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武昌起义和各地纷起响应的形势下，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统一全国革命的领导，巩固和发展已取得的胜利成果，根据同盟会的纲领，在南京建立了中华民国临时政府。而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则全力扶植和支持袁世凯，利用革命派内部存在的矛盾和弱点，通过种种阴谋诡计，窃取了革命果实，导致辛亥革命的迅速夭折。
南北议和
在武汉三镇被起义军攻占的第二天，清政府命陆军大臣荫昌率领由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的第一军，火速南下镇压；另―部分北洋新军组成的第二军，在军咨府正使冯国璋统领下，作为预备队，听候调遣。这些新军都是原由袁世凯一手编练起来的，不愿听从荫昌的指挥，所以第一军的行动非常迟缓。内阁总理大臣奕劻和协理大臣那桐、徐世昌感到局势异常严重，一再上奏清廷，要求立即起用袁世凯。帝国主义各国在相继宣布“中立”的同时，竭力催促清政府起用袁世凯。在内外一片“非袁莫属”的叫嚷声中，摄政王载沣不得不在1911年10月14日颁发谕旨，任命袁世凯为湖广总督，兼督办“剿抚”事宜，负责指挥湖北全省的军队和各路援军。
已经在河南彰德洹上村居住了两年多的袁世凯，一天也没有停止政治活动。他在“养寿园”内专门设置了电报房，时刻都在同朝廷内外的心腹爪牙暗通消息，密切注视着时局的变化。武昌起义消息传来，袁世凯知道清廷终将请他出来收拾残局。10月14日的谕旨中没有授予他更大的权力，因此他便以“足疾未痊”为托词，故意拖延，迟迟不起程。
袁世凯不出山，北洋军就不会卖力。10月16日，革命军攻占重要战略据点刘家庙，北洋军接连溃败，退至滠口。如坐针毡的奕劻赶忙派徐世昌潜赴彰德，力劝袁世凯抱病出征。袁世凯便通过徐世昌向朝廷提出六条要求：（1）明年召开国会；（2）组织责任内阁；（3）宽容参与武昌事变诸人；（4）解除党禁；（5）授予指挥水陆各军及关于军队编制的全权；（6）供给充足的军费。载沣再次向袁世凯让步，在10月27日连发四道谕旨，把荫昌调回北京，任命袁世凯为钦差大臣。拨出银一百万两充作湖北军费，让袁世凯的亲信冯国璋和段祺瑞分别统率第一军与第二军，并且命令所有赴援的海陆军以及长江水师等，均归袁世凯节制。
袁世凯大权一到手，立即以钦差大臣、湖广总督的名义，调兵遣将。正在这时，山西爆发了革命，驻扎在滦州的新军第二十镇统制张绍曾和第二混成协统领蓝天蔚进行兵谏，要求清廷改组皇族内阁，召开国会，实行宪政。与此同时，驻扎在石家庄的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又与山西革命军联合，成立燕晋联军，准备直捣北京。袁世凯为了稳定北京的局势，解除后顾之忧，一面派被吴禄贞撤职的原第六镇协统周符麟去刺杀吴禄贞，一面怂恿清廷任命张绍曾为宣抚大臣，离开滦州前往长江一带。他本人于10月30日赶到信阳，亲自督促北洋军反攻汉口。在冯国璋的直接指挥下，11月2日北洋军攻下汉口，把三十里街市付之一炬，对武汉人民犯下了滔天的罪行。
清廷为了缓和紧张的时局，在深州兵谏的第二天，以载沣的名义下了一道“罪己诏”，随后又宣布开放党禁，解散皇族内阁，颁布《宪法信条》十九条，改任袁世凯为总理大臣，要他赶快回京组织所谓“责任内阁”。袁世凯于11月13日到达北京，16日组织内阁完毕。不久，又在西方列强的支持下，迫令载沣辞职，退归藩邸。清政府的军政大权全部落到了袁世凯手中。
西方列强都为袁世凯的重新上台叫好。英国驻华公使朱尔典，在袁内阁成立之前致电英国外交部，要求为袁世凯的“新政府”捧场。英国外交大臣回电表示：“我们对袁世凯怀有极友好的感情和尊敬”，“这样的政府将获得我们所能给予的一切外交援助”。 法国驻华代办发出呼吁，要各国赶快出来支持袁世凯政府。德国、日本、沙俄等也通过各种不同的方式，表示了大致相同的态度。他们决定共同支持袁世凯绞杀中国革命。
诡计多端的袁世凯在尚未正式出山时，向南方的革命军放出了“议和”的气球。10月19日，他电令幕客湖北人刘承恩，以同乡关系向黎元洪游说。刘承恩通过张伯烈转告黎元洪“可与合作”之后，连续给黎元洪写了三封信，希望他能与袁世凯设法“和平了结”，保证对起义诸人“不独不咎既往，尚可定必重用，相助办理朝政”， 结果都没有得到答复。袁世凯在南下督师期间，又写信给黎元洪，增派海军正参领蔡廷干和刘承恩一同前往武昌诱降。刘、蔡在英国驻汉口领事戈飞（Herbert Goffe）的撮合之下，于11月10日到达武昌都督府，向革命军提出四项妥协条件：（1）清帝下罪己诏；（2）实行君主立宪；（3）赦开党禁；（4）皇族不问国政。革命军方面的代表宋教仁当场痛驳，严词拒绝。武汉的民众团体因憎恨袁世凯，到都督府前示威，刘、蔡只好怏怏而返。
革命军方面虽然反对实行君主立宪，但却看不清袁世凯的反动本质，想用中华民国第一任大总统的桂冠，从袁世凯手中换取廉价的共和。11月9日前黎元洪宣布，已有七个省都督同意成立共和国，推举袁世凯为第一任大总统。
几次接触，袁世凯感到采取政治攻势，诱迫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妥协，是完全可能的。但他又觉察到，光靠自己的力量还远远不够，所以一回到北京，即与各国公使连续密谈，要求出面干涉。他还亲自接见刚从刑部狱中释放的同盟会员汪精卫，假惺惺地表示对革命同情，并令其长子袁克定与汪精卫结拜为兄弟，让汪精卫在革命军内部为他充当说客。11月15日汪精卫伙同杨度宣布成立“国事共济会”，谋开和议，他还担任同盟会京津支部长，到处以“民党代表”的身份替袁世凯进行宣传，说什么“中国非共和不可，共和非公（袁世凯）促成不可，且非公担任（总统）不可”。
为了迫使革命军早日就范，朱尔典在同袁世凯多次密商后，11月26日致电戈飞，令他设法向革命军方面转达袁世凯停战议和的意愿。袁世凯则在同一天命令冯国璋猛攻汉阳，向革命军施加军事压力。第二天北洋军攻陷汉阳，并架炮隔江轰击武昌都督府。黎元洪急忙逃到离武昌九十余里的葛店。慌乱异常的湖北军政府在12月1日同意从12月3日起停战三天。
北洋军攻陷汉阳，虽使革命军的锐气一时受挫，但并未能阻止全国革命运动的继续发展。12月2日江浙联军攻占南京后，东南各省的形势为之一变，南北双方仍保持着对峙局面。
经过一段时间的秘密活动，南北双方开始公开的全面和谈。袁世凯的全权代表唐绍仪12月17日到达上海，第二天同南方各省的全权代表伍廷芳在英租界市政厅正式谈判。从18日到31日的十四天里，双方举行了五次会议，谈判内容主要是停战、国体和召开国民会议问题。双方的公开谈判都是做得表面文章，实质问题的交涉均在幕后进行的。在立宪派的代表人物张謇的撮合下，唐绍仪和黄兴等进行多次密谈，共同约定只要袁世凯逼迫清帝退位，即推举他为共和国的第一任大总统。喜不自胜的张謇，马上密电袁世凯，告诉他：“甲日满退，乙日拥公，东南诸方一切通过”，希望他“奋其英略，旦夕之间勘定大局”。
袁世凯知道，所谓召开国民会议以解决国体，只不过是个形式问题。因此他在12月27日接到唐绍仪的电报之后，当天就要求清廷召集宗室王公，对国体问题表态。在他的要求与恐吓下，清廷被迫表示同意。他立即电令唐绍仪同伍廷芳讨论各个省区代表的选举方法。就在这时，南方各省代表决定在南京成立临时政府，推举孙中山为临时大总统，使袁世凯受到猛烈的一击。于是，南北双方的斗争又改换了一种新的方式。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
随着武昌首义成功和各省区奋起响应，无论是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还是立宪派和旧官僚，都在积极为建立一个由自己控制的中央政府进行各种活动。
宋教仁等资产阶级革命派根据同盟会的一些规定，认为革命的领导权必须掌握在革命党人之手。宋教仁对未能及时赶到武昌领导起义，以致使黎元洪当上首义之区的都督，深为悔恨。为了削弱黎元洪的权力和影响，宋教仁力劝黄兴到南京去率领第九镇新军起义，夺取东南诸省，黄兴没有同意。在溯江而上的途中，他又同黄兴多次商讨，准备到达武汉后先行成立军政府，即以黄兴主持其事，结果也未成功。但他并没有因此气馁，从武汉回到上海以后，仍进行多方联络，从事中央政府的筹划组织工作。
作为首义之区都督的黎元洪，在11月7日致电各省，征询组织中央政府的意见，两天之后，他又通电各省，要求各都督府迅速派员到武昌商议成立中央政府问题。江浙方面也不甘落后，11月12日汤寿潜、程德全、陈其美等用江苏、浙江两省都督府的名义致电各省，要求速派代表赴沪会议。由于战事关系，黎元洪11月9日的电报，在不少省区都有耽搁，浙江、江苏、福建、湖南、直隶、山东、河南等省区都派代表到上海参加会议，只有江西、广东和广西等几个省区，才派代表径赴武昌。11月15日，到达上海的代表召开第一次会议，正式确定会议名称为“各省都督府代表联合会”。20日又议决，承认湖北军政府为民国中央军政府，以鄂军都督执行中央政务。武昌方面对此表示异议，指出：“既以湖北为中央军政府，则代表会亦自应在政府所在地。” 并派居正和陶凤集赶到上海，要求代表会在武汉举行。各省代表商定，除每省留一人在上海联络声气外，其余的代表均赴湖北，讨论组织临时政府事宜。
11月30日至12月7日，各省代表在汉口英租界顺昌洋行开会八天，通过了有四章二十一条的《临时政府组织大纲》，接受袁世凯提出的继续在全国范围内停战十五天的建议，同意由袁世凯所派代表唐绍仪与黎元洪或其所派代表进行和谈，并且议定了和谈的四项条件：推倒清政府，主张共和政体，礼遇旧皇室，以人道主义对待满人。12月4日，各省代表得知南京已被江浙联军攻克，一致决定临时政府设于南京，各省代表到南京去召开临时大总统选举会，有十个省以上的代表到达，即可选举。
汉阳的失守和南京的光复，相对地削弱了武昌方面的影响，增强了上海方面的地位。宋教仁和陈其美等人出于维护同盟会革命领导权的目的，组织留在上海的各省代表，以投票的方式选举黄兴为大元帅，黎元洪为副元帅，作为全国统一的首脑。黄兴因为新败于汉阳，刚回到上海，所以一再推辞。黎元洪不甘居于黄兴之下，来电要求取消。12月17日，各省代表在南京复行集议，推举黎元洪为大元帅，黄兴为副元帅，并议决黎元洪暂住武昌，由黄兴代行大元帅职权，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黎元讲来电表示赞成，黄兴在各省代表的催促下，勉强同意赴南京就职。就在这时，黄兴接到孙中山即将回国的确信，便继续留在上海，等候孙中山归来后再行决定。
武昌起义爆发时，孙中山正在美国北部的科罗拉多州筹募革命经费。10月12日，他在丹佛城从美国报纸上得悉武昌已被革命军占领，非常兴奋。他本想立即横渡太平洋回国，亲自指挥革命军作战，但又考虑到，“此时吾当尽力于革命事业者，不在疆场之上，而在樽俎之间，所得效力为更大也。故决意先从外交方面致力，俟此问题解决而后回国。” 在孙中山看来，列强同中国关系最大的有美、法、英、日、德、俄六国，而可以举足轻重的是英国。因此，他放弃了在美国筹款的计划，从纽约转赴英国，从事外交活动。11月11日到达伦敦后，他首先同四国银行团商谈停止对清政府的贷款问题，没有结果。他又托人向英国外交大臣葛雷（E．Grey）交涉，提出要求：（1）停止给清廷一切借款；（2）制止日本援助清廷；（3）取消各处英属政府对他的放逐令，以便取道回国。英国政府只是在口头上表示同意。孙中山还以中国革命政府的名义，分别向四国银行团和英国汇丰银行商洽借款，都没有成功。
辛亥革命爆发后宫崎滔天欢送孙中山回国
12月25日，孙中山回到上海，受到以黄兴为首的革命党人和许多市民的欢迎。当时到处都在传扬孙中山从国外带来巨资，所以中外记者拥着向他提问。他向中外记者庄严宣告：“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
孙中山以其对中国革命事业的卓越贡献，赢得了全国人民的尊敬和信任。他回来后，全国各界一致呼吁，要选举他为大总统。在同盟会的高级干部会议上，他也被共同推定为大总统的人选。12月29日，十七省代表在南京举行临时大总统的选举，每省一票，孙中山以十六票的绝对多数当选。
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
1912年1月1日上午，孙中山由上海乘专车去南京赴任，当天下午到达南京，举行了隆重的就职仪式。他在誓词中说：“颠覆满清专制政府，巩固中华民国，图谋民生幸福，此国民之公意，文实遵之，以忠于国，为众服务。” 在就职宣言书中，他提出以实现民族统一、领土统一、军政统一、内治统一、财政统一作为行政方针。 3日，他又提出了临时政府组成人员名单，经过各派政治力量之间的几次角逐，最后确定了九个部的总次长人选。同一天，各省代表会议又选举黎元洪为副总统，28日成立参议院，在各省都督府正式派出代表以前，暂由各省代表会议的代表充当议员。
在南京临时政府中，除孙中山总掌全部军政大权外，陆军总长兼参谋长黄兴权力最重，是孙中山的主要助手。外交总长王宠惠、教育总长蔡元培也是同盟会员。其他六部的总长虽分别由立宪派和旧官僚充任，但他们都未到南京就职，实际部务均由担任次长的革命党人负责。具有立法权的参议院，共有议员四十三人，同盟会员占三十三人，自治学社一人，与革命派有密切联系的士绅一人，立宪派只有八人。因此，南京临时政府表面上是革命派、立宪派和旧官僚的联合，实际上是一个由革命党人主持的革命政权。
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后，制定和颁布了一系列政策和法令，在政治方面，要求全国统一，反对民族压迫与民族分裂，努力扫除封建官场的腐朽恶习，规定无论官阶大小，都穿同样的制服，领取相等的津贴，革除“大人”“老爷”一类的称呼，在政府内部以官职相称，在社会上则改称“君”或“先生”。还禁止种植罂粟和吸食鸦片，劝禁妇女缠足，并限定在二十天以内，男人一律剪除发辫。此外，参议院还根据孙中山的提议，通过了女子有参政权的议案，公开宣布妇女可享受同男子一样的政治权利。
在振兴实业方面，南京临时政府采取了不少具体措施。如设立实业部，各省成立实业公司，确定经济政策，统筹进行方法。凡是商人呈请开办厂矿者，都予批准，力为保护。在发展教育方面，南京临时政府也作了不少努力。教育部建立不久，颁布了一系列法令，对清末的教育进行一些重要改革。规定各级学堂一律改称学校，监督、堂长改称校长；初等小学男女同校；可以为女子另设中学和职业学校；小学废除读经科，高等小学以上体操科要注重兵式体操等。蔡元培还专门写了《对于教育方针的意见》，把清朝学部提出的忠君、尊孔、尚公、尚武、尚实的教育方针改为军国民教育、实利教育、公民道德、世界观、美育五项。这样的教育方针，是对清政府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教育的否定，对后来中国教育的发展也产生过很大影响。
当然，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南京临时政府还存在许多弱点。例如，对外主张关税自主，废除领事裁判权，但又继续承认清政府与帝国主义各国签订的所有不平等条约，负责“偿还”清政府所借的一切外债和赔款，对帝国主义列强在中国的种种特权一律加以保护，企图以此来换取对“中华民国”的承认。在内政方面，南京临时政府始终未能触动封建主义的土地制度，广大农民群众的迫切要求根本没有得到满足。然而，即使是这样一个政权，帝国主义和封建买办势力也不能容忍，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
袁世凯窃国
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使袁世凯大为恼怒。他宣称唐绍仪逾权，“且协约未决，南人先组织政府，公举大总统，有悖协约本旨”。 对商定的关于召开国民会议的各项办法，一概拒绝承认。又唆使北洋喽啰段祺瑞、冯国璋和姜桂题等人发表通电，反对民主共和，主张君主立宪，要求清朝王公贵族拿出钱来，继续同革命军作战。一阵刺耳喊战之声，甚嚣尘上。
帝国主义为了把新生的南京临时政府扼杀在摇篮中，也同袁世凯紧密配合。他们不仅拒绝承认南京临时政府，声称希望袁世凯来解决“南北争端”，而且继续把海关收入交给清政府支配，分文不给南京临时政府，更不提供任何贷款。他们援引《辛丑条约》的有关条款，派兵进驻京奉铁路京榆段（从北京至山海关）沿线，以阻遏北方各省的革命运动，对南方的革命党人施加压力。
面对国内外反动势力的战争叫嚣和鼓噪，部分革命党人坚决主张进行抵抗，要求孙中山当机立断，誓师北伐。混入革命阵营的立宪派和旧官僚，则极力从中进行阻挠。也有些革命党人则认为，只要共和国成立，得到列强承认，革命就算成功，至于谁当总统、执掌大权，那是次要问题。正是在这种思想指导下，他们一再强调经济困难，缺少军事力量，对斗争胜利的信心不足。汪精卫、胡汉民都提出要孙中山向袁世凯妥协，连黄兴也在给汪精卫的信中表示：“和议若不成，自度不能下动员令，惟有剖腹以谢天下。” 并极力劝告孙中山“毋使我辈负诺”。在这种情况下，革命阵营内部的妥协势力，有增无已。
美国侵略军在上海登陆，对革命军进行威胁
其实，袁世凯并不真想同革命军继续作战，他之所以耍弄这套把戏，无非是想从革命党人手中勒取对自己更为有利的条件而已。因此，南北双方的议和虽然表面上陷于停顿状态，但实际上仍在进行秘密交涉。唐绍仪辞去全权代表职务，却以袁世凯个人密使的身份出现，照旧同革命党人频繁往返。1月14日，袁世凯的心腹梁士诒在给唐绍仪的密电中提出：“前云孙君肯让袁君，有何把握，乞速详示。” 唐绍仪通过伍廷芳把这封电报转给孙中山，要孙中山对此明确表示态度。
孙中山是一位杰出的资产阶级革命家，他当然知道袁世凯是个巨奸大憝，把建立民国的责任托付给他是靠不住的，但在如何对待袁世凯的问题上，他无法顶住中外反动势力施加的重重压力，也不能冲破革命阵营内部妥协势力的包围，不得已于1月15日致电伍廷芳，再次表示：“如清帝实行退位，宣布共和，则临时政府决不食言，文即可正式宣布解职，以功以能，首推袁氏。” 以此作为对梁士诒密电的答复。
袁世凯见大总统的位子确实已有把握，便马上转手利用革命的威势进行“逼宫”。1月16日，率同全体阁员上奏，要求皇太后和皇上召集皇族，密开果决会议，统筹全局，速定方针。隆裕太后接到奏折，即于17日和18日连开皇族御前会议讨论。在会上，只有奕劻和溥伦等少数人赞成共和，良弼、铁良、载沣等多数人极力反对，几番争吵，毫无结果。
袁世凯不仅逼迫清帝退位，还想推倒南京临时政府。他在征得朱尔典的同意后，19日派赵秉钧、梁士诒、胡惟德为代表，列席隆裕太后召开的第三次御前会议，提出北京政府和南京临时政府同时取消，由他在天津另立“临时统一政府”的主张，并且电告伍廷芳，要南京临时政府在清帝退位后的四十八小时内解散。他想以这种方式形成自己统一全国，独掌大权的局面。结果事与愿违，王公贵族几乎一致反对，连溥伦也站到了反对共和的王公贵族一边。1月22日孙中山则发表声明，指出：“文前此所云于清帝退位时，即辞临时大总统之职者，以袁世凯断绝清政府一切关系，而为中华民国之国民，斯时乃可举袁为总统也。” 从而把南北议和的真相公诸全国。
主要由王公贵族中的少壮派组成的宗社党人看到孙中山的声明，对袁世凯更加愤恨，指责他欺负孤寡，甘当王莽的后裔。为了防止遭到宗社党人的暗算，袁世凯除调第三镇曹锟的一部分新军驻扎天坛以外，还接见中外记者，声称他绝对没有攫取总统之心。孙中山得到这个消息，非常生气，即于1月29日致电伍廷芳，痛斥袁世凯的“种种失信”，并指出：“若因此而再起兵衅，全惟袁世凯是咎，举国军民，均欲灭袁氏而后朝食。”
阴险狡诈的袁世凯感到两面受挫，处境极窘，立即在暗地里加紧“逼宫”的步伐。在他的授意下，不久前还通电主张君主立宪的段祺瑞，1月26日领衔以前线四十六名将领名义致电清廷：“恳请涣汗大号，明降谕旨，宣示中外，立定共和政体”。 山西巡抚张锡銮、河南巡抚齐耀琳、署理直隶总督张镇芳、出使各国的外交官刘玉麟、沈瑞麟等也都纷纷电奏，要求清廷实行共和。恰在这时，宗社党首领良弼被革命党人彭家珍炸死，更使王公贵族人人胆落。隆裕太后万般无奈，2月3日授予袁世凯全权，要他同南京临时政府磋商退位条件。
经过南北双方的多次交涉，2月9日确定了“优待条件”八款，规定清帝退位后，其尊号仍存不废，民国待以外国君主之礼；皇室费用每年四百万元，由民国拨给；清帝暂住故宫，日后移居颐和园；其原有私产，由民国负责保护等。隆裕太后接受了这些条件，于2月12日宣布退位，颁发退位诏书。
在清帝宣布退位的第二天，孙中山向南京参议院提出辞职咨文，推荐袁世凯继任大总统。为了使袁世凯离开其经营多年的北京老窝，置于南方革命党人的监督之下，孙中山特意在咨文中附带提了三个条件：（1）临时政府设于南京；（2）新总统到南京就职时，大总统及国务员再行解职；（3）新总统必须遵守颁布的一切法律和章程。
2月15日，南京参议院选举袁世凯为第二任临时大总统，孙中山在18日派蔡元培为专使，汪精卫、宋教仁等为欢迎员，前往北京迎接袁世凯南下就职。狡猾的袁世凯为蔡元培等人举行了隆重的欢迎仪式，给予热情招待，表示极愿南下，一俟拟定留守之人，即可就道。又装腔作势地与陆军各统制和民政首领协商留守人员，甚至讨论南下的路线。可是，29日的傍晚，在他指使下，陆军第三镇的部分士兵发动兵变，在东城和前门一带肆行焚掠，并冲入迎袁专使蔡元培的住处，把行李和文件等物掳掠一空。3月1日，天津和保定也发生军队哄抢事件，这些都是袁世凯事先布置的。京、津、保的商务总会齐声喊叫，请求袁世凯拒绝南下，北洋将领联名通电，主张把临时政府设在北京。各国驻华公使则以保卫使馆为名，先后从外地调兵入京，一时把北京的形势搞得十分紧张。袁世凯便以此为借口，说南下就职“暂难办到”。蔡元培识不破袁世凯的阴谋诡计，电请南京临时政府对袁世凯进行迁就。孙中山只好同意袁世凯在北京就职。
袁世凯指使发动“兵变”后的情景
孙中山提出的三个条件已有两条失效，但他仍对第三条抱有希望。在他的亲自主持下，南京参议院用一个月的时间起草了一部《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共七章五十六条，3月11日正式公布。这个约法规定：“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而“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确立了行政、立法和司法三权分立的原则。政权的组织形式改为内阁制，内阁直接向国会负责，全体国务员与临时大总统组成行政机关，行使行政职权。同时，这个约法还规定，全国人民一律平等，都有人身、财产、营业、言论、出版、集会、结社、通信、居住、迁徙、信仰等自由，均能享受请愿、陈诉、考试、选举和被选举等民主权利。尽管这个约法所体现的是资产阶级的意愿和利益，不能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但是，具有资产阶级共和国宪法的性质，是有进步意义的。然而，它只是纸面上的东西，孙中山想在没有任何武装力量和政权为后盾的情况下，用它去约束袁世凯，那是无济于事的。
3月10日，袁世凯如愿以偿地在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职，宣读了“发扬共和之精神，涤荡专制之瑕秽，谨守宪法”的誓词，任命唐绍仪为总理，负责组织第一届内阁。他把内政、外交、陆军和海军四个主要的部，都交由自己的心腹爪牙主管，只把教育、农林、工商和司法四部，分别让同盟会员蔡元培、宋教仁、陈其美和王宠惠担任总长。而握有军权的黄兴则被任命为南京留守府的留守。孙中山在4月1日正式解职，临时政府陆续北迁，辛亥革命的胜利成果，至此便落入袁世凯的口袋。正如毛泽东精辟地指出的：辛亥革命有它胜利的地方，也有它失败的地方。“辛亥革命把皇帝赶跑，这不是胜利了吗？说它失败，是说辛亥革命只把一个皇帝赶跑，中国仍旧在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的压迫之下，反帝反封建的革命任务并没有完成。”
中华民国首届内阁（唐绍仪任总理）
推翻帝制，建立共和，这虽然是辛亥革命的伟大胜利，但是，由于领导这次革命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害怕触动资本主义列强，反封建也很不彻底。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的侵略地位和特权，丝毫没有触动；地主买办的权势，依然保持；中国人民仍旧在资本主义列强和封建势力两座大山压迫下。一句话，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地位和半殖民地半封建的性质，根本没有改变。因此，辛亥革命终究归于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