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共产党和蒋介石国民党是代表两种对立的阶级利益的政党。抗日战争开始后，国共两党实行了两条根本不同的抗战路线：一条是国民党所实行的单纯由政府、军队包办的片面抗战路线，一条是中国共产党所实行的动员全民族参加的全面抗战路线。这两条抗战路线在抗日战场上导致两种完全不同的局面。
片面抗战：正面战场战略防御的失败
抗战初期，国民党从上到下对待抗战是比较积极的。其原因，上层和下层有所不同。国民党上层，由于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直接损害了英美和蒋宋孔陈四大家族的利益，而人民群众汹涌澎湃的抗日浪潮又将摧毁一切阻止抗日运动的堤坝，因而使国民党政府不得不放弃“九一八”以来的不抵抗政策，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进行了抗战。下层的国民党官兵和一些爱国的高级将领，则是由于他们或多或少与人民群众有一定接触，中华民族的危难激发了他们的爱国热情。国民党当局在抗战初期确实曾经在正面战场上投入了极大兵力，在上海战场上使用的兵力占当时所能机动的全国兵力的1／3；台儿庄会战中蒋介石亲赴徐州督战，下令若失去阵地，就将处分战区司令官及所有旅以上长官。1938年7月武汉会战期间，蒋介石又下令“县长专员，以及负有地方责任之官长，一律不准擅离治区，并不得托故先离县城，形同潜逃。如有未奉附近高级军事长官之命令，而擅自先退者，一经查明，即按军法惩处。” 这些都在一定程度上表现了对待抗战的积极性。与此同时，国内的民主政治也有了初步的发展。1937年9月间，国民党政府废除了残酷镇压共产党和一切进步势力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接着又于1938年3月在汉口召开临时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抗战建国纲领》，规定了国民党在抗战时期内政外交的一系列政策，对推动抗战起了一定的作用，特别是规定“组织国民参政会，团结全国力量，集中全国思虑与识见，以利国策之决定与推行”，使中国各党派有了一个发表政见的机会，促进了抗战初期的民主运动。
但是，由于国民党所代表的是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利益，十分畏惧蓬勃的人民抗日运动和民主呼声，害怕人民群众在抗战中的普遍觉悟和力量的壮大会危及他们的统治地位。因此，国民党虽然开放了些微的民主，却又鼓吹“救国有党在，不与民相干”的论调，主张由政府和军队来包办抗战，采取一系列措施来反对人民进一步的民主要求，限制和迫害抗日群众团体，把动员民众的作用限制在补充兵员和捐献抗战经费方面。他们反对改良政治，认为民主政治即使要实行，也应在抗战胜利之后，目前是军政时期，只能实行军事统制；他们主张一个党、一个主义、一个领袖，否认其他党派的合法与平等地位。蒋介石企图在抗战中由国民党吃掉共产党。他曾公然向共产党表示，他的责任“是将共产党合并国民党成一个组织”，“此事乃我的生死问题，此目的如达不到，我死了心也不安。” 在国民党统治区内，人民抗日活动受到种种压制与迫害。1938年8月间，武汉卫戍司令部解散了三个著名的抗日群众团体：青年救国团、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和蚁社。国民党陕西省党部先后强行解散了13个救亡团体。湖北省教育厅将在全省乡村中进行抗日宣传的50多名青年诬为“行动不轨”而加以驱逐。国民党贵阳市党部将贵阳市“民先队”70多名队员骗至一处后予以无理关押。在福建漳州甚至将抗日救亡组织的青年领导人架到郊外用大刀杀死。由于国民党政府坚持片面抗战路线，使人民群众的抗日积极性和潜力受到严重压制，因而，尽管在抗战初期一些国民党官兵在对日作战中比较努力，但在国民党的正面战场上终不能避免丧师失地的结局。
在华北战场，日军投入的兵力约30万人，国民党先后投入的兵力约达60万人，是日军的2倍。平津沦陷后，日寇沿着津浦、平汉、平绥、正太、同蒲等铁路长驱直入，国民党军队不依靠广大人民群众作节节抵抗，消耗敌人有生力量，却争先恐后下令撤退。国民党军方承认：“自涿州撤退至保定总退却止，前后不过五日，十数师大军完全溃散，官不知兵，兵不见官，只知奉命石家庄集合，不知其他。所以一退数百里，将民财骡马拉抢一空。” 仅半年时间，国民党在华北战场就丢掉了河北、山西、察哈尔、绥远及山东等省共559400多平方公里的国土，军队伤亡117900余人。11月8日太原失守，华北战场的正规战争基本结束。1938年5月，日军又攻占了战略要地徐州，实现了打通南北战场的战略计划。
徐州失陷后，日军即调集南北战场的兵力沿陇海路大举西侵，连陷连云港、砀山、归德、开封、中牟、尉氏，并分兵迂回到新郑，准备夺取中原枢纽郑州。数十万中国大军不能阻挡日军的前进，蒋介石竟下令炸毁花园口黄河大堤。滔滔黄河水淹没了河南、安徽、江苏三省广大平原地区的土地，使上千万人流离失所，将近90万人死亡，财产的损失更是不计其数，而且造成了连年灾荒的黄泛区。然而，泛滥的黄河之水只是起了暂时迟滞敌人西进的作用，并不能挽救国民党军队败退的局面。
1938年6月13日，日本内阁召开了御前会议，决定进攻中国当时的军事、政治中心武汉，以便彻底打败中国政府，尽快结束战事。为牵制中国军队的兵力，决定同时开辟华南战场，夺取广州，占领中国的沿海要地，实行海上封锁，阻止国际对华援助。为此，日本政府在经济上增拨临时军费25亿日元，在军事上将全国兵力重新作了调整，天皇并派穆彦王、恒宪王等亲王来华督战。日军投入武汉会战的兵力达12个师团，120余艘舰艇，500余架飞机，共35万人。6月，会战揭开序幕。日军分两路向武汉进兵，一路从合肥南下，先后攻陷桐城、潜山、太湖等地，于8月2日占领黄梅；一路溯长江西上，在占领安庆、湖口后，于7月26日占领九江，为进攻武汉取得了战略出发点。
迫于武汉在战略上的重要地位，国民党政府决定“保卫大武汉”，为此特地组建了第九战区，以陈诚为司令长官，并在这一战场配置了几倍于敌人的兵力：第一战区程潜部主力驻防于京汊线以西，李宗仁的第五战区主力驻防于武汉北面的大别山区，顾祝同的第三战区驻防在湖口到长江下游的江南地区，总兵力129个师，40余艘舰艇，100余架飞机，共约110万人。8月，日军在江南与江北分兵五路，开始了围攻武汉的主力战。中国军队进行了有力抵抗，张发奎第二兵团所部在鄂东大冶、阳新一线组织抗击，日军苦战一月未能前进。薛岳第一兵团在江西德安歼敌4个联队（相当团）。胡宗南第十七军团在湖北信阳毙敌5000余人。日本法西斯军队在攻占瑞昌、田家镇等重要目标时，悍然施放毒气数十次，中国军队遭受很大损失。10月中旬，武汉外围重要据点均落入敌手。武汉北，东、南三面被日军包围。10月24日，国民党政府下令放弃武汉。武汉保卫战，从6月的外围战开始，在纵横数千里的战场上，坚持了四个月，消耗了日军有生力量，日军的速战速决战略宣告失败。从此，日本帝国主义被迫转入与中国军民长期作战的战略相持阶段。
日军在进攻武汉期间，已决定了在华南登陆占领广州的作战计划。日本大本营从青岛、大连、上海等地集结3个师团，组成第二十一军，实施对广州作战。9月，日海军突然驶进北海，并占领涠洲岛。国民党军在广东的防务十分空虚，守将余汉谋与日本有秘密勾结，故对日军进攻未作防备。10月11日，日舰在惠阳平海、澳头之三门湾以及海陆丰、潮汕一带示威。当天晚上，各外国通讯社都已发出日舰在大亚湾云集的消息，而广东政府还发电否认。12日，日军在海空军掩护下在大亚湾和大鹏湾顺利登陆，然后向淡水、博罗、石龙等内地发展。19日占领增城。21日，日军坦克车队和机械化部队开入广州，广州被日军占领。广州的失陷前后仅10日，这是“开抗战后失地未有的先例”。从1937年“七七事变”到1938年10月广州、武汉失陷，前后仅1年零3个月的时间，国民党就丢失了华北、华东、华中和华南几十个大城市和大片国土。
对于抗日战争的战略防御阶段，毛泽东作了精辟的论述：“从一九三七年七月七日芦沟桥事变到一九三八年十月武汉失守这一时期内，国民党政府的对日作战是比较努力的。在这个时期内，日本侵略者的大举进攻和全国人民民族义愤的高涨，使得国民党政府政策的重点还放在反对日本侵略者身上，这样就比较顺利地形成了全国军民抗日战争的高潮，一时出现了生气蓬勃的新气象。……就在这两年，一方面，有比较积极的抗战；另一方面，国民党当局仍旧反对发动广大民众参加的人民战争，仍旧限制人民自动团结起来进行抗日和民主的活动。”“国民党之所以失败，就是因为它拼命地反对人民战争。”
全面抗战：敌后根据地的开辟
与国民党顽固地坚持片面抗战路线相反，抗日战争一开始，中国共产党就提出了全面抗战的路线。中共中央在卢沟桥事变第二天向全国发出的通电中明确指出：“只有全民族实行抗战，才是我们的出路。”8月，中国共产党召开了洛川会议，会议通过的《关于目前形势与党的任务的决定》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具体地制定了实现全面抗战路线的各项任务、方针和政策。
中国共产党指出，从“七七”卢沟桥事变起，中国的政治形势开始了实行抗战的阶段，这一阶段的中心任务是动员一切力量争取抗战的胜利。要争取抗战胜利，关键就在实行一个正确的抗战方针。要把政府的抗战变为民族的抗战，要把单纯的军事抗战变为全面的抗战。“单纯的政府抗战只能取得某些个别的胜利，要彻底地战胜日寇是不可能的。” 但是，在中国的抗战中还存在着极大的危险性，这主要是国民党不愿意发动全国人民参加抗战，推行片面抗战路线。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应该积极地站在斗争前线，用极大的力量去宣传、组织、武装、发展抗日的群众运动，使自己成为全国抗战的核心。同时，中国共产党又指出，日本是一个帝国主义军事强国，而我军质量虽高但数量有限，因此，为了坚持持久的抗日战争，逐步发展革命力量，在新的形势下，我军必须实行战略转变，把过去的正规军和运动战转变为游击军和游击战，基本任务是：创建敌后抗日根据地，牵制消灭敌人；配合友军作战，进行战略支援；保存和扩大我军；争取民族革命战争的领导权。战略方针则必须是独立自主的山地游击战争，包括在有利条件下集中兵力消灭敌人兵团并向平原发展。
在全面抗战路线指导下，八路军开赴华北前线英勇打击日军，并有力配合了国民党正面战场的作战。上海、太原失陷前后，八路军按照中共中央的指示，在敌后开展了广泛的游击战争：一一五师一部留在以恒山为依托的晋察冀边区，主力进入吕梁山为依托的晋西地区；一二〇师进入以管涔山脉为依托的晋西北地区；八路军总部率一二九师主力进入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边区。在完成了战略展开之后，八路军开展了创建敌后根据地的斗争和其他各项工作。
第一一五师一部创建晋察冀根据地 太原失陷前，当第一一五师主力南下驰援娘子关时，1937年10月，聂荣臻率一一五师一部留守五台山，在晋察冀边区开展游击战争。该部独立团为配合保卫太原的作战，挺进察南，开辟了以蔚县、涞源、广灵、灵丘四县为中心的察南地区；同时该部骑兵营挺进冀西活动，占领曲阳、唐县、满城，开辟了冀西地区。11月7日，中共中央决定成立晋察冀军区，聂荣臻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下辖四个军分区。下旬，日军为确保后方交通安全，调集2万余人分八路围攻刚成立的晋察冀区，八路军采取以游击队袭扰、疲惫、消耗敌人、集中主力歼敌一股的作战方针，粉碎了敌人的围攻，为发展根据地创造了有利条件。反围攻胜利后，为了统一边区行政领导，1938年1月，在河北阜平县召开了晋察冀边区军政民代表大会，民主选举产生了敌后第一个抗日民主政权——晋察冀边区行政委员会。当华北日军南下进攻徐州时，晋察冀部队为配合国民党正面战场作战，发展根据地，于2月破击平汉路。这一年春夏间，冀中、平西、冀东根据地相继建立。9月，边区军民苦战两个月，粉碎了敌人的25路围攻，巩固了根据地。后来晋察冀根据地一直扩展到同蒲路以东，正太、石德路以北，津浦路与渤海以西，张家口、锦州以南、包括晋、察、冀、热、辽五省的一部和大部，成为华北敌后最大的抗日根据地。太原失陷后，一一五师主力由师长林彪率领，进入晋西地区，以吕梁山为依托，拱卫陕甘宁根据地大门。
第一二〇师创建晋绥根据地 1937年11月国民党弃守太原后，一二〇师在贺龙、关向应领导下，在晋西北广泛开展游击战争，组织了兵力达11000人的游击队和自卫军，壮大了人民的抗日武装。1938年2月，日军为巩固其后方，确保交通安全，策应对晋南的进攻，乘一二〇师主力在同蒲路北段作战之机，集中日伪军万余人分路围攻晋西北根据地，侵占宁武等7个县城，一二〇师闻讯后星夜回师，经过20多天的激战，打垮了敌人的进攻，收复了失地，奠定了晋西北根据地的基础。8月，一二〇师派出李井泉支队越过平绥路向北挺进绥远大青山地区，与当地杨植霖领导的蒙汉骑兵游击队会师，开辟了大青山抗日根据地。以后，晋西北和大青山根据地连成一片，成为晋绥抗日根据地。晋绥根据地东起同蒲、平绥线，与晋察冀根据地相邻；西至黄河，与陕甘宁边区隔河相望；南至汾离公路；北至包头、百灵庙、武川、陶林。晋绥根据地既是陕甘宁边区的屏障，又是华北、华中、华南各根据地通向陕甘宁边区的交通要道。
第一二九师创建晋冀鲁豫根据地 在刘伯承、邓小平、徐向前等率领下，八路军第一二九师于1937年11月向晋东南进军，以太行山为依托，创建抗日根据地。12月，日伪军5000余人，分6路向活动在寿阳以南的我军围攻，我内、外线部队相互配合，粉碎了敌人的进攻。与此同时，根据中共中央军委指示，一二九师派主力一部向平汉路东的冀南平原地区发展游击战争。1938年2月，日军为配合其津浦路方向的作战，并相机进攻关中、陕北，集中3万余兵力向晋南、晋西发动进攻，国民党30万大军不战而逃。为牵制向晋南进攻的日军，一二九师于22日进行了长生口伏击战，歼敌大部，在3月下旬又进行了神头岭和响堂铺战斗，歼敌近2000人，焚毁敌汽车180余辆。4月初，日军又纠集3万余人分9路向晋东南地区大举进攻。我军采取了以一部兵力牵制其他各路敌军，集中主力击破其一路的作战方针，在长乐村歼敌2200多人，收复县城18座，把日军全部赶出了晋东南。这样，以太行山为依托的晋冀豫地区基本上为我军所控制。4月下旬，晋冀豫军区正式成立。1938年3月至5月，徐向前率领一二九师3个团和一一五师1个团开往冀南，不久，邓小平也到达冀南领导军事和政治的建设，开辟了拥有30几个县的冀南区。1939年，一一五师一部开辟了冀鲁豫根据地，辖17个县。以上根据地后来合并为晋冀鲁豫根据地，西临同蒲路，北至石德、正太路，南临黄河及陇海路，东至津浦路。晋冀鲁豫根据地地处华北与华中之间，是南北抗日根据地的联合点，战略地位十分重要，因而斗争十分激烈。人民军队在斗争中越战越壮大，到1939年夏，这个根据地的主力部队由抗战初的4个团发展到23个团，地方武装数量更多。
山东抗日根据地 1937年底，国民党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战而逃，中共地下党员挺身而出，领导一批平津抗日学生和农民成立抗日游击队，迅速据有十几座县城。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中共中央山东分局，郭洪涛为书记；各地游击队统一编成八路军山东纵队，张经武为指挥，到1938年秋发展到9个支队共3万人。但由于这一阶段八路军主力还未到达山东，解放地区虽多，不能巩固。1938年5月，中共中央军委决定一一五师主力由晋西调往山东，八路军总部当时正在组织配合保卫武汉的作战，故对中共中央这一决定暂时没有执行。武汉失守后，中共中央再次命令一一五师入鲁，于是一一五师代师长兼政委罗荣桓率三四三旅主力于同年12月离开晋西，经3个月行军和作战，于1939年春到达山东。从此以后，山东的对敌作战形势迅速发展。到1940年底，创建和发展了冀鲁边、湖西、鲁西、鲁南、鲁中、胶东、清河等区。山东根据地北连冀中、西北与晋冀豫根据地相接，西至冠县、濮县、城武，南至陇海路，东至大海。
华中抗日根据地 “八一三”上海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向国民党提出了统一整编南方各地红军游击队，开赴华中敌后抗日的建议。1937年9月，两党谈判达成协议，将南方八省红军游击队（除海南岛红军游击队外）统一整编为国民革命军。关于军长人选，国民党提出由陈诚或张发奎担任。中共中央提出由当时正住在澳门的叶挺担任。由于叶挺在大革命中的声望，国民党同意由他任军长。军队名称，叶挺提出称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四军，国共两党中央均表同意。1937年12月，新四军军部在汉口成立。中共中央任命叶挺、项英为正副军长，张云逸、周子昆为正副参谋长，袁国平、邓子恢为政治部正副主任。同时，中共中央决定成立东南分局及新四军军分会，项英为分局书记兼军分会书记，陈毅为军分会副书记。军部下辖4个支队：第一支队正副司令员为陈毅、傅秋涛；第二支队正副司令员为张鼎丞、粟裕；第三支队正副司令员为张云逸（兼）、谭震林；第四支队司令员高敬亭。第四支队系由鄂豫皖地区红军游击队编成，其余3个支队由长江以南各省红军游击队编成。全军10300余人。
1938年1月，新四军军部由汉口迁南昌。4月由南昌前进至皖南岩寺，着手组织大江南北游击战争。下旬，粟裕率领新四军先遣支队向苏南敌后出动，6月17日首战卫岗获胜。第一、二支队分别在陈毅、张鼎丞率领下先后进入苏南地区。各支队展开后，一方面对敌人进行作战，一方面积极发动和组织群众，深入进行统战工作。从6月底到12月底，新四军江南部队共作战200多次，取得了一连串的胜利，予敌以重大打击，建立了以茅山为中心的抗日根据地，主力活动地区包括苏南的溧阳、溧水、江宁、句容、丹阳、镇江以及皖南的当涂、芜湖、宣城一带，打下了江南抗日根据地的基础。
新四军的江北部队（第四支队）在张云逸、高敬亭率领下，于1938年5月东进至安徽的巢湖、无为、定远一带，建立了以藕塘为中心的江北根据地。5月16日，与敌人在巢湖以南蒋家河口进行了战斗，将敌全歼，首战告捷。6月又在安（庆）合（肥）公路两侧给日军以沉重打击，不久攻克庐江、无为两城，歼灭反动保安团队3000余人，初步打开了这一地区的抗战局面。
新四军的又一块根据地为鄂豫边区。武汉失守后，从武汉撤出的部分共产党员组织了一支游击队，与在信阳地区的另一支游击队会合，编成新四军鄂豫挺进纵队，李先念为司令员，以后发展成为新四军第五师。
在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的指导下，八路军、新四军开辟敌后战场，在华北、华中建立了大小十几块抗日根据地和游击区。在根据地内，八路军、新四军广泛地组织和武装群众，实行减租减息，建立民主政权，抗日力量在敌后迅速发展壮大。此外，陕甘宁边区也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日臻巩固，成为全国抗日的指导中心。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和其他人民武装，是坚持长期抗战的基本力量和抗日战争胜利的保证。到抗战一周年时，八路军新四军共毙伤敌伪军34007人，俘虏敌伪军2094人，抗击着敌军40万人，占全部侵华日军的58．8％。同时，八路军、新四军在战斗中迅速发展，到1938年底，八路军已发展到15万人，新四军发展至2．5万人，这是中国共产党全面抗战路线和独立自主地开展游击战争战略方针的重大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