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近代，在腐朽的封建统治和外国的压迫、掠夺下，政治、经济、军事、科学、文化等各个领域，都落后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因此，从鸦片战争起，向西方学习越来越被认为是使中国摆脱落后挨打的必经之途。欧洲十六世纪以来的近代学术文化，包括其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推而广之包括有关西方社会情况的各种知识，亦即所谓的“西学”，便在中国逐步得到传播。
随着西学的逐渐传播，一些爱国人士对照西方资本主义国家的历史和现状，越发感到中国封建社会的严重弊病；中国必须改革，才能跟上世界形势，发展自己。从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中国产生了民族资本，反映其发展要求的改良思想，也日益抬头。那些改良思想家通过著书立说，呼吁向西方学习，革除中国社会的种种弊端，使资本主义在中国得到顺利发展。他们的呼声到中法战争前后，形成一股社会思潮，从而成为甲午战争后变法运动的先声。
西学的传播
远在鸦片战争前二百多年，西学即已开始传进中国。1581年（明万历九年），意大利耶稣会士利玛窦（P．Matthieu Ricci, 1552—1610）到达中国，他以介绍当时欧洲的数学、天文、地理等一类学科，作为接近中国人的手段之一，并建议罗马教廷注意派遣有学问的教士来华。因此，明清之际来华的传教士，确有一些博学者，他们的译著，除大量神学书籍外，还有：《几何原本》前六卷（利玛窦和中国人徐光启合译），首次把欧几里得的数学理论介绍到中国；《万国舆图》（利玛窦撰），开始在中国传播世界分五大洲的学说；《职方外纪》［意大利耶稣会士艾儒略（Jules Aleni, 1582—1649）撰译］，这是在中国的最早一部世界各国地理志书；《远镜说》〔日耳曼耶稣会士汤若望（John Adam Schall von Ball,1591—1666）编著〕，介绍了近代光学；由法国耶稣会士白晋（Joachim Bouvet, 1656—1730）等人与中国学者合作，历时十一年完成的中国第一幅四十万分之一全国地图《康熙皇舆全图》，等等。
康熙末年，由于罗马教廷禁止中国信徒敬天、祭祖和尊孔，干涉了中国的内政，康熙皇帝下令禁教。1723年清政府正式下禁教令，1757年更下令实行闭关政策。这样，从康熙末年起，特别是雍正以后，西方传教士在华的人数和活动，都大大减少。到鸦片战争前夕，西方传教士在华的活动又趋积极，这时他们已更直接地为殖民主义侵华服务，像利玛窦那样有浓厚宗教气质的，已不复见了。同时，清政府长期推行闭关政策的结果，使西方十八世纪和十九世纪上半叶迅速发展的学术文化，与中国人隔绝；清朝前期厉行文字狱的结果，又窒息了中国知识分子的创造精神。这样，中国长期居于世界前列的科技文化，日益落后于西方，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了解，也极为贫乏。这是中国在鸦片战争中遭到失败的一个重要原因。
鸦片战争前后，以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为代表的爱国者，看到中国封建统治的危机和西方侵略的威胁，主张改革内政，了解西方，学其长处。中国近代向西方寻找救国救民真理的先驱者洪秀全，也从《劝世良言》学得了西方基督教的某些教义和仪式，创立了“拜上帝教”，作为发动太平天国起义的主要理论武器。1859年，洪仁玕结合自己在香港时学得的一些外国知识，写成《资政新篇》，介绍并提倡学习西方先进的经济和某些政治设施。这些说明：在西方资本主义侵略的客观形势下，鸦片战争后要求了解西方、学习西方的中国人，渐渐多起来了。
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清政府为了适应中外交涉和开展洋务运动的需要，1862年在北京设立同文馆，次年又在上海设立广方言馆，1864年在广州也设同文馆。这些主要是培训外语人才的学校。在洋务运动开展过程中，各地还陆续开设了一批工艺学校、军事学校和其他新式学校。如1865年江南制造局附设机械学校，1866年福州船政局附设的福州船政学堂，1879年设立的天津电报学堂，1880年设立的天津水师学堂，1882年设立的上海电报学堂，1886年设立的天津武备学堂、广东陆师学堂，1887年设立的广东水师学堂，1893年设立的天津军医学堂，等等。这些学校，有的一开始就开设一些西方近代自然科学或实用科学的课程。也有的如京师同文馆，虽属外语学校，后来也增设了外国史地、数理启蒙、代数、物理、几何、机器制造、微积分、航海测算、化学、天文测算、国际法和地质矿务等课程，其所学自然科学虽皆浅尝辄止，但范围已相当广泛。因此，洋务运动期间通过这些新式学校的建立，传播了较多的西方自然科学知识，以及西方史地、国情等方面的知识。
上述学校中，京师同文馆、天津水师学堂等，还兼设翻译机构，翻译和介绍西书。其中京师同文馆翻译的书籍，在三十年间共达近二百部之多，内容除了有近代物理、化学、数学、天文、地理等之外，更着重于外交、世界历史和法典等。上海江南制造局也在1868年附设翻译馆，由英国传教士傅兰雅（John Fryer, 1839—1928）主持，着重翻译与军事、工程有关的自然科学和实用科学书籍，也有少量史地政法方面的书，至1880年已译一百五十六种（其中十二种未译完），出版九十八种，发行数超过三万本，到二十世纪初已出版至一百七十八种。该馆还发行《西国近事汇编》（又称《中西记闻》），是一种译介外国时事政治的读物，起了新闻纸的作用。
洋务运动期间，还派遣留学生赴欧洲和美国学习。在这之前，容闳已于1847年至1854年留学美国，以优异成绩毕业于耶鲁大学，成为近代中国最早毕业于美国大学的留学生。他回国以后，怀着使祖国独立富强的愿望，积极宣传学习西方。他向曾国藩提出设立机器厂和派遣留学生的建议，受到重视，经几度周折，清政府于1872年开始，派三十名幼童赴美留学，连续四年，至1875年止共派去一百二十人。接着，福州船政学堂也在1877年派遣三十几名学生分赴英、法学习海军。这些赴欧美留学的学生，有的在留学期间用心考察西方社会，回国后努力介绍西学，严复就是1877年被派赴英国留学的；有的在学习回国后，成为近代中国第一代工程师，如詹天佑。留学生的派遣，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
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后，清政府与外国的交往日多，开始陆续派外交使节赴欧、美、日本等国。他们回国后，有的人将在国外的所见所闻撰成书和文章，予以介绍，如郭嵩焘《使西纪程》（即《英轺纪程》）、黎庶昌《西洋杂志》、李凤苞《使德日记》以及黄遵宪《日本国志》，等等。这些也扩大了“西学”在中国的传播（其中《日本国志》介绍的是日本明治维新后的发展情况）。
传教士与西学
在近代中国，外国传教士对西学的传播也起过重要作用。根据1844年中美《望厦条约》和中法《黄埔条约》，西方传教士又取得了在华自由传教的特权，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雍正元年（1723年）的禁教令。从此，西方传教士又日益增多地涌入中国，其中基督教（新教）传教士来华人数，至1874年已有四百三十六人，耶稣会（天主教）传教士来华的，在1870年已有二百五十人。
近代西方来华的传教士，一般就是“用传教的鬼话来掩盖掠夺政策的人” ，他们在中国干了种种欺压人民、搜集情报、干涉内政等勾当。同时，为了向中国人灌输崇洋迷外思想，“造就服从它们的知识干部和愚弄广大的中国人民” ，传教士除在中国进行传教外，还进行设立学校、医院、报刊，翻译和出版书籍，吸收出洋留学生等文化侵略的活动，其中设立学校和出版书籍，对于西学的传播有较大的影响。
美国传教士狄考文（Calvin Wilson Mateer, 1836—1908）1890年在一次传教士大会上发言，认为：“一个受高等教育的人是一支燃着的烛，别的人就要跟着他的光走”，“如果我们要对儒学的地位取而代之，我们就要训练好自己的人，用基督教和科学教育他们，使他们能胜过中国的旧式士大夫，从而能取得旧式士大夫所占的统治地位。” 所以，外国传教士在办学方面花的力气很多，到1875年前后，在华的教会学校已有约八百所，学生约二万人；到1899年，教会学校增至二千所左右，学生增至四万多人。其中美国传教士在办学方面尤其积极，到八十年代末，在华美国教会学校，已有一千一百多所。
所有的教会学校都把宗教课作为主课，学生还必须参加各种宗教活动。长期的宗教熏陶和奴化教育，使教会学校培养出来的学生，“大抵以教徒为最众，即有一二稍有智识者，亦大抵濡染西人风习，日以媚外为事，不知爱国为何物，则所选人才，亦仅供外人之使用而已”。 这个记载虽或有所夸张，但说明传教士在华办学所起的作用，对西方资本主义侵华活动是十分有利的。
除了宗教说教和奴化教育之外，为了培养能替外国侵略政策服务的人才，并使这些人在知识上超过中国旧式文人，以逐渐扩大在社会上的影响和势力；同时也为了垄断从西方传入的科学知识，把它们纳入宗教的轨道，各类教会学校还开设一些近代自然科学或实用科学的课程，尽管为数有限，从而使教会学校出来的人，毕竟受到西学的濡染。
传教士的译书和出版活动，对于传播西学所起的作用，较为明显。这方面的活动，尤以广学会为突出。
广学会，初名“同文书会”，1887年由英国传教士韦廉臣（A.Williamson, 1829—1890）创立于上海，至1892年改称“广学会”。这是近代史上外国在华设立的一个最大的出版机构，其规模和出版图书数，均远远超过京师同文馆、江南制造局。仅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Timothy Richard, 1845—1919，主持广学会时间达二十五年）一人所译著的书，大小就有一百多种。
广学会所翻译和出版的书刊，除大量属于宣传宗教的宣传品外，发行的《万国公报》，时间长，流行广，伴随宗教宣传也传播了一些西学知识，在思想上对维新运动颇有影响。还出版了一些近代数理化和天文、地理、公法、历史等方面的图书，其中有代表性和影响较大的，一本是由李提摩太翻译，于1894年出版的《泰西新史揽要》，另一本是由美国传教士林乐知（Y．J．Allen, 1836—1907）编译，1896年出版的《中东战纪本末》。前者原为英国新闻记者麦垦西（Mackenzie）所著的一部十九世纪的欧洲各国史，记叙了欧美基督教文化和资本主义发展史。李提摩太在翻译时，对原著常作歪曲取舍，并在译者序中攻击革命，鼓吹中国应“和异国”“敬善人”，亦即向西方侵略者屈服投降。但此书较详细地介绍了十九世纪欧美的历史，对近代中国人了解西方各国有重要作用，因而曾被梁启超称为“西史中最佳之书” 。后者汇录了有关甲午战争的各种报道，林乐知在书中散布“弱肉强食”的殖民主义论调。但此书关于甲午战争的一些触目惊心的报道，对于当时的中国人，客观上起了警醒的作用。
早期改良派的出现
直到甲午战争时，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传教士，所传播的上述各种西学，大多还是零星的和粗浅的，有的甚至是歪曲的。特别是关于西方资产阶级启蒙思想家创立的哲学、政治、伦理等方面的学说，都还没有翻译介绍过来（这要到甲午战争后，才由严复系统译介）。尽管如此，西学的逐步传入，仍然对那时的中国人，起了启迪思想的作用，促使一些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更加迫切地希望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的现状。这些人便成为早期改良派。
继龚自珍、林则徐、魏源等人之后，冯桂芬于1861年写了《校邠庐抗议》一书，进一步阐发改革内政、学习西方的思想。他针对中国的内外形势，指出“自强之道，诚不可须臾缓矣” ，主张“以中国之伦常名教为原本，辅以诸国富强之术” ，亦即在保存封建制度及其纲常伦理的前提下，采用西学和西方一些具体的治国方策来达到自强。冯桂芬所理解的“诸国富强之术”，内容远比魏源所指的“夷之长技”广泛。他认为，中国当时在“人无弃材”“地无遗利”“君民不隔”“名实必符”和船坚炮利等很多方面，皆“不如夷”。也就是说，这些皆为“诸国富强之术”，都是中国应当学习和改革的方面。
针对上述情况，冯桂芬提出了范围广泛的改革建议，诸如改革科举、推广西学、裁汰冗官、简化律例、发展农桑、聘请外国技师设厂制造船炮，等等。这些情况表明：冯桂芬的思想，已比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有了明显的发展。他是从地主阶级改革派到行将出现的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之间的一个过渡性人物。
十九世纪六七十年代起，外国资本主义的对华控制、掠夺大大加强，形势迫使一些忧国之士更加深入地研究西方富强之道和中国贫弱之因。七十年代后，中国已产生了民族资本，但是它们在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重重压制下，难以发展。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从七十年代中后期起，中国产生了一批要求广泛地学习西方，改革现行经济、文化、军事以至政治，让资本主义顺利发展的人物。他们的要求，反映了当时新生的民族资本的利益。他们是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著名的有王韬、马建忠、薛福成、郑观应、汤震、陈炽、宋育仁、何启、胡礼垣、宋恕、陈虬、邵作舟等人。他们多半同外国资本主义，同本国的封建官府和洋务活动接触较多，对之了解较深，有的本是洋务运动的积极参与者，有的则是封建官吏。特殊的经历和地位，使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经济、文化，对洋务运动和整个中国社会的弊病，都有较深的认识，知道中国只有改革现状，尽快发展资本主义，才能适应世界大势。他们认为，西方富强是因“育才于学堂，论政于议院，君民一体，上下同心，移实而戒虚，谋定而后动”，这是它们的富强之“体”，即根本或基础；而洋务派热衷的“轮船火炮，洋枪水雷，铁路电线，此其用也”，即只是具体的手段，不是根本或基础。他们批评洋务派搞的一些东西是“遗其体而求其用”，即忘了西方富强的根本，而只学了一些皮毛，因此不可能使中国富强。 他们谴责洋务派对民族资本的压制，其官督商办是“名为保商实剥商”。他们还指出，洋务派主持翻译介绍的西书，也是“或仅为一事一艺之用，未有将其政令治教之本原条贯，译成为书”。
早期改良派看到西方资本主义采行弱肉强食的政策，标榜的“公法”“公理”之类完全是骗人的；一个国家只有发愤图强，方可得公法之益，“倘积弱不振，虽有公法何补哉！” 所以，他们大声疾呼：中国当时已处在“宇宙之奇变，古今之创局”之中，只有努力自强才能生存下去。 他们还对当时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等各个方面所存在的严重问题，进行了大胆揭露，以证明改革的刻不容缓；并论证“变”是历史的必然，指出“千古无不敝之政，亦无不变之法”， 从而驳斥了顽固守旧派抱残守缺、故步自封和反对变法的各种谬论。
尽管早期改良派希望改革现状，学习西方，使中国日臻富强之境，但是，由于他们多半同封建官僚和洋务派有密切关系，加以他们所代表的阶级——中国资产阶级尚在形成之中，力量还很微弱，因此，他们在一些重大问题上，与洋务派以至与封建顽固派，还没有划清界限。例如，他们采取的变革原则是：“中学其本也，西学其末也，主以中学，辅以西学”， 这同洋务派主张的“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相似；又如，他们也认为中国的孔孟之道，是“万世而不变”的，或者说“纲常则亘古而不变” ，这也与洋务派以至与封建顽固派的认识界限不清。这些，都是他们在理论上、政治上的软弱，以及他们与洋务派有较深历史关系的反映。
改良思潮
早期资产阶级改良派通过著书立说，在揭露时弊、批评洋务运动和宣传变法的必要的同时，还不断地提出一系列有关经济、文化、政治等方面的具体改革主张。随着早期改良派思想家人数的增加，和中国社会内、外危机的加深，他们的改革呼声也与日俱涨，改革的内容也日益扩展。到中法战争前后，形成社会思潮。他们各人之间，或同一个人在不同的时期，对变法的内容虽各有侧重，但归纳言之，在经济上主张让民族资本顺利发展；在文化教育上主张废八股、办学校；在政治上主张用君主立宪代替君主专制。
在经济上，早期改良派反对中国封建社会传统的“重农抑商”政策，反对洋务派的垄断、控制。他们认为，一个国家总是先有富才有强，富了就必然会强 ；而要达到富，就得大力发展商业和工业。所以，他们极力宣传商业在整个国民经济中的作用，把它说成是各业之纲：“士有商则行其所学而学益精，农有商则通其所植而植益盛，工有商则售其所作而作益勤” ，亦即商业的发展能大大促进农业、工业的发展，也能推动文化技艺的发展。他们还特别指出，西方国家之富强，就是靠的发展商业：“平时谋国精神专在于藏富于商” 。基于对商业重要性的认识，他们提出了“商战”的口号，说“习兵战不如习商战”，“欲制西人以自强，莫如振兴商务” 。正像十五六世纪英、法等国产生的重商主义反映这些国家资本主义发展的要求一样，早期改良派的这些重商主义理论和主张，反映了当时中国新生民族资本的发展要求。
早期改良派认识到，要发展商业和使国家富裕，还必须发展工业，“工者，商之本也”。因此，他们要求采用西方先进的技术和去掉对民族资本的限制，兴办各类工矿交通事业，诸如建纺织厂、造船厂，兴建铁路，开发煤铁五金和发展各种机器制造工业，以及设立银行等，并主张所有这些工矿交通事业，皆听民间自办，政府不要限制，反对洋务派的垄断。他们痛斥顽固派所谓“机器夺小民之利”，即采用机器生产会使大量人民失业的说法，是“饥寒”“困厄”人民，是使中国人民永远贫穷的谬论。指出使用机器生产，无非是利归中国自己的富商，而不用机器生产，却是让中国的利权归于西人，“利归富商则利犹在中国，尚可分其余润以养我贫民；利归西人则如水渐涸而禾自萎”，“后患不可言者矣！”
为了发展商业和工业，早期改良派力主改革税制，包括废除厘金制度，改革海关税率；力主保护和促进对外贸易，创办保险事业，实行专利权，以及主张派遣能工巧匠出洋学习先进技艺，以便回国推广等。他们也重视农业的发展，提出“以农为经，以商为纬”，通过“讲农学，利水道，化瘠土为良田，使地尽其利”等办法，来发展农业。
可见，早期改良派在经济上的改革主张，是要在商、工、农各个领域全面发展资本主义，把中国逐步改革成资本主义式的国家。
在文化教育上，早期改良派对中国的八股取士和现行的教育制度强烈不满。他们指出：从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在外国侵略下“创不谓不巨也，痛不谓不深也，而尚聚讼于汉宋，桎梏于八股，湛溺于声律，规抚于楷法……所教非所求，所求非所用，所用非所习”。 因此，他们竭力主张废除八股取士制度，改试以经世之论，即试以与当前实际相关的学问；而且主张不但文人如此，武官的考试亦应如此，文武两途“皆当变通，悉更旧制”。 他们还力主改革教育，兴办学校，把办好学校教育作为治国大本：“学校者，造就人才之地，治天下之大本也。” 认为西方各国“所以勃兴之本原”，就在于有兴盛的学校教育。为此，他们提出多设学校，广植人才，在文武科举考试中另设一科，专考西学。并首先令各直省建设西学书院，学习西方先进的天文、地理、农政、数学、化学、物理、医学及各国语言文字、政事、律例等自然科学和社会科学知识。
在政治上，早期改良派针对清朝内政腐败的情况，提出各种改革主张，如清仕途、裁冗员、废捐官制、整顿监狱、改革律例、安置旗民和游民，破除资格以广求人才，等等。而最重要的一个政治改革主张，是他们要求采用西方国家君主立宪的议会制政体，来代替中国君主专制政体。这是早期改良思想与鸦片战争前后地主阶级改革派思想的最大区别，也是早期改良派对洋务派的重大发展和区别。
较早注意到西方议会制政体的，是王韬、马建忠、郑观应等人。马建忠在1877年夏从欧洲写给李鸿章的信上说，他初到欧洲时，“以为欧洲各国富强，专在制造之精，兵纪之严；及披其律例，考其文事，而知其讲富者以护商为本，求强者以得民心为要……他如学校建而智士日多，议院立而下情可达。其制造、军旅、水师诸大端，皆其末焉者也。” 这里，已注意到议会政体对西方诸国富强的重大关系。但是，马建忠接着又谈到，他后来在西方议院里经过实地观察，了解到这种制度的虚伪性，因而并不赞赏在中国也实行之。
对西方议会政体给予高度赞赏，并主张在中国实行的人中，王韬是较早的一个。他在1883年时说：西方有君主、民主、君民共主三种类型的国家制度，以君民共主为最优越。因为它使“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达，君惠得以下逮”，因而其国“内无乱，外无侮，国本有若苞桑磐石之固” 。这里所说的民主和君民共主，都是西方的议会政体。
到中法战争以后，早期改良派对西方议会政体的提倡更加积极了，其中郑观应是最具代表的一个。他在《盛世危言》中说：“议院者，公议政事之院也。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在他看来，只要实行议会制度，“昏暴之君无所施其虐，跋扈之臣无所擅其权，大小官司无所卸其职，草野小民无所积其怨，故断不至数代而亡，一朝而灭也”。 这里把西方的议会制说得简直尽善尽美，是对资产阶级政治不符事实的美化；但其目的在于希望中国能采法议会政治，代替已严重阻碍中国进步的封建专制制度。
早期改良派虽尽力美化西方的议会政治，但并不主张采行相对来说更加“民主”一些的法、美式的民主政体，只主张采行英、日式的君主立宪政体。因为，在他们看来，“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所以君主、民主皆不行，惟独君民共主最理想：“凡事虽有上、下院议定，仍奏其君裁夺，君谓然即签名准行，君谓否则发下再议，其立法之善，思虑之密，无逾于此。”
早期改良派从政治体制上着眼来学习西方，改革中国现状，是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史的一个重要发展，是近代中国先进人士学习西方的深入。他们的要求，在当时无疑是进步的。但他们不愿采行美、法式的民主政体（尽管那也仍是少数人有权、多数人无权的民主），而只要求英、日式的君主立宪，仍把君权看得凌驾一切，神乎其神。这同他们“主以中学，辅以西学”的总原则，和把三纲五常之类视为永不可变的“国粹”一样，表明了在政治上对封建主义的依恋、妥协。
除了上述经济、文化、政治等的改革主张外，早期改良派还在军事、外交、社会习俗等方面，提出各种改革意见。所以，无论在广度和深度上，早期改良派的思想都比地主阶级改革派的思想大大前进了。但尽管如此，早期改良派也尚未形成完整的理论体系，他们还只是针对具体问题，提出具体改革主张，尚未在哲学、政治学等方面，进行全局的理论建设。他们对西方的政治理论、政治思想，也重视不够，很少介绍，与此相应的是，对中国传统封建思想很少批判，甚至反而予以维护。这一切，均使他们的要求，尤其是政治上实行“君民共主”的要求，缺乏坚实的理论后盾。此外，他们一般只是进行宣传、制造舆论，还没有或很少从事实际的政治活动，思想与行动未能有机结合。这些弱点，都是他们所代表的中国民族资产阶级还非常弱小的反映。但由于早期改良思想家们的宣传、呼吁，使改革中国的要求，逐渐在社会上形成一股潮流。这就为资产阶级维新运动作了舆论的准备，也是早期改良派的主要历史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