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以独占中国为目的，步步加深对中国的侵略，使中日民族矛盾逐渐上升而成为主要矛盾，中国与其他帝国主义的矛盾、中国国内各阶级和各政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下降到了次要的地位。如果说，“九一八”事变时，英、美和蒋介石集团还幻想以牺牲东北来换取日本帝国主义不损害自己利益的保证的话，那么，到了1935年的华北事变以后，这一幻想是注定要破灭了。日军在华北的扩张，不仅加深了中国人民亡国的危险，同时也威胁到了英美在华利益和蒋介石集团的统治地位，由此而在统治集团上层出现的裂痕，改变了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的组成状况。这一新的变化，正是中国共产党提出对蒋介石集团的正确政策的重要依据。
华北事变与“一二·九”运动
《塘沽协定》的签订，为日本占领华北敞开了大门。1934年4月17日，日本外务省情报部长天羽英二发表声明（即《天羽声明》），俨然以亚洲“主人”和中国的“保护者”自居，叫嚣日本与中国有特殊关系，维持东亚和平及秩序是日本单独的责任，无须他国干涉。公然宣布要把中国变成日本独占的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对于日本的这篇强盗声明非但不加抗议，反而发表了一个屈辱的谈话，表示中国“无扰乱东亚和平之念”，中国向外国购买武器，不是用于抵抗侵略，而是“为维持本国之秩序与安宁”。日本对于国民党政府的温驯表示赞许，于是又由外相广田于1935年1月发表了“中日亲善，经济提携”的对华新方针。作为回报，国民党政府于2月13日宣布取消抵制日货法令，后又明令修改有碍对日邦交的教科书内容。6月10日，国民党政府正式颁布“邦交敦睦令”，宣布对抗日言行“定予严惩”。此后，日本一面在“经济提携”口号下，加紧对华北的经济控制，一面着手吞并华北五省，企图变华北为第二个“满洲”。
1935年5月，日本华北驻屯军借口中国当局援助东北抗日义勇军进入滦东非武装区，破坏了《塘沽协定》，和天津日租界《振声报》《国权报》两个汉奸报社社长被杀死， 向何应钦提出对华北统治权的种种无理要求。同时，调集大批军队入关，进一步威胁平津，扬言如不接受日本要求，就要采取“自由行动”。在日本的威胁下，经蒋介石、汪精卫同意，何应钦于7月6日复函日本华北驻屯军司令官梅津美治郎，承认了日本的要求。主要内容是：取消河北境内国民党党部，撤退驻河北的东北军第五十一军、国民党中央军及宪兵第二团，解散国民党在河北的政府机构及蓝衣社、励志社，撤免河北省主席于学忠等官吏职务。 这就是卖国的“何梅协定” 。当上述事件尚未结束时，又发生了张北事件。日本借口日本特务曾一度被察哈尔中国驻军扣留，向国民党政府进行要挟，并同样出动军队驻屯察哈尔边境。结果，国民党政府再次屈服，6月27日，察省代主席秦德纯与日本关东军特务机关长土肥原贤二签订了《秦土协定》。主要内容是中国向日军道歉，担保日人今后可在察哈尔省内自由往来；取消察哈尔境内国民党的机关；成立察东非武装区，二十九军从该地区撤走；撤销察省主席宋哲元职务。从此，日本便在实际上控制了河北与察哈尔两省，华北局势十分险恶。
日本欲壑难填，进一步策动所谓“华北防共自治运动”。在日本的唆使下，“香河县政临时维持会”“冀东防共自治政府”“内蒙自治军政府”等伪政权相继成立。面对日本对华北的蚕食吞并，国民党政府步步退让。蒋介石为了迎合日本的“华北特殊化”的要求，下令撤销北平军分会和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并在日方同意下设立变相的自治机构——冀察政务委员会，辖河北、察哈尔两省及平、津两市，指派宋哲元为委员长，由日方推荐著名亲日派、汉奸王揖唐、王克敏、齐燮元、曹汝霖等为委员。日本不损一兵一卒，不费一枪一弹控制了华北大片地区，中华民族危机达到了顶点。地处斗争前线的北平学生悲愤地喊道：“华北之大，已经安放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
日本在中国的侵略是与德国、意大利两个法西斯国家相呼应的。德国与日本从1934年起就在柏林进行缔约谈判，德国与意大利则实际上结成了“柏林——罗马轴心”。法西斯国家之间的勾结，是为了最终建立世界霸权。针对这一世界范围的法西斯威胁，共产国际于1935年7月在莫斯科召开第七次代表大会，制定了制止和击败法西斯进攻的国际纲领。大会指出，应在中国建立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及其中国代理人的非常广泛的统一战线。根据大会决议精神，中国共产党于同年8月1日发表了《为抗日救国告全国同胞书》，即《八一宣言》，正式提出了建立全民族的抗日统一战线的伟大号召。提出了组织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的具体可行的方法，并改变过去的“打倒一切帝国主义”的提法，明确提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目标是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主张，领导和推动了当时正在发展的抗日救亡运动。
12月初有消息说，国民党政府将于9日在北平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中国共产党抓住这一重要时机，决定在当天发动抗日救亡学生运动，反对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成立。刚诞生的北平学生联合会挑起了组织学生运动的重任。
12月9日，北平万余名学生冲破“爱国有罪，抗日犯法”的禁锢和反动军警的层层封锁，汇集在新华门前，第一次悲愤地喊出了“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反对内战，一致抗日”的口号。请愿学生派代表前往居仁堂，向国民党当局提出了反对“防共自治运动”；公开中日交涉经过；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6项要求。遭到拒绝后，学生决定改请愿为示威游行，由新华门出发，沿西长安街到天安门集合。沿途不断同武装军警搏斗。进入王府井大街时，武装军警用消防水龙向手无寸铁的学生冲射，数九寒天，冰冷的水柱犹如一把把尖刀扎在学生的脸上、身上。城外的清华、燕京等大学的学生队伍，由于反动当局关闭城门而被阻于城外。他们向城上的军警和不得入城的赶大车、赶骆驼的劳苦大众以及周围居民群众悲愤地诉说国亡无日的危急形势，揭露反动派镇压学生的真相。学生们在寒风中坚持斗争了一天，但终究没能进城。经过“一二·九”的斗争，学生们从大刀、棍棒、水龙的镇压行动中，真正看清了国民党政府的卖国本质，很多学生开始从自发走向自觉，去迎接新的考验和战斗。
12月14日，北平报纸登载了国民党政府决定在16日成立“冀察政务委员会”的消息，中国共产党决定在这一天再一次发动大示威，并把集合地点定在劳动人民集中的天桥。12月16日这一天，学生和市民几万人高呼“打倒日本帝国主义”的口号举行了市民大会和示威游行。城外的学生用血肉身躯撞开城门参加了游行。“一二·一六”的示威再一次打破了笼罩着华北和北平的沉闷气氛，驱散了人们心头的阴云，增强了广大群众对中华民族必胜的信念。北平学生的英勇斗争，打乱了卖国政府的阵脚，冀察政务委员会不得不宣布延期成立。在北平学生的带动下，天津、上海、武汉、广州、杭州、桂林、重庆、西安、开封等全国大中城市先后爆发了示威游行，形成全国性的抗日洪流。
国民党当局以各种手段对各地学生运动实行破坏。中共北方局及时指出：“单纯的学生运动不能完成把日本帝国主义驱逐出中国这样伟大的任务，必须把抗日救亡运动扩展到工人、农民和军队中去。”青年团中央也发出了到工农中去的号召。平津学联决定组织“南下扩大宣传团”，深入华北农村，唤起民众共同抗日。1936年1月初，爱国的青年知识分子踏上了漫天风雪的征途。他们克服重重困难，通过演讲、演戏、调查访问等方式，向农民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在这一过程中，他们开始看到了工农中蕴藏着雄厚的革命力量，学生运动如果不与工农群众结合是没有前途的。
南下扩大宣传团被国民党政府强令解散后，爱国青年们又于1936年2月1日成立了“中华民族解放先锋队”（简称“民先队”）。这一爱国青年组织，迅速地扩大到全国，在救亡运动中发挥了巨大作用。
以“一二·九”运动为起点，掀起了全国各阶层群众的抗日救亡高潮。上海首先成立了文化界、职业界、妇女界、工人、学生等救国会，在这基础上联合组成上海各界救国会。随后，由上海发起，于1936年3月31日，成立了全国各界救国联合会。从此，抗日救亡运动以壮阔的规模在全国深入展开。
瓦窑堡会议与红军东征
华北事变所引起的政治形势的新变化，迫切要求中国共产党对这一变化作出科学的分析，制定出正确的政治路线和革命策略。然而，当时党内严重存在的关门主义倾向，阻碍着党的正确策略的制定和执行。1935年底，红军长征到达陕北，直罗镇一仗为中国共产党在西北的大本营举行了奠基礼，使中国共产党具备了制定路线和策略的条件。正在此时，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派张浩秘密回国，传达共产国际第七次代表大会关于建立广泛的民族统一战线的决定。
中共中央自1934年出发长征后，就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系。张浩接受了任务后，不顾体弱多病，身穿一件无面的羊皮大衣，装扮成从蒙古回来的小商人，忍饥挨饿，风餐露宿，跨越沙漠，于1935年11月到达陕甘宁边区。12月，毛泽东、周恩来结束直罗镇战役回到瓦窑堡，接着，中共中央召开了政治局会议，听取了张浩关于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传达。
瓦窑堡会议通过了《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和《中央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会后，毛泽东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作了《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的报告，详细阐述了决议精神。中央的决议和毛泽东的报告，精辟地分析了政治形势的基本特点和阶级关系的新变化。指出，目前时局的基本特点就是日本帝国主义要变中国为它的殖民地，这一基本特点改变了革命营垒和反革命营垒的状况，不仅工农和广大小资产阶级要求反抗日本的侵略，而且民族资产阶级中的一部分也可能同工农联合抗日，另一部分则有采取中立态度的可能；甚至非亲日派的大资产阶级也可以依照其帝国主义主子的意志加入抗日活动。上述状况，就是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事实根据。决议和报告着重批评了党内长期存在的“孤家寡人”的“左”倾关门主义倾向，系统地解决了关于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一系列问题，确定了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是“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的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并修改了中国共产党的若干政策。瓦窑堡会议是中国共产党在第二次国内战争到抗日战争的伟大转折时期的一次极为重要的会议，是政治路线转变的关键，它保证了中国共产党在新的形势下，在极其复杂的斗争中，具有清醒的头脑，团结除蒋介石以外的一切可能团结的力量，领导全国人民迎接伟大的抗日战争。
根据会议精神，为了打通抗日路线和冲破蒋介石所指挥的东北军、西北军对陕北根据地的军事包围和经济封锁，中共中央决定组织中国人民抗日先锋军，以彭德怀为总司令，毛泽东为政治委员，率2万余人东渡黄河，通过山西开赴华北前线，对日本帝国主义直接作战。1936年1月26日，毛泽东、彭德怀率部从瓦窑堡出发开始东征。2月17日，在黄河边的清涧县发布了《东征宣言》，进一步阐明了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但是，红军的行动遭到了阎锡山的阻挡，阎军8万人马倾巢而出，阻截东征军去路。阎锡山顾不得他与蒋介石之间的宿怨，要求蒋介石的“中央军”入山西。蒋介石立即派陈诚率军队30余万占领太行山地区，并下令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西北军打击抗日先锋军的后方。
尽管红军渡河东征以后取得了很大胜利：歼灭阎军17000余人，筹款40万，扩军7000人左右，并迫使阎锡山把伸入陕北的4个旅调回山西，减轻了对陕北根据地的压力， 但是，由于蒋、阎的调兵遣将，使国共更大的军事摩擦随时可能发生。中国共产党在国难当头的形势下，为实现团结一致，共同抗日，建立民族统一战线的重大决策，避免不必要的作战以保存中国的抗日力量，于4月底主动将河东红军撤回河西，并在5月5日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即《回师通电》）。通电揭露了蒋介石阻拦红军抗日的罪行，并重申了我党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主张，表示愿同一切放弃进攻红军的武装队伍停战议和。鉴于日本向华北的侵略不断深入，加剧了它与英美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蒋介石集团有可能在英美的指使下改变对日态度，因此，中国共产党在《回师通电》中把以前的反蒋抗日政策改变为逼迫蒋介石转向抗日的政策。中国共产党对蒋介石集团的分析，不但以当时已经发生的事实为依据，也为后来发展的形势所证实。1935年8月，由于全国人民对国民党政府亲日媚日行动进行强烈抨击，蒋介石集团利用群众这一愤激情绪，把责任归咎于亲日派领袖、行政院长兼外交部长汪精卫。汪精卫不得不提出辞职（后因日本干预，蒋介石只得“慰留”他）。11月，汪精卫被刺重伤，出国医治。年底，汪派外交部次长唐有壬被刺死，亲日派势力大挫。同年12月的国民党五届一中全会决定由蒋介石接任行政院长，英美派掌握行政院各部。这是在中日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国民党营垒的第一次分化。1936年1月，日本外相广田弘毅在日本议会中发表讲演，提出了对华政策的三原则，即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颐指气使的一次谈话。围绕这三个“原则”，中日双方进行了长达一年的谈判，国民党政府终于没有给予日本所指望得到的结果。同年7月，蒋介石在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上对外政策的解释中，作出了关于对日容忍“最低限度”的说明。蒋介石说：“明白些说，假如有人强迫我们签订承认伪国等损害领土主权的时候，就是我们不能容忍的时候，就是我们最后牺牲的时候。”这一解释显然比以往的态度有所进步。中共中央看到了蒋介石集团的这一变化趋势，乃于9月1日对全党发出了《关于逼蒋抗日问题的指示》，明确提出以“逼蒋抗日”为中国共产党在新形势下的总方针，意味着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已包括蒋介石在内，这是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重要发展。
两广事变与绥远抗战
在全国人民抗日呼声日益高涨的形势下，1936年6月发生了两广事变。两广军阀与蒋介石的矛盾素来很深，两广长期处于半独立状态。蒋介石之所以容忍西南军阀保持一定限度的均权地位，对西南军阀视为精神领袖的胡汉民等国民党元老采取怀柔政策，主要是为了集中力量对付共产党。不过他始终没有忘怀两广问题。1936年5月，胡汉民突患脑溢血死去，两广地方实力派失去重心，蒋介石立即乘机分裂两广，然后各个消灭。两广方面深知蒋介石分化离间手段的毒辣，为之惴惴不安，认为与其坐以待毙，不如先发制人，联合起来一起反蒋，这样进可以争取全国舆论的同情，扩大西南声势，进一步瓜分蒋介石的政权；退也可以使蒋介石向西南作一点让步。于是，陈济棠、李宗仁、白崇禧等人打出“抗日救国”旗号进行反蒋。6月1日，以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的名义呈文国民党中央和国民政府，要求南京领导抗日。2日又通电全国，吁请一致督促中央领导全国抗日。两天后，西南将领数十人发出通电，表示拥护6月2日通电，誓率所部“为国家雪频年屈辱之耻，为民族争一线生存之机”， 并将两广30余万军队改称“中华民国国民革命抗日救国军”。
两广事变的发生，对蒋介石极为不利，他以陈济棠为首要目标，一面调遣陆海空军准备作战，一面派人入粤进行分化收买。
陈济棠对广东的统治，除利用各方矛盾外，完全是靠他逐级分肥，以维持表面的“团结”，并未形成牢固的统治中心。这种状况一旦到了利害关头，必然会分崩离析。两广事变发生后，蒋介石施展其威胁利诱的惯技，首先用2000余万元巨款收买了陈济棠的空军，这笔钱数倍于该军全部飞机的价格 。7月初，粤方空军司令黄光锐率48架飞机投奔南京政府。接着，陈济棠的主力第一军军长余汉谋、第二军军长张达两人先后声明服从中央，第三军军长李杨敬也对反蒋表示消极。余汉谋并将军队集中到广州附近，逼陈济棠下台。7月13日，国民党中央决定撤销西南政务委员会和国民党西南执行部，任命余汉谋为广东绥靖主任，免陈济棠本兼各职。同时，为了拉拢和稳住桂系，特意任命李宗仁、白崇禧为广西绥靖正、副主任。两广的反蒋行动被蒋介石分化利诱手段所瓦解，陈济棠见大势已去，于7月18日声言下野赴港。
但是，在李宗仁返回广西不久，蒋介石又突然电令白崇禧出洋考察，调李宗仁到南京军委会为常委。李、白意识到蒋介石有利用两广事变乘机消灭广西势力的可能，遂复电南京，指责“墨渖未平，自毁信誉”，表示“殊难遵令”。 蒋介石不久又以国民政府名义，改任白崇禧为浙江省主席，李宗仁为军委会常委，由黄绍任广西绥靖主任。李、白认为，蒋介石的调虎离山计已使广西当局到了生死存亡的关头，而蒋介石急于解决两广问题，是为了腾出手来应付华北、西北的不稳局势。因此，李、白决定抓住抗日救国的旗帜不放，便复电蒋介石，表示对蒋的任命难以服从。蒋介石随即调集四五十万大军准备用武力解决。广西方面十余万军队也全体动员，双方剑拔弩张，内战一触即发。
对于两广事变，全国人民都十分关注，希望双方以抗日大局为重，和平解决。蒋介石眼看全国上下一致反对内战，被迫准备放弃武力。适逢冯玉祥上庐山，劝蒋毋伤国家元气，蒋介石乃决定采取和平解决的方针。9月初，南京中央声明收回成命，各路大军随即撤回。李、白也同意和平解决。9月17日，蒋介石和李宗仁在广州会晤，两广事变遂告和平解决。这次军阀内战的消弭，是全国人民要求团结抗日的表现。
日本为实现其满蒙政策，在侵占中国东北、华北的同时，以帮助建立“蒙古国”为政治诱饵，策动内蒙古德王（德穆楚克栋鲁普）加紧“蒙古高度自治运动”。德王为实现“大蒙古主义”的野心，公开与日本勾结，企图仿效溥仪，当日本的儿皇帝，在1936年上半年成立了伪“蒙古军总司令部”和“蒙古军政府”，随即招兵买马，扩充军队。10月间，关东军调来田中隆吉任德化市特务机关长以加强对蒙古军政府的控制。田中策划汉奸王英组织“西北蒙古防共自卫军”，并亲自制定了进犯绥远的计划。日伪军事布置就绪后，德王等于11月5日向绥远省政府主席傅作义发出宣战性质的通电，接着，在日本顾问的督战下，李守信、王英率伪军向红格尔图等地发起进攻。
傅作义主持绥政已7年。在日伪进攻绥远之前，板垣征四郎曾来绥游说傅作义，遭傅拒绝。傅表示：“友好必须以国家领土主权完整为前提。我是国家边防负责人，守土有责，不允许寸土受损失。” 11月13日，当近万日伪军进犯红格尔图时，傅作义立即组织抗击，官兵坚守三昼夜，牺牲惨重。18日夜，在傅作义的指挥下，董其武率步兵袭击敌伪指挥部，彭毓斌率骑兵迂回敌后截击援敌，歼敌数千人，王英和田中仓皇逃走。日伪受挫后，即以乌兰察布盟草原上有名的寺庙百灵庙为巢穴，企图西出河套，南犯归绥。傅作义为确保绥远，决定扫除百灵庙敌伪据点。23日，他命令主力正面进击，而以一个团佯攻百灵庙以西地区，并以骑兵团绕出百灵庙东北，控制敌军机场以断敌退路。24日，傅军全歼日伪军，收复了百灵庙。12月初，日伪不甘心失掉百灵庙，倾巢反扑。双方激战一天，傅作义部队全歼德王嫡系第七师，王英的5个旅中有4个旅长率部反正，傅军并乘胜收复了百灵庙以北的大庙。
傅作义以塞北一隅，顽强抗战，使全国人民极感钦敬。全国城乡开展了轰轰烈烈的援绥运动。绥远抗战胜利后，各地祝捷的函电纷纷而至，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也致电祝贺，赞誉傅作义将军发起的绥远抗战，是“中国人民抗日的先声。”
西安事变
蒋介石采用分化瓦解的惯用伎俩解决了两广事变后，便全力对付西北的“剿共”了。早在1935年11月，蒋介石就在西安设置了“西北剿共总司令部”，自兼总司令，把张学良的东北军和杨虎城的十七路军调到西北打红军，并以大批“中央军”进入西北监视这两支“杂牌军”的行动。1936年9月底，蒋介石见两广风波已大体平息，便离开广州。10月，匆匆飞到西安，压迫张学良杨虎城继续“剿共”，同时把两广事变时南调的部队陆续北调，待命向陕甘根据地进发，这引起了张杨的极大不满。
张学良在1933年曾因热河失陷，充当了蒋介石的替罪羊而引咎辞职赴欧洲考察。在意大利，他受到法西斯主义的影响，认为“若要救国，必须真诚信仰领袖并拥护领袖。”因此，张学良在1933年底被蒋介石电召回国“剿共”时，积极拥护蒋介石做领袖，幻想蒋能统一中国，收复东北失地。但是，张学良在蒋介石的驱使下，带领东北军及一部分眷属，从东北到华北，从华北到华中，又从华中到西北，不断与红军作战，饱尝东奔西跑、颠沛流离之苦。仅在西北的劳山、榆林桥、直罗镇3个战役中，东北军就丢失了3个师兵力。1931年还有25万的东北军，1936年只剩下13万。由于蒋介石排斥异己，东北军处处受排挤与压迫。广大将士深有亡省亡家之痛，妻离子散之苦，厌战情绪十分强烈。这种情绪由中下层而影响到上层，张学良的不满情绪也日益增长，他在国民党“五全”大会以后秘密会见东北著名人士杜重远时曾叹道，我以为法西斯可以救中国，但现实生活使我感到一切全不对头，今后真不知该怎么办。
西北军将领杨虎城早在第一次国内战争时期就结识了一些共产党员，受过革命思想的影响，同共产党人有过某些合作，对蒋介石的独夫民贼面目有相当认识。特别是当奉命与红军二十五军作战连遭挫败后，更感到跟着蒋介石“剿共”只能是死路一条。眼看着日军向察哈尔、绥远入侵，西北将成为前线，因而强烈感受到民族危亡的威胁。
中国共产党掌握与分析了东北军与西北军的上述情况，先后派李克农、汪锋、王世英、刘鼎、王炳南等人到这两支部队做了大量的争取工作。1936年4月，应张学良的请求，中共中央特地派周恩来到西安与张学良秘密会谈，坦诚地解释中国共产党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在前线，红军也运用各种方式对东北军与西北军进行“中国人不打中国人”“团结起来共同打日本”和“打回老家去”的宣传，使他们认识到红军是抗日的真正力量。因而，到1936年8月，实现了红军与东北军、西北军三方面的联合。
张、杨的这些动向，蒋介石已有所闻，因而他在两广事变刚结束便匆匆赶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嫡系重要将领陈诚、卫立煌等也陆续来到西安。蒋介石提出两个方案供张、杨选择：要么服从命令，在中央军督战下开赴前线剿共；要么就分别调往福建和安徽。这两个方案，都是借机消灭张、杨实力，他们当然不能接受。张学良多次劝说蒋介石改变内战政策，领导抗日，但蒋介石声称他在杀尽红军，捉尽共产党之前，决不谈抗日的事，并大骂张、杨是“中了共产党的魔术了”。12月7日，张蒋之间发生了激烈的争论，张学良痛哭陈词却丝毫不能改变蒋的态度。蒋竟拍着桌子大声说：“现在你就是拿枪把我打死了，我的剿共计划也不能改变！”至此，张学良在“苦谏”“哭谏”都无效的情况下准备实行“兵谏”。8日，张、杨密商，决定扣留蒋介石，强迫他抗日。
12月9日，西安万名学生举行游行，纪念“一二·九”运动一周年。游行队伍前往临潼向蒋介石请愿，要求停止内战一致抗日，蒋下令实行镇压，格杀勿论。张学良见蒋介石的御林军宪兵已在路两旁架起机枪，虎视眈眈，急忙劝阻学生回去。请愿的学生在凛冽的北风中向张悲愤陈词，张学良十分感动，当即保证，一星期内用事实答复学生的抗日要求。此后两天，张、杨加紧进行扣留蒋介石的部署。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爆发了，东北军冲进华清池，从寒风凛冽的山坡上抓住了只穿睡衣并摔伤了腰的蒋介石，西北军包围了新城饭店，扣住了陈诚等十多名蒋系军政大员。当天，张、杨发出通电，声明事变的目的在于抗日救国，对蒋介石则“保其安全，促其反省”，宣布取消“西北剿匪总司令部”，成立抗日联军西北临时军事委员会，由张、杨分任正、副委员长。同时提出抗日救国八项主张。
西安事变的爆发，国内外为之震惊，议论纷纭。各种政治势力都对此作出自己的判断并采取行动。英美对日本独霸中国的阴谋不满，担心如让亲日派掌权将损害英美在华利益，因此极力主张和平解决西安事变以维持蒋介石的统治；而德意日尤其是日本，认为这是扶植亲日派何应钦上台的机会，所以竭力挑动南京讨伐西安，日本表示愿予军事援助，企图在内战中坐收渔翁之利；苏联则希望事变“早日迅速和平解决”， 认为中国需要统一而忌分裂，蒋介石有足够的能力领导抗战，他应是统一战线的“中心势力”，但同时认为，张学良是借口抗日搞分裂的投机派，西安事变是“日在中国之新阴谋”。在国内，亲日派何应钦等力主讨伐西安，甚至主张出动空军轰炸；亲英美派则反对讨伐，主张以和平方式营救蒋介石；中间阶级的大多数人却谴责张、杨，要求恢复蒋的自由；而张、杨的部下和西安人民一致要求杀掉祸国殃民的蒋介石。面对国内外如此歧义的反应，张、杨感到十分紧张和为难，因为发动事变前，他们并无处理事变的明确方针。复杂的局面使张、杨大有骑虎难下之势，急切盼望中国共产党能派人来共商大计。
蒋介石被抓的消息传到当时的中共中央所在地保安后，13日下午，保安召开了军民大会，通过了“要求把蒋介石作为叛国贼予以群众公审”的决议。15日，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15位红军将领联名发出《红军将领关于西安事变致国民党国民政府电》，痛斥了蒋介石的“降日卖国之所为”，明确指出西安事变是蒋介石实行“对外退让、对内用兵、对民压迫”三大政策的结果；通电劝说南京政府自此与蒋介石决裂，下决心接受张、杨主张，停止内战，组织统一战线政府。对于如何处置蒋介石，通电提出：“罢免蒋氏，交付国人裁判”。表明在西安事变初，中国共产党解决事变的方针是支持张、杨的正义行动，防止新的内战爆发，争取形成一个不包括蒋介石在内的国共合作、团结抗战的统一战线。这一方针的提出，完全是蒋介石一意孤行，顽固坚持“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继续剿共打内战，妄图消灭中国共产党和红军的结果。
然而，形势急剧发展，尤其是亲日派在日本的支持下企图去蒋而代之，16日，何应钦就任“讨逆军”总司令，并下令“中央军”开赴潼关，空军开始滥炸渭南县城和赤水车站。形势的严重性使如何处置蒋介石成为极为敏感的问题。中共中央慎重地研究了局势，从全民族最高利益出发，改变了处置蒋介石的主张。
16日下午，中共代表周恩来等应张学良、杨虎城的邀请到达西安。周恩来充分肯定张、杨的爱国正义行动，同时指出，现在的蒋介石，既不同于十月革命时的沙皇尼古拉，又不同于滑铁卢战役后的拿破仑，他的实力还原封不动地保留在那里，因此对蒋的处置必须极其慎重，杀蒋不仅不能停止内战，而且还会引起更大规模的内战。张、杨同意周恩来的分析，表示只要蒋介石接受八项主张，愿意抗日，西安方面可以放他回去。20日，周恩来会见了由南京飞赴西安的宋子文，希望宋说服蒋介石改变错误政策。21日，中共中央书记处发电给周恩来，提出关于和平解决事变的六项主张，授权周恩来以共产党代表资格与蒋介石谈判。在中共中央的指示精神下，周恩来会同张、杨，同蒋介石、宋子文进行两天谈判，蒋被迫接受了以中共六项主张为基础的六项协议，其中包括：改组国民党与国民政府，驱逐亲日派；释放上海爱国领袖，释放一切政治犯；停止剿共政策，联合红军抗日；召集救国会议，决定抗日救亡方针等。蒋介石要求不采取签字形式，而以他的“人格”担保履行这些条件。西安事变至此和平解决。它成为时局转换的枢纽，开始了结束内战，一致抗日的新阶段。
12月25日，张学良在既没有同杨虎城商量，也没有通知周恩来的情况下亲自送蒋介石回到南京，不料被背信弃义的蒋介石下令扣留，交付军事法庭审判。蒋介石又对东北军和西北军采取分化、调离的措施，后来又逼杨虎城出国“考察”。但是，全国的抗日形势迫使蒋介石再也不能继续其内战政策了。1937年2月15日，国民党召开五届三中全会。会议虽作出了《关于根绝赤祸之决议案》，但从会议宣言中，实际上已开始改变它过去十年的错误政策，即由内战、独裁和对日不抵抗的政策变为承认“和平统一为全国共守之信条”，第一次提出了如果对日让步超过忍耐限度，只有抗战，并开始接受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主张，这次全会标志着以国共合作为标志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初步形成。
国民党政府着手为抗日作了一定准备。1935年成立的资源委员会以发展重工业为主要任务，工业布局的重点在两湖、四川、河南、陕西、山西等战略后方。同时加紧修筑铁路，粤汉铁路于1936年4月接轨通车；浙赣铁路上的钱塘江大桥于1936年建成；陇海铁路建造到了西安（国民党政府定为“西京”），使南京到西京的路程由原来的7天缩短为29个小时。公路建造计划到1936年底亦大体完成。鉴于日军于“一·二八”事件后一直在上海备战的情况，国民党政府从1935年冬起秘密构筑京沪国防阵地，第一道防线为上海至杭州湾之线，中间经过乍浦、海盐；第二道为吴福线，自吴江经苏州、常熟至福山；第三道为锡澄线，经无锡至江阴。这些工事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均告完成。对于国民党政府的这些措施，历史应给予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