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从它呱呱落地之日起，就是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双重压迫的夹缝中，畸形而又艰难地挤出生路的。发生在1914年至1918年间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却为它提供了难得的发展机会。这一时期，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的发展，特别是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壮大和斗争的高涨，为中国革命向新民主主义阶段的转变，准备了必要的阶级基础。
民族工业的“黄金时代”
辛亥革命后，民族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地位的提高，南京临时政府奖励发展实业的法令，群众性的抵制日货运动，使中国内部出现了一个兴办资本主义工业的热潮。
民国刚成立，资产阶级兴高采烈，陶醉于“统一”“秩序”“废除恶税”“发展实业”的热烈气氛中。孙中山辞去临时大总统后，积极倡导兴修铁路、开发矿业，身兼中华银行总董、铁路协会名誉会长、永年保险公司董事长等职。一般民族资本家，对发展资本主义工商业的愿望更加强烈，他们认为清政府已被推翻，革命已经成功，过去由于“专制之毒未除，障害我工业之发展”，“今兹共和政体成立，喁喁望治之民，可共此运会，建设我新社会，以竞胜争存，而所谓产业革命者，今也其时矣。” 1915年，中国人民为反对“二十一条”而在全国范围掀起的抵制日货运动，对促进民族工业的发展，也起了不小的作用。1914年，日货输华总额为二亿一千万日元；1915年，在欧洲帝国主义国家对华输出减少的情况下，日货输华总额反而降为一亿八千万日元。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欧洲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经济压迫暂时放松，在客观上又为中国民族工业主要是纺织业和面粉业的发展，提供了一个有利的间隙。这就是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所谓“黄金时代”。
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发展的巨大障碍。大战爆发后，欧、美列强忙于战争，其对华商品输出一时大幅度下降。占全国外贸比重最大的上海，1913年进口洋货二亿四千四百多万关两，1915年降为一亿九千八百多万关两，1916年也只有二亿另七百万关两。与此同时，交战各国对某些战略物资（如面粉、蛋粉、铁、锑、钨等）的需要急增，刺激了中国的出口销售，如以1913年为指数一百，后四年每年都增加百分之十四点八到百分之二十点五。进口下降了，出口增长了，而国内市场的需要却并未减少。
1912—1919年，中国新建的近代工业厂矿，多达四百七十余个，投资近九千五百万元，加上原有企业的扩建，八年间新增的资本，至少达一亿三四千万元，超过辛亥革命前五十年投资的总和。1903—1908年，平均每年注册的新工厂约二十一家；而大战开始时的1913—1915年，平均每年注册的新工厂增为四十一家，1916—1919年，平均每年增达一百二十四家。中国工厂使用的蒸汽动力，1913年为四万三千马力，1918年增加了近一倍，达到八万二千马力。从各个部门的发展来看，以纺织业和面粉业为主的轻工业，增长最快。1890年，中国开办第一家棉纺织厂（上海机器织布局），至1913年，民族资本纱锭总数才只四十八万多枚；而到1922年，纱锭总数已增为一百五十万六千多枚。面粉厂则由1913年的五十余家，增加到1919年的一百二十余家，每昼夜生产能力，由四万三千袋增为十八万八千余袋，产品远销欧美、日本及东南亚各地。其他如针织、火柴、卷烟、碾米、榨油、丝织、缫丝、毛纺织、罐头食品、搪瓷、造纸、玻璃、肥皂、颜料、制革等轻工业，也都有不同程度的发展。至于重工业，如采煤、钢铁、机械修造、锑钨、水泥等部门，也有一定数量的增长。
值得注意的是，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资本主义列强对中国的商品倾销虽有减少，但对中国的投资压力并未减轻；在中国民族工业发展的同时，日本和美国也乘欧洲帝国主义各国互相厮杀之机，扩大了对中国的经济侵略。
当时，英国虽无暇东顾，但它长期以来在中国经营的洋行以及对清政府的政治借款，仍然在发生作用。除东北三省之外，中国大部分通商口岸的主要洋行，如怡和、太古洋行等，还是英国资本。开滦煤矿、英美烟公司等大规模垄断企业，仍在英国手中。1917年，英国资本侵占河南焦作煤矿，1915年、1920年又霸占门头沟煤矿；1918年，英国政府还与军阀政府订立了掠夺中国无线电的《马可尼 无线电机件借款》。可见，这一时期英国资本势力在某些方面还有所扩张。
日本和美国双方，又争夺又勾结。1917年9月，日本政府派前外相石井菊次郎为特使去华盛顿，与美国国务卿兰辛（Robert Lansing）谈判。11月2日，双方互换照会，即所谓《兰辛—石井协定》。协定写明：“美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在中国之与日本属地接壤的部分，有特殊利益”；日本政府则再次承诺，“永远遵守所谓‘门户开放’或在华工商业机会均等的原则”。 日、美之间暂时取得了妥协。
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期，日本妄想独霸中国，它不仅通过“西原借款”、《中日陆军共同防敌军事协定》等，从政治和军事方面加强对中国的侵略和控制，而且还以高利贷和投资设厂等方式，在经济上疯狂掠夺中国。日本对华经济侵略的“推进”速度，是很惊人的。日本政府对华借款额，1912年为一亿零六百万元，到1919年累计达三亿五千四百万元。在华日本企业投资数，1913年为三亿八千多万日元，1919年为八亿八千多万日元，增加百分之一百三十二。日本财阀在中国的直接投资以纺织业为中心，据统计：1913—1919年间，日本在华纱厂拥有的纱锭，从十一万枚增加到了三十三万枚。 此外，日本又以各种手段，霸占本溪、鞍山、抚顺、阜新和山东部分矿场，几乎控制了中国生铁和铁矿的全部生产，以及煤矿生产的三分之一。
参战最晚的美国，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极力扩张自己在中国的经济势力。1914—1918年，美国对华商品输出，平均每年达四亿二千万美元。1913年，美国对华贸易额只占中国对外贸易总额百分之七点五，1919年已增加为占百分之十六点四。同时期，美国在华企业数，也由一百三十六个，增加到三百零九个。1914年，美孚石油公司和袁世凯政府签订关于开采中国油田的合同，取得了陕西延长、河北承德的油矿开采、炼制和贩卖权，并在同年9月开始钻探经营。从1916年开始，美国的托拉斯和银行先后给中国北洋军阀政府以两笔五百万美元的贷款，作为交换条件，攫取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权益。
总起来看，中国民族资本主义近代工业，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确实有相当快的发展。然而即使在“黄金时代”，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水平，和它在国民经济中所占的比重，还是很低的，并且发展不平衡，分布不合理，资金缺乏而受帝国主义垄断资本控制，所以具有浓厚的封建性和商业投机性，有很深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烙印。1918年11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工业很快就由“繁荣”转入萧条。1920—1921年，陷入工业恐慌时代，纱厂大多无利，面粉也由出超转为入超，铁厂则积货如山，无人过问，被迫闭炉停机。中国民族工业的暂时繁荣和迅速萧条表明，西方资本势力的扩张，是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最大桎梏。
中国工人阶级的壮大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发展和西方资本主义在华企业的扩张，作为它们对立物的中国工人阶级队伍，也迅速地壮大起来。中国近代产业工人的人数，由辛亥革命前的五六十万人，增加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的二百万人。 此外，还有手工业工人和店员约一千二百万人。
工业无产阶级人数虽不多，却是中国新的生产力的代表者，是近代中国最进步的阶级。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就地区来说，主要集中在上海、武汉、天津、青岛、大连、哈尔滨、广州、香港等十几个大城市。其中，上海约有五十万人，武汉约有四十万人，天津约有三十万人，香港约有二十五万人，广州约有十几万人。就产业来说，主要集中在矿山、铁路、纺织、造船、航运、丝厂、卷烟厂等部门的大中型企业。其中，矿山约有近六十万工人，铁路约有十四万工人，工厂约有一百零二万工人，轮船航运业约有十五万工人。以上海为例，据统计，在五百人以上工厂做工的，占全市产业工人总数的百分之五十七至六十。这一高度集中的特点，十分有利于中国工人阶级的团结与战斗，有利于革命知识分子进行社会主义的灌输。
上海怡和丝厂工人劳动状况
辛亥革命以后，中国工人阶级在经济上和政治上，并没有得到什么实际利益。所谓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展的“黄金时代”，正是建筑在中国工人阶级血汗劳动的基础之上。
中国工人的劳动时间，一般长达十二小时，有的长达十五六甚至十八小时。如江苏纺织厂，每日“分作日夜两班，各作十二小时，不论男女老幼皆然”。 在连续十二小时的紧张劳动中，大多数纱厂都不许因休息或吃饭而停车，工人只能在最饿时才吃饭，一边看守织布机、缫车或纱锭，一边吃一两口饭。1916年6月，《妇女时报》第十八号在一篇《上海贫女生涯之调查》中写道：“日未出而作，日既没而息，终日劳动于巨厂之炉火、机釜之间，不许其有片刻领略太阳之滋味，故丝厂女工面色苍白，精神萎靡者十而八九。”不仅每天劳动时间长，而且绝大部分工厂星期日也不休息。中国厂矿当时大都沿用旧历规定，在过年前后停工若干天，端午、中秋放假一天，最好的情况也只有十天一停工。病假、事假更是按日扣发工资，逼得工人往往带病工作至死。“清早轻雾白洋洋，起造一间洋纱厂。纱厂要用大姑娘，吹起波螺就进厂。姑娘进厂像朵花，姑娘出厂像鬼样。” 工人的歌谣，揭露了中外资本家的残酷剥削；这种剥削，“不仅突破了劳动日的道德上的最高限度，并且突破了劳动日的纯粹生理上的最高限度。”
中国工人的一般工资，每天约两角至三角银元，很少有三角五至四角的。与外国的同工种工人相比，一般只占四分之一到七分之一，悬殊大的甚至只占几十分之一。据上海法商电灯电车自来水公司统计：外籍职工仅占全公司职工总数百分之五，他们的工资却占全公司总额的百分之五十。女工、童工的工资则更低，一般丝厂女工每天只有六分至九分钱的工资。即使如此微薄的工资，还要受到中外资本家和封建把头的克扣，被不断上涨的物价吞噬。上海德大、厚生纱厂规定的普通罚例多达九十二条，“出言不逊”也在罚款之列。包工老板通常从工人身上榨取百分之十五到二十的利润。工头在逢年过节，还要向工人敲诈“礼物”、勒索银钱。工资的增加，赶不上物价的高涨以及铜元的不断贬值，使工人阶级的生活状况更加悲惨。
工矿企业的劳动条件极端恶劣，事故层出不穷。资本家只顾榨取利润，根本不管工人死活。缫丝厂女工，终日将两手泡在烫水之中，皮破血流，还在那里继续不停地操作。日本经营的抚顺煤矿，1913年至1917年间，发生事故一万六千八百八十八次，平均每天九次；死伤七千二百八十人，平均每天四人；1917年1月11日的一次大爆炸，竟有九百多名工人惨死。在安源煤矿，工人死亡的代价是每人十六元安葬费，而当时一匹马的价格却值六十元！
中外资产阶级将封建主义的“棍棒纪律”和资本主义的“饥饿纪律”，封建主的暴虐和海盗的凶残，一齐强加在中国工人身上。他们不但从经济上，而且从政治上、人身自由上，剥夺了中国工人的任何权利和地位。工人进出厂门要被“抄身”。在厂里，工人稍有反抗，中外资本家立即密报巡捕房前来捉拿，由会审公堂判刑坐牢。封建军阀历来视罢工为犯罪行为。1912年4月，袁世凯政府颁布的《暂行新刑律》规定：“同盟罢工者，首谋处四等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三百元以下罚金，余人处拘役或三十元以下罚金”。1914年3月颁布的《治安警察条例》，将“同盟罢工”定为骚扰“安宁秩序”、妨害“善良风俗”的犯罪行为。同年8月颁布的《治安警察法》，干脆宣布要“采用一切力量，来制止一切工人的结会及行动”。
无数事实证明：“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
工人运动的高涨
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随着中国工人阶级队伍的迅速壮大，为反抗中外资产阶级的经济剥削和政治压迫，工人群众的罢工比过去任何时期都激烈和频繁，形成自发斗争的高涨。据统计：从1914到1919年全国共发生罢工斗争一百零八次，相当于1870年至1911年罢工次数的总和。其中，1914年为十一次，1915年为八次，1916年为十七次，1917年为二十三次，1918年为三十次，1919年头五个月就有十九次。同一期间，上海工人共进行了八十五次罢工，比1840年至1913年的罢工次数的总和还多。
从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到1919年五四运动前夕，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水准、组织程度和斗争水平，比以往大有提高，在高涨的自发斗争中，包含着许多自觉性的萌芽。
首先，罢工规模的扩大和斗争次数的增加。除1915年外，这一时期全国工人的罢工次数逐年增加，每次罢工的参加者，少则百人，多则几千。1917年7月，英美烟厂三千工人，进行了坚持最久而风潮最烈的三星期罢工，反对资本家减低工资，愤怒撕毁警察署贴出的“不许聚众滋闹及殴辱洋人”的告示。从1918年4月至1919年5月，仅上海一地纺织工人，为要求增加工资、改善待遇、撤换工头等，就发生了三新纱厂的两次罢工、上海第二纱厂的两次罢工和日华纱厂的四次罢工。像三新纱厂这样，同一个厂在一年内连续发生几次罢工，而且罢工工人一次多达八千余人。这种斗争声势和规模，战前从来没有过。
其次，带有同盟罢工性质的斗争日渐增多，他们开始意识到“共同反抗”的必要。这一时期，产业工人的同盟罢工已有五、六次，各地手工业工人的全行业罢工则更多。1915年7月，苏州丝织业工人三千名举行同盟罢工，要求增加工资，还组织了自己的纠察队，同资本家斗争。同年12月，上海人力车夫两万余人同时罢工，反对工部局减少车辆，增加车租。1917年3月，上海商务印书馆印刷所因反对资本家辞退工人而发生的罢工，得到中华、文明等书局工人的支援。此外，如上海漆业、香业、水炉业、土木业工人的罢工，镇江织绸业工人的罢工，汉口翻砂业工人的罢工，浙江富阳造纸业工人的罢工，都是全行业的同盟罢工。这类超出一个企业的、甚至全行业的联合罢工，表明工人群众从斗争实践中，已日益意识到阶级利益的一致和共同反抗的必要。
第三，开始打破封建性的行帮界限，出现了萌芽状态的工会组织。长期以来，中国工人的反抗斗争，主要是由旧式秘密结社和以同乡关系结成的帮口来发动和组织的。但是，随着罢工斗争的发展和国际工人运动的影响，工人开始要求建立自己的新的组织。上海商务印书馆工人于1916年成立“集成同志社”。华鸿图于1916年在上海组织“中华农工联合会”，目的在“联络工农，推翻资本主义制度”。上海海员生火工人在1914年成立的“焱盈社”，是为了维护内部团结和自身利益而组织起来的职业工会，共有会员六千余人；1918年，水手又成立了性质相似的“均安公所”，拥有会员四千多人。这些情况显示，中国工人迫切希望建立自己的组织。
最后，最重要的一点是，这一时期中国工人阶级除进行自发的经济斗争，并取得局部胜利外，更将斗争锋芒直接指向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在1915年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的斗争中，工人阶级站在最前列，成为反帝爱国运动中最坚决的一支力量。上海码头工人和搬运工人，不顾失业威胁，首先举行罢工，纷纷议决抵制洋货；日商大阪公司和三井煤栈工人，遍发传单，不准与日商做工；内外棉第五厂工人捣毁机器厂房，以示坚决反抗。全国各地日资企业的工人，先后举行罢工和示威游行，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湖南长沙日资企业工人，不仅集会决定罢工，而且还劝导市民不买日货。抵制日货和参加“救国储金”，也以工人最踊跃。1916年10月，法国租界当局为扩大天津租界，强占老西开地方。军阀政府奴颜婢膝，承认侵略者的无理要求，天津各界人民则奋起反抗。11月15日，在天津法租界做工的中国工人，决定“实行同盟罢业”，法租界内电灯全部熄灭，“灿烂繁华之法国租界，以我民一怒之故，几化鬼市废墟”。 接着，法资大来饭店及其他商店所雇华工，全数罢工，法国公董局所雇华人巡捕，也一律罢岗。罢工工人组织“工团”，成立“工团事务所”，统一指挥罢工斗争和示威游行。据《民国日报》报道，法商“电灯房因需人孔急，不惜以二百元雇一司机者，惟迄无一人应募”。 天津工人与市民的团结战斗，坚持了五六个月，迫使法国租界当局对老西开不得不由阴谋霸占改为“中法共管”。
反对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反对法国强占老西开的斗争，突出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在反帝斗争中的战斗力量，提高了工人阶级在人民群众中的威望。但是，由于还缺乏马克思主义的灌输和没有无产阶级自己的政党，这个时期的中国工人运动，在根本性质上终究还是自发性的运动，它在政治斗争中还只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追随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