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革命失败后，国内阶级关系发生了变化。中国大资产阶级转到了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反革命营垒，民族资产阶级也附和了大资产阶级；革命营垒中原有的四个阶级，这时剩下了三个：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其他小资产阶级（包括革命知识分子）。反革命的力量显著超过革命力量，中国共产党员由5万锐减至1万，党组织被迫转入地下。面对着革命遭受惨重打击的现实，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在深深地思索：中国革命向何处去？进行武装起义，实行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根据地，这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大无畏的革命实践中所作出的正确回答。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
面对蒋介石、汪精卫的疯狂屠杀，中国共产党人从自己痛苦的经验中，从血与火的洗礼中悟出了手握武装的重要性，他们没有被反动派的气焰吓倒，“他们从地下爬起来，揩干净身上的血迹，掩埋好同伴的尸首，他们又继续战斗了。” 为了领导处于极端困难的时局，中共中央停止了陈独秀、彭述之等人在党中央的领导工作，于1927年7月12日成立了临时中央政治局常务委员会，由张国焘、周恩来、李维汉、李立三、张太雷五人（后瞿秋白加入）组成。并决定召开中央紧急会议。7月13日，发布《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对时局宣言》，宣布中国共产党人将继续不妥协地和新旧军阀、帝国主义作斗争。
当时，以张发奎为总指挥的第二方面军驻在九江附近。中共中央曾派李立三、邓中夏、谭平山等去九江相机策动二方面军起义。但他们到达九江后，发觉张发奎已暗中布置“清共”，于是在7月20日向中央建议抛弃原来依张之策，在南昌实行独立的军事行动。7月25日，中共中央常委扩大会议决定，依靠党所能支配的武装力量在南昌举行起义，反击蒋汪反动派。同时，委派周恩来、李立三、恽代英、彭湃四人组织前敌委员会，周恩来为书记，筹划、领导起义。
当时中共掌握下的武装主要有贺龙领导的第二十军，叶挺领导的第十一军第二十四师、以原叶挺独立团部分骨干编成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朱德领导的第三军军官教导团留校学员和南昌市警察武装，卢德铭领导的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和陈毅带领的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武汉分校学员，此外还有蔡廷锴的第十师可作借用力量，总兵力近3万。而南昌之敌仅6个团，1万余人，力量相对薄弱，守备比较空虚。
7月26日，贺龙、叶挺分别率部自鄂东、武汉到达南昌，同日，周恩来亦赶至。27日前敌委员会在南昌江西大旅社正式成立。7月30日、31日前委两次召开紧急会议，受中央委派来南昌参与指导工作的张国焘“主张等待张发奎之态度，还须联张动作。” 会上展开激烈争论。最后，前委否决了张国焘为等待张发奎而推迟起义的意见，决定于8月1日凌晨4时发动起义，由叶挺起草起义命令，以贺龙名义发布。并规定颈系红领带，夜晚左臂另缠白毛巾为起义军标志，“山河统一”为起义口令，所用手电、马灯一律以红十字为记号。但在这千钧一发的时刻，发现有叛徒告密，前敌委员会立即决定起义提前举行。
8月1日零时许，伟大的南昌起义爆发了。按照预定计划，贺龙、刘伯承指挥第二十军与第十师进攻敌第五路军总指挥部及警备团和第九军的第七十九、八十团；叶挺指挥第二十四师与部分广东农军围歼敌第三军的第二十三、二十四团和第六军的第五十七团。经四个多小时激战，歼守敌6000人，占领了整个南昌城。不久，驻守马回岭车站的第四军第二十五师主力，在前委委派的聂荣臻带领下，击溃了张发奎、李汉魂的追击，开至南昌，与贺龙、叶挺部会师，完成起义计划。
8月1日上午，前委召开了“国民党中央委员及各省、区、特别市和海外各党部代表联席会议”，讨论通过了《联席会议宣言》等文件。由于当时中国共产党尚未作出退出国民党的决定，因而起义后仍打出国民党左派的旗帜，成立了以共产党人为核心、有国民党左派参加的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推选周恩来、李立三、宋庆龄（未到）等25人为委员，公推宋庆龄（未到）、谭平山、贺龙、恽代英、郭沫若、邓演达（未到）、张发奎（未参加）7人为主席团委员。当天的南昌《民国日报》上，以孙宋庆龄、邓演达、彭泽民、林祖涵、柳亚子、屈武等25名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候补执行委员名义，发表了《中央委员宣言》，揭露了蒋介石、汪精卫等的反革命行为，号召国民党人“拥护总理实现民权民治民享社会的三民主义，与联俄联共扶助农工三大政策”，“扫除蒋冯唐等新式军阀”，“召开第三次全国代表大会”等。
在前委领导下，起义军沿用国民革命军第二方面军番号，各级领导作了调整。贺龙任第二方面军代理总指挥，叶挺任代理前敌总指挥，刘伯承任参谋长，郭沫若任总政治部主任。辖3个军，第二十军军长贺龙，党代表廖乾五（辖一、二、三3师）；第十一军军长叶挺，党代表聂荣臻（辖十、二十四、二十五3师）；第九军军长韦杵（未到），副军长朱德，党代表朱克靖（辖教导团）；南昌卫戍司令彭干臣。共3万余人。
南昌起义的胜利，震惊了国民党反动集团。汪精卫急调朱培德的第三、第九两军主力向南昌推进。这时，起义军决定撤出南昌，南下广东，以东江为基地，依托海口，取得国际援助，重建广东根据地。8月3日至6日，起义军分批撤离南昌，途经进贤李家渡时，蔡廷锴率第十师离去。起义军在前委领导下，在临川短期整顿后，继续前进。
蒋介石发觉起义军直指广东，急令李济深8个师分赴江西、湖南南部，截击起义军南下。起义军“铁甲满关山”，英勇奋战，一路击破黄绍、钱大钧等部阻击，克广昌，下瑞金，破会昌，经福建汀州（今长汀）、上杭到达广东三河坝。9月中旬，根据前委汀州会议决定，朱德率二十五师留守三河坝，主力继续前进。至9月24日，连克潮州（今潮安）、汕头。26日留周逸群率第三师警备潮、汕，主力6000余人转而西进，意欲寻机夺取惠州。但出于三河坝、潮汕两次分兵，起义军进击的兵力十分单薄，而且由于没有经验，未与当地农民运动相结合，在汤坑地区，遭优势敌人攻击，激战竟日，损失惨重，潮州、汕头亦相继失守。30日张太雷由上海绕道香港到达，代表党中央向前委传达“八七”会议精神，并指示起义领导人离开部队。10月3日流沙一仗后，主力仅剩第二十四师余部1200余人，由党代表颜昌颐及第七十团团长董朗率领，突围进入海陆丰地区，与当地革命武装结合，改编为红二师，坚持斗争。留守三河坝的第二十五师在敌军进攻下失利，撤退至饶平，与从潮州、汕头撤出的第三师一部会合。这支部队在朱德、陈毅率领下，经闽南、赣南、粤北，历经千辛万苦，保存了革命力量800人，转战至湘南，开展游击战争。
南昌起义在国民党反动派的优势兵力围攻下失败了。但它打响了反对国民党反动派的第一枪，是我党独立领导武装斗争的开始，是创建人民武装的起点。在全党全国人民面前竖立了一面鲜明的武装斗争旗帜，它的历史功绩永放光芒。因此，1933年7月1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决定：每年8月1日为中国工农红军纪念日。
1927年8月7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武汉召开紧急会议，由于5名常委中有3名参加南昌起义，紧急会议的筹备工作由瞿秋白主持。李维汉、张太雷和共产国际代表罗明那兹参加了筹备工作。会议在汉口鄱阳街139号举行，在武汉的中央委员、监察委员、共青团中央委员及湖北、湖南、上海党的负责人参加了会议。中共中央秘书处负责人邓希贤（邓小平）具体组织会务工作。为了防止意外，会议只开了一天。“八七”会议彻底结束了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在党内的统治，成立了以瞿秋白、李维汉、苏兆征为常委的新的党中央领导机构，确定了土地革命和武装反抗国民党反动派的方针，提出党在现时最主要的任务是在广大区域组织秋收农民总暴动。但是会议也有过分强调进攻的缺点。毛泽东在会上首次提出“政权是由枪杆子中取得的”这一重要思想。会后，他以中央特派员身份和湖南省委书记彭公达回到湖南。18日湖南省委在长沙市郊的沈家大屋召开会议，讨论秋收起义计划。8月30日，省委决定集中一切力量在以长沙为中心的湘东、赣西地区之醴陵、浏阳、平江、岳阳、湘潭、宁乡和安源矿区发动起义。同时组成了领导起义的党的前敌委员会，毛泽东任书记。
9月初，毛泽东在安源张家湾召集军事会议，讨论起义的具体部署和部队编制。确定以进攻长沙为总目标，将原武汉国民政府警卫团、安源工人纠察队和矿警队及平江、浏阳等地的农民自卫军统编为工农革命军第一军第一师，辖3个团，约5000人。卢德铭任总指挥，余洒度任师长。不久，又将夏斗寅残部收编为第四团。
9月9日，参加起义的铁路工人和农民一举破坏了岳阻至黄沙街、长沙至株洲两段铁路线，湘赣边界秋收起义爆发。同日，一团在前，四团在后，自修水出发，向平江进军，在攻打长寿街时，第四团突然叛变，一团腹背受敌，被迫向浏阳转移。第二、第三团分别从安源、铜鼓出发后，遭优势敌人围攻，作战受挫。
9月19日，部队先后退集至文家市。当晚，前委召开会议，讨论部队的进军方向。毛泽东分析了敌强我弱，革命转入低潮的客观形势和工农革命军面临的困难局面，指出目前攻占中心城市在事实上已不可能。经过讨论，否定了师长余洒度“取浏阳直攻长沙”的主张，根据中共江西省委来信， 决定部队沿罗霄山脉南下，到莲花、宁冈一带敌人统治力量比较薄弱的地区去，进行土地革命，开展游击战争。
9月29日工农革命军来到江西永新三湾村，部队减员至1000人。同时部队内旧军阀作风严重存在，随意打骂士兵事件屡有发生。为巩固和发展这支新生的革命军队，当晚毛泽东主持召开前委会议，决定将部队缩编为一个团，称中国工农革命军第一师第一团，重新任命各级军事干部，并在部队中建立党的各级组织，支部设在连上，确立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又在部队中实行民主制度，建立士兵委员会，官兵平等。“三湾改编”在政治上和组织上奠定了新型人民军队的基础。随后，部队向井冈山进军。
毛泽东领导的秋收起义和向井冈山进军，开辟了中国革命在国民党反动统治较为薄弱的农村聚集和发展革命力量，以农村包围城市并最后夺取城市的正确道路。
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在其他地区也发动了秋收起义，著名的有洪湖、鄂南、清涧、渭华、海陆丰、黄（安）麻（城）、弋（阳）横（峰）等。
继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后，中国共产党再次领导了震惊世界的广州起义。1927年11月张发奎和桂系军阀为争夺广东地盘发生冲突。中共广东省委根据中共中央指示，决定乘粤军主力离穗赴西江与桂系军队作战之机，发动武装起义。11月底成立了领导起义的总指挥部——革命军事委员会，省委书记张太雷担任起义总指挥。并成立广州工人赤卫队五人委员会。参加起义部队有叶剑英领导的第四军教导团、警卫团和以周文雍为总指挥的广州工人赤卫总队，总兵力约5000人。
12月11日凌晨3时，在张太雷、叶挺、恽代英、叶剑英、周文雍、聂荣臻等领导下，教导团按事前部署，在驻地广州四标营上空升起鲜艳的红旗，全体官兵庄严宣誓。3时30分，教导团发出三声炮响和一连串信号弹，宣告震惊中外的广州起义开始！经2个多小时激战，起义部队攻下了公安局和国民党广东省政府，占领了市内大部分地区。当日，成立了广州苏维埃政府（亦称广州公社），主席为苏兆征（未到任，由张太雷代理）。苏维埃政府制定了对内对外的总政纲，宣布一切政权归苏维埃，打倒反革命的国民党和各式军阀，保证劳动人民之集会、结社、言论、出版和罢工的绝对自由；联合苏联，打倒帝国主义。并出版了苏维埃政府机关报——《红旗日报》。起义军称工农红军，叶挺、叶剑英分任正副总指挥。次日，广州苏维埃政府在西瓜园召开庆祝大会。
广州起义，使中外反动派十分震惊，各派军阀立即停止混战，调转枪头，以5万之众，勾结美、英、日、法等国，进攻广州。在数倍于我之强敌进攻面前，起义军浴血奋战三昼夜，终因寡不敌众而失败，起义主要领导人张太雷英勇牺牲。部队被迫于13日撤离广州市区，大部在广东花县整编为工农革命军第四师，在师长叶镛、党代表袁裕（袁国平）率领下，赴海丰、陆丰地区，坚持武装斗争。另一部分进入广西左江、右江地区，与当地农民起义武装会合，开展游击战争，创建革命根据地。
广州起义，是大革命失败后，党为挽救革命，粉碎国民党反动派疯狂进攻而进行的又一次英勇反击，在中国革命史上留下了光辉夺目的篇章。
南昌起义、秋收起义、广州起义，“进入了创造红军的新时期”。 这三次起义欲占城市而未遂，使党获得了宝贵的经验教训，从此，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逐步把工作重点由城市转向农村，广泛建立农村革命根据地，开展土地革命，创建革命武装和工农民主政权，开创以农村包围城市，最后夺取全国政权的革命道路。中国革命进入了新的发展时期。
各地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建立
在国民党的白色恐怖下，一些共产党人为国民党的反革命行动所激怒，而对斗争形势缺乏科学分析，产生了“左”的冒险倾向。这种倾向在“八七”会议上已经露头，至1927年11月在上海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发展成为统治全党的主要倾向，表现为不顾条件地命令少数共产党员在上海、天津等大城市举行冒险的起义，凡不同意他们主张的，一律进行宗派主义的打击。由于广大共产党员的抵制和共产国际第九次执委扩大会议的批评，这个错误倾向在1928年4月得到纠正，中国共产党在城市暂时实行退却，而在农村则英勇进攻。
1927年9月，毛泽东率领秋收起义部队进行了著名的三湾改编后，继续向湘赣边界的罗霄山脉中段——井冈山进军。10月3日到达宁冈县古城，前委召开扩大会议，决定建立井冈山革命根据地。10月底部队到达井冈山茨坪，开始了创建革命根据地的工作。
在毛泽东领导下，工农革命军制定了打仗、筹款子、做群众工作三大任务，以及“三项纪律”“六项注意”，从根本上划清了人民军队与旧军队的界限。并建立了正规军队、地方武装赤卫队和群众武装暴动队三结合的体制，结合土地革命，发动群众，打击地方反动武装，恢复基层组织，建立工农民主政权及群众武装。11月下旬，成立了井冈山根据地第一个红色政权——茶陵县工农兵政府。1928年2月，井冈山区及其附近地区均为工农革命军掌握，遂川、宁冈工农兵政府相继成立，这标志着以宁冈为中心的井冈山根据地初步形成。
革命的道路并不平坦，1928年3月，中共湘南特委强令工农革命军冒进湘南，井冈山根据地被国民党反动派占领。4月，在毛泽东努力下，部队返回井冈山。4月底，与朱德、陈毅率领的南昌起义余部和湘南农军会师。5月4日在宁冈砻市正式成立中国工农革命军第四军（不久改称中国工农红军第四军）。朱德任军长，毛泽东任党代表，陈毅任政治部主任。井冈山会师壮大了井冈山根据地的革命武装，使根据地重新获得恢复，并发展至宁冈、永新、莲花三县全部，吉安、安福各一部，遂川北部，酃县东南部的广大区域。5月20日召开了湘赣边界党的第一次代表大会，选举毛泽东为特委书记。同月，成立了湘赣边界工农兵苏维埃政府。同时，根据地党的队伍有了很大发展，各县、区、乡都建立了党的组织。土地革命的广泛开展，使经济日益繁荣，工农业生产蓬勃发展。这是井冈山根据地的全盛时期。
6月至7月在莫斯科举行的中共第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批评了“左”右倾机会主义，特别是盲动主义错误，但当这一精神还来不及贯彻到实际工作中时，在8月间，湖南省委代表再次命令红军冒进湘南，攻打郴州，红军遭惨重损失，根据地的县城和平原地区全部被敌人占领。9月上旬，在毛泽东接应下，红军大队回到井冈山。至11月10日，红军在遂川、宁冈、永新先后四次予进犯之敌以沉重打击，恢复了大部分失地。
10月4日，中共湘赣边界第二次代表大会在宁冈茨坪举行，通过了毛泽东起草的《政治问题和边界党的任务》的决议，总结了井冈山根据地和其他地区一年来武装斗争的经验，并根据中国政治经济发展极不平衡的规律，第一次从理论上系统地分析和论证了中国红色政权能够存在和发展的条件，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光辉思想，为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理论的形成奠定了基础。1930年1月毛泽东写了《星星之火，可以燎原》的著名通信，深刻地分析了中国的国情，认为城市中心论思想不适合中国的实情，而创建农村革命根据地，建设工农民主政权，扩大人民武装，用红军和农村革命根据地的发展去促进全国革命高潮，才是唯一正确的道路。《星星之火，可以燎原》进一步发展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标志着农村包围城市道路的理论基本形成。
1928年冬，湘赣两省国民党军队对井冈山发动第三次“会剿”。为粉碎敌人的进攻，1929年1月的柏露会议决定红五军和红四军第三十二团守井冈山，红四军主力由毛泽东、朱德率领向赣南进军，转攻敌人后方，以解井冈山之围。1月14日，红四军主力近4000人离井冈山奔赴赣南。
由井冈山点燃的星星之火变成了燃烧全国的熊熊烈火。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中国共产党领导全国各地的革命人民进行了100多次武装起义，各地武装起义保留下来的革命武装，进入农村，开辟了一块又一块红色区域，建立了大小不等的农村革命根据地。
中央革命根据地。位于江西南部、福建西部，由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合成。1929年1月毛泽东率领红四军从井冈山出发，进入赣南、与当地游击队会合，开辟了赣南根据地。1930年，江西省工农政府在赣南东固成立。在开辟赣南根据地的同时，红四军三次入闽，与邓子恢、张鼎丞领导的地方党和游击队相结合，开辟了闽西革命根据地。1930年3月成立闽西苏维埃政府。1930年，8月组成当时最大的一支红军——红一方面军。次年9月粉碎了国民党军第三次“围剿”后，使赣南、闽西两块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了中央革命根据地，拥有21座县城，5万多平方公里的面积。250万人口，为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最大的一块根据地。
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两省西部边界地区。1928年1月贺龙、周逸群受中共中央委派，回到湘鄂西地区，当地已有段德昌等领导的农民游击武装和洪湖游击区。贺龙、周逸群来到后又发动荆江两岸的年关暴动和湘鄂边起义，经几度起落，历尽曲折，终于在河湖港汊交错地区，开辟了湘鄂边和洪湖两块革命根据地和建立了红四军、红六军两支部队。1930年7月，红四军和红六军在公安会师，组成红军第二军团，共1万余人，两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发展为湘鄂西革命根据地，成立了中共湘鄂西特委和湘鄂西联县政府，拥有2万平方公里土地，100余万人口。
鄂豫皖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北、河南、安徽三省边界的大别山区。1927年11月，潘忠汝、吴光浩、戴克敏等领导了湖北黄（安）麻（城）农民起义，开辟了鄂豫边根据地。1929年5月，徐子清、肖方、周维炯等领导了河南商（城）南起义，建立豫东南根据地。同年11月，舒传贤、周狷之、余道江等领导了安徽六（安）霍（山）武装起义，建立皖西根据地。1930年4月和6月先后成立中共鄂豫皖边区特委及苏维埃政府，同时成立了红一军，乘蒋冯阎中原混战之际，大举出击，三个根据地连成一片，形成拥有20余县，约350万人口的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闽浙赣革命根据地。位于福建、浙江、江西三省边界地区。1928年1月方志敏、邵式平、黄道等领导江西弋（阳）横（峰）农民起义，组织了赣东北红军，创建了赣东北根据地。1930年7月与在1928年10月崇安起义后建立的闽北根据地合并，成立红十军和赣东北省苏维埃政府，发展为拥有20余县，100万人口的闽浙赣革命根据地，红军亦达万余人。
湘鄂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湖北、江西三省边界地区。1928年7月彭德怀、滕代远、黄公略在湖南平江党组织和地方武装配合下，发动起义。起义胜利后，部队改编为工农红军第五军，旋即撤离平江，进占江西修水、铜鼓等地，发动群众展开游击战争，开辟了湘鄂赣边革命根据地。同年11月，红五军主力开赴井冈山，余部由黄公略率领坚持当地游击战争，开展土地革命，成立湘鄂赣工农民主政府，使根据地发展至20余县，55万人口。
湘赣革命根据地。位于湖南、江西边界地区。1929年1月，毛泽东、朱德率领红四军主力向赣南、闽西进军后，留在井冈山地区的红军，与敌人进行英勇艰苦的斗争。井冈山曾一度被敌人占领。同年5月，彭德怀率红五军从赣南重返井冈山，同坚持井冈山斗争的红军会合，恢复了湘赣革命根据地，建立了以江西永新为中心的宁冈、莲花等十几个县的革命政权，成立了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省苏维埃政府。拥有人口约120万。
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位于广西西部左江、右江流域。1929年12月，两广军阀混战正酣，邓小平、张云逸、韦拔群等领导广西百色起义，成立了工农红军第七军和右江苏维埃政府。翌年2月，邓小平、李明瑞、俞作豫又领导龙州起义，成立工农红军第八军和左江苏维埃政府，形成了左右江革命根据地。不久，红八军因强敌进攻，退至右江，并入红七军。1930年9月，红七军奉命从广西出发，攻打长沙，后进入中央革命根据地。留在广西的部队由韦拔群率领，坚持游击战争。
陕甘革命根据地。位于陕西北部和陕西、甘肃边界地区，包括陕甘和陕北两区。1927年10月和1928年春，中共陕西特委和唐澍、刘志丹、谢子长等分别领导清涧、渭南、华县等地农民、士兵举行起义。经长期斗争，终于成立红二十六、二十七军，开辟了以保安（今志丹）以南南梁为中心的陕甘边根据地和包括安定（今子长）、清涧、绥德、吴堡、神府等边界地区的陕北根据地。
此外，还有彭湃开辟的广东海陆丰根据地，杨善集、王文明、冯白驹等领导的琼崖游击根据地，以及苏北泰兴、南通一带的“通海如泰”游击区等。
到1930年，中国共产党在全国创建了十几块农村革命根据地，武装斗争、游击战争遍及十几个省约300多个县，形成了星火燎原的可喜景象。全国红军也在频繁的作战中得到发展，总兵力逾10万，有枪械6万，炮200门，飞机5架，给国民党的统治造成越来越严重的威胁。
白区斗争也开始复兴，工人运动、学生运动和国民党军队中的士兵运动都取得了一些胜利。但是，中共中央的一些领导人却错误估计了形势，以为全国革命高潮已经到来，提出了错误的政策和行动计划。1930年6月11日，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由李立三起草的《新的革命高潮与一省或几省的首先胜利》的决议，标志着“左”倾错误统治了中央领导机关。他们命令组织全国中心城市的武装起义，命令全国红军进攻武汉、长沙、南昌等中心城市，结果使革命事业遭受重大损失。直到1930年9月瞿秋白、周恩来主持召开中共六届三中全会，才停止了“左”倾错误政策的推行。
第一、二、三次反“围剿”的胜利
红军的发展，根据地的壮大，使国民党反动派极度恐慌。1930年秋，蒋介石在结束了对阎锡山、冯玉祥的中原大战后，凭藉英美等国的物质援助，组织了庞大的“围剿”军，一改过去一省或几省地方军阀组织“进剿”“会剿”的做法，集全国军力、财力，向革命根据地和红军发动连续的大规模的反革命“围剿”。来势之凶，规模之大，大有不灭红军，不除根据地不肯罢休之势。中国工农红军、革命根据地面临生死存亡的严峻考验。
1930年11月，蒋介石调集各地杂牌军10万余人，以鲁涤平为“陆海空军总司令南昌行营”主任，张辉瓒为前敌总指挥，采取“分进合击”“并进长追”战术，向红一方面军和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一次“围剿”。当时红一方面军约4万人，驻在赣江以西袁水流域。得到敌人“围剿”的消息后，一方面军总前委与江西省行委举行联席会议（即“罗坊会议”），会议根据敌强我弱，敌大我小情况，采取“诱敌深入”的作战方针， 主力移师赣江东岸，实行“求心退却”。以黄公略领导的红三军在地方游击队和赤卫队配合下，节节阻击，消耗和疲惫敌人，并诱敌南下根据地中心地带。
11月中旬，敌在袁水两岸地区扑空后，以主力转向赣江东岸，急于寻红军主力决战。至12月1日，红军主力已全部集结于宁都县的黄陂、小布地区，养精蓄锐，以逸待劳，寻机歼敌。
12月中旬敌人由吉安、建水一线分为8个纵队继续向中央革命根据地中心地带大举进攻，兵力分散，东西相距800里，造成红军反攻的有利条件。12月29日，走在最前面的张辉瓒师进至龙冈，钻进了红军的“大口袋”。30日红军突然发起猛攻，关门打狗。激战至晚，全歼该师近1万人，缴获各种武器9000余件，并生擒张辉瓒。敌军心动摇，全线崩溃，谭道源立刻扔下源头阵地，向东北转移。红军乘胜挥戈东向，星夜急进，于1931年1月3日赶至东韶，乘该敌落足未稳之机，发动突袭，歼该师3000余人。其余各路敌军仓皇逃走。5天内红军两次大捷，歼敌1个半师13000余人，缴枪12000余枝，取得了第一次反“围剿”的胜利。
仅过3个月，不甘失败的蒋介石从各地拼凑7倍于红军兵力的20万杂牌军，命军政部长何应钦为南昌行营主任，采取“稳扎稳打，步步为营”方针，从福建建宁到江西吉安，构成800里弧形阵线，齐头并进，紧缩包围，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二次大规模“围剿”。
红一方面军继续采取“诱敌深入”方针，除留一部监视北面之敌外，主力于3月下旬转移至广昌、宁都等地区，进行反“围剿”准备。同时，中共苏区中央局 在江西宁都青塘召开扩大会议，讨论反“围剿”的基本方略，否定了退出江西根据地，到四川去建立新的根据地的意见，决定“集中兵力，先打弱敌”，以刚从北方调来、不习惯南方山地作战的王金钰第五路军为第一打击目标，而后由西向东横扫各路敌军。
1931年4月1日，敌分数路以江西宁都为目标向中央根据地全线进攻。王金钰第五路军第二十八师和第四十七师一部进占富田和固陂圩。红一方面军主力亦移至预定的退却终点东固地区，隐蔽集结待命。
5月中旬，敌二十八师和四十七师一个旅离开富田、固陂圩，分两路向东固推进。5月16日，红一方面军分左中右三路在白云山地区向行进之敌发动猛攻，经一昼夜激战，歼敌大部。旋向东扩大战果，自16日至31日，红军自富田向西至建宁，“七百里驱十五日”，“横扫千军如卷席”。 五战五捷，共歼敌3万余，缴枪2万多，粉碎了敌人的第二次“围剿”，并乘胜进击，解放了闽西泰宁、邵武、光泽、将乐、顺昌、宁化等县城，大大扩展了中央革命根据地的东部区域。
反革命“围剿”连遭失败，蒋介石恼羞成怒，仅隔一个月，即纠集30万兵力（其中动用了10万嫡系部队），带着德、日、英等国军事顾问到南昌，亲自担任“围剿”军总司令，以何应钦为前敌总指挥，居中路；朱绍良为左路，陈铭枢为右路，取“长驱直入，分进合击”方针，于1931年7月1日开始对中央革命根据地进行第三次“围剿”。并宣布“限三月之内肃清江西共军，如不成功则成仁，如不获胜自刎首级”。于是大批蒋军侵入苏区，占黎川，侵广昌、宁都，进而转向西，直逼赣江。
3万红军连续作战后未得到休整补充，而且敌人已深入根据地，红军则还在闽西北一带。在毛泽东、朱德领导下，以一部在地方武装和赤卫军配合下，阻击、袭扰、迟滞敌人的行动，主力日夜兼程，克服炎热、饥渴等困难，经十余个昼夜行军，绕道千里，于7月28日回师赣南兴国西北的高兴圩地区，准备首先以富田为目标，突破一点，然后由西向东追歼。但这一行动被敌人空中侦察所发觉，于是红军改变作战计划，命一部佯攻富田，迷惑、牵制敌人，主力于8月5日深夜从敌军间一个20公里空隙地带向东突进，到达莲塘。当晚，先歼上官云相第四十七师一个旅，又东进至良村歼敌郝梦麟第五十四师师部及两个旅。然后向东急行军，8月10日一举攻占黄陂城，歼敌毛炳文第八师约4个团。
红军三战三捷，敌人发觉我主力向东，亦掉头东向，回扑黄陂。8月15日红军以一部兵力伪装大部队将敌向东北方向吸引，主力则从两路敌军之间的一个10公里间隙穿越而过，由东向西回到兴国境内均村、茶园冈休整。及至敌人发觉，回头西进时，我军已休息半个月，而敌军人困马乏，饥疲沮丧，士气低落，不能再战，只得退却。红军抓住战机，乘胜追歼逃敌，扩大反“围剿”战果。首在兴国城北的老营盘、黄土坳地区，隐蔽设伏，9月7日歼敌蒋鼎文师一个旅。9月15日又在东固山区方石岭附近全歼掩护之敌第五十二师6个团及第九师之炮兵团。敌人的第三次“围剿”被彻底粉碎。红军在2个半月内以3万兵力击溃敌7个师，歼灭其17个团，毙伤俘敌3万余，缴获各种枪枝14000余支，迫击炮55门，马400余匹，又一次创造了劣势红军战胜强敌的战例。
与此同时，鄂豫皖、湘鄂赣、赣东北、湘鄂西等革命根据地亦先后三次粉碎了国民党的反革命“围剿”，发展、壮大了红军及根据地，使红色政权呈现出从未有过的巩固、兴旺景象。中国革命出现了空前的良好局面。
在反“围剿”战争中，红军的战略战术原则逐渐形成。毛泽东回顾这一过程时说：“从一九二八年五月开始，适应当时情况的带着朴素性质的游击战争基本原则，已经产生出来了，那就是所谓‘敌进我退，敌驻我扰，敌疲我打，敌退我追’的十六字诀”，“后来我们的作战原则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到了江西根据地第一次反‘围剿’时，‘诱敌深入’的方针提出来了，而且应用成功了。等到战胜敌人的第三次‘围剿’，于是全部红军作战的原则就形成了。”
1931年夏，全国各地建立的红色区域面积已达十五六万平方公里，人口逾1000万。白区党的组织也已恢复，工人运动渐趋高涨。为适应革命形势的发展，统一中国革命的指挥与行动，使乡村和城市，工人和农民，红军和各革命根据地的斗争紧密联系起来，促进革命事业的胜利，中共中央决定在中央革命根据地成立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
1931年11月7日，在纪念苏联十月革命14周年之际，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在瑞金叶坪召开，来自全国各革命根据地及红军、中华全国总工会、中华全国海员总工会、朝鲜族的代表610人参加大会。大会通过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土地法》《劳动法》及红军问题、经济问题等重要决议案。宪法大纲规定：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工农民主专政的政权，对广大劳动人民实行民主，对地主阶级及其他一切反动阶级实行专政，直至推翻国民党反动统治；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最高政权机关为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在大会闭会期间，全国苏维埃中央执行委员会为最高政权机关；并规定实行8小时工作制，改善人民生活，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没收帝国主义在华一切金融及工矿企业，否认帝国主义一切特权和不平等条约等对内对外政策。大会选举毛泽东、周恩来等63人为中央执行委员，组成中央执行委员会。于是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宣告成立。25日又组成中华苏维埃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朱德任主席，王稼祥、彭德怀任副主席。27日中央执行委员会召开第一次会议，选举毛泽东为中央执行委员会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中央执行委员会下设中央行政机关——人民委员会，毛泽东为主席，项英、张国焘为副主席，王稼祥为外交人民委员，朱德为军事人民委员，邓子恢为财政人民委员，项英为劳动人民委员，瞿秋白为教育人民委员，周以栗为内务人民委员，何叔衡为工农检查人民委员兼最高法院院长，张国焘为司法人民委员，邓发为国家政治保卫局局长。 又规定临时中央政府的基层行政机构为县、区、乡（市）三级政府。
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的成立，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进行英勇的武装斗争的光辉成果。它局部地改变了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性质，从而成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在全国范围内胜利的先声，开始了中国共产党领导和管理国家的伟大实践。从此，中国大地上两种性质完全不同的政权——红色政权和白色政权并存，构成了中国政治生活的重要特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