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初，中国革命出现了新的发展形势。工农武装割据胜利展开，苏维埃政权次第建立，在苦难深重的人民大众面前展现了富有生命力的人民共和国的雏形。正当中国革命高潮将要来到时，王明等人错误估计形势，实行“左倾”冒险主义的领导，导致在国民党统治区中国共产党组织几乎全部丧失；在中央革命根据地，红军未能粉碎敌人的第五次“围剿”，被迫实行战略转移，进行长征。中国革命又一次面临了生死绝续的严重关头。遵义会议确立了毛泽东在红军和中共中央的领导地位，使红军和中共中央得以在极其危急的情况下保存下来，胜利完成长征，打开了中国革命的新局面。
红色共和国的土地革命
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旧中国，占农村人口90％的贫农、雇农、中农仅占全国可耕地面积的20％至30％；而占人口10％的地主、富农却占有可耕地的70％至80％。他们利用所占的土地，残酷地剥削农民，阻碍了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农民斗争的第一个主要要求是要得到土地——耕者有其田，这个要求在下层农民——雇农贫农尤为迫切。” 因此，进行土地革命，废除封建土地制度，解放农民和农村生产力，就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基本任务和中心内容。
早在1920年11月，中国共产党就开始注意农民的土地问题，在当时的《中国共产党宣言》中，曾提出将生产工具，包括土地“收归社会公有，社会公用”。1921年共产党领导了浙江萧山衙前农民运动。秋，诞生了中国第一个农民协会，进行了减租斗争。
北伐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在各地领导农民起来斗争。部分地区并自动地开始分配地主土地。中共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通过的《关于土地问题议决案》中，提出“没收地主租与农民的土地，交与农民耕种”的口号。由于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的领导，广大农村的土地问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这是大革命失败重要原因之一。
革命失败，得到了惨痛的教训，使中国共产党对农民土地问题的重要性有了较清楚的认识。为了正确解决农民土地问题，中国共产党在实践中制定了一条行之有效的土地革命路线。它的形成，大体可分三个阶段：
第一阶段：1927年的“八七”会议所通过的《最近农民斗争决议案》规定，没收大地主、中地主及“一切所谓公产的祠族庙宇等土地”，分给佃农及无地的农民，对小地主的土地实行减租。这些规定是正确的。同年11月，受“左”倾盲动错误支配的中共中央又发表《土地问题党纲草案》，提出了一套“左”的阶级路线和土地政策。1928年7月中国共产党召开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制定了《土地问题决议案》《农民问题决议案》，将“左”倾中央规定的没收一切土地改为“没收地主阶级土地”，正确地解决了土地革命中的土地没收对象问题。并指出贫雇农是土地革命的主要力量；联合中农是保证土地革命胜利进行的重要条件；对富农和地主的政策亦作了基本正确的规定。但“六大”未解决土地所有权问题。
第二阶段：在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928年12月颁布了由毛泽东主持制定的《井冈山土地法》。由于没有经验，该土地法规定没收一切土地而不是只没收地主的土地，农民分得土地后只有使用权，所有权属于苏维埃政府。但它在相当程度上满足了农民对土地的要求，对推动土地革命的进行仍具有重大意义。
1929年4月，毛泽东领导红四军到达赣南兴国，根据“六大”决议，制定了《兴国县土地法》，明确规定只“没收一切公共土地及地主阶级土地”，分给无地和少地的农民耕种。纠正了《井冈山土地法》没收一切土地的规定。“但其余各点均未改变，这些是到了1930年才改变的。”
同年7月，中共闽西第一次代表大会在毛泽东的指导和帮助下，讨论了农民土地问题，制定通过了《土地问题决议案》，比《兴国土地法》又有所前进，如提出分田时，在原耕基础上，实行“抽多补少”；不损害中农利益；对富农，只没收多余的土地；将小地主和大地主区别对待，以及保护私营商业等。但决议案仍然没有解决农民对土地的所有权问题。
1930年6月，第二次“左”倾错误出现了，一些行之有效的土地政策被否定，代之以组织集体农场，共同生产，共同消费及坚决反对富农等“左”倾错误政策。以致在一些根据地中由反富农发展到“采取打土豪方式去打击富农”，“结果不独富农恐慌，一般中农贫农……也同样发生恐慌，以为苏维埃政府不容许农民有一点存积。” 毛泽东通过调查研究，从中国农村阶级状况的实际出发，在工作中尽可能缩小中央的错误政策的后果，提出了对富农的正确策略。1931年2月8日，苏区中央局发出第9号通告，提出了“组织雇工工会”，“组织贫农团”，“团结中农在贫农团的周围”，反对富农的“半地主的剥削”等重要原则。 至此，土地革命路线基本形成。
中国共产党的土地革命路线的基本形成及实行，摧毁了封建的土地剥削制度，“扫荡了一切封建的残迹，千百万人民从长期的黑暗中惊醒起来”，在政治上经济上获得了解放，“取得了主人翁的资格”。 他们的革命热忱和生产积极性空前高涨，促进了革命根据地的巩固和发展。
1931年1月举行的中共六届四中全会，开始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国共产党内的统治。他们反对党的土地革命路线，在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名义颁布的《土地法》中错误地提出“地主不分田，富农分坏田”的政策。并于1933年6月开始的查田运动中，推行大规模的过火斗争，实行侵犯中农利益，消灭富农的政策。使本属检查土地分配情况的正常工作偏离了土地革命的正确轨道。同年10月10日，毛泽东主持制定了《关于土地斗争中一些问题的决定》，并发表了《怎样分析农村阶级》一文，排除“左”的干扰，使各地的土地革命重新走上正轨。
中国共产党在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内领导农民解决土地问题的同时，大力进行了经济建设。在农业方面，号召大量开垦荒地，扩大耕种面积；组织耕田队、劳动互助社与农业合作社；积极兴修水利，发展畜牧业。在工业方面，建立兵工厂，扩建和新建民用工业，如制糖、制盐、造纸、织布、农具、烟草等工厂和开发钨矿，并积极发展手工业合作社。在商业方面，为保障根据地的供应，实行大力发展国营和合作社商业，保护私营商业的政策。又成立各类消费合作社、供销合作社、粮食合作社等。根据地的农、工、商业及其他经济事业都超过了土地革命前的水平，保障了根据地军民的吃穿用需要，打破了敌人的经济封锁，有力地支持了革命战争。
王明“左”倾冒险主义
对中国革命造成极大危害的王明“左”倾冒险主义的主要代表人物王明（1904—1974），原名陈绍禹，安徽金寨人。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党，不久被选送赴苏联莫斯科中山大学学习，深受副校长米夫信任。1927年在校内组织宗派小集团，以“百分之百的布尔什维克”自居。1929年回国。他虽然读了不少马克思主义著作，但并没有真正领会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不是把马克思主义作为行动指南，而是当作万古不变的教条，不顾中国具体情况，生搬硬套，夸夸其谈。
1930年秋冬之际，王明得悉共产国际指责中共六届三中全会对第二次“左”倾冒险主义的批判犯了“调和主义”错误，就抢先抛出由王明起草，经小团体传阅、讨论和修改的意见书《两条路线——拥护国际路线，反对立三路线》（即《为中共更加布尔什维克化而斗争》），集中攻击三中全会后的党中央。
《两条路线》指责“立三路线”是以“左倾”词句为盾牌的“右倾机会主义”，是“从右方来取消革命”。并认为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的六届三中全会以后的中央“继续着立三路线”。《两条路线》夸大资本主义在中国经济生活中的比重，否认中国是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认为上层小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是“反动营垒的一翼”，是“最危险的敌人”，对它们应实行“一切斗争”政策。《两条路线》否认敌强我弱的基本情况，否认中国革命的不平衡性、曲折性、长期性。脱离实际地强调所谓全国性的“革命高潮”，因而片面主张“进攻路线”，认为在白色区域应准备武装起义，“占领一个或几个工业的行政的中心城市”。
王明及其后台把目光紧紧盯住了中共中央的领导位置。为此，王明宣称“现有中央政治局领导同志不能领导全党工作”，要“以能积极拥护和执行国际路线的斗争干部”，“改造和充实各级领导机关”。
由于《两条路线》的结论可从共产国际有关文件中找到出处，因此，它的“左”倾形态更完备，更有“理论”，气焰更逼人。
同年12月，米夫被派来中国任共产国际代表。在米夫的压力下，中共中央政治局发出第96号通告，接受《两条路线》的主张。1931年1月7日，在米夫一手策划和操纵下，采取突然袭击的方法，于上海召开中共六届四中全会。会前，米夫起草了《中共四中全会决议案》，指定了参加全会的人员。在米夫的强行压制下，会议通过了他事前拟定的中央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和补选中央委员的名单。被米夫吹捧为中国共产主义运动中“最出色”“最有才华”的领导人王明成了中央委员、中央政治局委员。以他为代表的教条主义宗派集团实际上取得了中共中央领导地位，向忠发虽仍任中央总书记，但并无实权。从此，开始了以教条主义为特征的“左”倾冒险主义对中国共产党的统治，给中国革命带来了空前深重的灾难。
6月，向忠发被捕叛变，王明代理中共中央总书记。9月，王明去莫斯科任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团长，但仍对在上海的临时中央局实行遥控领导。“左”倾中央命令党组织在城市组织公开的、无掩护的罢工、示威、“飞行集会”，以致遭敌人残酷镇压，白区党的组织损失殆尽，临时中央亦无法在白区立足，不得不“在1933年春作出决定，迁往中央苏区” 。“左倾”冒险主义政策的推行，彻底葬送了“九一八”事变后出现的有利革命的大好形势。
临时中央在迁入中央革命根据地以前，已于1931年11月的中央根据地党代表大会（即赣南会议）和1932年10月的宁都会议上，先后撤销了毛泽东的红一方面军总前委书记、总政治委员等重要职务，“他虽然还是临时革命政府的主席，中央政治局委员，革命军事委员会委员，但失去了主宰一切的影响和迄今为止的权力。” 临时中央进入中央苏区后，又发动了一场所谓的反“罗明路线”和“罗明路线在江西的代表邓（小平）、毛（泽覃）、谢（唯俊）、古（柏）”的斗争，使“左”倾冒险主义者控制了红军和苏区。
在这个时期中，根据地的斗争形势日益困难。蒋介石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方针，于1932年6月对鄂豫皖、洪湖、湘鄂西三块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迫使红军主力放弃根据地。随后，蒋介石以主力50万人于1933年2月对中央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这时毛泽东虽已离开了红军主要领导岗位，但他的一整套作战方针在红军中有深远影响。红军在周恩来、朱德等指挥下，采取声东击西、大兵团伏击、集中优势兵力打击弱敌的战术，全歼了蒋介石嫡系五十二、五十九两个师，陈诚赖以起家的第十一师亦大部被歼，“迫使陈诚不得不打电报向蒋介石辞去本兼各职”。 第四次“围剿”就这样以惨败告终。
1933年10月，蒋介石以66个师和8个独立旅（占其全部军队90个师的2／3），共60—70万人， 对根据地发动第五次反革命“围剿”。吸取过去连续四次惨败的教训，这次“围剿”采纳了柳维垣、戴岳的意见，取碉堡推进、步步为营、经济封锁的堡垒政策。面对蒋介石新的反革命军事“围剿”的严峻形势，“左”倾冒险主义的推行者在1934年1月召开了中共六届五中全会，这次全会“是第三次‘左’倾错误发展的顶点” 。他们盲目断定第五次反“围剿”就是革命道路与殖民地道路之间谁战胜谁的决战，异想天开地认为夺取全国政权的形势已经到来。刚从上海进入苏区，取得红军指挥权的共产国际军事顾问李德及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等，反对毛泽东的人民战争思想和游击战的战略战术。他们先采取军事冒险主义，实行“两个拳头打人”，主张“御敌于国门之外”，错误地发动了一系列向敌重兵扼守据点的进攻。均遭失利后，又走向另一个极端，采取防御中的保守主义，处处设防、节节抵御，并坐失十九路军发动福建事变的良机，使蒋介石以大军削平了福建人民政府后，立即向中央根据地大举反扑，中央苏区处于敌四面包围之中。1934年4月中央苏区北方门户广昌失守后，在敌六路进攻面前。“左”倾中央又采取以集中对集中、堡垒对堡垒的战术，分兵六路，全线抵御，实施“短促突击”，大打阵地战。高虎垴之战，是第五次反“围剿”中阵地战的最高峰，红军遭到严重伤亡。随后的驿前之战，蒋军以飞机大炮摧毁了红军三道阵地，表明“左”倾教条主义者的“乞丐与龙王比宝”的战法必然失败。此后，红军辗转寻敌于敌重兵和堡垒间，完全陷入被动地位。经一年苦战，红军元气大伤，根据地逐步缩小。打破敌之“围剿”的希望全部落空，毛泽东提出的向广大的敌人无堡垒地区转进的建议又被拒绝，红军被迫于1934年10月退出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长征。其他主要根据地的红军（除陕北外），亦先后退出各自的根据地，进行战略转移。
铁流两万五千里
1934年10月，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一、三、五、八、九、十军团及中央纵队与军委纵队共8万余人，被迫于16日退出革命根据地，北上长征。由于中共中央领导人在军事退却时又犯了逃跑主义错误，致使红军在敌军前堵后追中数次陷入极端危险的境地，虽经浴血奋战，突破4道封锁线，但损失过半，只有3万余人于11月30日渡过了湘江。在一连串的失败和挫折面前，党的干部和广大红军指战员产生了强烈的怀疑和不满。毛泽东作了大量艰苦细致的思想工作，使他们认识到，正确的战略战术曾指引红军取得四次反“围剿”的胜利，目前的失败和挫折，是实行了错误领导的结果。部分犯有“左”倾错误的同志亦开始转变。李德早已发觉“洛甫（即张闻天——引者）在政府中与毛紧密合作，在毛的影响下，逐渐改变了他的立场。”
这时，蒋介石已察觉红军北去湘西，欲与红二、红六军团会合，遂急调40万大军在城步、绥宁、洪江、黔阳、靖县等地构筑碉堡，布下口袋阵，企图全歼向湘西转移的红军。而“左”倾的领导者对蒋介石的军事部署和红军战斗力严重减弱的情况熟视无睹，仍然命令红军去钻敌人的“口袋”，这意味着红军的全军覆没。在这危急的关头，毛泽东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敌兵力薄弱的贵州挺进。毛泽东的意见得到大多数红军领导人的支持。12月18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黎平召开会议，正式确认和接受了毛泽东在川黔边建立根据地的意见， 并解除了共产国际驻中国苏区军事顾问李德的作战指挥权力。“黎平转兵”是红军长征的一个重大转折。
1935年1月7日，红军强渡乌江，占领遵义城。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召开了扩大会议。参加会议的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博古（秦邦宪）、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陈云、洛甫，政治局候补委员王稼祥、邓发、刘少奇、凯丰（何克全），红军总部及各军团负责人刘伯承、李富春、林彪、聂荣臻、彭德怀、杨尚昆、李卓然，还有邓小平。李德和翻译伍修权也参加了会议。到会者共20人。
会议先由秦邦宪作第五次反“围剿”的总结报告，认为“帝国主义对国民党的帮助，白区反帝与革命运动不能与红军战斗配合，苏区周围的游击战争与白区工作的极端薄弱” 等是反“围剿”作战失败的原因。随后，周恩来作副报告，分析了红军在反“围剿”和长征初期战略战术及军事指挥上的错误，他以对革命高度负责的精神作了自我批评，并主动承担了责任。毛泽东作了长篇发言，总结了反“围剿”失败的教训，对“左”倾教条主义者在军事领导上所犯的一系列根本性质的错误进行了切中要害的批评。与会其他同志也发了言，多数人明确支持毛泽东的意见。“博古同志没有完全彻底的承认自己的错误。” 李德则“完全坚决的不同意对于他的批评。”
经3天激烈的讨论，会议原则上通过了以毛泽东的发言为基础、委托洛甫起草、最后由常委审定的《中共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彻底否定了李德、博古在军事领导上的“左”倾教条主义。认为博古的报告：“基本上是不正确的”，指出红军具备粉碎敌人第五次“围剿”的条件。而反“围剿”失败的主要原因是“军事上的单纯防御路线”。会议肯定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红军作战的基本原则。在当时的具体条件下，与会者认为“党中央的政治路线无疑义的是正确的”，这使得中央红军能以主要精力解决当时最紧迫的军事问题，而未在政治问题上引起争论。会议确定红军的行动方针是“渡过长江在成都之西南或西北建立苏区根据地” 。
会议在没有共产国际干预的情况下，独立自主地从组织上进行了整顿，推选毛泽东为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决定取消三人团 ，恢复以朱德、周恩来为军事指挥者，而周恩来是“党内委托的对于指挥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2月5日红军由遵义出发至威信，路经鸡鸣三省的村子时，常委进行分工，以洛甫代替博古负总的责任。又为能在敌情紧急，战机瞬息万变情况下有一个指挥作战的权威机构，于3月11日左右，在行经贵州鸭溪苟坝一带时，成立了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三人军事指挥小组，全权处理最紧迫的军事指挥工作。 至此，遵义会议以后中央组织调整大体完成。
遵义会议结束了王明“左”倾冒险主义在中共中央长达4年的统治，确立了以毛泽东为代表的新的中央的正确领导，成为中国共产党历史上生死攸关的转折点。遵义会议也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列宁主义解决中国革命具体问题的一次成功的实践。
一切迹象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渡过了它的幼年时期，进入了成熟时期。
遵义会议后，中央红军在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中央领导下，四渡赤水，南渡乌江，佯攻贵阳，直插云南，又巧渡金沙江，跳出数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圈，完全掌握了战略主动地位。随后又通过大凉山，强渡大渡河，飞夺泸定桥，翻越终年积雪、道路险峻的皑皑雪山——夹金山，跨过渺无人烟、气候无常的茫茫荒原——松潘草地。接着，红军突破天险腊子口，于1935年9月27日到达甘肃通渭县榜罗镇，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正式决定以陕北作为领导中国革命的大本营。 不久，中央红军又越六盘山，于10月19日胜利到达陕北吴起镇，与徐海东、刘志丹领导的红十五军团胜利会师。11月，红军在毛泽东、周恩来直接指挥下，取得直罗镇战役的胜利，给中共中央把全国革命的大本营放在西北的任务，举行了一个奠基礼。
在长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克服了张国焘的分裂主义错误，红四方面军领导人表示服从中央，与红二方面军共同北上。1936年10月9日，四方面军到达甘肃会宁，与前来迎接的红一方面军第一师（师长陈赓）胜利会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宁夏静宁县兴隆镇，与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三支红军都胜利到达西北。11月21日，在中央统一指挥下，“在山城堡打了一仗，消灭胡宗南部一个师，胜利地结束了长征”。
“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 中国革命又进入了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
中央红军主力北上长征后，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了由项英、陈毅、贺昌、瞿秋白、陈潭秋、邓子恢、张鼎丞、谭震林、毛泽覃、梁柏台等12人为委员。项英为书记的中共中央江西分局（后改东南分局）和以陈毅为主任、梁柏台为副主任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政府办事处。10月22日又成立了以项英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中央军区。红军第二十四师和十多个独立团奉命留在中央根据地坚持斗争。
红军主力撤离革命根据地后，国民党反动派对苏区进行了灭绝人性的“清剿”。他们纠集豪绅地主组成“返乡团”“民团”“铲共团”“暗杀团”“壮丁队”“义勇队”“靖卫团”“清乡委员会”以至“杀人会”等，对苏区人民进行疯狂的反攻倒算。他们每到一处，搜山、封山、烧山、移民、抓丁、贩卖人口，对红军家属和根据地普通群众施行活埋、枪杀、挖心、肢解，碎割等酷刑。仅闽西一地被杀绝的农户有4万多家，被杀害的群众达10万余人。原有12万人口的湘鄂赣区的连云山地区，被摧残成杳无人迹的荒漠地区。连国民党当局也承认，根据地内“无不焚之屋，无不伐之树，无不烧之鸡犬，无遗留之壮丁，闾间不见炊烟，田野但闻鬼哭。”
国民党反动派的血腥镇压，并不能杀尽苏区革命人民，扑灭革命烈火。江西、福建、浙江、安徽、湖北、湖南、河南、广东等8省红军游击队，在当地人民群众的支持下，开辟了赣粤边、闽赣边、闽西、闽北、闽东、闽粤边、皖浙赣边、浙南、湘鄂赣边、湘赣边、湘南、鄂豫皖边、桐柏山、琼崖等14个主要游击区 ，顽强地进行武装斗争，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
在艰苦游击的1000多个日日夜夜里，红军游击队风餐露宿，青天作帐，大地为床，枕戈达旦，忍受着常人难以想象的种种困难，陈毅在《赣南游击词》中所记述的“饥肠响如鼓”，“野菜和水煮”；“三月肉不尝”，“捉蛇二更长”，即是游击队艰苦生活的真实写照。但游击健儿们以非凡的革命意志，以毛泽东游击战争十六字诀为指导，与敌人进行了不屈不挠的斗争。各游击区不但战胜了敌人的反复“清剿”，而且有了发展。如在中央分局所在的赣粤边地区，红军游击队活动范围发展至十多个县。在闽西地区红军游击队建立了3个军分区，游击队员达1000余人。在鄂豫皖地区，游击区扩大至51个县的范围。桐柏山游击队由4条枪起家，发展至600余人。
南方三年游击战争的胜利，是中国共产党的许多优秀干部、战士和革命群众的鲜血、意志与生命的结晶。贺昌、何叔衡、阮啸仙、刘伯坚、毛泽覃、瞿秋白、方志敏及无数有名的或无名的英雄为革命而英勇献出了宝贵的生命。诚如中共中央政治局在1937年12月13日《对南方游击工作》的指示中所指出的，南方各游击区的同志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长期坚持英勇的游击战争，保存了各游击区，使之成为中国人民抗日战争的主要支点，使红军游击队成为最好的抗日军队之一，这是中国人民一个极其宝贵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