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抗日战争，在中国共产党倡导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旗帜下，全国各族人民经过长期苦战，终于从1944年起，首先从解放区战场开始转入局部反攻。就在胜利即将来到的前夕，美国为了在战后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采取了积极扶蒋反共的政策。中国人民又面临着美国干涉中国内政和国民党反动派掠夺抗战胜利果实的新的威胁，从而出现了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激烈斗争。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坚强领导下，不顾国民党的无理阻挠，展开全面大反攻，收复国土，歼灭敌人，迅速扩大解放区和发展人民军队，力争使抗日战争的胜利成为人民的胜利。
从史迪威到赫尔利
1944年，解放区战场转入局部反攻，连续发动了春季攻势、夏季攻势和秋季攻势，从日军手中夺回了山西的榆社、和顺、沁水，河北的满城、任丘、河间，山东的沂水、文登、荣城，河南的林县、濮阳，浙江的长兴、临安、孝丰等几十座县城和上千个日伪据点，取得了很大胜利。而国民党却在豫湘桂战役中遭到了惨败。国共两党的势力的消长，呈现出对国民党不利的局面，这使美国深感不安，担心将危及日后它在中国的利益，认为有必要积极调整中国内部的实力。于是它的对华政策从抗战中期的积极加强中国抗战力量，转向扶蒋反共。这种政策转变的具体反映，就是美国在华代表人物史迪威的职务被赫尔利所取代。
在日本偷袭珍珠港事变发生后，美国为了分散日本在太平洋地区的军事压力，1942年起曾陆续给予国民党政府贷款和租借物资，还派遣大批军事人员前来训练国民党军队；这年3月，又派史迪威出任中国战区统帅部参谋长，兼中、印、缅地区美军总司令。
史迪威来华后，与国民党政府、八路军办事处以及社会各方面都有所接触，逐渐觉察到国民党政府的专制腐败，特别是对它屯兵20几个师于西北，不事抗日、专事封锁陕甘宁边区，感到大惑不解。1943年9月，史迪威以统帅部参谋长的身份向蒋介石建议，调动国民党和共产党军队，共同进攻日军，并从速装备中共军队，以牵制华北日军，减轻日军对平汉路的压力。这个建议遭到蒋介石的拒绝。史迪威从全面掌握战区军事情况的需要出发，又要求在延安设立军事观察机构，这个要求也被拖延了一年之后，才得以实现。
1944年7月，美国军事观察组在组长包瑞德率领下，到达延安，受到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叶剑英的接待。美军观察组先后在延安和晋察冀、晋绥、晋东南等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考察。考察的结果，使他们了解到中国的一些基本现实，看到了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日武装力量的辉煌战绩和敌后抗日根据地的不断发展。
美国出于对日作战的需要，要求国民党政府进行政治改革，与共产党进行谈判，并于1944年6月派副总统华莱士来重庆对蒋介石施加压力。史迪威亦运用自己支配美国援华物资的权力，坚持公平地分配给共产党军队。蒋介石认为美国政府是受了史迪威和一些在华美国外交官的影响，因而对史迪威极为不满。秋天，国际形势发生了急速变化，欧洲战场的盟军已逼近德国本土；在太平洋战场，美军也夺得塞班岛，并突破了日本视为“防波堤”的马里亚纳群岛防线，日本失败的趋势已不可逆转，因而美国对华政策的重点已不再是逼蒋介石对日作战，而是如何防止蒋介石政权的垮台。结果导致同年10月史迪威因蒋介石的坚决要求而被美国政府召回国。
在史迪威卸职前一个月，罗斯福的私人代表赫尔利来到重庆，随同前来的还有美国战时生产署署长、大企业家纳尔逊。赫尔利的使命是“防止国民政府崩溃”，“支持蒋介石作中华民国的主席和军队的委员长”，“统一中国境内一切军事力量”。 纳尔逊的来华，是为协助国民党政府建立战时生产局，拟定使中国成为美国“工业边界”的战后经济发展计划，以此从经济上巩固国民党的统治地位，并依靠它来维护美国在华利益。
11月7日，赫尔利以调处国共关系的“第三者”身份，到延安和中国共产党领导人谈判，并迫于形势表示赞同中国建立民主联合政府和联合军事委员会等五点协议。可是当他一回到重庆，便对蒋介石说：五点协议“是使共产党签订协议，将他们武装部队的控制权交给国民政府的唯一文件”。 11月22日，他支持蒋介石所提出的三点反建议，其核心是要求中国共产党交出军队进行整编，交换条件是，国民党政府承认中共的“合法地位”，邀请中共方面若干人到国民党政府任职。这个建议，理所当然地遭到中国共产党的拒绝。但是中国共产党从大局出发，在12月8日仍向国民党建议：释放一切政治犯，撤退包围解放区的国民党军队，废除一切限制人民自由的法令，停止特务活动。中国共产党坚持只有在彻底实现民主的基础上才谈得上“军事统一”。可是，这种起码的民主要求，也遭到了蒋介石的拒绝。他顽固地坚持“军事统一”，并在1945年元旦悍然宣布将要召开一党包办的所谓“国民大会”。
美国和蒋介石进一步加紧了勾结。美国从各方面积极加强国民党的力量，并控制国民党军队。史迪威被撤换后，魏德迈继任了蒋介石的参谋长。1944年12月，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在昆明设立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以何应钦为总司令。原中国战区美国陆军参谋长麦克鲁，出任中国战区统帅蒋介石的副参谋长，兼任了中国陆军总司令部作战司令，负责训练地面部队；美国供应部队司令齐夫斯兼任中国陆军总司令部后勤司令，掌握美国援华物资的分配。美国又帮助国民党政府，在桂林设立中国参谋军官训练班；在昆明设立参谋、步兵、阵地炮兵、摩托、翻译、兵工训练等6所学校（学员近万人）；还为国民党政府装备了30多个美械师。1945年1月，美国帮助国民党政府设立“战事运输管理局”，在昆明设立“中国空运第二大队”；又根据“租借法案”，指拨15000辆卡车给国民党政府，派出540人的技术团，前来协助国民党政府改进运输。1945年3月，美国国务院财政顾问查理士到中国，与国民党政府商讨财政金融问题，并派亨德逊出任国民党政府的特别顾问，协助解决通货问题。美国派来的各类人员，涌进了国民党政府的军事、政治、经济、运输各部门，以巩固国民党政府的统治。
等一切都部署完毕，赫尔利以美国驻华大使的身份，于1945年4月2日在华盛顿发表声明，说什么亚洲的主要危险是“赤色危险”，对共产党人作任何让步都是无用而且危险的，说中国统一的障碍就在于“有武装的政党” 等等。并公开宣称：美国只承认国民党政府是中国的政府，美国的军事、经济援助，应该严格限制只给予国民党政府，美国只同国民党政府合作，不同共产党合作。这样，就彻底暴露了美国积极扶蒋反共的真面目。毛泽东针对赫尔利4月2日的声明，严正指出：“以美国驻华大使赫尔利为代表的美国对华政策，越来越明显地造成了中国内战的危机。”
两个中国之命运的斗争
1945年春，苏联红军在欧洲战场东线发动冬季攻势后已进入波兰；美军在太平洋上的越岛战役也开始向日本本土推进。这年2月4日至11日，苏、美、英三国政府首脑斯大林、罗斯福、丘吉尔，在苏联克里米亚半岛的雅尔塔举行会议，相约在德国投降和欧洲战事结束后两或三个月内，苏联红军出兵参加同盟国方面的对日作战。
在中国战场，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华南抗日纵队的局部反攻，已从内线反攻转入外线反攻。在华北、华中创建的河南、湘鄂赣、苏浙皖等新解放区，都处于重要的战略地位。人民军队包围着日军占领的许多城市和交通线。
正是在这种国际国内形势下，得到美国支持的国民党政府，竭力图谋削弱以至消灭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人民军队和解放区，以便独占抗战胜利的果实。
1945年5月，国民党在重庆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这次大会虽然做出将要“还政于民”的姿态，但主要企图在于动员国民党全党的力量，准备发动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大会通过的《对外发表的对中共问题之决议》中说：“在不妨碍抗战，有害国家之范围内，一切问题，可以商谈解决。” 这说明它随时都可能以“妨碍抗战、有害国家”的罪名，对中国共产党施行讨伐。大会特别报告中更露骨地说：“与中共之斗争，无法妥协，今日之急需在于团结本党，建立对中共斗争之体系，即创造斗争之优势条件与环境，故必须从政治上、军事上强固党的力量。”这里可以明显地看出，反共反人民的内战已在酝酿之中，国民党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就是准备内战，消灭共产党和人民力量，把中国引向黑暗的大会。
在这关键时刻，中国共产党为了团结全党和全国人民，粉碎美、蒋的阴谋，夺取抗日战争的最后胜利，于同年4月23日至6月11日在延安召开了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出席大会的共有代表547人，候补代表208人，代表着121万党员。
毛泽东在大会上作了题为《两个中国之命运》的开幕词、《论联合政府》的政治报告和《愚公移山》的闭幕词。他在这些报告中，分析了第二次世界大战胜利即将到来时的国内外形势，总结了20多年来中国共产党领导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经验，特别是总结了抗日战争时期国、共两党不同抗战路线斗争的经验，指出中国面临着两种命运、两个前途的斗争。强调党和全国人民面临的任务，是力争光明的前途，反对黑暗的前途；建立一个光明的新中国，反对一个黑暗的旧中国。他还特别告诫全党和全国人民，要严重警惕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全国内战的危险，和美国干涉的危险。朱德也在大会上作了题为《论解放区战场》的军事报告，刘少奇作了题为《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周恩来作了题为《论统一战线》的重要发言。大会根据毛泽东的政治报告，制定了中国共产党的政治路线，即“放手发动群众，壮大人民力量，在我党的领导下，打败日本侵略者，解放全国人民，建立一个新民主主义的中国。”
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是一次团结的大会、胜利的大会，它总结了我国民主革命20多年的历史经验，制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一整套正确的纲领和策略，使全党的认识在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基础上统一起来，达到了空前团结，奠定了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胜利的基础。
在中共“七大”制定的正确路线指引下，各解放区军民继1945年春季攻势取得胜利之后，于5月中旬至7月，又发动了更大规模的夏季攻势。人民军队逐步展开大兵团作战，收复了大片国土，切断和摧毁了敌人用来封锁解放区的几十条重要交通线，从而打通了各解放区的联系。在人民军队的沉重打击下，华北、华中许多地区的日军，开始退缩到铁路沿线和较大的城市中去，军心动摇，士气低落，已完全处于孤立和被动境地。投诚反正的伪军与日俱增。举行战略反攻的阶段即将到来了！
战略反攻，日本投降
当日本帝国主义末日来临时，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犹企图作最后的一搏，于1945年4月调集4个多师团共10余万人进攻湘西重镇芷江，妄想摧毁美国B—29型重轰炸机基地，并进而进兵重庆，迫中国政府投降，由此发生了芷江会战。中国军队投入22个师，并紧急从昆明空运了美式装备的新编第六军到达战区，中美空军大批出动助战，到6月初，日军第一线兵团已大部被歼灭，后续兵团慌忙退缩。是役“毙敌万余人，俘敌亦万余人”，“为我游击部队及当地民众自卫队所攻杀者更多。所谓兵败如山倒……是我军自抗战以来最大的一次大捷。”
芷江会战结束后，日本大本营下令从中国南方收缩兵力，逐次撤离湖南、广西、江西、闽浙边，将兵力集中使用于华中、华北和东北。6月28日，日军放弃柳州。7月27日，又撤出桂林。国民党军队从而收复了柳州与桂林。日军又主动从江西大庾、南康、吉安、泰和、赣州，福建福州、连江、长门，浙江永嘉、瑞安、乐清、黄岩、海门等地撤走，国民党军队依次跟进。
在欧洲战场上，苏联红军从4月起开始进攻柏林。5月2日，在4000门大炮的轰鸣声中，红军终于把胜利的旗帜插上了德国国会大厦。德国宣布无条件投降。
7月17日至8月3日，苏、美、英三国首脑斯大林、杜鲁门、丘吉尔以及他们的外长，在柏林郊外的波茨坦举行了一次重要会议。会议的主要议题是分割与处置战后欧洲的权益。在会议期间，三国首脑于7月26日讨论了结束对日战争的条件和处置战后日本的方针，并就此通过了决议。由于当时苏联尚未参加对日作战（会前，苏联已通知美、英等国，决定8月8日对日作战），故没有参加签字，而由美、英、中三国以共同宣言的形式公布，这就是著名的《波茨坦公告》。（后来苏联对日作战时，也在公告上签了字。）
《波茨坦公告》向日本严正指出：“吾人通告日本政府立即宣布所有日本武装部队无条件投降，并对此种行动诚意实行予以适当及充分之保证。除此一途，日本即将迅速完全毁灭。”
但是，自恃有720万军队 的日本法西斯对《波茨坦公告》置若罔闻。7月28日，日本首相铃木竟发表谈话说：“不加理睬，只有完成战争。”
正当苏联预定对日本出兵的日期到来之际，美国抢先于8月6日向日本广岛投下了第一枚原子弹；接着出动400架大型轰炸机，对日本本土进行轮番轰炸。8月9日，携带原子弹的美国B—29型飞机又飞向日本小仓，由于上空云层很厚，美机看不清目标，于是飞向长崎，投下了第二枚原子弹。美国当时仅有的这两枚原子弹，摧毁了日本两座工业城市，造成了35万人的伤亡。直到战后几十年，还在折磨着原子弹受害者的后代。
8月8日，苏联政府履行协定，发表《苏联对日本宣布进入战争状态宣言》，宣布自8月9日起同日本处于战争状态。第二天，远东苏军总司令华西列夫斯基指挥苏联150万军队，29000多门大炮和迫击炮，5200多辆坦克和自动推进炮，近5200架作战飞机， 在4000公里的战线上发动攻势。苏联红军兵分四路：第一路贝加尔湖方面军，在蒙古军队配合下，越过大兴安岭后，迅速攻占长春、沈阳、旅顺、大连等地；第二路第一远东方面军，强渡乌苏里江，攻占吉林、哈尔滨等地；第三路第二远东方面军，突破黑龙江和乌苏里江防线，攻占佳木斯、瑷珲、嫩江等地；第四路太平洋舰队攻向朝鲜，一直推进到三八线以北。苏联红军一举摧毁了24个师、9个混成旅的日军妄图借以顽抗的战略基地，击毙和俘虏了日本关东军约70万人，（其中593990人被俘）。 苏联空降部队在沈阳机场着陆时，俘获了正待逃跑的伪满洲国傀儡皇帝溥仪。占领长春的苏联空降部队俘虏了关东军司令山田中将。
苏联红军的出动，极大地加速了中国战略反攻阶段的到来。8月9日，毛泽东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指出：“对日战争已处在最后阶段，最后战胜日本侵略者及其一切走狗的时间已经到来了。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民的一切抗日力量应举行全国规模的反攻，密切而有效力地配合苏联及其他同盟国作战。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力量，夺取其武器和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月10日至11日，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向全国各解放区武装部队发布了七道命令，要求他们立即向敌人发出最后通牒，限期缴械投降，如遇顽抗，即予坚决消灭。他命令原来的东北抗日联军，立即从现地出发，向热河、察哈尔、东北各地进军；命令冀热辽边区的人民军队，迅速进入东北；命令华北、华中、华南的一切人民军队迅速前进，向所辖范围内的敌军展开积极大反攻，占领重要城市和交通线，迫使敌人投降。与此同时，又颁布了《我军收复各城镇军事管制办法》，命令各地区照此办法收复城镇，并进行管制。
远在四川的蒋介石，这时焦虑万状，在8月11日也连下三道命令：一道给八路军总部朱德总司令，要求“所有该集团军所属部队，应就地驻防待命”，不得向日、伪军“擅自行动”；一道给伪军，竟然要求他们“负责维持治安，保护人民”；另一道给国民党军队，要他们“加紧作战，积极推进，勿稍松懈”。8月12日，麦克阿瑟也以“远东盟军总司令”的名义，向日本政府和中国战区的日军下命令，只许日军向国民党政府和国民党军队投降，不许向中国人民军队缴械。这些命令表明，美、蒋相互勾结，急不可耐地企图抢夺中国人民十四年抗战的胜利果实。
8月13日，八路军朱德总司令和彭德怀副总司令联名致电蒋介石，坚决拒绝他的错误命令，尖锐地指出：“你给我们的这个命令，不但不公道，而且违背中华民族的民族利益，仅仅有利于日本侵略者及背叛祖国的汉奸们。” 15日，朱德总司令又给在南京的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和他所属部队下命令，要他们停止一切军事行动，听候中国解放区八路军、新四军及华南抗日纵队的命令，向我方投降（被国民党军包围的日军除外）。同时，朱德总司令还给美、英、苏三国政府致送说帖，声明中国军队有权接受被我军包围的日、伪军的投降，有权派代表参加同盟国处理敌国投降事宜。
各解放区军民遵照朱德总司令的命令，立即展开了全面大反攻。各路大军连夜出动，向日、伪军占领的地区挺进。主力部队向日军占领的主要城市和交通线进击，地方武装和民兵则开展军事和政治攻势，围攻各该地区城镇的日、伪军据点，配合外线作战。其中，冀热辽部队和其他兄弟部队沿着北宁路和渤海湾向东北急进。晋察冀部队向平绥路东段和平汉路北段、浦津路北段进军，解放了察哈尔全省和河北一部分，以及张家口、秦皇岛，山海关等重要城市，包围了北平、天津、保定。晋绥部队向同蒲路北段和平绥路西段进军，解放了绥远、山西两省的广大地区。晋冀鲁豫部队向平汉路中段和陇海路中段进军，解放了黄河沿岸广大地区。山东部队向津浦路中段和胶济路进军，解放了山东全省108个县中的100个。华中部队向沪宁、沪杭甬、浙赣、淮南等路和津浦路南段、陇海路东段进军，解放了华中大片国土；华南抗日纵队向广九、潮汕两路沿线发动了进攻。从8月11日至10月10日，人民军队经过两个月的激战，共毙、伤、俘日、伪军35万多人，收复中小城市250余座， 光复国土315200平方公里，解放人口1871万。可是由于美、蒋的阻挠，人民军队所包围的中心城市并没有完全回到人民的手里。抗日战争就是在这种特殊的条件下结束的。
8月14日，日本天皇裕仁认为，“如果现在停战，还留有将来发展的基础。” 于是当夜用紧急电报通过中立国瑞士政府，发出给美、英、苏、中四国政府的照会，宣布接受《波茨坦公告》。第二天，裕仁作《停战诏书》广播，正式宣布无条件投降。9月2日，停泊在日本东京湾的美国军舰“米苏里”号上，举行了日本投降的签字仪式，由日本外相重光葵和总参谋长梅津美治郎代表日本天皇、日本政府和日本大本营，在投降书上签字。中国战区日军投降仪式9月9日在南京举行，侵华日军最高指挥官冈村宁次大将在投降书上签字。10月25日，日本驻台湾总督向中国政府代表签字归还台湾。
抗日战争是中国近百年来反帝斗争中取得的第一次完全的胜利，是“战争史上的奇观，中华民族的壮举，惊天动地的伟业”。 它证明中华民族是一个具有伟大生命力和凝聚力，充满着反抗精神和爱国主义传统的民族。在十四年抗战过程中，国民党军队共打死打伤日军859600余人， 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武装共消灭日军527400余人。 两者相加共1387000余人。此外共产党武装力量还消灭伪军1186600余人。 中国人民也为此付出了沉重的代价，在十四年抗战过程中，人民伤亡达1800余万人，如果加上部队的伤亡（据国民党政府军事委员会军令部统计，国民党军队八年中伤亡失踪者为321万多人），总数当在2200万以上；流离失所者1亿人；损失的财产约5000亿至8000亿美元。但是，大规模的战争洗礼，锻炼了中国人民，也壮大了中国人民的力量。抗战结束时，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人民军队，已发展到130余万人，民兵发展到268万人，解放区人口达到1亿。 中国共产党的党员人数，也发展到了121万人，这就为争取中国人民革命在全国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