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甲午战争的结果，不仅暴露了清政府的腐败和国防力量的脆弱，并打破了一段时期以来列强在东方所取得的暂时均势，骤然改变了远东国际关系原有的格局。战后，帝国主义列强都以中国为宰割的对象，争先恐后地输出资本，掠夺利权，强占“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在短短几年间，俄、德、法、日、英、美等国，在东方这块辽阔富饶的土地上，互相勾结，互相争霸，使中国陷于被瓜分的危局。
“三国干涉还辽”
作为瓜分危局的最早的表现，就是“三国干涉还辽”。《马关条约》有关开放口岸、通商、通航和投资设厂的规定，满足了帝国主义国家加强对华控制和掠夺的需要，所以得到列强普遍支持。然而，关于割让辽东半岛的规定，却引起早就把吞并朝鲜和中国东北作为国策的沙皇俄国的强烈反对。沙俄立即纠集德、法两国，演出了三国干涉还辽这幕活剧。
沙俄之所以导演三国干涉还辽，是它长期对中国推行扩张侵略政策的必然结果。
十九世纪八十年代，俄国同英、日在东亚的角逐中，暂时处于不利的地位。为了改变这种状况，1891年，沙皇政府不顾财政收入的惨淡景况，开始修筑西伯利亚铁路，并采取多种措施，加强在远东地区的力量。1894年春，当日本政府利用朝鲜政局动荡，蓄意加剧中、日两国的矛盾时，沙皇政府就玩弄惯用的阴谋诡计，进行外交上的投机。它一方面竭力挑拨、怂恿日本政府，加快发动中日战争，利用日本来砍断中、朝的传统关系，以便为俄国向朝鲜扩张势力扫清道路；一方面又故作姿态，再三表示支持中国，鼓动清政府同日本对抗，诱骗清政府投靠俄国，而不致向英国求助。可是，沙俄并未采取任何实际行动去“压服”日本。日本政府的要员清楚地看出，沙俄对中国的口头支持及其某些“强硬”措辞，“不外乎对于与自己利害有关之事项，抱有决不放弃的决心。” 中日战争爆发后不久，沙皇政府于8月21日召开特别会议，决定保持“中立”，并继续促使中、日两国政府注意尊重俄国的所谓“利益”。
1894年10月下旬，日本出兵进犯中国东北地区，清政府向日本求和，战争局势超越了沙皇政府的希望。沙俄于是决定，除了加强其太平洋舰队以威胁日本之外，还拉拢法国等共同压迫日本，在未来的中日谈判中不得“侵犯”俄国的“重要利益”，即沙俄在朝鲜和包括渤海湾的旅顺、大连在内的中国东北地区的利益。
1895年2月14日，中日正式谈判的前夕，俄国通知日本政府：“现在日本向中国要求割地是当然之问题”，如果日本放弃向大陆扩张版图而在南部割占中国的台湾省，俄国将“毫无异议”。 中、日双方在马关议和期间，俄国反复向日本暗示：中国东北和朝鲜是沙俄的势力范围，警告日本不得染指。
4月上旬，沙皇政府正式得悉日本提出的议和条件，包括要中国割让辽东半岛。8日，沙俄就把反对日本割占中国辽东半岛的态度，通知德、法等列强，并征求它们的意见。11日，沙皇政府第三次召开特别会议，作出两项重要决策：一是所谓“劝告”日本放弃割占辽东半岛，如果遭到日本拒绝，俄国就有“行动的自由”；二是照会其他列强和中国，俄国为了“保卫”自己的“利益”，坚决要求日本退出辽东半岛。这样，俄国和日本之间的矛盾斗争，就趋于白热化。4月17日，俄国在《马关条约》签订的当天，正式向德、法两国建议：三国采取共同行动，劝告日本不要永久占领辽东半岛。如果日本不听从“忠告”，三国即在海上对日本实行共同的军事行动。
德国是一个后起的帝国主义国家，迫切需要在中国进一步扩张其势力，不愿意看到日本在远东的势力过于膨胀，妨碍它的扩张。而且它还想装作中国的“恩人”，向清政府索取一个基地，作为“酬劳”。德国统治者还从俄、德关系的历史经验中，清楚地看到，俄国是自己争霸欧洲的对手，是从东部威胁自己安全的主要国家。如果这时帮助俄国对日本实行干涉，就可以转移俄国的视线于东方，把祸水引向远东。摸透了德国政府心愿的沙皇政府，从4月上旬开始许诺，保证德国边境的和平，以打动德国统治者，一步步勾引其投入“干涉”的行列。
至于沙俄多年的盟友法国，长期在西欧同德国互相争夺，需要与俄国勾结以对付德国。同时，“俄国在远东军事和商业势力的扩张，似将给予法国投资人以日益广阔的活动范围。” 这也是使法国十分向往的前景。因此，法国参加对日本干涉的行动，既是支持盟友，向沙俄表示其同盟的价值；又可以借此示惠于中国，向清政府邀功索赏，以加强自己在中国的侵略势力。
德、法两国打着各自的算盘，接受了沙俄的建议。4月23日，俄、德、法三国驻日公使根据各自政府的训令，向日本政府递交照会。他们以有害于中国首都的安全和将来远东永久的和平为词，要日本退还辽东半岛，并限十五天内答复。它们并要求清政府暂缓批准《马关条约》。
在采取外交行动的同时，三国又加强在远东的军事力量，对日本进行威胁。俄国早在3月底就向远东派遣了二十一艘军舰，组成远东最大的一支舰队；陆上也派出三万多军队，进入中国东北。4月20日，又下令驻黑龙江地区的军队，做好出动的准备。德、法两国也加强了派驻远东的海军力量。三国的军舰都在中国沿海和日本海游弋，俄国的舰队已接到在二十四小时内随时可以出动的密令。战争的危险迫在眉睫。由于八个月的侵略战争，已经使日本军队疲惫不堪，财政和军事物资均极端困难。“不仅对三国联合的海军无法应付，即单独对抗俄国舰队亦无把握。” 因此，日本不敢断然拒绝三国的干涉，转而在外交上争取美、英等国的支持，但是未达到目的。陷于内外交困之中的日本，只好对俄、德、法三国让步，但仍然进行讨价还价的争斗。
《马关条约》签订后，清政府内部在和战问题上产生严重分歧。在获悉三国干涉之后，翁同龢、李鸿藻等认为日本勒索过苛，反对批准和约；受到慈禧太后支持的孙毓汶、徐用仪等，则害怕战事再起，主张批准和约。恰好这时日本政府内部经过激烈争论，权衡各种利害关系之后，认识已趋于一致，定下了“对于三国纵使最后不能不完全让步，但对于中国则一步不让” 的方针。5月5日，日本向三国声明，放弃对辽东半岛的永久占有，清政府须交给日本一笔“偿金”。对清政府延期换约的要求，日本仍然坚决不同意。已经达到了干涉目标的俄、德、法三国，也反过来帮助日本，压迫清政府按时换约。5月8日，清政府派伍廷芳为代表，同日本代表伊东美文治在山东烟台换约。
1895年10月，俄、德、法三国擅自与日本商定：一、中国必须向日本交付退还辽东半岛的补偿赔款三千万两白银；二、自中国偿清上述补偿赔款之日起三个月内，日军撤出辽东半岛。这些协议，后来就成了中、日双方在11月8日订立的《交收辽南条约》的基本内容。
三国干涉还辽，是俄、德、法三国（沙俄最积极）同日本争夺在华势力范围的集中表现。以此为开端，西方列强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清政府以三千万两白银的高昂代价“赎回”的辽东半岛，实际上只是暂时替沙皇看管而已，不到三年时间，就又被沙俄强占去了。
“括地难偿债”
三国干涉还辽之后，西方列强“均沾”了《马关条约》所规定的种种不平等权益，在贷款、筑路、开办工厂、设立银行等方面，展开了更为激烈的竞争。西方列强对中国的经济渗透进一步深化了。
在帝国主义阶段，资本输出具有特别重大的意义。甲午战争后列强对中国经济侵略的一个显著特点，就是大量输出资本。其主要形式，一是政治贷款；二是开设或投资于厂矿企业和交通运输部门。清政府由于战败，要在三年内偿付对日本赔款和赎辽费共两亿三千万两，而且头六个月就要先付给八千万两。“括地难偿债，台高到极天”。 当时，清政府一年的财政收入不过八千余万两，战争的耗费已经使它国库空虚，即使加紧在全国搜括，一时也难于成数。俄、法、英、德等国乘中国危难之机，向清政府施加压力，争揽贷款权。还在1895年3月，沙俄酝酿对日本干涉之时，俄国大资产阶级就提出要以政府“担保”对华贷款，以便攫取“对华的财政和行政方面的保护权”。 但清政府按过去的习惯，先向英国汇丰银行商借。沙俄得知后，立即责备清政府不应向英国要求借款，因为英国不肯参加对日本的干涉。沙俄不仅要夺取英国这笔好买卖，而且还企图排斥法、德两国，单独贷款一亿两白银。法、德两国则竭力争夺。在清政府三次大借款的一段时间里，各国驻华使节不断到总理衙门吵闹，这个“咆哮恣肆”，那个“无耻无餍”，沙俄公使甚至威胁说：“不借俄而借英”，俄国“必问罪”。 在列强的压迫下，甲午战后的三年中，清政府分别向俄、法和英、德借贷三次巨款。
第一次是1895年7月5日，驻俄国公使许景澄代表清政府在俄国首都圣彼得堡正式签订“俄、法洋款”合同。规定中国向俄、法银行团借款四亿法郎（约合银一亿两），年息四厘，按百分之九十四点一二五折扣付款，三十六年还清。清政府除了以海关税收作担保，还声明决不允许他国享有管理或监督中国税收等项权利。这就使俄国取得了参加中国海关行政管理的特权。
第二次是1896年3月，英、德银行团迫使清政府签订了“英、德洋款”详细章程，规定借款一千六百万英镑（约合银九千七百多万两），年息五厘，按百分之九十四折扣付款，三十六年还清。为了对抗沙俄控制中国海关管理的企图，英、德借款中特别规定，除了以海关关税为担保，三十六年内中国总理海关事务应依旧由英国人控制。
第三次是1898年3月1日，在北京签订“续借英、德洋款”合同，规定借一千六百万英镑（约合银一亿一千余万两），年息四厘半，按百分之八十三折扣付款，四十五年还清。清政府用海关收入和苏州、松沪等地的货物税和湖北、安徽等口岸的盐税作担保。四十五年内不改变中国海关事务。
甲午战争后的三年时间里，清政府所借上述三笔外债共三亿多两，利息重，折扣大，债权国轻易地捞取了高额利润。仅折扣一项就十分惊人，如“续借英、德洋款”八三折扣，英、德两国本金还未付出，就先取得一千七百万两。利息盘剥也十分苛重，如“英、德洋款”，在三十六年中，英、德可得利息共计一亿四千一百多万两。更重要的是贷款合同所附加的政治条件，使得西方列强进一步控制中国的海关，控制内地部分盐税、厘金、外贸和交通运输。这些部门是清政府财政收入的重要来源，列强控制住它们，就可干预中国的财政大权，影响清政府的决策。
通过给清政府政治贷款及与此有关的银行的开设和扩大，帝国主义列强得以在金融上和财政上扼住中国的咽喉，清政府不得不更加俯首听命。
开设或投资厂矿企业，是十九世纪末西方列强对华输出资本的另一条重要途径。外国人在中国投资设厂，早在鸦片战争后不久就已开始。当时主要的还是出口品加工工厂和少量轻工业及船舶修理工厂，资本较少，规模也不大，其目的主要为了便于推销商品和收购工业原料。到1894年的几十年间，外国人在华非法开设的大小工厂百余家，其工业投资不足二千万美元，其中开设时资本在十万两以上者，仅二十三家，投资共七百六十三万一千元。
甲午战争后，帝国主义国家在中国投资设厂成了一项合法的权利，因而迅猛发展起来。据统计，1895—1902年，外国人在华的企业投资总额达五亿二千万美元，比1894年前的五十年总和还多约三十倍。1895年至1900年的六年间，新开办的工厂达九百三十三家，为甲午战争前几十年总和的约九倍。外国资本家还把先前非法开办的企业加以改组、扩大，成为大型企业。如英商经营的耶松船厂，合并了祥生船厂等，成了拥有资本五百七十万两的大船厂。
中国丰富的地下宝藏，侵略者早就对之垂涎三尺。甲午战争后，外国资本家同中国的官僚绅商勾结在一起，千方百计投资和掠夺矿产。1896年，直隶通兴煤矿缺乏资金，美国资本即以“合办”的形式插足。此后，各国纷纷效尤，诱迫清政府签订矿务合同，取得了投资或开采矿山的特权。德国在直隶和山东的一些地区，俄国在奉天的一些地方和东省铁路沿线、蒙古以及新疆的金矿产地，英国在四川全省和山西、河南、云南等省的某些地区，美国在山西一些地区，法国在四川、云南的一些地区，都攫取了采矿权。
外国资本在中国开办的许多厂矿企业，凭借雄厚的资本和不平等条约所规定的各项特权，残酷剥削中国工人，迅速成为具有垄断性的企业。以棉纱业为例，外资新办的四厂，加上兼并的一家，共五厂，1897年即拥有纱锭十六万多枚，约占当年中外资全部纱锭的百分之四十一。又如，船舶修造业，到1900年仅英商耶松船厂一家，就几乎垄断了中国东南沿海的这个行业。其他的如矿业、公用事业、食品工业等，外资企业都在不同程度上居于垄断地位。迅速发展的外资企业，加上在这个时期仍然不断增长的商品倾销，给中国民族经济的发展造成了巨大的压力。
铁路的修筑，是西方资本主义压迫和掠夺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人民的工具，也是列强在中国争夺和巩固势力范围的重要手段。因此，甲午战争后各国在华投资的一个重要目标，就是争夺铁路修筑权。1895—1900年间，英、美、德、法和比利时等国金融资本家，或者组织辛迪加，派出代表来华，或者由本国驻华公使活动，大肆攫取路权。
1896年6月，法国迫使清政府签订广西龙州至云南镇南关铁路合同，取得了这段铁路的修筑权。俄国则夺去了横贯黑龙江、吉林两省的路权。
1896年冬，因清政府筹筑卢汉铁路（卢沟桥至汉口，即京汉路），列强展开了激烈争夺。最后俄、法支持的比利时银行团，于1897年夏与清政府签订《卢汉铁路借款合同》。这条铁路权实际上由俄、法控制。
1898年，德国攫取了山东胶济铁路修筑权；美国夺取了粤汉铁路借款权和修筑权；英国夺取了津镇（天津至镇江，即津浦路）、苏杭甬、广九（广州至九龙）、浦信（浦口至信阳）等路权。
经过这几年的激烈争夺，1896—1900年间，西方资本主义列强取得八次铁路借款权，贷款总额达八千九百六十七万元。外国资本所夺取的路权，到1898年为止，就达六千四百二十英里（合一万零三百三十六公里）。西方资本主义疯狂争夺中国的铁路权，引起了中国舆论界极大的震惊。《国闻报》文章指出：“通中国之铁路，均属西人之铁路，路成而中国亦遂不国矣！”
《中俄密约》
由于沙俄领头对日本进行干涉，辽东半岛得以赎还。此事不仅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人自诩有“远见”，而且连倾向英、美的刘坤一、张之洞等封疆大吏，也一度受到俄国的迷惑。他们纷纷提出以更多的利权去结好沙俄，缔结密约，巩固“邦交”，幻想一旦有事，就可得到保护。中国朝廷内外这种亲俄、联俄的政治气氛，正是俄国所希望的。沙皇政府以日本的威胁和“共同防日”为辞，对清政府进行恫吓和引诱，以实现在中国东北修筑铁路，进而控制这片广阔土地的野心。
新登位的沙皇尼古拉二世（A.Николай Ⅱ）的加冕礼，给俄国的活动提供了一个极好的时机。1894年11月，沙皇亚历山大三世（Алексендр Ⅲ）暴卒，尼古拉二世继承皇位，加冕礼定于1896年5月举行。1895年底，清政府决定派湖北布政使王之春为专使，赴俄致贺。此前，沙皇政府已经正式提出让西伯利亚铁路干线横贯中国东北的要求，经过初步交涉，未得结果。这时，就企图通过李鸿章来达到目的。在俄国侵略者看来，只有李鸿章才具备符合他们所需要的“健全的头脑和合理的看法” 。于是，沙俄便制造种种借口，拒绝王之春出使，暗示非派李鸿章不可。清政府屈从沙俄的意愿，改派李鸿章为头等出使大臣赴俄致贺，并访问欧美各国。
1896年3月下旬，李鸿章带着儿子李经方及大批随员，由上海乘船出发。沙皇政府担心李鸿章先去英、德等国访问，特派与李鸿章有很好关系的乌赫托姆斯基，乘专轮前往苏伊士运河抢接。把李鸿章抢到手后，立即直航黑海，并以金钱买通李鸿章一些重要随员，使之成为俄国的耳目。在敖德萨港，俄国精心安排一个隆重的仪式，给予政府首脑的礼遇。4月30日，李鸿章等人由专车送到俄国首都彼得堡。
5月3日，俄国财政大臣维特（С.Ю.Витте）开始同李鸿章秘密谈判。维特强调俄国对中国的“深恩”“厚德”，再三宣称：此次有俄国对日本的干涉，中国才得以保持“完整”；在甲午战争中俄国派兵进入吉林，本来是要“帮助”中国的，只是因为没有铁路，耽误了时机。因此，俄国要能够继续帮助中国，首先需要有一条铁路，并且是一条“最捷径地来到海参崴的铁路。为此，它就得穿过蒙古和满洲的北部”。 沙皇尼古拉二世亲自出马，于5月4日秘密接见李鸿章父子，重弹“中俄交情最密”的调头，东北三省接连铁路，实为将来调兵捷速，如果一旦中国和日本发生事端，俄国可出力“援助”。随后，沙皇政府又卑鄙地用重金贿买李鸿章。在沙皇政府威胁利诱下，1896年6月3日（光绪二十二年四月二十二日），李鸿章在莫斯科同维特和外交大臣罗拔诺夫（лοσанοв）签订了《中俄密约》。
在签字仪式上，又表演了一幕活剧，显现了沙俄大臣的狡诈和李鸿章的昏庸。由沙俄方面一手拟定的文本，第一款曾写有：“日本国或与日本同盟之国”，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时，两国应出兵互相援助的字样。维特认为，这虽是说说而已，但若泄露出去，必将树敌过多，对俄国不利。于是，沙皇命令罗拔诺夫把“或与日本同盟之国”字句删去。事后，罗拔诺夫却疏忽了。到双方就座，即将签字时，维特发觉了这个疏忽，连忙悄悄地向罗拔诺夫指出。罗拔诺夫这才恍然大悟，敲着头，说：“天呵！真糟糕，我竟忘了叫他们改过来！”他看了一下表，立即招呼仆役，吩咐端早餐，并对李鸿章说：“已过十二点钟了，免得菜肴变味，我们吃了再签字吧！”李鸿章丝毫没有觉察俄方忽然改变签字程序是一个诡计。待他饭后回来画押时，桌子上放着的已经是删改过的条约文本。
《中俄密约》共六款，主要内容是：（1）日本如侵占俄国远东或中国以及朝鲜领土，两国应派海、陆军互相援助，并接济军火、粮食；（2）战时中国所有口岸均应对俄国军舰开放，一国不得单独与敌方媾和；（3）为使俄国便于运输部队至被威胁的地区，中国允许俄国经过黑龙江、吉林接建铁路达海参崴，该路的建筑和经营，由道胜银行承办；（4）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在该路运送军队及军需品。
俄国以结成中、俄军事同盟共同对付日本为幌子，不仅攫取了中国东北的路权，而且为以后俄国海、陆军开进中国其他口岸，打开了方便之门。密约签订后，俄国立即派员同驻俄公使许景澄具体谈判有关铁路建筑的合同。9月8日，签订了《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不久，维特又起草一份铁路公司章程。通过这两份章程，俄国不仅取得了东省铁路的修筑、经营和运送军队、军火等特权，而且还抢占了这条铁路沿线的大片土地，操纵了铁路沿线的政权、警权、财权，使之成了俄国实际上的殖民地，而整个东北地区，也就逐步变成了沙俄的势力范围。
瓜分危局
《中俄密约》的签订，使俄国取得了在中国东北占地筑路的特权，从而加强了它在中国的侵略势力，但也空前加剧了资本主义列强之间争夺中国的矛盾。德、英、法、美等国，纷纷乘机向清政府勒索。资本主义列强在中国划界、租地，争夺势力范围的狂潮，达到了高峰。正如列宁所指出的：“欧洲各国政府一个接一个拼命掠夺（所谓‘租借’）中国领土，瓜分中国的议论并不是无的放矢。如果直言不讳，就应当说：欧洲各国政府（最先恐怕是俄国政府）已经开始瓜分中国了。”
早在酝酿对日本的干涉时，德皇威廉二世就支持俄国在中国吞并某些领土，俄国也同意让德国在中国某个地方获得一个港口。几经选择之后，德国选定胶州湾作为夺取的目标。1896年12月，德国向清政府提出长期“租借”的要求。早就觊觎旅顺、大连的俄国认为德国这一要求，正好给它提供一个借口，于是表示尽力支持德国实现在中国的目标。
1897年11月1日，两名德国传教士在山东巨野县被杀。德国政府立即采取行动，强占胶州湾。清政府十分害怕德国扩大事态，一再下令山东地方当局不得反抗，听任德国军队占领这个优良的军港。
德国进占胶州湾后，俄国马上抓住时机，诡称为了向各国显示“中、俄联盟之证”，要求清政府给俄国停泊军舰的港口。12月14日，沙俄军舰擅自侵入旅顺港。慈禧太后、李鸿章等一帮人竟将谎言视为“信义”，命令旅顺守将随时接济俄船在旅顺所需应用物件。俄国军舰的一切要求都得到了满足，侵略军受到了上宾的礼遇。
在对清政府高谈“友谊”的背后，俄国同德国就划分在中国的势力范围问题达成默契：俄国支持德国永久租借胶州湾的要求，胁迫清政府满足德国的愿望，承认山东省为德国的势力范围。作为交换条件，德国也承认中国北部各省，包括全部东北、直隶及新疆在内，是俄国的“独占行动范围”。
1898年3月6日，得到沙俄支持的德国，迫使清政府签订《胶澳租界条约》，主要内容是：（1）胶州湾租给德国，期限九十九年；（2）准许德国在山东修筑两条由胶州湾到济南的铁路，铁路两旁三十里内，准德国开矿；（3）山东省内举办任何事业，如需用外国人、外国资本或外国器材，德国有优先承办权。
这一条约使德国强占了胶州湾，攫取了山东境内筑路、开矿的特权，山东成了德国的“势力范围”。
接着，俄国乘机加紧逼胁清政府。在中、德《胶澳租界条约》签订前三天，俄国即正式向清政府提出，要租借旅大，并修筑东省铁路支线到黄海海岸。3月16日，俄国向清政府提出最后通牒，限令在十天内签字画押，否则俄国“即自行办理，不能顾全联盟交谊”。 沙俄使出了惯用的军事讹诈和金钱收买两种手法，一方面命令其海军在中国海面和旅顺口示威，一方面派员与李鸿章、张荫桓密谈，许诺事情办成后他们可各得银五十万两。3月27日，中俄《旅大租地条约》签订。5月7日，双方订立《续订旅大租地条约》。两约主要内容是：（1）俄国租借旅顺口和大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地的军政大权统归俄国，中国不得在租地内驻军，租期二十五年；（2）租地以北，划出一段“隙地”（几乎包括租地以外的整个辽东半岛），中国军队非经俄国同意，不得入内。这个地区的土地、铁路、矿山和一切通商利益，不得让给他国；（3）允许俄国从东省铁路干线修筑一条支线到旅顺、大连，支线所经地方的铁路利益，不得让给他国。
沙俄强租旅顺为军港
俄国强租旅大后，东北三省就完全沦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并不以此为满足，还想向华北伸张势力，妄图实现其控制整个中国北部的野心。
沙俄侵华势力的迅速扩张，极大地刺激了英国。英国要求清政府给予“补偿”，并以抵制俄国南下为词，要求租借山东威海卫为军港。1898年7月，清政府被迫签订中英《订租威海卫专条》。主要内容是：威海卫及附近海面租给英国，租期与俄国租占旅顺的时间相同，租地内归英国管理，但中国军队仍可进入。事前二十多天，英国还迫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强租了九龙半岛及其周围岛屿，租期为九十九年。
旅大租约和威海卫租约签订后，俄、英两国在渤海湾形成对峙局面。为了巩固各自在华的利益，双方都认为有必要在共同宰割中国的基础上，取得暂时的妥协。1898年7月到1899年4月间，俄、英两国经过八九个月的讨价还价，双方以备忘录的形式达成了协议。英国承认长城以北（包括东北、内外蒙古、西北及华北的一部分）占中国总面积一半的广大地区划为俄国的势力范围；俄国则承认长江流域（包括云南、贵州、四川、湖北、湖南、江西、安徽、河南、江苏和浙江等十个省）为英国的势力范围。
法国也积极投入瓜分中国的狂潮。早在1895年5月，法国就要求清政府修改中、越界约，并强占云南边境的猛乌等地。在德、俄分别强租胶州湾和旅大之后，法国要求“租借”广州湾（今湛江）等特权。1899年11月，中、法签订《广州湾租界条约》，清政府允许广州湾及其附近海面租给法国，租期九十九年；允许法国承办修筑由越南至昆明和广州湾的赤坎至安浦两条铁路，以及敷设电线等特权。又迫使清廷同意不把两广、云南割让给他国。结果，这三省的大部分地区，就成了法国的势力范围。
日本和意大利不甘落在后边，也乘机要挟。1898年4月，日本在英、德的支持下，强迫清政府同意不把福建省及其沿海地区让给他国。福建成了日本的势力范围。意大利于1899年3月以炮舰相威胁，企图租借浙江的三门湾，未能得逞。
甲午战争后的短短几年时间里，中国出现了这样一幅时局图：俄国盘踞在长城以北，英国控制了长江流域，法国据有两广和云南，德国称霸山东，日本占据福建，偌大的国土就这样被帝国主义所瓜分。
“门户开放”政策
俄、英、德、法、日等国掀起瓜分中国的狂潮时，美国正忙于与西班牙进行争夺殖民地的战争。在资本主义列强分割中国的盛宴中，它成了一个迟到者。但它不甘心处于向隅不问的地位，因而提出了所谓“门户开放”政策。
“门户开放”政策，是十九世纪末资本主义列强激烈争夺中国的产物，也是几十年来美国大资产阶级不断追求侵华权益的适时政策。
从1840年以来，资本主义列强每一个重大的侵华行动，几乎都与美国有关系；列强所攫取的每一项重大的侵华权益，也几乎都有美国一份。十九世纪中叶，美国军事力量在各资本主义强国中，还是薄弱的。1880年，美国海军力量仅居全世界的第十三位。由于历史上的原因，使得美国长时期主要采取步英国的后尘，利用片面的“最惠国待遇”来掠夺中国。
然而到了十九世纪九十年代，情况开始发生变化。这时美国的工业已跃居世界第一位，总产值相当于欧洲各国总和的一半左右。美国资产阶级通过雄厚的经济实力称霸世界的野心，随着经济上的飞速发展而膨胀起来。美国一家很有影响的杂志《铁时代》夸耀说，世界上“没有一个国家比美国更适宜在将来成为世界的工厂” 。美国垄断资本的喉舌《商报》，提出“美国不能再继续作为西半球的孤立国家”的呼吁。当时在欧洲，各国机器工业已普遍发展，关税壁垒高筑，因此，幅员辽阔而经济极端落后的中国，更加成了“美国经营企业、工业和投资的最有出息的场所”。
事实上，美国的资本家也确实在迅速向中国扩张。十九世纪的最后十年间，美国对华的商品倾销，已上升到一千四百四十九万多元；甲午战争后五年间，美国资本在中国开设了八十一家工厂，总投资一千七百五十万美元。已拥有全世界首屈一指的经济实力，并且对打开中国市场有强烈欲望的美国，再也不安于扮演英国政策追随者的角色，也不满足于“均沾”别国所取得的在华特权了。1898年春，美国兼并了夏威夷。接着，又打败西班牙，占据菲律宾群岛。美国终于完成了通往亚洲和中国的第一步。这时，资本主义列强俄、英、法、德、日等国，已经强占中国沿海的一些最优良的港口，划分了各自的“势力范围”，美国要在中国夺得一块独占性的“势力范围”，则已太迟了。摆在美国政府面前的，只有两个方案可供选择：要么同俄、英、法、德、日等国合作，结成共同掠夺中国的利害关系；要么同其他列强对峙。可是，这时的美国武装力量尚相对弱小，想要同各国对抗，以武力来挤进瓜分中国的行列，是完全不可能的。于是，在占领菲律宾后不久，美国总统麦金莱（W．Mckinley）就声称美国“绝不在东方寻求一点非共同的利益”，而仅仅“要求门户开放”。 1899年，“门户开放”终于作为美国对中国的一项所谓“新政策”，而提出来了。
1899年9月至11月间，美国国务卿海·约翰（Hay John）先后训令美国驻英、德、俄、日、意、法等国的使节，征询各驻在国政府的意见，请各该国对美国提出的一份宣言作出承诺。这份宣言的内容，有下列三个方面：一是互不干涉各国在中国的一切势力范围或租借地内的任何既得利益。二是各国运往上述势力范围内一切口岸的货物，一律适用目前的中国税则，税款由中国政府照章征收。三是各国对于往来于上述势力范围内任何口岸的船只，不得征收高于本国船舶的港口税；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所修筑、控制或管理的铁路线上，对他国货物不得征收高于本国同等里程、同类货物的运费。
这就是美国最初的“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内容。这些建议提出以后，列强从各自的侵华利益出发，相继表示同意。最早复文表示有保留地接受这项建议的，是英国。长期以来，英国占有最广泛的在华权益，但是到十九世纪末，它在中国的地位已经受到俄、法、德、日的损害。特别是沙俄，不仅控制中国的东北和蒙古，而且觊觎华北，从而给英国的利益造成巨大威胁。“门户开放”政策使英国能够借以维护既得的在华利益，也为英国提供了一个和美国协同行动反对俄国的良好基础。这样，英国在1899年9月底和11月底，两次复照美国，并且在第二次照会中，明确答复，如果有关各国发表同样声明，英国则拟照美国政府要求的内容，发表声明。
日本在三国干涉还辽以后，同沙俄的利害冲突很激烈；相反，它同美国的关系一直比较亲密。更重要的是，日本在甲午战争以后，正在利用从中国勒索的巨额赔款，加强自己的力量，在朝鲜和中国台湾的地位也有待于巩固。如果中国“门户开放”，日本就可以比较容易地向中国特别是中国东北地区，伸张其势力。因此，1899年12月下旬，日本政府表示了接受这项建议的意向。
意大利以最干脆的语言，无保留地表示赞同“门户开放”政策。它在中国没有取得自己的势力范围，“门户开放”正好帮助它取得想要而未能实现的侵华利益。
德、法两国接受“门户开放”原则，是想利用它插足英国的势力范围。德国不仅声明对“门户开放”没有异议，而且还说德国在远东的政策，事实上就是门户开放的政策。法国则声明，希望享有中国全境内的“平等待遇”。
最不乐意接受“门户开放”原则的是沙俄。在列强中，俄国经济实力最为薄弱，无力以经济的手段同其他强国竞争，因此迟迟不表示赞同。最后在其他有关国家都先后以不同形式表示同意的情况下，俄国才勉强同意接受。
1900年7月，在俄、日等八国联军侵入中国镇压义和团的时候，美国政府又一次向各国发出照会，除了重申上年“门户开放”的基本精神之外，又针对当时国际上瓜分中国的舆论，增加了一项内容，即要“寻求”一种“解决”中国局势的办法，以“保持中国的领土与行政完整” 。这个照会，就是通常所说的第二次“门户开放”的照会。其主要目的就是要使中国成为一个完整的、稳定的世界市场。这正是美国这个跃居世界首位的工业大国的利益所在。
美国两次提出“门户开放”政策的基本内容，构成了进入二十世纪以后的多届美国政府不断重申的一项“大政策”。
十九世纪末，正当欧洲各强国和日本为争夺在华利益而矛盾重重的时候，“门户开放”政策给各国提供了一个共同的妥协方案。列强相继接受这一政策之后，客观上使它们采取瓜分中国的任何举动，都有可能受到某种牵制。资本主义列强势力之间，也保持了一段时间的暂时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