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帝国主义对我国东北的侵略蓄谋已久。征服所谓满蒙地区（即中国的东三省、内蒙，以及外蒙古），是日本“大陆政策”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明治年代以来日本对外政策一贯的基本战略目标。1931年，日本悍然发动“九一八”事变，继而又出兵上海，这是日本帝国主义在既定国策指导下，经过长期策划所付诸的必然行动，它标志着日本对中国的侵略进入了一个新阶段。从此，中国人民掀起了抗日救亡运动。
“九一八”事变与蒋介石下野
1929年12月，中国的《时事月报》披露了一份绝密文件，顷刻间引起了轩然大波。文件题为《帝国对满蒙之积极根本政策》，（后称为《田中奏折》），是日本首相田中义一把日本政府召开的所谓“东方会议”决定的对中国东北的策略拟成奏折，于1927年7月25日上呈日本天皇。《田中奏折》中提出的日本对中国东北的基本政策是：将东北与中国内地分开，由日本参与该地的主权。扬言：“欲征服支那，必先征服满蒙，如欲征服世界，必先征服支那。” 如此机密的奏章在中国报刊上公开披露是极不容易的。
原来，1928年夏，在日本风传有田中奏章之事。与日本政界上层人士过往甚密的旅日台湾爱国人士蔡智堪，在反对田中内阁的日本民政党元老床次竹二郎和内大臣牧野伸显的协助下，扮作补书工人，手持“皇居临时通行牌”潜入皇室书库，把奏章原文用铅笔复纸描出，由王家祯译成中文。《田中奏折》被披露后，日本官方矢口否认，斥之为“伪物”，然而，日本在东北的一贯行动无不与《田中奏折》所作出的决策相吻合 。1928年6月，关东军一手制造的“皇姑屯事件”，目的就是企图制造东北政局的混乱，乘机出兵占领东北，只是由于以张学良为首的东北地方当局适当的策略和谨慎地处理了张作霖被炸死的事件，随后又宣布服从南京政府，才使日本阴谋未能得逞。但是，这次事件，无疑是“九一八”事变的一次前奏，它表明日本帝国主义已磨刀霍霍，占领东北仅仅是个时间问题了。
1929年，世界资本主义爆发了严重的经济危机，并很快地袭击了日本。1931年，日本工业总产值比1929年下降1／3，采矿业与重工业有40％—50％停工；农业危机的尖锐化，使米价跌落50％，丝价跌落70％。由于资产阶级将危机转嫁给劳动人民，这年日本的失业工人达300万人，农民生活也十分悲惨。经济危机加深了政治危机，日本社会呈现一片混乱。为摆脱危机，日本决心趁欧美各国因应付国内经济危机和政治动乱而无暇东顾、国民党蒋介石集中力量进行内战的时机，发动事变，走上大规模侵略战争的道路。
为了适应侵华战争需要，日本侵略者积极进行扩军备战。在日本国内，1931年军费开支激增至4．5亿多日元，占国家财政总支出的30．8％；军需品进口额占全部进口额的41％；并建立了一支23万人的以近代化武器装备的常备陆军。在中国东北地区，日本关东军的战争准备更是在秘密紧张地进行着。日本在南满驻扎军队，早在清末就开始了。清政府昏庸腐败，让日军控制了辽宁、吉林两省一些重要城镇和主要铁路。“九一八”事变前，日本驻在南满的军队主要为两部分：一是铁路守备队，由国内正规师团抽调兵力编成；一是驻屯师团，下辖2个旅团，1个骑兵联队和1个炮兵联队。此外还有旅顺要塞驻军。以上军队均由关东军司令部指挥。从1929年起，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组织了4次“参谋旅行”，秘密深入到东北各要地侦察情况，制订“以寡制众”的战略方针。1931年4月，日本军部调驻仙台的多门二郎中将率领第二师团到东北换防，这个师团的士兵是在日本北部寒冷地区生长的，适合在中国东北作战。为了配合东北日军发动事变，邻近的驻朝日军2个师团开抵图们江沿岸，作好了越境作战的准备，并不断地越界过江，在中国境内进行演习。为了确保袭击沈阳，1931年7月，经日本军部批准，由东京秘密运来了2门24厘米的重炮，用以攻打坚固的沈阳城墙。卸炮日军一律穿上中国便服扮作搬运工人。重炮安装完毕后，炮口对准沈阳中国驻军营地北大营和飞机场。
为了制造侵华战争的借口，关东军有意在中国东北挑起事端。1931年6月，日本军官中村乔装农业技师，在东北境内进行间谍活动，被中国军队捕杀，是为“中村事件”。日本侵略者以此为口实，认为是“出兵之天赐良机”，“行使武力的先行事件” 。7月，日本又有意在长春县万宝山挑起中国农民和朝鲜移民的水利纠纷，日警悍然开枪杀害中国农民，造成万宝山事件。日本报纸反诬中国农民杀害朝鲜人，日本陆相南次郎公开声言：东北问题“只有用武力解决”。
日本决意发动侵华战争的另一重要动向是进行了异常的人事调动，许多法西斯军官被派任军事要职，特别是任命担任过张作霖顾问和驻华武官、熟悉中国东北军内情的“中国通”本庄繁为关东军司令官。新上任的本庄繁从9月7日到9月18日下午，以对守备地进行例行巡视为名，对日军第二师团和独立守备队的临战军备状态进行检查，组织部队进行各种军事演习。“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一个日军军官惊呼道：“九一八”夜间的军事行动，使人“仿佛大梦初醒，这不是把白天的检阅重做一遍吗？！”
1931年9月18日夜10时左右，日本关东军自行炸毁了沈阳北郊柳条湖附近南满铁路的一段路轨，又在现场扔了3具穿着中国士兵服装、实为日军日前枪杀的华丐的尸体，使用贼喊捉贼的惯技，诬称是中国军队炸毁了铁轨，向东北军驻地北大营发动了突然袭击，并炮轰沈阳城。日本帝国主义一手制造的“九一八”事变爆发了。
由于事变前蒋介石一再严令东北军：“遇有日军寻衅，务须慎重避免冲突”，“绝对不准抵抗”。因此炮声一响，东北军不战而退，军政大员四处逃散，使日军在开战后得以迅速推进其作战计划。日军原定使用的2门攻城重炮，刚用2发炮弹射向北大营和飞机场，沈阳城的大门就不攻自开了。19日清晨，日本侵略军顺利地进占了沈阳城。同日，日军又攻击长春以南铁路沿线重要城镇，侵占了安东、凤城、本溪、辽阳、海城、营口、抚顺、铁岭、四平、公主岭以及其他重要城市。接着，长春也告陷落。日军占领沈阳、长春等地后，决定东取吉林城，北攻哈尔滨，以巩固对南满的军事占领，进而夺取整个北满。吉林省代理主席熙洽向敌第二师团长多门二郎无条件投降，迎接日军进城。日军不费一枪一弹占领了吉林之后，原想沿南满铁路出兵哈尔滨，后因怕引起苏联的强烈反应，便改由洮（安）昂（昂昂溪）路北上，进犯黑龙江省城龙江（今齐齐哈尔）。在这里，日军遭到了省主席马占山将军的英勇抵抗。
马占山，原任步兵第三旅旅长，黑河警备司令，10月8日被张学良任命为黑龙江省军队总指挥、黑龙江省政府主席。日军进攻黑龙江时，利用原洮辽镇守使张海鹏叛军为前锋，两军激战于洮昂路嫩江桥，叛军被东北军击溃。日军借口嫩江桥系日本满铁借款筑成，日方要以实力掩护自行修桥，于11月3日上午出动飞机5架、铁甲车2列、士兵30余名，强行修桥。天黑后，日军过桥向中国守军阵地进攻。次日，日军在飞机掩护下再次大举侵犯我江桥阵地，于是，有名的“江桥抗战”便爆发了。马占山亲临前线，重创日军。但终因敌强我弱，到14日，东北军阵地几乎全部被摧毁。为保存有生力量，马占山被迫于19日退出省垣，前往海伦，日军于当晚进入齐齐哈尔。
日军占领齐齐哈尔后，已无北顾之忧，于是调转矛头进攻辽西重镇锦州。1932年1月3日，日军几乎兵不血刃地占领了锦州，接着又掉头北上进攻哈尔滨（当时属吉林省）。哈尔滨无人负责，局势混乱，依兰镇守使李杜与旅长冯占海因双城战斗失利退至哈尔滨后，成立了吉林自卫军总司令部，李杜任总司令。日军以大批飞机、坦克掩护步兵进攻，李杜、冯占海率军苦战两天后退出，哈尔滨于2月5日沦陷。至此，东北全境沦于日军铁蹄之下，3000万东北人民开始了长达14年之久的亡国奴生活。
对于东北如此迅速的沦陷，人民是难以理解的。区区2万日军竟能如此轻而易举地对付14万东北军，仅仅4个月零18天的时间，一气吞下了3倍于日本本土的中国国土？！全国舆论哗然，纷纷要求追究责任。在舆论面前，蒋介石把罪责全部推到了张学良身上，张学良被国人指为“不抵抗将军”。诚然，张学良手握重兵，身居要职而没有奋起抵抗，对东北的失陷确实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但是，丢失东北的根本原因是蒋介石的不抵抗主义。
还在事变一个多月前，已出现种种迹象，表明东北形势险恶，一些东北军将领已经预感到即将发生突然事变。但当时蒋介石正集中全国财力、兵力大举进攻中国工农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对东北危局根本不予重视。8月16日，蒋介石以“铣电”致张学良：“无论日本军队此后如何在东北寻衅，我方应不予抵抗，力避冲突，吾兄万勿逞一时之愤，置国家民族于不顾。” 由于蒋介石不抵抗政策在东北的贯彻，东北当局未采取应有的戒备，有的部队竟因害怕中下级军官和士兵抵抗而不给子弹，有的甚至命令士兵：“不准抵抗，不准动，把枪放到库房里，挺着死，大家成仁，为国牺牲。”事变发生时，张学良正在北平指挥东北军与石友三作战，其他不少军政要员也不在其位不谋其政，致使事变前群龙无首，事变时指挥失灵，十几万东北军不战而退，即使个别坚决抗战的将领如马占山等人，也终因得不到援助而失败。张学良在西安事变前曾公开向群众说过：“我何尝不敢打日本强盗呢？上级不许我打，这种隐痛是一时不能对人说的。”直到西安事变后，张学良在南京军事法庭上为自己辩护时，才从钱包里拿出蒋介石给他的电报当庭宣读，致使满座震惊。由此可见，蒋介石是丢失东北的罪魁祸首。
当时，宁、粤两个国民党“中央”、两个“国民政府”正处于分庭抗礼的态势。以汪精卫、孙科等为首的粤方“中央”不断逼蒋介石下台。“九一八”事变发生，蒋介石深感形势对己不利，粤方也产生了深刻的危机感，主张宁粤和平统一，共同维护国民党的统治地位，条件是释放在约法之争中被蒋介石扣留着的胡汉民，以及蒋介石下野。蒋介石在全国抗日救亡浪潮和国民党反蒋派的双重冲击下，决定采取以退为进的策略，于1931年12月15日宣布辞去国民政府主席、行政院长、陆海空军总司令职务，但在29日结束的国民党四届一中全会上，他仍进入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并当选中央执行委员会常委和中央政治委员会常委，江、浙一带亦原封不动地处于蒋系政治、军事实力的包围之中。为了怕第三党领袖邓演达分化黄埔系，蒋介石下台前下令杀害了邓演达，却装模作样地由亲信吴稚晖、戴季陶等组织军事法庭来审理此案。
蒋介石下台后，由林森代理国民政府主席，孙科为行政院长，实行行政院负责制，国民政府主席不负实际政治责任。1932年1月1日，孙科政府通电就职。但蒋系势力盘根错节，使孙科举步维艰，支撑不住局面，仅20多天就被迫自动让位。1932年1月，蒋、汪“联袂入京”。这时正是“一·二八”事变前夜，而蒋、汪两人却置国难于不顾，忙于政治分赃。1月28日召开的临时中央政治会议决定，由汪精卫、宋子文任行政院正副院长，宋子文兼财政部长，罗文干任外交部长。30日，决定国民政府迁都洛阳。3月初，国民党中央在洛阳召开了一系列会议，中心议题是完成蒋介石继续执掌兵权的合法手续。6日，正式推定蒋介石为军事委员会委员长。从此，军事系统重归蒋介石，行政系统多属汪精卫，国民党系统则由蒋、汪联合执掌，实际上蒋介石仍不断将自己的势力挤进行政院去。
“一·二八”上海抗战
蒋介石的不抵抗政策，并未缓和日本的进攻，却由于轻而易举地侵占东北，进一步激起了日本灭亡中国的野心，于是又将侵略战火烧向上海，其目的除为了转移国际上对它侵占东北的注意外，并从中国政治、经济统治中心地取得进攻中国内她的新基地。
“九一八”后不久，关东军高级参谋板垣征四郎打电报给日本驻上海武官田中隆吉，接着送去了一大笔活动经费，要田中“在上海搞出点事来，把外国的目光引开，使满洲容易独立”。田中将这笔钱交给了日本女特务川岛芳子（金璧辉），指使她在当时抗日情绪激烈的三友实业社制造事端。1932年1月18日下午，日僧天峙启升、水上秀雄等5人， 走到闸北区三友实业社总厂，向正在操练的该社义勇军抛掷石块，引起冲突，互殴后日方即传说一日僧已死于日本医院。此即“日本和尚事件”。日本借此扩大事态，特务机关纠合日本浪人放火焚烧了三友实业社工厂，杀死中国警察，又煽动日侨游行，捣毁沿途的商店及汽车；1月24日，他们又自己焚烧了日本公使重光葵的公馆，然后诬指中国人所为。日方向国民党上海市政府提出抗议，要中国方面答应赔礼道歉，惩办凶手，赔偿损失，取缔抗日运动等四项无理要求，限48小时内作出满意答复，否则日军将自由行动。上海市政府在南京政府的授意下全部接受了日方的条件，但日军又以保护侨民为由要中国军队立即撤出闸北。没等答复，日本海军陆战队在1月28日深夜按预定计划以20余辆铁甲车为前导，向驻守闸北天通庵路的十九路军翁照垣部发动突然袭击，中国守军奋起抵抗。著名的“一·二八”上海抗战由此爆发。
蒋介石政府对日本的不抵抗政策，既不代表人民的意愿，也压制不住中国军队中有爱国心的军官和广大士兵。蒋光鼐、蔡廷锴领导的十九路军和张治中领导的第五军进行上海抗战，正是中国人民抗日意志的体现。
十九路军在驻扎江西时，就受到中国共产党提出的一致抗日主张的影响，全军官兵在赣州宣誓反对内战和团结抗日。调防淞沪一带后，“更下定了为中华民族图生存，为中国军人争人格的决心” 。战争一开始，十九路军在1月29日凌晨即向全国发出通电，表示“尺地寸草，不能放弃。为救国保种而抗日，虽牺牲至一卒一弹，绝不退缩。”
时任国民党中央陆军军官学校校长的张治中将军，虽系蒋介石的嫡系，同样受到抗日运动的影响。“九一八”后，何香凝曾写信给张治中，送去一件女褂子，并赋诗道：“枉自称男儿，甘受倭奴气。不战送山河，万世同羞耻。吾侪妇女们，愿往沙场死。将我巾帼裳，换你征衣去。”要张转达黄埔系的将领，张治中深受激励。淞沪战幕拉开后，张治中前往浦口向蒋介石请缨赴援，蒋不得不同意了张的请求。
当时，日本在上海的兵力有军舰30余艘，飞机40架，铁甲车数十辆，陆战队6000人。日舰队司令盐泽幸一曾狂妄宣称：“上海一旦发生战争，四小时即可了事”。不料战争一开始，日军就碰了壁。十九路军在上海人民的支持下，英勇还击，激战两昼夜，重创进攻闸北的日军。日军通过英美领事向十九路军提出停战三日要求。十九路军明知其为等待援军，但为加强自身防卫部署，接受了停战要求。日军增兵万余人后，于1月31日自食其言，再次向闸北猛攻，仍丝毫不得进展。2月4日，日军把战线扩大到江湾、吴淞一带，激战竟日，进攻江湾的日军一联队被围歼，吴淞炮台虽被摧毁，日军却无法登陆，盐泽幸一在进攻失败后被免职调回本国。
接替盐泽的是海军第三舰队司令野村吉三郎。2月13日，5000日军大举进犯蕴藻浜阵地。在敌众我寡的最危急时刻，中国守军60名士兵，在胸背及四肢缠上炸弹，全身用火油濡湿后猛扑日军阵地，使敌军阵线崩溃，60名士兵全部壮烈牺牲。经过10天的拉锯战，日军始终未能占领吴淞。野村也因而被撤职，代替其职务的是第九师团长植田谦吉。日军增至3万多人，20日晨又一次向江湾、庙行发动了总攻。这时，张治中已率军赶到，与十九路军协同作战，使植田的总攻计划也宣告破产。日军为挽回败局，又改派前田中内阁陆军大臣白川大将接替植田，并增调3个师团的兵力和200多架飞机，来华参战。中国守军苦战一个月，兵员武器消耗极大。在敌人一再增兵的情况下，十九路军曾函电请援，而军政部非但不发一枪一弹，反而宣布蒋介石的决定：“十九路军有三师十六团，无需援兵，尽可支持。各军将士未得军政部命令而自由行动者，虽意出爱国，亦须受抗命处分。”补给无望，上海抗战部队处境极为困难。日军在白川的部署下，从2月29日起再度组织新的总攻，闸北等地又一次展开了激战，中国军队全力抵御，白刃相接。3月1日，日军突然在浏河登陆，直插中国守军侧背。十九路军被迫于1日晚退守嘉定、黄渡一线。退守时，苦战月余孤立无援的抗日将士无不义愤填膺，声泪俱下。
“一·二八”抗战是在极端艰苦情况下进行的。蒋介石欠发十九路军8个月的军饷，十九路军是在人民的支援下才得以坚持抗战33天的。上海抗战期间，各界人民广泛地开展了捐献支前运动。据统计，淞沪抗战开始后海内外同胞捐给十九路军的款项，约有700余万元。各界人民还纷纷组织义勇军、敢死队，有力地配合了前线的作战，分别担任警戒、侦察、运输、救护、宣传、慰问、筑路、防谍等，涌现了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人民群众对于抗日军队的热烈支援和在斗争中表现出的忘我精神，极大地鼓舞了前线官兵舍身抗敌的决心和勇气，许多人在这次抗战中壮烈殉国。后来在南京灵谷寺前安葬的128具阵亡烈士的遗骸只是一种象征性的纪念。
“一·二八”事变中，日本的战略企图是使战事速战速决。但是由于“中国兵意外地顽强抵抗”，打得日本数易统帅，为其始料所不及。随着事变的长期化，日本统治阶层产生了危机感，一是担心国家财政不胜负担。高桥藏相说：“我国海外信誉正在急剧下降，目前在海外筹划资金几乎已不可能，这样下去，军费连三个月也维持不了，而且国内形势也真令人不寒而栗。” 二是担心英美干涉。因为上海与东北不同，是英美利益所在，战事的拖延会影响到日本同英美的关系。因此，日本并不希望战事延长。英美政府则看到由于上海战事有激发中国人民爱国热情的严重危险，同样希望中日双方早日停战；而促成停战的唯一途径是迫使中国政府屈服。国民党政府则从一开始就害怕抵抗，意欲早日把兵力转用于内战前线。由于英美的支持和蒋介石的妥协退让，中日双方于1932年5月5日签订了《上海停战协定》。协定承认日军可以驻留上海，中国军队则只能“留驻其现在地位”，即十九路军被迫撤退后所驻留的地区。在上海市区不允许中国军队设防。中国政府并允诺取缔抗日运动。协定签订的第二天，蒋介石就以“违令”抗日之罪对十九路军加以整肃，令十九路军的3个师分别调往江西、武汉、安徽；总部和军部则暂留南京。蒋光鼐、蔡廷锴在各方的支持下据理力争，拒绝接受这一分割肢解的命令。蒋介石不得不改令该路军调到福建，参加“剿共”战争，企图借红军之手消灭这支部队。
伪满洲国的建立
日本对中国东北的侵略，事先得到西方主要帝国主义国家、特别是美国的默许，他们企图让日本以我国东北为跳板北攻苏联。“九一八”的前一天，日本驻美大使出渊与美国国务卿史汀生达成秘密谅解：“美国不与闻满洲事变”，但日本的军事占领应限于锦州以北；日本则表示美国在华利益均可得到日本的理解。因此，事变发生后，当国民党政府诉诸国际联盟时，西方帝国主义大国所操纵的国联却对中日双方各打五十大板，貌似公正而实质公然鼓励侵略。不久，由于日本掉头南下进攻锦州，有进入华北的意向，英美等国怕危及他们在华北的利益，这才由国联作出了派遣调查团赴中国东北调查的决定。1932年1月，以李顿（英国人）为团长的国联调查团成立，3月到达南京，4月进入东北，6月结束调查，10月发表了调查团报告书，提出了设立“自治政府”，对中国东北实行“国际共管”的荒谬绝伦的主张，企图将东北从日本一国的殖民地变为帝国主义的共同殖民地。国民党政府对此立即表示“原则接受”，但日本却大为不满，一面正式宣布退出国联，一面宣布成立所谓“满洲国”。
成立伪满洲国是日本军部从其国内外形势及对华关系等方面考虑所决定的一项“以华制华”方针。他们认为建立傀儡政权、培植亲日势力作为进行殖民统治的工具。用“自治”“独立”的花招，让中国人自己从中国内部进行分离，这样既不违背国际规约的精神，又能达到“避名取实”的目的。“九一八”事变后第二天，日本参谋本部的建川美次就带着这种意图向关东军司令官正式提出建立伪政权的问题，明确主张以溥仪为“盟主”，建立“得到日本支持的政权”。在板垣征四郎、石原莞尔等人的参与下，制定了一个《满蒙问题解决方案》。方案提出：第一，以溥仪为元首建立新政权；第二，这个政权的国防和外交由日本帝国掌握，其交通、通讯的主要部分也要由日本管理；第三，在国防和外交等方面所需要的经费由新政权负担；第四，利用东北各地军阀拼凑傀儡政权，以维持地方治安。
在确定起用溥仪之前，日军对扶植何人曾有过种种设想：他们曾经想用张作相，后又曾一度想利用段祺瑞或张宗昌；也曾想要溥伟出马建立“明光帝国”。最后日军确定了傀儡政权首领的条件是：（1）为3000万民众所“景仰”，出身于名门而又“德高望重”者；（2）家世属于满洲系统者；（3）同张学良、蒋介石都不能联合者；（4）可以同日本合作者。根据这些条件，早已在日本掌握之中的溥仪便成了当选人物。
爱新觉罗·溥仪是清朝末代皇帝。辛亥革命爆发，被迫退位后，根据“清室优待条件”在紫禁城内仍过着保留皇帝尊号的小朝廷生活。1924年“北京政变”后，被冯玉祥的国民军撵出紫禁城，逃入日本公使馆投靠日本。日本公使芳泽利用这个机会大献殷勤，为溥仪准备了“大清皇帝”的奏事处和值班房，接受清朝遗老遗少的朝贺。由于受到社会舆论的申斥，1925年2月被日军迁到天津日本租借地养了起来，一住就是7年，仍然天天做着“重登大宝”的复辟美梦，期待着重穿黄袍的这一天。
“九一八”事变前，日本曾有口信给溥仪：“满洲在最近也许就要发生点什么事情，请宣统皇帝多多保重，他不是没有希望的！”这无疑是一个信号。“九一八”事变发生后，由于日本军部和政府在占领东北的步骤和方法上存在着分歧，关东军竭力怂恿溥仪赶快动身去东北“复位”，而日本领事却按照外务省的指示，劝告溥仪不要离开天津。溥仪不知所从，只得在“静园”静候。但是，关东军板垣等人仍积极策划挟持溥仪去东北。
1931年11月10日，在日本大特务土肥原的策划下，溥仪被藏进一辆敞篷汽车的后箱，悄悄开出静园，来到一家日本饭店“敷岛料理店”，换上了日本军装，上了一艘日本商船，13日到达营口。这以后，溥仪被严密封锁，连家人也不得接近。
1931年12月，田中内阁倒台，新成立的犬养毅内阁在东北问题上与军部和关东军的意见完全一致。1932年1月3日日军占领锦州后，为了在国联调查团来东北之前造成既成事实，加速了筹建伪满洲国的步伐。日本陆军省、海军省、外务省共同制定了《中国问题处理方针纲要》，中心是使满蒙成为脱离中国而置于日本威力之下的“独立国”；为配合这项阴谋，又指使田中隆吉发动“上海事变”（即“一·二八”事变）以转移国际视线。2月间，关东军连续召开所谓“建国幕僚会议”，于25日拿出了经日本政府和军部批准的方案，方案具体规定：“新国家”的名称为“满洲国”，国家元首称“执政”，国旗为红蓝黑白满地黄的五色旗，年号“大同”，首都长春，改称“新京”。
溥仪对于“执政”一职不感兴趣，一心想当皇帝。为此派了郑孝胥去向日本方面提出。但立即受到板垣的斥责：“军部的要求再不能有所更改，如不接受，只能被看作是敌对态度，只有用对待敌人的手段作答复。”溥仪只得俯首听命。
登基的一切准备就绪后，溥仪这个木偶在日本帝国主义者的牵引下粉墨登场了。1932年3月1日，日本侵略者发表所谓伪满“建国宣言”，宣布伪满洲国成立。9日，溥仪身穿西装式大礼服，正式就任伪满洲国“执政”，郑孝胥任伪国务总理。
9月15日，日本与伪满洲国签订《日满议定书》，东北的殖民地地位以条约的形式被确定下来。同日，日本宣布“承认”伪满洲国。1934年3月，日本又把它改名为“满洲帝国”，溥仪由“执政”当了“皇帝”，年号“康德”。伪满洲国虽然被装扮成“独立”国家，但它是日本帝国主义刺刀下的产物，它在日本关东军的卵翼下，充当统治的工具。日本帝国主义操纵了东北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的一切大权。日本关东军司令官是傀儡政权的太上皇，伪满洲国的各部、省、县以至基层行政组织，都由日本人以次长、顾问、参事官、指导官等名义把持操纵。《日满议定书》承认日本在伪满洲国的“一切权益”得到“尊重”，日本军队可以在伪满洲国内驻留，“共同担负保卫国家的责任”。因此，东北已完完全全地沦为日本的殖民地。
长城内外的抗日烽火
伪满洲国建立以后，日本公然宣称：热河是“满洲国”国土，长城是“满洲国”国界。于是，又把侵略的魔爪伸向热河。1933年1月，日军占领山海关，3月4日，强占了承德。在很短的时间内，热河全境沦陷，中国自古以来作为御敌屏障的长城暴露在日军面前。
热河不战而失，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蒋介石为了推卸责任，迫使当时任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委员长的张学良辞职，并任何应钦为北平军分会代理委员长。蒋介石企图依靠长城作为唯一的防御手段，以消极防御的方针，抵抗日军的侵略。长城一线中国守军30万人，谁都没接到积极出击的命令。但在日军的进攻面前，长城各口的守军激于爱国热忱，自动奋起抵抗，进行了有名的长城抗战。
驻守喜峰口的宋哲元二十九军三十七师首先给日军以迎头痛击，打响了长城抗战的第一枪。3月9日，东北军万福麟部，在日军步骑炮兵的联合冲击下不支，日军一度占领了喜峰口。刚赶到接防的三十七师先头部队趁敌不备进行袭击，夜间不用火器射击而用大刀、刺刀砍杀，拼死肉搏，给日军以重创，夺回了喜峰口。以后，双方又连续争夺7昼夜，中国军队利用夜战、近战，使日军飞机大炮无法逞威，喜峰口阵地始终在我军手中。此后两军继续对峙，但战事重心，由喜峰口移到了罗文峪。
罗文峪适处喜峰口与古北口之间的长城凹入处，守住罗文峪则能解除喜峰口左后方的威胁。3月中旬，日军两个联队协同伪军进犯罗文峪。中国守军诱敌迫近，肉搏冲锋，反复冲杀，阵地数易其手。夜间，守军以一团兵力绕攻敌侧背，连越7个山头攻入敌机枪阵地。正面守军全线出击，日军腹背受敌，溃不成军，狼狈撤退。喜峰口、罗文峪战斗的胜利，鼓舞了冷口和古北口等地的中国守军，他们英勇地抗击着日本侵略军的猛烈进攻。
长城各口的抗战，是违背蒋介石意旨的自发行动。在江西“剿共”的蒋介石立即赶到保定，坚持“必安内始能攘外”的不抵抗政策，不仅不采取有力措施，加强对日本侵略军的抵御，反而下令“侈言抗日者杀无赦”。5月3日，他又通过何应钦以北平军分会名义下令：凡河北、察哈尔境内的抗日义勇军、抗日救国军一律取消，由关外归来现正参加作战的义勇军调至后方改编。 同时，蒋介石等还指定亲日派黄郛任行政院驻北平政务整理委员会委员长，随时准备以外交方式接受日本的要求。日军在喜峰口等长城各口进犯河北的意图受挫后，改由山海关进攻滦东，迫使中国军队放弃长城一线阵地。5月下旬，日军侵占了密云、遵化、蓟县、丰润、唐山等22个县，直逼平津，对北平形成三面包围的态势。在国土丧失、平津危急的形势下，国民党政府又一次向日本妥协投降。黄郛根据蒋介石、汪精卫指示，派总参议熊斌与关东军代表冈村宁次于5月31日签订了丧权辱国的《塘沽协定》。这一开门揖盗的协定，承认了日本占领东三省、热河的“合法性”；规定了中国军队撤退至延庆、昌平、高丽营、顺义、通州、番河、宝坻、林亭镇、宁河、卢台所连之线以西以南地区，不得超越此线。从而，把绥东、察北、冀东的大片国土拱手送给日本，使整个华北门户洞开，为日军扩大侵略提供了方便。
蒋介石、汪精卫的卖国投降活动进一步激起广大人民和国民党爱国将领的义愤。中国共产党根据全国人民的抗日要求，根据国民党统治营垒内部出现的分化，为尽可能团结抗日力量，于1933年1月17日由中华苏维埃政府、中国工农红军革命军事委员会发表宣言，号召在三个条件下工农红军与国内任何军队订立抗日停战协定：（1）立即停止进攻红军区域；（2）立即保证民众的民主权利；（3）立即武装民众，创立武装的义勇军。这一宣言加速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几个月后，又一支抗日武装力量崛起，这就是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领导的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
“九一八”事变后，冯玉祥赞成抗日，为了开创抗战的新局面，1932年10月他从泰山迁居张家口。随着日军的步步进逼，热河失守，察省告急，他的抗日救国热情更为高涨。就在这时，原西北军将领、共产党员吉鸿昌奔走联络，促成了在晋南的方振武和冯玉祥合作，揭起了抗日旗帜。1933年5月26日，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在张家口正式成立了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冯玉祥任总司令，方振武任前敌总司令，吉鸿昌任前敌总指挥，并向全国发出通电，主张联合各党各派各军，共同抗日。抗日同盟军的成立，得到全国各界人民的拥护和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蒙古人民抗日武装也加入了抗日同盟军的行列；抗日同盟军的队伍迅速地由几千人扩大到8万人，成为一支很有生气的抗日武装。抗日同盟军在连克了康保、宝昌等城市以后，7月4日由吉鸿昌率领，分3路进攻多伦，经5昼夜苦战，沦陷已72天的多伦被收复。抗日同盟军乘胜追击，将日伪军全部赶出了察哈尔省境。为了准备收复东北失地和扩大抗日影响，7月下旬，抗日同盟军在张家口成立了收复东北四省计划委员会。
抗日同盟军胜利的消息极大地振奋了全国人民，也吓破了蒋介石、汪精卫的胆。他们威胁利诱，造谣中伤，收买叛徒，组织暗杀，直至明目张胆地勾结日军，千方百计地破坏抗日同盟军的抗战行动。7月，国民党政府调集16个师20万军队向张家口进逼，何应钦也同关东军勾结，商定协同进攻抗日同盟军。在日蒋的夹击下，抗日同盟军处境日益困难。8月14日冯玉祥抱恨离开抗日同盟军。
冯玉祥卸职后，吉鸿昌、方振武通电宣布改抗日同盟军为抗日讨贼军，坚持抗日，先后苦战在热河、滦东、冀东等地。9月底，部队被日军和国民党军合围，粮尽弹绝而失败，方振武被迫流亡国外，吉鸿昌转入地下。11月9日，国民党特务勾结帝国主义分子，在天津法租界国民饭店逮捕了吉鸿昌。坚决抗日的民族英雄、共产党员吉鸿昌在法庭上正义凛然地怒斥蒋介石、何应钦的卖国勾当。在刑场上，他泰然自若，毫无惧色，以手指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诗章：“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最后从容就义，表现了共产党人为民族和人民利益视死如归的坚贞气节。
抗日同盟军失败后两个月，国民党营垒中又发生了十九路军的“福建事变”。十九路军被蒋介石调到福建“剿共”后，受到共产党团结抗日政策的影响，厌恶内战，要求抗日，从而推动了蒋光鼐、蔡廷锴以及与十九路军关系很深的李济深、陈铭枢等，于1933年11月20日在福州成立了“中华共和国人民革命政府”，即福建人民政府，公开打出抗日反蒋旗帜。福建人民政府还和共产党领导的中央工农民主政府、工农红军签订了抗日停战协定。
福建人民政府出现后，蒋介石立即调集大军，自任“讨逆军”总司令，大举进攻福建，实行讨伐。他并派人潜入福州等地对福建人民政府的一些军、政要员进行拉拢收买。日本帝国主义也密切配合，出动海军占领厦门。由于力量对比的悬殊，福建人民政府当权者政治上的软弱，以及在事变过程中没有发动和依靠人民群众等原因，福建人民政府只存在一个多月即宣告失败。但是，它的出现，证明共产党的团结抗日政策正在发生深刻的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