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由南向北锐进，严重威胁了帝国主义和国内封建买办阶级，他们联合起来，精心选择了一个共同的突破口——国民党新右派，发起政治攻势，把蒋介石拉向革命阵营的对立面。阶级力量对比的客观条件和陈独秀的右倾错误，终于导致国民革命的中途夭折。
反革命的政治“南伐”
正当北伐战争由珠江胜利推进到长江流域时，革命阵营内部爆发了一场“迁都之争”。这场斗争，是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右派蓄意分裂革命的一个严重信号。
武汉三镇被攻下后，国民党中央及国民政府鉴于广州偏处一隅，与日益向前进展的革命形势不相适应，于11月16日派出宋庆龄、陈友仁、徐谦及鲍罗廷等为调查委员前往武汉，调查国民政府迁移武汉的可行性问题。根据调查结果，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于26日正式决定迁都武汉，另设立中央政治会议广州分会于广州，就近协调粤、桂、闽三省政务。随后，在广州的中央机构分批迁汉。有的走旱路，从粤汉大道经长沙到武汉；有的走水路，从赣州坐船到南昌再转武汉。
蒋介石在打下南昌后，设总司令部于南昌。他处心积虑地谋划着牢牢控制中央机构，因而以“军政一致”为借口，主张南昌为国民政府所在地。他设法将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代理主席张静江和国民政府代理主席谭延闿弄到南昌，以造成“中央”已到南昌的假象，并把假道南昌前往武汉的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留在南昌，企图在南昌召开国民党中央全会，实现他迁都南昌的阴谋。
已经到达武汉的国民党和国民政府领导成员徐谦、陈友仁、宋庆龄、吴玉章以及鲍罗廷等由于蒋介石对迁都的阻挠，不能在武汉及时召开中央全会。为保证中央机构能正常工作，他们于12月13日召开紧急会议，决定在政府未迁到以前，设立一个新机构，名为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和国民政府委员联席会议，履行党和政府的最高领导权，其成员为宋庆龄、陈友仁、徐谦、吴玉章、孙科、蒋作宾、柏文蔚、王法勤及鲍罗廷等，推徐谦为联席会议主席，叶楚伧为秘书长。1927年1月1日，国民政府发布命令，以武汉为首都，并开始在此执行职权。（后来，中央政治会议又作出决定，国民政府驻武昌，中央党部驻汉口。）
蒋介石蓄意破坏上述决定。他于1月5日盗用国民党中央名义向各省党部发出电报，称“现因政治与军事发展便利起见，中央党部及国民政府暂住南昌”。 蒋介石并亲赴武汉，逼武汉中央同意迁都南昌，遭到坚决拒绝。蒋只得悻悻然离开武汉。3月8日，蒋介石被迫表示承认中央关于国民政府迁武汉的决定。
迁都之争虽至此结束，但它所预示的政治风暴则仅仅开始。它不但表明蒋介石篡夺中央领导权野心的升级，而且公开向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势力宣告，南方革命阵营已走向分裂。于是，内外反动派就纷纷向南昌伸出手来。
首先是江浙资产阶级发现了蒋介石的反共倾向，便立即进行拉拢。后来，蒋介石到上海，反共态度明朗化，上海资产阶级的领袖之一陈光甫为资助蒋介石，在银行和钱庄业中积极活动，于4月1日由各银行垫借200万元，各钱庄垫借100万元， 资助蒋介石发动反革命政变。
华北财团也不甘落后。著名金融资本家周作民与蒋介石的亲信黄郛是莫逆之交，因而很容易地同蒋介石挂上了钩。就连中国银行——北洋政府的官办银行——也派了总文书（即秘书长）吴荣鬯到南昌活动。
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党新右派集团，同样也是帝国主义者争取的对象。英国政府派兰浦森来华，进行分化革命阵营、拉拢右派的活动。兰浦森到华后，与北洋政客、买办金融家梁士诒进行了一番秘密谈话。兰浦森问：“南方之右派，可以与北方联合否？”梁士诒答可以。兰浦森说：“此乃鄙人最喜听者，因其可以鼓励我等进行，请言其详。”于是梁士诒分析了南方革命阵营中分为青年及共产派、国民党即反共派、老军队派等三派的情形。兰浦森又问：“听传近日党军右派，已比左派优胜，阁下亦有所闻否？”梁答：“此乃真实消息，观乎党军近日，已改变宗旨，不在武汉建设首都，而在南昌，可为明证。” 兰浦森虽也曾于1927年1月间去武汉与国民政府要人有过接触，但在他确知南方左右派已分裂，并且“党军右派已比左派优胜”的情况后，就着手拉拢蒋介石。日本政府也出动许多“要人”，以“考察”中国经济为名，奔走于东京——南昌之间。后来在抗日战争中成了中国派遣军参谋长的永见俊德，曾在《生平最大难忘事件》一文中谈到他于1927年2月奉派到南昌活动的背景：“1927年2月，北伐军有席卷长江下游之势，此时国共如不分家，则中国革命成功指日可待”，“因此日本陆相宇垣焦急万状，派我和松室两大佐作破坏中国革命之企图”。随后，蒋介石派吴铁城去日本，向日本政府保证“中国人永不反日”，以换取日本政府的支持。美国亦派人到南昌进行联络。如此众多的神秘人物纷至沓来，以南昌为目标进行了一场政治“南伐”，破坏国民革命的继续进行。当时的报纸上发出了一连串南北即将妥协的报道。如：
电通社1月27日东京电：“中国南北妥协之机运，渐呈浓厚之状，双方尝有代表往来，结局或将以稳健之孙文主义实现大同团结。”
东方社2月5日汉口电：“蒋介石及其干部已取缔过激运动。”
申报2月18日北京电：“南北协调某顾问斡旋最力。该顾问日前曾赴匡庐，16日返京，携去条件七，带回条件四。”
帝国主义者所提出的条件，早已见诸报端。英国《士林西报》1月27日社论说得很明白：蒋介石如要取得外国承认，必看群众是否“压静”了，罢工与抵制是否消除了，外国货能不能自由进出中国，“中国最需要之事，莫如武力维持秩序，负责任，有决断等等，应该做出来让全世界看看。”
在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封建买办势力的鼓励与支持下，蒋介石悍然向革命举起了屠刀。3月6日，他下令枪杀了赣州市总工会委员长、优秀共产党员陈赞贤。16日，蒋介石又授意组织南昌市的国家主义分子和地痞流氓，捣毁国民党左派掌握的南昌市党部和市总工会、农协，搜捕市党部执行委员。当天，蒋介石离开南昌。次日在九江，又派总司令部特务处长杨虎指挥暴徒捣毁市党部、总工会、农协和国民新闻报社。市党部被暴徒打死3人，农协和总工会各被打死1人、重伤2人，国民新闻社一记者被绑走后失踪。此外共有六七十人被捕。之后，蒋介石离九江前往安徽省会安庆。在这里他重施故技，以重金收买了一批敢死队（讲明事成之后，轻伤可得100元，重伤500元，丧命1000元）将省党部、市党部、总工会悉数捣毁。
蒋介石就是这样走一路、杀一路，带着满身血污，前往上海。
武汉方面早已觉察蒋介石篡权野心。2月9日，即蒋介石被迫同意以武汉为国民政府所在地的次日，国民党中央在汉口召集高级干部会议，会上严重地提出了反对独裁、提高党权、实行民主的问题。为了提高中央领导机构的革命权威性，中央联席会议于2月21日举行扩大会议，决定原来作为临时性中央机构的“联席会议”宣告结束，自即日起，国民党中央党部与国民政府即正式恢复办公。24日，武汉地区国民党举行代表大会，董必武任大会主席。会议一致提出了“加强中央权力”“统一党的领导机构”，“立即召集中央全会解决党的问题”等要求。根据当时形势的迫切需要，国民党于3月7日举行二届三中全会，蒋介石托故未出席这次会议。三中全会的中心议题是“提高党权”。这是一次很重要的会议。会议通过的《统一党的领导机关案》对党、政、军领导机关作了重大改组，规定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和军事委员会均采取主席团制，实行集体领导，实际上取消了蒋介石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和军事委员会主席职务。会议还规定，军委会一切决议、措施须经中央执行委员会通过，再交总司令执行，这就把总司令的职权降为党和军委会的执行者地位。会议还选举在国外的汪精卫为国民党中央组织部长，并决定撤销国民党中央军人部，这就等于撤了蒋介石这两个部的部长职务。
三中全会是对国民党新右派斗争的一次重大胜利。虽然蒋介石还担任着国民党中央主席团、军委会主席团成员及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务，仍具有控制军队的实际权力，但在当时条件下，三中全会的这一系列措施毕竟已是革命派所能做到的较合理结果了。
正当共产党联合国民党左派对蒋介石新右派的抑制措施着着进行时，帝国主义者破坏中国革命的阴谋亦加紧实行。政治“南伐”在继续，尤以炮轰南京、制造“南京惨案”为高潮。
早在1927年初，英、美、日、法等国家为阻止革命军向长江中下游发展，就增派军队和军舰来华。据英国《泰晤士报》报道，到1927年2月，聚集在上海的外国军队有英军12700余人，日军4000余人，美军3500余人，法军2500余人，连同“万国商团”等，外国兵总人数达到3万余。当时已到达中国领海的帝国主义军舰有170余艘，其中英舰76艘、日舰48艘、美舰30艘、法舰10艘。以上军舰大部分停泊在上海附近。各国还将在华军队组成所谓“联合军”，随时准备投入武装干涉。2月25日，英军占领梵皇渡车站以南，日本、意大利军队分别占领江湾、杨树浦。
3月24日中午，北伐军第二、六、四十军各一部约2万人，分别由军长鲁涤平、程潜、贺耀祖率领攻克南京。北洋军的溃兵有的仓皇过江，有的隐匿里巷。就在这混乱时刻，发生了一些穿军装的人抢劫外国教堂和外交官住地的事。英、美兵舰即以此为借口从军舰上向人口密集的南京城发炮轰击，中国民众被打死打伤者近2000人，大批民房被轰毁。这就是“南京惨案”。抢劫外侨者原系一批不明身份的暴徒，革命军入城后当即“枪毙抢犯数人并护送外人赴外舰”，但帝国主义者一口咬定是革命军的排外事件，蓄意以此为借口扩大对中国的侵略，下令撤退江西、湖北、四川等地侨民，并增调日本驱逐舰8艘、美军1500人赴上海震慑中国人民。武汉国民政府站在维护中国主权的立场，向英国驻汉口领事当面抗议，指出抢劫本是反动派所为，事件过程中外人伤6人，死亡4—6人，这与中国人民受帝国主义炮轰而死伤者为一与百之比，为此，对英、美兵舰炮轰提出严重抗议。 据《国闻周报》记者向现场目击者的调查，行劫者目的在得财，外人的死伤是因这些人手持凶器，与行劫者对刺所致。帝国主义者还大事渲染某领事夫人被奸云云，“记者再三询问，均视为笑谈，谓外人不惜自污其名誉以讹人，未免太卑下。”
帝国主义者制造南京惨案的目的，是对革命势力进行武力威慑，并促使蒋介石从革命阵营中分裂出去。蒋介石果然不负所望，他从安庆前往芜湖时，上岸向各国领事进行疏通，随后匆匆赶往上海，进行反革命政变的最后部署。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
革命危机越来越严重，武汉方面决定采取断然措施以制裁蒋介石。鲍罗廷估计蒋介石乘兵舰经过南京时必将上岸，因而派军事委员会秘书长兼第六军政治部主任林伯渠动员六军军长兼南京卫戍司令程潜就地逮捕蒋介石。但程潜顾虑自己力量不足，并且蒋介石经过南京并未上岸，以致武汉方面的计划未能实现。 武汉政府中又有人建议将四军从武汉“调到南京去加强南京的防御，呼应上海的革命势力，并监视蒋介石的行动。” 四军作好了出发的粮秣、枪弹、船只等准备，并决定4月4日出发。但另外有些人怕这样做太刺激了蒋介石，因而取消了原来的决定，终致错过时机，倒被蒋介石先下了手。蒋介石以对北方作战需要为名，将驻守南京的二、六军调往浦口，而以何应钦的第一军接防南京，从而得以放手在宁沪发动反革命政变。
从4月1日起，在蒋介石主使下，右派分子在上海连日紧张活动。吴稚晖提出了一则检举共产党“连结容纳于国民党内之共产党员同有谋叛证据”的呈文，在沪的中央监察委员张静江、李石曾、蔡元培等以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名义通过决议，开展一个所谓“护党救国运动”，规定“凡中央执行委员会内叛逆有据之共产党委员及附逆委员，应于查办”，“并列出一份包括鲍罗廷、陈独秀等190余名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的名单，就近知照公安局或军警暂时分别看管监视，免致活动。”蒋介石又召集李宗仁、白崇禧、李济深、黄绍、何应钦、吴稚晖、张静江及刚从国外归来的汪精卫等人举行秘密会议。会上，蒋介石坚决主张立即反共。汪精卫一方面也认为“国民党与共产党不易继续相安”，但另一方面又不主张立即反共，“本人希望暂能维持合作，自己愿负调和之责。”蒋介石与吴稚晖都竭力笼络汪精卫，吴稚晖提出，“倘双方不能维持，请先生中立，无论我方失败或胜利，以后大事请先生主持。” 汪精卫拒绝了吴稚晖提出的由军方采取行动的主张，而要召开国民党二届四中全会解决一切。
在国民党右派即将公开反共的危急时刻，共产党领导人陈独秀却严重右倾麻痹，4月5日，与汪精卫在上海联合发表告两党同志书（即汪陈联合宣言），否认蒋介石将反对共产党，“决无有驱逐友党摧残工会之事”，“上海军事当局表示服从中央”。这份宣言，分别受到左右派的指责。左派批判它麻痹革命者的警觉性，掩护了蒋介石的反革命行为；右派骂它继续宣传联共，“有允许共产党共治中国之意”。从客观效果看，其危害革命的一面是主要的，所造成的后果是极其严重的。
蒋介石施展种种手法，剥夺上海工人阶级在三次武装起义中所获得的胜利成果。他指使吴稚晖、白崇禧、陈果夫、吴宗信、叶楚伧等拼凑成“上海市临时政治委员会”，强行禁止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所成立的“上海市民代表大会”及由代表大会选举产生、并受到武汉国民政府正式委任的“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委员会”。又指使大流氓头子黄金荣、杜月笙、张啸林等盗用工人名义于4月4日成立“上海工界联合会”，企图以它代替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上海市总工会。反动社团“中华共进会”亦在这时成立，便于蒋介石以这一“民间团体”出面在工人中制造事端。6日，蒋介石的总司令部发出布告：“一切武装纠察队与工会，一律在总司令管辖之下，否则以违法叛变论，绝不允许存在”，露出了杀机。驻上海的国民革命军第一军，虽是蒋介石嫡系，但下级军官及士兵大部分曾在广东革命根据地受过革命熏陶，进入上海后表现出对工人的同情。蒋介石为镇压上海工人，将这支部队调出市区，代之以刚从北洋军阀收编过来的周凤岐部二十六军，成立了以白崇禧、周凤岐为正副司令的淞沪戒严司令部，并于9日公布了《战时戒严条例》，严禁集会、罢工、游行等。白崇禧根据蒋介石命令，派兵查封了武汉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设在上海的以郭沫若为首的办事处。郭沫若针锋相对，于9日公开发表《请看今日之蒋介石》一文，尖锐揭露“蒋介石已经不是我们国民革命军的总司令，蒋介石是流氓地痞、土豪劣绅、贪官污吏、卖国军阀、所有一切反动派——反革命势力的中心力量了。”
蒋介石的这一系列部署，深得帝国主义者的赏识。英国驻沪海军司令邓肯说：“蒋介石已获得人们的敬佩，因为他不仅发表言论，而且照样实行。” 另据外国报刊透露，中外反动派送给蒋介石1500万元作为反革命政变的活动经费。 并答应再给3000万元以资助他在南京建立反革命政权。
于是中国现代史上黑暗的一天到了。
4月11日，蒋介石发出密令，“已克复各省，一致实行清党。”12日凌晨，大批“中华共进会”流氓分子身穿蓝布工装裤，臂缠白底黑字的“工”字袖章，从法租界冲出，在蒋介石军队配合下，袭击工人纠察队。
凌晨4时，上海市总工会会所——湖北会馆——突然被六十余名持枪暴徒包围并射击，工人纠察队当即组织抵抗。不到十分钟，就有二十六军一部来到，团长邢霆如对工人纠察队说：“请你们不要还击，我们来为你们缴他们的枪”。说毕即缴下了所有暴徒的武器，并用绳索将暴徒捆绑起来。工人纠察队见状，即请二十六军官兵入内喝茶吸烟。不料邢霆如突然逼使工人纠察队放下武器，占据了总工会会所。
晨5时20分左右，设在闸北商务印书馆俱乐部的上海工人纠察队总部也遭到一股暴徒袭击，邢团长依旧前往充当调人，对工人纠察队态度十分“和善”，在“解决”了暴徒以后，提议工人纠察队与士兵共同徒手游行，“表示切实联络”。工人纠察队信以为真，放下武器，出发游行。大股士兵突然涌进来，占据了工人纠察队总部，抢去步枪1000多支。
同一天里，闸北商务印刷所、华商电车公司、南市三山会馆，以及曹家渡、浦东、吴淞、江湾等地的工人纠察队都遭到突然袭击，许多工人纠察队员被打死或打伤，驻地“墙壁上之枪洞，密如蜂窝”。 据帝国主义设在租界的工部局警务处情报称，蒋介石共派出暴徒15000人，二十六军缴获的工人纠察队枪支共计：步枪3000支，机枪20挺，手枪600支，各种子弹80万发，长矛2000支。工人纠察队员被打死120人，被打伤180人。
面对蒋介石的血腥屠杀，周恩来、罗亦农、赵世炎等同志临危不惧，领导工人纠察队员英勇反击，并广泛发动群众，揭露蒋介石的罪恶行为。 12日中午，闸北数万徒手工人举行集会与游行，当行经被26军强占的湖北会馆时，工人们奋勇冲进大门，从军队手中夺回了市总工会会所。总工会在群众欢呼声中宣布继续办公。当夜，有1万余名徒手工人露宿在湖北会馆门前保卫总工会。
为了有力反击反动派，市总工会决定发动全市工人举行大罢工。13日上午10时，根据总工会命令，全市各业工会一律罢工。市总工会在闸北青云路广场召开大会，抗议反动派对工人的摧残。由于蒋介石下达了戒严令，使沪东、沪西、南市的工人与市民不能到会，但闸北等区工人、学生与市民到会者仍有6万余人。大会通过了“收回工人武装”，“严办破坏工会的长官”“抚恤死难烈士家属”“向租界帝国主义者提极严重抗议”“通电中央政府及全国全世界起而援助”“军事当局负责保护上海总工会”等六项决议。到会群众高呼“打倒新军阀”“拥护武汉国民政府”等口号，开始游行，向驻宝山路天主堂的二十六军二师师部请愿。当队伍到达宝山路三德里附近时，早已埋伏着的该师士兵向徒手的队伍开枪，甚至用机枪扫射，伤者死者纷纷倒地，血流满街。士兵疯狂地在街上横冲直撞，逢人便打，工人被打死100余人，伤者无数。反动派为掩盖血腥暴行，下令禁止行人通行，匆忙用大卡车把死者运往郊外掩埋。附近居民偷偷看到，有的被难者重伤未死，也被兵士横拖倒曳载走活埋。接着反动派又下令解散上海总工会，查封其他革命组织，大肆逮捕、屠杀共产党员与工人，上海笼罩在一片白色恐怖中。据“四一二”后三天的不完全统计，被杀者达300多人，被捕500多人，流亡失踪5000多人。
接着，广东的国民党当局也在4月15日响应蒋介石的大屠杀政策，杀害了萧楚女、熊雄、邓培等共产党员与群众2100余人。广西、江苏、浙江、福建、四川等省亦相继举行反共反人民的“清党”与屠杀。
蒋介石踏着人民的鲜血与尸首，走上了统治宝座。他在南京另立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和中央军事委员会。4月18日，成立了大地主大资产阶级专政的南京“国民政府”。
蒋介石在南方的大屠杀与奉系军阀在北京的反革命暴行相呼应。4月6日，北京反动军警得到外国使团同意，入使馆区包围、搜查苏联大使馆及其远东银行与中东铁路办事处，逮捕了隐匿在那里的李大钊等共产党员与革命分子60余人。28日，张作霖采用残酷的绞刑杀害了李大钊等20名革命者。“据英国报道，用绞刑来代替一般斩决，是为了使一切同情赤色分子者有所震悚。”
蒋介石在南方的残杀行为和张作霖在北京的暴行，是一条黑色锁链上的两个铁环。这条锁链的锻造处既不是在上海也不是在北京，而是在帝国主义的联合参谋部里。这就是半殖民半封建中国政治的真相与本质。
“七一五”反革命政变
汪精卫因1926年3月在“中山舰事件”中受到蒋介石的轻慢，消极辞职，同年5月自香港赴法国。1927年初，国民党左右派斗争越来越剧烈。国民党左派提出“迎汪复职”，意在扬汪抑蒋。汪精卫后来说道：“连接中央及蒋介石同志的电报，催促回来。今年二月间，蒋同志又来一电报，说你如果再不回来我也走了……后来再接一个电报说党要分裂了，于是兄弟便不能不回来。” 其实蒋的电报，纯属言不由衷。3月8日汪精卫离法国经德国、苏联回国。在苏联曾与第三国际领导人作了重要会晤。第三国际对于汪精卫的回国表示了极大希望。
4月1日，汪精卫到达上海，参加了蒋介石的反共会议。汪精卫认为政策关系重大，应该开中央全会解决。蒋介石说已经开过三中全会了，肯定了联共政策。汪精卫说：“如此可以提议开第四次全体会议，以新决议来变更旧决议。”汪精卫与陈独秀的联合宣言写好后，蒋介石反对，汪精卫想收回，但“报馆已上版，来不及抽回”， 第二天遭到吴稚晖痛骂。汪精卫一怒，离沪赴汉，“就这样他成了左派领袖，大叫革命的左边来，这完全是投机的。” 蒋介石悍然发动“四一二”政变后，还处在革命高潮阶段的武汉地区，掀起了声势浩大的讨蒋运动。4月17日，武汉国民党中央作出决议，开除蒋介石党籍，免去他所兼各职，并命令全体将士及革命民众团体将他拿解中央，按反革命罪惩治。
当时的武汉政府，面对着两大敌对势力，一是据有北方、其势力已直接危及武汉脊背的奉系军阀；二是新叛变的蒋、桂集团。武汉政府的战略打击目标应当主要指向哪里？这是涉及中国革命前途的重大问题。周恩来、赵世炎、罗亦农、陈延年、李立三等联名向中共中央提出意见书，指出：“蒋氏之叛迹如此，苟再犹豫，图谋和缓或预备长期争斗，则蒋之东南政权将益固，与帝国主义关系将益深”，“再不前进，则彼进我退”，“不仅使左派灰心，整个革命必根本失败无疑。” 东征蒋介石在当时不但是形势的需要，也是革命的主客观条件所允许的。曾在北伐中打下南京、后被蒋介石挤压至津浦线的国民革命军第二、六军在蒋介石叛变后表示服从武汉中央，退至安徽境内，与桂系军队对峙于芜湖——安庆间。周恩来主张，以江西的第三军第二师和安徽的二、六军合攻芜湖，则芜湖的桂系第七军必然支持不住。芜湖一下，南京必震动。蒋介石能直接用于守南京的只有5个师，其中第一军第一师和第廿一师本来颇有战斗力，但自蒋介石赶走了师长薛岳、严重等左派军官后，战斗力已大大削弱。第一军第二师是失败之师，没有什么战斗力。剩下第三与第十四两个师如何抵抗得住东下的革命军？此外十四军、十七军、廿六军、四十军有的已损失惨重，有的已萌反蒋愿望。所以取得芜湖后直下南京是可能的。但武汉政府和中共中央拒绝了周恩来等提出的正确意见，置蒋介石于不顾，而决定北伐张作霖，铸成了大错。
在武汉掌握军事实力的是唐生智。国民政府的军队建制为：第一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下辖第一方面军总指挥何应钦、第二方面军总指挥程潜、第三方面军总指挥李宗仁、第四方面军总指挥唐生智。此外，冯玉祥为第二集团军总司令，阎锡山为第三集团军总司令。蒋介石发动“四一二”政变后，武汉政府下令撤去蒋介石的职务，下辖的四个方面军直属于中央，但实际上武汉政府只指挥得了在安徽的程潜和在两湖的唐生智。唐生智是一个有野心的旧军官，他在北伐战争进行中就想夺蒋介石的国民革命军总司令职位，指望蒋介石战败。当蒋介石在江西战场上打得难解难分时，唐生智不肯出兵。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苏联顾问铁罗尼说，唐生智“不仅不希望蒋获得胜利，反希望他被击溃。” 只是由于第四军与第七军参战，蒋介石才夺取了南昌。随后，蒋介石挑起了“迁都之争”，遭到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的反击。唐生智利用这一时机攻击蒋介石，并且不断地表示自己对共产党和工农运动的热心，他甚至向中共中央提出要求入党。 这给了鲍罗廷和中共中央一些领导人以错觉，以为唐生智比蒋介石好，有意扶植唐生智。于是，汪精卫、唐生智就成了武汉地区政治、军事的领袖人物。实际上，汪精卫是“资产阶级软弱性的代表”，“转到大地主、大资产阶级方面去了”， 而唐生智则是被吴佩孚赶得走投无路才来到革命队伍的一个大地主和地方军阀。
在一个短时期中，汪精卫和唐生智充当了武汉政府革命权威的代表，当革命不断深入、阶级关系发生进一步变化时，他们的真面目就逐渐暴露出来。两湖和江西地区的工农群众，趁着讨蒋运动的浩大声势和对反革命势力的同仇敌忾，向城市中破坏国民革命的反动势力和农村的土豪劣绅加紧发起进攻，处决了一批罪大恶极的罪犯，各地普遍建立了农民自卫军，城乡斗争都向着前所未有的深度和广度发展，这就引起了土豪劣绅、地主和资产阶级的恐惧和攻击。武汉政府和军队中的不少官员、军官如谭延闿、唐生智、何键等，本人就是大地主，他们的政治态度就与武汉外部的反革命势力呼应起来。
外部的包围形势是严重的。东有蒋介石、李宗仁，南有李济深，西有四川军阀刘湘、杨森，北有奉系张作霖。帝国主义军舰停泊在汉口江面进行直接威胁，江浙财团、华北财团和南方财团携起手来对武汉制造经济困难，阻断武汉与外地的贸易往来。武汉的资本家有的抽逃资金、关厂歇店，有的制造谣言，散播不满。劳资关系在政治的与经济的双重原因下日益紧张，生产缩小，失业扩大，政府财政困难加重，货币贬值，物价上涨，厂主、店主更加无心营业，关厂关店的更多，形成恶性循环。到5月中旬，几乎所有商店都关了门。工人们起来反对，在斗争策略上又出现了“左”的倾向，使阶级关系更紧张。
汪精卫的叛变正是武汉地区资产阶级对革命不满的表现。汪精卫的叛变过程，经历三个阶段。他自己说过：“武汉分共的经过，由四月中旬至七月中旬，经过三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制裁共产党“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第二阶段是“共产党和平分离”，第三阶段是“以严厉手段驱除共党。”
汪精卫所谓共产党“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就是指武汉地区工农运动继续高涨的形势。这一形势使汪精卫等吓破了胆。从4月中旬起，他们以国民党中央名义下达了一系列命令和决议，其目的都是为束缚工农手脚，阻挠革命事业推进的。他们在湘、鄂、赣三省成立“特别委员会”，任务是检查各级党部、政府、民间团体的“过激”言论和行为。国民党中央发布《保护公正绅耆训令》，保护土豪劣绅。汪精卫并公开声言制止赤化，否则就逮捕工会和农会领导人。
不久，在湖北、湖南、江西三省相继发生了三起严重反革命事件，即夏斗寅叛变、“马日事变”和朱培德反共事件。分别发生在三个省的这三起事件，为汪精卫集团的全面反共作了准备。
夏斗寅是武汉国民政府所属独立第十四师师长。他被蒋介石收买，勾结四川军阀杨森（被蒋介石封为第五路军前敌总指挥）于5月13日发出反共通电，率全师由宜昌乘船向武汉下驶，企图占领武汉，一直进抵距武汉只40里的纸坊。当时武汉军队主力已开赴河南前线与奉军作战，后方空虚，情势危急。17日，武汉政府任命叶挺为前敌总指挥，发起反击，程潜、鲁涤平的援军亦由安徽开到，形势渐转。夏斗寅军沿武长路退却。事后，汪精卫在中央政治会议上为夏斗寅的反革命叛变开脱，说，“这次的变化只当作一件小事”，因为“杨森是明明白白奉南京政府的命令，夏斗寅的通电只说是要清君侧。”
实际上夏斗寅的叛变，事先与三十五军军长何键有过密议。“按夏斗寅举兵东下，原与三十五军军长何键相约内外夹攻，铲除共党。” 不料何键恰巧奉武汉政府之命率部开赴河南前线，夏斗寅失去呼应，因之兵败。
许克祥在长沙制造的“马日事变”，是何键直接指使的结果。何键是湖南大地主。湖南农民运动高涨起来后，土豪劣绅、不法地主纷纷从乡间逃往城市。城市工人群众积极帮助农民搜捕隐匿在城市里的土豪劣绅与不法地主。5月19日，长沙总工会领导工人纠察队搜索了何键在长沙城内的住宅，搜出了何键的父亲，并加以拘捕。何键一面从前方致电湖南省政府指责工人“捣乱后方”，一面“密定反共大计，以迅雷手段先发制胜，密约驻省八军师长张国威克日发动，张犹豫，将所部开鄂，计不得行。” 后又物色到刚由军阀部队改编的三十五军三十三团团长许克祥等，遂于5月21日黎明发动了军事叛乱。21日的韵目代日为“马”，故称作“马日事变”。这一天，许克祥率领1000余人袭击省总工会、省农协、省党校、省农讲所，枪杀共产党员和革命群众100多名，释放了在押的全部土豪劣绅，并与湖南国民党右派头目相勾结，组织所谓“救党委员会”，疯狂镇压工农运动。
武汉国民党中央事先就得知湖南将要发生兵变。汪精卫承认他早已知道湖南驻军与工农将要发生冲突，他在5月25日的中央政治会议上说：“大家知道湖南的这种冲突是要发生，所以才有特别委员会的组织。”他之所以不加以有力干预是因为军官对农运的不满情绪与汪精卫害怕群众的情绪相一致。实际上，中共中央事先也了解军队的这一动向。蔡和森说：“从5月18日以来，省委即知道许克祥将响应夏斗寅。” 但中共中央及鲍罗廷认为“一切错误都是工农运动过火”，国民党“没有什么错误和不好倾向”， 因而非但不坚决防止湖南军队的破坏，反而主张中共中央发表宣言，以表示“拥护国民党中央及其政府最近所公布之一切取缔民众运动过火和错误的法令。”
“马日事变”发生后，中共中央惊慌失措，未能组织有力的反击。湖南省委个别负责人不辞而别，逃离长沙。从事变发生的次日起，湖南省委已无人负责。25日，武汉政府派出由鲍罗廷、谭平山、陈公博等人组成的代表团赴湘，其任务是“一面查办许克祥，一面查办农运‘过火’。”代表团在赴湘途中到达岳州后，得悉岳州警备司令与许克祥有密切联系，有加害于鲍罗廷、谭平山的可能，代表团当夜即吓得回到武汉。
湖南反动派的气焰更加嚣张，他们发布“讨共通电”，在各县成立“救党委员会分会”，厉行清党。并宣布“拥护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拥护蒋汪合作”。蒋介石立即升任许克祥为独立师师长。 各地土豪劣绅纷纷反攻倒算，制造了一系列反革命屠杀事件。在长沙，反动派将搜捕到的革命者斩腰剖腹、断颈挖心。在常德，200余人被杀死，600多人被打伤。半个月内，全省被屠杀的共产党员和工农群众达1万人以上。
“马日事变”不仅仅是个别反动军官的叛逆行为，而是把持着武汉政府及其军队的代表着地主资产阶级利益的汪精卫集团仇视革命运动的表现。孙科在“七一五”政变当天曾直言不讳地说：“湖南上次的事变发生，大家都举手加额，喊许克祥为许青天，视许克祥为救主。”
夏斗寅、许克祥相继叛变后，5月29日起，江西省长朱培德先后将方志敏等100多名共产党员在武装人员看押下“礼送”出境，并下令禁止江西全省的农工运动。
武汉国民党中央的叛变，已是指日之间的事了。
当武汉地区政治局势日益严重时，中国共产党内以陈独秀为代表的右倾错误却在继续发展。陈独秀与鲍罗廷一起，为了使号称“左派领袖”的汪精卫和“左派将领”的唐生智等人不与共产党分裂，不惜进一步压制工农运动，牺牲革命利益，以屈从汪精卫的意志。这一条右倾错误路线自从1926年12月中共中央汉口特别会议开始统治全党，虽不断受到党内持正确意见的同志的批评，但一直未能纠正。1927年4月27日至5月9日在汉口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曾对鲍罗廷、陈独秀的“失败主义倾向”“恐惧失败的情绪”提出了批评，瞿秋白在会议开始时向与会代表散发了他写的《中国革命中之争论问题》的小册子，尖锐地批评了陈独秀的右倾机会主义。但由于全党对陈独秀的右倾危害认识不深，加上鲍罗廷与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在会上发生严重争论，加剧了党内的意见分歧。因之，共产党的“五大”实际上没有解决任何问题，未能承担起挽救中国革命危机的急迫任务。
共产国际对中国大革命的指导也有错误。斯大林把国民党内伪装的左派汪精卫错误地判断为“小资产阶级代表”，称赞已经着手压制工农运动的武汉政府为“它还不是无产阶级和农民的专政，但已走上这种专政的道路。” 这种看法指导中共中央主要领导人陈独秀推行对右派的妥协退让政策。在蒋介石已经叛变，汪精卫集团的反共暗潮不断上涨的情况下，共产国际不允许中共退出国民党以便独立组织革命力量应付突然事变。5月30日，共产国际发来紧急指示信，要求在维持国共合作的前提下采取下述措施：坚决实行自下而上的土地革命；从下面吸收工农领袖到国民党中央去；动员2万名共产党员、5万名工农组成新的军团；组织革命军事法庭惩办反动军官。这些措施的提出，表明共产国际已在相当程度上接受了“四一二”反革命政变的教训，意在挽救中国革命于严重危机之中。虽然紧急指示信中仍然主张维持国共合作，要求这些措施都由武汉国民政府去做，这显然是行不通的；但陈独秀看不到指示信中有合理与积极的一面，不加分析地认为它根本不能实行，于是，他封锁了这个文件，拒绝讨论毛泽东、周恩来、蔡和森等提出的多项重要建议，只是一厢情愿地想拉住汪精卫不向右倒，为此不惜一再向汪精卫作出迁就与妥协：下令解散工人纠察队，解除农民自卫军武装，甚至交出童子军木棒，等等。6月1日，共产国际代表罗易将共产国际紧急指示信拿给汪精卫看，以表示对汪精卫的信任，这恰好使已经决心反共的汪精卫获得了打击共产党的口实。这时，武汉政府的北伐在冯玉祥配合下于6月1日占领郑州。军事上的胜利更壮了汪精卫的胆。6月5日，武汉政府解聘鲍罗廷等100多名苏联顾问，紧接着汪精卫、谭延闿、唐生智、徐谦、孙科、张发奎等赴郑州与冯玉祥举行会议。会上决定河南的军事政治交由冯玉祥负责，武汉政府的军队全部撤出河南。于是晋升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的唐生智回到两湖全力镇压工农运动。郑州会议实际上是“分共”的准备会议。
郑州会议结束后，冯玉祥又于6月19日赶往徐州，与蒋介石、李宗仁、白崇禧、黄绍、蔡元培、李石曾、吴稚晖、胡汉民、张静江等举行会议，策划反苏、反共、宁汉合作等。以冯玉祥为中介，把郑州会议和徐州会议联结在一起，出现了反共大联合的趋势。
汪精卫从郑州回到武汉，“分共”步骤着手进行。“从6月中旬起，一面集合中央党部非共产党的同志，商量和共产党分离的方法；一面集合非共产党的武装同志，将那决议宣布，请他们在军队中留心防范，听候中央议决，努力奉行。” 何键的三十五军移驻汉口，公开发出反共宣言，准备向革命开刀。6月底，唐生智到长沙后，向国民党中央发出电报，称“许克祥的行动乃是受了正义感的驱使”，并请求授予全权“对那些践踏国民政府命令的人以反革命论处。” 7月15日，汪精卫最终正式召开以反共为主题的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扩大会议，到会者除宋庆龄、陈友仁、何香凝外，都同意“分共”，决定“制裁共产党人违反本党主义政策之言论行动”。汪精卫集团“分共”之初，曾标榜采取“温和的态度”，实际上不久之后，就对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展开了疯狂的大屠杀。
“七一五”政变表明第一次国共合作最后破裂，孙中山的革命的三大政策被国民党完全抛弃。至此，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遭到失败，各革命阶级的联合专政变成了买办地主阶级专政，大革命失败后的中国陷入了黑暗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