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人民经过八年浴血抗战取得胜利之后，渴望重建和平生活，在自己休养生息的土地上建立起独立、民主、富强的新国家。但国民党蒋介石在美国的支持下，顽固坚持卖国、独裁、内战政策，一面玩弄和平阴谋，欺骗人民；一面疯狂抢夺人民的胜利果实，并悍然挑起新的内战。中国共产党为争取和平、民主、团结作了巨大的努力，毛泽东亲率中共代表团赴重庆，同国民党谈判。对国民党的内战阴谋，中国共产党团结各阶层人民作了针锋相对的斗争。
蒋介石抢摘“桃子”
日本投降的消息传来，在抗战中长期实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袖手旁观、等待胜利、保存实力、准备内战的国民党蒋介石，从峨眉山上猛扑下来，疯狂抢夺抗战胜利果实。
当时，国民党军队绝大部分局处西南和西北，对于抢占沿海大城市极感鞭长莫及。于是他们不惜大批起用汉奸、伪军充当“先遣军”。国民党政府任命大汉奸、汪伪上海市长周佛海为“上海行动总队”司令，随后，又任命汪伪江苏省省长任援道为南京“先遣军”司令官，任命汪伪军将领庞炳勋、孙殿英、孙良诚、吴化文、张岚峰、门致中分别为第一至六路“先遣军”总司令。国民党政府甚至下令日本侵略军向人民军队“收复失地”。
国民党蒋介石抢夺抗战胜利果实得到美国的全力支持。美国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发了横财。战后，它凭借经济上军事上的优势，取代德、日法西斯的地位，勾结各国反动势力，实行对外扩张政策，企图称霸世界。扶植中国的反动势力，把中国变成它的独占的殖民地，是它称霸世界计划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为了这个目的，日本一投降，美国就迅速调集海空军，把国民党军队从大后方运送到前线，抢占那些已被人民军队包围的大城市和重要交通线。8月27日，把国民党新六军空运到南京；9月6日，把九十四军空运到上海、南京；随后，又将七十四军、九十三军、八军、五十四军、五十二军、青年军二〇六师等从空、海两途运送到南京、上海、北平、青岛等地。从1945年9月到1946年6月，美国军舰、飞机共为国民党运兵54万人。驻华美军司令魏德迈曾经不无夸耀地说：“这无疑是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空中军队调动”。美国军队还直接在中国的各主要港口登陆，替蒋介石抢占、守护战略要点和铁路交通线，等待蒋介石的正规部队到达。9月30日，美国海军陆战队第一师在塘沽登陆。10月初，第三师、第六师先后在秦皇岛、青岛登陆。在日本投降后的短短几个月中，美军先后侵占了冀东解放区秦皇岛、北戴河、留守营、海阳镇等地，并侵驻北平、天津、唐山、开平、静海等地区，控制津浦路天津至静海段。到1945年底，驻华美军总人数达113000人。
由于美国的全力支持和日、伪军的“配合”，国民党蒋介石很快就抢走了大批胜利果实。他们不仅抢占了上海、南京、杭州、北平、天津等大城市，而且调动大批军队向华北、华中、华南各解放区进逼，企图打通同蒲、平绥、平汉、津浦各铁路线，进军华北，分割解放区，切断华北与东北的陆上联系，进而抢占全东北。
对沦陷区的“劫收”是国民党在抗战胜利后的又一“杰作”。以蒋、宋、孔、陈四大家族为代表的官僚资产阶级，假“接收”之名，霸占了日伪在其统治期间用中国人民的血汗建立起来的各种金融机构、工商企业，并残酷掠夺“收复区”人民。四大家族的金融垄断机构“接收”了敌伪正金银行、住友银行、朝鲜银行、中央储备银行等金融机关及其财产。国民党政府以1∶200的法币与伪币的兑换率，夺走了“收复区”各阶层人民的大量财富。他们“接收”了大批敌伪工矿企业、贸易公司、商行、土地和大量物资。据国民党政府经济部1946年7月报告，共接收敌伪工厂2411家，在此基础上建立起战后四大家族的工业垄断。那些从空中飞来的“接收”大员、从地下冒出来的“有功之臣”，乘机侵占民财公物，中饱私囊，大发“胜利财”。沦陷区人民对之深恶痛绝，嘲讽这些“劫收”大员是“三洋（捧西洋、爱东洋、要现洋）开泰”“五子（金子、车子、房子、女子、料子）登科”。当时京沪平津一带流传民谣：“天上来，地下来，老百姓，活不来！”“等中央，盼中央，中央来了活遭殃”，这些民谣反映了人民对国民党的不满，以致魏德迈在给美国政府的报告中也抱怨“国民党政府的胡作非为已经引起接管区当地人民的不满，此点甚至在对日战事一结束后，国民政府即严重地失去大部分的同情。”
事实表明，抗战胜利以后，美国支持下的国民党反动派同中国人民之间的矛盾已上升为主要矛盾。正如毛泽东所说：“从整个形势看来，抗日战争的阶段过去了，新的情况和任务是国内斗争。蒋介石说要‘建国’，今后就是建什么国的斗争。是建立一个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新民主主义的国家呢，还是建立一个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国家？这将是一场很复杂的斗争。目前这个斗争表现为蒋介石要篡夺抗战胜利果实和我们反对他的篡夺的斗争。”
毛泽东赴重庆谈判
1945年8月14日，蒋介石发了一个“万急”电报给毛泽东，邀请他去重庆“共同商讨”国家大计，接着又在20日第二次“驰电奉邀”，23日第三次“驰电速驾”。
用反革命内战消灭人民革命力量，是蒋介石的基本方针，这个方针是老早就定下了的。在抗日战争中，他曾经一次又一次地发动反共摩擦。抗战胜利前夕，国民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其主题就是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大会闭幕后的第三天，上官云相就奉命以3个师的兵力猛攻苏浙解放区。7月，胡宗南又调集9个师的兵力，进犯陕甘宁解放区的淳化、耀县爷台山一带。
蒋介石既然决心准备发动大规模内战，又为什么在短短的十天中接连三次急电邀请毛泽东去重庆“共商大计”呢？世界上的事情是复杂的，是由各方面的因素决定的，出现这种局面是国际国内各种复杂因素相互作用的结果。
人民要求和平民主。十四年抗战，中国人民付出了巨大的牺牲。现在日本侵略者被打败了，人民希望在和平环境下重建家园，休养生息。对于国民党和共产党之间的矛盾，善良的人们希望用和平的方法解决，不希望战争重现。国民党不能不顾忌人民的这种情绪。何况人民革命力量已空前壮大，国民党统治区的爱国民主力量也有了新的发展，使他感到要轻易消灭人民革命力量已不可能，而他的军队远离内战前线，要在短期内完成大规模内战的准备，又谈何容易？！
国际形势对蒋介石也有压力。第二次世界大战后，苏联和各国人民革命力量有了很大发展。苏联为了避免造成同美国武装对峙的局面，明确表示反对中国内战。美国一面大力帮助蒋介石准备大规模内战，另一面也幻想中国共产党会在谈判桌上交出军队。后来，艾奇逊在1949年7月30日致杜鲁门的信中写道：中国抗战胜利后，“美国对华政策面临下列三种可能的抉择：（一）完全摆脱一切牵连；（二）大规模地在军事方面加以干涉，援助国民党击毁共产党；（三）一方面援助国民党尽可能广大地在中国确立其权力，一方面鼓励双方从事协商，尽力避免内战的发生。”那时，美国首先选择了第三途。 他们估计，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和政权的可能性是存在的。杜鲁门也说：“没有理由认为国民党政府就不能在这个斗争中取得胜利，正如欧洲的非共产党政府那样。” 美国统治集团的意向直接影响着蒋介石集团的行动。
总之，蒋介石要马上发动全国规模的内战还有困难，国内外各种因素使他不能不面对现实，不能不改变一下策略。因此在国民党政府文官长、政学系官僚吴鼎昌的参与之下，经过密谋，蒋介石发出了邀请毛泽东的电报。他们的用意是：利用和谈，争取时机，加紧调兵遣将，做好全面内战的准备；以和平姿态欺骗人民，捞取政治资本；通过谈判，诱使共产党交出军队；如果毛泽东不去，便把内战的责任转嫁到共产党身上。
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和谈”的用意有极清醒的认识。但是，为了尽力争取人民所希望的和平、民主，为了巩固和扩大人民民主统一战线，便仍然以极大的努力和耐心，寻求避免内战、实现和平的道路。
8月24日，毛泽东复电蒋介石，表示“随即赴渝”。25日，中共中央发表《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和平、民主、团结三大口号，要求国民党政府立即实行若干紧急措施：（1）承认解放区的民选政府和抗日军队，撤退包围与进攻解放区的军队，以便实现和平，避免内战；（2）划定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接受日军投降的地区，并给予他们参加处置日本的一切工作的权利，以昭公允；（3）严惩汉奸，解散伪军；（4）公平合理的整编军队，办理复员，救济难胞，减轻赋税，以苏民困；（5）承认各党派合法地位，取消一切妨碍人民集会结社言论出版自由的法令，取消特务机关，释放爱国政治犯；（6）立即召开各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物的会议，商讨抗战结束后的各项重大问题，制定民主的施政纲领，结束训政，成立举国一致的民主的联合政府，并筹备自由无拘束的普选的国民大会。中国共产党的主张反映了各阶层人民的普遍愿望。
8月28日，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中共中央委员王若飞，在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国民党代表张治中的陪同下，从延安出发，于当日下午3时45分飞抵重庆。毛泽东的到来受到国民党统治区各民主党派、各阶层人士的热烈欢迎，国内外进步舆论无不交口称誉。
毛泽东毅然赴渝，连美国方面也感到出乎意料，蒋介石更是措手不及。28日中午，即中共代表团到达前的几个小时，蒋介石才急忙召集秘密会议商议对策。他们一时拿不出谈判的具体方案，但定下了几条原则。蒋介石在这一天的日记里写道：“正午会谈毛泽东应召来渝后之方针”，决定采取下述原则，即“政治与军事应整个解决，但对政治之要求予以极度之宽容，而对军事则严格统一，不稍迁就。”他在29日的日记中又写道：在谈判中，“不得于现在政府法统之外来谈改组政府问题”；“不得分散或局部解决，必须现时整个解决一切问题”；“归结于政令、军令之统一，一切问题必须以此为中心也。” 这就是说，在其“法统”之内，可以作一些民主、自由的空头许诺；但在军事上，则必须强调“统一”，即让共产党交出军队。这正是蒋介石的既定方针。
9月3日，国共会谈开始。中共方面代表为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国民党方面代表为王世杰（国民党政府外交部长）、张治中（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长）、张群（国民党政府四川省主席）、邵力子（国民参政会秘书长）。谈判进行了43天。其间蒋介石与毛泽东直接见面会谈9次。
谈判中，中国共产党坚持原则，同时在不牺牲人民基本利益的前提下作了重要的让步。经过谈判，国民党方面承认了和平建国的方针和人民的某些民主权利，承认了避免内战、党派平等合法、召开政治协商会议等。10月10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王若飞和国民党政府代表王世杰、张群、张治中、邵力子共同签署了会谈纪要，即“双十协定”。
由于蒋介石坚持其既定方针，解放区的问题没有解决，军队问题实际上也没有解决。在解放区问题上，中共方面作了重大让步，主动提出可以让出广东、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湖南、湖北、河南（豫北不在内）8个解放区，将军队从上述8个地区逐步撤退至陇海路以北及苏北、皖北的解放区集中。关于整编军队问题，中共方面提出，应公平合理地整编全国军队，确定分期实施计划。如果国民党军队缩编到120个师，中共方面可以把自己领导的120万军队（按国民党军队官多兵少的编法，可编为200个师）缩编为24个师至少二十个师。但国民党方面表示“全国整编计划正在进行”，对中共领导的军队的整编问题只说“可以考虑”。关于解放区民主政权问题，中共方面提出“政府应承认解放区各级民选政府的合法地位”。而国民党却拒绝承认解放区，说解放区名词在日本投降后应成为过去。中共代表先后提出四种方案，均遭国民党无理拒绝。
谈判期间，毛泽东、周恩来，王若飞同各民主党派、各界代表人物广泛接触和交谈，并先后会见了宋庆龄、沈钧儒、张澜、谭平山、柳亚子等爱国民主人士。毛泽东还会见了民族工商业、文化、妇女、新闻各界人士，并在“桂园”设宴招待各国驻华团体的代表、国际友好人士，接见了日本进步作家，会见了许多国家驻重庆的使馆官员及其他外国人士。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民主的愿望和合理主张，获得了各方面人士的了解和支持。
10月11日，毛泽东、王若飞由张治中陪同返回延安，周恩来留在重庆继续同国民党方面谈判。王若飞旋即飞回重庆。谈判又持续了一个多月，但国民党方面始终拒绝承认解放区和解放区的人民政权。
“双十协定”签订后，中国共产党信守协议，命令江南新四军迅速北撤，浙江、苏南、皖南、皖中撤出的部队，一部北上山东，一部移师苏中；河南、湖南、湖北地区撤出的部队集中到了鄂豫皖解放区；广东的东江纵队撤至山东。事实再度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争取和平的诚意和言行一致、相忍为国的精神。而国民党蒋介石却始终没有打算真正实现这些协议。
墨迹未干、内战骤起
蒋介石一面邀请毛泽东谈判，一面却下令进攻解放区。8月29日，即毛泽东到达重庆的第二天，国民党陆军总司令何应钦就密令各战区印发蒋介石在十年内战期间手订的所谓《剿匪手本》。谈判期间，蒋介石命令傅作义部沿平绥路向已被晋察冀部队解放的张家口进攻，命令阎锡山部向晋冀鲁豫解放区的长治地区（古上党郡）进犯，企图压迫中共在谈判中就范。本来国共谈判至9月21日已基本结束，但蒋介石期望在军事上得逞，迟迟不肯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解放区军民坚决进行自卫反击。在平绥线上，晋察冀和晋绥部队先后两次击退了东侵张家口外围的傅作义部，歼灭12000余人，夺回了被侵占的十多个县城和车站。在上党地区，以刘伯承为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的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了太行、太岳、冀南三区主力及部分地方兵团共31000多人，在5万民兵配合下严惩蒋军，共歼敌35000人，击毙敌第七集团军副总司令彭毓斌，活捉敌十九军军长史泽波等将官27名。国民党眼见在战场上捞不到什么便宜，才被迫在会谈纪要上签字。
但是“双十协定”墨迹未干，10月13日，蒋介石又迫不及待地发出进攻解放区的密令。至10月中旬，直接进攻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已达80万人，还不包括包围陕甘宁边区的蒋军和50万伪军。
国民党军队主要沿三条铁路线进犯。沿平绥线东进的蒋军，企图进入平、津，夺取通往东北的大道。这一路被晋察冀及晋绥军区部队击退后，平汉线与津浦线上的战事又发生了，其战略企图都是确保平津，并进而打向关外。
10月14日，国民党第十一战区副司令长官马法五、高树勋率45000人沿平汉路北犯。晋冀鲁豫军区集中主力和地方武装6万多人，举行了邯郸战役。10月下旬，敌3个军被包围在邯郸东南地区。28日晋冀鲁豫军区部队发起总攻。30日，高树勋率所属新编第八军全体官兵1万多人起义。其余之敌向南突围，当南窜至漳河以北地区时，晋冀鲁豫军区预伏部队迅速出击。战至11月2日，全歼该敌。
在津浦线上，李品仙率3个军由徐州出发北上。津浦线两侧为新四军开辟的解放区，李品仙部不断受到新四军阻击。最后虽然有1个军到达济南，但津浦线立即又被新四军控制，李品仙被孤悬在济南危城中，连给养也要靠美舰从海上运至青岛再转运至济南。
以上几次大规模自卫反击战的胜利，阻滞了蒋介石大举北上的军事行动，为十多万人民军队源源不断出关和在东北城乡的展开赢得了时间，并推迟了蒋介石发动全面内战的日程。
国民党在谈判中的表现和破坏“双十协定”的行径，使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包括许多中间人士，逐步认清了美蒋“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国民党统治区出现了反对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反对蒋介石独裁、内战政策的民主运动。9月初，在成都的文化界人士200余人联名发表了呼吁和平反对内战的宣言，尖锐地指出，内战的根源存在于国民党“一党专政和个人独裁的政治制度”，要求国民党“立即结束一党专政”。10月底起，重庆的民盟、中国工业协会、迁川工厂联合会、中国农业协进社、中国农村经济研究会、中国妇女联谊会等团体和《中华论坛》等28家杂志，纷纷呼吁停止内战，要求撤退美军，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11月18日，成都各大学21个团体联名发表《制止内战宣言》19日，重庆的文化、工商各界人士500余人集会，由沈钧儒等发起成立了陪都各界反内战联合会。
在一系列反内战活动中，最猛烈、影响最大的是昆明学生的“一二·一”运动。
11月24日，昆明西南联合大学、云南大学、中法大学、英语专科学校等四校学生自治会为反对蒋介石国民党内战独裁政策，呼吁和平，共同商定于11月25日在云南大学举行时事晚会，邀请赞成和平、民主、团结的教授演讲。CC分子、代理云南省主席李宗黄得悉后，即于当晚召集党政军联席会议，决定“凡各团体学校一切集会或游行，若未经本省党政机关核准，一律严予禁止。”同时逼迫云南大学校长出布告禁止学生开会。晚会临时改在西南联大草坪举行。到会者有大中学生和各界人士6000余人。国民党第五军邱清泉部荷枪实弹包围联大校园。在会议进行中，“墙外手枪声、机关枪声、手榴弹声四起”。 一名国民党特务小头目还自称“老百姓”，上讲台捣乱，被到会群众轰下台去。散会时，军警宣布紧急戒严，阻止到会群众通行。为抗议国民党军警暴行，昆明全市学生愤而罢课。28日，昆明学生罢课联合委员会成立，发表宣言，明确提出立即制止内战，撤退驻华美军，组织民主联合政府，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等主张，同时要求云南当局追究射击联大事件的责任，取消非法禁令，保障学生自由等。29日，云南警备司令关麟征在记者招待会上公然宣称：“学生有开会自由，我们有开枪的自由。”12月1日，屠杀开始了。大批佩带“军官总队”符号的军人和武装特务向西南联大新校舍、工学院、师院、云大、中法、昆华工校、联大附中等七校学生发动袭击。当暴徒向联大校园投掷手榴弹时，路过的南菁中学教师于再上前阻拦，暴徒用手榴弹将其炸成重伤，当晚不治身死。学生李鲁连因重伤仅存一息，在送医院途中又遭暴徒拦截毒打，登时气绝。联大女学生潘琰奋身抢救受伤同学，胸部被手榴弹炸伤，手指被弹片削去，倒地后，腹部又被戮三刀，当日死于医院。昆华工校学生张华昌头部被弹片炸破后，又被暴徒猛击，当日下午死于送医院途中。联大学生缪祥烈左腿被炸断，致成残废。联大的一些教授也遭殴辱。这一天，师生死伤30余人，其中死难者4人，重伤者29人，是为“一二·一”惨案。
“一二·一”惨案的发生，激起了昆明和全国各地人民的愤怒。昆明各阶层自12月2日起公祭死难四烈士，最多的一天达15万人，而当时昆明全市人口还不到30万人。李公朴的挽联写道：“四位民主战士，你们死去，你们永远不会死去；一群专政魔王，他们将来，他们已经没有将来”，把矛头直指国民党当局。重庆各界3000人公祭，由沈钧儒主祭，郭沫若讲话。成都5000人参加追悼会和示威游行。上海学生和各界人士2万人在玉佛寺公祭于再，由宋庆龄、柳亚子、马叙伦、郑振铎、许广平、沙千里、金仲华主持，马叙伦代表上海文化界读祭文，柳亚子等致辞、朗诵挽诗。
在全国各界人民反内战运动的压力下，蒋介石不得不以“停职候用”名义，将关麟征、李宗黄调离云南。昆明学生运动取得了胜利。
“一二·一”运动成了抗战胜利后国民党统治区人民反内战运动的起点。
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
东北是一个战略要地。东北地区工业发达，资源丰富，粮食充足。中国共产党如果建立了东北根据地，就可以背靠苏联、朝鲜、蒙古，以此为依托，有效地同国民党反动派进行斗争。反之，如果东北被国民党控制，势必形成对解放区南北夹攻的包围态势，造成被动。东北又是国民党力量薄弱地区，抗战期间，国民党在东北没有一兵一卒，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民主联军在东北长期坚持游击战，在东北人民中享有很高的声誉。苏联红军驻兵东北，虽然碍于两国外交约束，不能公开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对东北城市的接收，但它的存在，仍不失为人民军队发展的有利条件。
早在中共“七大”期间，中共中央提出了争取东北的任务。1945年8月苏联对日宣战后，朱德总司令即命令在冀热辽、晋察冀、晋绥边区抗击日军的原东北军将领吕正操、张学思、万毅、李运昌等率部先行进入东北。9月上半月，中共中央相继得到报告，确认目前是争取东北的千载一时之机。9月14日，中共中央决定建立东北局，以彭真为书记。15日，决定派出大批干部和主力部队向东北进军。19日，中共中央发出指示，明确提出“向北发展、向南防御”的战略方针。“向北发展”，主要任务是全部控制热河、察哈尔两省，力争控制东北；“向南防御”，主要是收缩战线，将分散在江南8个地区的人民军队北撤，去接替江苏、山东主力北上后的防区；华北、华中尤其是华中部队要随时准备击退来犯之敌，以保障华北和东北，争取在东北地区的战略展开。
为了实现“向北发展、向南防御”战略方针，中共中央先后派出了政治局委员彭真、陈云、高岗、张闻天，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李富春、林彪、林枫等共20名高级干部（占中央委员和候补中央委员总数的1／4），100个团级军事干部和2万左右的党政干部，以及11万主力部队，包括在山东的一一五师主力，在苏北的新四军第三师，陕甘宁三五九旅一部，冀东、冀中、晋绥、冀鲁豫军区的大部分或一部分，迅速向东北挺进。各路进入东北部队与原东北抗日联军会合，于11月初组成东北人民自治军总部，年底改称东北民主联军，林彪为司令员，彭真为政治委员，吕正操、李运昌、周保中为副司令员，罗荣桓、程子华为副政治委员，共40万人。各级人民政权亦相继建立。
对于争夺东北的重要性，美国也是很清楚的，他们告知蒋介石：国民党最大的危险，莫如共产党全力挺进东北；如果共产党没有实行此着，失去时机，处境必危，则中共问题不难解决。
因此，东北成为双方必争之地。
11月初，杜聿明所率国民党两个军由美舰运至秦皇岛登陆，向东北解放区进发，16日占山海关。在东北的苏军按《中华民国和苏联友好同盟条约》的规定，准备将大城市和铁路交通线交给国民党接收。鉴于东北的复杂形势，中共中央决定采取“让开大路，占领两厢”的方针，人民军队从大城市及主要铁路沿线退出，而以控制中长路以外之中小城市、次要铁路及广大乡村为工作重心。12月28日，中共中央发出由毛泽东起草的《建立巩固的东北根据地》的指示，明确指出现时在东北的任务是在距离国民党占领中心较远的东满、北满、西满的城市和广大乡村建立巩固的根据地。在中共中央正确方针指导下，经过东北广大军民的奋斗，东北根据地很快就建立起来了。
为了加强自卫战争的准备，中国共产党在建立东北根据地的同时，在各解放区领导了练兵、减租和生产运动。在清算和减租斗争中，农民要求进一步解决土地问题，消灭封建剥削。为此，中共中央于1946年5月4日发出《关于清算减租及土地问题的指示》（即“五四指示”），坚决支持农民从地主手中获得土地，实现“耕者有其田”。“五四指示”的发布标志着中国共产党的土地政策由抗战时期的减租减息转变为没收地主土地分配给农民的政策。此后，各解放区土地改革运动迅速展开。土改的进行，提高了广大农民的革命热情和生产积极性，巩固了解放区，为自卫战争作了重要的准备。
到1946年1月政治协商会议召开时，解放区面积已达到近240万平方公里（约占全国面积1／4），人口1．49亿（约占全国人口1／3），城市506座（约占全国城市1／4），这是同国民党的内战政策作坚决斗争的根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