抗日战争后期，在国民党统治下的“大后方”，封建法西斯专制独裁统治更加残暴腐败，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垄断和剥削变本加厉，军事上则遭到了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的严重危机，使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爱国民主运动走向了高潮。国统区的文艺运动也在极端险恶的环境中，担负起抗日、民主和暴露国民党黑暗统治的任务。
专制腐败的国民党统治
正当解放区军民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战胜严重困难，逐步走向恢复和发展的时候，国民党政府的危机却日益加深。
首先表现在政治上，法西斯专政更形严重。
抗战以来，蒋介石利用大敌当前、全国人民一致对外的时机，极力扩大自己的权力。1938年4月，他授意修改国民党章程，当上了国民党总裁；1939年1月国防最高委员会成立，他又以总裁的身份兼任委员长。这样，党、政、军的大权完全控制在蒋介石手中。委员长可以对党政军一切事务不依照平时程序，而以命令随机处置。1943年9月，他当上国民政府主席兼行政院长后，当即修改国民政府组织法中关于国民政府主席职权的条文，使自己拥有比他的前任主席林森大得不可比拟的权力。 后来，他独自担任27个重要职务，兼职千余个，成了集全国大权于一身的大独裁者，极力推行封建法西斯的国民党一党专政。
为了加强法西斯统治，蒋介石在抗战爆发后，提出“全国党化”的口号。到重庆后，进一步竭力搜罗党羽，在机关、部队、学校大搞“集体入党”“举手入党”，把大批青年拉进国民党、三青团。国民党五届十中全会专门提出发扬三青团的“尚武精神”，培植他们成为反动统治的打手。国民党还推行“全党特务化”，增设了许多特务组织。除了已经遍布全国的“军统”“中统”特务组织外，1943年又与美国合作，建立新的法西斯特务组织——“中美特种技术合作所”（简称“中美合作所”）。由军统特务头子戴笠任主任，美国特务、海军少将梅乐斯任副主任。国民党特务机关在各地建立了大小20多处监狱和集中营，其中最著名的有重庆“白公馆”和“渣滓洞”，上饶集中营和贵州息烽集中营等，这些监狱和集中营，囚禁和屠杀了大批共产党员、革命青年和民主人士。国民党特务将组织伸入军队、外事机关、陆海空交通机关，伸入警察、税务缉私机关和保甲组织，伸入文化机构、学校、社会团体、工会，进行监视、压制和统治。在农村，则加强保甲制度，通过区乡长和联保主任为非作歹，横征暴敛，鱼肉乡民。
国民党将一党专政、特务统治和保甲制度三者相结合，构成中国封建法西斯的独裁制度，对全国人民实行极其残暴、黑暗的统治。
其次，表现在经济上，四大家族的垄断日益加强。
早在抗战以前，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就已完成了对金融业的垄断，开始了在国民经济其他部门的垄断活动。抗战开始后，蒋介石假借战时特殊需要，依靠手中掌握的政治、军事特权，用种种超经济的野蛮掠夺，来迅速集中社会财富，使蒋、宋、孔、陈四大家族官僚资本的经济垄断空前加强，从而大发其国难财。
在金融业方面，四大家族控制下的中央、中国、交通、农民四大银行，操纵着国家金融。1939年8月，国民党以最高国防委员会的名义改组“四行联合办事总处”，对四行实行战时管理，作为国民党政府的最高金融集权机构。蒋介石自任“四联总处”理事会主席。财政部授权四行人员负责考核各地方银行的业务，检查账目，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四行的权力。1942年7月，国民党政府规定，全国货币的发行权集中统一于中央银行，使中央银行成了银行的银行。由于四行占据着垄断地位，他们吸收存款的数额，在抗战开始后的4年中增长了6倍，占全国银行存款的80％—90％，大量地集中了社会财富。四行在黄金问题上大变戏法，忽而宣布民间不得私有金银，只准四联总处收兑，忽而又准许黄金买卖。正如《周报》杂志第36期载文揭露：“翻云覆雨，作浪兴风，又不知制造了几多暴富。这种暴富唯有制造消息的权贵才有十足把握”。这“制造消息的权贵”就是四大家族！
在商业方面，四大家族利用政治、金融特权，进行投机垄断。1937年9月，国民党政府设立“贸易调整委员会”（后改称“贸易委员会”），对丝、茶、桐油、猪鬃等主要出口物资，实行统购统销；1942年，又对盐、糖、烟、火柴等日用品实行专卖，同时统制花、纱、布贸易，对钢、铁、煤、木炭、汽油、水泥等，也都实行管制，从而严格垄断着国统区的国内外贸易。他们以私人的名义设立了不少商业公司，如庆记纱号、强华公司、大元公司（属孔家）、中国棉布贸易公司、重庆中国国货公司（属宋家）等。
在工业方面，四大家族乘抗战开始后民族工业遭遇困难，对工矿企业实行大规模的掠夺和吞并。仅举国民党政府的资源委员会为例，战前它下属的所谓官办厂矿只有11个，抗战中逐渐增加到125个。四大家族以私人名义兴办的中国兴业公司，1939年成立时的资本总额为1200万元，到1943年暴增为12亿元，属大后方首富。
在农业方面，四大家族于1941年实行田赋征实、征借办法，将粮食也纳入了他们的掌握之中，他们又将魔爪伸入农村高利贷事业，使农民所有借款的来源，都直接、间接地操纵在他们手中。他们还直接占有农村土地，垄断农业生产，如1940年陈氏兄弟设立的华西建设公司，打着开发的幌子，在川、滇、黔、康、陕、甘等后方各省，大肆霸占土地。
四大家族垄断着全国经济命脉，对全国人民进行残酷的掠夺，使国统区的工农业生产遭到严重破坏，国民经济临近崩溃的边缘。抗战开始后，沿海沿江有一些工厂向内地搬迁，到1940年底，内迁的工厂共639家。 由于内地工业基础薄弱，在1942年以前国统区的工业还是有所发展的。可是四大家族的经济管制机关既不向民营工业充分供应原材料，在收购产品时又尽量压低价格，再加上苛捐杂税、通货膨胀、投机活跃，民营厂矿往往连简单再生产也难以维持，只得纷纷停产、倒闭。1943年，重庆871家民营工厂中，有270家停工减产。
国统区中一些比较安全或游资集中的地区，达官显要、发国难财者便争购土地。通货膨胀使土地成了购买者手中待价而沽的奇货，他们任随土地荒芜。1941年开始实行的田赋征实和粮食征购、征借的政策，使农民不胜负担，农业生产十分困难，如1942年四川稻田每亩的收获量平均为4石，而被征实、征购、征借去的却达2．38石，这还不包括苛捐杂税，摊派和浮收中饱。国民党政府的专卖政策和统购统销政策，对农业生产的摧残更加严重。如四川省原来年产桐油50万担，实行统制后便几乎停产；陕西关中地区原来年产棉花110万担，到1942年减至30万担，1943年只剩下了20万担。除此以外，各地还经常发生严重的天灾。所有这些，使得国统区的农业生产严重衰败，大批农民破产。
国民党政府战前的主要财政收入，除田赋之外，就是关税、盐税和统税。抗战开始后沿海沿江地区沦陷，三税的收入大为减少，而军费却在增加，巨大的财政赤字全靠发行钞票来弥补。据1946年公布的材料，抗战八年国民党政府共发行了纸币103190亿元（实际上远远不止此数），为战前发行数14．1亿元的7300倍。恶性通货膨胀、商业投机，造成了物价如脱缰的野马，使工农业生产陷入一片混乱。
抗战期间，四大家族官僚资本假借抗战名义实行的垄断和巧取豪夺，使国民经济遭受到严重破坏，人民生活日益穷困，从而激化了国民党政府与人民的矛盾，加剧了国统区的政治、经济危机。
国民党的“宪政”骗局与人民的民主运动
国民党政府对“大后方”的政治统治，除了法西斯专政的一手以外，还有以“宪政”进行欺骗的另一手。
1939年9月，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四次会议召开。国民党的19个参政员突然提出一项提案，“请政府遵照中国国民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决议案定期召集国民大会制定宪法开始宪政”。在会上同时提出关于宪政提案的还有共产党、第三党、青年党、国社党、职教派等的参政员。
高唱“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的国民党怎么会忽然大彻大悟、主张民主了呢？原来在这次会议以前，资产阶级政党的一些参政员对抗战以来国民党的独裁专横从焦虑发展到不满，认为只有用宪政才能“根本治疗”，于是相约在国民参政会上提出实施宪政的提案。国民党在会前掌握了这一动向，感到对于宪政的要求“没有反对之余地”，于是索性“抢先一步”， 主动由19名参政员提出上述提案。国民参政会通过了关于宪政的提案。同年11月，国民党五届六中全会也作出了于次年11月12日召开国民大会制定宪法的决定。
于是在国民党统治区，宪政运动热烈开展起来。在重庆，张澜、沈钧儒等参政员发起的宪政座谈会举行了8次，并筹备成立了宪政促进会。成都举行了国民宪政座谈会、川康建设宪政期成座谈会。云南、广西、广东、安徽等省也分别成立了要求实行宪政的各种群众性机构或举行各种集会。1939年11月，在宪政运动的高潮中，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发起成立了持第三者立场的“统一建国同志会”。
但是，国民党关于宪政的许诺只不过是一场骗局。当各地宪政运动兴起后，国民党的一些文人墨客便纷纷叫嚷：“宪政不但不是党治之结束，相反正是党治之开始”，宪政时期“自然是以国民党治国”。国民党中宣部发出指示，竟说“宪政实施后，继续进行训政未完成的工作”。为扑灭各地纷纷举行的宪政集会，国民党中央于1940年4月18日通过了《宪政问题集会结社言论暂行办法》，作出了种种无理的规定，并威胁“有反对宪政及违背三民主义而曲解宪政者应一律取缔之”。 国民党特务甚至公然对各地的宪政座谈会以卑劣手段进行破坏。
宪政运动在历时一年后走向沉寂。
皖南事变前后，国民党顽固派在对共产党实行军事压迫的同时，也对各资产阶级党派及团体肆行政治高压，使他们开始认识到为了本阶级的存在与发展，有团结起来成立第三种政党的必要。于是，民族资产阶级政治代表人物黄炎培、梁漱溟、左舜生、张君劢等在原来的统一建国同志会的基础上，于1941年3月，在重庆成立了由第三党、国家社会党、中国青年党、中华职业教育社、乡村建设派参加的中国民主政团同盟，（1942年又同意救国会加入），推选黄炎培为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左舜生为总书记，章伯钧为组织部长，罗隆基为宣传部长。中国民主政团同盟成为中国政治舞台上介于国共两党之间、以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为目标的中间政党。1944年9月，民主政团同盟取消“政团”二字，吸收无党派民主人士参加，改名中国民主同盟。
1943年以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前景越来越光明，而在中国“大后方”，政治上却越来越黑暗。国民党政府的倒行逆施，造成国统区民生凋敝、民怨沸腾、民变蜂起。国统区人民反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斗争，和民族资产阶级政党要求实现资产阶级民主的运动相呼应，汇成一股冲击国民党专制制度的强大力量。
国统区工人生活极端贫困。四大家族经济垄断造成民营工厂中大批工人失业。1944年重庆市就有失业的纺织工人4万多人。云南个旧锡矿等失业的工人达到十几万。工人生活陷于绝境，不得不纷纷起来反抗。这年11月初，成都人力车工人为了抗议国民党特务行凶打死工人，举行了罢工。1945年2月，重庆电力公司工人胡世合因为制止国民党特务偷电，被特务开枪打死。此事激怒了重庆工人和各阶层人士，有20万人举行了大规模的游行示威，迫使国民党政府将凶手枪毙。这次直接反对国民党特务暴行的斗争所取得的胜利，鼓舞了各阶层人民争取民主的信心。
国统区农民由于国民党政府横征暴敛，地主、高利贷者盘剥，再加上天灾相继，许多人卖儿鬻女，逃亡他乡，处境更加悲惨。河南、湖南、贵州、陕西、四川等省，先后发生农民暴动。1944年7月，河南桐柏、唐河、确山、沁阳、信阳和湖北随县、应山等地的农民，因为反抗“不抗日、专害民”的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有5000人惨遭杀害，激起了数万农民的暴动。他们一举解除了汤恩伯部一个师的武装，提出了“反对不抗日的军队”“反对军队派勒壮丁”等口号，并组织了自卫军。湘西农民为了反抗国民党军队无故残杀人民，也曾一度攻占大庸县城，后来撤到湘鄂川边区，与国民党军队进行长期的斗争。1944年9月，新疆维吾尔族和哈萨克族人民，为了反抗国民党反动统治而举行武装起义。此外，贵州也有农民一万多人举行起义，一度攻占三都县城，收缴了二三千支枪械。所有这些官逼民反的情况，充分显示出国统区人民与国民党反动统治之间的尖锐矛盾。
在国内阶级矛盾十分激烈的政治背景下，1944年1月，民主宪政运动再度活跃起来。从1月到5月，重庆、成都、桂林等地陆续召开宪政讨论会。5月，民盟发表对时局的主张，指责国民党排斥异己、拒绝民主。6月，国民党民主派李济深、柳亚子等，在广西成立“抗日动员宣传工作委员会”和“桂林文化界抗战工作协会”，提出动员民众、坚持抗战、铲除失败主义的主张，得到成都、重庆、昆明各界人士的响应。在成都的民主人士张澜等，倡议成立“民主宪政促进会”，提出实行民主改革的要求。在重庆的各界人士郭沫若、沈钧儒、陶行知等，也通电支持广西文化界提出的主张。在昆明的一些大学教授如李公朴、闻一多等，创办《自由论坛》，抨击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统治，黄炎培、张志让、周谷城等出席在复旦大学宪政研会所召开的会议上，黄炎培指出，民主宪政必须成为一个大的运动，我们自己不动，休想别人把礼物送上门。
国统区各阶层人民的爱国民主运动，随着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军事危机的加深而日益发展。中国共产党坚决支持并领导了这一运动。
1944年9月15日，中国共产党代表林伯渠，在重庆向三届三次国民参政会正式提出召集各党派、各人民团体紧急国事会议，商讨废除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建议。10月10日，周恩来发表《如何解决》的演讲，揭露国民党军事上的大溃败和政治、经济的严重危机，指出挽救危机、争取光明前途的途径在于立即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成立民主联合政府，驳斥了蒋介石“军令政令统一”的谬论，指出真正的统一应以民主为基础，而不是统一于国民党的一党专政。
中国共产党的这些主张，把各阶层人民的民主要求，引导到为了一个明确的政治目标而斗争，也赢得了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以及海外侨胞的热烈拥护。9月24日，重庆各界爱国民主人士和各党派代表董必武、张澜、沈钧儒、冯玉祥等500余人，集会要求实现民主，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10月10日，中国民主同盟发表《对抗战最后阶段的政治主张》，要求结束国民党一党专政，建立各党派的联合政权。到1945年春，国统区人民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爱国民主运动的声势越来越大。5月4日，昆明学生1万多人举行大示威，高喊“立即停止一党专政”“取消特务组织”和“组织联合政府”的口号。国统区的爱国民主运动，逐步走向高潮。
在广大人民普遍要求成立民主联合政府的声势下，蒋介石不得不变换手法。早在1945年元旦发表的文告中，他就宣称不必等到抗战结束，只要军事形势稳定，反攻基础确立，最后胜利更有把握的时候，就可以“召开国民大会”，“归政于全国的国民” 。但是，他这种“实行宪政”的骗局，很快就被他自己的行动所揭穿。3月1日，蒋介石在“宪政实施协进会”上发表演说，说他所谓的“还政于民”，“只能还政于全国民众代表的国民大会，不能还政于各党各派的党派会议，或其他联合政府。” 说什么组织联合政府“其结果必使抗战崩溃革命失败，将使国家引起可怖的变乱。” 他还阴谋消灭抗日民主政权，扬言要限期取消“五分之四”的人民抗日武装力量。以上情况表明，在抗日战争的最后阶段，围绕着联合政府问题，民主势力与专制势力的斗争尖锐起来了，进步力量以中国共产党为核心，正在积极地进行聚集。
豫湘桂大溃败
1944年初，同盟国在世界各地的战场上占据了优势，美国增强太平洋地区的海军和空军力量后，已切断了日本与南洋的交通线。日本为了应付太平洋地区出现的不利形势，救援侵入南洋的日军，急需打通从中国东北到越南的大陆交通线，把中国大陆作为它进行垂死挣扎的基地。于是，日军拼凑了13个师团约50万人的兵力，向国民党战场的河南、湖南、广西，依次发动攻势。日军称之为“一号作战”。中国军队称为“豫湘桂战役”。
日军在进攻河南之前，向各战略要地增兵，并加紧修复铁路和桥梁。所有这些动向，八路军曾及时向国民党军队通报，可是他们未作任何防备。1944年4月18日，日军纠集了5万余人、116辆坦克，从豫东中牟越过黄泛区发起河南战役。驻守河南的第一战区汤恩伯集团军等部的兵力共有近50万人，却不战而退，使郑州、洛阳等45座城市相继丢失。河南战役进行了约5周，国民党军队被歼20万人，日军打通了平汉路。
5月下旬，日军集结10万兵力，从洞庭湖两侧向湖南进犯。由薛岳指挥的国民党军队数量上三倍于敌，却未作坚决抵抗，当日军涌向长沙时，中国守军丧失作战意志，弃城而逃。6月18日，长沙沦陷。日军乘胜进攻衡阳。中国守军作了认真抵抗，先后挫败敌两次进攻。8月初，日军第三次猛攻，仍未得手，守军军长方先觉却突然下令放下武器。长衡会战的失败，使战略后方广西大门洞开。
8月中旬，日军开始沿湘桂线进犯。早在6月份，广西就已陷入一片混乱。9月，日军进入广西境内，国民党军队9个军望风溃散。11月10日，两股日军同日占领桂林、柳州。24日又打下南宁。12月2日打到黔桂铁路终点贵州独山。四川受到威胁，国民党政府的高级官员纷纷准备逃难。但由于日军发动“桂柳作战”的目标是在捕捉中国军队主力。当中国军队从广西退走后，日军因“兵力及后方补给关系”，“不得不以黔桂铁道之终点之独山为追击之终点”。
在豫湘桂战役的短短8个月时间里，国民党军队一共损失兵力50—60万人，河南、湖南、广西、广东四省的大部分和贵州省的一部分弃守，郑州、洛阳、长沙、衡阳、桂林、南宁等100余座大小城市相继沦陷，7个空军基地和36个飞机场沦入敌手，共计丧失了20多万平方公里的国土，使6000多万人民，陷于日军铁蹄之下。
豫湘桂战役的大溃败，彻底暴露出国民党政府政治、经济制度和军队的黑暗与腐败，也是它多年来执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政策的必然结果。
大后方进步文化的抗争
皖南事变以来，国民党顽固派更加露骨地推行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政策，对文化事业实行的高压政策和专制主义也日益加强。如1944年颁布的《修正图书杂志剧本送审通知》《出版品审查法规与禁载标准》等反动法令，剥夺了一切进步文化活动的自由。国民党顽固派用野蛮的书报检查，来控制新闻出版，直至封闭报馆与书店，查禁书刊，派特务监视、逮捕、杀害革命的进步的作家。邹韬奋经营的生活书店，在全国有55个分店，除了重庆生活书店以外，其余全部被勒令关闭，邹韬奋本人也因受迫害而于1941年3月秘密前往香港。国统区革命、进步的作家。在“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领导下，同国民党的法西斯专制统治进行抗争，在受折磨、受摧残的艰苦环境里，为进步的文化事业作斗争。
中国共产党在重庆的《新华日报》，不顾国民党的公开威胁、流氓破坏、拘捕报贩、撕毁报纸等种种迫害，对国民党反动文化政策，进行勇敢地揭露。1943年11月，当国民党顽固派用“民族文化建设运动周”的形式，宣扬封建法西斯文化思想时，《新华日报》根据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的精神，发表了题为《文化建设的先决条件》的社论，指出今天所要建设的，是为了占人口90％以上的人民大众的文化，驳斥了国民党顽固派反动的“民族文化论”。1944年元旦，《新华日报》又以《毛泽东同志对文艺问题的意见》为题，摘要发表了《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4月，中共中央派何其芳、刘白羽从延安到重庆，向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传达《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重庆、上海、香港等地革命的进步的文艺工作者，随之展开了学习活动。解放区的许多优秀文艺作品，如《兄妹开荒》《白毛女》《小二黑结婚》等，也相继传入国统区，使国统区文艺工作者深受鼓舞，得到了启示，也加深了对自己使命的认识。
从1941年到1945年，国统区文化界还对一些著名作家如鲁迅、郭沫若、茅盾、老舍分别进行纪念或庆祝活动，总结经验，增强团结，推进进步文艺事业的发展。1944年国民党战场上的豫湘桂大溃败，使国统区文化界更加看清了国民党统治的反动和腐朽，强烈地喊出了要求民主的呼声，纷纷用讲演会或座谈会的形式，对国民党反动统治的罪行进行抨击。他们通过《中原》《文学创作》《青年文艺》《文学月报》《现代周刊》等刊物，与国民党展开针锋相对的斗争。1944年5月，当国民党召开五届十二中全会时，重庆文化界知名人士78人签名发表宣言，要求国民党取消对图书杂志和戏剧演出的审查制度。郭沫若发表了《为革命的民权而呼吁》一文，要求思想言论的自由、学术研究的自由和文艺创作的自由。1945年2月，在爱国民主运动的高潮中，重庆文化界人士300多人联名发表由郭沫若起草的《文化界时局进言》，揭露国民党在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各方面的反动政策，要求废除“一切限制人民活动之法令”，号召“全国人士敞开胸襟，把专制时代的一切陈根腐蒂打扫干净”，迎接“民主胜利的光明的前途”。1945年，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第六届年会规定5月4日为“文艺节”，号召文艺工作者发扬五四精神，与人民相结合，反对封建法西斯势力，为实现民族解放和民主自由而斗争。许多作家都积极投身于爱国民主运动之中，运用各种形式的作品，为现实斗争服务，推动了这一运动的发展。
在各种文艺形式中，戏剧创作是当时国统区文艺创作中最活跃的部门，其中话剧创作尤为突出，有力地配合了现实斗争。由于国民党顽固派的高压政策，国统区的作家不得不从历史题材方面求得发展。1941年至1944年，郭沫若写了《棠棣之花》《屈原》《虎符》《高渐离》《孔雀胆》《南冠草》六部历史剧；阳翰笙写了《草莽英雄》；欧阳予倩写了《忠王李秀成》；阿英写了《碧血花》《海国英雄》等许多优秀历史剧目，形成了借古讽今的历史剧的大繁荣。现实题材的戏剧，如茅盾的《清明前后》，夏衍的《法西斯细菌》《芳草天涯》，陈白尘的《岁寒图》和《升官图》，洪深的《鸡鸣早看天》等，也都从不同角度，揭露了国民党的法西斯统治，讴歌了广大人民的反抗斗争。其中《岁寒图》是通过叙述一名医生防痨计划的失败，来表现抗战后期国统区的黑暗腐败和知识分子的凄苦命运。三幕讽刺喜剧《升官图》，则假托两个强盗升官、发财的美梦，来揭露国民党官僚社会的丑恶，并极力加以抨击与讽刺。
国统区的作家冲破国民党高压政策，在小说创作中取得了许多成就。茅盾的《腐蚀》深刻揭露了国民党统治的本质。沙汀的三部长篇小说《淘金记》《困兽记》和《还乡记》，通过对四川农村生活的描述，暴露国民党统治下社会基层的深刻矛盾和腐败现象，预示出国民党反动统治的必将崩溃。此外，巴金的《寒夜》，老舍的《四世同堂》，艾芜的《山野》，黄谷柳的《虾球传》，张天翼的《华威先生》，也都真实地反映了国民党统治区的社会现实。
国统区的进步诗歌创作也十分活跃。郭沫若《战声集》中的诗作，艾青的《向太阳》，田间的《给战斗者》等，均负盛名。大后方还出现了别具一格的政治讽刺诗，以强烈的政治色彩，犀利的笔锋，讽刺国民党的黑暗腐败，如“阿Q掮枪打东洋，一鞠躬，二鞠躬，吓得东洋投了降”的诗句，对国民党顽固派消极抗日、积极反共的嘴脸作了入木三分的勾画。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党统治区的一些带有中间性的报刊，逐渐从对国民党顽固派保持相当距离的态度在不同程度上转向争取民主的斗争态度。在地方实力派的报纸中，成都的《华西日报》和《华西晚报》，西安的《秦风工商日报联合版》，都是如此。重庆《新民报》以发表《延安一月》为标志开始采取中间偏左的立场。这些报刊往往以第三者的身份评说时事，态度客观，在中间群众中有相当大的影响。中共中央南方局领导下的《新华日报》常常转载它们的有利于推动抗战和民主的报道和文章，为这些中间报刊引导着方向，从而削弱了国民党御用报刊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