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介石国民党破坏“双十协定”失利，在全国人民的坚决反对和国际舆论压力下，被迫签订停战协定，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经过中国共产党和各民主党派的共同努力，政治协商会议达成了有利于人民的若干协议。但蒋介石在美国支持下，再次背信弃义，公然破坏停战协定和政协决议，出现了“关内小打，关外大打”的局面。马歇尔的“调处”实际上掩护了蒋介石的全面内战准备。中国的时局日益恶化。
民主党派的勃兴
抗战胜利后国内政治形势的变化，为民主党派的活动提供了有利的条件。当时全国各阶层人民都要求和平民主。中国共产党在争取和平民主、制止内战的斗争中，与民主党派和广大民主人士真诚合作，支持他们的正义行为。国民党当局为了孤立共产党，争取政治上的多数，对民主党派作了某些暂时的让步。在这种政治环境下，民主党派空前地活跃起来。
中国民主同盟在抗战中参加了抗日和民主运动，赞成中共提出的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1945年8月15日，民盟发表《在抗战胜利声中的紧急呼吁》，提出“民主统一，和平建国”的口号。同年10月1日至2日，民盟在重庆上清寺“特园”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即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各地推选代表63人，实到48人，代表盟员约3000人。会议通过了《政治报告》《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中国民主同盟纲领》等文件，提出了民盟实现民主共和国的方案。民盟认为，“把中国造成一个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是中国民主同盟的责任”，所谓“十足道地的民主国家”，就是“拿苏联的经济民主来充实英美的政治民主，拿各种民主生活中最优良的传统及其可能发展的趋势，来创造一种中国型的民主，这就是中国目前需要的一种民主制度。”民盟主张采用议会两院制、责任内阁制、地方自治制和司法独立。民盟认为，为了实行民主制度，当前要解决政治会议、联合政府、国民大会三大问题。民盟“一大”所提出的政治方案，基本上是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方案，不同于中国共产党主张的新民主主义政治制度，前者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是行不通的。但它对国民党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政治制度是一种否定。大会为纠正青年党把持盟务、排斥异己的倾向，采取了有力措施。大会增选史良、陶行知、闻一多、吴晗、杜斌丞、李公朴、柳亚子等33人为中央委员，连同原有中央委员共66人；推选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章伯钧、罗隆基、梁漱溟、史良、陶行知、左舜生、朱蕴山、张君劢等18人为中央常务委员；张澜在会上继续当选为民盟主席，左舜生为秘书长，章伯钧为组织委员会主任，罗隆基为宣传委员会主任。会后，民盟连续发表宣言、通电，呼吁和平，停止内战，要求迅速召开各党派政治协商会议。民盟积极支持反内战的学生运动，它的领导人张澜、沈钧儒、黄炎培等发起成立了反对国民党内战政策的重要群众性机构“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并严厉谴责国民党当局制造的“一二一”惨案。1946年2月1日起，民盟总部机关报《民主报》在重庆出版。
中华民族解放行动委员会（后于1947年2月改名为中国农工民主党）于1945年11月12日发表《中国第三党对时局宣言》，主张“国共两党……悬崖勒马”，“立即停止全国各地的军事行动”，“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并加强其权力”，“成立统一的民主联合政府”等。
中国民主建国会（简称“民建”）是以民族资本主义工商业者及与工商业有联系的知识分子为主要成分的政治团体。其成员主要来自原“中华职业教育社”和“迁川工厂联合会”两大组织。1945年12月16日在重庆召开成立大会，通过了政纲、组织原则、章程及成立宣言，推选黄炎培、胡厥文、章乃器、李烛尘、施复亮等11人为常务理事。民建主张和平统一、民主建国，采取议会制，实现“民有、民治、民享”；它反对官僚垄断资本，主张发展民族资本，提出“国家必须以全力培养资本，而不应以节制资本的名义消灭资本”，“人民享有充分经营企业之自由”；主张“用和平合理的手段解决土地问题，以解除农民痛苦，并扫除国家工业化的障碍”；主张对苏美采取平衡政策，对各派“不右倾，不左袒”。
中国民主促进会（简称“民进”），1945年12月成立于上海。其成员主要是中小学教育界和文化出版界的知识分子。主要领导人有马叙伦、王绍鏊、陈已生、周建人、许广平、郑振铎等。民进第一次全体大会通过的会章规定：“本会以发扬民主精神推进中国民主政治之实践为宗旨”。1946年1月4日，民进发表《对于时局的宣言》，认为“现阶段的中国，民主实在是统一的基础，同时又是统一的内容”，统一必须以民主为前提。主张“国民党立即无条件地还政于民”，“立即无条件停止内战”，从速撤退外国驻军，“宣布前国民大会代表之选举无效”，实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人身的自由，反对一切摧残人民自由的举动等。民进严厉抨击蒋介石的法西斯统治，揭露国民党挑动内战的罪恶行径。
九三学社，原名民主科学社。1944年底，在重庆的许德珩、潘菽、黎锦熙、褚辅成等文教、科学、技术界人士发起组织了“民主科学座谈会”，经常讨论时局问题，逐渐演进为政治性联络团体“民主科学社”。后为纪念抗日战争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于1945年9月3日改名为“九三学社”，并筹备建成永久性的政治团体。1946年5月4日，九三学社召开成立大会，选举许德珩、潘菽、张西曼等16人为理事，卢于道等8人为监事，许德珩等7人为常务理事，决定在北京设立总部。5月6日，九三学社发表对时局主张，要求“国共两党军队”立即无条件停战，“一切问题，概以和平民主方式解决之”。
谭平山、柳亚子、王昆仑等于1945年10月28日宣布成立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简称“民联”），出席成立大会的有18个省市的代表，会后发表了《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政治主张》，宣布“本会接受三民主义及中国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宣言与决议案”，“本会主张中国国民党应即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实行军队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等。
李济深、何香凝、蔡廷锴等国民党内的爱国民主派于1948年4月14日在广州成立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简称“民促”），会后发表了《中国国民党民主促进会成立宣言》，提出“中国如欲避免分裂，必须结束过去从事内战的错误政策，而实行民主”，“国民党根据中山先生天下为公的精神，应自动结束党治，建立举国一致的民主联合政府”，“军队必须国家化。在民主政府之下，任何党派及个人均不得拥有军队”等。
这些民主党派，由于他们一般以实现西方议会制的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既反对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专政，也不主张将来走社会主义道路，所以被统称为民族资产阶级“中间势力”。施复亮先后发表的《中间派的政治路线》等文章堪作代表。其实它们的成分，并不是单纯的民族资产阶级，其中有小资产阶级，甚至还有共产党员。除了青年党、国社党等几个右翼政党较多地靠拢国民党，最后完全堕落为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附庸以外，各民主党派在反对国民党内战、独裁、卖国政策，反对美国扶蒋灭共、变中国为殖民地的政策等方面，一直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条战线上。民主党派内部的一些先进分子，较早就拥护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拥护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路线和政策。因此，民主党派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史上具有重要地位。
停战协定和政治协商会议
解放区军民自卫反击战的胜利，国民党统治区爱国民主运动的发展，使美、蒋感到发动全国规模内战的准备还没有做好。1945年11月14日，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向华盛顿报告：国民党至今没有很好地控制华北，对占领东北“完全未作准备”，除非和中共达成协议，蒋介石“将不可能在数月内，甚至在数年内稳定华北局势”，而且“将在许多年中不可能占领满洲。” 在这样的情况下，美、蒋只得再次求助于“和平”。
11月27日，美国政府宣布召回声名狼藉的驻华大使赫尔利。12月15日，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对华政策声明，表示赞同中国“召开全国主要政党代表的国民会议，以谋早日解决目前的内争”，保证美国将不以“军事干涉去影响中国任何内争的过程。”但又同时声称“自治性的军队例如共产党军队那样的存在，乃与中国政治团结不相符合，且实际上使政治团结不能实现。” 12月20日，美国总统特使马歇尔以“调处”中国内战的名义来华。27日，苏、美、英三国外长会议协议，重新确认“不干涉中国内政的政策”，呼吁中国停止内战。蒋介石为了争取时间调动军队，为了应付三国外长的呼吁，为了取得更多的美援，表示同意召开《双十协定》中所规定的政治协商会议。
中国共产党派出参加政治协商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周恩来等已于12月16日先期抵达重庆。中共代表认为，首先要解决的是停止内战的问题。27日，中共代表正式向国民党政府代表提出无条件停止内战的三项办法，提议双方下令所属部队，在全国范围内均暂各驻原地，停止一切军事冲突；凡与避免内战有关之一切问题，均应于军事冲突停止后，经和平协商方法解决；在政治协商会议指导下，组织全国各界内战考察团，进行实地考察。一些民主党派、人民团体也呼吁双方立即停战，开诚协商。12月31日，国民党表示同意中共代表团的提议，并派出张群、王世杰、邵力子与周恩来、董必武、叶剑英、王若飞商谈。
1946年1月10日，国共双方正式签订了停止国内军事冲突的协议。同日，国共双方向所属部队发布了停战令。双方规定，停战令自1月13日午夜起生效。根据停战协定，正式成立了由美国代表马歇尔、共产党代表周恩来、国民党代表张群（后为张治中）参加的三人小组。随后又在北平成立了三人小组领导下的军事调处执行部，成员包括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和美国政府代表罗勃逊，负责执行关于停战之协定。执行部下设三方同等人员组成的若干执行小组，分赴各冲突地区进行调处工作。
停战令发布的同一天，政治协商会议在重庆开幕。依“双十协定”规定，这次会议的任务是“协商国是，讨论和平建国方案及召开国民大会各项问题”。参加会议的代表共38名。其中中国国民党代表8人：孙科、吴铁城、陈布雷、陈立夫、张厉生、王世杰、邵力子、张群。中国共产党代表7人：周恩来、董必武、王若飞、叶剑英（后由秦邦宪代）、吴玉章、陆定一、邓颖超。中国青年党代表5人：曾琦、陈启天、余家菊、杨永浚、常乃。中国民主同盟代表9人：张澜、罗隆基、张君劢、张东荪、沈钧儒、张申府、黄炎培、梁漱溟、章伯钧。无党无派9人：莫德惠、邵从恩、王云五、傅斯年、胡霖、郭沫若、钱永铭、缪嘉铭、李烛尘。
会议讨论了政治（包括改组政府与施政纲领）、军事、国民大会、宪法草案等问题。讨论中，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争论十分激烈。争论的焦点同国共重庆谈判一样，仍然是政权问题和军队问题，即所谓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问题。为了挫败国民党的反动政策，关键是争取中间党派——民盟。在国共两极争端中，民盟居于举足轻重的地位。以周恩来为首的中共代表团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实行了争取联合民盟的方针，既照顾同盟者的利益，作必要的让步，也批评同盟者的软弱，制止其动摇，从而争取了民盟与中国共产党站在一起，孤立了国民党。
关于政府组织问题，国民党代表团提出《扩大政府组织方案》，反对使用“改组”字样。中国共产党和民盟取一致立场，坚决主张改组政府。国民党被迫同意了，但又提出它必须在政府委员总额中“具某特定程度多数”，以保证其“履行领导的责任”；即在48名国民政府委员的总额中，“国民党原封不动，保留总数四分之三，而各党派和无党派人士加进四分之一。” 经中共和民盟代表的共同斗争，迫使国民党同意在政府委员中，国民党与非国民党各占半数。但国民党又提出选任党外人士为政府委员时应“由国民政府主席提经国民党中央委员会通过”；国民政府委员会仅系“政治之最高指导机关”而不是最高国务机关；国民政府主席有紧急处置权。显然，这是一个坚持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个人独裁的方案，理所当然地遭到各方面的反对，经过辩论和协商，最后达成《关于政府组织问题的协议》，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的无理主张，规定，各党派的国民政府委员人选由各党派自行提出；改组后的国民政府委员会为最高国务机关，有对高级官员的任免权，并取消了国民政府主席的“紧急处置权”。
关于施政纲领问题，中共代表团提出《和平建国纲领草案》，经过讨论，基本上依据这个草案，通过了《和平建国纲领》。纲领提出，要建设和平、民主、团结的新中国，而“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及党派的平等合法，则是达到和平建国的途径。纲领规定要“确保人民享有身体、思想、宗教、信仰、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居住、迁徙、通讯之自由”，要“积极推行地方自治，实行由下而上之普选”等。
关于国民大会问题，国民党在《关于国民大会的意见》中提出，第一届国民大会之职权为制定宪法；国大代表总数1490名，1936年选出的国大代表950名仍然有效；另增490名，其中240名由国民党指定。也就是说，共产党、民主党派及其他方面只能占有250席。共产党和民盟对这一意见表示强烈反对，提出1936年的国大代表完全是在国民党一手操纵、人民毫无自由权利的情况下产生的，而且十年之后这些“代表”情况变化很大。经过争论，中共和民盟再次作了有原则的让步。最后达成的《关于国民大会问题的协议》，迫使国民党同意将国大代表由1490名增至2050名，除“依选举法规定之区域及职业代表1200名照旧”外，新增各党派及社会贤达代表700名，台湾、东北等地代表150名。规定“宪法之通过须经过出席代表四分之三同意为之”。这样，国民党想把它对国大的控制合法化的企图就基本上被打破了。
关于宪法草案问题，国民党企图把1936年5月5日公布的《中华民国宪法草案》即所谓“五五宪草”硬塞给会议。这个宪草规定实行中央集权制和总统制，集大权于总统一身。承认这个宪草就等于承认封建、买办、法西斯独裁制度的“合法”。中共、民盟及进步人士代表一致反对这个提案。经过讨论，会议通过的《关于宪草问题的协议》，基本上采纳了民盟提出的政治制度的原则，即实行国会制、内阁制、省自治制。规定立法院相当民主国家之议会；行政院对立法院负责；立法院对行政院全体不信任时，行政院或辞职或提请总统解散立法院。这是典型的西方资产阶级政治制度。它虽然不同于中共主张的新民主主义的政治制度，但由于基本上否定了国民党一党专政和蒋介石独裁的法西斯制度，因而中共代表团在会上给予了坚决支持。政协会议结束后，国民党参加政协的代表在国民党内“被骂得焦头烂额，走投无路，就分头跑到共产党代表团和民盟代表团来请求让步。”周恩来征得民盟同意后，对这些条文作了修改。
关于军队问题，争论更为激烈。国民党顽固坚持先“军队国家化”然后再“政治民主化”的荒谬主张。这实际上仍然是“你先把军队交给我，我才给你民主”的老调重弹。有些没有军队的中间党派则希望国共两党都把军队交出来，以提高自己的地位。民盟代表在其提案中主张“全国所有军队应即脱离任何党派关系，而归属于国家。”民建在其提案中主张“军权必须交给无政党关系的人”。周恩来等提出中共不能同意国民党“先有军队国家化，然后才能政治民主化”的主张，政治民主化和军队国家化应该并行前进；军队应属于人民，“这种军队应该不是站在人民之上，而是人民的子弟兵”。为了团结中间派共同对付国民党，中共代表对中间派提出的某些意见表示支持。经过争议，勉强达成《关于军队问题的协议》，规定了“军队属于国家”，“军党分立”“军民分治”“以政治军”等原则，但没有解决什么实际问题。
1月31日，政治协商会议闭幕。这次会议通过的上述五项决议，在不同程度上有利于人民而不利于国民党蒋介石的反动统治。这是一场“争夺人心之战，谁赢了理，谁就获得人心。” 正因为如此，国民党十分恐惧共产党在政治上的巨大胜利，政协会议刚一结束，就对共产党和民主力量进行法西斯式的打击。
2月10日，重庆的“政协陪都各界协进会”、民主建国会、三民主义同志联合会、全国邮电总会等23个团体组成的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筹备委员会在重庆较场口大广场召开庆祝大会，参加者近万人。会议开始前，主席台及其周围就挤满了来历不明的人。国民党重庆市农会理事刘野樵，市党部委员吴人初，市党部科长庞仪山等突然强行占领主席台宣布开会，刘自称主席。大会总指挥李公朴，主席团成员章乃器、施复亮、马寅初向前交涉，预伏在台上台下的特务打手蜂拥而上，动手就打。李公朴遭十几个特务暴徒围殴，头部被铁尺打破，血流如注。郭沫若左额被打肿，眼镜被打落，胸部被踢伤。施复亮被打得遍体鳞伤。马寅初遭殴打时，连马褂长衫也被抢走了。这时台下群情激愤，高呼“不要打人”。台上的暴徒有的跳下台去殴打群众，有的在台上把长凳掷向人群，重伤4人。《新民报》和《大公报》的一些记者劝告他们不要动武，亦遭殴辱。这次事件中，负伤者共60余人。这就是震惊中外的“较场口血案”。事后，这些特务暴徒还盗用陪都各界庆祝政协成功大会的名义发表宣言，并在记者招待会上反诬李公朴等破坏捣乱。国民党还煽动不明真相的群众举行“反苏反共游行”，并指使暴徒捣毁了重庆《新华日报》营业部和民盟机关报《民主报》营业部，打伤工作人员多人。
3月1日至17日，国民党召开六届二中全会，公然破坏政协决议。会上有人叫嚷政协决议是“党国自杀”。蒋介石在会上提出对政协决议“就其荦荦大端，妥筹补救”。二中全会通过的决议全盘推翻了政协决议。3月20日至4月2日，国民党一手包办召集第四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会议，蒋介石在会上宣称：“政治协商会议在本质上不是制宪会议”，其决议违背了国民党宗旨等。与此同时，国民党在各地绑架、暗杀共产党人和进步人士，查封进步报刊的事件层出不穷，反共乌云日益浓重地笼罩在全国上空。
马歇尔来华“调处”
马歇尔，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任美陆军参谋总长，主持联合参谋部工作，1944年晋升五星上将，1945年11月27日退休。在赫尔利因执行美国对华政策失败而辞职后，马歇尔被美国总统杜鲁门任命为特使，于1945年12月20日到达上海。
美国总统派马歇尔来华“调停”中国内战的根本目的，如同艾奇逊在白皮书中所说：“我们当时的政策是基于两个目的。一个目的是在政府能趋于稳定并沿着民主的途径进步的条件下，使中国得到和平；另一个目的是协助国民政府尽可能在中国广大的地区上建立其权威。”“然而援助国民政府的第二个目的，则是我们从1945年到1949年所力予推行的。” 美国当时把自己力量的重点放在欧洲，不可能立即帮助蒋介石发动内战，这才决定采取一种停止国共武装冲突，压迫国共双方进行和平的政治谈判的方针， 不使苏联有干预中国问题的借口。因此扶植国民党蒋介石，把中国完全置于美国控制下，这就是马歇尔来华“调处”的使命。
马歇尔在华共一年零十多天的“调处”，依其对华政策及态度的变化，可分两个阶段。在马歇尔1945年12月20日抵华至1946年3月他返回美国述职以前的第一阶段中，他对待国共冲突的态度“一般是公正的”。 他曾批评国民党的内战政策，并建议美国政府暂时停止了对国民党的经济援助以迫使蒋介石同意坐下来谈判。他对于达成“四大协议”（停战协议、政协五项协议、整军协议、东北停战协议）所发挥的积极作用也得到延安《解放日报》的肯定评价。
但是，1946年3月以后，美国对于国共冲突的态度发生了变化，马歇尔的“调处”也随之发生变化。美国看到蒋介石坚持他的武力政策，以致国民党的政治威信、经济状况都出现严重危机，离开美国大量、直接的支持，国民党政府必定会被倾覆。因此，美国一改原来的态度，决定恢复对蒋介石的军事、经济援助，从而鼓励了蒋介石完成全面内战准备。
正是在马歇尔“调处”的第二阶段中，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加速运兵和抢占东北及其他战略要地，单是1946年3月到5月间，就运送7个军到东北。总计从抗战结束到1946年6月全面内战爆发前夕，直接由美国派飞机军舰运送到内战前线的国民党军队达14个军和8个交通警察总队，共54万人。
在马歇尔“调处”的第二阶段中，美国继续为国民党装备和训练了大批军队。1946年1月至6月，美国为国民党军装备25个师，连同抗战后期装备的国民党军共45个师。美国为国民党训练陆军、海军、空军、特务、交通警察、参谋、军医、军需等军事人员15万人。
在马歇尔“调处”的第二阶段中，美国派出了军事顾问团直接帮助蒋介石谋划、部署内战。1946年3月开始，先是设立陆军“顾问团”750人，海军“顾问团”250人；后来总人数增至2000人。这些“顾问”在很大程度上控制了蒋军的指挥权。
在马歇尔“调处”的第一阶段中，美国曾暂停了原来已决定给予国民党政府的5亿美元贷款。而第二阶段，大量美援源源而来。美国政府承认，在那一时期中美国供给国民党政府的物资就有13．35亿元之多；此外，还以赠送、让予、售卖剩余物资等方式给予国民党政府大量援助。6月14日，美国国务院公开向国会提出“军事援华法案”保证供给国民党蒋介石以充分军火及各种器材。28日，又批准一个秘密军事协定，决定提供为国民党装备8 个空军大队所需飞机936架以及700多门大炮和其他大批军火。8月又以极为低廉的价格出售给国民党原值8．37亿美元的剩余物资。
马歇尔还直接利用“调处”帮助国民党蒋介石进攻解放区。当蒋军进攻解放区处于有利地位时，马歇尔拒不“调处”；而当人民军队进行反击使蒋军处于不利地位时，马歇尔就赶忙去“调处”。军调处的美蒋代表不仅不制止蒋军对解放区的进攻，反而密令他们在执行小组中的成员进行间谍活动，甚至下令各地国民党军政机关拘押中共代表，以致发生了徐州、济南、晏城等小组的中共代表被拘押，汉口小组中共代表失去自由，承德小组中共人员被炸死4人等严重事件。
在美国的全力支持下，国民党蒋介石加快了发动全面内战步伐。从1946年1月至5月，国民党军队进行师以上调动的达42个军，118个师，约130万人。从1月到6月，蒋军违约向解放区局部进攻4365次，前后使用兵力总数达270多万人，占领城市40座，村镇2577个。为了发动反共的全面内战，国民党将它的全部军队253个师中的204个师（即全部兵力的85％）调集到了内战前线。 一场大规模的国内战争已不可避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