义和团运动失败后，旧式的农民革命运动退出了历史舞台，让位于中国资产阶级领导的民主革命，这是一个重要的变化。毛泽东说：“中国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 在实际斗争中，一大批知识分子由爱国逐渐转向革命，使民主革命潮流奔腾起来，而孙中山先生是中国民主革命的伟大先行者。
孙中山与兴中会
孙中山和康有为一样，也是在甲午战争后民族危机空前严重的形势下，登上政治舞台的。他的开始革命，又以创设革命团体兴中会为标志。
孙中山（1866—1925），原名文，字逸仙。后来他从事革命活动，化名中山樵，人们就称他为孙中山。
1866年，孙中山生于广东香山县（今中山县）翠亨村的一个农民家庭。他有个哥哥叫孙眉，1871年赴檀香山（北太平洋中心，夏威夷群岛的中部）经营垦牧，后来成为一个华侨资本家。1878年，十三岁的孙中山到檀香山随哥哥生活，先后入英、美教会在当地办的学校读书。1883年7月，他归国后，又相继进入广州和香港的医学院学习，1892年毕业于香港西医书院。从1878到1892年，孙中山所受的教育，完全是西方资本主义的教育。在这段时间内，他学到不少自然科学知识，也接触到一些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这对于他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形成，有很大关系。
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孙中山
早在檀香山读书期间，孙中山就产生了“改良祖国”的意愿。中法战争前后，他正在广州、香港学习，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和媚外卖国政策，给他以很大的刺激，使他对清政府十分不满。他后来回忆说：“予自乙酉中法战败之年，始决倾覆清廷、创造民国之志。”
1892年，孙中山从西医书院毕业后，在澳门和广州两地行医，日益关心国家和民族的安危，酝酿反清的政治活动。尽管孙中山已有革命的要求，但他还没能从当时流行的改良主义思潮影响下解放出来。在孙中山的周围，有不少改良主义者常常给他以影响，其中最主要的有何启（西医书院的创办人、孙中山的老师）、郑观应（孙中山的同乡）。因此，孙中山一面倾向革命，一面还希望清政府实行自上而下的改革。
1893年冬，孙中山与陆皓东、郑士良、尤列等人在广州的广雅书局内聚会，酝酿组织一个取名为“兴中会”的团体，以“驱除鞑虏，恢复华夏”为宗旨，但还没有具体的组织形式和活动计划。不久，孙中山又突然回到家乡翠亨村，草拟了一篇长达八千余字的《上李鸿章书》。在这封信中，他向李鸿章提出一系列改革主张，概括为四句话：“人尽其才，地尽其利，物尽其用，货畅其流。”这就是要清政府仿行西方资本主义制度，开办学校，培养人才；设立农官，管理农业，兴修水利，发展农业生产；开矿山、筑铁路、设工厂，采用近代机器生产；实行保护工商业的政策，等等。很明显，孙中山是站在资产阶级立场上，希望通过李鸿章这样的大官僚，进行一系列有利于发展资本主义的社会改革。
《上李鸿章书》写好后，孙中山找郑观应设法介绍北上天津面见李鸿章。1894年春，孙中山和陆皓东到天津投书李鸿章。可是，李鸿章对孙中山的建议根本不感兴趣，拒绝接见。孙中山碰了个大钉子，那份《上李鸿章书》也就石沉大海。
上书失败后，孙中山又跑到北京去探听清政府的虚实。那时，甲午中日战争已经爆发，中国军队在牙山战役中遭到惨败，举国震动。清朝统治者却还在歌舞升平，大修颐和园，准备庆祝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孙中山经过这番阅历，已认识到自上而下地实行和平改革是办不到的，决心用强迫手段来推翻清政府，从此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1894年10月，孙中山和陆皓东随即南下武汉，观察长江流域的形势后，再到上海。陆皓东留在上海，孙中山在郑观应的帮助下，绕道日本再赴檀香山。他积极向华侨宣传反清革命的主张。11月24日，孙中山联合二十多个经营小商店和小农场的华侨，在檀香山正埠火奴鲁鲁卑涉银行经理何宽的寓所开会，建立了中国资产阶级第一个革命团体“兴中会”。在孙中山亲自草拟的公开的兴中会章程中，着重指出民族面临的危机：“方今强邻环列，虎视鹰瞵”，“瓜分豆剖，实堪虑于目前”；同时，强烈抨击了清政府的反动统治，大声疾呼：“亟拯斯民于水火，切扶大厦之将倾”。号召爱国志士团结起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并在会员入会秘密誓词中，明确规定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国，创立合众政府” 为奋斗目标。
兴中会成立时，日军已攻占北洋海军的要塞旅顺和大连，京津震动，形势危迫。孙中山认为机不可失，即率会员数人，从檀香山赶回香港，策划武装起义。1895年1月，孙中山与“辅仁文社”（1892年成立）的杨衢云、谢赞泰等人协商，筹违香港兴中会。2月21日，香港兴中会正式成立，通过了修订的《兴中会章程》。这时，兴中会已联合香港、广州一带会党力量和反清人士，为了反映这种情况，孙中山把会章和入会誓词略作修改。会章中除重申严重的民族危机外，着重揭露清政府残暴腐败和国内尖锐的阶级矛盾。入会誓词的“恢复中国”，改为“恢复中华”。同时还健全了组织规定。这些，使兴中会和旧式的会党有了鲜明的不同。孙中山的革命纲领，表明了他推翻清朝封建专制政府、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决心。
为了组织起义，兴中会设“乾亨行”于香港中环士丹顿街十三号，表面上是做买卖，实际上是指挥武装暴动的总机关。后来，孙中山又在广州设“农学会”，借行医和提倡农业的名义进行活动。经过半年联络，取得了部分会党、军队的支持，能够调动的人员已不下万人。于是，决定在10月26日（农历九月初九重阳节）发动起义，袭取广州为根据地。孙中山通令各路起义人员，利用广州人民重阳登高、扫墓的习俗，装扮成扫墓人，于重阳前一天到达指定地点集中；香港方面运送的枪械、弹药，以及三千多起义人员，则乘前一天夜船于重阳清晨登岸。可是，香港方面有部分人员，擅自改动战斗布置，没有及时到达，致使起义计划被打乱。这样，孙中山只好命令已经集中起来的人员立即解散，并发电制止香港队伍前来广州。两广总督谭钟麟已得到密告，第二天，派兵捕去陆皓东等人。杨衢云接到电报时，派来广州的二百人已下船，船一靠岸就被捕去四十多人。孙中山领导的这次广州起义，还没有来得及发动，就这样被扼杀了。但是，它作为中国资产阶级革命的最初火花，是具有很重要意义的。它表明，孙中山等少数资产阶级革命分子，已经正式以武装起义同清政府决裂，迈开了民主革命最坚定的第一步。这件事腾传全国，外国报纸也开始宣传“中国革命党孙逸仙”。从此，孙中山和兴中会的活动，逐渐为人们注意。
广州起义失败后，清政府悬赏缉拿革命党人。领导起义的孙中山、陈少白等，被迫逃亡日本，设兴中会分会于日本横滨。后来，孙中山断发改装，又转赴檀香山、美国、英国，在华侨中宣传革命。1896年10月1日他到伦敦，11日，被清政府驻英国公使诱禁。使馆准备把他装在一只大箱子里秘密运回中国，加以杀害。幸经他在香港西医书院时的英国老师康德黎（James Cantlie）等多方营救，才脱险出来。清政府的迫害，并没有使孙中山气馁。脱险以后，他继续宣传革命，并研究欧、美资本主义国家革命时期的代表著作，考察欧、美现实的社会政治状况；同时还与旅英的俄国爱国者和民粹派交往。1897年7月，孙中山又转回日本，就近策动中国革命。
孙中山在日本期间，经过日本进步党领袖犬养毅的介绍，曾与亡命海外组织保皇会的康有为、梁启超就联合反清问题进行过会谈。由于康有为坚持保皇立场，对会谈缺乏诚意，合作并未成功。孙中山又同时与唐才常的“自立会”取得联系。唐才常（1867—1900），是谭嗣同的同乡、挚友。他是资产阶级改良派中思想比较激进的一个。戊戌政变后，他异常悲愤，思想逐渐倾向“反满”，但仍主张保皇。1899年夏，他出游香港、南洋各地，与康有为会晤时，劝说康有为“牺牲小异”，同孙中山合作以“救国难”，遭到拒绝。同年秋，唐才常在日本见到孙中山，商讨湘、鄂和长江流域的起兵计划，得到孙中山的赞许，双方订立“殊途同归之约”。
1900年初，义和团运动在北方各地蓬勃兴起。唐才常利用这一时机，在上海组织正气会，旋又改名自立会，散发“富有票”，作为入会的凭据。7月26日，他邀集上海的维新人士，在张园召开“国会”。会上，推容闳为会长，严复为副会长，他自己担任总干事。与此同时，他广泛联络长江流域的会党，组成自立军，分驻大通、安庆、常德、新堤、汉口等地，由各路统领率领，唐才常自任总指挥，约定8月9日同时起事。唐才常企图联合革命派和改良派，实现已经破产了的变法维新。他既想得到革命派的人力支持，又想得到康有为的输款援助，所以，一面声言反清，一面又称“勤王”——拥戴清帝光绪，使自己陷入不能自解的矛盾之中。准备参加自立军的革命党人，看到这种情况，纷纷远离而去。唐才常因等不到康有为的海外汇款，屡次推延举事日期，以致事机泄露，8月21日唐才常等人在汉口被清朝官兵捕获，次日遇害。各地的自立军机关均被捣毁，前后被杀害者达二百余人。自立军起事宣告失败，兴中会在长江流域联络的会党力量，也损失殆尽。
1900年6月，北方的义和团运动全面展开，西方资本主义的八国联军武装干涉也已开始。孙中山认为武装暴动的机会又来了，就亲自率领一批兴中会会员到香港部署起义。船到香港，由于英国香港当局对孙中山的阻止而无法登岸。他便在船上召开会议，决定以广东省新安县的绿林和嘉应州三合会为主力，借用菲律宾独立军在日本购置的军械，在惠州三洲田起义。然后沿海东进，直趋厦门。当时日本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出于控制福建的目的，曾经口头上表示愿给兴中会武器援助。所以，孙中山打算在起义军打到厦门时，自己从台湾内渡，亲自到军中指挥，用日本运来的军火武装起义军，回攻广州，得手马上组织临时政府。
10月，兴中会会员郑士良受孙中山的委托，率领三合会人员六百余人在惠州三洲田山寨起义，几次打败来犯的清军，十多天内发展到两万多人，声势颇壮。孙中山在台湾得到起义军的捷报，就电请日本人宫崎寅藏（又名宫崎滔天），将借自菲律宾独立军的军械运送惠州。不料，这批军械尽是废铜烂铁，全不能用。在这关键时刻，日本政府新任首相伊藤博文为了与沙俄争夺中国的东北，改变对华政策，禁止对中国革命党人供给武器，又不许革命党人在台湾活动。孙中山一筹莫展，只得派人将这情况告诉郑士良。起义军血战半个多月，虽然士气旺盛，但弹药已尽，正在盼望军火，接到这个通知，非常泄气，全军两万多人，很快就瓦解了。郑士良率领一部分亲随，分水陆两路逃避香港。
惠州起义前，孙中山曾派史坚如去广州策划响应，没有成功。史坚如决定炸死两广总督德寿，又因炸药效力不足，也没有成功，自己反被捕遇害。至此，孙中山所领导的第二次武装起义又失败了。孙中山希望得到外国的援助，却没有努力与群众斗争相结合，更不能深入发动群众，作为自己的后盾，失败是不可避免的。但是，这次起义在人民群众中引起了反响，与五年前的广州重阳节起义大不相同了。
留日学生的政治活动
历史进入二十世纪后，中国的形势发生很大变化，民主革命的潮流奔腾而来。形势变化的主要原因，是义和团运动后，帝国主义和中华民族、封建主义和人民大众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了。1901年的《辛丑条约》，使中国的独立徒具形式。二十世纪初年，西方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严重威胁，像一个可怕的阴影，笼罩着人们心头。
毛泽东指出：“在中国的民主革命运动中，知识分子是首先觉悟的成分。” 同旧式的封建士大夫不同，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已经懂得一些自然科学和资本主义的社会政治学说，对帝国主义的压迫有敏锐的感受，有比较强烈的爱国心。二十世纪初年，不仅国内学堂纷纷成立，知识分子人数急剧增加，而且，出国留学成为一种风气。日本是学习西方有成效的国家，离中国又近，留学费用少，去的人特别多。1901年，在日本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不过一百多人，1904年达到一千三百多人，1905年更达八千名以上。这些留学生，亲眼看到日本在明治维新后一跃而成为亚洲强国，深深感到自己祖国命运的危殆。他们如饥似渴地寻找救国真理，从各方面掀起火热的爱国运动，并在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革命情绪激励下，从爱国的立场出发，迅速走上民主革命的道路。
在日本的中国留学生，起初都是分散求学，相互联系甚少。1900年春，秦力山、吴禄贞等在留学生中组织了第一个团体励志会，制定了五条会章，不外是以“联络情感，策励志节”为宗旨，别无政见。这年夏天，励志会中不少人回国参加自立军起事。自立军失败后，许多人从血的事实中看清了保皇派的真面目，思想逐渐转向革命。
1900年下半年，励志会会员杨廷栋、杨荫杭、雷奋等主持编辑《译书汇编》，译刊欧、美各国的政法名著，如卢梭《民约论》、孟德斯鸠《万法精理》、约翰·穆勒《自由原论》、斯宾塞尔《代议政体》等，逐期登载。通过这些著作，鼓吹资产阶级的平等和民主思想。他们歌颂法国资产阶级大革命，对欧洲的反动势力进行抨击，也间接对清政府进行鞭挞。
1901年5月，秦力山等同康有为、梁启超绝交以后，在东京创办《国民报》（月刊），宣传天赋人权、平等自由，主张推翻清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开始明确地划清了革命与保皇的界限。《国民报》出版时，曾得到孙中山捐助印刷费一千元，但到第四期出版后，终于因资本告罄而停刊。
在留日学生运动发展史上，1902年是十分重要的一年，留学日本的人数急剧增加，留日学生的思想面貌发生很大变化。这一年4月，章太炎和秦力山，还有冯自由、马君武等人发起召集的“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就是中国留日学生掀起的反清革命的第一个激浪。
章太炎（1869—1936），名炳麟，字枚叔，浙江余杭人。甲午战争后曾投身维新运动。1900年，他参加了唐才常等在上海张园召开的“国会”，因对唐才常的“勤王”宗旨不满，当场毅然剪除发辫，表示与改良派决裂，从此进入反清革命的行列。1902年春，他在日本时与孙中山正式订交，就中国的土地、赋税以及革命成功后的政制、建都问题，作了较为广泛的交谈。这时，章太炎已是一位知名的、有学问的革命家。1902年4月26日（农历三月十九日），是明朝最末一个皇帝崇祯的忌日，章太炎等联络侨居日本的中国人和留学生举行纪念会，以表示纪念明朝的灭亡，反对清朝的反动统治。
章太炎用他典雅的文笔，为这次纪念会写了一篇九百余字的宣言书，大声疾呼：“愿吾滇人，无忘李定国。愿吾闽人，无忘郑成功。愿吾越人，无忘张煌言。愿吾桂人，无忘瞿式耜。愿吾楚人，无忘何腾蛟。愿吾辽人，无忘李成梁。” 他想以这些抗清英雄的事迹，激励人们投身反清革命。由于清政府驻日公使蔡钧勾结日本外务省，出动警察干涉，这个纪念会未能开成，但在留日学生中，鼓起了组织爱国团体和出版革命刊物的热潮。
“支那亡国二百四十二年纪念会”事件不久，又发生了“成城入学”事件。这一年夏天，江苏省自费生顾乃珍等九人要求进入成城学校学习陆军，驻日公使蔡钧拒绝咨送。吴稚晖、孙揆均等二十六人到使馆交涉，蔡钧又嗾使日本警吏以扰乱治安为名，把吴、孙两人驱逐回国。秦毓鎏、张肇桐等不服，到使馆抗议，也被日本警方拘留，由此引起了中国留日学生对蔡钧的公愤。胡汉民等愤而回国，秦毓鎏等即与张继、叶澜等创立爱国团体青年会。青年会与励志会不同，主要是由留日学生中的激进分子组成，“其会章第一则，规定以民族主义为宗旨，以破坏主义为目的”。 最早的会员有二十余人，曾编辑出版过《法国大革命史》《中国民族志》等数种书籍。这是留学界第一个比较稳固的、带有浓厚革命色彩的新团体。
从1902年底开始，各省留学生都纷纷成立同乡会，并准备发刊杂志。1903年初，先后出现《湖北学生界》（出四期后改名《汉声》）、《直说》（直隶留学生主办）、《浙江潮》、《江苏》等刊物。他们宣传中华民族所面临的危机，介绍西方各国的政治、经济、军事、教育、法律以及历史等情况，探究中国贫穷落后的原因，讨论西方各国富强的途径，以寻求救亡图存的方法。这些为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传播铺平了道路，也使留学生运动出现了生动活泼的新局面。
“建立中华共和国”
1903年是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蓬勃开展的一年，其显著特点，就是民主革命思想的不断高涨。邹容的《革命军》，陈天华的《警世钟》《猛回头》和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的公开发表，“建立中华共和国”口号的提出，则是这种高涨的重要标志。
邹容（1885—1905），字蔚丹（又作威丹），出生在四川巴县一个富商家庭。1902年自费留学日本，进东京同文书院。1903年元旦，留日学生在留学生会馆举行新年团拜，与会者达一千余人。邹容、马君武先后登台演说，发表了“不推翻清政府就不能救中国”的革命言论。从此以后，留学界每次开会，邹容都参加，而且“争先演说，犀利悲壮，鲜与伦比” ，很快成了中国留日学生中主张反清革命颇有影响的人物。1903年4月，他回上海后，寄居在爱国学社，与章太炎同寓，因政治思想接近而建立了友谊。他积极参加爱国学社师生的活动，每次张园集会，常慷慨陈词，大呼救国。5月间，他又发起创立中国学生同盟会，作为学界的统一团体，以便进行革命斗争。与此同时，他在留日期间已开始写作的宣传革命的论著，也全部脱稿，由章太炎作序，柳亚子、蔡元培、黄宗仰等集资，大同书局正式出版，署名为“革命军中马前卒邹容”。这一著作，就是被誉为近代中国“人权宣言”的《革命军》。
《革命军》全书有两万余字，共分七章：一、绪论；二、革命之原因；三、革命之教育；四、革命必剖清人种；五、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六、革命之大义；七、结论。它以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理论为基础，用通俗浅近的文字，犀利酣畅的笔调，论述了中国专制制度的罪恶和进行革命的必要性，宣传了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思想。
邹容《革命军》封面和正文最末页
《革命军》肯定革命是人类社会发展过程中必须进行的伟大事业，热情洋溢地赞颂革命是“天演之公例”“世界之公理”。认为中国想要摆脱专制统治，取得与列强争雄的地位，必须奋起进行革命斗争。
邹容在分析革命的原因时，还对清政府的内政外交进行了全面的、淋漓尽致的抨击。他坚决反对改良派的保皇立宪主张，认为要“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脱去数千年种种之奴隶性质”，就只有革命，推翻清政府。怎样进行革命？邹容提出了“革命之教育”“革命必剖清人种”“革命必先去奴隶之根性”的主张。所谓“革命之教育”，就是要用资产阶级的自由平等思想和政治法律观念，对人民进行思想教育，养成“上天下地，惟我自尊，独立不羁之精神”，“冒险进取，赴汤蹈火，乐死不辞之气概”，“相亲相爱，爱群敬己，尽瘁义务之公德”，“个人自治，团体自治，以进人格之人群”。所谓“革命必剖清人种”，就是必须分清敌我，“内有所结，外有所排”，启发民族觉醒，反对民族压迫。所谓“必先去奴隶之根性”，就是要人们站起来，反对“忠于君，孝于亲”等封建伦理。只有打破这些精神枷锁，争平等，争自由，做国民，不为奴隶，革命才有成功的希望。
邹容对革命的胜利充满信心。在《革命军》中他提出了革命建国纲领二十五条，作为奋斗目标。其主要内容是推翻清政府，建立资产阶级的新政权，实行议会制度，参照美国的宪法和法律制定适合中国国情的宪法和法律。他在这本书的最后，号召人们为祖国抛头颅，暴肝脑，与清朝封建统治者“相驰骋于枪林弹雨中，然后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并且高呼：“中华共和国万岁！中华共和国四万万同胞的自由万岁！”
《革命军》犹如暴风雨前的一道闪电，给人们以强烈的震撼。它摇撼了清朝的封建统治，划清了革命派与保皇派的界限，使革命派阵容更加整齐。它那烈火一样的文字，奔放的革命情感，激励着人们的心弦。因此一出版就不胫而走，受到人们的普遍欢迎，尤其为广大热血青年所喜爱，总发行量达一百多万册，成为清朝末年最畅销的书籍。
《革命军》问世不久，为了驳斥康有为在1902年春天发表的《答南北美洲诸华商论中国只可行立宪不可行革命书》，章太炎发表了《驳康有为论革命书》。这是对中国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起过很大作用的又一篇重要历史文献。顽固坚持保皇立场的康有为认为，中国只能实行立宪，不能进行革命。这是因为，“革命之惨，流血成河，死人如麻，而其事卒不可耽”。章太炎用历史事实对此进行论证，指出要改变专制政体，使人民取得政治上的权利，流血牺牲是不可避免的，不仅进行革命是如此，实行立宪也是这样。英、奥、德、意各国都是经过多次的暴动，人民才取得自由议政权利的。
“公理未明，旧俗俱在”，中国人还没有进行革命的资格，这是康有为反对革命的另一个理由。章太炎批驳说，人的智慧，是从斗争中产生的。现在人民的知识不必用别的事情来启发，只用革命就能启发了。章太炎的结论是：“公理之未明，即以革命明之；旧俗之俱在，即以革命去之”。革命不仅是“天雄大黄之猛剂”，而且还是“补泻兼备之良药”。只有通过革命，才能对中国进行一番彻底的改造。
章太炎又针对康有为称光绪皇帝“圣明英武”，一旦复辟秉政，立宪肯定无疑的饰词，严予驳斥道：“载湉小丑，未辨菽麦”，是清朝之“亡君”，人民之“公敌”，根本不是什么“圣明”。他指出，光绪徒拥皇帝之虚名，根本没有实行立宪的权力和能力。不然的话，为什么在戊戌变法时，连他自己也被幽禁瀛台呢？章太炎还一针见血地揭露康有为散布这些谬论的用心，无非是为了向满族贵族表明自己忠贞不贰的心迹，等到慈禧太后一死，光绪皇帝上台执政时，不仅工部主事可以起复，内阁军机之位也可以觊觎，其目的是十分自私的。
章太炎是站在民族民主革命的立场上，对康有为主张君主立宪的种种言论，进行了无情的鞭挞，而对于革命斗争给予热情的讴歌。这篇文章说理透辟，战斗性强，所以流传相当广泛，在当时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是，它同邹容的《革命军》一样，也有时代和阶级的烙印，带有浓厚的狭隘民族意识，特别是在满汉关系问题上，流露出不少大汉族主义的民族偏见，还没有把斗争的锋芒对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他们对列强的侵略本质认识是很不足的，所以在这方面对康有为的批判就缺乏说服力。
《苏报》案
面对革命声势的日益扩大，清政府异常惶恐，为了“防微杜渐，杀一儆百”，1903年夏制造了震惊中外的《苏报》案。
《苏报》发刊于1896年6月26日，创办人胡璋（铁梅），由其妻日本人生驹悦出面，向日本驻沪总领事馆注册。馆址在上海公共租界汉口路二十号。1900年，因教案被清政府革了职的原江西铅山知县陈范，愤官场腐败而出资接办。从1902年起，《苏报》与中国教育会、爱国学社相互支持，鼓吹反清革命。
中国教育会是蔡元培、黄宗仰、叶瀚等于1902年4月在上海成立的社会团体。其宗旨“在于改良教育及编订完善之教科书，并仿通信教授法，刊行丛报”。 10月中旬，上海南洋公学在留日学生斗争的影响下发生学生退学风潮，兼任该校教习的蔡元培同情学生，亦愤而辞职，带领一百多名退学学生，向中国教育会求助。中国教育会决定筹款建校，12月创办了爱国学社，推蔡元培为总理，章太炎、汪文溥和吴稚晖等均任义务教员。不久，南京陆师学堂学生章士钊等因不满学堂当局干涉言论自由，也退学来到上海，给中国教育会和爱国学社增添了新的力量。爱国学社与《苏报》馆约定，《苏报》每天的论说由学社教员轮流撰写，《苏报》馆则每月赠给学社一百元，以补学社经费之不足。此后，《苏报》的言论越发激烈。
随后，《苏报》又聘请爱国学社的章士钊担任主笔，使之面目一新，并陆续刊出不少“放言革命”的文章。《苏报》以大量的篇幅，最先向全国人民推荐邹容的《革命军》。6月9日刊载的“爱读《革命军》者”所写的《读〈革命军〉》一文，热情盛赞这是全国人民必读的教科书，读者从中受到极大的鼓舞和教育。次日，又刊出章太炎的《序〈革命〉》，赞扬这本书是“义师先声”。《苏报》还在6月29日以《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为题，摘要刊出章太炎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并登广告进行推荐。因此，《苏报》的革命言论，在社会上引起很大的反响。
摘要刊载于《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
清政府对于《苏报》刊出邹容、章太炎的著作，发表大量鼓吹革命的文章，深为恼怒，力图压制。上海道袁树勋奉朝廷之命张贴告示，悬赏捕捉写作者。但因《苏报》和爱国学社都在公共租界里，未能捉成。清政府加派候补道俞明震与领事团交涉，要求租界当局逮捕“引渡”陈范、章太炎、邹容等人。双方约定：“所拘之人，须在会审公堂由中外官会审。如果有罪，亦在租界之内办理。” 按照这一约定，领事团在拘票上签了字，由会审公廨交给巡捕房去执行。捕人的风声传出后，章士钊、汪文溥、黄宗仰等人先后离沪躲避，有人劝章太炎立即出走，章太炎却毫不畏惧，决心坐以待捕，说：“革命没有不流血的，我被清政府查拿，现在已经第七次了。” 6月29日，中西探捕多人闯入《苏报》馆，出示捕人牌告，当场将司账程吉甫锁去。陈范连夜走避。30日清晨，当中西探捕来到爱国学社时，章太炎指着自己的鼻子说：“余人俱不在，要拿章炳麟，就是我。”随即从容就逮。同一天，中西探捕进入陈范的女儿陈撷芬主持的《女报》馆中，逮捕了钱允生和陈范的儿子陈仲彝。章太炎写信给邹容和龙积之，要他们自动投案。龙积之当晚到巡捕房自首，邹容也在7月1日自投捕房。
章太炎等人被捕后，《苏报》照常出版，继续宣传革命，先后发表了《哀心死》《新无锡会之缘起》等文。直到7月6日，还登出了章太炎的《狱中答新闻报》，对清政府进行猛烈抨击。7月7日，租界当局把《苏报》查封。
7月15日，西捕戒备森严地用马车把章太炎和邹容送到租界会审公廨，由会审委员孙建臣和英国领事署翻译进行第一次审讯。律师古柏（Corbett）等代表清朝政府出庭，章太炎和邹容所请的律师博易（Boye）和琼司（Jones）也到庭辩护。古柏首先指控《苏报》，“欲使国民仇视今上，痛恨政府，心怀叵测，谋为不轨” ，并从《康有为与觉罗君之关系》和介绍《革命军》的文章中摘引了一些激烈词句，作为“罪证”。面对这种审讯，章太炎和邹容心胸坦然，直言不讳地分别承认自己是《序〈革命军〉》和《革命军》的作者。
清政府见“引渡”阴谋不能得逞，即通知袁树勋，将《苏报》案在上海英美租界会审公廨审结。同时，商得英国公使的同意，组织“额外公堂”，由上海县知县汪懋坤担任主审，由公廨会审委员及陪审官充当会审。从12月3日至7日，审讯又连续进行了四次。在法庭上，章太炎、邹容分别对清政府代表古柏的指控一一进行了驳斥。以后，对章太炎、邹容的审讯时断时续，一直拖到1904年5月21日，才由租界当局最后判决，邹容监禁两年，章太炎监禁三年，从1903年6月30日起算，期满开释，驱逐出境。
清政府镇压爱国学社和《苏报》并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反而因为它以中国政府在中国的土地上向外国人控告自己的百姓，进一步丧失民心，并促使更多的爱国知识分子阅读《革命军》等革命书籍，走上反抗斗争的道路。
1905年4月3日，邹容因不堪监狱的折磨，病死狱中，遗体由义士刘三（季平）营葬于上海县华泾乡黄叶楼旁。1906年6月29日，章太炎刑满出狱，被孙中山派人接到日本东京，投入了新的战斗。
打倒“洋人的朝廷”
《苏报》被封不久，《国民日日报》与《警钟日报》相继行世，其宗旨都和《苏报》相同。清政府对《革命军》等革命书籍的大量印售，已经感到无所措手足，而陈天华的《猛回头》与《警世钟》又公开出版。
陈天华（1875—1905）原名显宿，字星台，湖南新化县人。他出生在一个穷塾师家庭，由于家境贫寒，童年时以提篮叫卖维持生活。他每天在奔波之余，还跟父亲课读，九岁能通读《左传》。他酷好文艺，对民间流行的说唱弹词，爱不释手，并经常模仿撰写一些情节生动的小说或山歌小调，这对他后来从事革命宣传工作打下了基础。
1896年，陈天华随父亲到新化县城，依靠做小贩糊口。后来得族人资助，进入资江书院读书。戊戌变法期间，他又考进新化求实学堂，深受维新思想影响。1903年初，他得求实学堂资遣，东渡日本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学习师范。他看到祖国主权丧失，权利被掠，心里非常难过，亟思有所振奋，便毅然放弃了正常的学习，积极投入留日学生的爱国运动，因而他到东京半年，仍不能说一句日本话。
拒俄运动掀起后，陈天华怀着满腔热情参加了中国留学生所召集的大会，报名加入义勇队。与此同时，他还每天坚持写作，进行爱国宣传活动。他咬破手指，写了《敬告湖南人》的血书，分缮数十封寄给国内各学校，陈述民族灾难的空前深重，呼吁人们团结一致，为挽救祖国的危亡而斗争。血书激动着人们，连湖南巡抚赵尔巽看了，也亲自跑到各个学堂，将陈天华的血书宣布，并刊登在官报上。5月，陈天华回国去湖南运动武装起义。在回国之前，他抓紧时间，埋头书案，以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文艺说唱形式，浅显易懂的白话文，写成了两本宣传革命的小册子，这就是著名的《猛回头》和《警世钟》。
在这两本书中，陈天华揭露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强盗行径，指出中国面临着被灭亡的危险。“俄罗斯，自北方，包我三面；英吉利，假通商，毒汁中藏；法兰西，占广州，窥伺黔桂；德意志，胶州领，虎视东方；新日本，取台湾，再图福建；美利坚，也想要，割土分疆。这中国，那一点，我还有份；这朝廷，原是个，名存实亡。”帝国主义各国企图瓜分中国的领土，肆意掠夺中国的各种利权，给中国人民造成了深重的灾难。陈天华又以沉痛的心情写道：“痛只痛，因通商，民穷财尽；痛只痛，失矿权，莫保糟糠；痛只痛，办教案，人命如草；痛只痛，修铁路，人扼我吭；痛只痛，在租界，时遭凌践；痛只痛，出外洋，日苦深汤。”
怎样挽救中国的危局呢？陈天华主张“改条约，复政权，”实现中国“完全独立”。他坚信西方列强并不可怕，只要善于学习，“去掉自己的短处”，是完全可以把它打败的。“只要我全国皆兵，他就四面受敌，即有枪炮，也是寡不敌众。”所以他认为“只要我人心不死，这中国万无可亡之理”。他号召人们迅速行动起来，“读书的放了笔，耕田的放了犁耙，做生意的放了职事，做手艺的放了器具，齐把刀子磨快，子药上足，同饮一杯血酒，呼的呼，喊的喊，万众直前，杀那洋鬼子，杀投降那洋鬼子的二毛子”。
要反抗外国的侵略，实现祖国的独立，就一定要推翻清朝政府。这是陈天华在两本书中反复阐述的另一个主要内容。尽管他还不能科学地分析清朝政府的阶级实质，但他凭借着赤诚的爱国心与敏锐的观察力，已经清楚地看到清朝政府是帝国主义侵略中国的工具。陈天华写道：“你道今日中国还是满洲政府的吗？早已是各国的了！那财政权，铁路权，用人权，一概拱手送与洋人。”清政府已经成了“洋人的朝廷”，是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守土官长”。它虽然也表示要进行“革新”，“其实何尝行过？不过借此掩饰国民的耳目，讨讨洋人的欢喜罢了，不但没有放了一线光明日子，那黑暗的倒加了几倍。”由此得出结论：“故我们要想拒洋人，只能讲革命独立，不能讲勤王。”“要学那，法兰西，改革弊政；要学那，美利坚，离英独立。”这样才能改变中国的面貌。
《猛回头》和《警世钟》这两本书，是陈天华呕心沥血之作，既反映了时代的要求，又喊出了广大人民群众，特别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的心声。由于文字生动，感情真挚，所以深得人们的喜爱。军队士兵，“即奉为至宝，秘藏不露，思想言论，渐渐改良，有时退伍，散至民间，则用为歌本，遍行歌唱，其效力之大，不可言喻”。 外国侵略者为之心悸，到处明访暗搜，企图压制。清政府则一再下令严行禁止。结果都适得其反，更加增强了人们购读的兴趣。因此，这两本书重印达十余次之多，在长江流域各省更是广泛流传，为辛亥革命的思想动员起了巨大作用。
二十世纪初年革命报刊的纷纷建立，邹容、章太炎、陈天华等革命宣传家的涌现，各种革命读物的广泛流传，都使民主革命潮流汹涌澎湃地前进，为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建立，准备了思想上和舆论上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