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后，由于允许外国资本在华自由开办工厂，清政府不得不放松了对商办企业的限制，而民族危机急速加剧，又促使一批商人、士绅和官僚对振兴本国经济的热情大为提高，纷纷投资于新式企业，因此，中国民族资本有了初步发展。逐渐成长起来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本国封建势力的束缚。于是，改革封建弊政，使中国走上资本主义道路的救亡图存，成了当时许多爱国志士仁人的一致要求。正是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资产阶级改良思潮迅速转变为一场要求变法维新的政治运动。
草堂树新人
这场变法维新运动的主要领导者康有为（1858—1927年），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县人。他出身于封建官僚家庭，从小接受传统的封建教育，深受儒家思想的熏陶。1879年后，他游历了香港、上海，目睹初步形成的资本主义都市文明，阅读了一些介绍西学的书籍，逐渐认识到，西方资本主义制度比中国日益腐朽的封建专制要优越，不能再用旧时代看待“蛮夷”的眼光去衡量它们了，渐渐地产生了要求改变现状的革新思想。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顺天乡试。当时正值中法战争结束不久，西方列强对中国步步进逼，边境狼烟四起，警报频传。痛感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康有为，第一次写了五千字的上皇帝书。他提出“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三项建议，要求学习西方，实行维新，挽救危局。
这次上书因为顽固派的压制而未能送交皇帝，但表明康有为已把变法的思想，变成正式的建议。他在《感事》一诗中写道：“治安一策知难上，只是江湖心未灰。”这次上书，很快就在一些爱国士子中传诵，康有为在士林中的声名鹊起。
康有为回到广东后，决定以聚徒讲学的方式，深入研究并传播维新理论，培养立志变法的新人。1891年，他在广州长兴里创办一所寓政治于教育的新型学馆，即万木草堂。在这里，康有为一反旧式书院的传统，不是要求青年士子潜心训诂辞章，而是引导他们关心天下大事，学以致用。他既讲孔学、理学、史学，又讲西学，批判古文经学，提倡今文经学。在讲学中，他从中国古代的典章、政治到西方的文明，列强的压迫，民生的凋敝，无所不及；每论一学，或讲一事，总是上下古今，参以欧、美事例、世界大势，旁征博引，比较论证。学生们除了读中国古书，还必须读介绍西学的著作；不但要研究经、史学问，还要学习声、光、电、化一类自然科学。
康有为
康有为的讲学，不仅以渊博的知识和系统的分析吸引学生，而且更以对祖国前途的无限忧虑叩击青年的心弦。他每谈及国势衰败，外侮欺凌，动辄慷慨悲叹，甚至涕泪纵横。康有为就是这样以自己满腔的爱国热情，陶冶学生，引导他们跳出科举的藩篱，肩起“匹夫之责”，跟着他去探索救国救民的道路。
在万木草堂，学生不分班，也不进行严格的考试。每人都有一本功课簿，除了每月几次听老师讲课以外，就是自己读书，写笔记，每半个月缴呈功课簿给老师批答一次。碰到非面谈不可的学问，康有为就随时传见学生。康有为通过这种形式，观察学生功课的程度，按照自己的思想面貌，诱导学生成长。
万木草堂还有一项重要的活动，就是康有为挑选学问造诣较深的弟子，协助自己著述。他先规定论点、体例和基本要求，列出主要参考书目，然后让学生分工查阅资料，做出摘录，编出初稿，供他编定著述时使用。用这种形式，不但培养了学生的研究兴趣，训练了做学问的方法，而且使他们进一步按照康有为的思想体系去研究学问，认识问题，从而培养了一批才华横溢的维新骨干。
万木草堂开始时有二十多名学生，1894年增加到一百多人。从1891到1898年，万木草堂学生连同康有为在桂林讲学的学生，以及从上海、北京来拜门的学生，一共约有千人之多。陈千秋和后来成为康有为得力助手的梁启超、麦孟华、徐勤、欧榘甲等人，就是万木草堂学生中的佼佼者。
在这几年中，康有为一边教书培养人才，一边研究变法理论，写了不少书籍和文章，着力引申和附会孔子的学说，作为维新的理论依据。其中由梁启超等人在万木草堂协助完成的两部书《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对维新运动影响最深。
在十九世纪末，以清王朝为代表的中国封建专制制度，犹如老树枯藤，濒临死灭的境地。腐朽的清朝统治者，依旧把“四书”“五经”作为“万古不易”的治国乾纲，神圣不可侵犯的“经典”。要冲破当时万马齐喑的状态，打开改革的局面，就必须动摇这种“恪守祖训”的传统思想。
在《新学伪经考》中，康有为多方论证被历代统治者奉为神圣的古文经《左传》《周礼》《逸礼》《毛诗》《易经》等书都是假货，是西汉末年刘歆为了替王莽篡汉建立“新”朝提供理论根据的所谓“新”朝之学。它是谬托圣人而捏造的“伪经”，完全湮没了孔子的“微言大义”和“托古改制”的原意。尽管康有为的论断并没有真实的历史依据，但他的大胆议论，犹如“思想界之一飓风” ，在知识分子中引起了轰动，引导人们去怀疑传统的经典，使维护封建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受到巨大的冲击，打击了死守“祖宗家法”的顽固势力，为变法维新开拓了思路。
《孔子改制考》是借用孔子的名义，发挥“托古改制”的思想。康有为在书中，把周秦诸子都尊为“托古改制”的祖师，把“六经”说成是孔子托古改制的范本。他认为经典中所称尧、舜的盛德大业，都是孔子为了按照自己的理想实行改制而假托古人的言论创作出来的；他自己的变法主张，正是对孔子改制思想的继承和发扬。在孔子的旗帜下，他附会公羊学派的“张三世”说，宣称人类社会就是按照“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的顺序演变，愈变愈进步，现在必须通过变法维新，使中国由“据乱世”向“升平世”发展。在这里，孔子已经换上了西装，孔圣人成了“康圣人”的资产阶级维新思想的先师了。
《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都是借用孔子的权威，来宣传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和改革思想。这些著作的发表，给了顽固势力以有力的冲击，为推行维新运动奠定了理论基础。
“广联人材，开创风气”
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春天，甲午战争已近尾声，恰值清政府定期选拔进士的举人会试。康有为和他的门生梁启超、麦孟华同各省举人，怀着沉重的心情，云集北京应试。4月17日，康有为探知《马关条约》的一部分内容，大为震惊，立即叫梁启超去发动和联合广东、湖南两省举人联名上书，请求清政府拒绝批准。各省举人闻风而动，纷纷到都察院上书。几天里，都察院前车马盈门，人群纷集，一时议论沸腾，激起了反对《马关条约》签约的巨大声浪。
举人们的爱国热情，使康有为受到极大鼓舞。他决定联合在京的所有举人，进行一次更大规模的上书，为变法造成声势。于是，他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一封长达一万四千多字的上皇帝书（第二书）。书中指出：割弃台湾，民心离散，必将导致土崩瓦解，其他列强必将接踵而来。要求皇帝当机立断，实行“下诏鼓天下之气，迁都定天下之本，练兵强天下之势，变法成天下之治” 四项大计。其中前三项都是“权宜应敌”的策略，第四项才是“立国自强”的根本。书中分析世界大势，指出现在必须“以开创之势”，而不是“以守成之势”治天下，要更新百度，不要墨守旧章。在经济和教育方面，应该推行“富国”“养民”“教民”之法；在政治生活中，主张以府县为单位，每十万户由士民公举一个有才学的“议郎”（即国会议员）。“议郎”供皇帝咨询，“上驳诏书，下达民词，凡内外兴革大政，筹饷事宜”，均由议郎讨论决定，三分之二的多数通过即付诸实行。这次上书，要求发展民族资本主义和实行作为资产阶级政权形式之一的君主立宪制度，是资产阶级维新派最初的政治纲领。
5月1日，各省举人齐集松筠庵开会讨论，有一千三百多人在这封万言书上签了名。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汉朝用公家车马接送被征举的士人，后来人们就以“公车”作为举人进京应考的代称）。2日，递到都察院。都察院推说《马关条约》已批准，无可挽回，拒绝接受。这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第一次群众性的爱国行动，它打破了清政府长期以来对知识分子过问朝政的压制。这次上书，是资产阶级改革思潮转变为变法维新运动的标志。上书的内容很快被传抄印刷，在社会上产生很大影响，维新思想也随之传播。
“公车上书”后的第二天，会试榜发，康有为中了进士，被授工部主事，但他没有就职。5月底和6月底，康有为又写成上皇帝第三书和第四书，进一步强调必须尽快变法维新的道理，并在第四书中正式提出“设议院以通下情”的主张。光绪皇帝读到第三书，感到所述变法的主张，符合改变国家贫弱状况和巩固清朝统治的需要，立即命令抄送慈禧太后、军机处和各省督抚。于是，维新派开始取得皇帝的支持。
康有为的维新活动，一开始就抱住孔子的理论权威和皇帝的政治权威，固然表明他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软弱，但在当时仍不失为一种可行的斗争策略。康有为等在活动中，为了打开局面，决定从制造舆论、组织团体入手，以“广联人材，开创风气”。
1895年8月，康有为在北京创办了一种刊物，初名为《万国公报》，后改为《中外纪闻》，由梁启超、麦孟华编辑文稿，介绍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鼓吹维新。每期印一千份，附在专载诏书、奏章的《邸报》传递，免费送给在京的官员阅读。后来增印至三千份，在官僚士大夫中逐渐引起注意，使他们每天都能闻所未闻，“舆论渐明”，“亦渐知新法之益”。 这是资产阶级维新派创办的第一份刊物。
在这同时，康有为向那些同情和支持变法的官僚游说组织学会。8月，由文廷式出面，组织以挽救时局为宗旨的“强学会”，会员除康、梁外，有文廷式、陈炽、杨锐、江标等数十人，连袁世凯也列名参加。户部主事陈炽被推为会长，梁启超任书记。强学会是传播变法思想，积蓄维新力量的阵地，是一个寓政治于学会之中的组织。它每十天集会一次，每次都有人发表演说。在维新思潮日益高涨的形势下，翁同龢、孙家鼐出面支持，张之洞、刘坤一、王文韶等大官僚捐款充作经费，甚至李鸿章也想捐款挤进该会，但被拒绝。英、美驻华公使和李提摩太、李佳白等传教士，也以各种形式表示支持维新派的活动。
11月，康有为又在上海成立强学会分会。当时，在上海及其附近地区活动的维新派人士张謇、陈三立、汪康年、黄遵宪、章太炎等人，都相继参加。1896年1月，出版了《强学报》。这时，北京和上海两地的强学会会员，有五十人左右，大致包括资产阶级维新人士、帝党官僚、依附洋务派的官僚或名士、居于赞助地位的大官僚和一些帝国主义分子。其中，康、梁等资产阶级维新派起着核心作用。
随着变法维新呼声的高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也就愈加嫉视。1896年1月，李鸿章的亲家、御史杨崇伊上奏疏攻击强学会结党营私。慈禧太后立即借此下令查禁《中外纪闻》，封闭北京强学会。接着，上海强学会也被解散。那些见风转舵的官僚，纷纷宣布退出强学会。可是，已经兴起的思想潮流并未被阻止或打退，维新运动继续由北京、上海向全国各地扩展。
这年8月，黄遵宪、汪康年等在上海创办《时务报》，由梁启超任总编辑。梁启超（1873—1929），字卓如，后来取号任公，广东新会县人，1889年中举。进入万木草堂后，他追随康有为走上维新救亡的道路。梁启超以充沛的爱国热情和犀利的文笔，写了大量论文，宣传西学，鼓吹变法，成为康有为得力的助手。他在《时务报》上发表的《变法通议》等鼓吹维新的著名论文，深受知识界的欢迎。几个月内，《时务报》销数增到一万多份，风行海内，成为影响全国的维新派喉舌。康、梁的名声大噪，变法维新的理论也得到广泛传播。
当京、沪的维新活动渐趋高涨的时候，广东、湖南的维新活动也很快开展起来。康有为回到广州后，除了继续在万木草堂讲学，还一度去香港、澳门和广西桂林活动。1897年2月，他在澳门发起创办《知新报》，由其弟康广仁、门生徐勤主编，成为华南鼓吹维新的重要报刊。
甲午战争后，湖南的谭嗣同和唐才常等人，便开始创立学会，宣传变法。谭嗣同（1865—1898），字复生，号壮飞，湖南浏阳人。《马关条约》的签订，使他愤慨万分，与同乡好友唐才常等在家乡筹办革新事业。他发愤钻研中西学问，于1897年初写成《仁学》一书，怒斥三纲五常“箝制天下”，杀人灵魂；否定“君权神授”，反对专制制度；声言要冲决伦常和君主之网罗，表示要同封建束缚决裂。在倾向维新的湖南巡抚陈宝箴、按察使黄遵宪、学政江标和徐仁铸等的支持下，湖南新政日益发展。1897年10月，长沙设立时务学堂，梁启超应邀担任总教习，唐才常、谭嗣同等人任分教习。梁、唐、谭等在时务学堂广泛介绍西学，宣讲变法理论，批判传统的旧学和专制制度，反映了他们的民主思想。
梁启超
1898年2月，在谭嗣同、唐才常等人发起下，湖南创办了南学会，在长沙设总会，各府、厅、州、县设分会。总会每七日集会一次，讲演世界大势和政学原理。在他们的努力下，原来被顽固派看作“安静世界”的湖南，出现了“人人皆言平等”，“观听一新”的勃勃生机。一批年轻的维新志士，在湖南涌现出来。除了谭、唐之外，还有林圭、蔡钟浩、李炳寰、傅慈祥、田邦璿和蔡锷等人，后来都成为献身于救国事业的著名人物。
在天津，1897年秋冬，严复、夏曾佑等人创办《国闻报》（日报），介绍西方资本主义社会政治，要求中国仿效西方，变法自强。严复（1854—1921），字又陵、几道，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在福州船政学堂毕业后，1877年3月被派往英国学习海军。1879年6月回国后，长期担任北洋水师学堂总教习（教务长）。甲午战争后，鉴于形势危迫，他在天津《直报》上发表《论世变之亟》《救亡决论》《原强》《辟韩》四篇论文，宣传维新，鼓吹改制。他毕生“致力于译述以警世”， 是近代中国第一个系统介绍西方思想与文化名著，用以救亡图存的翻译家。
严复最负盛名的是译述英国生物学家赫胥黎（Thomas Henry Huxley）的《天演论》。赫胥黎的第九卷文集名为《进化论与伦理学及其他》，其中前两部分专讲进化论，题为《进化与伦理》，严复把它译为《天演论》。赫胥黎用达尔文关于生物进化的原理，来解释社会发展的规律和人们之间的相互关系。基本论点是：生物是进化的，不是万古不变的。“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物竞”是生存竞争；“天择”是自然选择（自然淘汰）。这一竞一择，就发生了生物的进化。这种生物进化的发展规律，同样也可以用来解释一切自然现象和社会现象。在人类社会里，人与人之间和种族与种族之间，也同生物一样是相互竞争，只有最适宜生存的，才能生存下去。
严复在英国留学时，达尔文的进化论已盛极一时，给他留下了深刻的印象。所以他在《天演论》中每翻译完一篇，即加上按语，借题发挥，发表自己的意见。按语之长，往往与译文不相上下。1895年初，他译成后，先在《国闻报》的增刊《国闻汇编》第二、四、五、六期陆续发表。1898年4月，又正式出版。
《天演论》前半部讲的是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是唯物的；后半部讲的是斯宾塞尔的社会达尔文主义，则是唯心的。因为这种用生物进化现象来解释社会现象，在西方，是帝国主义者用来为弱肉强食的殖民政策服务的。但严复从挽救民族危亡的反侵略立场出发，用来激励人们“自强保种”，救亡图存。所以，《天演论》像洪亮的警钟，一阵轰鸣，震动了全国。这主要是由当时严重的政治形势造成的。《天演论》正式发表和出版时，正是瓜分危机最严重的时刻。德国、俄国、英国、法国、日本等，都争相在中国划分势力范围，强占租借地，抢夺筑路权，中国的锦绣河山快要被瓜分完了。每个爱国的中国人，这时都这样问：中国真的要亡国了么？还是仍可奋发图强呢？
严复的《天演论》及时地回答了这个问题。它告诉人们：中国真是危险，侵略中国的西方资本主义，无论在力、智、德哪一方面，都比中国强。根据达尔文“优胜劣败”的规律，中国如果墨守成规，就逃不了被淘汰的命运。但是，《天演论》又告诉人们：强与弱是可以变化的。只要人为努力，可以与天争胜，而且“终将胜天”；只要“人治日新”，国家就可以永存，种族就可以不堕；只要变法维新，就可能“转祸为福”，中国仍然可以得救。《天演论》讲的这些道理，既给人们敲起民族危亡的警钟，又使人们看到可以争取的民族复兴的前景，从而鼓起了信心。就这样，《天演论》在民族危亡的时刻，迅速风行海内，成了一般爱国志士救亡图存的理论根据。“物竞天择，适者生存”，也成为社会上最流行的口头禅。
严复译述的《天演论》部分内容
在康、梁这些维新志士的宣传、组织和影响下，全国议论时政的风气已逐渐形成。据统计，到1897年底，全国出现了讲变法自强的政治性学会三十三个，新式学堂十七所，报刊十九种。到1898年，学会、学堂、报馆合计达三百所以上。封建传统的思想文化和顽固守旧的社会风气，受到了极大的冲击，变法维新运动很快开展起来了。
“能变则存，不变则亡”
维新运动的迅猛发展，受到封建顽固势力的极大仇恨。当时，封建顽固势力在中央以慈禧太后为首，有荣禄、刚毅、徐桐、许应骙等贵族和官僚；在地方是大多数省区的督抚和诸如王先谦、叶德辉、苏舆等劣绅。洋务派官僚李鸿章和一度混迹于维新行列的张之洞、袁世凯等人，也很快同封建顽固势力勾结在一起。
在变法运动发展过程中，维新派同顽固派就下列主要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
第一，要不要变“祖宗之法”。顽固派认为，三纲五常、诗书礼教这些所谓“大道”，都是世上最完美的东西，中国只要守住这些“祖传”的“大道”，就足以对付一切复杂的变故；如果改变“祖宗之法”，非但政事无可依循，而且还会“祸乱”国家。徐桐是反对变法的老顽固。他把数学也斥为“洋鬼子的学问”，连路遇西式建筑物也要绕道走，他甚至叫嚷“宁可亡国，不可变法”。
维新派援引中国古代关于“变”的哲学观点和西方资产阶级的进化论，批驳顽固派。他们列举当时变化着的各种事物和各种自然现象，论证天地间的万事万物没有不变的，“变”才是“天道”，“变”才是“天下之公理”。世界各国的历史都证明了，只有“变”才能强盛，不“变”只能衰亡。
1898年1月，康有为同荣禄、李鸿章曾经有过一场激烈辩论。当时，因德国强占胶州湾，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康有为第五次上书光绪皇帝，提出变法图强的具体计划。光绪皇帝准备召见，但被顽固派阻挡，改由翁同龢、李鸿章、荣禄等重臣出面，在总理衙门代为“问变法之宜”。
一开始，荣禄就叫嚷：“祖宗之法不能变”。康有为反驳说：“祖宗之法是用来治理祖宗疆土的，今天祖宗留下的疆土也守不住了，还谈什么‘祖宗之法’呢？就像这个总理衙门，也不是‘祖宗之法’里规定的！”“因时制宜，诚非得已。”驳得荣禄哑口无言。当康有为谈及变法应从改变法律和官制入手时，李鸿章别有用心地质问：“难道朝廷中六部都要裁撤，一切法制都要抛弃吗？”康有为据理辩驳：今天是列强并立的时代，现行的法律和官制，都是过去的旧法。造成中国危亡的，都是这些旧法，理应废除。即使一时不能全部办到，亦当斟酌改定，新政乃可推行。
第二，要不要废“八股”、倡西学，改革教育制度。“八股”考试制度始于明朝。八股文的试题，都来自儒家经籍“四书”的原文，立论要以朱熹的《四书集》为依据。封建统治者借此引导读书人埋头“圣人书”，搞那些望文生义的僵化学问，培养一些除了“学案几部”“语录百篇”以外，什么也不懂的封建卫道者。顽固派反对西学，坚持八股取士制度。因此，维新派在宣传变法的过程中，对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批判。他们指责八股取士是导致中国贫弱落后、不文明的一大根源。严复更指出八股文有“锢智慧”“坏心术”“滋游手”三大害，其中任何一害都足以亡国。
维新派不仅反对八股，而且反对整个封建文化教育制度。他们批评这种文化教育制度，只求背书而不求义解，读的书越古越好，完全脱离社会现实，造成乡里子弟读书十年，还不会写一封信；所谓“通人学士”，一里有多少长也回答不出。因此，维新派认为，要救亡图存必须变法，而“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把废除科举、八股，同创立资产阶级文化教育制度、大讲西学、培养和使用人才联系了起来。
在维新运动期间，维新派扎实地做了一些提倡西学，改革文化教育制度的好事。例如，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商务印书馆和各地许多新式的教育机构，都是在这时创办的。他们的宣传和活动，打破了文化教育界僵死沉寂的局面，知识界纷纷走出辞章考据的牢笼，倾慕西学。中国第一次出现了众多的知识分子群敢于放眼看世界，追求新思想的新气象。
第三，要不要兴民权、实行君主立宪，这是双方论战的核心问题。顽固派死抱着君主专制制度不放，诅咒提倡平等、民权是“禽兽之行”，诬蔑民权之说“无一益而有百害” ，胡说主张民权就会引起天下大乱。
维新派用西方资产阶级的社会契约说和天赋人权论，批驳“君权神授”。如谭嗣同认为：民为本，君为末，君主办不好事情，就应该废除他，这是“天下之通义” ；两千多年来统治中国的，都是专制暴政，所谓国君，正是窃国大盗。维新派的结论是，君主专政，百姓仰官如鬼神，就是中国贫弱、落后的一个根源。
维新派反复强则“兴民权”、“开议院”的重要性，认为日本和欧、美各国的资产阶级政治制度，是其富强的根本。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几乎都直接或间接地论述和提及这一问题。他还专折奏请定宪法、开国会，认为这是“治国之大经，为政之公理”，只要“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 康、梁等人变法的目标，是发展民族资本主义，挽救民族危机。为此，他们就需要一定的政治权力。当时他们虽然还不主张在中国实行共和制度，但是正式提请皇帝实行作为资本主义世界两大政体之一的君主立宪制度，在中国仍然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在当时起到启蒙作用。
通过这场论战，西方资产阶级社会政治学说，在中国迅速传播开来。学习西方成了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使许多人在很长的时期内产生一种信念：“能变则存，不变则亡”。经过这一次思想解放的浪潮，一代新的、更为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在孕育着。
百日维新
1897年冬德国强占胶州湾后，俄、法、英等国群起效尤。康有为赶到北京，第五次给光绪皇帝上书，陈述变法的紧迫性。他指出，中国已处在内忧外患交加的危机中，如再不变法维新，将来皇帝和大臣们想当个普通百姓也不可得。他提出应效法日本明治维新，以变法为国家大政；集中天下贤才，商定变法方案；鼓励各省督抚推行新政等三点建议。光绪皇帝决心接纳维新主张，要康有为提供书面意见。
1898年1月底，康有为给光绪皇帝呈送了《应诏统筹全局折》（上清帝第六书），提出了变法维新的大纲。基本内容是：（1）召集群臣，宣誓变法，大臣们都要表明决心，革除旧习，努力维新，否则自请免官；（2）设“上书所”，以广言路，让官吏和士民自由上书，凡上书建议都可以直接送到皇帝手中，有符合要求的，就破格任用；（3）在宫廷中设制度局，以定新制，选拔有才干者数十人主持，皇帝每日到局议政，对旧章法视不同情况或废除或保留或修改，并定出新规章，颁布施行。在制度局下面，分设法律、度支（财政）、教育、农业、工业、商业、铁路、邮政、矿务、游会（主管政会、学会、教会、游历等事）、陆军、海军等十二个局，负责各自领域的改制工作。
这三条，第一条是想依靠皇帝的权威，在全国推行变法；第二条是想让维新派参与中央和地方各级政权，在全国上下壮大维新的声势；第三条是要在前两条基础上，全面改革政权机构。这个变法纲领，鲜明地反映了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的基本政治要求。
康有为还把《日本明治变政考》等书，随同《应诏统筹全局折》一起，呈送光绪皇帝。在该书序文中，他认为，只要走日本明治维新的道路，中国只需十年就可成为世界强国。过了几天，他又第七次上书，建议皇帝出国游历学习，以便回来进行改革。
4月间，康有为又乘各省举人到京会试的机会，发起组织“保国会”。他起草的“保国会章程”，提出以“保国、保种、保教”为宗旨，即保全国家土地、权力，保卫民族种族的独立，保全被他们看成是民族精神象征的孔教。还提出讲求变法，讲求内政外交，讲求经济实效。章程规定在北京、上海设立总会，各省、府、县皆设分会；规定了总会与分会的组织、权限、领导关系、入会手续、会员权利，等等。可见，保国会已具有近代政党的性质。经过保国会的推动，在北京又相继酝酿或组成“保滇”“保浙”“保川”等会，爱国志士踊跃入会。变法维新的浪潮，已经在土大夫中激荡起来，光绪皇帝终于决定实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皇帝下“明定国是”的诏书，宣布变法。从这一天开始，到9月21日慈禧太后发动政变，共一百零三天，这就是历史上所说的“百日维新”。6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康有为。在两个小时破例的长谈中，康有为面陈中国的危境，指出在这个兴亡存废的关头，非尽变旧法无以自强。他特别强调，变法首先需要从改革制度、法律入手，如果只变一个个具体的“事”，仍然不能达到目的。光绪皇帝称赞了他的意见。不久，陆续授予维新人物官职，康有为被授总理衙门章京上行走（办文稿），有专折奏事的特殊权利；梁启超被赐六品衔，专办大学堂和译书局的事务；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授给四品卿衔，担任军机处章京，批阅官吏递上的奏折，为皇帝颁布的诏书拟稿，这是一项有决策权的机要工作。在这一批新进人物日夜孜孜不倦地操劳下，一件件新政建议流水般传到紫禁城，再经过光绪皇帝，成为一道道新政诏令飞出来。前后一共颁发了新政诏书、谕令一百一十多道。这些法令的主要内容有：
政治方面，设立制度局，改革旧机构，撤去闲散、重叠的衙门，裁减不必要的官员；澄清吏治，提倡廉正作风；提倡上书建议，严禁官吏借故阻止。
经济方面，保护和奖励工商业，中央设立农工商总局、铁路矿务总局，各省设立商务局；奖励和保护工商业的发展，广办邮政，迅速兴办芦汉、粤汉、沪宁各路，成立丝茶公司，用西法制茶；在上海、汉口等大城市，设立商学、商报、商会各类组织；改革财政，编制预算、决算，收支情况按月公布；允许旗人自谋生计，取消旗人由国家供养的特权。
文化教育方面，废除八股文，改试策论；北京创办京师大学堂，各地设立中小学堂，派人出国留学；提倡学习西学；设立译书局，翻译外国书籍；奖励新著作和发明，奖励创办报刊，准许自由组织学会，等。
军事方面，设厂制造军火，精练海陆军，裁汰旧军，改用西法操练。
光绪皇帝接见外国使节
总之，新政的范围很广泛，对某些旧制度进行了勇敢的改革，对新制度的推行也相当激进。所有这些内容，旨在使资产阶级享有一定程度的政治权利，促进资本主义工商实业的发展，在渐进的变革中，最终建立资产阶级的国家。毫无疑问，在当时的中国，这是进步的。正因为如此，以慈禧太后为首的顽固派，作为大地主的政治代表、腐朽的封建生产关系的维护者，极端仇视新政。随着变法维新运动的日益高涨，新旧两派的矛盾斗争，也就迅速尖锐起来。
还在保国会成立不久，顽固派就大肆中伤康有为“目无君上”，聚众谋叛。荣禄诅咒康有为“僭越妄为，非杀不可！”恫吓参加保国会的人，当心自己的脑袋。在顽固派的破坏下，不少投机者和胆小怕事者纷纷退会，保国会和其他同类组织，不久就停止了活动。
“明定国是”诏颁布后，斗争进入决战的阶段。光绪皇帝运用仅有的一点权力，不断发布新政诏书，引用新进人物，斥退了几个反对变法的旧大臣，企图加快维新事业。麇集在慈禧太后身边的顽固派积极布置力量，加紧谋划政变，以彻底摧垮维新派。
变法诏书下达的第四天，慈禧太后便胁迫光绪皇帝连下三道命令：撤除积极支持变法的大学士翁同龢的职务；派慈禧宠臣荣禄为直隶总督，统带董福祥的甘军、聂士成的武毅军、袁世凯的新建陆军和宋庆的毅军，控制京畿地区；所有新授二品以上文武大臣，都要向太后谢恩，夺去了高级官员的安排大权。这三项措施，为顽固派发动政变做好了准备。接着，慈禧太后又于6月16日和24日，分别任命亲信崇礼、怀塔布和刚毅控制守卫京都与颐和园的卫戍部队，并在内廷布满亲信太监，监视光绪皇帝和维新派的活动。
实行新政，打击了腐朽的官僚和社会势力，必然会遭到他们的攻击和反对。中央和地方的腐败官吏，因为实行新政而“不便于私”，便假公济私，群相纠合。那些在变法中丢了官的人，更是惶惶如丧家之犬。他们或者对新政措施“概不奉行，亦不议奏，电旨严催，置之不复” ；或者不断到太后面前去哭诉。而社会上大批八股士子、土豪劣绅、和尚道士，则因为废八股、废淫祠、停书院，断绝了升官发财之路或敛财糊口的凭借，也到处散布污损变法的言论。所有这些腐恶的势力，群起要求慈禧太后赶快采取措施，废弃新政。
9月上旬，光绪皇帝把阻挠条陈的礼部尚书怀塔布、许应骙等六个大官撤职，从总理衙门赶走对抗变法的李鸿章和敬信，企图搬开在中央的几块顽石。顽固派再也按捺不住对新政的仇恨，加紧了政变的步伐。慈禧太后的亲信在京津道上往返不绝，受命同荣禄密谋政变，预定10月在天津阅兵时废弃光绪皇帝，捕杀维新派人士。荣禄调兵移驻天津和长辛店。
光绪皇帝觉察到局势的严重，于9月14日传出密诏，要康有为等人赶紧设法相救。毫无实力可恃的康、梁等人，只得把皇帝和他们自己的命运以及新政的前途，寄托于外国公使馆和统带一支新军的袁世凯。
他们到外国使馆活动，毫无积极的结果。
维新派把曾经跻身强学会的袁世凯引为“同志”。9月16日，光绪皇帝召见袁世凯，赏以侍郎衔，意在笼络为己用。袁世凯是惯于看风使舵的野心家。他一面与刚毅等顽固派暗通消息，一面具折向光绪皇帝“谢恩”。18日深夜，谭嗣同暗访袁世凯，要求他带兵杀荣禄，围颐和园以救皇上。袁世凯慷慨陈词：“皇上是我们共事的圣主”，我自己也有责任救护皇上，并夸口说：“诛荣禄如杀一狗耳”。20日，袁世凯再次受光绪皇帝召见之后，即借口回营布置，于傍晚赶回天津向荣禄告密。
维新志士谭嗣同
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软禁光绪皇帝于中南海的瀛台，许多维新志士成了阶下囚。大批与新政有牵连的官员，有的被流放，有的被革职。康有为、梁启超分别在英国人和日本人的保护下，逃亡国外。慈禧太后以“训政”的名义，重掌国政。这就是“戊戌政变”。
9月28日，是一个值得人们纪念的悲壮日子。谭嗣同、康广仁、杨深秀、刘光第、杨锐、林旭，在北京菜市口为变法而流血。这就是著名的“戊戌六君子”。谭嗣同在临刑前，面不改色，大声高呼：“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表现了资产阶级维新志士为维新变法不惜杀头牺牲的爱国精神，在某种意义上，也是替戊戌维新作了一个总结。
维新志士们为了摒斥形形色色的国贼，扫除发展资本主义的障碍，使中国富强起来，从而实现救亡图存的抱负，在祖国沉沦之际毅然奋起，发动维新运动。但是，他们的对手——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封建势力，异常顽固。这一帮人不仅掌握着完整、严密的国家机器，而且还有传统的封建思想作为精神支柱。这一切，都是新兴的中国资产阶级所不能比拟的。他们自身力量弱小，又没有勇气同西方资本主义、封建主义彻底决裂，向工农寻找力量。“无力回天”，失败是不可避免的。惨痛的失败却启示了后来者：只有用武装斗争的手段推翻腐败的清政府，中国才有富强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