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中国共产党成立到大革命失败的六年间，反帝反封建的斗争也在文化领域中激烈展开。新文学挟着“五四”的强大声威，扩展着自己的阵地，成长起了以鲁迅、郭沫若为代表的第一批革命作家和瞿秋白、萧楚女等早期无产阶级文艺理论战士。旧文化顽强地反扑，在它们旗帜上写着的是复古主义。中国软弱的资产阶级缺乏有力的思想武器，而买办阶级却搬来了帝国主义哲学，与封建文化结成了神圣同盟。年轻的无产阶级勇敢地走向文化战场，使得这里的反帝反封建斗争呈现出十分壮丽的景色！
新文学的成就
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虽然还没有形成无产阶级作家队伍，但随着新文学运动的发展，许多进步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已开始了从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鲁迅就是一个最好的典型。在这同时，新的文学社团和文艺刊物在全国如雨后春笋般涌现出来。从1921年到1923年，全国出现文艺社团40多个，出版文艺刊物52种，其中影响最大的社团是文学研究会和创造社。
文学研究会1921年成立于北京，后迁到上海，由沈雁冰（茅盾）、郑振铎、叶绍钧（圣陶）、许地山、王统照、郭绍虞等发起，以“研究世界文学，整理中国旧文学，创造新文学”为宗旨，在广州、宁波、郑州等地设有分会，其主要出版物为沈雁冰主编的《小说月报》。郑振铎主编的上海《时事新报》副刊之《文学旬刊》和王统照主编的北京《晨报副刊》之《文学旬刊》也是文学研究会的重要阵地。
文学研究会的成员，一般都经过五四运动的洗礼，有反对帝国主义和反对封建军阀的要求。在文学观上，他们继承了《新青年》的写实主义传统，主张文学应该“为人生”，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的游戏或失意时的消遣的时候，现在已经过去了。” “文学应该反映社会的现象，表现并且讨论一些有关人生一般的问题。”沈雁冰提出只有表现社会生活的文学才是“真文学”，郑振铎主张文学的主要任务是反映被压迫者的血与泪。从这种文学观出发，文学研究会的许多作家热心于写作反映社会问题的“问题小说”。在创作方法上，他们主张“深入自己周围的人生世态”，“实地观察，客观描写”。但文学研究会成员间的思想并不完全一致，也有周作人“与人脱离关系的艺术”的主张；同时，对于现实主义与自然主义的界限也不能准确把握。这就是后来文学研究会分化的思想根源。
与文学研究会较接近的新文学团体有在1924年成立于北京的“语丝社”和次年成立于北京的“未名社”，它们都是鲁迅参加发起的。
与文学研究会齐名的另一社团是创造社，1921年7月在日本东京成立。这是五四以后第一个浪漫主义文学团体，由留日学生郭沫若、郁达夫、成仿吾等发起。创办的刊物有《创造季刊》（1922年5月）、《创造周报》（1923年）、《洪水》（1925年）和《创造月刊》（1926年）等。
创造社从成立到1929年遭到封闭，前后八年，大体上以五卅运动为分界，分成两个阶段。正如它的主要代表人物郭沫若所说：“它以有产文艺的运动而产生，以无产文艺的运动而封闭。它的封闭刚好是说无产文艺的发展，有产文艺的告终。” 创造社的成员都是在国外生活较久的知识分子，他们对外国资本主义的弊端有深切的感受，从西方“理智主义”的破产中受到较深刻影响，于是就选择了反“理智主义”的浪漫主义为自己的信条。它的成员的特点是对旧的人生不满，对新的生活充满幻想，从而萌发出创造新人生的愿望。他们很重视文学的使命，郭沫若希望作家“对于社会的真实要求要加以充分的体验，要生一种救国救民的自觉。” 它的成员的另一个特点是崇尚灵感，重视“内心的要求”，尤其在它的初期，表现了浪漫主义倾向。认为文学创作“本来只是出自内心的要求，原不必有什么预定的目的。” 郭沫若也认为“文艺也如春日的花草，乃艺术家内心之智慧的表现。”上述两者的结合，表现为创造社的积极浪漫主义的特色。五卅运动后，特别是1927年，朱镜我、冯乃超等从日本归国，加入创造社，不久就响亮地提出了无产阶级革命文学的口号，从而推动了创造社成员中的多数人走上革命文学道路，成为无产阶级文学运动的早期战士。
这一时期新文学的成就，表现在创作方面，首推鲁迅和郭沫若。鲁迅的小说集《呐喊》与《彷徨》，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成为高耸的丰碑。它们不但奠定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基础，而且越出国界，走向世界现代文学之林。它们代表了反帝反封建的思想倾向，是反映社会矛盾和人民大众呼声的最深刻而有力的杰出作品。郭沫若的诗集《女神》，开创了中国一代诗风，确立了新诗在中国诗歌发展史上的地位。《女神》所塑造的旧世界叛逆者和宇宙主宰的形象，溶革命理想主义、浪漫主义于一炉，把人类的愿望通过壮丽的语言、激越的气势、强烈的节奏表现出来，达到了同时代人所达不到的艺术境界，从而整整影响了一代新诗人。著名诗人殷夫、艾青等，无不受到了郭沫若诗风的熏陶和影响。这种积极浪漫主义的诗风也成为中国小说创作中浪漫主义创作手法的来源。
新文学运动的崛起，离不开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引领和指导。中国共产党人在介绍、阐发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方面作了大量工作。他们以反帝反封建的革命精神进行文学革命，从根本上动摇了文学中的封建统治思想和为帝国主义服务的买办意识。他们主张新文学应当是社会写实的文学，在社会革命中应发挥自己巨大的功能。他们认为新文学“不是为个人造名的文学”，“不是以好名心为基础的文学。” 中国共产党人为指导新文学运动发展，英勇地同一切陈腐的文学进行斗争。1919年与“保古派”林纾作斗争时，中国共产党还没有诞生，由一些激进的民主主义的知识分子担负了斗争的责任。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掌握了马克思主义先进思想武器的李大钊、邓中夏、恽代英、萧楚女等，向当时的一切反动文艺进行猛烈攻击。鸳鸯蝴蝶派在20年代中期的消逝，就是这种斗争的结果。这是一个消极颓废的文学流派，盛行于民国初年，以创作“言情小说”为主要活动特色，在《礼拜六》（周瘦鹃主编）等刊物上充斥了反映红男绿女的腐朽生活的作品，发出没落阶级的哀鸣。邓中夏连续发表了《新诗人的棒喝》《贡献于新诗人之前》等文章，严正指出“厮混男女交际场中做新诗的，便是肉麻的讴歌恋爱；饱食终日坐在暖阁安乐椅上做新诗的，便是想入非非的赞颂虚无”，“以之遗害社会则有余，造福社会则不足”。萧楚女批判道：“他们的一切言行，在他们自己尚且自命为‘名士’‘为艺术而艺术’、为‘风流才子’、为高人逸事，而在我们常态心理客观者看来，只是‘疯人’”。 在革命文学打击下，鸳鸯蝴蝶派一度趋于衰落，《礼拜六》被迫停刊，一向控制在他们手中的《小说月报》被文学研究会接办，改造成为新文学的重要阵地。但鸳鸯蝴蝶派中的少数人仍坚持这一反动文学倾向，坚持其诱惑、腐蚀人民群众的活动，30年代以侠客加美人的武侠小说作为鸳鸯蝴蝶小说流派的延续。
“假古董的假毫光”
随着革命运动的发展和革命文学运动的兴起，封建军阀的统治岌岌可危。于是，在文化战线上，一批封建买办文人临危而动，对革命的新文化进行攻击。复古主义就是他们这一个反革命神圣同盟的口号。
“学衡派”是到外洋镀过“金”的一些封建旧文人所结成的一个复古主义派别。其代表人物为南京东南大学教授胡先、梅光迪、吴宓等人，他们于1921年创办《学衡》杂志。他们自称既“尊崇孔孟之道”，又“肆力于柏拉图、亚里士多德之哲理”，以博学者的面貌招摇过市，贩卖他们的为封建文化招魂的货色。他们宣称：“凡读西洋之名贤杰作者，则日见国粹之可爱”。《学衡》杂志曾连续刊载梅光迪的《评提倡新文化者》、吴宓的《论新文化运动》等。在这些文章中，他们反对“文学进化”（即革命），说：“西国名家，多斥文学进化为流俗之错误”，主张文学应“力效前人，节节规抚”，而后“始能自出心裁”，认为文学创作应来自对旧文学的模仿，“未有不由模仿而出者也”。他们尤其反对马克思主义，说在中国宣传马克思主义是“专取外国吐弃之余屑。”学衡派是当时江南地区宣扬封建复古主义的主要势力。
与《学衡》遥相呼应，在北方，胡适打出了“整理国故”的旗帜。这时的胡适，已进一步向右转，公开了他反对革命运动的立场，创办《努力周报》，从事改良主义的政治活动。1922年11月，《努力周报》每月附出4开一张提倡“国学”的《读书杂志》，1923年又办《国学季刊》。由胡适提出的“青年必读书”书目，开列古书近200种，其中佛经就占了22部。
胡适的“整理国故”的口号是借“国学要沦亡了”的耸人听闻的宣传提出来的。他说，“古学大师渐渐死完了”，“遂使许多人发生无限的悲观”，“古学不久要无人能读了！”胡适的口号提出后，得到一些人的响应。响应者的成分比较复杂，各有不同的目的。郭沫若曾指出在响应者中间，“石玉杂糅珠目淆混” 。中国灿烂的古代文化是应该正确继承的，而胡适则另有所图。他企图将青年从革命的潮流中引开，吸引他们去钻故纸堆，蹲象牙塔。在反动统治者的支持下，各地开办了许多“国学馆”，不少幼稚的青年“踱进研究室”，整理国故居然形成一个“运动”持续了相当一个时期。
一南一北两股逆流的出现，对新文学运动造成了一定压力。而这时，陈独秀、李大钊忙于领导政治斗争；新文化运动的另几个先行者中，钱玄同退隐，刘半农出国，都离开了文化战场，剩下的已经“布不成阵”了。
鲁迅勇敢地担起了斗争的重任。他站在激进民主主义的革命立场上维护新文化运动的革命成果，坚决反对“学衡派”和“整理国故运动”。鲁迅尖锐而辛辣地指讽“学衡”派貌似学通中外，实际上是一些不学无术的文人：“夫所谓‘学衡’者，据我看来，实不过是聚在‘聚宝之门’左近的几个假古董所放的假毫光；虽然自称为‘衡’，而本身的称星尚且未曾钉好，更何论于他所衡的轻重的是非，”“倘使字句未通的人也算是国粹的知己，则国粹更要惭惶煞人”。
中国现代文化史上著名的四大副刊——《晨报副镌》《民国日报》副刊《觉悟》《时事新报》副刊《学灯》《京报副刊》——发表了不少文章，反击在政治与文化上所出现的封建复古逆流。鲁迅犀利的杂文，就是在副刊上发表而吸引了广大读者。在鲁迅等的打击下，“学衡派”的宣传就失去了市场，虽然它还勉强存在了几年，但起不了什么作用了。
反对“整理国故运动”的斗争则要复杂得多，因为它涉及对整个民族文化的态度，并且有世界观与方法论的对立。共产党人瞿秋白、萧楚女、邓中夏等走上斗争第一线。《中国青年》杂志加强了指导青年阅读马克思主义书籍的工作，保护了广大进步青年。该刊在第24期，发表了“国故毒”的调查报告，揭露了整理国故运动糟蹋青春、企图使青年忘记祖国危亡、忘记青年责任的阴谋。瞿秋白写的《王道诗话》无情剖析了胡适“文化班头博士衔”“杀人如草不闻声”的实质。萧楚女在《中国青年》发表文章，指出国故运动“是一股教育界老朽流氓和野心军阀的‘法西塞’运动！” 革命文学工作者在鞭笞国故运动政治阴谋的同时，还向胡适等所贩卖的烦琐考证方法进攻。胡适鼓吹在整理国故时，采用实验主义研究方法，即所谓“索引式的整理”“结账式的整理”“专史式的整理”等，完全抹煞了古典文学的现实内容，拒绝考察它的社会意义，而是为材料而材料，作枝枝节节的考证。胡适的这一套实验主义方法，曾经毒害了许多学术工作者。当然，人民并不一概拒绝作任何考证工作，但正如成仿吾当时所指出的，考证必须有“批评的精神”（即一定的思想指导），否则，“充其量不过能造出一些考据死文字的文字，充其量不过能增加一些更烦琐的考据学者。”
新文学工作者的斗争，使封建复古主义受到严重打击，对大革命的形势的发展起到有力的配合作用。一代文化泰斗鲁迅正是在这些斗争中，不断地推进着自己的立场与世界观的转变。
《现代评论》的“落水”与《甲寅》杂志的偃旗
1925年前后，国民革命进入空前高涨的阶段。第一次国共合作已经建立，五卅运动与省港大罢工的掀起显示了大革命的伟大声势，广东革命根据地在文治与武功中得到了巩固，这一切都敲响了帝国主义的工具封建军阀统治的最后丧钟。于是，在文化战线上，帝国主义文化与封建文化进一步携起手来。《现代评论》和《甲寅》的合作，就是这种背景下的产物。
《现代评论》派是以胡适为首领的一帮右翼资产阶级文人所形成，主要代表人物还有陈西滢、徐志摩、梁实秋等。1924年12月，由陈西滢主编的《现代评论》周刊得到段祺瑞的津贴而在北京出版。在这同时，由于宣传新文化的《晨报副镌》向右转，孙伏园愤而辞去副刊编辑职务，《晨报副镌》落到徐志摩手中。这些文人就以这两个刊物为阵地，着力宣传胡适的政治与文化主张，用白话文为帝国主义与封建军阀的罪行辩护。陈西滢在文章中，嘲笑中国100余民众怒斥两名美国侵略士兵的情景时写道：“打！打！宣战！宣战！这样的中国人，呸！” 露骨地表现出了他的洋奴嘴脸。1925年，北京学生一再掀起反帝反封建的群众斗争怒潮，军阀政府实行血腥镇压。“现代评论派”配合反动当局攻击群众斗争，尤其攻击进步教师。陈西滢在文章中说：“学校渐渐失去了讲学的风气，变成了政治运动的集合所。一般野心的政客，利用青年学生们的热心，达到他们特殊的目的。一般好活动的教员，也鼓动种种的风潮，为他们出头进身的梯阶。” 他向反动当局进言：对学生要实行“相当的惩罚，万不可再敷愆姑息下去”。此外，现代评论派还着力贩卖西方资产阶级文艺观点，包括虚伪的“人性论”，唯心主义的“灵性论”，资产阶级的“唯美主义”等等，以此向新文化进攻。
《甲寅》派的首领是章士钊。他先后担任段祺瑞政府的司法总长、教育总长和秘书长。1925年7月，他创办《甲寅周报》，完全抛弃了过去所办的《甲寅》杂志和《甲寅日刊》的某些民主性因素，成为形式杂七杂八的“广告性的半官报”。章士钊利用自己的地位，依仗封建军阀势力，从政治上、经济上压制新文学运动。他尤其竭力提倡古文，宣扬封建思想，反对白话文，公开宣布《甲寅》决不刊登任何用白话文写的文章。他还认为文化无新旧之分，从事新文学运动是“避难就易”，等等。
值得注意的是这两个不同“宗”的派别，却为着共同的利益而联合了起来。1925年，胡适与章士钊拍了一张“双双并坐”的相片。两人各写了一首诗互赠对方。滑稽的是两人都各投其所好，胡适写给章士钊的是一首七言古诗，而章士钊却以白话诗回赠。章士钊在诗里写道：“你不攻来我不驳，双双并坐，各有各的心肠。”这两个人，一个是右翼资产阶级的代表，另一个是文化顽固派的代言人，他们的联合，是一种对抗新文化的半殖民地半封建文化的同盟。
反对《现代评论》派和《甲寅》派的斗争，是这一时期政治斗争和思想文化斗争中的一件大事。共产党机关刊物《向导》、青年团机关刊物《中国青年》以及《政治生活》《中州评论》等杂志都参加了这一场斗争。鲁迅在这一时期写了大量极其锋利的杂文，《华盖集》和《华盖集续编》的大部分文章都是投向这一班人的匕首。鲁迅深刻地、惟妙惟肖地刻画出他们是“媚态的猫”，是“比他们主人更严厉的狗”，是“吸人的血还要预先哼哼地发一通议论的蚊子”，是“嗡嗡地闹了半天，停下来舐一点油汁，还要拉下一点蝇矢的苍蝇”。鲁迅除了鞭挞现代评论派的丑态以外，尤其重要的是他尖锐地指出这班人的丑恶本质是充当帝国主义的领头羊，这些羊们，“脖子上挂着一个小铃铎，作为知识阶级的徽章”，“能领了群众稳妥平静地走向帝国主义者所指的所在”，他们诱惑青年人，“虽死也应该如羊，使天下太平，彼此省力”。深刻地揭露了帝国主义者及其在知识界的奴仆们丑恶的行径。但是，当时在进步思想界中，对这一场斗争的本质并不都像鲁迅那样认识得清楚，如同瞿秋白所指出的：“当五卅时期，一般人，甚至革命者的思想，都在‘一致对外’的口号之下，多多少少忽略了国内的阶级战斗的同时展开，” 因而，这场斗争声势不大，在一定意义上说主要是鲁迅在孤军奋斗。
对“甲寅派”的斗争，是在林纾、“学衡派”先后被新文化击败以后的又一场反对封建复古主义的斗争。著文批判“甲寅派”的，远远胜于批判“现代评论派”。成仿吾的《读章氏〈评新文学运动〉》、郁达夫的《咒甲寅十四期〈评新文学运动〉》、魏建功的《打倒国语运动的拦路“虎”》等文章，对“甲寅派”发起了猛烈围攻。而战斗最坚决、最有力的，还是首推鲁迅。他写了《十四年的“读经”》《读经与读史》《答KS君》等文，抨击“甲寅派”的读经复古主张，讽刺这些自称读古书读得很多的人，却文理不通，“我中国自有文学以来，实在还没有过这样滑稽体式的著作。”讽刺他们不过是一些把文章写得“有如泥浆混着砂砾一样”的假古文家。“倘说这是复古运动的代表，那可是只见得复古派的可怜，不过以此当作讣闻，公布文言文的气绝罢了。”
与此同时，《向导》周报和《中国青年》发表了《段执政的甲寅》《章士钊和段祺瑞》等文，从政治上对甲寅派的充当北洋军阀工具进行揭露。“甲寅派”在革命者的进攻下，无力抵御，拖到1927年4月，只得停刊。
“玄”“科”两派论争
1923年，在中国哲学思想领域中，发生了一场“科学与人生观论战”。论战的一方，以丁文江、胡适、吴稚晖为代表，称“科学派”，另一方以张君劢、梁启超为代表，称“人生观派”，或“玄学派”。所以这场论争亦称“科学与玄学之争”。实际上，它们不过是中国现代资产阶级哲学营垒内部两个支派之间的一场争斗。在论战过程中，双方互相诘责、反复驳难，恰好暴露了各自唯心主义的本质，使得主张唯物主义的人们看清了他们的面目，从而有效地同他们进行斗争。
随着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日益深入，中国革命运动迅速发展，越来越多的人觉醒起来同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买办势力作斗争，引起了反动派的恐惧。他们急急从外国召唤亡灵来庇护与解救自己。来自国外的帝国主义哲学，与中国封建文化结成同盟，共同反对马克思主义。而在它们相互之间，有时也不免发生摩擦，甚至迸出激烈的火星。丁文江、胡适所代表的帝国主义哲学与张君劢、梁启超所代表的中国封建哲学之争，说到底是谁应在反对马克思主义传播事业中撑大旗的一场争执。
论战起因于张君劢1923年2月在清华大学所作的《人生观》的讲演。4月，丁文江在《努力周报》刊出《玄学与科学》一文，向张君劢发出驳诘，一场论战由此引起。
张君劢先后发表了《人生观》《〈人生观之论战〉序》《再论人生观与科学并答丁在君》等文。他用西方的柏格森主义“激活”中国古代唯心主义哲学宋明理学。他列举了人生观上的几大问题，包括大家族主义与小家族主义、男尊女卑与男女平等、专制婚姻与自由婚姻、财产公有与私有、社会主义与个人主义、守旧与维新、为我与利他、悲观与乐观、有神论与无神论，等等。他认为这些问题都是“人类之自由行为”，“科学无论如何发达，而人生观问题之解决，决非科学所能为力”，“无所谓意义，无所谓方法”，“故曰直觉的也”。梁启超也写了《人生观与科学》一文，说“生活的原动力，就是情感”，“关于情感方面的事项，绝对的超科学。”他们一方面贩卖法国唯心主义哲学家柏格森的“直觉主义”，另一方面又着力尊崇中国古代唯心主义的宋明理学，说“欲求发聋振聩药，惟在新宋学之复活。”可见张君劢、梁启超的“人生观派”即“玄学派”是柏格森主义与宋明理学的杂拌，是公开反对科学的露骨的唯心主义学派。
对“玄学派”首先发起进攻的丁文江，打着“保卫科学”的幌子，先后发表了《玄学与科学》《玄学与科学——答张君劢》等文章。他虽然肯定地提出科学可以解决人生观问题，与张君劢的科学不能解决人生观的论断相对立，但他所说的“科学”并非真科学，只是“心理上的感官感触”所产生的概念和推论，“科学的材料是所有人类心理的内容。”他认为物质并不是客观的存在，而是人的“感官”感触的集合。他的这一套马赫主义的伪科学，不但没有与“玄学”划清界限，反而给“玄学”披上了“科学”的外衣。在论战中，胡适提出了所谓“自然主义的人生观”，吴稚晖则宣布了他的所谓“人欲横流的人生观” ，他们都自诩是“科学”的护卫者，是反对“玄学”的。
在唯心主义两个支派的混战中，马克思主义者清楚地看到了这场争斗的本质。邓中夏尖锐指出张君劢的哲学“底子上虽然是中国思想，面子上却满涂着西洋的色彩。他们讲玄学，却把西洋的‘玄学鬼’如柏格森的‘直觉’、倭伊铿的‘精神生活’、欧立克的‘精神元素’，都搬来做他们的幌子。这就是他们的花样子。” 彭康揭露了争斗双方从本质上全无什么区别，“从‘玄学鬼’张君劢、‘科学神’丁文江一直到‘柴积上日黄中的老头儿，吴稚晖，都没有区别，只是蛇蝎一篓，你撞我，我冲你，总不能跳出这个篓子。任你如何‘无赖’，任你如何‘灵通’，任你如何‘人欲横流’，终于是‘漆黑一团’，扭住一块，分不出个黑白来。” 瞿秋白从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出发，论证了每一时代的人生观总是与这一时代的经济基础相联系，总是由当代的知识所组成，由于技术的进步和阶级斗争的社会经验，产生了新的科学知识，出现了新的科学人生观，人类欲求得自由，就必须掌握与运用客观规律，才能从“必然世界”进入“自由世界”，从“自由之奴”进于“自然之王”。
以上三种理论的提出，不是偶然现象，而是一定社会经济和社会阶级斗争的产物。邓中夏对此作了透彻分析，他指出：“东方文化派可说代表农业手工业的封建思想（或称宗法思想），科学方法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资产阶级思想，唯物史观派可说是代表新式工业的无产阶级思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