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资产阶级革命派积极开展与改良派的论战，组织频繁武装起义的同时，广大人民群众以抗捐抗税和抢米等形式进行的自发反抗斗争，遍及大江南北、大河上下，形成了强大的声势。有各阶层人民参加的收回铁路、矿山利权的爱国运动也蓬勃兴起，并发展为大规模的保路运动。这些群众自发性的反抗斗争和爱国运动，使清朝的封建统治处于四面楚歌之中，加速了它的覆亡。
群众自发斗争的高涨
随着封建剥削与压迫的日益加重和帝国主义侵略的步步深入，人民群众自发的反帝反封建斗争犹如燎原之火。这种反抗斗争，更多地表现为抗捐抗税和抢米风潮。
帝国主义在《辛丑条约》中，虽然给清政府规定了严厉镇压反洋教斗争的条款，但人民群众的反洋教斗争，仍然连绵不断。1904年至1908年，见于《东方杂志》上记载的“闹教”案件，就有三十五起（实际上远不止此数字）。特别值得注意的是，这一时期的反洋教斗争，或者公开提出“扫清灭洋”的口号，或者是被清朝统治者所称为“仇教戕官”的活动，表明群众已经从义和团运动中吸取了经验教训，开始自发地把反帝反封建两大任务联系起来。
抗捐抗税斗争，本是农民群众反抗剥削压迫的传统形式，二十世纪初年，则激化为普遍的群众运动。生活陷于绝境的农民，在忍无可忍的情况下纷纷起来“闹捐抗税”，闯进大户家“吃排家饭”，以至进城抢米事件，连续几年不断发生。到1910年，仅长江中下游各省发生的“抢米”事件，就有五十余起，而以湖南长沙的抢米风潮规模最大，影响又广。
1909年至1910年，湖南沿洞庭湖各州县遭受水灾，长沙以南又逢旱灾，粮食供应本省已经发生很大困难。而官僚、地主和投机商人见有利可图，乘机抢购，囤积居奇，或把粮食偷运出境，牟取暴利。英、美、日等外国洋行商人又贿赂湖南巡抚岑春蓂，并报经清政府外务部批准，签订照约，组织奸商到产米区直接收购。他们勾结一批外地奸商，专门从事走私贩运，把大批粮食运往广东或者其他大城市高价出售，致使湖南的米价猛涨。1910年春，由常年每升二三十文涨到七十文。4月上旬，长沙的粮食更为短缺，米价一日数变，因而人心惶恐，形势紧张。
4月11日，长沙米价每升涨达八十文。南门外挑水工人黄贵荪上一天才挣来八十文钱，他的妻子全部带上到一家碓坊买米，因其中夹杂着数文不通行的制钱，碓坊挑剔不收。当天傍晚，她乞得数文通行的制钱再去买米，可是米价又上涨了五文。她非常气愤，丢下孩子投水自尽。黄贵荪赶来，悲愤不已，也把孩子全都扔入水中，他自己也投水而死。这个消息传开，震动了长沙全城。
12日上午，湖南巡抚岑春蓂被迫出示压价，使米价一度降到每升七十文。但下午米价仍旧回升。南门外有一个老年妇女，拿着七十四文钱到碧湘街一家碓坊去买米，米价已涨到每升七十六文，她回家凑足再来，又涨到七十八文。她怒斥碓坊无理，周围的群众也纷纷赶来打抱不平。碓坊老板大肆咆哮，群众便在木匠刘永福的带动下，捣毁了这家碓坊。第二天，岑春蓂派巡警道赖承裕前往镇压。群众对刘永福被官府抓走十分愤怒，围打前来镇压的军警。围打的群众和城厢内外饥民数万人，拥入巡抚衙门，要求释放刘永福，并齐呼：“抚台给我饭吃！”他们捣毁了辕门、照壁、石狮。城厢内外的碓房和米店，也被一抢而空。岑春蓂下令巡防营开枪，当场打死群众多人。14日凌晨，愤怒的群众放火烧了巡抚衙门，形成了震动全国的抢米风潮。
在斗争过程中，群众深切感到，洋商盗运粮食是造成长沙米荒的重要原因，所以从4月15日晚开始，就把斗争的目标转向外国侵略者。他们赤手空拳，先后焚烧和捣毁了在长沙的一些外国教堂、洋行、银号和巡捕局等。
抢米风潮的迅速发展，使清朝封建统治者十分震惊。岑春蓂被革职，署理巡抚杨文鼎除了调兵对群众进行残杀以外，还准许地主士绅任意枪杀。即使这样，清政府仍不放心，又从湖北调来两营巡防队帮同镇压。英、美、日、法、德等国公使为维护其在湖南的侵略利益，也派遣军舰闯到长沙。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镇压下，平息了长沙的群众斗争。然而，湘阴、宁乡、益阳、岳州、澧州、浏阳、平江、湘潭、沅江等地，抢米风潮仍然不断发生。
官肥民瘦
在长沙发生抢米风潮后不久，山东莱阳地区又爆发人民群众的抗捐抗税斗争。
自从清政府宣布推行“新政”以后，各级地方官吏乘机加紧对人民搜刮。莱阳县令朱槐之以“办理新政”为名，除了向人民群众征收旧税捐以外，又巧立名目，增加了许多新税捐，诸如契纸税、户口税、文庙捐、油房捐、染房捐、线麻黄烟捐、牲畜捐等等，吏役在征收过程中还无休止地进行敲诈勒索。1909年发生歉收，1910年春又遭霜灾，莱阳地区“缺食者十居八九”，于是，人们便纷纷提出以历年积谷进行抵偿。
莱阳历年积谷，是原太平社社长曲老五等提议搞起来的。1880年，莱阳地区丰收，曲老五等提议积谷备荒，得到众人赞同。次年冬，以交纳税银一两者出谷一斗，共得积谷五千五百九十二石四斗，归各村社存储。1886年，该县劣绅怂恿县令傅锟把积谷变卖，从中侵吞巨款，仅以一万三千多吊存入天福当铺。1903年，劣绅王圻、于赞扬等又把此款改归自己开设的银号存放，生息几年，到1910年时反而只剩下四千余吊。人们见积谷被吞，感到“认重税必饿死，不认重税必诛死，与其坐而待死，不如斗而决死”。 因此，在曲诗文（曲老五之子）的领导下，掀起了抗税抗捐的斗争。
曲诗文，又作士文，莱阳柏林庄人。当县令朱槐之勒逼各捐时，城北八社联络一气，进行抵制，名曰“联庄会”，曲诗文被推为会长。1910年5月21日，他率同群众七百余人冲入县衙门，要求清还积谷。朱槐之见人多势众，答应在十日内算账，缺者追赔。两天后，数百名僧道也拥入县署，要求废除庙产提成，县令也满口答应。然而，朱槐之并不实践自己的诺言，第二天却请古现村水师营派兵四十名，逮捕数十名僧道，施加重刑；又调岔河王步青巡防营兵四十名，驻守县城，并下令捉拿曲诗文。激怒的群众焚烧了几个劣绅的家宅，抗税抗捐的队伍迅速扩大至数万人。
清政府嫌朱槐之对人民群众镇压不力，立即将他撤职，改任满人奎保为县令。奎保心狠手毒，一上任就恶狠狠地表示：“吾官可不做，而捐税必不可免；吾头可断，而曲诗文等不可不拿！” 并连电山东巡抚孙宝琦派兵前来镇压。6月28日，大批清军开到莱阳，在马连庄一带奸淫抢掠，无恶不作，当地群众鸣钟集合，拿起锄头和棍棒与清军接仗。7月3日，曲诗文在南岚村聚众起义，得到全县人民的热烈响应，队伍很快就发展到十几万人。6日，他率领起义队伍围攻莱阳县城，横刀跃马，亲自临阵督战，因武器落后，两日未克。登州镇总兵李安堂狡诈成性，表面上表示愿与曲诗文“和平解决”，暗地里却乘民军不备，进行夜袭。曲诗文率队与清军激战不利，逃离县境，起义失败。
群众的自发斗争，虽然与资产阶级革命派发动与领导的武装起义没有直接联系，但在客观上是相互支援的，都促进了革命声势的蓬勃发展，从而动摇了清朝封建统治的根基。
收回路矿主权的斗争
收回利权运动，是反对西方资本主义经济掠夺和清政府卖国行径的爱国运动，大多数是围绕着收回铁路和矿山主权而开展起来的。随着西方资本掠夺的深入和中国民族资产阶级力量的逐渐增长，收回利权的呼声日益高昂。
清政府为了推行“新政”，1903年9月允准招集商股设立铁路、矿务、工艺、农务等各项公司，并在这一年的11月由商部奏定《铁路简明章程》，规定各省官商只要经过商部批准，就可以自集股本，兴筑干路或支线。此后，各省的铁路公司陆续成立，商办铁路开始兴建。收回铁路权的斗争，也随之开展起来。
湘、鄂、粤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主权的斗争，是全国收回路权斗争的发端。早在1897年，三省绅商就要求自设公司，修建粤汉铁路，得到清政府的许可。因筹款不济，未得施工。1898年，清政府与美国合兴公司签订《粤汉铁路借款草合同》，1900年7月又签订借款续约，规定粤汉铁路归合兴公司承办，借款四千万美元，五年完成包括支路在内的全部工程，在此期间，美国不能将此合同转与他国及他国之人。湘、鄂、粵三省绅商对清政府出卖路权深为不满。而美国合兴公司又违反规定，从1902年起，把股票的三分之二卖给了得到俄、法两国支持的比利时资本家。到1904年秋为止，全部干路仍寸轨未铺，只修筑了从广州到佛山的一条三十二公里的支线。在这种情况下，三省绅商便掀起了“废约争路”的斗争。
1904年5月，湖南绅商致电湖广总督张之洞，力请废约，由湖南自行承办。10月，广东商务局举行会议，以“粤汉铁路由合兴公司转与他人，有背续约” 等为理由，决议力争废约。12月间，湖北绅商在给张之洞的呈文中坚决表示，美国合兴公司既然不能遵守五年完工及不得转与他人之约，三省绅商自应集股举办。三省留日学生则成立“鄂湘粤铁路联合会”，同样提出了废约自办的主张。此时，上海的报刊也不断发表消息和评论文章，声援收回粤汉路权的斗争。由于三省绅商要求收回粤汉铁路的呼声甚高，清政府经过与美国公司一年多的反复交涉，终于以六百七十五万美元的高昂代价，1905年8月得以收回粤汉铁路，交由湘、鄂、粤三省绅商筹款，分段修筑。
湘、鄂、粤三省绅商斗争的胜利，使江浙绅商受到很大鼓舞，因此，继粤汉铁路收回之后，反对借用外款，争取商办沪杭甬铁路的斗争，又进入高潮。
1898年10月，英国怡和洋行代表英国银公司与清朝铁路公司总办盛宣怀签订《苏杭甬铁路草约》四款，规定从苏州经杭州到宁波的铁路由英国银公司修建。但这个草约仅由盛宣怀画押，并没有报请清政府批准，也一直未签订正约。1905—1906年间，浙江与江苏铁路公司相继成立，一致要求将苏杭甬铁路收回自办。英国驻华公使萨道义（Ernest Mason Satow）却拿出存放了七八年的草约来进行阻挠，声称这项草合同应当立即切实照办，“该省绅商另拟各节，应作罢议” ，要求清政府迅速签订正式合同。两省绅商坚决反对，并积极筹集资金，1907年动工修筑从苏州到杭州的路段。英国新任公使朱尔典（John Newell Jordan）得到消息，便跑到外务部，指责清政府“有意失信”，要求下令停工。最后双方商定，将筑路与借款分为两事，路归江浙两省绅商兴建，而由英国贷款一百五十万英镑，按九三折扣交纳，常年五厘利息，以三十年为期，并聘用英国人为总工程师；同时，又把苏杭甬铁路的起点改为上海，同沪宁铁路连结在一起。这样，“商办”的名义虽然保持，实际上却仍受英国的控制。
这个“借款筑路”的消息一经传出，立即激起了江浙绅商、学界的极大愤怒。他们上书清廷，痛陈利害；致电川、陕、粤、鄂、皖、赣、滇、闽等省，请求援助。除此以外，江苏士绅举行会议，提出召开江浙协商大会，发起组织国民路矿公会，迅速设法招足股款等建议。浙江则组成公民拒款会，散发通告，列举借款筑路的害处，并宣布削去主持借用外款的京官汪大燮、吴士鉴、章梫、许宝衡四人的浙籍。1907年11月13日许多旅沪浙江士绅在一品香饭店举行集会，参加者当场认捐两千二百万两，单宁波一市就认了七百万两。同日下午，江苏绅民也举行集会，参加者大约有两千人。会上开列了一张愿意为苏杭甬铁路江苏路段捐款的名单，并筹得一笔约有十五万元的开办费。参加集会的许多学生都将自己的零用钱倾囊交出，用以购买铁路股票。由于江浙绅民的坚决反对，盛宣怀不敢再坚持原议，便与英国公使朱尔典勾结，将一百五十万英镑的借款，转归修筑从开封到徐州的铁路之用。
在江浙绅商“力拒外款”的时候，四川、直隶、安徽、云南等省的收回路权斗争也相继展开。有的是在外国资本没有侵入之前就以商办铁路预为抵制；有的是在外国资本刚刚侵入之时就群起力争，要求收回。1905年至1911年间，收回路权的斗争几乎遍及全国绝大部分省区。
收回矿权的斗争，首先是在山西爆发的。1898年，英国福公司通过贿赂山西巡抚胡聘之和山西商务局官吏贾景仁、刘鹗等人，订立了《山西开矿制铁以及转运各色矿产章程》，取得山西盂县、平定、潞安、泽州、平阳（今临汾西南）等地的煤、铁矿与石油的开采权。不久，矿区又被扩展到河南。山西人民坚决反对英国帝国主义掠夺矿权。1905年，太原的山西大学堂和中等学堂的学生纷纷罢课抗议，要求收回矿权，许多县的学堂学生群起响应。山西省的留日学生发表声明，提出“收回自办”的倡议，并派代表回国活动。从1906年初开始，山西绅商也参加了。他们一面以“全省士民”的名义致电清政府，要求取消与英国福公司所订的章程；一面筹款自办矿局，派代表晋京向外务部要求收回自办。经过反复交涉，福公司不得不于1908年与山西商务局订立《赎回英商福公司开矿合同》，同意由山西绅民用白银二百七十五万两将矿权收回。
在全国有影响的，还有安徽绅民收回铜官山煤矿的斗争。铜官山煤矿是1902年安徽巡抚聂缉椝私自卖给英国华伦公司的。1905年，因华伦公司自背约期，安徽绅民宣布原订合同作废，次年成立全省矿务公所，决定自办。1908年，华伦公司又勾结日本三井物产公司，合办铜官山煤矿，强迫清政府承认。安徽绅民群起反对，坚决要求将矿权收回。前后经过五年的斗争，终于迫使华伦公司在勒索了二万五千英镑的所谓“赔偿”之后，放弃了窃踞铜官山煤矿的企图。
除了山西、安徽两省以外，奉天、山东、四川、云南、湖北、台湾等省，也都发生了大大小小的收回矿权的斗争，虽然这些斗争没有达到目的，但对于帝国主义的侵略势力和清政府，都是有力的冲击。
保路风潮
粤汉铁路收回以后，清政府为了偿付合兴公司勒索的“赎款”，一时筹措不及，不得不向英国汇丰银行暂借，接受聘用英国工程师和准许英国日后有贷款的优先权等条件。这样，又给外国资本的再次渗透打开了缺口。所以事过不久，英、德、日等国就向张之洞提出，愿意为修筑粤汉铁路提供贷款。1909年3月，张之洞与德华银行订立了三百万英镑的湖广铁路借款合同。不久，英国和法国加入，组成了由英国的汇丰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和法国的东方汇理银行参加的三国银行团，6月与张之洞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鄂境川汉铁路借款草合同》（即湖广铁路借款），共计借款五百五十万英镑。美国也在1910年5月加入这项借款，三国银行团变成了四国银行团，决定对湖广铁路贷款六百万英镑，四国银行各出四分之一，并要求清政府迅速予以批准，签订正式合同。
名为借款筑路，实则出卖路权。所以，自从张之洞酝酿借款开始，两湖绅民议论纷纷，一致反对。1909年6月，湖南留日学生集会商议拒款方策，决定创刊《湘路警钟》杂志，以“专拟救济路权，监督路权，以达完全商办”为宗旨，旅居外省的湖南人先后致电军机处、邮传部、湖广总督和湘路公司，力拒借款。在上海和南京的湖南绅商，还分别组织“湘路保存会”和“保路协会”。湖南咨议局初选议员八百二十人也致函张之洞、邮传部和宪政编查馆，坚决表示反对铁路借款，决不承认。同时，为了证明湖南人能够自筑铁路，粤汉铁路的株洲至长沙路段于8月26日正式开工。
湖北人民拒借外债也非常激烈。湖北留日学生写信给湖北谘议局和汉口商会，要他们一定坚持商办，并派代表张伯烈、夏道南回国，进行广泛联络。11月，湖北铁路协会成立以后，多次召开讲演会，并派遣代表张伯烈、刘心源、宓昌墀等晋京请愿，在邮传部尚书徐世昌宅一连数日，不饮不食，终于迫使邮传部在1910年3月24日正式批准湖北设立商办粤汉、川汉铁路公司。
牵动人心的路事问题
英、法、德、美为了掠取中国的路权，蛮横地阻止清政府将粤汉与川汉铁路准归商办。1910年11月26日，四国公使照会清朝外务部，催促将借款事宜“从速了结”。1911年5月8日，皇族内阁成立，第二天即颁发谕旨，提出“铁路国有”政策，宣布“干路均归国有，定为政策”，从前批准的干路各案，一律取消。 5月18日，清政府又任命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首先将这两条干路“收归国有”。两天之后，就同四国银行团签订《湖北湖南两省境内粤汉铁路、湖北省境内川汉铁路借款合同》，规定借款总额为六百万英镑，年息五厘，以两湖厘金、盐税收入作担保，四国银行团享有这两条铁路的修筑权和延长时继续投资的优先权，满足了四国的各项要求。
清政府的卖国政策，激起了湖南、湖北、广东、四川四省绅民的极大义愤。5月13日，湖南绅商学界各团体散发传单，指出粤汉铁路是全省命脉所关，将来借债修筑，湖南人的生命财产就会全部操在外国侵略者手中，若不全力收回，后患不堪设想。第二天，各界在长沙教育总会召开全体大会，到会者一万余人，一致主张坚持完全商办，实力进行，并决定要求湖南巡抚杨文鼎奏请清廷收回成命。5月16日，株洲到长沙一带的万余名铁路工人停工进城，“沿途声言，如抚台不允上奏挽回，商须罢市，学须罢课，一般人民须抗租税”。 杨文鼎为了摆脱困境，勉为上奏，遭到清廷严旨申斥。全省绅民更加愤激，从6月16日起，数十所学校一律罢课。官府令各校监督召集上课，并派军警侦探日夜巡逻，也无济于事。咨议局推派左学谦和周广询为代表，再次赴京请愿，恰遇四川省的请愿代表、咨议局议长蒲殿俊被押解回籍。蒲殿俊对左学谦说：“国内政治，已无可为，政府已彰明昭著不要人民了。吾人欲救中国，舍革命无他法。我川人已有相当准备，望联络各省，共策进行。” 左学谦回到湖南，传达耳闻目睹的情况，各界便暗中增组机关，革命活动也在秘密进行。
5月11日，湖北咨议局刊发传单，在四官殿铁路公司召集军商学界开会，讨论拒款问题，到会者一千多人。议员演说路政损失的利害，听者无不悲愤交集。留日学生江元吉争路异常坚决，有一次在演讲台上竟用快刀割下自己左膀上的一块肉，在一块白布上血书“流血争路，路亡流血；路存国存，存路救国” 十六个大字。它被制成铜版，在全国各报登载。在湖北各界为咨议局议长汤化龙入京拒款争路饯别时，有人公然提出：“如腐败政府不允人民所请，不如推翻腐败政府。” 听者为之热烈鼓掌。尽管湖广总督瑞澂严禁集会，仍常有人发表关于路政国债的言辞激烈的演说。革命党人詹大悲和何海鸣分别在《大江报》发表题为《大乱者救中国之药石也》与《亡中国者和平也》的文章，为保路斗争呐喊助威。瑞澂阅后大怒，立即下令把詹、何两人拘捕，《大江报》被封闭。据当时的《时报》记载，川汉铁路宜昌地区股东由于索回原交股本，与该处公司发生冲突。宜昌知府派兵镇压，股东们便召集农民二千多人执械抗拒，打死清兵二十余人。
广东境内的粤汉铁路全属商股经办，股东又以南洋和美洲的华侨占多数，所以参加保路运动的不仅有广东的绅商，而且有许多爱国华侨。6月6日，广东粤汉铁路公司召开股东大会，决定万众一心，保持商办的局面。两广总督张鸣岐胆战心惊，急忙致电清廷，要赶快解决收股办法。
在两湖和广东的保路斗争迅速发展时，四川的保路斗争也起来了。6月17日，四川铁路公司在成都召开约有两千余人参加的大会，决定组织“保路同志会”，设参事会，由咨议局议长蒲殿俊为会长、副议长罗伦为副会长。大会发表宣言，揭露借款合同出卖路权的实质，号召人们以“破约保路”为宗旨，据死力争。会后，还派人到各地进行广泛宣传，通知各州县成立分会。不到十天，会员就超过十万人，工人、农民、青年学生和市民纷纷投入运动，连西部地区的少数民族也加入了斗争行列。清政府嫌四川护理总督王人文软弱无力，急忙调川滇边务大臣赵尔丰到成都接署四川总督，命令他对保路运动严行弹压，又强行接收川汉铁路宜万段，四川人民对此更是怒不可遏。在广大群众的强烈要求下，保路同志会决定罢市、罢课。成都全城首先响应，几天之内，全省大部分地区的府县乡镇，一律闭户。从9月1日开始，全省出现了一系列的抗捐抗税和抗粮斗争，提出不纳丁粮、不交捐税。据当时的报刊记载，有人甚至说：“倘有那不肖官吏来捕捉，鸣锣发号，我们一窝蜂。一家有事，百家齐聚合，他的手快，我人多，钢刀快，砍不完七千万人脑壳，哪怕尸骨堆山，血流成河，有死心横竖都战得过，战胜了，我们再打收兵锣。” 同盟会员龙鸣剑与王天杰、陈孔白等看到这种情况，认为革命时机已到来了。8月4日，就邀哥老会首领秦载赓、罗子舟、胡重义、孙泽沛、张达三等人在资州罗家井召开秘密会议，决定组织武装起义。他们把保路同志会改称为“同志军”，在新津和华阴设立总部，并推定秦载赓和张达三分别负责川东南与川西北的起义工作，从而使四川的保路运动发生了很大转折。
四川的保路运动，比两湖和广东更为激烈，群众基础更为广泛。这是因为，在川路的股本里，百分之五十七以上是租股，征收的对象不仅有地主，而且有自耕农和佃农，所以川路的得失，与全省七千万人民息息相关。在四川的农民群众中，哥老会有相当大的势力，同盟会员又利用保路斗争做了不少革命的宣传和组织工作。四川的保路运动不断向武装反清的方向发展，已势不可挡了。
“同志军”起义
赵尔丰接任四川总督以后，对立宪派进行敷衍，承认他们的议论不是全无理由，并为他们代奏朝廷，要求允许铁路暂归商办。赵尔丰这种态度在客观上有利于保路运动的发展，得到立宪派的赞扬，却遭到端方、盛宣怀和瑞澂的联名弹劾。清廷一面对他连加申斥，一面改派端方为查办大臣，带领一部分湖北新军前往四川。赵尔丰见群众的抗粮抗税斗争如火如荼，和平了结已经无望，总督的宝座也有得而复失的危险，于是决定调兵入城，对保路运动进行武力镇压。
1911年9月7日，赵尔丰派一军官持帖到铁路公司，把蒲殿俊和罗伦等九人诱至督署拘捕。随后又下令搜查铁路公司，封闭铁路学堂、股东招待所以及与保路有关的《西顾报》等报刊。消息传开，成都全城震动，很快就有一千多群众拥入督署请愿。预先布置好的清兵朝天鸣枪示警，群众仍不退却。营务处总办田徵葵，便命令士兵向群众开枪射击。一时弹如雨下，院坝内外顿时秩序大乱，二十余人中弹而死。这就是赵尔丰一手制造的“成都血案”。
在这场骇人听闻的大血案发生后，赵尔丰即下令成都全城戒严，企图遏止全川人民的反抗。正在成都的龙鸣剑缒城而出，直奔城南农事试验场，在同盟会员朱国琛和曹笃等人的帮助下，削制木片数百块，写上“赵尔丰先捕蒲、罗，后剿全川，各地同志，迅速自保自救”二十一个字，涂上桐油，制成“水电报”，投入锦江，号召各地同志军迅速起义。当时正值秋潮水涨，“水电报”顺着纵横交错的河流飘去，很快传遍川西南地区。成都附近的同志军首先举起义旗，其他各地也纷纷揭竿而起。秦载赓率领一千余人到达成都东门，与清军作战失利，退至仁寿县借田铺，设立东路民团总机关，数日之内队伍发展到二十万人。新津县哥老会首领侯宝斋率领所部同志军与双流县同盟会员向迪璋部会合，赶至成都南郊，在红牌楼和清军激战，并乘胜进抵成都城下。同盟会员、灌县哥老会首领张捷先则率领西路同志军，分成五路向成都城郊进发，在崇宁打死打伤清军巡防军二百余人，同时又击败第六十七标新军，迫使两路清军退守省城。成千上万的同志军把成都团团包围，砍断电线杆，阻截邮递文报，同清军英勇作战，受到广大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
清廷得悉成都被围的消息，急得手忙脚乱，一面派遣端方从湖北带兵二标兼程入川，并从湖南、陕西、甘肃、贵州、广东、云南等省派兵往援；一面又命曾担任过四川总督的岑春煊前往四川，会同赵尔丰办理剿抚事宜。端方行至四川的资州（今资中），被他所率领的湖北新军杀死。岑春煊走到武汉，见大事不妙，也逗留不敢入川。
同志军围攻成都十余日，因缺乏作战经验，武器粗劣，没有攻下，于是就掉转头来，进攻地方各个州县。9月26日侯宝斋率领南路同志军班师回来，与率领清巡防军第八营起义的周鸿勋会师成都的西南门户新津。赵尔丰命新军第十七镇统制朱庆澜和提督田振邦率军来攻，同志军奋战半个多月，未能取胜，便向洪雅方向转移。侯宝斋不久遇刺牺牲，周鸿勋率旧部一百四五十人由夹江、洪雅至嘉定牛华溪，扩编了队伍，又与其他地方的同志军一起去攻打犍为等地。
在四川的各州县中，荣县的革命基础比较好，同盟会成立后，王天杰就在这里从事革命的组织与联络工作。保路斗争一起，王天杰发动群众罢市、罢课，停交捐税，并以“民团训练所督办”的名义，以一百多民团训练所学员为骨干，组织民团千余人，8月间在荣县五保镇宣布起义。成都血案发生后，他和从成都赶来的龙鸣剑在荣县起兵，欲参加围攻成都。他们还未到达成都城下，在仁寿附近同清军遭遇。随后他们与秦载赓部同志军会合，组成东路民军总部，由秦载赓和王天杰分别担任正副统领，龙鸣剑担任参谋长。东路民军与清军转战于仁寿和成都附近一带，后因秦皇寺战斗失利，龙鸣剑和王天杰分道率军转攻嘉定，继又进兵叙府。在行军途中，龙鸣剑因积劳成疾而病逝。王天杰感到势单力孤，又重回荣县整顿队伍。
当王天杰和龙鸣剑率军去参加围攻成都时，吴玉章回到荣县。龙鸣剑喜出望外，把一切大计交给吴玉章筹划。吴玉章（1878—1966年），四川荣县人，原名永珊。早年在家乡宣传过维新思想，1903年留学日本，参加拒俄义勇队。1905年加入同盟会，被推为评议部评议员。1907年，在东京创办《四川》杂志，积极宣传革命，坚持武装反清，并与焦达峰、孙武等发起成立共进会，在同盟会员中有较高的威信。1911年6月，铁路风潮兴起，他由日本回四川参加。王天杰和龙鸣剑离开荣县后，他承担了后方的全部责任，为同志军伸张正义，筹措军饷，还办了一个军事训练班，准备不断扩充队伍。王天杰带兵回到荣县后，清朝知县和土豪劣绅都逃跑了。9月25日吴玉章和王天杰一起召集城内各界开会，宣布荣县独立，推举广安县同盟会员蒲洵主持县政，这是辛亥革命中由同盟会员建立的第一个革命县政权，对周围地区影响很大。此后，荣县就成了成都东南反清武装斗争的中心。
继川西的同志军起义之后，川东地区的“孝义会”群众数千人也起义响应，占领大足县城。首领季绍伊称同志军川东北都督，发布檄文，分兵四出，连续攻占垫江、邻水、广安、岳池等地，渠江流域的各个州县都成了他们的势力范围。与此同时，西昌地区的彝族和川西北的藏族与羌族群众，也都加入同志军的行列，同清军进行战斗，到10月上旬为止，同志军起义的烽火已燃遍全川。
四川的同志军起义虽偏处一省，但牵动了全国。它促使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也鼓舞了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斗争勇气，因而直接导致了辛亥革命的总爆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