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12年袁世凯窃国到1928年张作霖在皇姑屯被炸，是北洋军阀统治中国的16年。在这16年中，代表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北洋政权，走马灯似的更换了13任总统 、44届内阁。北洋军阀各派，南北军阀两造，大小军阀之间，连年混战不息。为争权夺利，他们时而穷兵黩武，时而高唱“和平”；时而割据称雄，时而合纵连横。“城头变幻大王旗”，军阀祸国殃民，黑暗不亚于晚清。
打着“共和”的旗号
1917年7月张勋复辟失败后，段祺瑞一变而为“再造共和”的英雄，重任内阁总理兼陆军总长。从这时起直到1920年皖系因战败而失势的三年间，段祺瑞都是北洋政府幕前的或隐身幕后的控制者。皖系控制政局，靠的是“安福俱乐部”“督军团”和“边防军”这三件武器。
安福俱乐部是段祺瑞的主要助手——年轻而极富谋略的徐树铮组织起来的一个私党，因经常活动于北京安福胡同而得名。它正式形成于1918年3月，是段祺瑞军阀政治的主要策划所。北洋政府财政总长每月都以“参战秘密费”名义支付安福俱乐部14万元的巨额经费，这使得安福党人有雄厚的资本与其他党派进行斗争。安福系分子一手操纵1918年国会议员的选举，占据了大部分议席，人们称这一届国会为“安福国会”。他们“在内阁则占阁席大半”，“声势之盛，冠绝一时” 。安福系分子还控制了大总统的选举会，按照段祺瑞的意旨，挤走冯国璋，将手中无兵、不可能与段祺瑞抗衡的北洋派老官僚徐世昌选为傀儡大总统。段祺瑞就是这样玩弄着“共和”的骗局。
基于上述事实，孙中山尖锐地指出，民国成立以来，国民未能享受共和幸福，原因在于：“执共和国政之人，以假共和之面孔，行真专制之手段也。”
段祺瑞操纵北京政权的另一件工具是督军团。1917年，段祺瑞为追随日本参加第一次世界帝国主义战争，强要国会通过宣战案，遭到总统黎元洪和国会的反对后，就以举行军事会议为名，将各省督军20余人召进京，结成“督军团”，对总统和国会施加压迫。此后，督军团一再无理干政，破坏国会，干涉制宪，胁迫选举。当段祺瑞迫于形势暂时辞去内阁总理职务时，督军团破坏新内阁的组成；以后又竭力叫嚷要段内阁复出。
段祺瑞的军事支柱是一支为皖系封建军事集团服务的军队——“参战军”。它是段祺瑞借口参加对德作战，使用大量借款建立起来的。1919年6月，由于大战已经结束，对德和约亦已签订，这支军队改名为“边防军”，段祺瑞自任该军督办。“边防军”扩展为3个师4个混成旅，无论人数、武器、训练、军饷，都优于其他军阀系统的部队。段祺瑞一再坚持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就是自恃拥有军队力量的优势。
皖系军阀以日本为后台，企图独霸全国的做法，引起英美等帝国主义的怨恨，也加剧了皖系与其他军阀系统的矛盾。尤其是实力与皖系不相上下的直系。当直系首领冯国璋任大总统、段祺瑞为国务总理期间，直皖矛盾常常表现为总统府与国务院之间的政见分歧，人称“府院之争”。冯国璋被挤下台后，段祺瑞为不致引起直系严重报复，并为拉拢直系军队讨伐南方军政府，曾授意安福系分子将直系实力派之一曹锟选为副总统。后由于研究系和旧交通系的反对，副总统选举会几次“流产”，段祺瑞的目的未能达到，直皖矛盾并未得到缓和。
当时的另一实力较强的军阀系统是张作霖的奉系。起先，段祺瑞竭力笼络张作霖，以便共同对付直系。但在直皖矛盾演进过程中，奉系势力逐渐发展起来，张作霖不再甘居于皖系之下，同时，张作霖早就觊觎着徐树铮所控制的西北和内、外蒙等地区，于是奉系与皖系的矛盾也发展起来。1919年冬，直系在长江流域的四省和奉系的东北三省结成了七省反皖同盟，皖系政府由此面临十分严峻的局势。
军阀混战
在半殖民地半封建中国，地方性的农业经济和帝国主义的分裂剥削政策，是军阀割据混战的根源。民国以来，各派军阀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反映了帝国主义各国在华利益的争夺。正如毛泽东所说：“只要各国帝国主义分裂中国的状况存在，各派军阀就无论如何不能妥协，所有妥协都是暂时的。今天的暂时的妥协，即酝酿着明天的更大的战争。” 大大小小的军阀，只信奉“有军则有权”的道理。在他们心目中，抢夺地盘靠手中有军，帝国主义青睐也靠手中有军；有军便有一切，无军则丧失一切。
从五四运动后到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前，各派军阀征战不已，比较大的军阀战争有：1920年7月的直皖战争和1922年4月的第一次直奉战争。
随着段祺瑞军事实力的不断扩张和对中央政权控制的日益加紧，直奉两系与皖系之间的裂痕不断扩大。1919年7月，曹锟和张作霖联名通电，催促重开南北和议。8月，吴佩孚更是利用五四运动的声势、攻击“安福系危国祸民，腥闻于天”，声称：“为国锄奸，义无反顾，为民除害，仁者所为。”
直皖矛盾愈演愈烈，与战后日美在华争夺有着密切关联。直系由于得到英美舆论和外交支持，不但反皖言辞激烈，而且倒皖见诸行动。11月，吴佩孚与西南军阀代表，在衡阳秘密拟订“救国同盟军草约”，结成“团结一致，好恶同之” 的反皖军事同盟。与此同时，直系四督和奉系三督（直督曹锟、苏督李纯、赣督陈光远、鄂督王占元；奉督张作霖、吉督鲍贵卿、黑督孙烈臣）正式结成七省反皖同盟。稍后，豫督赵倜亦加盟。1920年4月，曹锟在保定召集联盟八省开秘密会议，决定撤回南征之军，宣布安福系罪状，令其解散。由于北京政府接连下令，不准直军北撤，5月，吴佩孚自行率军北归，直达保定。早先驻在陕西的一股奉军为策应直军北上，也东移到华阴、潼关。6月，在关外的奉军又借口“拱卫京师”进入关内，先头部队到达天津、廊坊一带。段祺瑞见状加紧调兵遣将，一面令徐树铮将全部边防军集中京畿附近；一面将边防军改为定国军，自任总司令，命段芝贵、曲同丰、魏宗翰三路大军布防京津。日本答应向皖系提供500万元作军费（后因英美干涉未成）。直系针锋相对，在保定成立“讨伐军”，吴佩孚、曹各领东西两路大军占据高碑店、杨村。至此，直皖剑拔弩张，奉军暗为奥援，战争一触即发。
6月22日，直系提出“解散安福系”“驱除徐树铮”等五项解决条件，为皖系拒绝。7月9日，皖系逼徐世昌发出惩办曹、吴令。曹、吴即以直系全体将士名义，宣言：“直向神京，驱老段，诛小徐。”张作霖在天津北仓一带配置兵力7万，并发布讨段檄文，与直系相呼应。
1920年7月10日，皖系下总攻击令。7月14日，双方在东西两翼同时开战。直系初战不利，相继退出高碑店、杨村。17日，西路吴佩孚率兵突袭边防军前敌司令部所在地——松林店，皖系将领曲同丰被俘投降。京汉线皖军立即溃散。直军占领涿州，向长辛店逼近。东路徐树铮见西线失利，奉军又大兵压背，无心恋战，匆匆逃回北京。19日，段祺瑞见大势已去，引咎辞职。其他皖系军人和安福系政客狼奔豕突，纷纷藏匿于日本兵营，托庇于外国主子。23日，直奉军进入北苑、南苑。直皖战争以直奉两个军阀集团取代皖系、夺得中央政权而告结束。
在战胜皖系之后的一个短时期内，直奉在权力分配上达成暂时协议，即双方在中央人事问题上“共相商榷”“共相示知”“共相办理”； 承认各自的势力范围——奉张的东三省，直曹的直鲁豫。但是直奉的合作不能维持很久。因为日本帝国主义不甘心让以英美帝国主义为靠山的直系军阀统治中国，它立即换马，起用奉系作争夺中国的新工具；此外，直奉之间原已存在的矛盾，也因分赃不匀，而日趋激化。直系对于奉系在反皖战争中出力少而得利多——抢到大批日援辎重财物而愤愤不平；奉系则对直系唾手取得江苏、湖北地盘而忌恨在心。奉系一面加紧投靠日本主子，一面采取远交近攻战略，联合浙江皖系军阀卢永祥和南方的孙中山，结成反直三角联盟。
直皖战后，直奉互争对内阁的控制权。1921年12月，奉系决定捧出梁士诒组阁，推倒亲直疏奉的靳云鹏内阁。以梁士诒为首的旧交通系，在财政和对日本外交上居有优势，但因参与洪宪复辟，一度退出政坛。由于吴佩孚一向力劝曹锟多注意扩张军事实力，少过问政府事务，因而张作霖捧梁倒靳的计划顺利实现。12月24日梁士诒亲日内阁上台后，即主张借日款赎回胶济路，赦免被通缉的皖系军阀政客，重新起用曹汝霖、陆宗舆为“实业专使”“市政督办”，并削减吴佩孚的军饷。吴佩孚毫不示弱，公开指责梁士诒内阁“牺牲国脉，断送铁路”，“勾援结党，卖国媚外”，敦促梁“率丑类迅速下野，以避全国之攻击”。这时，中国对外问题的焦点是与日本帝国主义的矛盾。吴佩孚指责梁内阁媚日，得到了广泛共鸣，而吴佩孚的本意则在反奉。1922年1月11日，他在通电中表示：“若有袒护梁氏者，即为吾人之公敌，当誓死杀尽，以除国奸”，暗中点出了张作霖。直奉之间围绕着梁阁去留问题，从唇枪舌剑，终于升级为拔刀相向。
4月14日，张作霖下令奉军入关；27日，对曹锟、吴佩孚宣战。29日，张作霖到军粮城自任“镇或军”总司令，出动125000兵力，沿津浦、京汉及其以东地区，分三路同时开火。直系12万军队以吴佩孚为首，分别在琉璃河、固安和马厂迎战。长辛店至琉璃河一线，炮火最为激烈。至5月3日，奉军炮火消耗殆尽，直军反守为攻，并派精兵绕攻卢沟桥，使奉军腹背受敌。5日，直系援军急冲丰台，迫使奉军放弃长辛店。长辛店失守，其他各路奉军军心大乱，造成全线总崩溃，张作霖只得率残部仓皇出关，梁士诒内阁随之寿终正寝。曹吴控制了北方政局，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
除上述大军阀争夺中央政权的混战之外，还有小军阀争夺各省地盘的混战。例如，在四川就有1920年川军与滇黔军之战，1922年熊克武与刘湘之战。在湖北，有1921年的援鄂战争。湖南、福建、云南、陕西，也都发生过军阀之间的火并。每次战前，双方都要假借民意，发表一通冠冕堂皇的文告。战后，胜者控制政权、财权，扩充地盘，收编败军残部，于是小军阀就成为大军阀。前台打仗的，是各派大小军阀；后台牵线的，是各帝国主义；受尽灾难的，则是中国人民。
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
“武力统一”和“联省自治”，是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叫得最响的两个口号。
当时，由于国内分崩离析，向往国家统一成了社会的共同心理。掌握中央政权的北洋军阀集团，并未致力于谋求中国社会经济和民族市场的统一，相反，却把统一当作自己扩展地盘、专制集权的尚方宝剑。这种超经济的统一，只能靠滥用武力。袁世凯——段祺瑞——吴佩孚所奉行的，正是此类“统一”。然而，在农业经济占绝对优势的，分裂和不平衡的中国，任何一个封建军阀若离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就休想搞什么“武力统一”；并且，中国又是被几个帝国主义同时侵略的国家，谁也不可能独占中国，这就决定了，“武力统一”的政策只能使中国社会遭受愈来愈多的灾难。
控制中央的北洋军阀越是推行“武力统一”，盘踞地方的各派军阀就越加使劲保持割据状态。地方军阀用以对抗武力统一的堂皇旗号，就是“联省自治”。
由“省自治”发展起来的“联省自治”，在政治制度上归于联邦制。1914年至1916年间，由于袁世凯帝制自为，从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学者到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政客，“鉴于现行无条件之中央集权，其流弊至无所底止，于是地方分权论大昌。” 1920年前后出现的自治运动，其政治动机则大不相同，卷入这场运动的成分也极为复杂。由于北洋军阀推行武力统一政策，妄图征服全国地方军阀，小军阀岌岌自危，于是省自治之说就提出来了。他们主张，中国应以省为组织国家之单位，各省自设民选议会，自定省宪法，自选省长管理本省事务，而后再由自治各省联合起来，统一中国。向地方军阀献上“省自治”之策的是研究系的代表人物。1918年1月，研究系名流熊希龄，策动南方军政府“改行地方分权之联邦政治” ，以对抗北洋政府的武力统一。各地小军阀，为了在内战夹缝中保住自己的地盘，大声附和。尤其介于南北政府之间的省份，民众苦于拉锯式战争的祸害，渴求中立，以免成为南北战争的牺牲品。地方军阀正是利用这种“息境安民”心理，打着“自治”旗号，来达到自己割据一方的目的。
作为政治运动，“省自治”和“联省自治”均发轫于湖南省。1920年初，地处南北要冲的湖南省，以“湘人救湘，湘人治湘”为号召，掀起一场驱逐皖系督军张敬尧的运动。5月，湘籍官僚、军阀谭延闿、赵恒惕等趁直皖大战之机，发动“驱张战争”，取得湖南军政大权。8月22日，谭延闿发表“ ”电，主张湖南自治，由省议会制定省宪法，采行民选省长制。谭延闿的老朋友熊希龄即请梁启超代拟了湖南省自治法条例、大纲及说明书等。11月初，谭延闿和湘军将领先后通电声明：“各省以武力戡祸乱，不如以民治奠国基……实行联省自治” ，表示要以湖南自治，树全国联省自治之基。但同年底，谭延闿就被湖南倒谭派排挤而被迫辞职赴沪。赵恒惕继任湘军总司令后，继续鼓吹自治。1921年3月，省议会请湖南籍学者李剑农、彭允彝等11人以及蒋百里、王正廷起草省宪法，全文共141条，基本上是国家宪法的“微型化”，如规定湖南省为中华民国自治省，省自治权属于省民全体；具有中国国籍、居住湖南省两年以上者，具有湖南省省籍；省成立省务院，协助省长执行省务；省议会由省民选举成立，等等。 由于起草者多为留学欧美的知识分子，因而省宪法反映了民族资产阶级从中央高度集权的北洋政府手中转移权力的要求，而这恰好为湖南地方军阀所需要。1922年1月1日，赵恒惕下令省宪法公布施行，全省庆祝三天。
各地军阀先后步湘省后尘：1920年12月，四川军阀刘湘等在重庆军事会议上议决，制定省自治法，次年1月正式公布，并于2月，川湘互派代表协议联防事宜；1921年1月，贵州宣布自治，4月，黔军首脑卢焘通电响应联省自治，组织省宪法会议；接着，浙江公布了“九九宪法”，广东制订了省宪法草案，江苏颁布了省自治会议组织法。苏、赣、鄂、鲁、豫、皖、滇、桂、陕、甘、绥等省的地方军阀和地方团体，废督制宪、民选省长的呼声此起彼伏，汇成了省自治的第一次浪潮。
1921年7月的川湘援鄂战争，把省自治运动推向联省自治阶段。这年春，湖北省民众在湖南驱张运动影响下，纷纷要求撤换直系军阀、鄂督王占元，实行鄂人治鄂。他们派代表赴长沙请兵援鄂，企图仿效湖南驱张运动，达到湖北自治目的。7月，赵恒惕决定成立“援鄂自治军”，川军也派出由但懋辛统率的援鄂军。8月，在川、湘两面夹击之下，王占元仓皇败走。赵恒惕抓紧时机，一面派人游说西南各省，组织联省自治政府，一面于8月11日通电全国，建议在汉口召集各省联席会议，成立联省政府。与此同时，浙江卢永祥、广东陈炯明也通电建议召开各省联席会议，协定自治大法。
但是，人民却在这时从“自治”声浪的鼓噪中清醒起来。他们看到，口口声声主张“一省管一省自己事”的川、湘军阀，竟然出兵邻省。尽管他们自诩“为自治而战”，不忘“省与省之间”的“互助之谊”，但仍然掩盖不住其向外扩张，占据要津，攫取财源，以及为川湘的土产、资源开辟销路的自私动机。事实证明，地方军阀口中的“自治”，与人民大众向往的自治，不啻南其辕而北其辙。
正当地方军阀热衷于联省自治时，兵强气盛的吴佩孚引兵入鄂，击败川湘两省的援鄂军，迫使赵恒惕从公布省宪法倒退到实行自治法。1922年4月，吴佩孚在直奉战争中获胜。他把张作霖赶出山海关后，也走上了段祺瑞武力统一的老路，举兵入川、征闽、攻粤，地方小军阀处境危殆。
处在退守中的各派军阀，再次祭起“联省自治”的法宝。1922年5月12日，张作霖在滦州宣布独立，20日，即在东三省议会宣布“联省自治”；6月4日，张作霖以“东三省自治保安总司令”名义，再次发表“闭关自治宣言”。6月中旬，浙江卢永祥宣布废督，云南唐继尧和湖南赵恒惕，通电主张联省自治。7月，陈炯明、赵恒惕、唐继尧、卢永祥、张作霖、刘湘等，同时主张召开联省会议。又形成一片“小气候”。
但是，“联省自治”的丑恶本质已经暴露无遗。1922年6月15日，《中国共产党对于时局的主张》指出：“军阀政治是中国内忧外患的源泉，也是人民受痛苦的源泉”，“联省自治不但不能建设民主政治的国家，并算是明目张胆的提倡武人割据，替武人割据的现状加上一层宪法保障，总之封建式的军阀不消灭，行中央集权制，便造成袁世凯式的皇帝总统；行地方分权制，便造成一班武人割据的诸侯，那里能够解决时局？” 9月20日，蔡和森又淋漓尽致地揭露了大小军阀的鬼蜮伎俩：“力能进取的军阀，便倡武力统一，或主张强有力的中央政府（如曹吴）；仅能自保或希图自保的军阀，便倡联省自治或筹备制省宪，举省长（如川滇）；同一军阀，进攻时宣布武力统一，退守时宣布联省自治（如奉张）；……凡此种种，无非是封建的残局之下，军阀专政、军阀割据的必然现象和趋势。” 随着反帝反封建的大革命运动的兴起，军阀鼓吹的联省自治和武力统一，都被中国人民所唾弃。
“好政府主义”
20年代初，资产阶级的活动十分活跃。
在地方军阀“联省自治”的鼓噪声中，资产阶级加入了这个大合唱。他们除了各自在省内参加省宪活动外，商业界和教育界的资产阶级代表人物还在1921年10月联合倡议，召开由各省省议会、商会、教育会、工会、农会、律师公会、银行公会、报界联合会代表参加的“国是会议”。1922年6月，“国是会议”制订了一个宪法草案，提出“定中华民国为联省共和国”，“列举中央政府与省政府之权限”，“划定中央与各省收入范围”。这是资产阶级迎合地方军阀联省自治要求的结果。黄炎培、章太炎、张君劢等对“国是宪草”大事鼓吹，但由于资产阶级本身的软弱性，当直系军阀借民国“法统”加强自己的统治时，资产阶级就向之投降了。随后，一些资产阶级学者与政治家，尤其是亲英美的知识分子（如胡适等），直接投靠直系军阀。
吴佩孚控制北京中枢后，大唱“恢复民国法统”“废督裁兵”“南北统一”，这一切，使国内一些资产阶级学者，误以为终于盼到了改良政治的机会而跃跃欲试。这批学者对于“军阀的横行”和“国家破产丢脸”是不满的，对于自己的改良方案无从施展也感到不得志。他们中的相当一部分人，是亲英美的知识分子。由于华盛顿会议后，英美势力在中国逐渐占上风，而直奉战争又促使亲日的中央政权倒台，这就使他们产生了一种时来运转的感觉。他们幻想在直系军阀支持下，“吾曹好人”能“发挥吾曹之好者……则今日恶局势乃有转移”。
1922年5月7日，胡适在北京创办《努力周报》，鼓吹“好人”努力奋斗，“向国中的恶势力作战”，以改良政治。梁漱溟约请胡适、陶孟和、沈钧儒等人，聚谈如何发挥“好人”生气。14日，《努力周报》发表了由胡适、梁漱溟、蔡元培、王宠惠、罗文干、汤尔和、陶知行、陶孟和、高一涵、丁文江、李大钊等16人署名的《我们的政治主张》，提出了建立所谓“好政府”的主张。他们认为：“现在改革中国政治的最低限度的要求”，就是要在中国建立一个“宪政的”“公开的”“有计划的政治”的好政府。他们认为“中国所以败坏到这步田地”，重要原因是“好人笼着手，恶人背着走”。因此，政治改革的第一步就是要“好人”出来奋斗。他们主张召开“代表民意的南北和会”，召集民国六年解散的旧国会，实行裁兵、裁官，改良选举制度，实行财政公开和量入为出等。这些主张，虽然在一定程度上具有反封建，要求民主政治的合理因素（这恐怕也是李大钊在这个“主张”上署名的原因），但是企图在保持直系军阀统治的前提下，建立一个所谓的“好人政府”，这不仅是政治幻想，而且还会变成军阀统治的骗人工具。
为了揭露吴佩孚的假面，打破“好政府主义”者的幻想，中国共产党当即尖锐地指出：“吴佩孚和张作霖都是妨碍民主政治的军阀”，“封建式的北洋军阀不消灭，……有何总统国会能够行使职权？”又“如何能够创造民主宪法与民主政治？”中国共产党强调，中国人民需要的民主政权，要由真正的民主派联合起来，“用革命的手段完全打倒非民主的反动派官僚军阀”才能建立；而“决不是在封建的军阀势力之下，选一个民主派人物做总统或是选几个民主派的人物组织内阁”就能实现的。
时局的发展很快验证了中国共产党的论断。9月19日，主张“好政府”的王宠惠受命组织内阁。“好政府主义”者罗文干、汤尔和也同时入阁，分别当了财政和教育总长。外长顾维钧也属英美派，他们四人都被称作无党无派的“好人”。胡适等人庆幸“好人政府”出现，英美报纸欢呼“自由主义者”已被邀入政府之中。
但是，“好人政府”是靠吴佩孚撑腰而上台的，它自然不能不唯吴佩孚马首是瞻。为了“武力统一”，吴佩孚屡屡向内阁索饷。罗文干的财政部竟变成吴佩孚的账房，源源不断的金钱运到洛阳。为了掩人耳目，内阁给洛阳的钱，从来不由财政部直接拨交，而是先拨给交通部（吴佩孚的亲信高恩洪为交通总长）作为偿还铁路债务之用，再由交通部转手交付洛阳。这一套“飞过海”的手法，使吴佩孚在半年里不声不响地比曹锟多拿了260万元军饷。 直系内部保派（曹锟驻保定）、洛派（吴佩孚在洛阳）的矛盾日益加剧。
由于直系军阀贪得无厌，生财无道的内阁唯有向外举债。亲英美的阁员与西方国家密商，拟用整理旧债为幌子，向以美国金融资本为主的英、美、法、日四国银行团借债1亿元。意大利公使提出，整理旧债应首先签订“中国对奥国借款展期偿还合同”，英国等9国也附议。所谓奥国借款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中国向奥国所借的570万镑，这笔债券在巴黎和会上早已宣布作为奥国对中国的赔偿。但是德奥两国商人以低价购进大批债券，加入了意大利国籍，然后由意大利政府出面，要中国政府承认旧债券继续有效并换取新债券。“好人”内阁为了应付吴佩孚的索款，竟答应了意大利的无理要求，以换取四国银行团的巨额贷款。1922年11月14日，财政总长罗文干同意大利华义银行代理人签订了对奥借款展期还款合同。作为交换，华义银行向中国财政部支付支票8万英镑（折合华币60余万元）。为了让洛阳方面独吞这笔款子，洛派阁员决定，不将此事提交国会和国务会议讨论，而采取总理批准的办法，瞒过保派。但在17日，保派通过在华义银行的内线，得到了消息，便聚集在国会议长吴景濂私宅秘密开会，策划倒阁。18日，吴景濂带着人证物证和盖有众议院大印的公函，指控罗文干纳贿，迫使黎元洪下令逮捕罗文干，解送法庭审理。一场轩然大波由此而起。
北京城里，内阁阁员与旧国会议员互相攻讦；北京城外，洛阳与保定之间争执不已。11月20日，吴佩孚致电黎元洪，责以阁员未经罢免，总统下令逮捕，破坏责任内阁制。23日，曹锟通电则骂罗丧权渎职，必须“依法”追究。直系一些督军本来就对吴佩孚大权专擅极表不满，这时就一致附和保派，形为打罗，实则攻吴。吴佩孚处境不妙，只得于25日通电声明，拥护黎元洪，服从曹锟，对罗文干案不再置喙。25日，王宠惠内阁停止办公。所谓“好人政府”，在政治舞台上来去匆匆，只是给北洋军阀的独裁统治，跑了2个月另6天的“龙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