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丑条约》的签订，只是暂时维持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侵略势力的平衡。中国人民反抗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更没有因义和团运动的失败而停止。随着资本主义列强侵华方式的改变，中国人民也把反帝爱国运动推进到一个新的阶段。1903年的“拒俄”运动和1905年的抵制美货运动，就是著名的反帝爱国斗争，这些斗争促使众多的爱国知识分子走上革命的道路。
力拒“俄约”
沙俄在侵占东北三省时，为了制造“合法”根据，力图与清政府秘密交涉签订条约。由于八国联军攻占了北京，慈禧太后和光绪皇帝出逃西安，所以，沙俄侵略军就软禁了盛京将军增祺，并诱迫他派人去旅顺“谈判”交还奉天问题。失去自由的增祺，只得让已革道员周冕前往。周冕一到旅顺，放在他面前的竟是沙俄早已拟就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11月8日，周冕在沙俄的压力下被迫签了字。主要内容是：俄国在盛京等地驻军；中国军队缴械、撤散；俄国派一名总管，参与盛京将军所办理的一切事务；奉天省若设警察，请俄国人“帮同办理”。沙俄从而实际上剥夺了中国在奉天省的主权，盛京将军成了沙俄可以任意摆布的傀儡。
接着，沙俄财政大臣维特、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和外交大臣拉姆斯道夫（Ламздоров）又拟订了“监理满洲”的“原则”，把中国东北直接置于沙俄阿穆尔军区司令官、关东军区司令官和西伯利亚铁道委员会的控制和监督之下，只给中国保留了表面上的行政管辖权，这就使沙俄霸占中国东北的企图，进一步具体化了。
正是在这样的形势下，1901年1月2日，清政府任命驻俄公使杨儒为全权大臣，前往俄国京城彼得堡，负责与沙俄谈判交收东北三省问题。腐败无能的清政府对《奉天交地暂且章程》的签订还昏昏然，在给杨儒的训令中，还声言：“此事俄廷深敦睦谊，允许交还，一切办法须臻妥协”。 直至得到杨儒的报告之后，才表示对此“殊深骇诧”，下令将增祺革职。
杨儒同维特和拉姆斯道夫头几次会谈的重点，是《奉天交地暂且章程》问题。由于杨儒坚持这个“章程”是已革道员周冕擅自画押，政府并不知情，不能算数，没有任何请求批准的理由。而且这一事件的消息已经泄露，其他列强十分注视，所以维特和拉姆斯道夫只好同意“暂且章程”之事“姑且作罢”。 可是，维特在谈判中口头提出了新的约款十三条，杨儒据理反驳，拒绝签字。拉姆斯道夫又提出书面约款十二条，并声称“细节可商，大旨难改！”这十二条约款虽然已同意将东北三省全行交给中国，吏治一切照旧；但禁止中国向东北运送军火；凡是东北的将军大员办事不符合沙俄利益的，一经沙俄提出，即行革职；中国北部各省海陆军，不准用他国人训练；沙俄在东北留军一股，以便保护铁路；中俄边界各处路矿以及他项利益，非经沙俄允许，不得让给他国或他国人；非经沙俄允许，中国不得自行造路；除牛庄外，不准将地租给他国人，中国允许沙俄自干路或支路向北京修筑一条铁路，直达长城。
十二条约款提出后，激起了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3月15日，上海绅商二百余人在张园集会。与会者相偕签名，致电清政府和两江总督刘坤一、湖广总督张之洞、议和大臣李鸿章、驻俄公使杨儒，要求他们据理严拒。24日，上海绅商听说沙俄要强迫清政府在约款上画押，再次集会于张园，到会者近千人，要求清政府坚决拒绝，勿受恫吓。许多未能与会者，则纷纷发表函电，表示支持。浙江、江苏、广东、山东、香港、澳门等地的爱国人士，以及新加坡的爱国华侨，也都举行会议，反对清政府签约。
在同沙俄签约问题上，清政府内部分成两派。一派以李鸿章为首，为沙俄的侵略行径诸多辩解，认为“若照俄廷约款，除第八款蒙古、新疆矿路外，似尚无甚纰缪”，散布与沙俄签约势在必行的论调。另一派以张之洞和刘坤一为代表，不同意与沙俄签约，认为沙俄所提出的条款，直接威胁着清政府的统治，一旦答应，列强必将群起效尤，中国将有被瓜分的危险。这一派得到英、日、美、德等国的支持。这些列强都担心沙俄独吞东北与中国北方各省，会影响他们在中国的侵略利益，所以一再向清政府发出警告：“在公约（指《辛丑条约》）未定以前，中国不得与他国立约。”杨儒则坚持捍卫中国的主权，抱定宗旨，新订条约必须无损于中国的兵权、利权、行政权，拒绝在这十二条约款上签字。
狡猾的沙俄政府见这一着没有成功，又变换手法，进行欺骗。3月13日，拉姆斯道夫提出最后改稿十一条，这一稿与原十二条约稿相比，只对个别条款中的刺眼字句作了删削，妄图独占东北的实质并未改变。拉姆斯道夫还声言：“此经我君（沙皇）核准，即为定稿。”限十五天画押，不准更改一字。沙俄政府威胁杨儒说：“如逾期不画，勿再议交收，勿再言友好，前告各国不占地之文，当收回作废。” 3月20日，杨儒要求会见拉姆斯道夫，面商延长画押期限，拉姆斯道夫拒而不见。杨儒送上备忘录，也被原封退回。杨儒去找沙俄财政部和陆军部，也报以同样的态度。
杨儒把这种情况电告还在西安的清政府和主持外交的奕劻与李鸿章。清政府的答复称：画押还是不画，“究竟利害孰轻孰重，尊处必有确见。”“惟有请全权定计，朝廷实不能遥断也。”奕劻和李鸿章也回电，要杨儒“明告英及各国驻使，势处万难，不能不允；一面即酌量画押，勿误。” 沙俄政府知道杨儒已成了画押与否的关键人物，更向杨儒施加压力。维特无耻地声称，中国政府“如欲加罪于与俄订约之人，俄必出场保护”。在这十分严重的关头，杨儒经受住来自各方的压力，维护了国家的领土主权和民族尊严。他愤怒回答维特，说：“我系中国官员，欲求俄国保护，太无颜面！” 坚持除非奉朝廷颁发确旨，否则决不签约。后来杨儒在返回使馆途中跌伤，不久病死于任上。
沙俄强迫清政府秘密签订约款的阴谋未能得逞，却又不甘心放弃中国的东北。直到1902年4月，由于中国人民的强烈反对，与各列强之间矛盾的激化，沙俄才被迫同意与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在没有变乱发生，亦无他国牵制的情况下，俄军自该约签字之日起，分三期撤军，每期六个月，十八个月内撤完。
“学生军”
《交收东三省条约》虽已签订，但沙俄并不准备执行。1902年10月，第一期撤兵的最后期限已到，沙俄仅把驻奉天、牛庄、辽阳等地的部分俄军，调到东省铁路两侧。1903年4月，第二期撤兵的最后期限又到，沙俄不但不依约撤兵，反而增派军队八百多名到安东（今丹东），并重新占领营口，还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
沙俄妄图永占东北的恶劣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极大愤慨。4月27日，在上海的江苏等十八省爱国人士再次集会于张园，有一千多人参加，数十个人登台演说。到会者争助捐款，讨论挽救的办法，并致电外务部和各国外交当局，申明“全国人民万难承认”。
沙俄向清政府提出七项无理要求的消息，经日本报纸披露后，中国留日学生的各省同乡会，纷纷开会研究对策，并建议自行组织义勇队，准备开赴前敌。4月29日下午五百多名中国留学生在东京神田锦辉馆召开大会，与会者一致同意成立义勇队。大会以后，各省留学生又召开同乡会临时会议，研究“拒俄”问题。对于成立义勇队一事，无不赞成，争先恐后地报名参加。留日女学生所组织的共爱会，也召开会议，商议如何协助义勇队。
5月2日，留日学生再次在锦辉馆召开大会，报名参加义勇队的全部到会。会上商议了各项规则，并改名义勇队为学生军。次日在留学生会馆编队成军，全队共一百二十一人，分甲、乙、丙三个区队，公推蓝天蔚为队长，于5月6日开始操练。
义勇队是以“拒俄”为主旨的爱国团体，根本没有推翻清朝封建统治的意思，其中大多数人还对清政府抱有幻想，表示愿意听从清政府的节制。但是，义勇队的军事活动，却使驻日公使蔡钧感到非常不安。他急忙致电清廷和两江总督，报告说义勇队“名为拒俄，实则革命”，要求对归国活动的学生“严密查拿”。 同时他又勾结日本政府，勒令义勇队解散。5月11日，一部分激进的留学生再度在锦辉馆召开会议，把学生军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会员有三百零八人，分射击班、讲习所和体操科，即日陆续开始活动。
中国留日学生的拒俄活动，在国内引起强烈反响。4月30日，上海的爱国人士在张园召开拒俄大会，参加者共有一千二百余人，蔡元培首先在会上发表演说，倡议设立国民公会，讨论国事。马君武领导在座者同唱《爱国歌》，慷慨悲壮，动人肺腑。正当大会进入高潮之际，忽然接到东京留学生成立义勇队的急电，遂商定在上海成立拒俄义勇队。不久，上海拒俄义勇队也改名为军国民教育会，入会者有蔡元培、吴稚晖、黄宗仰等九十六人。同时，拒俄斗争在北京、武昌、安庆、南昌、南京、杭州、福州、长沙、开封等地，也普遍展开，形成了一个具有全国规模的群众运动。
清政府在接到蔡钧的急电后，即密电蔡钧对在东京的留日学生，“时侦动静”，又连忙饬令各省督抚，密切注视回国的留学生，“遇有行踪诡秘，访闻有革命本心者，即可随时拿到，就地正法”。 各省当局也遵令严密查防。特别是东南沿海各省，更是风声鹤唳，草木皆兵。这场轰轰烈烈的反帝爱国运动被残酷地镇压下去了。
但是，清政府慑于国内广大人民的反对，英、美、日等国又频频干涉，始终没有答应沙俄提出的七项无理要求。同时，经过这场斗争，又使许多爱国知识分子擦亮了眼睛，看清了清政府的真面目。所以，军国民教育会在成立时，就明确规定以“养成尚武精神，实行民族主义”为宗旨，改变了义勇队等宗旨不明的状况，举起了反清革命的旗帜。而在听到北上特派员钮永建、汤尔和在天津被清吏杀害的传闻后，军国民教育会又决定进行方法三种：“一曰鼓吹；二曰起义；三曰暗杀”。 并推举人员回国运动起义，走上了反清武装斗争的道路。
反对续订“美约”
继拒俄运动之后，1905年又爆发了一次全国规模的反美爱国运动。这次运动是由于美国胁迫清政府续订苛待华工的条约而引起的。
早在十九世纪四十年代末期，中国东南沿海一带衣食无着的劳动人民，已有漂洋过海前去美国的，参加了对美国西部地区的开发。愁于招不到工人的美国资产阶级，见中国人能吃苦耐劳，心灵手巧，就运用诱骗等手段，从中国的广东、福建等地招募了一批又一批劳动者，到美国的西部去充当苦力。因此，从十九世纪五十年代开始，在美国的华工人数不断增加，到1883年时，总数已达三十万人以上。美国西部矿藏的开采，铁路的修筑，土地的开垦，城市的兴建，都有华工付出的辛勤劳动和血汗。广大华工对美国西部的开发作出了如此重大的贡献，但由于祖国贫穷衰弱，他们却受到美国雇主的种种迫害，得不到保护。华工的地位几乎等于奴隶，工资比当地人少一半，纳税却比别人都多，被抑勒的事情，更是层出不穷。如果华工与当地人争讼，即使华工受屈，若无当地人作证，官府也不准受理，他们甚至连生命安全也得不到保证。1872年，美国发生经济危机，工人到处举行大罢工，阶级矛盾异常尖锐。美国政界为了转移工人的斗争视线，硬说华工夺去了美国工人的饭碗，极力煽动种族仇视，掀起一股又一股反对华工的恶浪。
1880年11月，美国政府胁迫清政府签订《续修条约》，规定华工赴美或在美国居住，被认为“实于美国之益有所妨碍，或与美国内及美国一处地方之平安有所妨碍” 时，美国政府就可以对人数或年限加以限制，从而为其限制和排斥华工制造法律依据。1894年3月，美国政府再次迫使清政府签订的《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明确规定，禁止华工前往美国。此后，美国政府又以该条约中“现时之例，或自后所定之例”为依据，肆无忌惮地加添了许多私例，前后总计，共有一百五十余条，其限制与排斥，远远超出了华工的范围。凡是进入美国的中国人，都要受到苛待，连中国驻美国的外交官，也遭到污辱。1900年，檀香山的美国当局竟以检疫为名，把华人住区全部烧光，华侨损失财产达二百六十余万。
中国人在美国的悲惨遭遇，引起了广大华侨和国内人民的极大愤懑。1904年夏，《限禁来美华工保护寓美华人条约》即将期满，国内外报纸不断刊登要求废约的言论。檀香山的《新中国报》发表《拟抵制禁例》一文，首先提出了抵制美货的办法。到了12月，“条约”期满，旅美华商联合一百几十个地方的十多万华侨，致电清政府，陈诉华侨在美国被虐待的情况，要求废除这种苛约。清政府在舆论的压力下，指示驻美公使梁诚，与美国政府交涉修改条约问题。但交涉数月，毫无进展。1905年4月，美国政府派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W．W．Rockhill）和清政府直接谈判，想利用恐吓手段，催迫清政府续订苛约。消息传出，激起全国人民的义愤。一场反美爱国运动在全国范围内迅速展开。
1905年5月10日，上海总商会召开特别会议，商会代表曾铸（少卿）登台演说，痛斥美国政府的排华政策，并提出以两个月为期，如果美国政府不允许修改苛约而强迫续订，则联合全国各地誓以不运销美货来进行抵制。这个倡议得到与会绅商的一致赞成。随后公议电稿，以曾铸的名义向清政府外务部和商部，“吁恳峻拒画押，以伸国权而保商利”。 并通电汉口、南京、广州、厦门、香港等二十一处商会，要求采取一致行动。12日，上海广东帮绅董在广肇公所召开同乡会，提出三项抵制办法：一是中国无论公私，一概不用美国人；二是华人受雇于美国人者，均即自行辞退；三是华人相戒不用美国货。14日，上海福建帮绅董在泉漳会馆重行集会，商定的抵制措施是：从美国来的各货一概不用，包括机器等在内；美船揽载，华人不应装货，各埠一律；美国人所设学堂，华人子弟不应入学；美国人所经营的洋行，华人不应应聘作买办或通译等事，美国人住宅所雇佣工，劝令停歇，庖御等人一概在内。此后，上海各界纷起响应，外省各地也闻风而动。据不完全统计，从5月到7月中旬，全国各地所举行的大小集会，就有五十多次。
到7月20日为止，美国政府仍坚持不准改约。上海总商会再次开会，经过激烈争辩，决定将抵制美货的办法，按期实行。同一天，上海商学会召开特别大会，到会者除南市各大商家外，还有北京的银行、钢铁、棉布、钱庄等行业的巨商和北方学界代表，共有一千多人，一致举手通过不用美货的决议，并准备建立一个大发卖所，以处置存货。以抵制美货为主要内容的反美爱国运动，进入了高潮。
上海是这次反美爱国运动的中心，参加者除商界以外，还有学、妇、工、艺等各个阶层。5月10日以后，美国在上海所办学校的教员和学生不断离校。22日，清心书院全部解散；同一天，中西书院的学生也停止上课，纷纷退学。7月9日，上海女界在广西路上的榕庐开会，提出致书各男界，联络内地女界，刊发美货名目牌号传单，分赴各地演说，以及成立中国妇女会等抵制办法，得到与会者的赞成。工人群众的行动也十分坚决。7月28日，上海报关行工人开会决定，各商家凡是在7月20日以后所定的美货，一律不代装运。爱国艺人汪笑侬为了配合抵制美货的斗争，特地排演《苦旅行》一剧，深受人们欢迎。甚至连少年儿童也都积极行动起来，加入抵制美货的行列。在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上海各界先后参加抵制美货的，就有二十四个团体、七十六个行业。
广东是著名的侨乡之一，旅美华工和华侨人数最多，所以反美爱国运动也很激烈。7月16日，广州成立了拒约会，以普劝国民不用美货，抵制美约为宗旨。23日，改名为“抵制苛约不用美货公所”。接着，南海、新宁（今台山）、佛山、顺德、东莞、香山、石岐、江门、肇庆、潮州、汕头、韶关等地，都成立了拒约分会，掀起了抵制美货的热潮。青年学生组织宣传队，奔走城乡；工人相诫不购美货，不吸美烟。知识分子则创作《苦社会》《黄金世界》等文学作品，揭露美国资本家虐待华工和华侨的情形，激发人们民族仇恨。同时又出版《拒约报》《时事画报》和《觉报》，以抵制美货为主要内容，从而为全省的反美爱国运动造成了声势，扩大了影响。
反美爱国运动席卷全国许多省市，也波及海外的华侨居住区。北京、天津、南京、汉口、桂林、成都、杭州、南昌、西安、济南、牛庄等一百六十多个城市，相继成立“争约处”“拒约会”“抵制美货公所”等团体，大力宣传和组织群众抵制美货。旅居美国、日本、泰国、菲律宾等地的华侨，出于爱国热忱，也都致电汇款，对祖国的抵制美货运动进行声援。所以这次运动的规模和声势，不断扩大。
广州《时事画报》刊出的抵制美货运动宣传画
中国人民反美爱国运动的声势浩大，使美国政府惊慌失措。5月16日，美国驻上海总领事致电上海道袁树勋，要求参加各商董抵制美货的集会，并蛮横声称：“各商董允宜静候，如有函禀，本代总领事仍愿代达本国政府，以商可否，决不可徒事纷扰，致碍大局。” 五天之后，他又送文章给《时报》，迫令刊登。文中既以威胁的口气声称，抵制美约“有损无益”，又为美国的罪行狡辩，说各报所载，“内多不实不尽之处”。 又说什么美国只禁华工入境，不禁商人、游客和学生等，妄图拉拢中国的资产阶级，分化破坏抵制美货运动。再度来华的美国新任驻华公使柔克义，在5月底到达北京以后，立即照会清政府外务部，要求下令各省督抚“一律禁阻”。他还勾结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袁世凯，向清政府施加压力。
清政府非常害怕反美爱国运动妨碍其依靠帝国主义支持苟延残喘的“大局”。在8月21日和31日，连续发布上谕，命令各省督抚“认真劝谕，随时稽查”，“倘有无知之徒从中煽惑，滋生事端，即行从严查究” ，对反美爱国运动进行严厉镇压。袁世凯在运动刚开始时，就不许天津商民“附和上海商会抵制华工禁约”，使北方的反美爱国运动受到很大挫折。天津《大公报》只因登载了抵制美约的消息，他就下令禁止人们阅看达数月之久。两江总督周馥致电各关道，说“禁工一事本非美国官绅之本意，虐待一事更非美国官绅所乐闻”，公然为美国苛待华工进行辩护，还要人们保全美国“文明”的“名誉”。清政府两次电令他严办曾铸等人，只是因为他害怕众怒难犯，才未敢公开下手。两广总督岑春煊遵照美国驻广州领事的意旨行事，逮捕了拒约会职员马达臣等三人，并命广州知府和南海、番禺二县的知县，亲到拒约会总部所在地广济医院，强令解散。其他省市当局也都采取不同手段，对这次反美爱国运动进行破坏和摧残。
在中外反动势力的联合压制下，贩卖美货的大商人首先退出运动。他们的代表上海商会，把不订美货和不用美货分开，歪曲抵制美货仅仅是不用，而不是不订，通过这样的手法继续订购美货，并将已购美货贴上印花公然出售。这种破坏行为，遭到中小资产阶级和工农群众坚决反对。但是，作为这次运动的发起者和领导者的民族资产阶级上层，却逐渐动摇、退缩。曾铸听到美国官员愿改苛约的虚伪许诺之后，立即表示“若不收篷转舵，窃恐蹈为之已甚之诮”。8月11日，他在贩卖美货的大商人威胁下，发表了《留别天下同胞书》，既说：“愿曾少卿死后，千万曾少卿相继而起，挽回国势，争成人格，外人不敢轻视我，残贱我，奴隶我，牛马我，有与列强并峙大地之一日”，又说：“我死之后，不可与死我者为难。抵制办法，似以从不用美货为宗旨，千万不可暴动。若贻各国以不文明口实，则我死亦不瞑目”。 此后，他就销声匿迹，不再活动。一些在运动中结成的团体，也因失去领导中心而不断解散。到1905年底，一场轰轰烈烈的反美爱国运动，就逐渐沉寂下来。
运动是失败了，但其历史作用和意义却是不容忽视的。美国和清朝统治者因慑于中国人民的力量，也终于未敢续订限制华工的条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