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现代史上的30年代是指国民党新军阀混战基本结束到抗日战争爆发的时期。在这一时期中，国民党对革命发动了两种反革命“围剿”：军事的“围剿”和文化的“围剿”。结果不但未能扑灭革命，反而导致了两种革命的深入：农村革命的深入和文化革命的深入。由于斗争的需要，革命文化工作者改变了以往的分散状态，结成了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革命文化团体，进行有组织、有阵线的斗争，由此不但挫败了国民党的政治迫害，而且击退了三种反动文艺——买办文艺、封建法西斯文艺和国民党“帮闲”文艺的进攻，开展了社会思想论战，发展了革命文化阵营。在科学技术领域中，爱国科学家顶破国民党统治的冻土，艰难地绽出了几朵科学的花朵，为开创中国现代科学事业作出了有意义的贡献。
左翼文化运动
国民党南京政府建立后，在各地实行白色恐怖政策，文化界发生了分化：一些人依附大资产阶级加入了反动阵营；一些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经不起考验，有的颓唐，有的隐退；革命的知识分子则从血腥的现实中认清了敌人，提高了自己的觉悟，坚定地以文化为武器坚持斗争。一批共产党人从广东、两湖的战场上退下来，虽然“离开了群众斗争的旋涡的中心”，而在来到大城市以后，却“在文学事业上找着了他们的斗争的门路。” 左翼文化运动于是逐渐开展起来。
创造社成员李初梨、冯乃超、彭康等共产党员在大革命失败后从日本回到上海参加革命文学运动，使《创造月刊》面貌一新；1928年1月又出版了综合性理论刊物《文化批判》；同年3月，阳翰笙（当时名华汉）、李一氓合编的《流沙》杂志出版，壮大了革命文化的阵地。为适应文艺战线斗争的需要，蒋光慈、钱杏？等一些共产党员作家又于1928年1月发起成立了“太阳社”，出版《太阳月刊》等，共产党并在“太阳社”内建立了基层组织。尤其值得重视的是鲁迅逐渐转变为共产主义者。经过长期的磨炼、深刻的观察与总结，以及共产党员作家的帮助，使鲁迅从革命者的“许多血和许多泪”中，“轰毁”了他头脑中的进化论，确立了阶级论，抛弃了个人解放的个性主义而进步到战斗的改造世界的集体主义，从而成为革命文学战线一名无畏的战士。1928—1929年间，在鲁迅与创造社、太阳社若干作家之间，曾经发生过一场“革命文学论争”。这是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一场争论。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革命青年作家，为敌人的血腥镇压所激怒，一方面正确地提出了建立“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另一方面对中国革命形势和性质作了不符实际的分析，不承认中国革命已进入低潮，认为“革命的潮流已经到了极高涨的时代”，因而革命的性质“已经不是单纯或民族或民权的革命了。” 鲁迅清醒地看到了革命已处于低潮的现实，认定反对官僚、反对军阀是革命者的任务。鲁迅批评“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青年革命作家“对于中国社会，未曾加以细密的分析，便将在苏维埃政权之下才能运用的方法，来机械的运用了。” 然而创造社、太阳社的一些青年作家却不能对鲁迅有正确认识，对鲁迅进行了不少错误的批评，还将“五四”以后的若干新文学的著名人物如叶圣陶、郁达夫等视作“没落”人物。为此，鲁迅进行了必要的反批评。
这一场发生在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争论，历时一年，直到中共中央干预才结束。在争论过程中，有些买办阶级作家打着拥护鲁迅的旗号介入论争，企图浑水摸鱼，使得论争出现了错综复杂的情况。但革命文学的论争双方终于认清了那些人的真面目，进行了严肃批判，促进了革命文学阵营内部的了解和一致。
革命文学论争的积极结果，是使革命作家们认识到学习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必要。鲁迅说得好：“得了这一种苦楚的教训之后，转而去求医于根本的、切实的社会科学，自然是一个正当的前进。” 因此，论争结束后，革命文学运动的内容转向学习、介绍、翻译出版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书籍，仅鲁迅就在1929年翻译了普列汉诺夫的《艺术论》《苏联文艺政策》等五六种。瞿秋白总结这场论争的积极成果时说：“这时期的争论和纠葛转变到原则和理论的研究，真正革命文艺学说的介绍，那正是革命普洛文学的新的生命的产生。”
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的又一突出事件，是中国左翼作家联盟（简称左联）的产生。这是共产党领导下的统一战线组织。左联内部，由共产党党团和左联常委会负责领导。常委会成员中，大部分是共产党员，他们和鲁迅在一起，支持、协助鲁迅工作。
左联的成立，一方面是由于1928年的文学论争，革命文学内部意见趋于一致，认识到在国民党政府的高压政策和买办资产阶级文艺派别等的进攻下，革命作家有组织起来的必要；另一方面是共产党加强了对革命文学运动的领导，创造社、太阳社、我们社、引擎社等文学社团里都有许多共产党员，太阳社全体成员都是共产党员。1929年2月，创造社被反动政府查封，其他社团也被迫解散，共产党决定成立新的统一的文学团体，以便有领导、有计划地为革命文学而斗争。
1929年10月，中共江苏省委开始和鲁迅一起酝酿筹备左联的成立工作。筹备小组经党组织决定由12人组成：鲁迅、郑伯奇、冯乃超、彭康、阳翰笙、钱杏？、蒋光慈、戴平万、洪灵菲、柔石、冯雪峰、夏衍。其中除鲁迅和郑伯奇外，都是共产党员。中共中央宣传部派来潘汉年向以上10名党员传达了党中央关于停止文艺界“内战”，组成以鲁迅为“盟主”的左联的意见。1930年3月2日，左联正式宣布成立，参加成立大会的有50余人，由于安全的原因只发表了30人姓名。大会推定沈端先、冯乃超、钱杏？、鲁迅、田汉、郑伯奇、洪灵菲7人为执行委员，周全平、蒋光慈为候补委员。 左联是一个公开团体，由鲁迅担任领导，重大问题在内部由共产党党团讨论后取得鲁迅同意，才作为左联的正式决定。所以这是一个共产党直接领导的群众团体。先后担任左联党团书记的有潘汉年、冯乃超、阳翰笙、钱杏？、冯雪峰、丁玲、周扬等。左联先后在北平、广州、武汉设立“分盟”，在日本东京建立“支部”。根据历史资料和目前健在的左联成员的回忆，当时左联在全国的成员总计在150人以上。
瞿秋白在被王明路线排挤打击以后，转向文化工作。他不但对左联进行思想领导，而且作为中共中央宣传部代表，领导过文化工作委员会（简称“文委”，左联系文委的一个下属机构）。在他为文委所起草的一份指示性文件——《苏维埃的文化革命》中，明确规定了“文委的任务是在文化战线上，动员广大民众来参加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苏维埃革命。”
文化工作委员会领导着整个左翼文化运动的发展。在文委之下，先后成立了9个文化工作机构，除左联外，还有：
社联，全称“中国社会科学家联盟”，1930年5月20日成立，负责人有杜国庠、彭康、李一氓、钱亦石、王新之、何敬之、艾思奇等。并在复旦、交大、大夏、光华等大学建立小组，在闸北、小沙渡、杨树浦设立工人读书班。其成员最多时达300余人，知识分子占半数以上。社联中有中国共产党党团，先后担任党团书记职务的有朱镜我、王学文、许涤新、马纯古、陈开泰等。社联的机关刊物为《新思潮》。
剧联，全称“左翼剧团联盟”，1930年成立，这是一个以进步剧团为团体盟员所组成的戏剧界组织，著名的成员有上海艺术剧社、南国社、摩登剧社、复旦剧社、戏剧协社等。不久，部分剧社被国民党政府查禁，因而1931年起改称“中国戏剧家联盟”，成为一个以戏剧家个人名义参加的戏剧团体。
此外，还有“中国左翼美术家联盟”（简称“美联”）、“中国教育工作者联盟”“中国新闻记者联盟”“左翼电影小组”“左翼音乐小组”“苏联之友社”等左翼文化团体，形成了一支具有相当实力的革命文化工作者的队伍，他们团结在共产党的周围，将“五四”以后的新文化运动推向一个新的阶段。30年代的文艺成为中国现代文艺的一座突起的高峰。
反对国民党的文化“围剿”
国民党反动派在对共产党所领导的革命根据地进行反革命的军事“围剿”的同时，也对左翼文化运动发动了反革命的文化“围剿”。
国民党制订了一系列反动法令，对进步书刊滥施查禁，肆意剥夺革命文化的出版权利。1930年12月，国民党政府颁布了《出版法》，对报纸、杂志、书籍进行严格控制。1931年10月，又颁布了《出版法细则二十五条》，比原来的《出版法》作了更具体的规定。1932年11月，国民党中宣部又规定了《宣传品审查标准》，把宣传共产主义，批评国民党政府，要求民主与抗日的文字统统诬为“危害民国”。而在此之前，国民党政府已经颁布的《危害民国紧急治罪法》规定，“以文字图画或演说为叛国之宣传者”要处以死刑或无期徒刑。国民党政府认为仅仅对已经出版的书刊加以查禁，还不足以完全彻底地扼杀进步文化，于是在1934年6月又颁布了《图书杂志审查办法》，规定一切图书杂志应于付印前将稿本送交“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图书杂志审查委员会”审查。国民党的审查官员不但可以任意删削文章中一切使他们害怕的字句，还可以无耻地篡改文稿的内容。鲁迅曾愤怒地指出，那些被删改后的文章“有时竟像讲昏话。”
为阻止进步书刊与读者见面，国民党政府采用了种种卑劣手法。他们在邮局派有爪牙，见到左联、社联出版的书刊，就偷偷地扣押。他们进而公开下令禁止进步书刊发行，就连封面是红色的，或作者是俄国人，均在被禁之列。1931年被查禁的进步书籍有228种。1933年有所谓查禁普罗文艺（即无产者文艺）的密令。1934年2月又密令上海党部派人到各书店挨家查禁文艺书籍149种。1936年，秘密制订了《取缔反动文艺书籍一览》，被禁文艺书籍364种。同年又印发《取缔社会科学反动书刊一览》，被查禁的社会科学书刊达676种。
国民党政府还派出大批特务打手，袭击进步文化机构，逮捕、暗杀革命文化工作者。1930年秋，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成员宗晖在南京被杀。1931年2月，“左联”五作家殷夫、柔石、胡也频、李伟森、冯铿在国民党上海警备司令部被害。1933年5月，国民党特务绑架了丁玲和潘梓年，诗人应修人因与特务搏斗坠楼而死。同月，左联领导人之一洪灵菲在北平被捕。就连文化泰斗鲁迅也被列入了国民党暗害的黑名单，使他不得不三次避走别处，最后终因国民党对鲁迅在国内外的声望有所顾忌，才不敢贸然下手。许多进步书店被国民党强行查封如“现代”“北新”“群众”“江南”等。而上海良友图书公司、神州国光社则被特务捣毁。所谓“影界铲共同志会”的暴徒袭击了进步的上海艺华电影公司，并警告其他电影公司不准上映由田汉、金焰等编导或演出的影片，“否则必以暴力对付”。1934年11月，因《申报》发表了反对对日本侵略的不抵抗主义，主张“停止内争”的一些文章，爱国的报业资本家史量才被军统特务暗杀于沪杭道上。1935年7月，国民党政府因《新生》周刊登载了《闲话皇帝》一文，以妨碍“中日邦交”为名，下令查封，并将主编爱国人士杜重远判了一年又两个月的徒刑，关押于上海漕河泾监狱。
国民党在对革命文化进行暴力“围剿”的同时，又进行精神“围剿”，力图用封建法西斯主义禁锢人们的思想，以反动文化取代进步文化。蒋介石亲自出马，鼓吹“四书”“五经”的道理是“永久不变的”，要人们“常常去研究”，“尤其是非读《大学》《中庸》不可”。国民党政府下令“尊孔祀圣”，将孔子生日作为全国庆典。为了给法西斯禁锢主义披上理论色彩，蒋介石鼓吹“行的哲学”，说“行的哲学为唯一的人生哲学”，大力贩卖熔王阳明的“心学”与西方法西斯主义的“行动哲学”于一炉的反动统治哲学。陈立夫紧跟蒋介石，抛出“唯生论”，宣扬所谓“诚的哲学”。
为了对人们进行法西斯式的思想禁锢，国民党政府还强制推行所谓“新生活运动”。蒋介石先后抛出《新生活运动之要义》《新生活运动纲要》等文。1934年7月在南昌成立“新生活运动总会”。各省各县成立分会。宣扬要使全体国民的衣食住行都合乎“礼义廉耻”。蒋介石所谓的“礼义廉耻”，就是“规规矩矩的态度，正正当当的行为，清清白白的辨别，切切实实的觉悟”。一句话，就是要使全国老百姓都俯首帖耳地听从国民党的反动统治，做他们的顺民和奴隶。但是，尽管国民党上上下下纷纷出动鼓吹新生活运动，并不惜动用警察机关颁布种种奇怪的条例，如女子不准烫发、袖长必须过臂等，否则就要被警察管制，但这种倒行逆施，理所当然地受到人民的抵制。如蒋介石驻节南昌城时，军警规定行人必须扣上衣扣，一些衣衫褴褛的乞丐因受到警察呵责，衣上却又没有扣子可以扣，就干脆赤了膊在街上行走，表示了一种无言的抗争。叫嚷多年的新生活运动，并未取得国民党所企图取得的效果，只是作为一场闹剧而留在现代历史中。
国民党在进行反革命文化“围剿”过程中，拼命指使御用文人，开设书店，举办刊物，竭力与革命文化争夺阵地。他们把几家较有影响的书店老板和店员赶走，换上自己的爪牙。但这样的书店总是维持不久便被迫关闭，“因为里面满是走狗，这书店便像一座衙门，而中国的衙门是人民最害怕最讨厌的东西，自然就没有人去。” 国民党文化官僚、CC骨干潘公展等人赤膊上阵，冒充文化人，自己动手写文章，办刊物。但这种刊物只能被真正的文化人嗤之以鼻。鲁迅尖锐而辛辣地指出：“他们倘做一部‘杀戮法’或‘侦探术’，大约倒还是有人要看的，但不幸竟在想画画，吟诗。这实在譬如美国的亨利·福特先生不谈汽车，却来对大家唱歌一样，只令人觉得非常诧异。”
面对敌人空前规模的反革命文化“围剿”，革命文化工作者在极端困难条件下巧妙地与敌人周旋，努力保存革命的文化阵地，宣传革命思想。鲁迅为了不使敌人发觉是他写的文章，经常变换笔名，有些名字用过一、两次就不能再用。据《鲁迅全集》《鲁迅全集补遗》所辑，鲁迅在这一时期所使用过的笔名达70多个。为了不让敌人的鹰犬辨认字迹，鲁迅往往在写好文章后，托别人抄写后寄出。
革命文化工作者不但要时时对付国民党反动政府的迫害，冲破反动派的禁令宣传革命思想，同时也要对文艺思想上的敌对派别进行反击。这种敌对的文艺思想派别，有的是国民党的政客、文贩子所组成，有的是依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文人所提倡。它们共同参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文化“围剿”。它们的进攻终不免被革命文化所击退。其中最著者有：
反对“新月派”的斗争。20年代前期被革命文化工作者所打垮的“现代评论派”胡适、徐志摩、陈西滢等人，又与梁实秋、叶公超等，于1928年3月办了《新月》月刊，一上场就攻击革命文学，咒骂革命文学是“不正当的营业”；说文坛太“混乱”、太“自由”，“结果是无政府的凌乱”。“新月派”的文艺理论家梁实秋在《文学与革命》《文学有阶级性的吗？》等文章中，集中宣扬资产阶级超阶级的“人性论”，反对文艺是为一定的阶级利益服务的。“新月派”的进攻遭到左联成员有组织的反击。鲁迅为文驳斥梁实秋的言论时指出：“文学不借人，也无以表示‘性’”，“穷人决无开交易所折本的懊恼，煤油大王哪会知道北京捡煤渣老婆子身受的酸辛，饥区的灾民，大约总不去种兰花，像阔人的老太爷一样，贾府上的焦大，也不爱林妹妹的。”鲁迅无可辩驳地证明，在阶级社会里，超阶级的“人性”是不存在的，它只是资产阶级的一种骗术。冯乃超在《拓荒者》杂志上著文，揭穿梁实秋的文章是“资本家走狗”的腔调，梁实秋不服，竟反唇相讥，嘲讽革命文化工作者是要领取“卢布的赏赉”。鲁迅立即写了《“丧家的”“资本家的乏走狗”》这篇脍炙人口的杂文，惟妙惟肖地刻画了“新月派”一班人是活生生的走狗，“遇见所有的阔人都驯良，遇见所有的穷人都狂吠”。在左联的反击下，“新月派”狼狈地败下阵去。
反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斗争。“民族主义文学”是在“新月派”被击败，国民党纠集起来的一个法西斯文学派别。1930年6月，国民党中央宣传部、组织部共同策划，由潘公展、朱应鹏等发表了《民族主义文艺运动宣言》，此文打着爱国招牌，实际上只是上海滩上一群已经死亡的各种“主义”的流尸的漂集。左联对“民族主义文学”进行了痛击，向人民揭露作为国民党凶残爪牙的“民族主义文学”的面貌。瞿秋白的《屠夫文学》《狗道主义》《民族的灵魂》，鲁迅的《“民族主义文学”的任务和运命》等文章，痛斥“民族主义文学”的反动，受国民党豢养的卑劣。到1931年底，“民族主义文学”彻底失败，它的主要刊物《前锋月刊》的最后一期总共才销行了3本！
反对“自由人”“第三种人”的斗争。这场斗争，发生于1932年。号称“知识阶级的自由人”的胡秋原和打着“第三种人”招牌、伪装中立的苏汶（即杜衡），攻击左联，反苏反共。他们表面上装作不是同伙，苏汶声称自己是除了“智识阶级自由人”和“不自由的、有党派的”人以外的“第三种人”，但他们所攻击的目标却是共同的。他们攻击苏联文学，进而攻击马克思列宁主义文艺理论，最后把矛头指向苏联政府和中国共产党。鲁迅拆穿了“自由人”的假面具只不过是“在指挥刀的保护之下”的帮凶；指出了“第三种人”好像不偏不倚，其实总是有偏向的，平时遮掩起来，“一遇切要的事故，它便会分外地显现”。这场斗争的复杂性，在于胡秋原等人打着“批判”民族主义文学的幌子，挂着“左翼”的招牌，如瞿秋白所指出，他是“红罗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这种敌人自然更加危险。” 经过一年之久的斗争，左联终于取得胜利。
30年代左翼文化运动在斗争中发展起来。国民党发动的文化“围剿”并不能扼杀左翼文化，而“共产主义者的鲁迅，却正在这一‘围剿’中成了中国文化革命的伟人。”
关于中国社会的论争
30年代中期，在理论战线上，接连发生了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社会史和中国农村性质的深刻论争。这些论争主要是在马克思主义者和托派分子之间进行的。
中国社会性质的论争，最初起于共产国际内部。共产国际关于中国革命的多项决议，明确指出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而托洛茨基则认为中国是资本主义社会。这一论战随后也在中国发生。1930年上半年，“社联”的机关刊物《新思潮》连续刊登了王学文的《中国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中的地位其发展及其前途》、潘东周的《中国经济的性质》等文。紧接着，社联另一刊物《社会科学讲座》第1期（《社会科学讲座》只出了1期 ）又发表了潘东周《中国国民经济的改造问题》一文，这些文章阐明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性质和民主革命的思想。由于王学文、潘东周的文章都发表在《新思潮》上，所以被称为“新思潮派”。托派分子竭力反对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殖民地半封建性质的见解，他们抛出一系列文章对此进行反驳和攻击，其中主要的有任曙在1931年初发表的《中国经济研究绪论》和同年6月严灵峰的《中国经济问题研究》两本书，均是他们在报刊上发表的文章的汇编。两人在文章中常常互相大骂。严灵峰骂任曙是“侦探先生”“下流的经济研究者”“过左专家”，任曙则骂严灵峰是“叛徒”“机会主义者”；任讥笑严“东抄西袭”，严又嘲讽任搞的是“先天理论”。但从本质上看，两个人的观点是完全一致的。由于他们的文章常发表在《动力》杂志上，所以人们理所当然地将两人归作一类，称之为“动力派”。他们的中心论点是认为帝国主义侵华“绝对地破坏封建势力”，商品经济就是资本主义经济，交换关系的发展就等于资本主义的发展。因此，“中国毫无疑义的是资本主义关系占领导的地位”，从而认定“中国目前是个资本主义社会”，中国的革命就是“追随先进的欧洲以驰驱于打倒资产阶级的战线之上”，反对中国共产党制订的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革命的社会科学工作者撰文对托派分子上述谬论进行了反驳。《新思潮》被反动政府查封后，曾改名《新兴科学》，不久又被封禁。“当时我们的杂志不能出了，主要是通过几所大学的校刊及《书报评论》 来反驳他们。” 张闻天用笔名参加论战。1931年6月，发表了署名刘梦云的《中国经济之性质问题的研究》一文，明确指出帝国主义侵华的目的，并不是为了要发展中国的资本主义使中国变成一个资本主义国家，而是为了要使中国“变成它的殖民地，变成它的附庸”。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在文章中一针见血地指出托派关于中国社会性质的谬论是要用“社会主义的空口号来和资产阶级性的民主革命的口号相对立。”这场论战从1930年上半年持续进行到1934年上半年，前后达四年之久。马克思主义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文章中虽然也有某些错误和缺陷，但总的说来，宣传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和中国革命的思想，缩小了托派的影响，有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行。
关于中国社会史的论战与社会性质的论战相联系，是在社会性质论战开展后不久就发生的。核心问题是中国历史上有无奴隶社会的阶段，马克思主义关于社会发展的学说是否适用中国社会。托派分子李季的《对于中国社会史论战的贡献与批评》和杜畏之的《古代中国研究批判引论》，都认为中国古代社会在原始公社崩溃以后，没有像外国那样进入希腊、罗马的奴隶制，而是“在氏族的废墟上产生了封建社会”。马克思主义史学工作者郭沫若、吕振羽、翦伯赞等研究了古文物与古文献，认为中国有奴隶社会的阶段。这一见解逐渐为史学界普遍赞同，虽然对奴隶社会的起迄时间还有不同意见。这场论战还涉及鸦片战争前中国社会性质问题，驳倒了托派认为这一时期是商业资本主义社会的论点，从而维护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理论。
关于农村性质的论战是在前两场论战的基础上发生的。在中国社会性质的论战过程中，已经提出了中国农村性质问题。1933年起，城市银行为寻找投资的出路，下乡举办农产品抵押和运销贷款，对此，有人以为农村已资本主义化了，托派分子借此歪曲中国社会的性质和中国革命的性质，鼓吹进行反对资产阶级的革命。他们以《中国经济》月刊为中心，代表人物有王宜昌（原名倪金生）、张志澄、王景波等。马克思主义经济科学工作者钱俊瑞、薛暮桥、孙冶方等以《中国农村》月刊为阵地，坚持用马克思主义分析中国农村经济，对“《中国经济》派”的错误见解进行驳斥。钱俊瑞反对王宜昌提出的研究农村经济主要应研究农村资本关系的论点。钱俊瑞指出，中国农村的核心问题是土地问题，全国耕地的70％集中在占农村人口10％的地主富农手里，农村的商业、高利贷资本和资金积累，都与土地有关，都集中在地主富农手中。因此只有从土地问题出发分析农村经济，才能认清农村社会性质。当时，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在农村推行消灭富农的错误政策，这恰好成为托派分子歪曲中国农村社会性质的根据。王宜昌说，苏区“反对富农的资本主义关系，表示中国农村中资本主义关系，已经发达到很高程度了。” 孙冶方以农村经济的大量材料，说明帝国主义与中国封建主义相互勾结，阻碍中国资本主义发展。从农业生产内部讲，半封建经济占据优势，而不是资本主义关系占优势。这场论战，不但坚持了中国共产党关于中国社会是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科学见解，而且实际上否定了王明“左”倾机会主义夸大中国社会中资本主义成分的错误理论，有利于新民主主义革命事业的进行。
在挣扎中的科学技术
在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战火与纷乱连绵不断，经济凋敝，民不聊生，科学技术的发展处于极端困难的条件之下。直到1935年至1936年间，国民党内部逐渐稳定，南京政府对全国的统治得到确立和加强，“剿共”战争主要局限于西北一隅，广大国统区基本上无大的战争，经济略有上升，这才为科学技术的发展提供了一些有利条件。国内不少自然科学家怀着“科学救国”的心愿，凭着个人的刻苦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这是从挣扎中生存和发展起来的难能可贵的成果。中国现代科学技术主要是在30年代科技水平的基础上发展的。现代著名的老一辈科学家也主要是在30年代科技事业中成长起来的。
中央研究院是根据孙中山1924年北上时提出的设想，由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1927年5月9日决定成立的全国最高学术机构。第一任院长为蔡元培。在他的惨淡经营下，中央研究院共成立了物理、化学、工程、地质、天文、气象、动植物、社会科学、历史语言、心理等10个研究所和1个博物馆，共拥有专任、兼任、名誉、特约研究员91人，助理员64人，编辑8人。1935年成立了由31名评议员组成的第一届评议会，评议员大都是当时国内最著名的学者，他们是：物理，李书华、姜立夫、叶企孙；化学，吴宪、侯德榜、赵承嘏；工程，李协、凌鸿勋、唐炳源；动物，秉志、林可胜、胡泾甫；植物，谢家声、胡先、陈焕镛；地质，丁文江、翁文灏、朱家骅；天文，张云；气象，张其昀；心理，郭任运；人类，吴定良；社会科学，王世杰、何康、周鲠生；历史，胡适、陈垣、陈寅恪；语言，赵元任；考古，李济。另外还确定了各研究所所长，他们是：物理，丁西林；化学，庄长恭；工程，周红；地质，李四光；天文，余青松；气象，竺可桢；心理，汪敬熙；动植物，王家楫；历史语言，傅斯年；社会科学，陶孟和。科学人才的荟萃，使蔡元培为院长的中央研究院有所建树。下面所列举的科学技术成就，都是30年代创造的。
数学方面，我国有不少数学家取得突出成绩。熊庆来的一项研究成果，当时被国际数学界命名为“熊氏无穷级”。在古典微分几何方面，苏步青在当时的研究具有开创的意义，他还是我国最早从事K展空间研究的数学家。在数论方面，华罗庚1936年在英国剑桥大学做访问学者时，解决了当时世界上一些著名的数学难题，如“华林问题”“泰利问题”等。
物理方面，吴有训早有盛名。他在20年代就与美国物理学家康普顿合作研究，创立了著名的“康普顿—吴有训效应”；30年代他继续在“单原子气体”理论上作出了贡献。严济慈在法国科学院周刊等刊物上所发表的光学研究成果，使他得以在1939年制成我国第一台显微镜，这在当时是一项重大成就。此外，周培源对于引力论、张国藩对于湍流理论、张文裕与钱三强对于核物理的研究，都居于领先地位。
化学方面，侯德榜在1933年写成《纯碱制造》一书，被世界学术界认为是制碱专著的首创。他公布的制碱法，被称为“侯氏制碱法”。分子化学家孙承谔与美国化学家艾林1935年合著的关于三体碰撞反应的论文，具有很高学术价值。1976年美国化学会举行百年纪念，在《物理·化学一百年》一书中把该文列为百年成就之一。此外，卢嘉锡对于放射化学和结构化学、赵承嘏对于植物化学的研究，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
地质、地理方面，李四光从1933—1936年在庐山和黄山等处的实地勘察，发现了冰川遗迹，推翻了外国学者认为中国无第四纪冰川的结论，轰动国际地质学界。在大地测量方面，方俊和别人一起编纂了我国第一部较完整的地形图——《中华民国地形挂图》。地震学家李善邦1930年在北京西郊建立了我国第一所用现代仪器装备的地震观测台，并达到国际先进水平，我国现代地震研究从此开始。
动、植物方面，朱元鼎在30年代初期编成我国第一部鱼类专著《中国鱼类索引》，汇集了1500多种鱼类资料，一直被中外鱼类学者视为必读书籍。真菌学家邓叔群在1932—1940年间发现了4个真菌新属，120个新种。为国际上公认，被列入英国著名的《真菌学字典》。淡水藻类专家饶钦止1935年发表的著名学术论文被国际上列为这方面的经典。在古生物研究方面，袁复礼于30年代初在新疆吉木萨县三台以南的地方发现了大量中生代爬行动物化石，被国际上定名为“袁氏三台龙”。这项发现引起世界学术界轰动。
医学方面，中国解剖学家首次解剖出了完整的人体肾单位，发现了肾单位的三种不同类型。生理学家张锡钧首先提出大脑化学传递的概念，并创立了“迷走神经垂体后叶反射”的理论。人类学家吴定良1934年发表的关于华南、华北、贵州等地人的体质的调查，开创了我国体质人类学的研究工作。儿科专家诸福棠1931—1933年在美国哈佛大学儿科研究室中成功地提取了胎盘球蛋白，闻名于中外医务界。
纵观我国30年代的科学技术状况，可以看到这一时期的科学技术较过去有了一定发展，在中国现代科技史上具有重要意义。但是，由于当时国力薄弱，政局腐败，国民党政府只热衷于横征暴敛，镇压人民，根本不重视科学技术，不少科学技术人士虽有救国的志愿，往往报国无门，许多重要的科学技术成就，是中国科学家在国外创造出来或在国外学术刊物上发表而被世界所承认的。这一时期以理论研究的成果为多，工程方面的成果寥寥无几，充分反映了科技资金的严重匮乏。30年代后期，直到整个40年代，中国进入了十四年抗日战争和三年解放战争时期，国民党的统治愈加黑暗，科技发展受到严重阻碍和破坏。因此，在旧中国的科技发展史上，只有30年代这短暂的几年间，才闪现出了自己的几星光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