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掀起瓜分狂潮的危急关头，继资产阶级维新派发动戊戌变法运动之后，以广大农民、手工业者为主的各阶层群众，用激烈的方式投入了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从1898年（光绪二十四年）开始，首先在山东，接着在华北、东北等地区，自发地掀起义和团运动。它是以反对外国教会、传教士及其教民，反对一切外来事物为主要斗争目标，至1900年（光绪二十六年）形成了高潮，发展成为中国近代史上一场以“扶清灭洋”为旗号的规模浩大的反帝爱国农民运动。
“义和团，起山东”
义和团运动是1898年开始兴起的。
义和团的前身“义和拳”，早已出现于北方，远在1778年（清乾隆四十三年），见于官方文书。当时，它分布在山东、直隶、河南、江苏一带，有的属于白莲教中八卦教的一个支派，有的是从大刀会转来，有的则是民间自卫身家而建立的。参加义和拳的，以农民、手工业者为多，他们平时从事各自的生产活动，在劳动之余一起练习拳棒、武术。它没有统一的组织，在需要联合行动时，就以较有势力的村子出面，发帖子邀约邻村的义和拳。用这种方法一直进行一些零星的打富济贫斗争。鸦片战争以后，他们又自发地投入反洋教等斗争活动。因缺乏统一的组织，一直未能形成大规模的运动，直到甲午战争后才发生重大变化。
鸦片战争后外国教会进行种种侵害中国的活动，而清政府一味庇教抑民，激起广大人民对洋教和传教士的极大仇恨。在资本主义列强对华加强经济侵略过程中，又造成广大人民的贫困破产和各种灾难。当时，中国人民对帝国主义的认识还处在感性阶段，只是感到自己的贫困和灾难，是由于洋人在华输入各种洋货、洋物，是由于修铁路、开矿山等事，把“龙脉”掘断，把地藏“宝气”泄漏，以及由于传教设教堂污浊祖先神灵等等所造成的。因此，认为只有把一切洋人赶走，一切洋物取消，人民大众才有出头之日。在这种情况下，分布各地并经常与人民直接接触的外国教会和传教士，就自然成为各地群众痛恨的直接目标。从十九世纪六十年代起，反洋教的群众斗争此起彼伏，连绵不断。义和拳的斗争也就转向以反洋教为主了。
在甲午战争失败后帝国主义疯狂瓜分中国之际，广大人民奋起救亡图存，更切齿痛恨外国侵略者和一切洋事洋物，这样，1898年，义和拳广大群众首先在山东兴起大规模反洋教活动，并很快演变为义和团运动。
这场反对西方列强的斗争风暴，首先在山东兴起，绝不是偶然的。
从甲午战争开始，在帝国主义侵华和随后掀起的瓜分狂潮中，山东人民都深受其害。1895年初，日军两万人攻掠山东，战火从成山角烧到威海卫。威海卫被日军占领达三年之久，随后又被英国强租；1897年德国强占胶州湾后，进而把整个山东作为势力范围，在境内筑铁路、开矿山，大量占夺田地，破坏水道、坟茔，强拆民房，致使大批农民无以为生。英国也强行圈占文登、荣城两县，逼迫农民交粮纳税。德国在山东修筑铁路，以及外国资本垄断的沿海航运业，又使南北大运河的运输业迅速衰落，原先依运河为生的船户、挑夫、搬运工人和小商贩等人，大批失业，颠沛流离。
甲午战争前后，洋教势力已遍布山东全境，有教堂一千多所，各地教堂、教会带给人民的种种灾难、压迫，也极大地激起山东人民对外国侵略者的痛恨。在种种人祸之外，1895—1898年山东大部分地区又受严重的旱涝之灾，饥荒严重，大批人饿死。
在上述情况下，甲午战争后山东人民的反洋教斗争，蓬勃开展了。而已经存在至少一百二十年，又散布在全省各地的义和拳，很自然地成了团结群众进行反帝斗争的基础。
1896年，与直隶交界的鲁西北冠县梨园屯赵三多等人，在当地招集义和拳众。至1898年10月，赵三多率拳众三百多人攻打附近的红桃园教堂，教会请来清军镇压，拳众主动东撤到临清，沿途吸收拳民加入，继续在直隶和山东交界的一带地方进行反洋教活动。与此同时，长清、茌平、高唐、禹城一带的义和拳，也在朱红灯（原名朱逢明）和心诚和尚（原名杨照顺）率领下，兴起反洋教斗争，群众纷纷响应。仅茌平县一地，在短短三个月里，全县八百六十余庄中，习拳者多至八百余处，几乎村村皆有。
义和拳兴起反洋教斗争时，清政府接连下令山东巡抚张汝梅“实力保护”教堂和教士。张汝梅几次派兵镇压，皆被拳民打败。张汝梅乃主张“化私会为公举，改拳勇为民团”，即把义和拳改为“合法”的民间团练组织，以便置于官方的控制之下。这个主张虽未被清廷明言采纳，但在1898年已出现把义和拳改名义和团的记载。如这年6月（光绪二十四年五月）张汝梅在一份奏折中，就提到“义和团” 。
义和团运动开始在山东兴起后，德国军队于1899年春占领日照、即墨、高密等地，强迫清政府镇压义和团。其他西方资本主义国家也一再催迫清政府采取有力措施。清政府鉴于张汝梅镇压不力，1899年3月把他撤换，改由毓贤为山东巡抚。
毓贤在1897年任山东按察使时，血腥屠杀过曹州大刀会群众。他接任巡抚后，又先后八次下令禁止民间私立大刀会、红拳会诸名目，不准设坛习拳。但在此时，这个屠夫也已无法压平义和团了。
1899年，平原县灾荒严重，人民无以为生。这年9月，岗子李庄教民又仗势欺凌贫民，群众忍无可忍，即请求在茌平活动的朱红灯，前来援助。
朱红灯立即联络高唐、茌平、长清一带拳民一千多人来到平原县。平原县知县蒋楷率军前往镇压，义和团却愈聚愈众，数十人为一棚，扎于庄外，抗拒清军的兜捕。在朱红灯的指挥下，义和团采取以四人为一圈，轮伏轮起，轮进轮退的灵活战术，打败了来犯的清军。随后，毓贤派济南知府卢昌诒和亲兵营统领袁世敦，率领步骑前往镇压。义和团以大刀、长矛等武器英勇抗击，在森罗殿一带大败清军。
毓贤眼看用武力镇压不了义和团，也像其前任张汝梅一样，改用安抚的手法，承认义和团，徐图控制。义和团群众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虽然还没有本质的认识，但是在实际斗争中，除了反对西方列强侵略，还不断打击那些与侵略势力勾结的地方封建势力。
森罗殿一战之后，朱红灯率领义和团回到茌平、高唐，继续扩大队伍。1899年12月，朱红灯、心诚和尚等人不幸被捕牺牲。义和团群众在另一个首领王立言的带领下，继续坚持斗争。
1899—1900年间，山东境内许多州县的义和团迅速发展，投入斗争。曹州地区的义和团，焚毁了曹州府城的大教堂，拆毁境内教堂多所。平度州义和团捣毁了浸礼会教堂。莒州义和团捣毁教堂，驱逐教士。
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看到毓贤没有把义和团压平，就要求清政府以袁世凯代替毓贤。清政府屈服于西方列强的压力，1899年12月，命袁世凯署理山东巡抚，率军镇压义和团。袁世凯到山东后，遍贴告示，诬蔑义和团是“拳匪”，发布《严禁拳匪暂行章程》，规定对参加或同情义和团者，一律格杀勿论。袁世凯还与德国在青岛的侵略军和教堂武装联合一起，疯狂镇压义和团。顿时处处腥风血雨，大批义和团群众惨遭屠戮，王立言等义和团首领也相继被害。
1900年春，山东义和团除一部分留在当地坚持斗争外，主要力量逐渐向直隶转移，与直隶的义和团汇合在一起，把这场反帝斗争推向高潮。
义和团的组织与口号
与太平天国或绝大多数有较大规模的农民起义不同，义和团并没有一个统一的组织或严密的领导机构，也没有为全体服从和公认的领导人。在平时，义和团群众与其前身义和拳一样，仍以自然村为单位，各自设立“坛口”或“拳厂”，作为习武、练拳之地，由大师兄、二师兄等带领。有的地方，在“坛口”上还设“总坛口”，其首领称为“老祖师”或“老师”。遇事时，由几个邻近村庄的“坛”“厂”临时结成“团”，再由几个邻近的“团”结成大“团”，各以八卦中的某一卦，即乾、坤、震、巽、坎、离、艮、兑，作为自己的团名，其中乾字团、坎字团人数最多。各个大团，有各自不同的旗帜、服装。在作战时，一般设总办、统领、打探、巡营、前敌、催阵、哨队等名目指挥，十人为一班，用三角小旗，十班为一大队，用方形大旗，中间写有“令”字。全团大旗是锯齿形，上写“义和团”三个大字。
义和团的成员以青少年为主，有很多妇女也参加义和团，青少年女子的组织叫“红灯照”，中年妇女入“蓝灯照”，寡妇入“砂锅照”，等等。其中“红灯照”以穿红衣、提红灯为标志，是妇女中的尖兵。
义和团也无明确统一的理论，它一般是以各种圣贤神仙之类作为自己的信仰。这是因为，义和团运动是在当时极端严重的民族危机下急速兴起，事先缺乏由少数先进人物进行理论的准备。正如瞿秋白所分析的，它“实在是一种原始的农民暴动”，“这种游民阶级、失业的劳动阶级，因为自己经济地位及生活条件的缘故，不能有明确的政治意识和阶级觉悟。” 所以，各地义和团群众根据自己从小说、戏剧等方面接触到的各种神仙或被神圣化了的人物，作为自己崇拜、信奉的偶像，借其“神威”来鼓励斗争，解释遇到的一些问题。所谓“以降神召众，号令皆神语” 。这些，不外是从《西游记》《封神演义》《三国演义》《绿牡丹》《七侠五义》等民间流行的小说、戏剧中，借来的“神”“圣”，作为号令群众的理论武器。在作战的时候，还往往“焚香佩符，念咒降神”，以求神佑，相信可以刀枪不入。
毋庸讳言，义和团的组织、理论及其某些斗争方式，如笼统的排外，包括把一些地名改为“切洋街”“断洋桥”等，都有明显的落后性。资本主义列强的疯狂侵略和掠夺，使广大中国人民遭受巨大的苦难，对帝国主义充满无比痛恨；而当时中国工人阶级尚未以独立姿态登上历史舞台，资产阶级革命派还在酝酿中，影响甚微，维新派搞的变法运动则已经失败。在民族危亡迫在眉睫的紧急关头，广大农民等下层群众，自发地掀起了这场反帝爱国运动。他们由于长期受统治阶级施行愚民政策的影响，由于受残酷压迫、剥削而没有文化，因而很自然地会出现这种笼统排外、组织分散和以神道观作理论等落后的状况。
尽管没有统一的组织，义和团的纪律却是严明的。他们一律遵守坛规，以“灭洋人，杀赃官”为目标，不论谁都“不准抢掠爱财”，“夜间席地而卧” ，出外行动时皆“自备口粮，毫无滋扰”。 连清政府的上谕也承认清军漫无纪律、戕虐良民，而义和团则“专持仇教之说，不扰乡里”，以致百姓皆畏兵而支持义和团。斗争的正义性和严明的纪律，使义和团战士深得人心，很快发展成为燎原之势。
随着义和团运动的蓬勃兴起，义和团的口号由其前身义和拳的“反清复明”，相继在各地改为“扶清灭洋”或“助清灭洋”“保清灭洋”等。由“反清”到“扶清”，客观上反映了这时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的矛盾已极端尖锐和突出，因而以清政府为代表的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相对地暂处于次要和服从的地位了。从主观上说，首先是由于义和团以神道作为主要的理论武器，这就必然严重地限制了自己对斗争的对象、任务等问题的清醒认识，也必然无法与封建统治阶级划清界限，特别是对于清朝统治集团中那些同样崇奉仙佛鬼怪及神汉的顽固派，在思想上就存在互相沟通的基础。其次，由于义和团的笼统排外思想和行动，与清朝统治者中当时掌权的顽固派仇洋的态度也不无近似之处。虽然他们“仇洋”的原因、出发点或有不同，但这种情况的存在，使义和团在从事“灭洋”斗争的时候，不可能不与清朝顽固派发生联系，甚至有可能产生助其摆脱外来势力的影响和干扰的善良愿望。所以，义和团在宣传中，曾提出过“上能保国，下能安民”，“除灭鬼子保大清”之类的口号。
义和团在实际行动中，并没有因提出“扶清灭洋”而完全放弃对清朝统治者的斗争。有的义和团仍然不听清廷的指挥，连慈禧太后派去领导义和团的大臣载勋、刚毅，也不敢问。但无论如何，义和团普遍打出“扶清灭洋”的旗号，表明当时从整体上说，义和团暂时不把清政府作为主要斗争对象，这终究容易使团众放松对清政府的警惕，也给清朝统治者借以欺骗和控制，有可乘之机。
席卷京津
义和团一类民间秘密组织，早在京、津和整个直隶活动。山东义和团兴起之时，邻近地区如直隶南部故城、景州、东光等地的群众，也设坛练拳，展开了反洋教斗争。1899年在景州一带，义和团动辄可以集众千百，有些州官对当地的义和团也奈何不得。
1900年春，由山东进入直隶的义和团，与当地团民联络一起，毁铁路、断电线、焚教堂，队伍迅猛发展。“京畿东南各属，一倡百和，从者如归。城市乡镇，遍设神坛，坛旁刀戟林立”。 有的村庄且改名为“义和庄”。5月，义和团逐渐分成东西两路，向京、津前进。东路沿着大运河北上，向天津进发；西路经芦汉铁路涌往北京。
义和团在前往天津途中
东路义和团向天津进发途中，虽然遭受吴桥知县劳乃宣和驻沧州的清军阻击，损失很大，但仍坚持斗争。西路义和团冲破清军的围堵，支持各地群众打击教会反动势力，沿途一面开展斗争，一面发展队伍。
在山东义和团向京津进军的推动下，定兴、涿州、新城、涞水、清苑一带，迅速成为义和团活动的中心地区。这时天津附近的静海地区，形成了张德成和曹福田为领袖的两支义和团队伍，有团民两万多人。在保定地区，乡野村庄，无不有坛。到5月底，义和团完全控制了保定城。
义和团在直隶境内迅速发展成燎原之势。据目睹者记载：“拳民聚集既众，而新附者尤络绎不绝”，“头裹红巾之辈，触目皆是，致红巾价格为之顿昂。” 中外反动势力对义和团的声势，惶恐不安。资本主义列强政府和各国驻华公使，不断警告清政府，要尽快“剿灭”义和团。1900年5月，直隶总督裕禄派副将杨福同率领清军前往涞水镇压。义和团二三千人预先埋伏在定兴县境的石亭地区。22日清晨，杨福同带领一队清军路经石亭时，被蜂拥而起的义和团层层包围。该地沟道纵横，马队无法逞凶，清军七十余人被消灭。杨福同见势不妙，企图突围，被团民用长矛连刺受伤，被砍死。27日，义和团数千人又乘胜攻占北京南面的重镇涿州。这时，涿州附近的义和团群众，已达数万人。裕禄急忙调遣聂士成统率用洋枪、洋炮装备起来的武卫前军，前往镇压。义和团为了阻挡这支清军南下，拆毁了从高碑店到琉璃河的一段铁路，烧毁了高碑店、涿州、琉璃河、长辛店、卢沟桥等地的车站、电线杆。不久，又逼近并开始陆续进入北京城。
还在1900年初春，北京城里就有少量义和团民在暗中活动。他们张贴匿名揭帖，揭露一些官史“误国殃民”“趋炎附势”，残害同胞；号召人们练习义和神拳，万众一心，赶走侵略者，“保护中原”。从4月下旬开始，北京西南郊的黄村镇等地，逐渐成为义和团民集结的场所，并就近向北京市区渗入。到5月间，从周围地区进入京城内活动的团民，日益增多。
6月上旬，北京邻近各县的义和团，头裹红巾，腰扎红带，手执大刀长矛，三五十人一队，不分昼夜地进入北京。守城的清军士兵，受到义和团的影响，同情义和团的斗争，往往不阻拦团民入京，甚至替团民喝道开路。到6月中旬，慈禧太后等眼看一时“剿灭”不了义和团，就改变了对付义和团的策略。因为义和团轰轰烈烈地在京、津活动，势必危及清政府的统治和王公贵族的安全。于是慈禧太后等由一意主“剿”改为主“抚”，即暂时承认义和团的合法地位，以便控制利用。
义和团成为“合法”之后，更成群结队地进入北京。北京的居民，包括手工业者、城市贫民，甚至许多清军的士兵，也纷纷加入义和团。不久，北京全城设坛一千左右。到6月底，在京城内外的义和团团民，已达三万人。他们经常三五成群，持刀执械，游行街市，高呼“灭洋”的口号，警告媚“洋”的官吏，禁止买卖洋货。他们把“洋油”（煤油）倒掉，把“洋油灯”扔掉，还把前门大栅栏的老德记西药房放火烧掉。许多商人唯恐遭到惩罚，赶忙换掉店铺的“洋”字招牌，“洋药店”改为“土药店”，“洋货店”改为“广货店”。
在北京的外国传教士、各国驻京的使馆人员，更成了众矢之的。他们麇集东交民巷使馆区和西什库教堂，不敢外出，感到一切都颠倒了过来。昔日威风如虎，今天胆小如鼠，甚至自比“笼中之鼠”，日夜担心不知什么时候会遭遇大难，惶惶不可终日。一般平时媚外的人，也被义和团作为“二毛子”“三毛子”，加以鄙视和处罚。
在义和团运动的高涨声中，清政府的整个行政机构几乎都处于瘫痪状态。皇宫、衙门、王公贵族的住宅，都有义和团团民入驻；京都城门、交通路口，日夜都有义和团团民盘查可疑的行人。在一段时间里，北京简直成了义和团的天下。
天津是华北地区最大的通商口岸，也是帝国主义侵略华北的一大基地。帝国主义在天津旧城东南的紫竹林一带建立了租界，海河两岸有他们的教堂、洋行、银行、码头、工厂，外国传教士、领事、商人和形形色色的冒险家，在这里横行霸道，早已激起天津人民的无比愤怒。1899年，天津义和团就散发揭帖，号召群众投身反帝斗争的行列。“洋人洋人，害死咱们，修了铁路，运走财宝”。当时中国的老百姓，还只是从自己切身利害中直观地认为教堂、铁路、电线、轮船这类东西，给自己带来了无穷苦难，把仇恨都集中倾泻到这些东西上去。1900年4月，天津义和团发出揭帖，勒令教堂的人在一周内全部离开。5月间，天津各处遍贴匿名揭帖，提出要挖铁路、砍电线、毁轮船，打击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的侵略，把侵略者统统赶出中国去。
从山东沿运河北上的义和团，到6月间成群结队地进入天津。张德成、曹福田等著名首领，也相继入津。天津义和团很快发展到几万人。他们手持刀枪，高呼口号，游行示威，焚教堂，攻海关，砸监狱，使中外反动势力威风扫地。清朝官吏在街上遇见义和团，坐轿的只得下轿，骑马的只好下马。一天，镇压过义和团的清军提督聂士成，骑马过市，正好迎面有一队义和团百余人走来。他们一见聂士成，立刻举刀上前，吓得聂士成跳下马来，绕路逃窜。在这种形势下，直隶总督裕禄也束手无策，不仅礼遇张德成、曹福田等首领，甚至还把号称“黄莲圣母”的红灯照首领林黑儿迎入官署，朝服礼拜。
为了对付帝国主义不断发出出兵镇压的叫嚷，北京和天津的义和团都加紧制造刀矛，练习武艺。在北京，前门外打磨厂等处铁匠铺，日夜赶制杀敌的武器；在天津，铁炉遍于街巷，炉火刀光和义和团旺盛的斗志相辉映，整个京、津地区充满战斗的气氛。
“羽檄一飞，四方响应”
1900年春夏间，义和团席卷京、津的消息传出之后，“羽檄一飞，四方响应”。多年来埋藏于中国人民心头的反帝怒火，在各地迅速燃烧起来。短短几个月时间里，义和团运动形成了震撼中外的巨大声势。
在东北，多年来沙俄占地筑路，掠夺资源，造成了深重的灾难。1898年，盖平、铁岭、昌图、长春、辽阳等地，发生了反对沙俄占地筑路的斗争。次年，黑龙江各族群众为反对沙俄夺取金矿、森林等资源，进行过斗争。山东、直隶义和团运动高涨的消息传来，东北人民群起响应。1900年2月，营口地区就有义和团公开练拳。3月间，锦州、新民等地的义和团日益发展，很多地方都设有“拳坛”。不久，旅顺口出现了“扶保中华，逐去外洋”的揭帖，同时还警告为侵略者效劳的买办，不得再为洋人“助力”，否则必将受到严惩。6月，盛京（今沈阳）也贴满了痛斥西方资本主义列强侵略的揭帖，号召人们行动起来，把侵略者驱逐出中国领土。同时，盛京地区的义和团开始拆毁辽阳附近的铁路桥梁，焚烧盛京城内的教堂，捣毁沙俄设立的铁路公司。到7月中旬，奉天境内，北至开原，南至海城，所有俄国铁路桥房均被百姓拆毁，大部分州县的教堂，也都被烈火吞没。在吉林，长春的义和团焚毁了城内外的教堂和二道沟俄国火车站。在黑龙江，瑷珲和哈尔滨等地的沙俄侵略者也受到惩罚，义和团联合部分清军，经过几天的激战，打败了侵占哈尔滨的俄国军队。到7月下旬，东北义和团和部分爱国的清军联络一气，逐渐把反对俄国侵略者的斗争推向高潮。
在山西，义和团以省城太原为中心，积极展开反对洋教和西方资本主义掠夺资源的斗争。1900年5月，义和团的揭帖已经到处出现，到6月间，义和团结队进入太原城，连巡抚衙门前面也有义和团设坛练拳。6月下旬，太原东夹巷教堂开枪打死集会示威的几名团民，更加激怒了群众，他们当即烧毁教堂。随后，斗争迅速波及全省大部分城乡，被焚的教堂有九十多所。已经调任山西巡抚的毓贤，继续实行安抚政策，利用义和团打击在山西的西方资本主义势力。因此，山西同京、津一样，也成了义和团的天下。
在内蒙古地区，各族群众在1891年就掀起过反对教会的武装斗争。1900年6月，内蒙古西部地区出现了义和团的揭帖，而东部地区则开始焚烧教堂，惩办教士。到7—8月间，义和团运动更向整个内蒙古扩展，东至察哈尔西四旗、兴和一带，西至阿拉善旗三盛公地区，北达乌盟四王子旗，南到乌审旗最南端的城川等地。城川等地的天主教堂，不仅筑有高厚的土堡围墙，还拥有精良的武器，洋教士有恃无恐，负隅顽抗。义和团发动猛烈攻击，终于先后打败了他们。作恶多端的西南蒙古教区的主教韩默理等人，被义和团捉拿，在托克托受到公审。
河南也是义和团运动高涨的地区。河南东部早有大刀会等组织的活动，山东、直隶义和团的反帝揭帖传入河南后，大大鼓舞了当地群众。1900年春夏间，当地义和团就会同大刀会等组织，开展反帝斗争。南阳、确县、周口、汤阴、襄城、林县、方城等数十州县，都发生了不同规模的斗争。一年之内，全省四分之三的教堂都被烧毁。在这些斗争中，南阳靳岗和确山韩庄两次斗争，规模最大。南阳靳岗教堂，是河南天主教的总教堂。其四周用混凝土筑起了围墙，有炮楼、枪垛，俨然像座城堡。主教安西满，在南阳地区操纵官厅，包庇坏人，作恶多端。对此，当地群众早已满怀义愤。7月初，义和团群众手执刀矛、铁耙、棍棒，高喊“扒洋楼，报冤仇”的口号，把靳岗教堂围得水泄不通，没有几天时间，就发展到有几万人参加围攻。南阳城内的商人，也罢市支持这次斗争。
从1898年义和团首先在山东兴起，到1900年夏，义和团运动已波及长城内外、黄河中下游的广阔地区。下半年，又扩及长江下游、两广、西北和西南的边远地区。延续几十年的反洋教斗争，这时汇成了高峰。在这一斗争形势的鼓舞下，许多省区的会党也纷纷起义。
八国联军入侵
1900年3、4月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即以出兵“平乱”胁迫清政府，要清政府严厉镇压义和团。4月6日，英、美、法、德四国驻华公使奉本国政府密令，联合发出通牒，限令清政府两个月内把义和团“剿除”，否则将派出水陆各军代为“剿平”。5月28日，奥、英、法、德、意、日、俄、美八国一致决定，以“保护使馆”的名义，调兵进入北京。随即八国的驻华公使把这一决定照会清政府，要求提供运输便利。清政府屈服于帝国主义列强的压力，下令准洋兵护馆。6月初，八国的海军陆战队四百五十余人，陆续从天津开抵北京。随后，它们继续向中国增兵，军舰向大沽口集结。八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狼狈为奸，联合发动一场侵略中国的战争。
从6月10日起，麇集天津租界的八国联军分派二千人，在英国海军上将西摩尔（A.Seymour）率领下，向北京进犯。京津铁路沿线的义和团及清军董福祥部，奋起拦截侵略军。京、津之间火车只几小时即可到达，但在义和团的阻击下，侵略军费了四天时间，才艰难地行了一半路程。与后方基地断绝音讯的西摩尔，眼见水陆两路都无法通过，不得不向天津撤退。天津租界派出二千名援军前往救援，25日才把这支部队接回天津。
八国联军进犯路线图
与此同时，八国联军向大沽炮台发起进犯。6月16日傍晚，俄军中尉巴赫麦季耶夫（Бахметьев）把最后通牒送交大沽炮台守将罗荣光，限于次日凌晨二时交出炮台，否则即开炮轰夺。罗荣光严正拒绝撤离阵地，并传令各炮台将士备战迎敌。17日凌晨，联军发动猛攻，大沽炮台爱国官兵奋起还击，激战六个小时，毙伤侵略军一百三十多人，击伤敌舰六艘，终因弹药告匮，又无援兵，炮台陷落。天津失去屏障，侵略军源源登陆。
在八国联军大规模入侵面前，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两种对立的主张。以端王载漪、庄王载勋、辅国公载澜、大学士徐桐、协办大学士刚毅等人为一派，他们同列强之间存在一些摩擦，想利用义和团抗击列强，减杀列强咄咄逼人的气焰。载漪的竭力主战，还另有私愤。他的儿子溥 ，于上年底被慈禧太后立为大阿哥（皇储），准备取代光绪皇帝，但各国驻华公使拒绝予以承认。对此，载漪十分恼恨，所以企图借义和团之力报复。以军机大臣王文韶、户部尚书立山、兵部尚书徐用仪、吏部侍郎许景澄、内阁学士联元、太常寺卿袁昶，地方督抚李鸿章、张之洞、刘坤一等为另一派，他们认为义和团的排外，导致列强“情急而图自卫”，只要把义和团镇压下去，联军就失去进攻的借口。他们在光绪皇帝的支持下，坚决反对轻下战书和围攻使馆，尤其反对向列强同时宣战。
从6月16日开始的连续几天的御前会议上，两派唇枪舌剑，展开激烈的论争。会议期间，慈禧太后得到一份伪造的洋人照会。照会的四条内容之一，是“勒令太后归政”。列强反对废帝立储，已使慈禧太后心怀愤恨，又听说还要强迫她归政，更是火上加油，当即大喊：洋人焉敢干预我的大权，“是可忍孰不可忍也，当以灭此朝食”。 担心列强用武力强迫她交出权力的恐惧，使这个权欲熏心的独裁者，贸然于6月20日发出宣战诏书，宣战“与其苟且图存，贻羞万古，孰若大张挞伐，一决雌雄！” 反对宣战的立山、徐用仪、许景澄、联元、袁昶等人，则以“勾通洋人”“莠言乱政”“语多离间”罪被处死。尽管慈禧太后的宣战诏书慷慨激昂，而且杀了几个大臣；但她完全是从个人权位得失考虑的。因此，不可能真同西方列强拼斗，而是侥幸地冒险一试。在宣战之后不久，清政府即于6月29日电令驻外使臣，向所在国政府解释：中国“即不自量，亦何至与各国同时开衅，并何至恃乱民以与各国开衅？”乞求各国体谅，并保证“设法相机自行惩办”义和团。
与此同时，清政府一面下令让义和团众作为前驱，去同帝国主义斗争，让清军躲在后面，以遂其借刀杀人之毒计；一面又对义和团大施欺骗手法，下诏称其为“义民”，给北京义和团特发放粳米二万石、银十万两，又派遣载勋、刚毅等，去统率义和团，成立所谓“总团”。在所订“团规”中，规定一切义和团皆得受“总团”领导；凡缴获的武器、俘获的人员，均应交给官府，不得自行处理；官军欺压团民，不得反抗，只可禀告清军统领官处理。凡不遵这些“团规”的，就是“假团”，格杀勿论，等等。清政府就这样施展两面手法，假借“宣战”，对义和团加以控制、削弱以至屠杀。
既然朝廷的“宣战”真相如此，一些地方大臣便也不把朝廷的“宣战”当作正经事。还在“宣战”诏书下达以前，东南一些督抚大臣就已在英国策划下，与各西方列强搞所谓“中外互保”（又称“东南互保”）。1900年6月14日（光绪二十六年五月十八日），英国驻沪代理总领事致电英国政府，认为湖广总督张之洞和两江总督刘坤一，能尽力“维持和平”，建议英国政府立刻与湖广及两江总督取得谅解。次日，英国政府即授权驻沪代理总领事，同张、刘具体策划，并命海军支持这一行动。随即，美、德、法等国也参与谋划。
在“宣战”诏书下达后，张之洞、刘坤一等人一面宣布，从这天起朝廷下达的命令（当然只指那些不符合他们胃口的命令）为“矫诏”，拒绝执行；一面加紧谈判“中外互保”条约。6月26日，由盛宣怀代表张、刘，与驻上海各国领事，议订《东南互保章程》等文件，规定：“上海租界归各国公同保护，长江及苏、杭内地，均归各督抚保护”，“两不相扰” ，共同维护社会秩序，阻止义和团运动向南方发展。接着，两广总督李鸿章、山东巡抚袁世凯、浙江巡抚刘树棠、闽浙总督许应骙也加入，从而“互保”的范围，扩大到两广、两湖、山东、浙江、江苏、福建等省。
从表面上看，朝廷向各国“宣战”，地方却同各国“互保”，是十分矛盾的，是地方对朝廷公然的“抗旨”行为；但由于实质上无论朝廷或地方，都要镇压义和团，都准备或已经向西方列强妥协。因此，清廷在接到“东南互保”的奏报后，下诏称地方督抚的这一行动，与自己之意“正复相同”，完全同意了“东南互保”的做法。
6月20日，慈禧太后下诏宣战时，又下令围攻公使馆。参加围攻的除义和团群众之外，还有武卫后军（甘军）和主要由八旗子弟组成的武卫中军。义和团群众和甘军虽然武器落后，不谙战术，但勇猛冲杀，一度攻占和焚烧了比、奥、荷、意等国公使馆和华俄道胜银行。战斗一直延续到8月14日。
从6月15日开始的围攻西什库教堂，是北京的另一个战场。一万多名义和团群众和部分清军，把四十多名联军、几十名传教士和逃聚在此的千余名教徒，严实地围困在教堂里。他们制造土火箭、火药罐，挖地道、埋地雷，屡屡猛攻，把教堂钟楼掀翻，正堂顶上的白十字架，也被打落在地。
天津军民抗击侵略者的斗争，尤为悲壮。八国联军攻陷大沽口，大举进犯天津。天津地区的义和团及一部分爱国的清军，拆毁了通往北京和塘沽的铁路，切断对外的电报通讯，阻止侵略军前进，并团团围困敌军的大本营紫竹林租界。天津近郊的义和团纷纷进城协同作战，打响了悲壮的天津保卫战。在老龙头火车站一带，曹福田率数千人发起猛烈进攻，打得侵略军缩头隐颈，处处防守。义和团虽然只有大刀、长矛之类武器，但他们被爱国思想激发起来的英雄气概是不可轻侮的。义和团团民毙伤许多敌人，几度占领火车站。在马家口一带，侵略军布下地雷阵，阻止义和团的攻势。“天下第一团”首领张德成牵来几十头牛，在牛尾扎上油絮，点燃后把牛赶入布雷区，扫除了地雷阵。大队义和团乘势进攻，直抵紫竹林租界。在这一场民族保卫战中，清军中的爱国官兵与义和团团民并肩战斗。马玉崑军与曹福田联合进攻火车站，聂士成军从租界西南方发起攻击。他们打得都很猛烈，在八里台战斗中，聂士成指挥部队与侵略军鏖战两小时。聂士成双腿中弹，仍然策马向前，又身中数弹，腹破肠出，坚持着指挥军队前进，直至一弹穿胸倒地，为保卫天津流尽了最后一滴血。
在敌人面前坚贞不屈的义和团
本来，慈禧太后“宣战”，只是向要她“归政”的列强示威；她招抚义和团，也只是驱使团民，为她个人的权力之争效命。随着八国联军大举入侵，“归政”的传言未见证实，慈禧太后逐渐力图从“主战”中摆脱出来。在围攻使馆和西什库教堂时，她还下令送去粮食和水果蔬菜，以示友好。结果，数万军民围攻使馆五十六天，围攻教堂六十三天，一直未能攻下。在天津，新任帮办北洋大臣宋庆，竟下令军队攻杀义和团，使义和团腹背受敌，进退失据，死伤惨重。7月14日，一万四千多侵略军占领了天津城。
侵略军攻陷天津后，成立了列强控制的天津都统衙门，对天津实行殖民统治。8月4日，侵略军集结两万多人，沿运河两岸向北京推进。义和团和爱国官兵不断阻击，北仓一战，就毙伤侵略军千余人。但终因义和团武器简陋、组织松散，无法阻止联军的西侵。至8月14日，俄、日两军抢先破城而入，北京陷落。慈禧太后挟光绪皇帝和一些王公大臣，仓皇地向西出逃。京城的义和团与部分清军却宁可与敌人拼搏而死，不愿逃跑偷生。在持续三天的巷战中，他们又使敌人付出了伤亡四百多人的代价。
在焚烧中的北京前门
京、津陷落后，八国联军仍不断增兵。到9月中旬，已达十万人左右。各国推德国的瓦德西（Waldersee, 1832—1904）为联军统帅。瓦德西到达北京后，又分兵四出攻掠，东占山海关，南犯保定，北侵张家口，西扰娘子关。联军每到一处，即大肆烧杀抢掠，京、津之间的许多地方变成了瓦砾场。
八国联军占领北京后，特许士兵公开抢劫三天。实际上，直到侵略军撤退之日止，抢劫从来没有停止过。日军自供，仅从清政府的国库（户部）中，就抢走二百六十三万两银子。一个英国侵略者描写八国联军攻陷天津后的抢掠情况说，城门刚一开，联军就出现在城里的各个角落。于是，中国人的一点有价值的、便于携带的财物，就换了主人。日军抢光天津盐道衙门库存的几百万两白银后，美军接踵而至，强迫被俘的四十名中国人，挖掘埋在地下的财物，挖了四天，又抢走了几百万两银锭。那些外国传教士，也乘机大发横财。北堂的法国大主教樊国梁（A.P．Favier），一次就从户部尚书立山家里抢走价值一百万两银子的财宝。仅颐和园的东西，侵略者就“括其所有”，用骆驼运往天津，运了几个月。
八国联军的滔天罪行，连瓦德西也无法掩饰，他供认：“所有中国此次所受毁损及抢劫之损失，其详数将永远不能查出，但为数必极重大无疑。” 义和团群众的反帝爱国热情被清朝反动统治者所利用，轰轰烈烈的义和团运动就这样被西方列强绞杀了。
“黄俄罗斯”计划
沙俄自十九世纪中叶侵占中国的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大片领土之后，又处心积虑地要兼并黑龙江以南的中国东北地区，企图建立所谓“黄俄罗斯省”。义和团反帝斗争爆发后，沙皇政府就加紧策划占领中国东北的阴谋。
1900年6月，作为沙皇政府主要决策人之一的财政大臣维特，同陆军大臣库罗巴特金（Куропаткин）密谋，商讨是否把满洲也变成俄国的一个省份的问题。库罗巴特金叫嚷，必须利用这个机会，夺取中国的东北三省。6月下旬，俄国驻远东边境的军队就侵入了中国珲春县若干地区，并且加紧进行大规模入侵的军事准备。7月6日，沙皇尼古拉二世自任侵略军总司令，库罗巴特金为参谋长，动员了邻近中国的几个军区共十七万七千多人的兵力，组成五个军。从7月9日开始，沙俄侵略军以保护正在建筑中的东省铁路为幌子，分别从六路大规模入侵中国东北地区。
这六路侵略军是：第一军，从伊尔库茨克和外贝加尔地区出发，攻海拉尔、呼伦贝尔，越大兴安岭，占齐齐哈尔；第二军，由海兰泡渡黑龙江，攻黑龙江省北部重镇瑷珲，经墨尔根，趋齐齐哈尔，与第一、三军会合后，南攻长春；第三军，从伯力出发，沿松花江经三姓，趋哈尔滨；第三军支队，由双城子出发，攻绥芬河、牡丹江，进犯哈尔滨；第四军，从海参崴地区出发，犯珲春、宁古塔等地，然后占吉林；第五军，从欧洲经由海道入旅顺，然后北向盖平、营口、辽阳、奉天。此外，另有一支由参加八国联军的部分俄军组成，由天津经山海关，攻锦州。
沙俄各路侵略军相继出动。到1900年12月中旬，东北三省各主要城镇和交通要道，都被沙俄侵略军占领。沙俄除大量派兵参加八国联军血腥镇压义和团，在京、津一带烧杀掠夺外，还一手制造了在海兰泡和江东六十四屯的两次骇人听闻的大屠杀事件。
海兰泡原名孟家屯，位于瑷珲（今爱辉）对岸，是中国人世代居住的村镇。1858年被沙俄侵占后改名为布拉戈维申斯克，但直到十九世纪末，居民中多数仍是中国人。1900年7月16日，全副武装的沙俄军警，把海兰泡的几千名中国居民驱赶到警察局，并洗劫了他们的住宅和所开的商店。次日，在沙俄阿穆尔地区的军事总督和政府头目指挥下，一百多名武装军警，以押送这批中国人回国为名，把他们押往黑龙江边，途中凡摔倒或走不动的，都被砍死或枪杀。到了江边，沙俄军警把这些中国居民赶入水流湍急的黑龙江中。这时又有一队俄国骑兵赶到江边，参加这场大屠杀。俄军“各持刀斧，东砍西劈”，致使中国居民“伤重者毙岸，伤轻者死江，未受伤者投水溺亡。骸骨漂溢，蔽满江津”。 游过江来的只有八十多人。在以后的几天里，同样的屠杀重复进行了三次。
随后，居住在伊尔库茨克、尼布楚、伯力、海参崴、库页岛等地的中国居民和华工，都相继遭到同样的血腥杀戮。到1900年秋，世代居住在黑龙江以北、乌苏里江以东的中国人，据盛京副都统晋昌的奏折估计，被“枪毙、水淹、火焚不下二十余万。”
沙俄侵略者还在7月17日血洗了江东六十四屯。江东六十四屯位于黑龙江左岸，从精奇里江口往南到霍尔莫勒津屯的一段土地。这里聚居着两千多户汉、满、达斡尔等族中国居民，共有一万多人，历来属瑷珲副都统管辖。1858年《瑷珲条约》曾明文规定：江东六十四屯的中国人在这里“永远居住”，仍由中国官员管理，俄国人“不得侵犯”。但从7月17日开始，俄国侵略军几次冲进这块中国领土，大肆砍杀，抢劫财物。在这场洗劫中，六十四屯惨死七千多人，损失财产合三百多万银元。8月中旬，俄国侵略者悍然宣布江东六十四屯归俄国管辖，不准已经逃离的中国居民重返家园。中国人民祖祖辈辈在江东六十四屯辛勤开垦的肥沃土地，又被沙俄强行霸占了。
入侵中国东北各地的沙俄侵略军，到处烧杀掳掠，制造了一系列惨案。在瑷珲，沙俄侵略军屠杀了一千五百人，又纵火焚城，火光烛天，数日不熄。这座具有二百多年历史的古城，几天内就成了一片废墟。在哈尔滨，沙俄侵略军见村放火，见人屠杀，城内居民数千人死于屠刀之下，葬身于火海之中，得以逃生者不过几百人。在牛庄，侵略军挥舞马刀在逃难的人群中来回砍杀，直至昏暗的夕阳西下，才丢下几千具尸体回营。据不完全统计，仅入侵瑷珲、珲春等黑龙江、吉林两省重要城镇的沙俄侵略军，屠戮了数万名中国百姓。
沙皇政府妄图使对中国东北的军事占领合法化，以便最终实现其建立“黄俄罗斯”的迷梦，胁迫清朝盛京将军增祺派出已经革职的道员周冕为代表，到旅顺同俄国代表谈判。11月，强迫周冕在俄方早已准备好的《奉天交地暂且章程》上画押。按照这个“章程”，中国在这个地区的主权全部丧失，奉天名存实亡。
东北地区的义和团与清军共御沙俄侵略者
这一使中国东北沦为沙俄殖民地的条约传出后，立即遭到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特别是遭到东北各族人民和爱国官兵的愤怒反抗。1900年冬，东北各地相继组织抗俄武装，每股从几百几千人到几万人不等。1901年初时，抗俄武装总数已达十多万人。他们活跃于丛山密林深处，驰骋于平原大川之间，破坏铁路，伏击沙俄侵略者，夺取敌人的武器，焚烧敌人的火药库，使敌人受到沉重打击。2月，赵起龙等十多支抗俄武装首领联合发布讨俄檄文，愤怒声讨沙俄侵略者扰害中原，占据东北，荼毒生灵的种种罪行，表示决心“与俄贼决一死战，复我国土，拯我人民”，“扫尽根株，用示国威，而张天讨。” 在所有抗俄武装力量中，“忠义军”发展最快，1902年时曾达到二十万人。他们在“御俄寇，复国土”的战斗口号下，出没于从哈尔滨到牡丹江的铁路线上，转战于吉、黑两省交界的广阔原野，先后攻克了通化、海龙、新宾、怀仁、宽甸、凤城、安东等城镇，收复了吉林南部和奉天北部的大片国土。
其他帝国主义国家也因沙俄独占东北妨碍他们的利益，而大为恼火，纷纷出面干涉，接连向清政府提出警告。清政府就派出杨儒为代表与沙俄谈判，要求废除这一条约，归还东北的主权。中国人民，特别东北各族人民的抗俄斗争，使入侵的沙俄侵略者坐卧不安。1901年秋，俄国政府大臣维特也供认，侵占中国东北的问题，是沙俄在政治上与财政上都会走向破产的沉重负担。
1902年4月8日（光绪二十七年三月初一日），由于中国人民的英勇反抗斗争和西方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斗争加剧，沙皇政府被迫同清政府签订《交收东三省条约》，规定俄国军队分三期撤离东北。至此，沙俄乘八国联军侵华之机浑水摸鱼，妄图独吞中国东北全境的计划，遭到破产。
屈辱的《辛丑条约》
早在北京陷落以前，慈禧太后为了勾结西方列强以对付义和团，便任命李鸿章为议和全权大臣，从广东进京与列强谈判。8月24日发布上谕，允准李鸿章便宜行事，会同庆亲王奕劻迅速办理“和局”。慈禧太后为求得西方列强对她的“宽恕”，9月7日发布“剿匪”上谕，正式宣布“痛剿”义和团。9月25日又宣布惩处放任义和团的载漪、载勋、刚毅、赵舒翘等亲贵重臣，并加派亲英国和日本的刘坤一、张之洞，参与谈判。12月24日，十一个国家（除武装入侵的八国外，还有比利时、西班牙、荷兰）联合提出《议和大纲》十二条。逃亡在西安的慈禧太后，见“大纲”并未把自己当作“祸首”惩办，喜出望外，马上表示：“所有十二条大纲，应即照允”。 慈禧太后这一系列作为，就是向西方列强表示“悔过”。各列强终于决定，仍然让她继续维持这个“懦弱”的政府。
实际上，议和谈判活动不是在奕劻、李鸿章等与列强代表之间，而是在列强之间进行。在“惩凶”、赔款等问题上，他们争吵为时近一年，直到基本上满足了各自利益要求之后，1901年9月7日（光绪二十七年七月二十五日），奕劻和李鸿章才代表清政府，与英、法、日、俄、德、美、意、奥、西、比、荷十一国的代表，在最后议定书上签字。这一年是农历辛丑年，所以议定书称为《辛丑条约》。
《辛丑条约》正约十二款，附件十九个。主要内容包括：
（1）中国向各国赔偿白银四亿五千万两，分三十九年付清，加上年息四厘，共达九亿八千二百多万两。此外，还有地方赔款二千万两以上，总数超过十亿两。这项赔款史称为“庚子赔款”。列强按照所谓“损失”多少分赃。沙俄得款最多，有一亿三千多万两。条约规定，清政府以“关余”“盐余”和“常关税”作为担保，通商口岸五十里以内的常关，归总税务司管辖。从此，清政府的重要税收，除田赋以外，几乎全被帝国主义控制。清政府海关和盐务税收机构，成了替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收款的代办机关。
（2）准许各国在北京以及北京到山海关的铁路沿线的十二个战略要地派兵驻扎；大沽炮台以及从大沽到北京沿线的炮台，一律削平；天津周围二十里之内不准中国军队驻扎；军火和制造军火的原料禁止运入中国，禁运期两年以上。帝国主义侵略军由此完全控制了京、津地区。
（3）北京东交民巷一带辟为“使馆区”，各国可在使馆区内驻兵，而中国人一概不准在界内居住。使馆区成为事实上的“国中之国”。
（4）清政府惩办“首祸诸臣”。最后被认定要判罪的共九十六人，分别被判处从死刑、终身监禁、革职抄家，到永不叙用等刑罚；在外国人遇害受辱的城镇，停止文武各等考试五年；今后永远禁止中国人民成立或加入任何具有反帝性质的组织，“违者皆斩”。清朝地方官吏所属境内如再有所谓“违约行为”，必须立时弹压惩办，否则即行革职，永不叙用。
（5）改总理衙门为“外务部”，“班列六部之前”，指定由皇族亲贵担任大臣。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妄图操纵中国的对外机构，硬要提高外务部的地位，是对中国内政的粗暴干涉。
（6）德国公使克林德（K．A.Ketteler, 1853—1900）、日本公使馆书记生杉山彬，在义和团运动中被击毙。条约规定为克林德建立牌坊，对杉山彬“用优荣之典”，并派王大臣赴德、日“谢罪”。
《辛丑条约》的订立，使帝国主义勒索到巨额赔款，加剧了中国人民的贫困和社会经济的衰败。帝国主义侵略军长期驻扎在中国的战略要地，严重破坏了中国的主权完整和国防安全。设置特殊性质的使馆区，以武力为后盾的公使团，成了清政府的太上皇。改变清政府外交机构的地位。使之更适合帝国主义向中国勒索、发号施令的需要。禁止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企图摧毁中国人民要求独立自由的民族民主运动，以达到永远奴役中国人民的目的。
这一条约还不同于以往的不平等条约。一方面，条约没有规定割让领土、开放口岸的条款；另一面，却进一步设立军事据点和占领区。它表明，这一时期帝国主义列强侵华的新特点，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统治秩序，已经完全确定下来。
对于这样一个空前屈辱的条约，以慈禧太后为首的清政府却全盘接受了。她在《罪己诏》中竟厚颜无耻地宣称：“今兹议约，不侵我主权，不割我土地，念列邦之见谅，疾愚暴之无知，事后追思，惭愤交集”。还保证今后要“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 。这是愿意做西方列强在中国的忠实奴才的表白，从此清政府成了“洋人的朝廷”。1901年10月6日，慈禧太后随带行李车三千辆，离开西安，回返京城，沿途修路设宫，远近征调，勒索供应。1902年1月7日，回到紫禁城。后来又大修颐和园，日费万金。从此，帝国主义与清政府完全勾结在一起，狼狈为奸，共同奴役中国人民。
《辛丑条约》记录的是近代中国一段屈辱的历史，它激起了中华民族的旧恨新仇，中国人民在反帝反封建的斗争实践中，进一步觉醒起来。
义和团功不可没
八国联军攻入北京后，逃亡途中的慈禧太后公开向西方资本主义列强悔过讨好，下令“痛剿”义和团。面对西方列强的十万大军和清政府的媚敌残民行为，广大义和团团民仍在京、津及其郊区，以及在整个直隶和其他地区坚持斗争，打击侵略者和反动官吏。
这时，各地义和团放弃“扶清灭洋”的旗号，分别提出“官逼民反”“反清灭洋”“扫清灭洋”等口号。反映了这时期客观形势的变化，即清政府已公开与帝国主义一道屠杀义和团；也反映了义和团经过流血牺牲得到的教训，对清政府的反动面目有了认识。其中1902年3月，直隶广宗、巨鹿、威县的义和团和广大人民，在景廷宾领导下，举起“扫清灭洋”的旗帜，又掀起了大规模捣毁洋教堂、杀死洋教士的斗争，得到附近广大人民的拥护，起义军很快发展到三四万人。清政府急命袁世凯派兵镇压，德、日、法等国侵略军六千多人，也从北京开往广宗、冀州一带为清军助威，最后才把景廷宾起义镇压下去。
义和团运动从它开始兴起，直到失败，一直受到帝国主义、国内外反动派的大肆攻击。在它刚刚兴起之际，各列强的资产阶级，就叫嚣“中国人仇视欧洲文化和文明”“黄种人敌视白种人”，等等。这些叫嚣，曾受到列宁的痛斥。列宁在《中国的战争》中指出：“是的，中国人的确憎恶欧洲人，然而他们究竟憎恶哪一种欧洲人呢？并且为什么憎恶呢？中国人并不是憎恶欧洲人民，因为他们之间并无冲突，他们是憎恶欧洲资本家和唯资本家之命是从的欧洲各国政府。那些到中国来只是为了大发横财的人，那些利用自己的所谓文明来进行欺骗、掠夺和镇压的人，那些为了取得贩卖毒害人民的鸦片的权利而同中国作战（1856年英法对华的战争）的人，那些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中国人难道能不痛恨他们吗？” 这不但是对帝国主义及其走狗的有力驳斥，也是对义和团运动正义性的充分肯定。
义和团反帝爱国运动虽然失败了，但它的功绩是不可没的。
首先，它阻止和打乱了西方资本主义列强瓜分中国的狂妄计划。义和团运动前夕，狂妄的帝国主义分子大言不惭地宣布，只要有一万名新式装备的侵略军，就可以横行中国。他们一再发出瓜分中国的叫嚣。经过义和团运动的打击，连八国联军统帅瓦德西也认识到，中国人民“含有无限蓬勃生气”，“好斗精神”（即反抗精神）很盛，“无论欧、美、日本各国，皆无此脑力与兵力，可以统治此天下生灵四分之一”，他由此得出的结论是：“故瓜分一事，实为下策！” 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百年以来，不屈不挠，再接再厉的英勇斗争，使得帝国主义至今不能灭亡中国，也永远不能灭亡中国。” 阻止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瓜分，就是义和团最大的历史功绩。
义和团运动也沉重地打击了清朝专制统治。在义和团运动高涨时，清朝的统治已处于风雨飘摇的地位，它虽然最终与西方列强一起镇压了义和团，但其所作所为，特别是最后订立空前的丧权辱国的《辛丑条约》，使自己的反动性在广大人民中彻底暴露，被革命人民视作“洋人的朝廷”“奴隶总管”。所以，在义和团运动后，清政府已不可能照旧统治下去了。为了缓和舆情，延长统治，从1901年起清政府不得不宣布实行“维新”，从而客观上加速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运动的蓬勃发展，加速了清朝统治的最终覆灭。因此，义和团的英勇斗争，是五十年后中国人民取得革命伟大胜利的奠基石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