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过辛亥革命，皇帝和贵族的专制政权被推翻了。袁世凯一个筋斗，从北洋大臣变成了革命家，登上了临时大总统的宝座。以他为代表的北洋军阀，要建立的是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独裁政权。所以，辛亥革命后的几年历史，交织着帝制与共和、独裁与民主、复辟与反复辟的激烈斗争。
袁世凯卖国与独裁
袁世凯镇压“二次革命”后，转过手来就图谋“国权的统一”。当时，他虽以为兵威既振，国会无足轻重，但却不想马上取消国民党议员占多数的国会，因为他还需要利用国会当作表决机器，为其独裁统治披上“合法”的外衣。
1913年7月，袁世凯授命进步党人熊希龄组织内阁。进步党魁首梁启超受宠若惊，企图乘此扩张党势，除陆军、海军两部外，组织一个完全的进步党内阁。谁知袁世凯早已把陆军、外交、财政、内务等要害部门，留给了自己的私党段祺瑞、孙宝琦、周自齐、朱启钤等人，只剩下司法、教育、农商三个闲曹，让熊希龄去物色人选，点缀门面。几经讨价还价，熊内阁终于在9月正式组成，总理自兼财政总长（周自齐调交通总长），梁启超任司法总长，汪大燮任教育总长，张謇任农商总长。由此，进步党踌躇满志。自夸为“第一流人才内阁”。可是，这不过是袁世凯独裁统治的装饰品而已。
急于爬上正式大总统宝座的袁世凯，也急于要利用国会。国会本来的议程是先制定宪法，再选举总统；袁世凯却指使党徒，在国会中提议“先举总统，后定宪法”。进步党竭力捧场，国民党不敢抗命。10月6日，国会匆匆进行选举。袁世凯做贼心虚，派拱卫军司令李进才等率领数千人改穿便服，打着“公民团”旗号，将国会围个水泄不通，大叫：“非将公民所属望的总统于今日选出，不许选举人出会议场一步！”从早晨八时到晚上十时，议员们忍饥挨饿，连续投票三次，最后被迫选出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公民团高呼“大总统万万岁”而散，议员始得退场。民国的第一任正式大总统，就是在这种闹剧中登场的。
在近代中国，任何一个封建军阀，离开帝国主义的支持就上不了台。袁世凯刚当选总统，日、俄、英、德、法等国立即发来贺电，为袁世凯就任投下“信任票”。这些“信任票”，是他以出卖国家主权换来的。早在1912年4月29日袁世凯赴参议院演说时，忙不迭向资本主义列强献殷勤，表示要“以开诚布公，巩固邦交为重。凡从前缔结之条约，均当切实遵守；其已缔约而未办之事，迅速举办。” 到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时，特别声明：“所有前清政府及中华民国临时政府与外国政府所订条约、协约、公约，必应恪守；及前政府与外国公司人民所订之正当契约，亦当恪守。”对于外国人在中国“已享之权利并特权豁免各事，亦切实承认，以联交谊”。
辛亥革命后，围绕着所谓“承认”中华民国问题，帝国主义大肆讹诈。沙俄、英国、日本在承认袁政府时，都附有分裂中国领土，攫取新的侵略权益的条件。美国的手法虽然不同，早在5月2日抢先承认，但目的也是为了从袁政府捞取好处。
袁世凯亲往德国驻华使馆
1911年11月18日，沙俄代理外交大臣在给沙皇奏书中认为，从俄国利益的观点看来，“中华帝国的解体，在各方面都是合意的”。 尼古拉二世表示赞同。12月，沙俄乘清政府混乱之际，迫订中俄《满洲里界约》，割占中国满洲里附近一千四百平方公里领土；同时，策动外蒙古“独立”。1912年1月，强占黑龙江呼伦贝尔地区；8月，又在内蒙古东部策动反动王公叛乱。在西北，沙俄不断蚕食新疆，1912年夏，出兵占领伊犁、喀什噶尔、阿尔泰地区。这段时间，沙俄一再叫嚷，应特别利用袁世凯政府要求列强“承认”的“有利时机”，改变中俄边界。
英国则以印度为基地，加紧猎取西藏。英国政府唆使由它训练过的藏军起兵叛乱，叫嚷“西藏独立”，并企图用承认所谓宗主权的办法，把西藏从中国分割出去。1912年6月，早已叛国的达赖十三世，在英军“保护”下由噶伦堡起程返藏，组织傀儡政权。当川军、滇军分路反攻，迅速击溃叛军时，英国公使朱尔典竟在8月17日向袁政府提出所谓“不允中国干涉西藏内政”的抗议，并以不承认民国政府相要挟。英国绘制的“西藏地图”，将西藏、西康、青海全部，以及云南、四川、甘肃部分地区，划入西藏境内，擅自分为“外藏”“内藏”，妄图使“外藏独立”“内藏”由“中、藏共管”，借以侵吞中国四分之一的领土。
日本对侵略中国更不甘落后。1912年2月23日，它在致美国政府的照会中提出：“列强承认新政府时，须得到承认一切权利、利益及特权之保证；同时应向新政府取得借用外债之预约。” “二次革命”后，日本政府又以袁世凯请求“取缔国民党在日本之活动”为挟制，提出侵略满蒙五路的要求，作为承认袁政府的交换条件。
袁世凯继承清王朝的对外政策，以投降卖国来换取西方列强的承认和支持。1913年5月，袁政府以承认外蒙古“自治”，换来10月7日沙俄政府对它的“承认”。11月5日，《中俄声明》规定“中国承认外蒙古之自治权”；“凡关于外蒙古政治、土地交涉事宜，中国政府允与俄国政府协商，外蒙古亦得参与其事”。 从此，外蒙古实际上沦为沙俄控制的殖民地。对于日本政府的“承认”，袁政府酬以满蒙五路的借款权，即承筑权。这五条铁路是：开海线（开源至海龙）、四洮线（四平街至洮南）、长洮线（长春至洮南）、洮热线（洮南至承德）、吉海线（吉林至海龙）。袁世凯还屈服于英帝国主义的压力，同意在1913年10月派代表出席破坏中国对西藏主权的“西姆拉会议”（在印度西姆拉地方举行）。会上，中国政府代表拒绝在条约上签字。会外，英国代表麦克马洪（A.H．MacMahon）背着中国中央政府的代表，1914年3月在印度德里用秘密换文方式，与西藏地方代表划了一条规定中、印东段边界的所谓“麦克马洪线”，企图将中国西藏东南部一块九万平方公里的领土，擅自划归英属印度。中国人民强烈反对《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以后的历届中国政府也从未承认过，因此它们是非法的、根本无效的。
资本主义列强对北洋军阀政府财政上的贷款，军火上的接济，特别是政治上的“承认”，使袁世凯有恃无恐。1913年10月10日就任正式大总统后，他立即向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最后一点象征——国会和《临时约法》开刀。
10月16日，袁世凯向国会提出“增修约法案”，以“朕即国家”的帝王口吻，声称：“本大总统一人一身之受束缚于约法，直不啻胥吾四万万同胞之身命财产之重，同受束缚于约法。” 25日，通电各省军民长官，攻击国民党议员“干犯行政”；诋毁国民党人“危害国家，颠覆政府”。 11月4日下令解散国会，并撤销四百三十八名国民党议员资格，使国会不足法定人数，无形中被废弃。1914年1月10日，袁世凯干脆下令，正式解散国会。2月，又下令停办地方自治及各省议会。
在袁世凯建立独裁统治的过程中，进步党内阁起了帮凶的作用。梁启超等原想联合袁世凯以压制国民党，所以，解散国民党和解散国会的命令，都有国务总理熊希龄的副署。然而，当国民党被排斥之后，1914年2月，为袁世凯玩弄于股掌之上的进步党内阁，终于也被丢弃一旁。5月1日，《临时约法》被废除，袁记《中华民国约法》公布。这部约法规定，“大总统为国家元首，总揽统治权”。依据孔子“大一统”之义与孟子“定于一”之训，取消责任内阁制和国会对总统行使权力的一切牵制，大总统实际上拥有至高无上的专制皇帝的权力。12月，袁世凯又抛出了《修正大总统选举法》，规定总统任期改为十年，且可连选连任终身，并有权推荐继任人，书于嘉禾金简，藏之金匮石室。这样，袁世凯不仅成了“终身总统”，而且还能使总统职位由袁家世袭。
国会解散，《临时约法》废弃，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的象征已被袁世凯破坏无遗。总统大权独揽，辅弼有“国务卿”，传位有世袭法，大地主大买办阶级的专制独裁统治，也被袁世凯以法律形式肯定下来。所谓“民国”，至此只剩一块空招牌！
猖獗一时的尊孔逆流
袁世凯虽然做了终身总统，但并不满足，他想的是当皇帝；而被推翻了的清王朝，做梦都想“恢复祖业”，“光复故物”。因此，民国初年的政治舞台，有两股复辟势力在蠢动：一股是以袁世凯称帝为宗旨的北洋军阀官僚集团；一股是以张勋、康有为为代表的清王朝残余势力。两股势力，在捧袁世凯还是捧溥仪（即宣统）作皇帝这一点上虽有争斗，但“尊孔”复古，借助于孔子的亡灵搞复辟，则完全一致。
康有为早就攻击辛亥革命是导致“国危民悴”“纪纲尽废”的“暴民之祸”，咒骂民主共和是“号为共和，而实共争共乱；号为自由，而实自死自亡；号为爱国，而实卖国灭国”。
1912年6月，流亡海外的康有为，把孔子推崇为通天教主，宣扬“今在内地，欲治人心，定风俗，必宜遍立孔教会”。 据此，其门徒陈焕章于这一年10月在上海纠集一批前清遗老，发起组织“孔教会”。袁政府教育部立即予以批准，称赞“该会阐明孔教，力挽狂澜，以忧时之念，为卫道之谋，苦心孤诣，殊堪嘉许”。 1913年9月，孔教会在山东曲阜召开第一次全国大会。会后，总会迁北京，推康有为任总会长，陈焕章为主任干事。与此同时，各地纷纷出现孔社、孔道会、尊孔文社、宗圣会等尊孔团体。正是在这样的气氛中，康有为公然倡议：要“定孔教为国教”，“以孔子配上帝”，恢复祭天祀孔，规定“凡入庙而礼孔圣者，必行跪拜礼”，康有为还大肆鼓吹复辟，胡说中国“承数千年之帝制”，“民习于专制太久，而不能骤改也”，只有让“旧朝旧君”复辟，才能弭乱息争。
对于康有为的尊孔言行，袁世凯心心相印。1913年6月，他向全国发布了《通令尊崇孔圣文》，一面吹捧“天生孔子，为万世师表”；一面大骂辛亥革命后“波邪充塞，法守荡然，以不服从为平等，以无忌惮为自由”，叫嚷要用“礼义廉耻之防”来“遏横流”，“正人心”。 1914年2月，袁世凯通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典礼。9月28日，袁世凯头戴平天冠，身穿绣有四团花的古怪祭服，下围有褶紫缎裙，由侍仪官及侍从武官前导，在孔庙举行了辛亥革命后第一次声势赫赫的祀孔盛典。各地文庙，也都由地方长官主持祭孔。12月23日，袁世凯又恢复了前清的祭天制度，登天坛顶礼膜拜，重演了封建时代“君权神授”，以“天意”压制“民意”的把戏。教育部则命令全国中小学恢复读经、讲经。《宪法草案》也提出：“国民教育以孔子之道为修身大本”。一时之间，尊孔读经的滚滚逆流，遍及全国。
袁世凯穿着古怪的祭服举行祀孔典礼
这股逆流的出现，也与西文国家推波助澜分不开的。帝国主义文化和半封建文化，是非常亲热的两兄弟。美国传教士李佳白受聘为孔教会高等顾问，他声称：“中国数千年来安于帝制，乐于尊皇。” “今欲改良政治，必须尊重孔教”；他竭力鼓吹基督教与孔教应“互相和合，互相敬爱，互相劝勉，互相辅助”，以防“社会之骚动兴起”。 英国威海卫行署长官庄士敦（R．F．Johnston）喧嚷：“使能以孔教治国，则革命可不起，而人民早进于善良矣。” 沙俄贵族盖沙令（Keyserling），辛亥革命后窜来中国，鼓吹“孔教乃中国之基础”，是“中国独一无二之根本”，只有尊孔，才能使中国实现“古道之复兴”，不致“人人之心皆为革命所颠倒”。
袁世凯尊孔祭天，目的是复辟帝制。这一点，当时就被资产阶级革命派识破。《通令尊崇孔圣文》一出笼，《中华新报》就在社论中尖锐地指出：袁世凯是借祀孔子之名，行帝制复活之实。孙中山坚持“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的斗争，1915年发布讨袁檄文，斥责袁世凯“祭天祀孔，议及冕旒，司马之心，路人皆见。”
伴随着尊孔复古的紧锣密鼓，袁世凯终于粉墨登场，以孔子作“敲门砖”，演了一出“皇帝梦”的复辟丑剧。
洪宪帝制丑剧
袁世凯要复辟帝制，势必要从西方资本主义列强那里寻求支持；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为了进一步掠夺中国，也愿意有条件地给他撑腰。
当袁世凯派大儿子袁克定去德国时，德皇威廉二世曾以密信复袁，答应在财政、器械上给以大力援助。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面见袁世凯“劝进”，说什么：“人民要阁下做皇帝即做皇帝，这是贵国内政，且出于人民公意，外国不应干涉。”美国驻华公使芮恩施（Paul Samuel Reinsch）也怂恿袁世凯称帝，“亟盼它能在短期内顺利完成”。日本则纵横捭阖，一面支持袁世凯称帝，如驻华公使日置益表示：“日本向以万世一系为宗旨，中国如欲改国体，则必赞成”；一面又与各派反袁势力相联系，以便钳制袁世凯，并在必要时换马。
1914年8月，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欧洲的帝国主义国家忙于互相厮杀，无暇东顾，日本和美国则趁机扩大在中国的侵略势力。日本更妄图一举独吞中国，它借口对德作战，于9月派兵强占胶济铁路沿线及青岛，宣布接管德国在山东的势力范围。1915年1月18日，又以支持袁世凯称帝为诱饵，提出灭亡中国的“二十一条”。日置益在怀仁堂递交“二十一条”时，对袁世凯软硬兼施，既说“日本人民类皆反对袁总统，彼等相信总统为有力的排日者”；又说“总统如接受此种要求，日本人民将感觉友好，日本政府从此对袁总统亦能遇事相助”， “若开诚交涉，则日本希望贵总统再高升一步。” 露骨地表示要以承认“二十一条”，作为支持袁世凯做皇帝的交换条件。
“二十一条”共分五号，主要内容是：
（1）承认日本继承德国在山东享有的一切特权，并加以扩大；（2）要求在东北的南半部和蒙古东部的土地租借权或所有权、居住权、工商经营权、建筑铁路和开采矿山的独占权；旅顺、大连的租借期和南满、安奉两铁路的租借期限，都延长到九十九年；（3）汉冶萍公司改为中日合办；（4）中国沿海的港湾、岛屿，不得租借或让予他国；（5）中国政府聘用日人为政治、财政、军事顾问；中国警政及兵工厂，由中、日合办；承认日本在武昌、九江、南昌、杭州、潮州间的铁路建造权；允许日本在福建省有筹办铁路矿山、建筑海港、船厂的优先权。
日本的野心是妄图独占中国，灭亡中国。袁世凯为了实现皇帝梦，竟不惜出卖国家主权。经过几个月的秘密谈判，日本政府于5月7日发出最后通牒，限袁政府在四十八小时内全部应允；同时，派兵至青岛、沈阳等地，耀武扬威。5月9日，袁世凯派陆征祥、曹汝霖递交复文，表示除第五号以后协商外，接受了日本提出的全部要求。
袁世凯有资本主义列强撑腰，复辟气焰更加嚣张。1915年8月3日，他授意总统府的美国顾问古德诺（Frank Johnson Goodnow）在《亚细亚日报》上发表《共和与君主论》的文章，鼓吹帝制。古德诺诬蔑中国人“民智低下”，“故无研究政治之能力”，“由专制一变而为共和，此诚太骤之举动，难望有良好的结果”。他的结论是：“中国如用君主制，较共和制为宜”。 袁世凯的日本顾问有贺长雄，也竭力鼓吹中国必须像日本那样实行君主制，才能“立宪而强”。
古德诺的文章出笼不久，袁世凯的爪牙便呼应而上。以杨度为首，串联孙毓筠、李燮和、胡瑛、刘师培并借重严复的大名，于8月14日联名发起组成“筹安会”（取自“以筹一国之治安”之意）。他们从袁世凯那里领取经费，打着“学术团体”的幌子，公开为帝制摇旗呐喊。8月23日，筹安会正式成立，它派出专员赴全国各大城市鼓动。9月1日，袁世凯的御用立法机关参政院开会，各省文武官员或函电交驰，或派代表进京，请愿实行帝制。袁世凯急于称帝，又要盗用民意，于是装模作样地派代表到参政院宣布：“改革国体，经纬万端，极宜审慎”，应“征求多数国民之公意”。
袁世凯的宠臣梁士诒，立即组织“全国请愿联合团”。一瞬间，北京冒出各种“请愿团体”，什么“商会请愿团”“人力车夫请愿团”“乞丐请愿团”“妓女请愿团”，五花八门，无奇不有。迫不及待想做皇太子的袁克定，为了加快帝制步伐，“甚至每天印制伪造的《顺天时报》（日本人在北京所办中文报纸）呈袁阅览”，以“说明全国确是都在推戴他做皇帝”。 有了如此“民意”，参政院决定在10月召开“国民代表大会”，议决是否改行“君主立宪”。在袁世凯指挥下，各省当即选出“国民代表”，开始“国体投票”。12月11日，参政院汇综“全国民意”，结果：各省“代表”一千九百九十三人，赞成君主立宪的正好一千九百九十三票！更妙的是，各省“推戴书”都一字不差地写着：“恭戴今大总统袁世凯为中华帝国皇帝，并以国家最上完全主权奉之于皇帝，承天建极，传之万世。”12月11日中午，当袁世凯接到参政院“推戴书”时，故作“谦让”，说什么“今若帝制自为，则是背弃誓词”。当天下午，参政院再度“劝进”，袁世凯不再辞让，一刻钟内，参政院拿出好像当场写成两千余字的“推戴书”，称颂袁世凯有“经武”（创练新军）、“匡国”（镇压义和团）、“开化”（办新政）、“靖难”（绞杀辛亥革命）、“定乱”（镇压“二次革命”）、“交邻”（卖国外交）六大“功烈”；而且“元首当视乎民意为从违”，既然今日“国民厌弃共和，趋向君宪，则是民意已改，国体宜变”，“民国元首之誓词，当然消灭”。于是，袁世凯在“尊重民意”的旗号下，大言不惭地说：“天下兴亡，匹夫有责，予之爱国，讵在人后？” 12月13日，袁世凯在居仁堂受文武百官朝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以1916年为“洪宪元年”，并定元旦举行“中华帝国皇帝”的登基大典。
稍后，梁启超鞭辟入里地揭露了袁世凯的所谓“民意”，究竟是些什么东西。他说：“自国体问题发生以来，所谓讨论者，皆袁氏自讨自论；所谓赞成者，皆袁氏自赞自成；所谓请愿者，皆袁氏自请自愿；所谓表决者，皆袁氏自表自决；所谓推戴者，皆袁氏自推自戴。”“质而言之，此次皇帝之出产，不外右手挟利刃，左手持金钱，啸聚国中最下贱无耻之少数人，如演傀儡戏者然。”“其丑态秽声播于社会者，何啻千百万事！”
护国战争
袁世凯倒行逆施，爬上皇帝宝座，是袁世凯反革命权力的顶峰，也使他临近死亡的深渊。
以袁世凯为代表的大地主大买办阶级专政，对中国人民实行了残酷的政治压迫和经济剥削。这个政权大搞特务警察统治，“京畿军政执法处”“京师警察厅”等机关，豢养了一批秘密侦探，随意抓人杀人；各省也先后成立了“军法处”“探访局”之类特务机关，镇压革命人民。袁世凯连续颁布《暂行新刑律》《戒严法》《治安警察条例》，剥夺了《临时约法》规定的人民享有“非依法律不得逮捕、拘禁、审问、处罚”和“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等各项基本权利。《报纸条例》及《出版法》的公布，又使特务警察机关可以随便用“妨害治安”等理由查封报社、报纸，逮捕编辑、记者，钳制人民思想，扼杀革命舆论。帝制复辟甚嚣尘上之时，北京城厢内外警探密布，茶馆、饭店等公共场所，遍贴“勿谈政事，致干严究”的纸条。警官崔启勋愤懑难抑，信笔写了一副对联“匹夫创共和，孙中山不愧中华先觉；总统做皇帝，袁项城真乃民国罪人。”有人投书告密，崔启勋即被袁世凯处决。袁政府还在经济上横征暴敛，各种苛捐杂税，比清朝有过之而无不及。1914年春下令恢复旧税，增收新税。这一年底又下令清丈全国地亩，扩大搜括田赋。据统计，从1913年到1916年，印花税增加八倍，烟税增加三倍，统捐、统税竟增加了六十倍。
人民群众忍无可忍，全国各地农民奋起抗争。其中，规模最大的是白朗起义。白朗（1873—1914），字明心，河南宝丰县大刘庄人。1912年率领几百农民武装在河南中部起义。第二年春，他提出“打富济贫”的斗争口号，号召饥民参加起义队伍。不久，一举攻克禹县。此后，转战河南、湖北、安徽、甘肃、陕西五省，队伍扩展至几万人。1914年，受孙中山派来的联络人员的启导，白朗将部队改称“公民讨贼军”，以“逐走袁世凯，建立完美之政府”为战斗目标。袁世凯惊慌失措，派二十万大军进行“围剿”，甚至雇用西方帝国主义分子驾驶飞机，跟踪追击。声势浩大的白朗起义，虽然在1914年8月失败了，但它削弱了袁世凯的反动统治。
不畏军阀大刀，中国人民誓死反对“二十一条”
日本提出“二十一条”和袁世凯卖国的消息传出后，人民愤怒地将5月9日定为“国耻纪念日”，掀起大规模反日爱国运动。上海码头工人首先举行罢工，散发传单，反对日本侵略和袁世凯卖国；各界人民组织“反日同志会”，号召全国抵制日货，不忘国耻。各地日资企业工人，不顾军阀镇压，奋起罢工。北京、汉口等地人民，上街游行示威。爱国学生集会演讲，甚而“刺血上书”“断指自誓”，宣传救亡。斗争从通都大邑发展到穷乡僻壤，海外华侨也纷纷谴责卖国政府。中国人民的英勇斗争，沉重地打击了日本帝国主义及其走狗，使得“二十一条”从一开始就未能生效。
“二次革命”失败后，孙中山流亡日本，他不以挫折而灰心，不以失败而退怯，1914年7月8日，在东京组织中华革命党，号召革命党人“协力同心，共图三次革命”。这个党声明“以实行民权、民生两主义为宗旨”，“以扫除专制政治，建设完全民国为目的”。 这是资产阶级各派中反袁斗争最坚决的力量。中华革命党不断派遣党员，在上海、山东、江苏、广东等地联络军队组织反袁暴动，并于1915年12月在上海发动肇和军舰起义，炮轰制造局，分兵进攻警察署和电话局；但因提不出明确的反帝反封建纲领，在组织形式和活动方式上成了脱离群众的“秘密团体”，重犯了单纯军事冒险的错误，所以未能在国内政治生活中发挥较大的作用。以黄兴为代表的另一批国民党人，因不赞成用按指模和立誓“附从孙先生再举革命”的入党条件，拒绝参加中华革命党，而另组“欧事研究会”，进行反袁活动。总体上说，代表民族资产阶级的革命党，并没有取得全国反袁斗争的领导权。
正当反袁怒火在全国越烧越旺之时，袁世凯却火上加油，悍然称帝。尽管他在称帝之日，颁发禁令，杀气腾腾地威吓人民说，谁敢反对他做皇帝，谁就是“背全体国民之公意”。但是，各地人民并没有为其淫威吓倒。陕西哥老会提出“保护共和，推翻帝制”的口号，发布讨袁檄文，集结十八股有快枪、马炮的队伍，转战渭河流域。河南人民继白朗之后，又一次起兵讨袁。山东各县人民在革命党配合下，纷纷暴动。各省新军的中下级军官，对袁世凯称帝也愤激异常。
在全国反袁怒潮高涨的基础上，“护国运动”应运而生。1915年12月25日，即袁皇帝“登极”前一个星期，云南省宣布独立，蔡锷等组成“护国军”，点燃了护国战争的火把。
进步党本是袁世凯的附庸。但是，当梁启超1915年初确悉袁世凯要复辟帝制时，他判断帝制必败，因而谢绝二十万元重赏，不愿入其彀中。8月，帝制丑剧紧锣密鼓，梁启超发表了著名的《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一文，公开表明自己的反袁立场，在当时产生了相当大的舆论影响。及至全国反袁斗争风起云涌，袁的败亡指日可待时，梁启超就与蔡锷策划，发动护国运动。蔡锷（1882—1916），字松坡，湖南邵阳人，是梁启超在湖时务学堂的学生，辛亥革命时在云南响应起义，任都督，后被袁世凯软禁于北京，是一位有才干的军事家。在梁启超秘密策划下，1915年12月初，蔡锷潜渡日本，再经香港转赴云南，联合一部分中下级军官和反袁的国民党军人李烈钧等，组成“护国军”，12月25日宣布云南独立。1916年1月，护国军分三路向四川、贵州、广西进兵，讨伐袁世凯。
云南独立后，袁世凯向外国公使保证，该省兵力有限，六个月以内准可完全扑灭。然而，时局的发展和袁世凯的预料完全相反。1月27日，贵州宣布独立，3月15日，广西宣布独立。三省联成一气，再加上广东军阀龙济光，于5月合组“护国军军务院”，以唐继尧、岑春煊为正副抚军长，与袁世凯政权对抗。袁世凯色厉内荏，一面派北洋军在各地加紧“戡乱”，一面乞求资本主义列强特别是日本的支持。但是，忙于大战的欧洲资本主义列强，无力兼顾远东，救不了袁世凯的命。狡猾的日本眼见袁政权朝不保夕，决定将它一脚踢开，另在反袁势力和其他北洋军阀头目中扶植新的统治工具。日本政府不但插手护国军和中华革命党人领导的反袁运动，与冯国璋暗中联络，公开指责袁世凯称帝“妨碍了东亚和平”，而且串联各国拒绝接受使用“洪宪”年号的外交文书。袁世凯走投无路，只得对外称中华民国，对内用“洪宪”纪年，被人们戏谑为“中西合璧”的“总统皇帝”。“太上皇”脸色变了，走狗只好自寻退路。2月25日，袁世凯被迫宣布延缓“登极”。
这时，北洋军阀内部也开始分化。袁世凯手下的两员大将段祺瑞和冯国璋，原来都以总统继承人自许，期望有朝一日能接袁世凯的班。袁世凯称帝，使他们大失所望，因此不再唯袁之命是从，更不愿为帝制卖力。段祺瑞在一旁冷眼相看；冯国璋坐镇南京，与护国军暗通关节，并和江西将军李纯、山东将军靳云鹏等，联名密电袁世凯，要他取消帝制，交出权力。
袁世凯陷入人民反抗的汪洋大海，既失去了主子的信任，又失去了亲信的支持，惴惴自危，不得不于1916年3月22日宣布撤销帝制，23日颁令废止“洪宪”年号，总共当了八十三天短命皇帝。
帝制是撤销了，但袁世凯仍以“大总统”的名义发布命令，人民当然不答应。《十九省公民否认袁世凯冒称总统书》，痛斥袁世凯“不知有国民，不知有议会，不知有约法，不知有公论”，严正指出：“袁逆不死，大祸不止”。全国各地发出通电，要求审判袁逆的滔天罪行。袁世凯的心腹们见大势已去，为了保住地位，相继宣布独立。5月22日，他最忠实的鹰犬四川督军陈宧，也通电宣布“独立”。29日，湖南督军汤芗铭又宣布“独立”。这时，袁世凯众叛亲离，形影相吊，真正成了一名“孤家寡人”。他手里拿着一份份电文，汗流浃背，目眩头晕，从此一病不起。
1916年6月6日，袁世凯这个曾经自以为不可一世的大独裁者，在举国人民的反对和唾骂声中，可耻地死去了。正如毛泽东所指出的：“袁世凯想打老百姓的脚，结果打了他自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