌,双方力量对比悬殊。中共中央决定,避敌锋芒,主力撤离延安,诱敌深入,依靠优越的群众条件和有利的作战地形,运用“蘑菇”战术,在运动中寻机歼敌,保卫和发展西北解放区,并将胡宗南集团拖在西北,使其不能增援其他战场。同时决定西北野战兵团和地方部队统归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彭德怀、中共西北局书记习仲勋指挥。

3月13日,胡宗南集团以14个旅的兵力向延安发起进攻,并以飞机十余架轮番轰炸、扫射,妄图3天占领延安。西北解放军先在延安以南实行机动防御,节节抗击。18日,中共中央、毛泽东撤离延安,开始转战陕北。19日,西北野战军在阻击敌军7昼夜,歼敌5000余人,掩护了中共中央及延安各机关学校安全转移和市民的疏散,达到了预期的目的之后,主动撤离延安。

3月下旬,中共中央在清涧县枣林沟村召开会议,决定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与书记处书记分散工作:毛泽东、周恩来、任弼时等继续留在陕北,主持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和人民解放军总部工作,彭德怀、林伯渠分别主持西北野战军和陕甘宁边区政府工作并随之行动;由刘少奇、朱德、董必武等组成中央工作委员会,赴晋西北或其他适当地点进行中央委托的工作,(后于1947年5月进至晋察冀解放区的河北平山县西柏坡)。此外,军委副参谋长叶剑英、秘书长杨尚昆率党中央机关及中央军委机关部分人员组成中共中央后方委员会,移至晋西北临县统筹后方工作。

蒋胡军侵占延安后,错误判断解放军“不堪一击”,已“仓皇北撤”,便急于以其主力追踪解放军主力决战。针对这一企图,西北野战军将主力隐蔽在延安东北地区待机,另以一小部伪装大部队向安塞方向引诱敌人。蒋胡军果然中计,以5个旅向安塞扑去;另以第三十一旅沿延榆公路北进,以保其主力侧翼安全。解放军预先在青化砭地区摆下布袋形阵地。3月25日,蒋军三十一旅进入伏击圈,解放军立即收缩袋口,激战一个多小时,歼蒋军2900余人,俘旅长李纪云。

青化砭战斗后,蒋胡军发觉解放军主力在延安东北地区,当即掉头东向,寻找西北野战军主力决战,但处处扑空,而西北野战军主力已休整半月。4月下旬,蒋胡军得知解放军主力在蟠龙以北地区,又匆匆掉头北上,并命令第一三五旅南下接应。西北野战军以一部顽强阻击敌之主力,大部预伏于瓦窑堡以南羊马河地区。4月14日,南下的一三五旅全部被解放军包围于羊马河西北高地,经6小时激战,全歼敌代旅长麦宗禹以下4700余人。

羊马河战役后,蒋胡军遍找解放军主力不得,又南下永坪、蟠龙集结。这时,蒋介石据情报错误判断:中共中央及共军主力正陆续东渡黄河。当即命令胡宗南部主力9个旅迅速北进,榆林邓宝珊部主力南下配合,企图南北夹击,将西北野战军一举歼灭于葭(佳)县、吴堡地区或逼其东渡黄河。西北野战军将计就计,主力撤至瓦窑堡西北集结待命,另以一个旅扮成主力,沿途遗弃臂章、符号、破担架等,作出仓皇败退模样,把敌9个旅诱至绥德,主力则乘敌后方空虚,由永坪东北地区突然南下,4月29日包围敌之补给基地蟠龙。5月2日,当敌人兴高采烈地占领绥德空城时,解放军向蟠龙发起攻击,激战至4日,全歼守敌第一六七旅旅部、一个团和近两个保安总队共6700余人,生俘旅长李昆岗,缴获粮食、武器、弹药等大批物资。蒋胡主力在绥德扑空,又发现解放军主力攻其蟠龙补给站,便顾不得与邓宝珊会师,仓皇于5月5日放弃绥德南援。当他们精疲力竭回到蟠龙时,解放军已在安塞地区休整了7天。5月8日新华社记者在《评蟠龙大捷》中作打油诗一首:“胡蛮胡蛮不中用,延榆公路打不通。丢了蟠龙丢绥德,一趟游行两头空。官兵六千当俘虏,九个半旅当狗熊。害得榆林邓宝珊,不上不下半空中。”在3月至5月的一个多月中,西北野战军以26000余人兵力,取得青化砭、羊马河、蟠龙三次大捷,歼敌14000余人。这时,人民解放军已处于战略反攻前夜。西北野战军为了拖住敌人,掩护晋冀鲁豫解放军挺进中原作战,乃挥师陇东,歼马鸿逵部4400余人。6月底7月初又北上收复三边(定边、靖边、安边),接着作出进攻榆林的姿态,牵着胡宗南的鼻子直向长城奔去。胡宗南部被人民解放军拖着东奔西突,累得筋疲力尽,活的拖死,肥的拖瘦;解放军则生龙活虎,灵活主动。“蘑菇”战术发挥了神威,敌人对陕北的重点进攻被粉碎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