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民党内左右派的斗争因北伐战争的发动而得到缓冲。北伐的胜利进军、农村大革命的掀起、工人运动的由罢工斗争发展为武装起义——三支大军蔚为壮观，形成了空前的革命高潮。
光荣北伐，武昌城下
北伐战争是国民政府发动的打败盘踞在北方的封建军阀的一场大规模军事行动。发动北伐战争的根据，是国民党“一大”制订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纲领。它的直接起因，一方面是国民政府实现了两广统一，巩固了革命根据地，全国民众翘首盼望国民政府尽早消灭祸国殃民的军阀势力；另一方面是吴佩孚、张作霖两大军阀在1926年春联合起来，进攻冯玉祥国民军，使国民军被迫退出京、津，退守西北。吴佩孚、张作霖企图在完全消灭国民军后，回过头来对付南方革命势力。国民政府虽然统一了两广，但仍处在反动军阀的三面包围之中：北面是直系主要魁首吴佩孚，据有两湖及河南；东面是从直系中独立出来自成一派的孙传芳，控制着苏、浙、皖、赣、闽五省大片地区；西面是川、康、滇、黔地方军阀。国民政府如果不早作准备，而让军阀从容地消灭冯玉祥国民军，再掉头南下，则中国革命必将出现一个险恶的局面。
北伐既是革命形势所迫，同时亦是广东各派势力的共同要求。当时的广东，包容了江浙势力、广东势力、西南地方势力等几股力量，它们既有各自不同的利益，又有共同的需要。以江浙势力为背景的蒋介石，为了尽快回到江浙富庶地区去，积极主张北伐；广东财团则希望通过北伐使各路“客军”离开广东，实现“粤人治粤”的目标；桂系、湘系等也都想在北伐中扩张地盘，改善条件。
中国共产党是北伐战争的领导者和推动者。早在1925年11月，毛泽东在起草《反奉战争宣传提纲》时就指出，广东根据地已经巩固，国民党应积极准备实力，在最短时间内“发兵北进”。1926年2月21日至24日，中共中央在北京召开特别会议，会议指出“现时政局，是中国革命发展中非常紧急时期”，“是国民革命的生死关头”，“党在现时政治上主要的职任是从各方面准备广东政府的北伐。” 会议还决定了要发动群众，特别是农民群众，来接应北伐军。接着中国共产党领导召开了广东工人代表大会（4月）和全国第三次劳动大会（5月），号召在北伐所必经的湖南、湖北、河南、直隶等省，“预备民众奋起的接应”，尤其重视农民起来暴动。后来的实践证明，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号召和组织，对北伐战争起了巨大作用。
陈独秀因病没有出席在北京举行的中共中央特别会议，他没有参与北伐的决策。在他病好后回到中央工作时，曾对北伐持不同意见。他在《向导》撰文认为北伐时机“尚未成熟”，“现在的实际问题，不是怎样北伐，乃是怎样防御。” 陈独秀个人的这种消极看法，并不代表中国共产党。后来，他改变了自己的上述看法。
国民政府于1926年6月4日通过出师北伐案。6日，国民党中央任命蒋介石为国民革命军总司令，指挥各军进行北伐。7月初，发布《北伐宣言》并颁布国民革命军总司令部组织大纲。组织大纲规定国民革命军总司令统辖全部陆海空军，原来隶属于军事委员会的政治训练部、参谋部、军需部、海军局、航空局及兵工厂等均转隶于总司令部。北伐动员后，国民政府所属军、民、财各部亦均置于总司令指挥下。由于军事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常务委员会主席、国民党中央军人部长等亦均由蒋介石兼任，蒋介石已掌握了党、政、军、民、财的最高权力。
7月9日，在广州东校场举行北伐誓师典礼，由国民政府代主席谭延闿授印，吴稚晖代表国民党中央授旗。蒋介石慷慨宣誓：“必与帝国主义者及其工具为不断之决战，决无妥协调和之余地。”
北伐战争发起时，国民革命军共8个军，约10万人。北洋军阀方面，吴佩孚拥有20万人，孙传芳拥有20万人，张作霖拥有30万人。鉴于敌众我寡的形势，苏联军事顾问团制订的作战计划是采取各个击破的战略，即先以主力进攻两湖，打败吴佩孚，占领武汉，而对孙传芳则采守势；在消灭了吴佩孚主力后，再将兵力转向孙传芳，扩大战果于宁沪杭。
根据这一作战计划，湖南首先成为主要战场。投入这一战场的为国民革命军第四、七、八军。第八军军长唐生智任总指挥。以叶挺为团长的四军独立团充当开路先锋。叶挺独立团成立于1925年11月，原为四军十二师三十四团，是中国共产党单独领导的部队，军官由共产党遴选，士兵由共产党各地方组织输送和补充，因而这个团战斗力很强。它于1926年5月20日首先奉命出征，全团2100余人。 在北伐战争中，独立团战旗指处，所向披靡。在北伐军打击下，7月9日，吴佩孚部将叶开鑫弃长沙逃走。22日，北伐军又占领岳阳，结束了对湖南的战事，挥师进入湖北省。27日，四军十师、十二师及叶挺独立团血战汀泗桥，打开了通向武汉的险关。29日，独立团会同四军、七军、八军各一部再战吴军于贺胜桥。这两次血战，击溃吴佩孚主力10万人，吴佩孚逃入武汉，北伐军四军、七军乘胜向武汉三镇发起进攻。由于吴佩孚所属湖北陆军第二师的起义，北伐军顺利地于9月6日攻占汉阳，7日占领汉口，吴佩孚仓皇逃往郑州。但北伐军对武昌城的3次进攻均未能得手。10月10日，北伐军对武昌发起总攻，独立团首先攻占蛇山制高点，居高临下猛袭武昌市中心，直军无心作战，湖南第三师一个旅反正，在保安门、中和门和楚望台等处接应， 北伐军终于占领全城，直军2万余人被俘。至此，吴佩孚主力基本被消灭，北伐战争的重心转移到江西战场。
此时，孙传芳早已将主力集中到江西，原企图乘北伐军远出湖北之机，出兵湖南平江，打击北伐军后路，但因北伐军对吴佩孚作战攻势凌厉，孙传芳不敢贸然行动。9月上旬，蒋介石在武汉三镇尚未全部攻克时，不顾苏联军事顾问团的反对，指挥第二、三、六军发起江西战役，虽一度于9月19日攻入南昌，但很快被孙传芳军队击退，蒋介石又调动总预备队——蒋介石的嫡系第一军第一师投入战斗，也在南昌城下被孙传芳军全部歼灭，师长王柏龄、党代表缪斌双双被俘。10月，武昌被北伐军攻下后，北伐军一军、二军、三军、四军、六军、七军及贺耀祖师合力会攻南昌、九江。11月5日占领九江；8日，南昌城破，孙传芳主力大部被消灭，被俘者4万余人。孙传芳率残部逃往南京，随后投靠奉系张作霖。
北伐战争的东战场——福建、浙江一线的作战，由第一军主力担任。蒋介石的第一军军长职务已于1926年1月交给何应钦。北伐战争初期，一军主力驻在闽粤边境，监视孙传芳。及至孙传芳主力在江西被歼，何应钦才率一军向福建推进。孙传芳余部纷纷投降，何应钦轻取福州、杭州等重要城市，于3月上旬到达上海近郊。3月22日，上海80万工人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举行第三次武装起义，夺得上海城，成立了上海特别市临时政府。24日，北伐军二、六军击败十几万直鲁联军，进入南京。至此，北伐军全部占有长江中下游，取得了辉煌胜利。
北伐战争的胜利推进，鼓励和支援了北方的国民军。8月，国民军全军集体加入国民党。9月17日，冯玉祥在刘伯坚、邓小平等共产党人帮助下，举行五原誓师，就任国民联军总司令，东征陕西，进入河南，与北伐军南北呼应。
北伐战争取得重大胜利的原因，在于这场战争的正义性，它符合全国人民的要求，获得全国人民的热烈支援。中国共产党的正确政治指导和共产党人在战争中的先锋作用，是北伐胜利的重要保证。但是，共产党人在北伐进军过程中，对于独立掌握军队的重要性缺乏认识，在军队中的共产党员基本上都是政治工作人员，没有取得对军队的指挥权。除了叶挺独立团（占领武汉后扩编为师）以外，共产党没有建立自己的武装。相反，蒋介石却在北伐过程中，以高官厚禄大量收编被击溃的旧军阀部队，大大扩展了自己的军事实力。
农村的大革命
农民问题在中国革命中的重要性，是由这个阶级在全国人口中的比重和中国农业社会经济的具体情况决定的。国共合作后，广州政府曾三次发表对农民运动宣言，把革命政府支持农民运动的态度昭告于世。为加强对农民运动的领导，中共中央于1926年10月决定成立中央农民运动委员会。这一机构于11月正式成立，委员7人，毛泽东为书记。同月，中共中央制订《关于农民政纲的草案》，提出“推翻农村中劣绅的政权”，由革命的农民建立“平民的政权”，“武装农民”，“没收大地主、军阀、劣绅及国家、宗祠的土地，归给农民”等主张。 但是，同年12月16日在共产国际第七届扩大执行委员会上，通过了一个由布哈林、罗易、谭平山起草的《关于中国形势问题的决议》，其中关于中国农民问题规定：共产党及国民党为了吸引农民参加革命应立即实行以下措施：第一，最大限度减低地租；第二，取消农民身上的杂捐，代之以唯一的农业累进税；第三，减轻基本农民捐税负担；第四，没收反动军阀、买办、地主与土豪的寺庙与教堂的土地收归国有；第五，佃农所耕种土地有永久租赁权，并由农会和革命政权代表共同确定地租的最高额。 这个决议没有满足农民对土地的要求，比中共中央的《农民政纲》后退了一大步。这是后来农民的实际行动超出共产党所引导的轨道呈现自发性的原因。
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农村的大革命逐渐形成。
北伐前，各地的农民协会会员还比较少。北伐军到来以后，农民大量参加农会。1926年12月，在中共中央农委书记毛泽东的具体指导下，湖南省召开了全省第一次农民代表大会，大大推动了湖南农村的革命。到1927年1月，全省农会会员已由北伐战争前的三四十万人猛增到200万人。按当时习惯，每户只由户主1人列名于会员册，因而已入册的200万会员代表着约1000万农民。除湖南外，湖北、江西及北方许多省的农民运动也发展起来，到1927年3月中旬，全国农会会员达500万人。
北伐战争在两湖地区胜利推进的7月—10月间，农民运动的主要内容是支援战争。农民组织运输队、担架队，踊跃支前。因此这一时期，各方面人士对农民都是一片叫好声，连大地主出身的北伐军军官，也曾下令嘉奖农民协会。10月攻下武昌，11月打下江西后，湘、鄂、赣战事已基本结束，三省农民开始把斗争的矛头转向当地的地主和土豪劣绅，于是农村的一场“大地震”发生了。1927年1月，湖南省公布了《惩治土豪劣绅暂行条例》，成立湖南省审判土豪劣绅特别法庭及地方特别法庭。在农民的强烈要求下，3月，国民党中央作出农民问题决议案，规定没收腐败官僚、土豪劣绅及反革命者的土地、财产。但什么是“腐败官僚、土豪劣绅及反革命者”，决议未作具体说明，“实质上交给当地的农民协会来判定了。” 由共产党员和国民党左派掌权的国民党湖南省党部于1927年4月10日发表的《告全省农民书》指出，农民运动的目的不仅是打倒土豪劣绅、地主，并要打倒土豪劣绅、地主赖以生存的封建制度；不仅是减租减息，而要解决土地问题；并且一定要让农民掌握农村政权，组织农民自卫军。这些主张，不但突破了国民党中间派、新右派对农民运动的限制，而且突破了共产国际所提出的政纲。
农村的大革命取得的主要成就是：第一，农民掌握了农村政权，“一切权力归农会”的口号反映了农村权力的转移；第二，经济斗争由减租减息发展到没收土豪劣绅财产和要求彻底解决土地问题；第三，建立农民武装，收缴了地主武装的枪支；第四，废除神权、族权、夫权，注入平等观念；第五，破迷信，办学校。这些都是从来没有过的事，确实成为“翻天覆地的大事变”。因此，一些人对农民的观感立即发生变化。不少中等以上阶层的人开始埋怨农民，许多人骂农民运动“糟得很”。豪绅阶级则勾结民团和官吏摧残农会，迫害农民领袖。广东农协常委罗绮云、阮啸仙、彭湃等五人于1926年9月14日为花县民团摧残农会向国民政府提出的一份呈文中揭露，“花县民团长江侠庵等督率土匪民团六百余人，于8月26日围攻焚杀杨村乡，摧残该乡农民协会及国民党区分部，而后连日……焚杀掳掠奸淫，无所不至。”广西的情况更严重。据广西省农民部长陈协五调查反动势力制造东兰县农民惨案的报告书所揭露，1926年夏，反动势力在东兰县武篆、兰泗两区焚掠农民579户，掳掠960户，农民损失牛马1924头，被勒索款项47378元，被杀害农民110人。反动势力见到农民就问：“你是否‘拔党’？”（农民领袖韦拔群在东兰县领导农民运动，反动势力遂称农会为“拔党”。）
陈独秀对农村中出现的这种严重斗争视而不见，反而跟在土豪劣绅的屁股后面指责农民运动过火。1926年12月，中共中央在汉口召开了一次特别会议。陈独秀在会上指出，当前主要危险是农民运动日益相左，蒋介石因恐惧民众而日益相右，左右距离日远，会破裂统一战线。会议在陈独秀操纵下，作出了限制工农运动的决议，规定今后不许再提“耕地农有”的口号，死硬地将农民运动限制在减租减息的框框内，压抑农民对获得土地的强烈要求。汉口特别会议没有什么积极意义，它成为陈独秀右倾投降主义形成的一个标志。
为了回答党内外对农民运动的责难，毛泽东于1927年1月到湖南作了农村调查，走遍湘潭、长沙等5县，历时32天。回到武昌后，写成《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最初发表在湖南省委刊物《战士》杂志上。《向导》曾发表了前半部分，后因彭述之的反对而未刊载全文。瞿秋白对此文极表赞同，决定付长江书局出版，并为这本书写了序言，对农民运动的高涨作了热情赞颂。《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批判了右倾机会主义，鲜明地指出整个农民阶级是国民革命的主力军，他们中间的贫农则是革命的先锋。这些创造性的思想丰富了中国革命的理论。
工人运动的大发展
在北伐战争取得节节胜利的同时，全国工会组织也有了极大发展。1927年2、3月间，全国工会会员由北伐前的120万增加到200万人。
广州市共有200多个工会，大都在1925年后成立，共有会员29万，占当时全市各业工人总数48万人的62％。他们分属两个工会系统：市劳工总会与市劳工代表会。这两大系统的政治态度有所不同。“劳工总会因有极守旧但有效力的机器工会做领袖，所以竭力反对共产制度”，劳工代表会则“十分倾向于苏俄的政策，并且表示非完全打倒资本主义不行。” 守旧的劳工总会只拥有40个左右的基层工会，广州市的大部分工会组织都隶属于劳工代表会。
上海共有工人125．3万人。在军阀孙传芳统治时期，工会活动完全被禁止，仅有秘密工会会员约5万人。随着北伐军向上海推进，工会迅速活跃起来，到1927年春，会员人数达到82万余，占全市工人总数的65．6％。
湖北的工会运动在北伐军占领后迅猛发展，全省成立工会510多个，拥有会员45万人。省城武汉有工会200多个，会员30余万。 1927年1月，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湖北省成立总工会，选举李立三、向忠发、刘少奇等为省总工会执行委员。
各地工人有了工会的领导，又有北伐军作靠山，斗争热情十分高涨，他们组织起来以各种方式支援北伐战争。广州铁路工人组成“北伐交通队”，随军出发，保障北伐军的交通畅行无阻。省港罢工工人组成运输队，在湘粤边的丛山峻岭间肩挑步行，备极艰辛。由于当时国民政府军费不足，随军行动的工人们饷银缺乏，连每日两餐都难以吃饱，但他们仍以惊人毅力坚持行进。工会还组织工人群众维持城市革命秩序，制裁反对北伐的行为。无论是店主还是店中的管事，若有攻击北伐的言论，工会就将他戴上绿色的高帽子，插旗、捆手、鸣锣、游街，并须口中喊自己为工贼。工人们的工资普遍得到提高，有的加到一倍甚至数倍。当然，在这些行动中，已经出现了某些过头的苗子，而这在革命高涨的潮流中，是不可能完全避免的。
在工人运动高涨的形势下，工人们的创举之一，是汉口与九江英租界的收回。
1927年1月3日，武汉各界民众举行庆祝国民政府迁都武汉和北伐战争胜利大会。宣传队在汉口英租界旁的江汉关空场上演讲。英国水兵从租界冲出来，用步枪上的刺刀向听讲群众身上刺来，“伤我民众五人，其二人伤势尤重。” 酿成“一·三惨案”。次日，武汉各界群众40万人举行抗议大会与示威游行。工人纠察队与示威群众高呼“收回租界”口号，冲进租界。英国水兵和租界当局官员大惊失色，仓皇逃逸。英驻汉口领事不得不请求国民政府派军警入租界维持秩序。当天，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会与国民政府委员会联席会议决定设立英租界临时管理委员会，以国民政府外交、财政、交通三部部长为委员，外交部长为主席，主持租界的管理事项。英租界在临时管理委员会的管理下，秩序井然。1月6日，英帝国主义者在九江挑衅，英国军舰突然向九江城发炮，打伤我工人纠察队员1名，打毁部分建筑物。九江工人和市民愤然反击，一举夺回九江英租界，成立了九江市民对英行动委员会，处理租界内的一切事宜。英国政府企图以武力重新占领租界，于1月中旬从国内及地中海派遣巡洋舰、炮舰和驱逐舰等75艘舰只来华，舰上有海军陆战队1万人，陆军16000人。北洋政府外交部对英国的大规模军事侵略行径却并不表示义愤，仅通知中国驻英代办向英国政府摸底，了解英方的上述举措“是否仅对南方示威抑有用武决心”，“倘竟演成冲突其范围至何限度。”而武汉国民政府则坚决维护民族尊严，不怕英国的威胁恫吓，公开声明支持群众爱国行动。英国政府看到无隙可乘，只得命令英舰停泊于香港附近海面，并被迫于2月19日、20日在向中国交回汉口、九江英租界协定上签字。这是中国人民反帝斗争的一个巨大胜利。
在工人运动高涨形势下，工人们创举之二是上海工人通过武装起义夺取上海。
上海工人阶级为配合北伐军夺取上海，先后举行了三次英勇的起义。
第一次武装起义发生于1926年10月23日深夜。当时，北伐战争已发展到江西、福建。中共江浙区委书记罗亦农、组织部长赵世炎、上海市总工会委员长汪寿华着手组织上海工人发动武装起义。他们组织了一支2000人的工人纠察队，但武器很少，只有20余支短枪。他们得悉国民党派驻上海的军事特派员钮永建也在进行武装起义的准备后，就决定与他联合行动，并由他统一指挥。钮永建没有自己的武装队伍，他把起义胜利的希望寄托在浙江省长夏超的倒戈上。钮永建与夏超秘密约定，夏超在杭州宣布独立后，即率部向上海靠拢，占领上海，以等待北伐军的到来。并决定于10月23日夜由停泊在黄浦江中的一艘军舰发炮为信号，钮永建负责进攻江南制造局，工人纠察队进攻北火车站。不料，夏超在杭州宣布起义后，迅速被孙传芳所击败。钮永建得知这一消息后，并未通知工人纠察队就擅自停止了起义。工人纠察队在指定地点集结后等了一夜，没有听见炮声，见天色已明，以为炮声已经响过了，匆忙冲上大街，结果很快被军阀部队击垮，一部分工人壮烈牺牲。
第二次起义发生在1927年2月21日。这时，孙传芳主力已被击溃，直鲁联军正在南下准备接替孙传芳军队占领上海，北伐军前锋已到达浙江嘉兴。中共江浙区委认为孙传芳军队和直鲁联军的交接，正是起义的好时机，并预计北伐军将很快向上海推进，于是决定组织第二次武装起义。部署是：首先发动全市大罢工，然后适时转入武装起义。2月19日，罢工开始。直鲁联军迅速赶至上海，实行武装镇压，全市到处出现罢工工人与军队的自发搏斗，工人损失很重，而北伐军却依然停留在嘉兴观望。这时需要断然作出或起义或复工的决定，但在上海的中共中央领导人优柔寡断，迁延不决，而罢工却已在军阀的屠杀下趋于低潮。在这种情况下，罢工指挥机关又下令从21日下午6时起转入武装起义，然而最佳时机已经丧失，起义又告失败。
中国共产党认真总结了两次起义失败的经验教训，特地派周恩来到上海成立中央特别委员会，领导第三次武装起义。周恩来以无产阶级革命家的勇敢精神和非凡的组织才能认真着手起义的准备工作。他组织了工人纠察队5000人，进行军事训练，将全市攻击目标具体划分给各纠察队，同时秘密召集市民代表大会，产生了包括工人、职员、民族资本家及其他市民在内的上海市革命临时政府执行委员31人，通过了革命的施政纲领，将这次起义的胜利建立在统一战线的基础上。
3月20日，北伐军先头部队在东路军前敌总指挥白崇禧率领下到达上海新龙华。直鲁联军军心恐慌，武装起义时机成熟了。21日，中共江浙区委发出命令，于当天中午12时举行总罢工及武装起义。全市80万工人拿起武器投入战斗。南市区工人以4个小时占领了警察局、电话局、兵工厂和南火车站；虹口区工人迅速占领了指定目标后，派出工纠队员代替警察站岗；其余各区也比较顺利。作战最艰巨的是闸北区，在全市工人支援下，闸北区工人纠察队首战天通庵火车站，再克东方图书馆，然后，集中兵力围攻顽固堡垒北火车站。直鲁联军在这全市最后一个据点内负隅顽抗，且有白俄雇佣军配合，工人作战十分艰难。工人纠察队派出代表团去新龙华面见白崇禧，要求北伐军向北火车站进兵。但白崇禧根据蒋介石的命令，坐视工人在血战中牺牲而按兵不动。工人们对白崇禧极度失望。周恩来亲临火线指挥作战，终于在当天黄昏打下了北火车站，上海回到了人民手中。第三次武装起义经历30小时浴血奋战，歼灭反动军警5000人，缴获长短枪4000余支和机枪数十挺。工人纠察队的装备由此得到极大改善。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直接领导人民武装取得夺取大城市的胜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