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成立以后，资产阶级革命派以新的姿态走上战场，向清政府发起猛烈进攻。清政府为了消弭革命，应付舆论，打出了“君主立宪”的幌子。以康有为、梁启超为代表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立宪派互相配合，鼓吹立宪是中国的唯一出路。资产阶级革命派则高举民主革命的旗帜，同他们作了激烈的斗争。同时，发动了一次又一次武装起义，极大地推动了革命形势的发展。
抵制革命的假立宪
立宪的酝酿，是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鼓吹开始的。1903年起，改良派见清政府的所谓“新政”无法遏止革命的洪流，就在他们所控制的《中外日报》和《新民丛报》等报刊上发表文章，呼吁“立宪”。江浙一带的士绅和资本家，如张謇、汤寿潜等人，也与清政府的地方大吏相勾结，广泛进行立宪活动。1905年日俄战争后，日本战胜俄国的结局和俄国民主革命运动的发生，都成了立宪派吁请立宪的现实鉴诫。他们认为，日本之所以能战胜沙俄，是因为日本实行了君主立宪，沙俄仍然是君主专制。而这种君主专制已很难维持下去了，俄国1905年的革命运动就是俄国人民争取立宪的具体行动。所以，他们劝诫清政府，必须赶快实行君主立宪。
在革命形势的震撼和立宪派的策划下，清政府的高级官吏中也有人发出了立宪的呼声。最早提出的是驻法公使孙宝琦，他在1904年夏的《上政务处书》中，要求清政府仿英、德和日本的制度，实行君主立宪，“先行宣布中外，于以固结民心，保全邦本”。 随后，两江总督周馥、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广总督岑春煊等，都要求“变更政体”，实行立宪。直隶总督袁世凯见有机可投，也于1905年7月上奏，建议清廷派遣亲贵大臣出国考察宪政，作为改革政治的张本。这些官僚奏请立宪，为的是想使清朝的封建统治延续下去，同时也是为着巩固和发展自己的权势。慈禧太后权衡得失，决定预备立宪，派镇国公载泽、巡警部尚书徐世昌、户部侍郎戴鸿慈、湖南巡抚端方和商部右丞绍英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她在接见大臣时表示：“立宪一事，可使我满洲朝基础永久确固，而在外革命党亦可因此消灭。候调查结局后，若果无妨害，则必决意实行。”
消息传出，立宪派欣喜若狂。资产阶级革命派则相反，他们认为立宪只能是一场骗局。正在东北从事革命活动的吴樾，特地入关赶到北京，寄居于前门外桐城会馆，写了数封遗书，揭露清政府的立宪是“假文明之名，行野蛮之实”。 五大臣出发那天，他怀揣炸弹，打扮成官府仆从模样，从容步入正阳门外车站，登上五大臣的专车，准备炸死五大臣。不幸机车与列车接轴发生碰撞，炸弹引起爆炸，载泽和绍英受了轻伤，吴樾本人当场牺牲。由于这件事，五大臣出国的日期一直推延到12月11日。因徐世昌和绍英已就他职，清政府又改派顺天府丞李盛铎和山东布政使尚其亨，仍凑足五大臣之数。
出洋五大臣都不懂立宪为何物。他们在国外周游了半年多，让梁启超等人代拟了几篇关于立宪的奏章，于1906年7至8月间先后归国，向清廷复命。载泽另上《奏请宣布立宪密折》，称实行立宪有三大好处：一是“皇位永固”；二是“外患渐轻”；三是“内乱可弭”。 并且说，宣布立宪也只不过是暂时表明一下宗旨，作为立宪的准备罢了。至于什么时候开始，还可以放宽一点年限。王公大臣在8月27日、28日召开会议，就这个问题进行讨论，结果赞成立宪的占了上风。慈禧太后也感到这样的立宪，对封建专制统治秩序有利，于是决定采纳，9月1日正式发出了“仿行宪政”的谕旨。
实际上，慈禧太后对立宪并没有诚意，在谕旨中一面强调“大权统于朝廷，庶政公诸舆论”；一面又以“规制未备，民智未开”为理由，把实行立宪的具体期限推延。不仅如此，还以先行改革官制入手的名义，把一些重要的部集中到满人皇亲贵族手中。按照清朝的成例，中央各部均设尚书二员，左右侍郎四员，满族和汉族各占一半。在改革以后，十一个部十三名大臣、尚书中，满人亲贵占了七员、蒙古贵族一员，汉族官僚仅有五员。
尽管清政府一再耍弄花招，立宪派总还觉得立宪有望。他们纷纷组织团体，以促使立宪的早日实现，并扩充自己的势力。1906年12月，张謇、汤寿潜在两广总督岑春煊的支持下，联络部分官绅和商学界的代表，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公会”。随后，汤化龙在湖北成立“宪政筹备会”，杨度、谭延闿在湖南成立“宪政公会”，松毓在吉林成立“自治会”。他们为立宪大肆鼓吹，彼此之间相互声援。远在美洲的康有为，更是喜不自禁，以保皇会总头目的名义发布文告，令海外一百七十余埠的保皇会一律改名为“国民宪政会”。他编造说：慈禧太后“甚悔戊戌之举，近与皇上相得甚欢”，“皇上无虞，宪政将行”，只要组织一个大政党，他就可以回国执掌大权。“凡一切铁路、矿山、银行、工厂，开辟大利，俱给本党人承受” ，要人们携款入党。梁启超在日本也拼凑了取名“政闻社”的政治团体。1907年10月17日在东京召开成立会，他登台演讲，宣传立宪。在会后发表的《宣言书》中，向清政府表白说政闻社“对于皇室，绝无干犯尊严之心”；“对于国家，绝无扰紊治安之举”。 次年春，又把政闻社的本部迁到上海，加强国内的活动。然而，慈禧太后的宿恨未消，并不领受他们的盛情。不久下令查禁政闻社的活动，并对该社社员要“严拿惩办”。
立宪派从事实中看出，清政府的立宪只取其名，不务其实。他们感到，如果不给清政府一点压力，立宪的希望很可能成为泡影。因此，从1907年秋开始，各省立宪派的代表陆续到达北京，向清政府递交请愿书，要求在三年之内召开国会。有些地方督抚和驻外使臣，也被革命党人的活动吓得忧心忡忡，接连电奏，请求定出具体立宪期限，以维护清廷的威信。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才于1908年7月令各省筹办谘议局，8月发布《钦定宪法大纲》，并允准以九年为期，逐步筹备宪政。
《钦定宪法大纲》共二十三条，其中“君上大权”十四条，“臣民权利义务”九条。规定“大清皇帝统治大清帝国，万世一系，永永尊戴”，“君上神圣尊严，不可侵犯”。皇帝总揽立法、司法和行政大权，统帅全国陆海军；在裁定对外宣战、媾和与签订条约等重大外交事宜时，“不付议院决议”。 其权力之大，同专制君主并没有什么两样。而给广大人民的，只有法律范围内的言论、著作、出版、集会与结社等纸面上的“自由”，却必须担负纳税和当兵的义务。这表明，清政府颁布的《钦定宪法大纲》，实际上不过是封建君主专制的装饰品。
11月14、15两日，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相继死去，年仅三岁的溥仪即位，改次年（1909年）为宣统元年，由他的生父载沣充任摄政王。载沣吸取德国和日本皇室的经验，自己担任全国陆海军大元帅，命其弟载洵筹办海军部，充当该部大臣。派另一个弟弟载涛、宗室毓朗控制军谘处，操纵全国陆军，从而把全国军事大权统统掌握在皇族手中。同时，罢免了举足轻重的袁世凯，把袁世凯赶回河南老家去养“足疾”，以削减汉族大官僚的权力。载沣为了继续欺骗全国人民，拉拢立宪派，又于1909年3月特下一道重申实行“预备立宪”的谕旨，令各省切实奉行。
载沣的上台，又使立宪派产生了幻想。他们认为光绪皇帝的亲弟弟或许能够把立宪制度搞起来。于是重整旗鼓，四出活动，在各省成立咨议局，联合发起请愿运动。11月中旬，由江苏咨议局发起，直隶、山东、奉天、吉林、黑龙江、广东、广西等十六省咨议局代表，在上海召开“请愿国会代表团谈话会”，决定组织代表团，晋京请愿，要求在一年之内召开国会。1910年1月请愿书递上后，遭到清政府的断然拒绝。6月16日，代表团又组织发动再次递上请愿书，签名者号称有二十万人。然而，清政府仍不予理睬，照旧坚持立宪的期限为九年。立宪派的第二次请愿又宣告失败。
这一年9月，由清政府一手制造的资政院开场。议员由“钦选”与“民选”两部分组成。一百名“钦选”议员主要是王公贵族；各部院的负责官员，各省咨议局选出的九十八名所谓“民选”议员，也大多是一些官绅。这样的资政院，为立宪派增加了一个公开活动的场所。国会请愿代表团利用这个机会，发动第三次请愿。要求在1911年召开国会，一些地方督抚也联名上奏，要求缩短期限。清政府无可奈何，11月4日颁发谕旨，宣布将期限缩短为五年，在国会召开的前两年成立新内阁，令各省请愿代表即日散归。东三省的十名代表又在12月来到北京，上书请愿，要求第二年召开国会。被清政府下令押解回籍。天津学界请愿同志会会长温世森倡议联合全国学界，举行罢课来要求，也被清政府流放新疆。立宪派第三次请愿仍失败了，以致他们对清政府的不满情绪渐渐增长。
1911年5月8日，清政府公布新内阁成员名单。包括总理奕劻在内的十三个成员，满大臣九人，汉大臣四人，而九个满大臣中皇族占了七人。所以，这内阁被称之为“皇族内阁”。
清政府的立宪到此已经真相大白。立宪派消弭革命、涉足立宪政府的愿望，全部落空。他们在北京召开各省谘议局联合会第二次会议，揭露清政府“名为立宪，实则专制”，上书要求解散皇族内阁，得到的却是清政府的严厉呵斥。这时候，革命的风暴即将来临，立宪派的大多数人在立宪失望之际，开始为自己寻找新的出路。
革命与改良的大论战
资产阶级改良派在为清政府的预备立宪欢呼奔忙之际，对革命力量的壮大却十分惊慌。同盟会成立后，梁启超就发表了《论中国今日不能行共和制之理由》《申论种族革命与政府革命之得失》等一系列文章，并出版题为《中国存亡一大问题》的论文集，对革命进行攻击。革命派为了扫除前进道路上的思想障碍，同改良派在以往辩论的基础上，又展开了一场大论战。从1905年《民报》创刊起到1907年，论战共进行了两年时间，其规模之大，范围之广，争论之激烈，都为中国近代史上所罕见。
这次论战的中心战场是在日本。革命派的主要基地是《民报》，由刚刚出狱被孙中山派人接到东京的章太炎担任主编。改良派的主要基地是《新民丛报》，主编梁启超。其次是新加坡。革命派在1908年8月创办《中兴日报》，作为同改良派进行论战的基地，由田桐负责主持，孙中山化名“南洋小学生”，挥笔上阵，亲自指挥。改良派则把《南洋总汇报》作为自己的喉舌，与革命派交锋。此外，在美国的檀香山和旧金山、加拿大的温哥华、泰国的曼谷、缅甸的仰光等地，也都有两派报刊的论战。
这次大论战的实际内容概括起来，主要有三个问题。
第一，要不要推翻清政府的问题。改良派说不要。梁启超说，满洲是中国的领土，并非异国，清朝入关，推翻明朝，这只是中国统治者的更换，不等于中国灭亡。这些话本来都是对的。但是，梁启超又认为，满族已被汉族同化，既不存在民族歧视，也没有任何民族压迫；全国人民在法律上本来就是平等的，已没有“享特权者” 。他认为清朝政府是全国四万万人的政府，根本没有推翻的必要，只要对它加以监督和改良就行了。所以得出结论，中国人民的大敌绝不是清朝政府，而是那些因改良会对自己的富贵权势不利而从中作梗的人。
革命派用大量的事实，对改良派进行批驳。指出民族歧视和民族压迫一直存在。清军入关二百六十余年来，始终实行对汉族的压制政策，所以汉族人民对满族贵族的封建统治，不断地进行着反抗和斗争。他们还尖锐揭露了清朝政府是一个投降媚外的卖国政府，顽固守旧，不思振作。如果不推翻清朝政府，中国就不会富强。在论战过程中，尽管革命派里有一部分人流露出种族主义思想，称自己是“神明之胄”，并极力用“扬州十日”和“嘉定三屠”等往事，煽动民族复仇主义情绪，这是错误的。但也有不少人指出，应当把满族贵族同一般满族成员分开，推翻清朝政府，只是使满族贵族不再掌握政权。革命胜利以后，汉族人民将与满族人民共同生息于共和政体之下。这样，革命的目标就更明确了。
第二，要不要建立共和政权的问题。改良派反对在中国建立共和政体，主张实行君主立宪，梁启超硬说国家是调和利害冲突和平衡正义的。君主可以超然于人民的利害冲突之外，起到调解利害冲突的作用。倘若实行共和，必然会引起下层社会的大动乱，结果共和制度无法实行，还会导致君主专制。他认为，在中国尤其不能建立共和政体，说什么中国人民没有实行共和政治的资格，只有在“开明专制时代或君主立宪时代” ，才能有这种资格。在梁启超看来，中国不仅不能实行民主共和，甚至还不能实行君主立宪，而只能实行开明专制。革命派从“天赋人权”的原理出发，认为“民权”的兴起是不可抗拒的时代潮流；由君主专制变为民主共和是“进化之公理”。还认为，国会是全国的总揽机关，是全体国民的代表，它能够起到调和人民之间利益竞争的作用。革命派还严正批判了改良派诬蔑中国人民的种种谬论。指出，中华民族的聪明才智，并不下于世界各民族；所谓“民智不逮”，实际上是封建主义“君权神授”思想的翻版。中国绝不是什么“国民恶劣”，而是清王朝的统治恶劣。皇帝“不辨菽麦”，大臣“蝇营狗苟”，才是“国民之贼”。 排除这些盗贼，是人民的责任。政治革命的任务，除了人民是没有谁能够承担起来的。人民既能进行政治革命，就能实行民主立宪，既有自由、平等、博爱的精神，在建立共和政体之后，也就一定会有实行议会政治的能力。
第三，要不要进行社会革命。改良派认为中国不必实行，也不能实行社会革命。在梁启超看来，中国社会的经济组织与欧美的不同，欧美贫富悬殊，所以必须社会革命。中国自古以来就没有贵族制度，实行的是诸子均得继承财产之法，赋税又特别轻，只要进行一些社会改良就行了；提倡社会革命，就一定要把全部生产机关收归国有，由国家独占，对参加劳动的所有国民实行平均分配。这种“平均地权”“土地国有”的结果，必然将“妨害”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和“阻碍”社会文明进步。他威胁革命派说：“敢有言以社会革命与他种革命同时并行者，其人即黄帝之逆子，中国之罪人也，虽与四万万人共诛之可也”。
革命派批判了改良派的荒谬论点，指出：“贫富已悬隔固不可不革命，贫富将悬隔则亦不可不革命”。 因为中国已经有放任自由竞争，绝对承认私有财产的制度存在，那就必然产生贫富悬隔的结果，与其在贫富悬隔过甚之时再进行社会革命，还不如在贫富悬隔不甚之时容易成功。他们还指出，实行社会革命，绝不是把所有的生产机关统统收归国有，主要是在于“勿使关于公益之权利为一二私人所垄断”，只把邮政、土地、电线、铁道、银行、轮船、烟草、糖酒等，收归国家所有。而土地问题又是其中的关键所在。他们主张核定地价，原价归原主，增价归国家，国家利用这“增价”部分资金，对土地实行“定价收买”政策 ，逐渐把全国的土地掌握在国家手中，人民都向国家租用土地，国家就可以用全国的地租收入去经营其他事业。对于那些可以自由竞争的事业，则听任私人经营，国家不进行过多的干涉。这样一来，生产既不会停滞，也不会产生报酬平等，遏绝劳动动机的问题。
在二十世纪初期，革命已经成为一股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革命派的言论尽管存在不少缺点和不足之处，但却反映了中国社会发展的趋势，道出了人民群众的心愿。所以他们的斗志越战越旺，力量越战越强，革命报刊如雨后春笋般地涌现出来，从沿海城市逐渐深入到内地广大地区。改良派逆历史潮流而动，一经交手，就溃不成军。他们为清政府辩护的许多论点，都被革命派驳倒。
到1906年5月，梁启超就感到招架不住，要求停止辩论，遭到革命派的断然拒绝。梁启超无法摆脱窘境，1907年7月把《新民丛报》收摊，其他地区的改良派骨干分子，也都销声匿迹或半路脱身。持续两年的大论战，便以革命派的胜利与改良派的失败而结束。
革命派的武装出击
资产阶级革命派在与改良派进行大论战的同时，还不断地利用会党和新军发动武装起义。萍浏醴起义，就是同盟会成立后领导的第一次大规模的武装起义。
湖南浏阳、醴陵和江西萍乡，处于湘赣交界地区，向来是两省哥老会聚会的渊薮，1905年马福益被清政府杀害以后，会党群众誓复此仇，更倾向革命，继续谋划举事。第二年春天，长江流域发生严重水灾，米价昂贵，不少地区陷于饥馑状态。同盟会总部便利用这个机会派刘道一、蔡绍南回国，进行起义的准备。刘道一驻长沙，负责与同盟会总部联系；蔡绍南前往江西萍乡一带，联络会党。
蔡绍南在长沙明德学堂学生魏宗铨的帮助下，与会党首领龚春台等，以在两湖地区分布较广的洪江会为基础，联合哥老会各个派系与武教师会，组成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等，称为“内八堂”；又设一至八路“码头官”，负责联络、侦察和发展会员等事，称“外八堂”。誓词是：“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同心同德，灭满兴汉，如渝此盟，人神共殛。” 周围群众纷纷入会，洪江会的组织迅速扩大。
10月初，蔡绍南和魏宗铨到达上海，准备东渡日本，向孙中山报告工作，请示起义的具体日期。但因洪江会人多言杂，活动被清吏察觉，龚春台来信告急。他们又立即返回湖南，决定在年底清吏封印过年时发动起义。只因清吏派兵搜查甚急，几个会党首领先后遇害，起义便于12月4日提前发动。起义军定名为“中华国民军南军革命先锋队”，并散发檄文。浏阳洪福会首领姜守旦也宣布起义，号称“新中华大帝国南部起义恢复军”。
这次起义得到广大贫苦农民和安源煤矿工人的热烈拥护。不数日，集众至数万人，占据三四个县，声势之大，为历次义师所未有。清政府十分惊慌，急忙调集湖南、湖北、江西、江苏等省军队五万余人围剿。起义军用土枪、土炮、木杆和大刀等武器，与敌奋战近月，交仗二十余次。终于因领导不得力，指挥难统一而失败。刘道一、蔡绍南和魏宗铨等被捕牺牲，龚春台逃到湖南，不久也被逮捕。
萍浏醴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907年3月被迫离开日本。他毫不气馁，又在河内成立革命机关，派人联络会党，连续在西南边境地区发动了六次武装起义，即1907年5月的潮州黄冈起义，6月的惠州七女湖起义，9月的防城起义，12月的镇南关起义，1908年3月的钦、廉、上思起义和4月的河口起义。这些起义，虽有一定的影响，但多因准备不足，冒险从事，结果一次一次失败了。与此同时，光复会在江浙地区也积极开展武装斗争。1907年7月，徐锡麟、陈伯平、马宗汉等在安庆率领数十名巡警学堂学生起义，刺杀了安徽巡抚恩铭。因事起仓卒，缺乏群众基础，很快就被扼杀。陈伯平当场战死，徐锡麟和马宗汉被捕遇难。女革命家秋瑾在浙江地区联络会党，准备响应，由于劣绅告密，也遭被捕，英勇就义于绍兴轩亭口。1908年11月，熊成基发动安庆新军马炮营起义，也因众寡悬殊，失败告终。
鉴湖女侠秋瑾
1909年10月，同盟会在香港建立南方支部，由胡汉民担任支部长，作为领导南方革命的总机关，并立即着手筹备发动广州新军起义。1910年2月，同盟会员倪映典率广州新军三千余人起义，结果又告失败，倪映典等壮烈牺牲。
广州新军起义失败以后，少数革命党人经不起挫折，满怀悲愤，从而走上暗杀的道路。曾在《民报》撰著政论闻名的汪精卫，与喻培伦、黄复生等人潜入北京，决心暗杀摄政王载沣，因事机泄露，汪、黄被捕入狱。
1910年11月，孙中山在马来亚槟榔屿召开秘密会议，商量卷土重来的计划。参加者除同盟会的重要骨干黄兴、赵声、胡汉民以外，还有槟榔屿、怡保、芙蓉等地同盟会代表，及南洋光复会领导人李燮和等。当时，黄兴等由于屡遭失败，相顾有忧色。孙中山列举自己的亲身经历，对他们进行鼓励，指出：“革命之风潮已盛，华侨之思想已开，从今而后，只虑吾人之无计划、无勇气耳。” 于是，大家精神复振，一致同意再发动一次大规模的广州起义。他们决定以广州新军为主干，另选革命党人五百（后增至八百）名为“选锋”（敢死队），计划占领广州以后，由黄兴率领一军入湖南，赵声率领一军趋江西，谭人凤、焦达峰在长江流域举兵响应，然后会师南京，举行北伐，直捣北京。
同盟会接受历次起义失败的教训，在发动这次起义前，做了许多准备工作，一方面派人到南洋和欧美华侨居住区筹集款项，购买军械，一方面派人在国内从事组织与联络。1911年1月，同盟会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以黄兴、赵声为正副部长，具体领导这次起义，并陆续在广州设立秘密据点，作为办事和储藏军械的地点。
4月8日，统筹部在香港开会，预定13日发难，分十路袭取广州城，由赵声、黄兴担任革命军正副总指挥。就在这天，同盟会员温生才没有同任何人商量与合作，独自刺杀了署理广州将军孚琦，清吏立即宣布戒严。而美洲的款项和从日本购买的军械也未能及时运到，起义只好延期举行。23日，黄兴从香港潜入广州，成立指挥部，由于内奸告密，清吏加紧搜捕革命党人，破获了几处机关，打乱了起义的部署。黄兴感到原来计划规模太大，临时将十路改为四路：第一路由黄兴亲自率领，攻打两广督署；第二路由姚雨平负责，攻打小北门；第三路以陈炯明为首，主攻巡警教练所；第四路由胡毅生统带，负责把守大南门。同时又把起义的日期定为27日（农历三月二十九日）。
27日下午五时三十分，黄兴率领“选锋”一百三十余人，臂缠白巾，手执枪械和炸弹，吹响海螺，猛攻两广督署。在督署大门口，数十个卫兵顽强抵抗。林文（时爽）等奋勇直前，击毙卫兵数人，其余的都逃入卫兵室内。黄兴率十余人由侧门攻入署内，遍搜两广总督张鸣岐不得，就放了一把火，又冲杀出来，与喻培伦等去攻打督练公所。他们在东辕门外与水师提督李准的卫队相遇，发生激战，冲在前面的林时爽中弹牺牲，黄兴的左手也受伤，仍然坚持指挥战斗。直到最后剩下他一个人时，才避入一家小杂货店内，换衣改装，退至河南机关脱险。喻培伦胸前挂了炸弹一大筐，左手执号筒，右手拿手枪，奋勇当先，抛掷炸弹。战至半夜，终因众寡不敌，全身多处受伤，率众退至高阳里盛源米店，以米袋作垒，向敌人猛烈射击。他们十几个人同清兵四百余人相持，鏖战数小时，毙敌百余人。后因敌人放火，他们才被迫突围，喻培伦被俘遇难。
黄花岗七十二烈士墓
起义失败以后，广州革命志士潘达微收殓牺牲的革命党人遗骸七十二具，葬于广州郊外的红花岗，并将红花岗改名为黄花岗，史称“黄花岗七十二烈士”。这次起义也被称为黄花岗起义。
黄花岗起义是同盟会筹集款项最多，动员人力最强，准备也最充分的一次起义。可是，由于没有坚强有力的领导，革命队伍内部的思想与行动并不统一。面对清吏的严厉镇压，起义的日期一改再改，而到了预定的时间，又不能齐心协力，相互应援。姚雨平一路借口未能配齐枪械拒不出动，陈炯明和胡毅生则坚持延期而临阵脱逃。事先联系好的新军，也因没有枪支和刺刀而束手作壁上观。只有黄兴一路孤军苦战。这实际上是一种军事冒险，要取得胜利是很难的。
黄花岗起义虽然失败，但“七十二烈士轰轰烈烈之慨已震动全球，而国内革命之时势实以之造成矣”。 一场更大规模的革命风暴正在加紧酝酿，清朝的封建统治已经危在旦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