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40年以后，中华民族的优秀儿女，为了拯救自己的祖国，曾经满腔热忱地探索中国落后的原因，千辛万苦地向西方国家寻找真理，前仆后继地为振兴中华而英勇献身。但是，多次奋斗，包括辛亥革命那样全国规模的运动，都失败了。旧民主主义革命已经山穷水尽。“茫茫前路无归处，暮风秋雨江上舟”。 中国的出路究竟在哪里？
熔岩在地下奔突，它终将喷发。中国人民从俄国十月革命的炮火中，看到了新时代的曙光！
旧民主主义革命的穷途末路
辛亥革命的胜利，曾经给人们以巨大鼓舞。两千多年来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被推翻了，“君权神授”的神话破灭了。《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中华民国人民，一律平等”。这些翻天覆地的巨变，使人们在精神上获得了空前的大解放。
中华民国刚成立时，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曾以为“从此帝制永不留存于中国之内，民国目的亦已达到”。 今后革命党只要埋头建设，必能登中国于富强之域。然而，事实严酷无情。宋教仁惨案，“二十一条”，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南北军阀割据混战，民国有其名而无其实。辛亥革命毕竟失败了，国家的情况一天一天变坏。资产阶级革命民主派感到忧虑、愤激、失望，却又束手无策。1918年，孙中山在《建国方略·自序》中怀着痛苦的心情回顾以往的历史说：“夫去一满洲之专制，转生出无数强盗之专制，其为毒之烈，较前尤甚。”于是，这位伟大的民主革命先行者，也因为找不到出路而绝望了：“吾三十年来精诚无间之心，几为之冰消瓦解，百折不回之志，几为之槁木死灰”。 皇帝退位了，封建主义和军阀官僚政治并没有退位。这是因为近代中国是一个经济文化落后的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如果不彻底变革封建制度和军阀官僚政治赖以生存的牢固基础，即改变那种以小生产为特征的封建自然经济结构，就不可能根除封建主义的毒瘤。辛亥革命既然只是赶走了一个封建皇帝，并没有触动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经济基础，那么，封建主义的肆虐，军阀官僚政治的猖獗，也就不足为奇了。
辛亥革命燃起的希望之火熄灭了，黑暗重新笼罩大地。人民无法照旧生活下去，于是奋起进行反抗斗争。除工人群众英勇的罢工斗争外，各地农民暴动和起义波涌浪激。据不完全统计，从1912年至1921年，有记载的农民反抗斗争多达二百五十七次，其中有些起义坚持数年之久。人民要革命，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已经不可能领导革命前进，这便是五四运动前夕中国革命的基本态势。
军阀政权野蛮地屠杀人民
早年曾参加同盟会和辛亥革命活动的吴玉章，在回忆录中写道：“在辛亥革命以前，我们曾经抱着一个美丽的幻想，以为革命后的中国一定是一个民主、独立、统一、富强的国家。但是现实嘲弄了我们，中国人民所碰到的不是民主，而是袁世凯的专制独裁；不是独立，而是帝国主义的侵略和欺凌、蚕食和鲸吞；不是统一、富强，而是军阀们的争权夺利、鱼肉人民。” 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革命在中国的历史行程，已经到达了它的终点。旧的理想破灭了，新的追求是什么？先进的中国人在继续探索。辛亥革命的胜利和失败，是从正反两个方面，为1919年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兴起和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准备了必不可少的条件。
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斗争的高涨，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转变的阶级基础，而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则是中国革命由旧民主主义阶段向新民主主义阶段飞跃的舆论准备。
新文化运动，正如李大钊所说，“不是几个青年凭空造出来的”，而是以中国旧民主主义革命的整个历史发展为基础，“应经济的新状态、社会的新要求发生的”。 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前夕，多少仁人志士为救国救民而奋战不息。他们虽然都失败了，但是，人民在斗争中前进。到了五四运动时期，在新旧思潮的大激战中，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人，集中了时代的要求和人民的意愿，终于把德莫克拉西（民主）和赛因斯（科学）两位先生请了出来，并且认定：“只有这两位先生，可以救治中国政治上道德上学术上思想上一切的黑暗”。
1915年9月，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创刊（共出六期，从1916年9月出版第2卷起，改名为《新青年》），它标志着五四新文化运动的开始，吹响了中国历史上具有划时代意义的思想解放运动的进军号！
陈独秀（1880—1942），原名乾生，字仲甫，安徽怀宁人。出生于官绅地主家庭，幼读“四书”“五经”，十七岁中第一名秀才。次年赴南京应江南乡试，目睹考场种种怪现状，即与科举道路决裂。1897年入浙江求是书院攻读新学，学的是法文和造船。不久因发表反清言论遭通缉，逃回安庆。1900年以后转变为资产阶级激进民主主义者。1902年至1915年上半年，曾五度去日本，先后入东京正则英语学校和东京早稻田大学留学。这十三年间，陈独秀在国内外创办革命报刊，组织革命团体，参加“拒俄义勇军”与“暗杀团”等，为反对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宣传资产阶级民主主义，进行了许多活动。1915年9月，从日本回国主编《青年杂志》，热烈提倡新文化。次年，应蔡元培校长之聘，任北京大学文科学长。1918年，与李大钊等创办《每周评论》。五四运动前后，成为社会主义思想的宣传者与中国共产党的发起者。在《实庵自传》中，陈独秀回忆这段经历，称自己相继做了“康党、乱党、共产党”，而不是家里所想象的“举人、进士、状元郎”。
陈独秀主编的《青年杂志》和《新青年》
李大钊（1889—1927），字守常，河北乐亭人。1907年入天津北洋法政专门学校，1913年毕业后留学日本，次年入东京早稻田大学政治本科。1915年2月被公推为留日学生总会文牍干事，极力反对日本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唤起人民救亡图存。袁世凯称帝时，李大钊奔走呼号，痛斥“大盗窃国”，抨击“筹安之徒”。1916年春，发表著名论文《青春》，号召青年“以青春之我，创建青春之家庭，青春之国家，青春之民族，青春之人类，青春之地球，青春之宇宙”，“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 同年夏回国，历任北京《晨钟报》（后改名《晨报》）总编辑、北京大学经济学教授兼图书馆主任、《新青年》杂志编辑。俄国十月革命后，李大钊是中国最早接受马克思主义的思想家和革命家，与陈独秀同为中国共产党的创始人。
初期新文化运动，以民主与科学为中心内容。民主是专制主义的对立物，科学是蒙昧主义的对立物。提倡民主与科学，就是以资产阶级的民主政治来反对封建地主阶级的专制统治，以资产阶级认识事物的科学法则来反对封建迷信和蒙昧主义。
陈独秀在《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发表的《敬告青年》，大声疾呼提倡民主与科学。他指出：民主（当时称为“人权”），就是每个人都“各有自主之权”，“脱离夫奴隶之羁绊，以完其自主自由之人格”。具体地说，就是要“破坏君权，求政治之解放也；否认教权，求宗教之解放也；均产说兴，求经济之解放也；女子参政运动，求男权之解放也”。科学，就是要“以科学说明真理，事事求诸证实”。凡一事之兴，一物之细，无不诉之科学法则，以定其得失从违；如果是经不起科学法则检验的“诳人之事”，那么，即令它是“祖宗之所遗留，圣贤之所垂教，政府之所提倡，社会之所崇尚，皆一文不值也！”陈独秀还形象地把民主与科学比作一辆车子的两只轮子，号召青年们“以科学与人权并重”，“利刃断铁，快刀理麻”，“战胜恶社会，而不可为恶社会所征服”。
当民主与科学的思想在《新青年》杂志最初提出时，它还属于资产阶级急进民主主义的范畴。那时，陈独秀、李大钊等急进民主主义者，用民主与科学作为衡量一切的唯一尺度，向封建主义的文化思想阵地勇猛进击。他们以彻底的不妥协的姿态，对封建的旧礼教、旧伦理、旧政治、旧制度、旧文学、旧艺术，对神圣不可侵犯的孔家店，对种种迷信和偏见，一概无情地加以揭露和鞭挞。他们以大无畏的气概宣告：“西洋人因为拥护德、赛两先生，闹了多少事，流了多少血，德、赛两先生才渐渐从黑暗中把他们救出，引到光明世界。”“若因为拥护这两位先生，一切政府的压迫，社会的攻击笑骂，就是断头流血，都不推辞。” 李大钊号召人们“冲决过去历史之网罗，破坏陈腐学说之囹圄”， 强调：“吾人执笔以临社会，其当拳拳服膺、严矢勿失者，一在查事之精，一在推论之正。”“而二者之中，尤以据乎事实为要。” 他们毫不含糊地申明：“宗教上、政治上、道德上自古相传的虚荣、欺人、不合理的信仰，都算是偶像，都应该破坏！”
针对猖獗一时的尊孔复古思潮，《新青年》的作者们，将攻击的锋芒，集中指向孔夫子这尊偶像。这是因为孔学是封建专制制度的精神支柱。当时，袁世凯称帝，张勋复辟，康有为反对共和，以及其他封建余孽的倒行逆施，都是打着尊孔旗号蛊惑人心的。新文化运动不反封建则罢，要反封建，就一定要把斗争的矛头指向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孔学，指向封建文化的顽固堡垒孔家店。
从1916年1月开始，陈独秀就向封建伦理道德的核心“三纲”说，发动猛烈进攻。他指出：“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君为臣纲，则臣于君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父为子纲，则子于父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夫为妻纲，则妻于夫为附属品，而无独立之人格矣。率天下之男女，为臣，为子，为妻，而不见有一独立自主之人者，三纲之说为之也。” 要打破“奴隶道德”，要“恢复独立自主之人格”，就一定要反对“三纲之说”。陈独秀还指出：“三纲之根本义，阶级制度是也。所谓名教，所谓礼教，皆以拥护此别尊卑、明贵贱之制度者也。”抓住了封建道德为封建统治服务的本质，陈独秀进一步强调：共和立宪制“以独立平等自由为原则，与纲常阶级制为绝对不可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不仅如此，他更从政治上揭露了尊孔思潮与帝制复辟的内在联系，一针见血地点破：“主张尊孔，势必立君，主张立君，势必复辟”；“孔教与共和乃绝对两不相容之物，存其一必废其一。”
在“打倒孔家店”的斗争中，吴虞以激烈的反孔言论而名噪一时。吴虞（1871—1949），四川新繁人。从留日回国后，在成都中学任教，1917年起投稿《新青年》。吴虞把封建宗法制度、家族制度和封建专制制度，当作三位一体加以抨击，他着重指出：“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两者“胶固而不可以分析”；封建统治者用来联结专制政治与家族制度的伦理道德观念，则是“孝弟”，所以“孝弟”二字，其流毒“不减于洪水猛兽。”
针对当时宪法草案中关于“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的规定，李大钊在1917年1月，发表《孔子与宪法》，激烈反对尊孔：“孔子者，数千年前之残骸枯骨也”，如将尊孔列入宪法，“则其宪法将为陈腐死人之宪法”；“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如将尊孔列入宪法，“则其宪法将为萌芽专制之宪法”。这样的宪法，势必成为“野心家利用之宪法”，成为“专制复活之先声”。 2月，李大钊又发表《自然的伦理观与孔子》，从新陈代谢的进化观念出发，强调道德的进化发展，也是随着时代而变化的，“孔子之道，施于今日之社会为不适于生存，任诸自然之淘汰，其势力迟早必归于消灭。”
随着思想革命的展开和深入，一个以反对旧文学，提倡新文学，用白话文代替文言文的“文学革命”，也提上了日程。1917年1月，胡适在《新青年》发表《文学改良刍议》。2月，陈独秀提出《文学革命论》，主张“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建设平易的、抒情的国民文学”；“推倒陈腐的、铺张的古典文学，建设新鲜的、立诚的写实文学”；“推倒迂晦的、艰涩的山林文学，建设明了的、通俗的社会文学。” 简言之，提倡以通俗易懂的白话文来表达新思想；反对用雕琢晦涩的文言文来宣扬旧思想。
鲁迅发表的白话小说《狂人日记》，是五四文学革命的一声春雷。鲁迅（1881—1936），原名周树人，字豫才，浙江绍兴人。出身于破落的封建家庭。1902年留学日本，原学医，后认为文艺最能改变国民精神，改治文学。1909年回国后，在杭州、绍兴任教。辛亥革命后，在南京临时政府教育部和北洋政府教育部任职，兼任北京大学、女子师范大学等校教职。五四前后，参加编辑《新青年》杂志，成为新文化运动的一员主将。
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发表了他的第一篇不朽作品《狂人日记》。在这篇小说中，鲁迅对封建旧道德进行了无情的鞭挞，揭露中国几千年来用“仁义道德”掩盖起来的封建专制主义统治，只是一部“吃人”的历史。鲁迅借“狂人”之口说：“我翻开历史一查，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页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鲁迅愤怒地撕下封建统治者和圣人之徒的伪善面具，告诉人们，这伙满嘴“仁义道德”的正人君子，实际上是一批“唇边还抹着人油，而且心里满装着吃人的意思”的魔鬼。这是中国历史上对封建统治和吃人的礼教所进行的最深刻的批判。此外，鲁迅还发表了白话小说《孔乙己》《药》以及其他杂文。他的创作实践，把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思想内容，和现实主义的艺术表现形式完美地结合起来，起到了“使人民群众惊醒起来，感奋起来，推动人民群众走向团结斗争” 的作用，树立了新文学的光辉典范。鲁迅勇敢地战斗，猛烈抨击“保存国粹”的复古倒退叫嚣，强调必须把封建主义的“国粹”，当作瘤和疮一样割掉。怀着对旧道德、旧文学的满腔义愤，鲁迅痛斥那些顽固势力，“明明是现代人，吸着现在的空气，却偏要勒派朽腐的名教，僵死的语言，侮蔑尽现在，这都是‘现在的屠杀者’”。
新文化运动高举民主与科学的旗帜，引导人们向封建专制和迷信思想进行彻底的不妥协的斗争。新文化运动提出了“打倒孔家店”的战斗口号，把它同中国人民反帝反封建的历史任务结合起来，对孔孟之道进行了猛烈冲击，使“至圣先师”威风扫地。这一场对于封建制度及其意识形态的狂风暴雨般的扫荡，使许多人从蒙昧状态下惊醒过来，它对启发中国人民特别是知识青年的觉醒，起了巨大的作用。新文化运动打破传统的思想枷锁，促使人们加紧追求救国救民的真理，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创造了有利条件。
然而，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在复杂的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面前，提不出实际的反帝反封建政治方案。他们的思想武器，还是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时代的武器库里找来的。这个运动的参加者，又只限于知识分子，没有工人和农民。因此，属于资产阶级旧民主主义范畴的初期新文化运动，不能不带有很大的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毛泽东在总结这段历史时指出：“五四运动本身也是有缺点的。那时的许多领导人物，还没有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精神，他们使用的方法，一般地还是资产阶级的方法，即形式主义的方法”。在他们看来，“所谓坏就是绝对的坏，一切皆坏；所谓好就是绝对的好，一切皆好” 。因而，对于历史、对于现状、对于外国事物，也就缺乏正确的评价。
新时代的曙光
1917年11月7日（俄历10月25日），列宁和布尔什维克党领导的伟大的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发生了。十月革命的胜利，开辟了人类历史的新纪元，给中国革命带来了新时代的曙光。
十月革命爆发后的第三天，即11月10日，上海《民国日报》就以“突如其来之俄国大政变”为题，报道了这一消息：11日，《晨钟报》《时报》《申报》也都对十月革命作了报道与介绍。过了四个月，《劳动》杂志在《俄罗斯社会革命之先锋李宁事略》一文中，用比较明确的语言指出：“现在我们中国的比邻俄国，已经光明正大的做起贫富一班齐的社会革命来了。社会革命四个字，人人以为可怕，其实不过是世界的自然趋势。”
但是，第一个向中国人民歌颂十月社会主义革命伟大胜利的，是李大钊。“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从1918年7月开始，李大钊连续发表《法俄革命之比较观》《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重要论文，为五四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注入了新的社会主义的质素。作为中国先进分子的思想代表，李大钊认定，俄国十月革命“是立于社会主义上之革命”，是“世界新文明之曙光”，中国革命必须“适应此世界的新潮流”。 他敏锐地指出：“1917年的俄国革命，是二十世纪中世界革命的先声。” 热情地欢呼：“由今以后，到处所见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战胜的旗。到处所闻的，都是布尔什维主义的凯歌的声。”“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 鲁迅也赞颂俄国人民“因为所信的主义，牺牲了别的一切，用骨肉碰钝了锋刃”，夺取了胜利；并从十月革命的“刀光火色”中，看到了“新世纪的曙光”。
就在五四运动爆发的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发表了《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第一次比较系统地向中国人民介绍了马克思主义学说。李大钊指出，马克思的社会主义学说，是一个“科学的理论与系统”；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经济学说和社会主义“这三部理论，都有不可分的关系，而阶级竞争说恰如一条金线，把这三大原理从根本上联络起来。” 中国人民花了将近八十年时间，在救亡图存的长期奋战中，经过实践、认识、再实践和斗争、失败、再斗争的艰难历程，付出无数代价，通过各种比较，最后才找到了马克思主义。
马克思强调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地，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 在中国，正是李大钊、毛泽东、周恩来等共产主义知识分子，把马克思列宁主义普遍真理，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以马克思列宁主义为精神武器，教育和组织工农民众，将革命推进到一个新阶段。1919年5月4日，伟大的五四运动爆发，揭开了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历史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