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1年12月8日，日本偷袭珍珠港成功，太平洋战争爆发。太平洋战争的爆发，给中国战场以重大影响，在亚洲承担着抗击日军主力的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成为整个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于日本侵华战略的改变，中国的战局也随之发生变化。
太平洋战争爆发与中国战局
1941年11月26日午后6时，日本一支以6艘航空母舰为中心，包括2艘护卫舰、3艘巡洋舰、9艘驱逐舰和30艘潜艇的特遣舰队，悄悄地从择捉岛出发开向夏威夷。12月8日拂晓，到达夏威夷海面的日本舰队袭击了美国的海军基地珍珠港，击沉击伤了美国包括8艘主力舰在内的大型舰只19艘，击毁击伤飞机230架，美国的太平洋舰队受到了毁灭性的打击。同一天，日本的陆军部队在马来半岛北部的宋卡（今泰国南部）和哥达巴鲁（今马来西亚境内，与泰国接壤处）登陆，袭击了英国在太平洋的战略基地新加坡。此外，菲律宾、关岛、香港也同时受到日军攻击。由此，太平洋战争爆发。战争很快扩大到东起夏威夷，西至新加坡的太平洋2／3的洋面上。在战争的最初半年内，日军的战略进攻颇为得手，占领了它在太平洋地区所预定要占的一切地方：菲律宾、泰国、马来亚、新加坡、印度尼西亚、缅甸、香港地区、美国在西太平洋的军事基地关岛、威克岛、西南太平洋的俾斯麦群岛、新爱尔兰群岛、新不列颠群岛、中所罗门群岛大部、吉尔伯特群岛以及新几内亚部分地区。太平洋“转瞬间变成了‘新日本海’”。
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使第二次世界大战发展到最大规模，欧亚美许多国家纷纷对日宣战，已经和日本交战4年半之久的国民党政府也于12月9日正式对日宣战。经罗斯福提议，1942年元旦，苏、美、英、中等26个国家在华盛顿签署了一个联合宣言。这个宣言以罗斯福与丘吉尔于1941年8月14日所发表的联合宣言（即大西洋宪章）为基础，签字国政府保证互相援助，使用它们的全部军事资源和经济资源来反对轴心国，决不与轴心国缔结单独停战协定或和约。国际反法西斯战线由此形成并不断发展。
太平洋战争促使英美正式与中国结盟，支援中国抗战。1942年1月，根据美、英、荷等国提议，成立中国战区，其范围包括中国、安南（今越南）、泰国等联合国家军队可以到达的地区，以蒋介石为中国战区统帅。对日本来说，发动太平洋战争是为了实现它于1940年8月正式提出的建立“大东亚共荣圈”的狂妄野心。但是，尽管日本在太平洋战争中初战告捷，而最关紧要的中国方面的战争，却全然没有解决的苗头。因此，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军的战略重点仍然在中国，中国战场成为整个太平洋战争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承担着抗击日军主力的任务。日军为扩大侵略战争，进一步扩充其兵力，到1941年底，总兵力已扩大到240余万人，除海军主力用于南进、小部分用于中国外，其210万的陆军兵力中，用于南进的“南方军”约40万，在中国东北的“关东军”约70万，在华北、华中、华南的“中国派遣军”约60万，在其本土的不足40万。这样，日本总兵力的55％以上，陆军兵力的60％以上被牵制在中国，其在华兵力相当于南进兵力的3倍。1943年，日军为抵抗盟军反攻，保住它在太平洋和东南亚的占领区，从而将南方军的陆军兵力由开始时的11个师团增加到20多个师团，尽管如此，侵华日军仍然保持着38个师团又20个独立旅团的兵力，与南方军比较，约多出一倍。罗斯福曾对他的儿子说：“假如没有中国，假如中国被打垮了，你想一想有多少师团的日本兵可以因此调到其他方面来作战？他们可以马上打下澳洲，打下印度——他们可以毫不花力气地把这些地区打下来，他们并且可以一直冲向中东……和德国配合起来，举行一个大规模的夹攻。”
日本认为，随着太平洋战争的爆发，中国事变的性质必将发生变化，它的对华作战已经成为其整个太平洋作战的一部分，因此，日本的对华政策也有改变。侵华日军一面继续执行“大持久战”战略，确保其占领区，一面积极配合它整个“大东亚战争”（日本称太平洋战争为大东亚战争）的行动。这一变化，对中国战局产生了重大影响。
在敌后战场，日军更加强调它的“以战养战”政策，企图把占领区建成“大东亚战争”的后方基地。因此，在1941年和1942年，日军对敌后抗日根据地进行了更加频繁、更加残酷的“扫荡”，实行野蛮的“三光政策”。
在正面战场，日军遵循其“大持久战”战略方针，一般不进行大的作战，但从整个太平洋战局的考虑出发，也实施了一些较大规模的进攻。1941年12月8日，日军向它认为是美英在远东的三大根据地之一的香港发动攻击，把占领香港作为“南方攻略作战之一环”，经过18天作战，英军被迫投降。在进攻香港的同时，为牵制中国军队不使南下，12月14日，日军发动了第三次长沙会战。经国民党第九战区反击后，于1942年1月15日撤退到新墙河以北地区。1942年4月18日，美军飞机从部署在太平洋的航空母舰上起飞，首次轰炸日本本土东京、神户、名古屋等地，返航至中国浙江境内的机场降落，这引起了日本方面的严重不安。为了破坏盟国空军以中国机场为基地再次轰炸日本本土，减轻日本本土被空袭的压力，日本大本营遂令侵华日军发起浙赣战役。从1942年5月至7月，日军打通了浙赣铁路，8月，彻底破坏了衢县、丽水、玉山等地的中国机场及附属设施。浙赣战役后，日军除进行了鄂西和常德作战外，对国民党军再没有大的进攻。在正面战场上，国民党军与日军基本处于互不相扰的休战状态。
太平洋战争使中国人民的抗日斗争和世界各国人民的反法西斯斗争汇合在一起。中国在世界范围内最早开辟反法西斯战争的战场，并始终抗击着日军的主力，消耗了日军的大部军事力量，既牵制着日军，使之不能北攻苏联，又减轻了日军对太平洋战场上各同盟国的压力。由于中国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牵制、打击和消耗，加速了同盟国的胜利，同时，中国的抗日战争也因有利的国际条件而加速了胜利的进程。
“治安强化”与“清乡”
“连日中战争都无法对付的日本，根本没有独立进行大东亚战争的自信，也没有能力。” 因此，日本在孤注一掷地发动太平洋战争的同时，必然要加强对其已占领区域的控制以支持这场战争，尤其是对中国的华北。日本为了从军事、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控制华北，加紧了对华北的进攻，推行残暴的“治安强化运动”。太平洋战争爆发后，日本明确提出了“完成大东亚兵站基地，建立华北参战体制”的方针。
所谓“治安强化运动”是对1939年1月开始推行的“治安肃正”运动的继续。日本把华北划分为“治安区”（即敌占区）、“准治安区”（即敌我争夺的游击区）、“非治安区”（即解放区）三种地区，对这三种地区分别采取不同的手段实行统治和进攻。在“治安区”内，日军以“清乡”为主，强化保甲制度，组织“自卫团”，建立情报网，实行奴化教育，掠夺粮食等物资，进行严密的殖民统治，以达到其封锁抗日根据地的目的；在“准治安区”内，日军以蚕食为主，以武装和特务结合，恐怖与怀柔兼施，建立伪政权，平毁村庄，残酷地制造“无人区”，以分割抗日游击区；在“非治安区”内，日军以“扫荡”为主，他们对根据地采取“铁环合围阵”“驻剿”“清剿”“反复奇袭”和“奔袭”等战术连续进行“扫荡”，实行残酷的杀光、烧光、抢光的“三光政策”，以摧毁抗日根据地。从1941年3月到1942年12月，日军先后五次在华北进行“治安强化运动”。第一次是从1941年3月底到4月，第二次是从同年7月到9月，这两次是以整顿内部、发展伪军、增设据点、封锁交通为主要内容；第三次是从1941年11月到12月，这时，由于太平洋战争已经爆发，其内容主要是在敌占区和游击区进行经济掠夺，推行“配给制”，实行经济封锁；第四次从1942年3月到6月，以“解放东亚”“剿共自卫”“勤俭增产”为目标；第五次从1942年10月到12月，以所谓“建设华北和完成大东亚战争、剿灭共产党和肃清思想、确保农产和降低物价、改善生活和安定民生”为目标。
日军在推行“治安强化运动”时，加紧实行残酷的“三光”政策。日本华北派遣军向在山西中部扫荡的日军下达了这样的命令：“这次作战目的，与过去完全相异，乃是在于求得完全歼灭八路军及八路军根据地内的人民，因此凡是敌人区域内的人，不问男女老幼，应全部杀死，所有房屋，应一律烧毁，所有粮秣，其不能搬运的，亦一律烧毁，锅碗要一律打碎，井要一律埋死或投下毒药。”1941年，日军在冀东制造了潘家峪惨案，全村1537人中有1230人被杀害，有33户被杀绝，除起早出村赶集的人外，冲出敌人魔掌的只有100多人。全村的财物被抢劫一空，1100多间房屋化为灰烬。1941年8月，敌酋冈村宁次亲率10万兵力，分13路对晋察冀根据地的北岳区进行规模空前的大“扫荡”，采用所谓“铁壁合围”“梳篦式清剿”和“马蹄形堡垒线”等战术，并且使用了伞兵和毒气。在这次大扫荡中，敌人烧毁房屋15万多间，粮食5800万斤，摧残牲畜1万多头，杀害群众4500多人，抓走17000多人，逮捕与杀害抗日干部600多人。据1946年1月和2月的延安《解放日报》揭露，十四年抗战中，仅晋绥、晋察冀、冀鲁豫、冀热辽、太行、山东、淮海、苏皖等8个根据地的不完全统计，这些地区被日军屠杀的人民共达304万多人，被抢、被焚的粮食（不包括太行山）达6．17亿石，被烧毁的房屋共达1780多万间，单山东的鲁南区，就有3242个村庄被烧毁，在晋冀鲁豫边区，因日军施放毒气和撒放细菌而患病的人数约达1200万。
日军推行的“治安强化运动”和残酷的“三光”政策，使华北地区的抗日斗争处于极端紧张、极端艰苦的境地，根据地不断缩小，有的变为游击区，有的完全失去。日华北侵略军参谋长安达十三在1942年10月间宣称：华北碉堡已新筑成7700余个，遮断壕也修成11860公里之长，实为起自山海关经张家口至宁夏的万里长城的6倍，地球外围的1／4。在晋察冀军区，至1942年6月，冀中根据地已被日军分割为2670个小块，在8000个村庄的6万平方公里土地上，敌人共建据点和碉堡1635个，修公路6182里，挖封锁沟3538里，碉堡星罗棋布，公路密如蛛网，封锁沟纵横交错，冀中根据地完全处于敌人的严密封锁和控制之下，遂变为游击区，有些地区完全变为敌占区。在冀东，日军把根据地分割为20余块进行分区“清剿”。在古北口至山海关一带，敌人采取“集家并村”的政策，制造了东西700里，南北80余里的“无人区”，强迫世代生息劳动在这里的居民搬到指定的山沟里集中居住，周围筑起一丈多高的围墙，不准在十里以外的田地上种庄稼，在这种“人圈”内，敌人经常肆意捕人，严刑逼供，滥加杀害。在“人圈”四周的无人区内，敌人则派出快速部队，反复搜索，逢人就杀，见屋就烧，遇牲口、财物就抢，只有4个小村落的冀东马尾沟，就被敌人反复烧杀14次，70户人家被惨杀了大半，冀东区的抗日军民处于异常艰难的环境之中。
面对如此严重的局面，各抗日根据地的军民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对敌人展开了积极的顽强的反“扫荡”、反蚕食和反封锁斗争，经过了万余次的战斗，打击了日军，粉碎了敌人的五次“治安强化运动”，坚持了抗日斗争。在冀中，1940年到1941年的一年内，八路军主力部队共作战1265次，毙伤俘日伪18667人，冀中人民广泛地开展地雷战、地道战等多种作战形式，有力地配合了主力部队的作战，军民协作，予蚕食进攻之敌以有力打击。在晋绥边区，1941年和1942年两年间，敌人“扫荡”达390天。晋绥八路军作战3000余次，有力打击了敌人的蚕食。
在反“扫荡”、反蚕食、反封锁中，抗日军民创造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有名的“狼牙山五壮士”就是其中之一。在斗争中，八路军的高级将领都身先士卒，站在残酷斗争的最前线，八路军副总参谋长左权，就是在山西辽县（今为左权县）指挥突围战斗中光荣牺牲的。朱德在悼念左权的诗中写道：“名将以身殉国家，愿拼热血卫吾华；太行浩气传千古，留得清漳吐血花。”
在华北日军进行“治安强化运动”的同时，华中日军推行了一场“清乡”运动。1941年3月，在南京成立了以汪精卫为委员长的“清乡委员会”。其“清乡”步骤包括“军事清乡”“政治清乡”“经济清乡”“思想清乡”四步。华中抗日军民进行了英勇顽强的反清乡斗争。在苏中区，当日伪调集竹、木建造封锁墙时，新四军当即组织军民进行破击，仅1943年4、5两个月中，苏中区参加破击的人民群众达几十万人，烧毁竹竿500万根以上。在这同时，抗日群众粉碎了日伪编查保甲、组织“爱乡会”“反共自卫团”等政治清乡阴谋。新四军主力部队则在外线进行策应作战。1943年一年中，新四军一师在苏中战场上同日伪作战614次，毙伤敌伪15000余名，俘11900余名，取得了反“清乡”斗争的重大胜利。
美国与中国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与日本直接发生武装冲突，美国从其自身的利益和“亚洲战略”出发，改变了它的对华政策。在中国抗战爆发初期，美国采取的是“中立”观战、姑息日本侵略中国的政策。太平洋战争爆发前夕，日本逐渐把矛头伸向太平洋区域，导致了美日之间的尖锐对立和远东慕尼黑阴谋的破产。美国为了牵制日本的“南进”，开始执行以华制日的政策，“帮助中国使之成为不断缠住日本和消耗日本力量的地方”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为了迅速阻止日本的侵略扩张，利用中国作为一股抗击日本的巨大力量，它再次调整了对华政策，从以华制日转变为与中国结盟、联合抗日，采取了“一项旨在积极援助和支持蒋委员长的国民党政权的政策” ，希望通过援助使蒋介石强有力地抗击日本，为此，在经济、军事、政治方面采取了一系列的措施。
在经济上，美国断绝了与日本及其傀儡政权的往来，给日本脆弱的战时经济以致命打击，同时，加速了对国民党政府的经济援助。仅1942年1月，美国就给国民党政府提供了5亿美元的财政贷款，这笔贷款为1938年至1941年历次贷款总额的一倍多。除财政贷款外，美国把它1941年3月通过的《租借法案》引入中国，于1942年6月初签订了《抵抗侵略互助协定》，承诺拨给国民党政府87亿美元的军用物资以支持中国抗战。
在军事上，美国迅速扩大了对中国的援助，到1943年底，美国给予中国的租借军事援助达2．01亿美元。罗斯福并根据马歇尔的推荐，任命史迪威为中国战区美军司令官兼蒋介石的参谋长。美国还帮助中国空中力量的发展。1940年，中国空军仅有各式飞机61架，而日本在华飞机有800多架。1941年夏天，罗斯福曾派以克莱格特少将为首的美空军使团来华，筹划在中国建立空军基地和帮助中国训练空军等事宜。美国并允许预备役航空人员退出美国空军，参加赴华的美国志愿航空队。 这年8月，由110名美国飞行员、150名机械师组成的“中国空军美国志愿大队”正式成立，蒋介石任命陈纳德为大队长，下辖三个歼击机中队。1942年7月，志愿航空队奉命编入美国空军现役，成立了驻华空军特遣队。1943年正式编成美空军第十四航空队，陈纳德任少将司令官，拥有各种作战飞机、轰炸机达数百架，空军人员占在华美军人数的一半以上。那时，中、美空军共同使用的第一线野战机场有南雄、柳州、桂林、遂川、赣州、衡阳、邵阳、芷江、老河口、恩施、新郑、西安、汉中等处，美空军还在成都部署了当时被称为空中堡垒的B—29型战略轰炸机。从这些基地上起飞的中、美机群，经常袭击日军战役纵深与战略纵深内的重要军事目标，远至日本本土、台湾地区和在海上航行的日本船舰。从1943年下半年起，日军丧失了在中国战区的空中优势。
1942年春，罗斯福接受了宋子文的建议，开辟了一条起于印度东北，经喜马拉雅山，终于昆明的长达700英里的航空线。在日本占领缅甸期间，美国就是依靠这条航空线向中国运送物资，称为“驼峰运输”。自1942年开始，援助的物资逐渐增加，从每月两千吨增加至四五千吨，以后达到一万吨以上。
在政治上，美国也采取了一些异乎寻常的措施。1942年10月，美英同意放弃在中国的治外法权。1943年1月11日，中美、中英签订了《关于取消美国在华领事裁判权及处理有关问题之条约与换文》和《中英关于取消英国在华治外法权及其有关特权条约与换文》，表示要放弃过去不平等条约给予的特权。对此，中国报刊纷纷发表评论，把它誉为中美、中英关系的新纪元。延安《解放日报》的社论指出：“英美正式宣布废除在华特权，这不仅是关系我国的一件大事，而且表现盟国间更进一步的真诚合作，为将来的世界永久和平奠定了一块基石。” 12月17日，美国国会通过了罗斯福的提议，废除了1882年美国制定的禁止华侨入境、迫害华侨的排华法案。
与此同时，美国出于自身的战略考虑，极力主张承认中国为世界四强国之一。1943年11月，在德黑兰会议上，罗斯福对斯大林说，中国人应当参加四大国的莫斯科宣言，因为“毕竟中国是一个有四亿人民的国家，把他们当作朋友，总比当作一个潜在的麻烦来源要好一些。” 同月，罗斯福不顾丘吉尔的反对，坚持邀请中国参加开罗会议，讨论在远东的对日作战问题。12月1日发表的《开罗宣言》，规定：“日本用武力从中国夺去的中国东北四省、台湾和澎湖列岛，战后必须归还中国。” 开罗会议把中国的大国地位写进了会议文件，指出：“中国应取得它作为四强之一的地位，并以平等的地位参加四强小组机构并参与制订该机构的一切决定。” 这是中国大国地位得到正式确认的标志。开罗会议承认了中国人民在反法西斯战争中的伟大作用，剥夺了日本侵略中国的特权，受到了中国人民和世界人民的赞扬。国民党当局后来在论及中国成为四强之一的原因时说：“当时加盟的26国中，能动员五百万以上兵员的国家，除英美苏三国外，只有中国，所以中国被称为四强之一。”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国对华政策的改变，对于增强中国的抗战能力，打败日本帝国主义是起了积极作用的。但是，美国既把“中国当作在远东对付苏联的一种可能的平衡力量” ，又希望中国帮助美国“遏制日本”，尽力维持中国战场的存在，使日本主力在中国继续进行自我消灭的无指望的战争，美国对华政策的利己主义本质使其援华的积极作用受到了极大的限制。特别是美国的只承认国民党、不承认共产党的扶蒋防共政策的执行，这一政策引起了当时以史迪威、高斯、戴维斯、谢伟思为代表的美国驻华外交官的严重关注和不安，他们深入研究了中国的战时政治，向罗斯福政府写了大量的报告，建议美国政府修改其片面支持蒋介石的政策，主张对中国共产党采取“开放政策”，为的是使美国的对华政策“有明智的方向” ，然而，这些报告在1943年底以前，对美国政府并未产生多大的影响。1944年开始，由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军事力量日益强大，解放区战场频频发起了对日反攻，美国越来越注意到中国共产党的力量，这才试图调整它的对华政策，由只承认国民党逐渐地变为支持国共两党合作，组成联合政府。但到抗战胜利前夕，罗斯福不愿承担“失去中国”的责任，因而再次调整他的对华政策，由扶蒋联共倒退到扶蒋反共政策，而这个反动政策的具体执行者就是赫尔利。
中国远征军入缅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不久，日本空军于12月23日第一次空袭了仰光。1942年1月从泰国边境进入缅甸。英国政府要求中国派兵入缅助战。国民党政府随即派遣第五、第六两军陆续进入缅境。
蒋介石政府派兵入缅助战，是出于中国战场的战略需要。缅甸的仰光，是战时中国赖以从盟国取得支援物资的唯一海港。进入缅甸的中国军队编为中国远征军第一路，罗卓英、杜聿明任正、副司令长官，史迪威兼任总指挥，下辖三个军：杜聿明的第五军（辖第二〇〇、第九十六、新编第二十二3个师）；甘丽初的第六军（辖第四十九、第九十三、第五十五3个师）；张轸的第六十六军（辖新编第三十八、第二十八、第二十九3个师）；全军10万人。中国远征军经过长途跋涉，于3月中旬到达前线，在环境非常艰苦的异国他乡，很快站住了脚跟，投入了战斗。
中国远征军入缅作战，原为协同英缅军保卫仰光。1942年3月8日仰光失守后，远征军就以地处缅甸中央、为南北交通枢纽的曼德勒作为守卫目标。日军占领仰光后，以6个师团的兵力分道进犯缅甸腹地：一路进犯普罗美英军阵地，一路由景迈东犯，一路沿铁路北犯，与中国远征军对峙于派育、同古一带。同古，是仰光到曼德勒铁路的要冲，驻守在此的中国远征军第五军第二〇〇师（师长戴安澜）于3月20日同日军展开了恶战。日军先以飞机滥炸，继以战车射击，并使用了毒气，接着就从南、西、北三面同时发动进攻，第二〇〇师官兵奋勇抵抗，与敌短兵相接，鏖战三日，战斗处于相持态势。这时，日军增援同古，杜聿明担心全军覆没，下令放弃同古，向西汤河东岸撤退。日军占领同古后继续北进，左翼经南伦向曼德勒迂回，切断中国军队的后方联络线，右翼突破普罗美，攻陷马格威，英缅军约7000人退守仁安羌。4月16日，日军集中兵力包围了仁安羌，防守在曼德勒的中国远征军第六十六军孙立人的新编第三十八师，奉命抽调唯一的装甲团兼程驰援，与围困仁安羌之敌激战两昼夜，歼灭日军1200余人，击溃日军第三十二师团主力，解了英缅军之围，孙立人因此得了英国勋章。
日军遭此挫败后，转而加强东线兵力，突破雷列姆，包抄腊戍，攻占了新维、八莫、龙陵等地，并于5月8日攻陷了缅北重镇密支那。中国军队见后路被阻，决定后撤。第二〇〇师在后撤途中与日军遭遇，仓促应战，师长戴安澜身先士卒，将士们奋勇拼杀，伤亡惨重，两个团只各剩下了一个营的兵力，戴安澜也身负重伤，最后牺牲在缅北孟关茅邦村，时年仅38岁。
中国远征军在后撤途中，由于指挥不统一，第六十六军的第三十八师和第五军的第二十二师由史迪威和罗卓英带领由缅西北进入印度的迪不鲁加尔（以后称为中国驻印军）；其他部分由蒋介石直接命令杜聿明突破封锁线，经南盘江梅苗、南坎返国，进入云南省。远征军在北撤途中，正值缅北雨季，气候炎热潮湿，加上沿途尽是崇山峻岭，野人山的森林蔽日如夜，蚊子成群，疟疾在军中迅速蔓延，官兵死亡累累，部队损失严重。据统计，在后撤途中因落伍、失踪、死于疾病及被追敌杀伤的人数比在战场上死伤的人数多数倍，其中第五军的42000人，在作战中死伤7300人，在后撤中却伤亡了14700人，仅存2万。10万之众的中国远征军至此只剩下4万余人，远征军分别撤退到印度和滇西后，重新加以整编，各自进行训练。
此时，日军不但占领了缅北，而且攻入我国云南西部的畹町、芒市、龙陵、腾冲等地，隔着怒江天险与中国军队对峙，严重威胁着昆明和大后方的安全。国民党政府决定重整旗鼓，再图反攻。1943年初，国民党政府以从缅甸回国的远征军为基础，又增派了一些部队，成立了滇西远征军，下辖第十一、第二十两个集团军，任命陈诚为司令长官，司令部设在楚雄。滇西远征军成立后，分左右两翼沿怒江布防，同时又在昆明设立训练中心，对各兵种官佐进行轮训。中美订立协议，远征军由中国政府指挥，美国则负责训练和武器物资的供应。美国计划帮助中国训练和装备50个机械化师（到抗战胜利，实际完成38个师）。
撤退至印度的远征军被改编为中国驻印军后，由史迪威任总指挥，罗卓英任副总指挥（后调郑洞国）。蒋介石原对史迪威未经允许擅自率军入印表示不满，打算令部队稍事休整后即回国，后得知史迪威在印度同样有训练计划，遂同意部队留印，并陆续空运了3个师入印度，使驻印军拥有新一军和新六军共2个军，辖5个师，分由孙立人和廖耀湘任军长。驻印军的训练场所在比哈省的蓝姆珈，训练从1942年8月26日开始，至1944年1月，蓝姆珈训练中心共轮训了军官2626人，士兵29667人。
在训练部队的同时，远征军、驻印军和盟军英美参谋团制订了反攻缅甸日军的作战计划。为了实现这一计划，中国驻印军在美国工程兵团的配合下，开辟了从印度雷多到缅北密支那的中印公路（又名史迪威公路），公路全长139公里。随着公路的修筑，部队渐次东移，1943年11月，驻印军新编第三十八师和美军一部率先翻过印缅山区，进入胡康河谷。12月在于邦打响了反攻的第一个战役，1944年1月，驻印军到达大龙河西岸，3月中旬攻占了丁高、沙坎、孟关等地，肃清了胡康河谷的日军，接着突破坚布山，攻占了北缅要塞沙杜渣，进入猛拱河谷。5月后，缅甸开始雨季，驻印军冒着恶劣的气候，攻克了西穆、加迈。6月25日，驻印军在北上英军的配合下，恶战五昼夜，夺取猛拱城，直逼密支那。为了打胜这缅北战役决定性的一仗，驻印军组成三支中美混合突击队，通过丛林密集的摩艺山区，深入日军后方，攻占了镇郊的飞机场，堵截了日军后援。8月30日，中美盟军向密支那城区发动进攻，经过激烈战斗，以伤亡5100余人的代价夺取了密支那，日军伤亡近2000人。
1944年初，滇西远征军两个集团军17个师、16万人分别强渡怒江天险，进入高黎贡山地区，与驻印军形成东西夹攻日军之势。远征军右翼第二十集团军从保山经惠仁桥，向腾冲方向进军，6月9日与日军第五十六师团遭遇，在雨季山区转战达40余日，后越过高黎贡山，迫近腾冲，双方相持。9月18日，中国军队增兵后收复了腾冲。滇西远征军左翼第十一集团军在6月初经惠通桥进攻腊猛街后，继续南进，占领了松山、龙陵等地。
1944年11月，驻印军与美英军队在滇西远征军的配合下，从密支那南攻八莫，至12月15日攻下八莫，接着又收复了南坎。1945年1月27日，驻印军与滇西远征军在中缅边界畹町附近的芒友胜利会师。会师后的中国远征军挥师南下，夺取了腊戍及其以南的许多地区，滇缅公路再度通车。此时，日军在菲律宾失败，为收缩战线，日军全部退出了缅甸，中国远征军赴缅战役最后取得胜利，凯旋而归。
中国远征军的第二次入缅作战，在前后一年多的时间里，全歼日军第十八、第五十六师团共5万余人，缴获大量的武器弹药，其中汽车就有600多辆。中国军队在赴缅作战中也付出了重大代价，据郑洞国后来的报告，不包括滇西远征军在内，驻印军阵亡官兵2345人，负伤6690人，失踪112人。
中国远征军赴缅作战，不仅为缅甸抗日斗争的胜利作出了贡献，而且它的胜利，重新打开了中国西南的国际运输线，使国际援华物资继续输入中国，为中国大陆战场的最后总反攻创造了有利条件，鼓舞了全中国人民抗战必胜的信心。全国许多报纸都发表了这一胜利喜讯，热烈祝贺中国军队的胜利。一些报纸评论说，这次缅战“真是一场恶斗，一首史诗，一桩惊天动地的英雄事业。” 中共中央也通过《新华日报》热烈祝贺远征军取得的“辉煌胜利”，称誉“这一胜利是由于史迪威将军的卓越指挥，也是由于全体将士协力一致，英勇效命所得到的成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