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十世纪初，随着革命潮流的不断高涨，继兴中会之后，全国各地相继出现了一些资产阶级革命团体。这些革命团体的出现，反映了革命形势的日益成熟，同时也给资产阶级革命派提出了怎样把分散的革命团体，合并为一个统一的政党，以领导革命继续前进的问题。中国同盟会的成立，使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进入了有组织有领导的新阶段。
革命团体的涌现
两湖地区是戊戌维新时期较活跃的地区之一。在新旧势力的激烈斗争中，资产阶级思想有所传播，后来派遣的留学生也较其他省区为多，所以两湖地区很自然地成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活动的重要基地。以黄兴为首的华兴会，就是在这里成立的第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黄兴（1874—1916），原名轸，号克强，字廑午。他出生在湖南善化县（今长沙）东乡凉塘的一个乡绅家庭，八岁入私塾，十九岁进长沙城南书院，二十二岁第二次参加县试获中。1898年他二十四岁时，以优异的成绩被保送到武昌两湖书院深造。黄兴进两湖书院正值戊戌变法之年，他接触了一些西方书刊，接受了资产阶级政治学说，对国家和民族的危亡深为关心。戊戌变法和唐才常自立军起事相继失败，使他受到强烈震动，怀疑改良、保皇的道路，开始倾向反清革命。他曾撰《笔铭》抒怀，激励自己投笔从戎的志向：“朝作书，暮作书，雕虫篆刻胡为乎？投笔方为大丈夫！”
民国元戎黄兴
1902年春夏之交，黄兴被选派赴日本留学，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师范科。自入学时起，“就始终没有断发，也未尝大叫革命，所略显其楚人的反抗的蛮性者，惟因日本学监诫学生不可赤膊，他却偏光着上身，手挟洋瓷脸盆，从浴室经过大院子，摇摇摆摆地走入自修室而已。” 在空闲时间，他却经常到杨度的寓所，与湖南留日学生倾谈反清革命。他极为留意军事技能的学习，课余延请日本军官讲授军略，有时还去参观士官联队的兵操。而且他每天早晨起来，必赴神乐坂武术会演习枪弹骑射，每射必中，弹无虚发，得的奖牌很多。这为后来从事武装斗争准备了军事知识。1903年夏，军国民教育会组成后，黄兴报名充当“运动员”，回国进行革命活动。这一年7月，他由东京回国，从此坚定地走上了武装反清的道路。
黄兴回到家乡长沙，在明德学堂任教员。11月4日，他以庆祝自己三十岁寿辰为名，邀集了刘揆一、陈天华、宋教仁、章士钊、周震麟等十多位倾向革命的知识分子，在长沙西区保甲局巷彭渊恂家举行秘密会议。会上决定组织反清的革命团体华兴会，一致推选黄兴为会长。为了避免清政府的注意，对外用办矿的名义，名称“华兴公司”。黄兴在会上发言，设想由湖南发难，取得根据地，然后谋求各省响应，以达到“直捣幽燕”的目的。他要求会员们“分途运动。俟有成效，再议发难与应援之策”。
1904年2月15日，华兴会在长沙正式成立，先后入会者有四五百人，大都是归国留学生和国内各学堂的知识分子，也有个别经营民族工业的资本家。华兴会没有留下任何正式的纲领和章程，在斗争过程中曾提出过“驱除鞑虏，复兴中华”的斗争口号。黄兴还组织了两个秘密的外围团体：一个名黄汉会，专门联络新军；一个名同仇会，负责联络会党。
哥老会是天地会的支派，在两湖有相当大的势力，其中以马福益为龙头（首领）的回轮山佛祖堂为最强。马福益是湖南湘潭人，佃农出身，早年曾当过营勇，因事被革。回乡以后，在醴陵的渌口（今属株洲市）开堂放票，招收会众万余人，势力遍布长沙、衡阳、永州三府城乡。黄兴为了利用这支会党力量，华兴会成立不久，由刘揆一陪同，前往拜访，在湘潭茶园铺矿山上的一个岩洞中，与马福益会晤。双方共同商定，于11月16日（农历十月初十日）慈禧太后七十岁寿辰的“万寿节”时，在长沙皇殿预埋炸弹，一举将前来行礼的湖南高级官吏全部炸死，随即发动武装起义。省城内以武备各学堂的学生和所联络的新旧军队为主，以会党队伍为副；省城以外分为浏阳、衡州、常德、岳州、宝庆五路，同时响应，以会党群众为基本队伍，由军界和学界中人负责调度。他们还议定以黄兴为主帅，刘揆一和马福益为正副总指挥。
在湖南省布置就绪以后，黄兴派宋教仁和胡瑛到武昌活动，成立华兴会湖北支部，以“结纳同志，运动武阳夏三镇新军”。 7月3日，宋教仁和胡瑛又联合湖北进步学生吕大森、曹亚伯、张难先等，在武昌组成“科学补习所”，吕大森被推为所长，宋教仁负责文书，胡瑛担任总干事。他们表面上以集合省内同志，“取长补短，以期知识发达无不完全”为宗旨 ，招收各在校学生进行课余补习，每逢星期日请教员轮流讲授数学、理化、外语、史地、卫生等课程，而在内里却以革命为主，把介绍青年学生和会党分子进入学堂与参加军队，作为一项重要任务。科学补习所与华兴会湖北支部名称虽异，但两者人员交替，协同活动，实际上是华兴会的分支机构。
为了便于对会党进行约束，华兴会仿照日本的将、佐、尉军制，把会党编组为军旅，以黄兴为大将，刘揆一为中将，马福益为少将。但是，华兴会的组织并不严密，好多活动都是以半公开的方式进行的，再加上会党人众，又没有受过政治斗争的基本训练，所以很快就走漏了消息。劣绅王先谦得到风声，立即向湖南巡抚陆元鼎告密，要求逮捕黄兴等人。于是长沙内外，侦探四出，会党五路巡查何少卿、郭鹤卿两人同时在醴陵车站被捕送省。马福益逃到广西。10月24日，清兵搜查华兴会机关，黄兴、刘揆一等先后逃到上海，再去日本。
科学补习所事先接到黄兴的密电，知道事机已泄露，马上采取紧急应变措施，通知所有成员迅速躲避。当10月28日张之洞派兵搜查所址时，一无所得。主持学务的梁鼎芬得悉科学补习所的成员都是学堂的师生，怕连累自己，不敢扩大事态，只把宋教仁和欧阳瑞骅开除学籍。该所大部分成员仍在当地继续活动，后来有的加入梁耀汉在1905年春组织的群学社，也有参加刘静庵在1906年春成立的日知会。
江浙一带，一向也是民主思想传播与革命活动开展的中心地区。长沙起义前夕，黄兴在上海与蔡元培等人商议过如何以闽、浙等地为后援的问题。但是，直到此时为止，这里还没有一个颇具影响而能够担负领导责任的革命团体。光复会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组织起来的。
光复会成立之前，在1900年夏秋之间，浙江大学堂前身求是书院的进步师生，曾组织过“浙学会”。1903年下半年，在东京的原浙学会会员和浙籍军国民教育会会员，以及其他一些浙江留日学生，先后两次召开会议，决定回国组织革命团体，发动武装起义，并作了分工。军国民教育会暗杀部成员龚宝铨回到上海，组织“暗杀团”，章程规定颇为严密。蔡元培听说以后，要求参加，于是便在暗杀团的基础上，1904年冬在上海组成了光复会，又称复古会，一致推举蔡元培为会长。章太炎身在狱中，也参与筹商。开始入会的大多是具有革命思想的留学生，人数较少，力量有限。为了扩大组织，就把注意力集中到运动江苏、浙江、安徽、福建、江西五省的会党方面，因此，光复会中就吸收了一部分会党成员。
光复会做会党工作的重点是在浙江。这是因为，浙江会党历史既久，力量也较强，在太平天国革命失败以后的四十年间，曾发动过数十次起义，虽然都遭到残酷镇压，但其势力仍暗中发展。到二十世纪初年，全省就有伏虎会、白布会、终南会、双龙会、龙华会、平阳党、私贩党等等名目，形成了“一村者求附于一县，一县者求附于一府，一府者又复与他府相联结”的局面。 光复会成立不久，陶成章赴日本途中路过上海，蔡元培知道他与浙东会党有联系，就介绍他加入光复会。与此同时，徐锡麟也因事来沪，访蔡元培于爱国女校，应邀入会为会员。此后，陶成章和徐锡麟就成了光复会的实际主持人。
陶成章（1878—1912），字焕卿，浙江会稽（今绍兴）人。从1893年起，他担任本乡塾师，接触了一些新学书籍，对清朝的封建统治日益不满，逐渐萌发了革命思想。义和团运动期间，他醉心于“中央革命”，两次入京，谋刺慈禧太后，均未得手。1902年留学日本，先后入东京清华学校、成城学校，又因倡言革命，被留日学生监督汪大燮诱骗归国，开除学籍。于是，他便芒鞋破衣，蓬头垢面，徒步日行八九十里，奔波于金、衢、严、处等府所属各地，运动浙东会党，准备起义。徐锡麟（1873—1907），字伯荪，出生在浙江山阴（今绍兴）的一个富商家庭。1901年被聘为绍兴府学堂教师，后升副监督。因在民族危机的刺激下，渐受革新思想的感染，1903年以参观大阪博览会名义赴日本，游历东京，受到拒俄运动的影响，思想发生很大变化。回国以后，在家乡东浦创建热诚蒙学，提倡军训；又在绍兴创设书局，宣传反清革命。加入光复会时，他了解到陶成章与浙江会党联系的情况，非常高兴。1905年2月，他游历诸暨、嵊县、义乌、东阳四县，结交其地“奇才力士”，积极发展力量。
同华兴会一样，光复会也没有留下正式的章程。入会誓词是：“光复汉族，还我山河，以身许国，功成身退。” 而《光复军告示》则明确宣布：“誓扫妖氛，重建新国，图共和之幸福，报往日之深仇。” 光复会把“排满复仇”同建立新的共和国联系在一起，表明它是一个资产阶级革命团体。
在1904年前后，除了华兴会、科学补习所和光复会之外，还有安徽的岳王会，江西的自强会，贵州的科学会等。它们雨后春笋般地出现，在思想上与组织上都为中国同盟会的成立做好了准备。
中国同盟会的成立
各个革命团体都把推翻清政府作为自己的斗争目标，但在如何推翻以及成功以后怎么办等问题上，彼此之间并不完全一致。在活动的地区方面，也都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兴中会的主要基地是广东和海外华侨住区；华兴会和科学补习所的中心地盘是两湖；光复会的主要力量集中在江浙和安徽。其他革命小团体的活动范围，也大都不出各自的省区。所以，华兴会的长沙起事失败以后，“各派首领多避地日本，共谋卷土重来之计。顾以各派势均力敌，未能集中力量，合组一大团体，以与清政府抗衡，识者憾焉”。 因此，组织一个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就成了资产阶级革命派的当务之急。
关于组织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问题，早在1903年就有人提出来了。《浙江潮》第三期在“论说”栏以《非省界》为题，发表署名文章，历述“省界”的严重危害，呼吁成立“中国本部统一会，集留东各省人，以共除省界为目的”。《江苏》第一期上的《江苏同乡会创始纪事》一文提出，要合小群为大群，认为如果“各省竟以爱其省者爱中国，驯致齐心一致，以集注于爱国之一点”，中国问题就容易解决。陈天华在《猛回头》中，则公开主张“大家合做一个大党”。与此同时，《湖北学生界》第五期在封底刊登了“大湖南北同盟会”的书刊广告；邹容在上海发起“中国学生同盟会”，想首先在学生中组织一个“绝大合法团体”，同清政府进行斗争；常熟教育会为了同上海的中国教育会取得密切联系，定名为“中国教育同盟分会”。这些均为全国性革命大团体的建立准备了舆论。1905年6月，以宋教仁为首的一部分具有革命思想的留日学生，在东京出版发行《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实际上是打破地域界限和建立全国性革命中心所采取的一个具体行动。
流亡海外的孙中山，也一直在为建立全国性的革命大团体，而努力从事各方面的联络工作。1903年秋，他在日本东京组织青山军事学校，“以收容有志军事教育之留学青年” ，为革命培养军事人才。在入校誓词中，他首次提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个字的革命宗旨，并为实现这个宗旨而积极斗争。1904年5月，他在美国旧金山华侨中进行革命宣传时，向当地致公堂建议，举行洪门会员总注册，为其修订章程，强烈谴责清政府的黑暗统治和保皇派的立场，又把他在青山军事学校入校誓词提出的十六个字，作为致公堂的宗旨写进章程。1905年初，孙中山渡过大西洋到欧洲，在各地组织革命团体。在布鲁塞尔加入者三十余人，在柏林加入者二十余人，在巴黎加入者十余人。这个革命团体当时还没有正式确定具体的名称，但它却是中国同盟会的一个雏形。
这一年7月，孙中山到达中国留学生集中的日本东京。经日本友人宫崎滔天介绍，结识了在中国留日学生中颇有影响的黄兴，共同商谈了组织革命大团体的问题。黄兴极为赞同。接着，孙中山又在《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会见了宋教仁和陈天华等人，再次谈到组织全国性革命大团体的重要性。他说：“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 但是，在要不要参加孙中山所倡导的新的革命团体的问题上，华兴会主要成员之间意见很不一致。由于无法作出统一的决定，最后便以“个人自由”决定作结。后来华兴会成员都加入了同盟会。
孙中山具有雄才大略、远见卓识，在国内外的革命者中享有很高的威望，是当时中国民主革命的一面旗帜。他的到达日本，正是在成立全国性革命大团体的客观条件已经成熟之时，因此立即在中国留日学生中引起了轰动。孙中山很自然地成为众望所归的中心人物。他的组党活动已有水到渠成之势。
7月30日，孙中山在东京赤坂区桧町三番内田良平宅黑龙会本部，召集组织全国性革命大团体的筹备会议，参加者有黄兴、陈天华、宋教仁等十个省的部分留学生共七十余人，日本友人宫崎滔天、内田良平也列席了会议。大家公推孙中山为会议主席。孙中山首先发表演说，谈了革命的原因、革命的形势以及进行革命的方法，强调为了更加有力地进行反清斗争，散布在全国各地的革命组织必须结成一个新的团体。到会者没有提出不同意见，孙中山就主持讨论新团体的名称和宗旨。关于名称问题，有人提出用“对满同盟会”，孙中山认为，革命的目的并不专在“排满”，还要废除封建专制制度，建立共和国，因而主张定名为“中国革命同盟会”。又有人说，这个会是秘密组织，不必明用“革命”二字。经过反复讨论，最后定名为“中国同盟会”，简称“同盟会”。谈到宗旨时，孙中山仍然坚持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这十六个字。有些人对“平均地权”表示异议，要求取消。孙中山“乃历举世界革命之趋势及当今社会民生问题之重要，谓平均地权即解决社会问题之第一步方法”，“吾党为世界最新之革命党，应高瞻远瞩，不当专向种族、政治两大问题，必须并将来最大困难之社会问题亦连带解决之，庶可建设一世界最良善富强之国家”。 经过这番解释，一些人在思想上虽仍有保留，但会议仍以多数通过。随后，黄兴请入会者“书立誓约”。孙中山当即起草，制定出如下誓约：“当天发誓，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矢信矢忠，有始有卒，如或渝此，任众处罚”。
为了扩大革命影响，黄兴和宋教仁发起，中国留日学生于8月13日在东京曲町区富士见楼举行欢迎孙中山大会，共有一千三百多人参加。孙中山在会上发表长篇演说。 他指出，中国革命的形势越来越好，“我们中国一定没有沦亡的道理”；中国有数千年的文明，“土地人口，世界莫及”，如能采用西法，“将一切野蛮的法制改变起来”，一定能够超过西方资本主义各国。他还批驳了保皇派所谓只能由专制而立宪，由立宪而共和的爬行论。
8月20日，中国同盟会在东京赤坂区坂本珍弥宅召开正式成立大会，到会者大约一百人。黄兴首先宣读章程草案三十条，经大会讨论修改后通过。这个章程明确规定，“本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宗旨。” 设立本部于东京。根据三权分立的原则，本部机构在总理之下设立执行、评议、司法三部。执行部分设庶务、内务、外交、书记、会计、调查六科，是本部中权力最重的机关，负责处理日常工作和组织革命的实际活动。评议部又称议事部，设有评议员与评议长，司法部设有判事长、判事和检事长，均由会员选举产生。
中国同盟会章程还规定，在国内外设立九个支部，国内五个，东部设于上海，辖江苏、浙江、安徽三省；西部设于重庆，辖甘肃、四川、西藏、新疆、贵州五个省区；南部设于香港，辖福建、广西、广东、云南四省；北部设于烟台，辖山东、山西、陕西、蒙古、直隶和东三省八个省区；中部设于汉口，辖江西、湖北、湖南、河南四省。国外四个：檀岛支部设于火奴鲁鲁，美洲支部设于旧金山，欧洲支部设于布鲁塞尔，南洋支部设于新加坡。
由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社的社员半数都已加入同盟会，所以社员们愿意把这个杂志交给同盟会本部作为机关报。但《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刚刚印好，就被日本政府下令没收了，理由是“妨害安宁秩序”，实际上是刊载的蔡汇东（一作蔡序东）的《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一文，揭露了日本对中国的疯狂侵略。宋教仁和程家柽几次同东京神田警署交涉，均无效果。为了在表面上表示断绝与这个杂志的一切关系，同盟会便决定改出《民报》。
同盟会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尽管它的组织仍不够严密，但它的成立，终究使中国革命运动有了一个统一的领导核心，从而把中国革命推到一个新的阶段。
1905年11月，《民报》创刊号在东京出版。孙中山在《发刊词》中把同盟会的革命宗旨“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概括为“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冯自由在香港《中国日报》“广告栏”作介绍时，又把这三大主义简称为“三民主义”。从此以后，三民主义便成了一个专用名词，并为国内外所公认了。
《民报》第一号的封面与发刊词
三民主义是孙中山从强烈的救国愿望出发，在政治实践的过程中，研究了中西有关思想资料的基础上提出来的。孙中山说：“余之谋中国革命，其所持主义，有因袭吾国固有之思想，有规抚欧洲之学说事迹者，有吾所独见而创获者。”
孙中山倡导的民族主义，是继承了中国历史上的民族主义传统，吸取了西方资产阶级争取民族独立与自由的民族主义思想而形成的。他主张“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即以暴力革命手段，推翻清王朝的统治。孙中山在《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上的演说中进一步申述，民族主义“并非是遇着不同族的人便要排斥他”，“我们并不是恨满洲人，是恨害汉人的满洲人，假如我们实行革命的时候，那满洲人不来阻害我们，决无寻仇之理”。 这里，孙中山虽然还不能把满族贵族统治阶级和一般满族人民区别开来，但却摒弃了笼统排满的民族复仇主义。
孙中山之所以把民族主义作为革命政纲的重要组成部分，把斗争矛头直接指向清政府，是因为清政府已经完全变成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中国的工具。推翻投降媚外的清政府，也就打击了直接威胁中华民族生存的帝国主义，实际上是包含着建立独立富强的国家之意在内的。孙中山的民族主义也存在弱点，最为突出的是，没有明确提出反对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口号和纲领。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虽然都深切感到“外邦逼之”的严重性，但他们都是用社会达尔文主义观点来看待世界形势的，认为生存竞争，弱肉强食，是人类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因而对西方列强的侵略本性缺乏认识。在他们看来，清政府的腐败无能，甘做西方列强的走狗，只要推翻清政府，使中国振作起来，西方列强就会与中国平等相待。孙中山说：“若人心日醒，发奋为雄，大举革命，一起而倒此残腐将死之满清政府，则列强方欲敬我之不暇，尚何有窥伺瓜分之事哉？” 孙中山等人抱着这种天真的想法向日本和西方各国学习，希望得到这些国家的同情和援助。因此，凡是涉及反帝问题时，往往采取回避态度，甚至表示继续承认西方列强在中国的既得利益。这不仅阻碍了他们反帝思想的健康发展，而且使整个革命的进程和结局都受到严重影响。
孙中山倡导的民权主义，主要来自西方资产阶级的“平等”思想和“民治”观念。他所主张的“建立民国”，就是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我们推翻满洲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并不是把来分作两次去做。讲到那政治革命的结果，是建立民主立宪政体”。并明确宣告：“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 “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 这就不仅批判了保皇派君主立宪的反动主张，而且打破了推翻清王朝后重建汉族君主政体的陈腐观念。这样，把民族革命与政治革命结合起来，从理论上解决了当时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迫切需要解决的中心问题，即夺取政权与建立政权的问题。
孙中山所讲的“政体”，实际上是指的“国体”，因为建立民国不仅是要改变政权的组织形式，而且是要确定资产阶级在中国的统治地位。在二十世纪初期，西方的资产阶级已经走向没落，而中国的资产阶级还是一个新兴的向上的阶级，建立资产阶级政权，是符合中国社会发展趋势的。孙中山作为中国资产阶级的代表，要把中国人民从封建统治的桎梏中解放出来，享受民主权利，反映了中国人民反对封建主义的要求，在中国历史上还是一个创举。
同民族主义一样，民权主义也存在弱点。它的矛头所向，主要是皇帝和贵族，并没有把地主阶级作为整个封建统治阶级来反对，反而对汉族地主阶级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在《招降满洲将士布告》中，孙中山把汉族官吏看作“兄弟”，这就严重混淆了阶级界限，放松了革命警惕性，也为汉族地主混进革命阵营提供了方便之机。
孙中山倡导的民生主义，想用“平均地权”的办法，改良社会经济组织，防止后来的社会革命。这是根据美国亨利·乔治（Henry George）的“单税论”，结合中国当时的实际情况拟订的。孙中山“平均地权”的具体实施办法，是改良社会经济组织，核定全国地价。“其现有之地价，仍属原主所有，其革命后社会改良进步之增价，则归于国家，为国民所共享。” 他把这种主张称之为“社会主义”，是解决“社会问题”的。在孙中山看来欧美各国为什么不能解决社会问题呢？主要是因为没有解决土地问题。所以，他把“平均地权”的实现，称之为“社会革命”，说：“中国行了社会革命之后，私人永远不用纳税，但收地租一项，已成地球上最富之国。”
亨利·乔治的“单税论”，主张土地收归国有，只征单一的地价税，废除其他一切税收，宣称这样能使无产阶级和其他劳动人民解脱贫困。这种学说在十九世纪末的欧美各国甚为流行，孙中山也就把它作为解决中国社会经济问题的灵便药方。1899年到1902年，孙中山在东京先后同梁启超、章太炎和秦力山等人多次讨论中国的土地问题，“如三代之井田，王莽之王田与禁奴，王安石之青苗，洪秀全之公仓，均在讨论之列。” 但对到底如何解决中国的土地问题，孙中山“尚未成算”。到了1903年，他才提出“平均地权”，并认为“此为吾国今日可以切实施行之事”。
在中国的资本主义尚未充分发展的情况下，孙中山抱着解救人民苦难的善良愿望，想“举政治革命、社会革命毕其功于一役” ，跳过资本主义的发展阶段，直接实行社会主义，这只能是一种主观主义的空想，是根本无法实现的。
三民主义是中国资产阶级的革命纲领，尽管由于时代和阶级的局限，它存在一些带有根本性的缺点，但它的本质是进步的、革命的，在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中起了积极作用。正如列宁所说：“孙中山纲领的每一行都渗透了战斗的、真诚的民主主义。它充分认识到‘种族’革命的不足，丝毫没有对政治表示冷淡，甚至丝毫没有忽视政治自由或容许中国专制制度与中国‘社会革命’、中国立宪改革等等并存的思想。这是带有建立共和制度要求的完整的民主主义。”
同盟会的成立和三民主义的正式提出，为武装起义和思想论战的广泛开展，准备了有利的条件，使革命迅速高涨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