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政腐败和外交卖国，是北洋军阀统治的一对孪生子。前者是后者的根由，后者是前者的蔓延；两者互为作用，形成恶性循环。
为了维护和扩大自己的统治势力，除局处内陆的一些小军阀外，各派军阀无不引狼入室，心甘情愿地投靠外国帝国主义；各国垄断资本为了保持和强化对中国的殖民掠夺，总是挥舞金钱和武器两根大棒，驱使大小军阀作为它们的走狗。帝国主义与北洋军阀——太上皇与奴仆之间狼狈为奸，共同欺压中国人民；各派军阀时而争斗，时而勾结，为各自的帝国主义主子效力。
门户开放，协同侵略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日美两国是争夺中国的主要对手。对于日本独占中国的行径，美国自然很不甘心，但是它心有余而力不足，往往在表示抗议之后，又向日本让步。战后，情况不同了。由于美国在大战中损失最小，得利最大，成为一个经济实力最强、拥有大量债权的暴发户。美国垄断资本趾高气扬地向东方扩张，它和日本争夺中国的斗争愈来愈激烈。美国政府知道，明目张胆地取代日本，独占在华利益，这“不特为日本所反对，且招英国之忌，而法国亦必随英日之后而抵抗之。” 因此，它重申其1899年9月首次提出的“门户开放”政策，力图在其他列强支持下，打破日本在华的独占优势，进而扩张自己的势力范围。
在1919年召开的巴黎和会上，美国总统威尔逊提议建立国际联盟组织，主张由国联委任共管德奥战败国权益，包括德国在中国山东的权益。但是日本对于美国这一可能动摇它在华特权的提议，极力反对，并以拒绝在对德和约上签字相要挟。英法两国当时也倾向对日妥协，因而巴黎和会满足了日本继续占领胶州湾的要求，德国在广州、上海的财产则由英法瓜分。这样，战后美国在与日本的第一次较量中遭到了挫折。为此，美国国会拒绝批准对德和约。
美国的对华国际共管的主张被日本抵制后，又想通过对华金融垄断来控制中国，因而提议成立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美国政府的意图，在其驻华公使芮恩施1919年5月的一份备忘录中暴露无遗。备忘录首先表白说：“新银行团之组织，非欲以外人参预中国政务凌驾华官，而操纵中国也。中国之统治权，仍由中国人掌之。”但接着，它就声称：对于中国政府的“收支与国家预算”，银行团有权“查账”，对于中国官员的“任免”，银行团有权“预问”。 不言而喻，所谓新银行团，只是帝国主义共同掠夺和支配中国的一个国际托拉斯组织。它的倡议者美国，更是企图利用自己雄厚的经济实力，在银行团中独占鳌头，加强对中国的资本输出，实现其所谓“帮助中国远离日本在财政方面的引诱”，即削弱日本在华地位的目的。
日本虽然参加新银行团的筹备会议，但却坚持要把“‘日本有特殊利益的满蒙地区之一切权利及选择权’排除于共同事业对象之外。” 经过长时间的讨价还价之后，1920年5月，英美方面表示尊重日本在南满铁路及其支线上的具体利益，双方达成协议。10月15日，四国银行团在纽约正式成立。
新银行团的成立，并没有达到美国预期目的。日本对银行团始终采取消极态度，只是想尽办法扩大它自己在满蒙的侵略权利，阻止欧美资本渗入。这就预示着，一场新的日美争夺中国的恶斗，势所难免。
1920年11月，共和党哈代出任美国总统后，主张对日强硬，采取拉拢英国，孤立日本的策略。
1921年，当英日同盟期满时，美国怂恿英国废约。7月，美英联合发起一个缩减军备会议，兼讨论远东与太平洋问题。1921年11月12日到1922年2月6日，英、美、日、法、意、中、荷、葡、比等九国代表，在华盛顿集会。
华盛顿会议实质上是巴黎和会的继续，是帝国主义各国尤其是日美两强，对远东、太平洋殖民地和势力范围的再分割。北洋政府派出以驻华盛顿公使施肇基为首、驻伦敦公使顾维钧及前司法总长王宠惠为副的代表团出席会议。代表团虽然向华盛顿会议提出“十项原则”，要求帝国主义各国“尊重并遵守中华民国领土之完整及政治与行政之独立”，但与会列强借口这些原则“过于广泛，过于不切实际”而不予讨论。
美国由于采取了离间英日关系的策略，在华盛顿会议上明显地占了上风，关于限制海军军备问题，会议决定：美英日三国海军吨位数，分别限制在五、五、三的比例。关于中国问题，美国政府提出以“门户开放，机会均等”为基调的四项原则，要求废除1917年11月美日签订的美国正式承认日本在华特别地位的蓝辛—石井协定，对日本在华特权提出挑战。日本方面被迫声明：将原由日本资本独享的满蒙铁路及满蒙地区的借款权，“开放与新近组织之国际财团共同经营”，并放弃南满在政治、财政、军事、警察方面必须聘用日本顾问的优先权。这就打开了满蒙的门户，使美国获得了向中国满蒙地区输出资本的机会。在英美压力之下，日本被迫同意中国以价值5340万金马克的巨款，赎回胶济铁路。但在《中日解决山东悬案条约》中又规定：在偿款未清之前，“中国政府应选任一日本人为会计长”。日本虽然同意将胶州德国旧租借地交还中国，但又在条约中规定：中国政府应将上述租借地“全部开为商埠，准外人在该区域内自由居住并经营工商及其他合法职业”。这样，胶济铁路名义上收回了，实权还是在日本手里；胶州湾形式上回归中国，实质上不过由日本独占变为帝国主义各国共用。至于1915年强加于中国的“二十一条”，日本仍然坚持不肯抛弃。
1922年2月6日，华盛顿会议签订了《九国公约》。这个公约标榜：“尊重中国之主权与独立”，“维护中国之权利与利益”，“维持各国在中国全境之商务实业机会均等”，反对“在中国指定区域内设立势力范围”。但这一切只是虚伪的表面文章，骗人的官方文书。帝国主义各国在处理中日山东悬案的过程中就充分暴露了它们从实力地位和各自需要出发，对侵华权益进行再分配的本来面目。
华盛顿会议的结果，日本独霸中国的局面被美国所打破，但帝国主义支配中国的本质特点丝毫未变。中国共产党明确指出：“华盛顿会议给中国造成一种新局面，就是历来各帝国主义者的互竞侵略，变为协同的侵略。这种协同的侵略将要完全剥夺中国人民的经济独立，使四万万被压迫的中国人都变成新式主人国际托拉斯的奴隶。”
东交民巷 的施舍
“中国软弱的大地主大资产阶级的政治代表们，没有后台老板，是一件小事也做不成的”。 北洋军阀的统治，就是依靠帝国主义主子的支持。就连江、浙和西南小军阀，也离不开帝国主义者金钱的施舍。昔日的皇室家奴，如今成了洋人新仆。
袁世凯死后，段祺瑞政府继承旧衣钵，成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囊中物。徐树铮毫不隐讳地供认：“我北军权势消长，与日本寺内内阁利害相通”，日本“认定东海（徐世昌）、合肥（段祺瑞）为政局之中心”，“扶持我派宗旨，始终不变”。 他们将大批国家利权卖给日本，换取了日本5亿元以上的巨额借款。
五四运动以后，中国人民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斗争一浪高过一浪，亲日的皖系政权岌岌可危。日本原敬内阁为了稳住阵脚，主张“外则采取竭力协调各国，内则坚持援助亲日派，勿使彼等失望之方针”，每年向段祺瑞政府拨款500万至1000万日元。 然而，原敬内阁的输血接氧，依然未能挽救皖系军阀的失败命运。
皖系政府于1920年7月垮台后，日本又将奉系军阀作为自己的新走狗。当时正与直系共执中央大权的奉系集团，出于扩张军政权势的需要，对日本百般巴结，1920年11月，张作霖派亲信去日本活动。日本首相原敬认为：“张是想依靠日本伸张势力，而我们在东三省的发展必须要好好对待张，我们双方的利益是不谋而合的。” 为此，日本竭力扶植张作霖，日本军方甚至主张：“当此之际，（帝国）应支持张作霖压制吴（佩孚）的野心，打破英美以吴为傀儡的阴谋，相信这是为了维护帝国地位不可避免地采取的正当防卫手段。”
为了控制中国，美国早已在中国外交界扶植了一些亲美派。但美国感到，由于日本已经在北洋军阀中物色了代理人，自己必须在军阀中有亲美的实力派，才有利于它在战后“独立地从事对中国的开发。” 吴佩孚在五四时期及稍后抨击皖系政府卖国，支持工人学生爱国的一些举动，曾被人看作“爱国将军”和“进步军阀”。于是吴佩孚就被挑中做英美帝国主义的总管家，英美政府向吴佩孚运去大批军火，意在帮助直系同亲日的奉系再战。日本政府也认为：直奉战争的本质就是“英、美和直派合作，力图驱逐日本在华势力，使帝国丧失对中国的权威。” 不久，直系在这场角逐中取胜，使日美在华的力量对比，进一步发生了有利于美国的变化。
美英垄断资本集团为了能在中国攫取最大和最可靠的投资场所，便加强支持吴佩孚实行“武力统一”，疯狂镇压人民的反抗。1923年12月，美英等国派出大批军舰，对孙中山施加压力，制止广东革命政府分取“关余”的行动。英国以使广九、粤汉两路衔接为条件，拨出700万镑，接济背叛孙中山的粤军军阀。美国炮舰还在湘江帮助直系爪牙赵恒惕，抵抗南军北伐。一向标榜“民主”“友谊”的美国人，赤裸裸地宣称，它应对中国起作用，“如果这会近于干涉中国的政治，那也是我们必须面对的责任。”
毛泽东说：“中国内部各派军阀的矛盾和斗争，反映着帝国主义各国的矛盾和斗争。” 直奉两大军事集团的战争，只不过是帝国主义代理人之间的争斗而已。据不完全统计，从1922年到1924年，美国供给直系军阀的军火，价值达328万美元；美国商人卖给吴佩孚步枪1万枝、子弹2000万颗、机关枪250挺，帮助他组织和训练了飞机队，修建了飞行机械厂；还向江苏督军齐燮元提供“导淮”借款1000万美元。英国也向吴佩孚提供道济铁路借款150万英镑。“至于张作霖与日本之秘密交涉，也不下于曹吴与英美。张作霖与日本订约，任其在满洲取得30年租借权，以换得军火与财政之援助。” 帝国主义将他们从殖民地掠夺来的财产中分出一小部分用于豢养走狗，使之剥削和残杀中国人民，这就是帝国主义操纵旧中国政治的真相。
北洋政府的媚外外交
北洋政府的命运既然控制在帝国主义手里，它也就只能闻叱声而左右，视鞭影而行止。《每周评论》在一篇“随感录”中辛辣地嘲讽：“中国人上自大总统，下至挑粪桶，没有人不怕督军团……但是外交团比督军团还要厉害。”
1921年12月24日，日本帝国主义通过奉系军阀之手，把梁士诒内阁扶上台。才过了四天，即28日，日本驻华公使小幡就与梁士诒秘密谈判自巴黎和会以来一直成为“悬案”的山东问题。梁士诒为讨好日本政府，乞取财政支持，竟无视公众舆论对中日直接交涉的坚决反对，答应日方提出的中日举行秘密直接交涉、中国向日本借款赎回胶济铁路，并将该路改为中日合办的方案，准备向四国银行团举债9000万元，以盐税余款作抵押。这笔交易后来由于全国公众的激烈反对，四国银行团的英美银行家也拒绝提供这一借款，因而没有成功。
直系军阀曾经猛烈攻击皖、奉卖国媚外，痛斥梁士诒：“何厚于外人，何仇于祖国！” 但是一旦它自己控制了中央政权，同样采取了卖国媚外的态度。所谓“金法郎案”和“临城劫车案”就无情地剥下了直系军阀的假面。
1922年7月，直系控制下的北京政府与法国签约，决定恢复一年前倒闭的、两国合办的“中法实业银行”。法国答应以部分庚子赔款作为银行资本，但是中国必须以金法郎（硬金价格）计算全部庚子赔款。关于金法郎问题法国在华盛顿会议以前就已提出，由于未达到目的，法国政府一直拒绝批准九国公约。法国这一无理要求纯属讹诈。因为辛丑条约规定，中国偿付法国的赔款系指金本位制的法郎，中国历来也是按纸法郎的汇率付款。欧战之后，法郎大大贬值，照当时纸法郎和所谓金法郎（当时法国早已不使用金法郎）的差价计算，中国是要大大吃亏的。但法国硬要中国改用金法郎赔款，于是激起了中国人民的义愤。曹锟政府不顾舆论反对，于1923年2月10日接受法国的无理要求。当此案送国会讨论时，议长吴景濂为争当内阁总理未成而迁怒于曹锟，因而阻挠国会批准。法、比、荷、西、日、英、美七国公使，联合催促中国以金法郎偿付法国，并要求中国同样按硬货计算各国庚子赔款。在帝国主义压力下，直系军阀曹锟和财政总长王克敏企图瞒住国人，出卖利权。后因直系内部矛盾日益严重，曹锟得不到各省直系军阀支持，不敢一意孤行，金法郎案就此拖延下来。1925年4月，段祺瑞执政时，为了渡过财政“饥荒”，不惜“饮鸩止渴”，与法国签订了《中法协定》，于是，轰动一时的“金法郎案”竟以接受法国提出的以金法郎偿付法庚子赔款的无理要求而告终，使我国多付法国关银6200余万两。
“临城劫车案”发生在1923年5月6日。这天清晨，1000多名武装土匪，在山东临城附近的津浦铁路袭击一列北上的客车，抢劫财物，绑架中外乘客100余人，其中外国人26名。这股土匪本是军阀张敬尧旧部，落草后一向在豫鲁一带横行。这次扣留人质，意在胁迫北洋政府答应收编。事件发生后，帝国主义各国以营救被掳侨民为借口，提出种种无理要求。5月7日、8日，英、美、法、意、比五国公使，向北洋政府提出严厉抗议。驻京美军扬言要直接行动；美国国防部长台维士，公然向国务卿休士建议，出兵干涉中国。日本报纸则鼓吹组织国际联军，共管中国铁路。
这时，北洋政府慌作一团，赶紧罢免铁路警察首脑，撤换地方驻军司令，派官员前往匪巢谈判，许以同意收编，偿付巨额赎金，才使被扣的外国人得到释放。然而在北京的外交团仍不满足，他们在联合照会中，把这次事件同1900年的义和团运动相提并论，提出了和辛丑条约相类似的苛刻要求，包括重新组织有外国人参加的路警队，中国政府“永不叙用”对临城事件负有责任的官员，赔偿被掳外侨损失每人每日150元，逾期未释则加倍偿付等，还要中国政府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 为了向帝国主义谢罪，北洋政府完全不顾中国的独立和主权，一面“惩办”山东督军田中玉，一面答应各国驻华使团组织委员会，分赴中国各铁路线调查护路情况，接受外国对中国路政的干涉，致使“列强共管中国”的叫嚷，甚嚣尘上。
诸如此类丧权辱国的丑闻，不胜枚举。例如，北洋政府为了迎合帝国主义的要求，下令商标公报改用英文，并在商标局聘用外人顾问；英美公使抗议征收地方纸烟税，北洋政府立即听命停征。更可耻的是，当1923年上半年，全国人民为了收回旅顺大连，掀起新的反日运动时，北洋政府竟屈从日本公使的照会，禁止人民纪念“五七”“五九”国耻。湖南人民开展对日经济绝交运动，驻长沙的日本水兵悍然枪杀市民三人，伤数十人，造成“六一惨案”，军阀当局不仅不敢向日本提出抗议，反而通缉群众领袖，镇压爱国行动。
北洋政府对帝国主义列强百般献媚，对新生的苏维埃俄国却极端敌视。十月革命胜利不久，列宁领导的苏维埃政府于1919年7月和1920年9月两次发表对华宣言，郑重宣布：“以前俄国政府历次同中国订立的一切条约全部无效，放弃以前夺取中国的一切领土和中国境内的俄国租界，并将沙皇政府和俄国资产阶级从中国夺得的一切，都无偿地永久归还中国。” 宣言受到中国人民的热烈欢迎和高度赞扬。帝国主义列强竭力遏制苏俄对中国的影响，阻挠中俄邦交正常化。1920年8月，苏俄远东共和国政府代表优林等来华谈判建交。由于列强干涉，北洋政府只敢给优林以非正式的接待。为了取悦帝国主义，北洋政府拒绝了苏俄政府恢复邦交的努力，甚至将俄国公使馆及其附属财产交给外交团代管。
在苏联政府坚持不懈的努力和全中国人民的一致推动下，北洋政府被迫于1924年5月31日与苏联正式签订《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及声明书》。这个协定规定：将在双方商定的会议上，“将中国政府与前俄帝国政府所订立之一切公约、条约、协定、议定书及合同等项概行废止”；“苏联政府承认外蒙为完全中华民国之一部分”；“允予抛弃前俄政府在中国境内任何地方……之一切租界”；“将彼此疆界重行划定”，未划之前，维持原界；“抛弃俄国部分之庚子赔款”，“取消治外法权及领事裁判权”。双方认定：“中东铁路纯系商业性质”，除铁路业务由两国“公同经营”外，“所有关系中国国家及地方主权之各项事务概由中国官府办理。” 同日，两国政府宣布恢复正常外交关系。
《中俄解决悬案大纲协定》是近代中国外交史上第一个平等条约。这个协定，充分体现了列宁的无产阶级对外政策，表明了社会主义苏联对中国人民的深厚友谊。
中俄协定的签订以及中苏邦交的恢复，推动了中国人民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的反帝运动的高涨，引发了中国人民对北洋政府卖国媚外政策的强烈愤恨。一场更大的反帝反军阀的革命风暴即将来临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