继十九世纪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七十年代起中国开始出现了民族资本的近代工业。“中国民族资本主义发生和发展的过程，就是中国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发生和发展的过程。” 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产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所以中国近代产生的这两个新阶级，除了具有与世界各国的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相同的特征外，还具有在中国特定条件下所形成的特点，从而使它们在中国近现代史上，起着特殊的作用。
自然经济逐渐解体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外国资本主义在加强对清政府政治控制的同时，还从各方面逐步控制中国的经济命脉，其中主要包括以下几方面。
第一，全面控制了中国海关。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继《天津条约》之后，清政府与英、法分别订立《通商章程善后条约》，规定中国各口海关邀请外国人“帮办税务”。据此，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后，立即在各通商口岸普遍设立税务司，执掌海关权，这些税务司皆由外国人担任。在各口税务司以外，还设立一个总税务司，领导各口海关。总税务司一职初由英国人李泰国担任，1863年后长期由英国人赫德担任。这些充任总税务司、税务司的外国人，制定了一套殖民地性质的海关制度，控制了中国的海关行政、稽查等一切事务，使中国的海关主权丧失殆尽，完全失去了保护本国经济的作用，而且清政府的大宗财政收入，也被外国人掌握。这样，就使清政府在财政上，进而在政治上，也越来越深重地受制于外国侵略者。
1857—1891年的上海海关
第二，控制了中国沿海和内河航运权。根据两次鸦片战争所订立的不平等条约，外国轮船可以自由进出中国各通商口岸。1861年美商旗昌洋行在华设立轮船公司，接着，英商会德丰公司，英、葡商人合办的省港澳轮船公司，德商美最时洋行等相继开设。1867和1877年，英商太古洋行和怡和洋行，在上海和香港设轮船公司，这两家公司逐步成为在华势力最大的轮船航运公司。这些外国轮船公司纷纷成立，操纵了中国的航运业。如历年各通商口岸进出中外轮船的总吨位中，以太古、怡和、旗昌为主的外轮吨位，1877年占百分之六十三点三，1882年占百分之七十一，1887年占百分之七十四，1892年占百分之七十七点八。它们不仅一直占着很大优势，而且这种优势越来越大。这些外国轮船公司控制了中国沿海、沿江航运后，正如郭嵩焘所指出的，使中国原先的“上海之沙船，宁波之钓船，广东之红单船全失其利”，沿江则“自汉口以下，各船废业者逾半”。 因而造成大批中国旧的船工失业，并极大地阻碍了中国新式轮船航运业的产生和发展。
第三，在中国设立银行，操纵中国的财政金融。银行是全部资本主义国民经济体系的神经中枢。为了对华经济侵略，早在1848年，英国就在上海设立丽如银行（即东方银行）分行，以后，英国又在上海等地设立有利银行、麦加利银行分行，特别是1864年在香港成立以对华掠夺为主要目标的汇丰银行，并于同年在上海设立分行，继而又在汉口、天津、北京等地先后开设分行。汇丰是近代在中国最大的一家外国银行。除英国以外，法国的法兰西银行，德国的德华银行，日本的横滨正金银行，也在甲午战争前先后在上海设立分行。除了已停业者外，到甲午战争时在华的外国银行共有七家，而这时中国自己的银行还未出现。通过这些银行，资本主义列强控制了中国的财政金融和对外贸易，操纵汇兑，并通过发放贷款等，控制中国的政治，残酷剥削中国人民。
1880年的上海外滩
此外，外国资本主义侵略者还一再迫使中国增开商埠。从1860年前的七个（东南五口，加上西北的伊犁和塔城），到甲午战争前，开放的商埠已增加到三十六个，遍及沿海、沿江以至西部边疆省份。
由于外国资本主义控制上述经济枢纽，加上政治上的种种特权和经济上的雄厚实力，因此，从六七十年代起，外国商品的输入迅速增加，据海关贸易册统计，1864年入口洋货净值四六二一万两（海关两，下同），1870年为六三六九点三万两，1880年为七九二九点四万两，1890年为一二七〇九点三万两，1894年增至一六二一〇点二万两，在二十多年间增长了近三倍。
在各种进口洋货中，鸦片仍是大宗物品，但增长最快的是棉纱。当时，英、法等国用机器纺纱，功效比手工要高几十倍，且纱的质量也好得多，因此洋纱比土纱价廉物美。如：1882年在牛庄，每包三百斤重的洋纱售银为五十七两，而同样重的土纱要卖八十七两。马克思和恩格斯说过，资产阶级的商品的低廉价格，“是它用来摧毁一切万里长城、征服野蛮人最顽强的仇外心理的重炮”。 由于洋纱价廉物美，因而输入中国的数量迅速增加，1872年近五万担，1881年为十七万多担，1890年为一百零八万多担，十八年间增长了二十多倍。
在洋纱潮水般地涌入后，中国的手工棉纺业很快纷纷破产，到八十年代，广东、山东、浙江等地的手工纱已渐被洋纱战胜。八九十年代之间，原先手工棉纺业最发达的江南一带，乡间自轧、自弹、自纺之纱，已大多淘汰。甚至连偏僻的贵州，某些地方的民间手纺车也已被弃置一边了。
随着手工棉纺业的破产，许多棉纺手工业者转而购买洋纱，从事织布，并把织成的布除自用外，运销国内各地。但这种情况亦难持久，因为外国资本主义除向中国倾销棉纱外，也向中国倾销洋布。洋布比土布幅宽、价廉，因此六七十年代后，洋布输入也在逐步增加。1872年为一千二百二十四万多匹，1881年为一千四百九十三万多匹，1890年增至一千五百五十六万多匹，十八年间增加了百分之二十七点一。虽不及洋纱迅猛，但亦已对中国的手工棉织业带来很大威胁。七十年代后，沿海、沿江一些省份穿洋布的人已相当普遍，以至有的记载说，八十年代江苏一些城市穿土布者“竟至绝迹”。郑观应在《盛世危言》中则说，在八九十年代之间，“通商大埠及内地市镇城乡，衣大布（即土布）者十之二三，衣洋布者十之八九”。 这类估计当然不免夸大，但七八十年代后，洋布逐渐取代土布的趋势，却是很明显的。因而，继手工棉纺业之后，手工棉织业也日趋破产。九十年代在东南沿海和长江下游地区，已是“机杼不闻”。手工棉纺织业是中国封建社会最重要的手工业，是自给自足自然经济的重要支柱，它的破产，标志整个自然经济在解体中。与此同时，其他一些凡是可用洋货取代的手工业部门，如冶铁、制烛等，也在日趋瓦解。
与倾销商品同时，六七十年代后外国资本主义还加强对中国廉价原料和农副产品的掠夺。家庭手工业的日趋破产，又使原先自己生产一切生活品的广大农民，为了购买某些必需品，而不得不种植某些专供出售的农产品。这样，农产品商品化也日益发展。特别是商品棉花、罂粟、蚕桑、豆类等作物的种植，日益扩大。
商品棉种植，在六十年代起得到迅速发展，七八十年代时，江苏的上海、南通一带，浙江的东部滨海和沿杭州湾一带，湖南、湖北、江西、河南和黄河流域其他不少省份的许多地区，都到处是棉花地。这些棉花，除运销本国各地外，有很多都出口到国外。1887年出口六万九千多担，1888年为二十多万担，1892年为五十多万担，1894年达到将近七十五万担之多。陈炽在《续富国策》中揭示说：“洋棉每百觔（斤）需洋三十三元，印度棉亦在三十元内外，而华棉每百觔仅需十二三元，多至十七八元而止”，外国资本家就是这样压低价格，大量收购中国的廉价棉花，经加工成纱、布后，又转手倾销中国，残酷压榨中国人民。
第二次鸦片战争后，鸦片成了合法商品，更大量地输入中国。清政府既不敢禁止，又无法忍受外国鸦片每年从中国换去大量白银，还想增加税源，因此便鼓励中国农民自己种植罂粟。这样，到八十年代时，山西、陕西、甘肃、新疆、云南、四川、广西、西藏以及东北和江苏、浙江、福建的一些地区，都有不少土地种植罂粟，熬制的鸦片运销各地。据有人在1890年估计，当时全国熬制的鸦片，每年达到三十几万箱。 每亩地的罂粟熬制约二斤至五斤鸦片，若以平均每亩三斤半计，则三十几万箱（每箱一百斤左右）需用一千万亩良田种植罂粟。
除了棉花、罂粟外，六七十年代前后蚕桑、茶叶、豆类、蔗糖、烟叶、花生等商品作物，也有明显的发展。
农产品商品化的发展，也是促使自然经济解体的一个重要方面。
在外资入侵、自然经济加速解体的情况下，大批人破产流浪，到处充满逃荒的人群。据1876年10月11日《申报》所载，仅到牛庄一地逃荒的山东流浪者，一天就有八千余名！南方闽、广一带，还有大批破产农民流离国外。如1879年厦门一地，有二万一千余人出洋，甲午战争前后汕头一地，每年有四五万人出洋。
劳动生产物与劳动自身的分离，客观的劳动条件与主观的劳动力的分离，是近代资本主义生产的出发点和基础。在外国资本的入侵下，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被摧残了。同时，封建自然经济也加速解体，客观上为资本主义的产生，提供了商品市场和几乎无穷无尽的劳动力来源。加以在太平天国革命后，一些地主、商人和官僚涌入上海等城市，看到外国资本经营的新式企业获利甚巨，且在城里办厂比在乡下买田地能较少受到农民起义的冲击，因此，在太平天国失败以后，他们中有些人试图把剥削所得的钱财，从历来的买田置地转向投资于新式企业，从而为民族资本的产生，提供了最初的资本来源之一。
近代民族资本的产生
十九世纪七十年代起，就已有少数商人、地主和官僚投资于新式工业，产生了中国近代最早的民族资本。从这时直到甲午战争的二十几年，是中国民族资本的产生时期，其所创办的工矿企业，一共有七十多个。
第一个中国民族资本企业，是1872年侨商陈启源在广东南海县创办的继昌隆缫丝厂。陈启源从小留意蚕桑，1854年到南洋经商后，在国外看到法国人用机器缫丝，生产效率高，丝的质量好，回国后于1872年在家乡南海县简村创办缫丝厂，采用机器煮茧，初有丝釜几十口，后扩至八百口，工人达到六七百人。每个工人的生产率，比手工缫丝提高几十倍，而且所产之丝粗细均匀，色泽洁净，弹性较大。产品行销欧、美，售价比手工丝高三分之一，获利甚厚。
接着，南海、顺德、广州等地又相继有人创办机器缫丝厂。至1881年，这一带已有十家机器缫丝厂，共有丝釜二千四百口，年产丝近千担。广东遂成为中国近代民族资本缫丝工业的中心。
继广东之后，1881年黄佐卿在上海创办公和永机器缫丝厂，初时有丝车一百部，营业不振。1887年后开始振兴，丝车增至九百部，资本二十万元。除公和永外，1884到1894年间，上海还有坤记、裕慎、延昌、正和、纶华五家丝厂，各有丝车二三百部，工人四五百至千余人不等。
棉纺织业方面的民族资本企业出现较晚，如果把机器轧花厂算在内，也到八十年代初才出现。1882年，上海已有几家机器轧花厂，如设在新闸的棉利公司，有资本一万五千两，使用轧花机器四十台；设在杨树浦的源记公司，有资本二十万两，使用轧花机器一百二十台。1887年，宁波也建立了一家通久源机器轧花厂，有资本五万元，从日本购入蒸汽发动机、锅炉和四十台新式轧花机，有工人三四百名，日夜开工，并聘用日本工程师和技师。当时，该厂所用原料籽棉每担四元三角，三担籽棉可轧成皮棉一担，值十四元二角，棉籽每担还可卖八角。因获利较丰，1891年后又向英、日添购设备，到1893年已年产皮棉六万多担。1894年扩建纺纱车间，但直到甲午战后的1896年，其纺纱车间才投产，厂名亦改为通久源纱厂。
在甲午战争以前，除了洋务派经营的上海机器织布局、湖北织布官局和上海华新纺织新局外，民族资本经营的正式机器棉纺厂，只有1894年由朱鸿度在上海创设的裕源纱厂，有纱锭二万五千枚，一切机器设备均购自英国。
机器面粉厂的创办也较早，最早的是1878年由朱其昂在天津创设的贻来牟机器磨坊，只有一台磨粉机，但因功效高，加工出来的面粉色泽纯白，每年能获利六七千两。接着，上海裕泰恒火轮面局（1883年）、福州机器面粉厂（1887年）相继建立。1891年，武举人出身的商人李福明，建立北京机器磨坊。
从八十年代起，上海、天津、重庆、广州、福州、慈溪、太原等地，都创办了一些火柴厂。其中上海在九十年代初，有燮昌、荣昌、燧昌三家火柴厂，后面两家创立不久就倒闭了。燮昌较大，有资本五万两，职工八百人，日产火柴五十箱（每箱五十大包），其原料分别从欧洲、日本进口。
在造纸和印刷方面，1882和1890年广州相继建立了两家机器造纸厂，其中后建的那一家有资本十五万两，工人一百名，还聘用两名英国技师，机器也向英国购入，每周产纸四十吨。1891年，李鸿章集商股在上海建立伦章造纸厂，实招资本十一万两，有工人约一百名，外国技师一人，月产纸六十吨。印刷业方面以1882年徐润和徐鸿复在上海创办的同文书局最早，有工人五百名，石印机二十架，专事翻印古代善本书，有二十四史、《康熙字典》《佩文斋书画谱》等。1887年李盛铎在上海创设蜚英馆石印局，有工人几百名，印书机十多架，多购自英国，专印供科场士子携带方便的图书，并在北京、重庆、广州等地设分店，营业兴旺。此外，武昌、苏州、宁波、杭州、广东等地，也相继创办石印书局，唯所印之书多不及上海的精美。
在重工业方面，民族资本的力量微乎其微，主要在上海、广州、汉口等地，有几家船舶修造厂。其中以上海均昌船厂规模最大，除修理外，还制造过几只小汽轮船。此外，上海还有几家规模很小、只从事配制零件和修理机器等业务的机器修理厂。
在民族资本经营的矿业方面，虽有徐州利国驿煤铁矿、安徽池州煤矿和贵池煤矿、湖北荆门煤矿、直隶临城煤矿等多家煤矿，以及还有十来个金、银、铜、铅矿，但大多只是在原先土法开采的基础上，对个别工序改用机器而成，规模也都不大。
以上就是中国民族资本产生时期所创办的一些主要企业，从中可看到以下一些特点：
第一，中国民族资本的一些主要工厂，不是按正常情况下由简单协作到工场手工业、再发展到机器大工业这样的程序而来，而是在外国资本入侵，破坏了中国原有的资本主义萌芽（工场手工业），又加速了自然经济解体的条件下，直接从外国输入机器、技术，创办起来的。
第二，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多属投资少、规模小的企业，很少大型的，远比外资经营的企业小。例如，英资经营的祥生船厂资本八十万两，耶松船厂七十五万两，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一百五十六万元；而民族资本船厂最大的上海均昌船厂，只有资本四万七千元。它也比洋务派企业小得多。例如，对1894年前五十四个民族资本企业的统计，共有资本四百八十万元，平均每个不到九万元；而同时期十九个洋务企业，有资本一千六百二十万元，平均每个八十五万元。此外，中国民族资本一直都以轻工业为主，重工业十分微薄。
第三，中国民族资本企业分布很集中，极大多数设在沿海、沿江通商口岸，尤以上海为多，广州次之，武汉再次之。除了因为这些城市经济较发达、交通较便利外，还由于这些地方便于向外国购买设备和借用技术，有的甚至还故意设在外国租界，以求得到外国的政治“保护”。所以，这种布局，正是中国社会半殖民地性的一个反映。
第四，由于中国民族资本产生在中国已开始沦为半殖民地的时代，自始即受到外国资本主义的严重压迫。当中国民族工业的产品一上市场，外国资本就以降价倾销等方法，排挤中国商品，不少民族资本因而被迫倒闭。例如，上海荣昌、燧昌火柴厂开办不久就倒闭，燮昌的产品也在上海滞销，只得远运江西、安徽等内地脱售。又如，1875年福建创立三家民族资本茶厂，因受俄国资本设立的茶厂排挤，到第二年便倒闭了两家。上海近旁的杭嘉湖和苏州、常州一带，本为中国蚕桑业最发达地区，上海又是近代中国最大的外贸港，由于上海有外国资本丝厂，因而上海的民族资本缫丝厂，反不如广州一带发达。1896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上奏：“洋商见我工商竞用新法，深中其忌，百计阻抑，勒价停市。上年江、浙、湖北等省，缫丝、纺纱各厂无不亏折，有歇业者，有抵押与洋商者。”“华商有束手之危，洋商成独揽之势”。 这是如实地反映了当时的情况。
中国民族资本还受国内封建势力和洋务派的压迫。陈启源的继昌隆厂，被当地官府和顽固势力视为异端，1881年南海知县曾下令封闭，致使陈启源被迫迁厂于澳门。李福明因拒绝官府关于撤销北京机器磨坊的命令，1895年被捕交清朝刑部“照例治罪，以儆刁顽” 。清政府还对民族资本横征暴敛，洋务派则用把持、垄断办法，压制民族资本。
由于受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严重压迫，中国民族资本的发展很艰难和缓慢，因而它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尖锐的矛盾。另一方面，它又对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存在依附的关系：一些企业设在外国租界以求“保护”，一些企业虽不设在租界，但也用种种方法，企图托庇于外国势力。薛福成1875年时说：“江、浙、闽、广诸商，亦有置买轮船者，大抵皆附西商之籍，用西国之旗”。 宁波通久源纱厂虽是中国人的企业，却依附在日本人的保护之下。更有一些企业，如缫丝、制茶、打包等业，多半是与外国资本对华掠夺贸易紧密相关的。大多数民族资本工厂的机器等设备，都由外国购入，技术也要请外国人指导，以至连原料和燃料也得进口，其中包括火柴厂所用的木料，别的更可想而知了。这种种现象，都表明民族资本对外国的依附。至于对本国封建主义的依附就更大了。诸如，创办企业得由清政府事先批准和有官僚支持，减免税收和获得专利权等，都必须向清政府申请；有的还借一部分官款开办企业；以及不少企业的创办人，本身仍身兼官僚或地主，等等。
随着中国资本主义的产生，中国出现了资产阶级。由于中国资本主义分为官僚资本（以洋务企业为主）和民族资本两部分，所以中国资产阶级也可分为官僚资产阶级（以洋务派为主）和民族资产阶级两部分。
从一些不完全的记载或统计中，可以看到中国资产阶级的前身，以地主、商人、官僚、买办等居多数。例如，在1912年前创办的纱厂中，由大官僚创办的六家，地主创办的十一家，商人和买办创办的各三家。据天津三条石（地名）统计，早期四十三户资本家中，来自地主的二十八户、商人十三户、官僚二户。以上的统计中，包括官僚资产阶级和民族资产阶级都在内。就民族资产阶级来说，如创办上海公和永机器缫丝厂的黄佐卿是商人；宁波通久源纱厂的严信厚是李鸿章幕僚，因长期任督销长芦盐务河南官运之事而致富办厂；上海裕源纱厂的朱鸿度是清朝道台；天津贻来牟机器磨坊的朱其昂，是在上海经营沙船业的商人，曾受李鸿章委派创设轮船招商局，并任过道台；上海同文书局的徐润，是宝顺洋行的买办，等等。
民族资产阶级是个带两面性的阶级，一方面因受帝国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的压迫，而具有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性，所以在中国近代它是个革命的阶级；另一方面，又因同外国资本主义和本国封建主义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对之存在很大的依附性，加上本身的力量弱小，所以又具有软弱性，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有妥协性。
早期的中国无产阶级
工业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是伴随着资本主义工业的产生而同时问世的。但是在中国，在民族资本产生之前，已有外国资本经营的近代企业和洋务派经营的大机器工厂。在这些部门里，已经出现了中国近代产业工人，而那时民族资产阶级却尚未问世。所以，“中国无产阶级的很大一部分较之中国资产阶级的年龄和资格更老些，因而它的社会力量和社会基础也更广大些。” 这是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在产生时期的一个显著特点。
大体上说，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的产生，可分三个阶段。最早的是十九世纪四五十年代，外国资本在沿海通商口岸，主要是广东的黄埔和香港，以及上海，建立了几家船舶修造厂，从中出现了中国第一批使用机器生产的近代产业工人，并在以后继续扩大；与此同时，沿海通商口岸还出现了一些海员和码头工人，也是中国近代最早的无产阶级的组成部分。六十年代洋务运动兴起后，在洋务派的工矿中，产生了第二批近代产业工人。七十年代以后中国民族资本企业里，则产生了第三批近代产业工人。到1894年甲午战争时，除码头工人未计在内之外，在上述三类企业中，已共有近代产业工人九万多人，其中在外国资本企业中约三万四千人，在民族资本企业中约二万七千多人，其余则在洋务企业中。这九万多人，组成了中国最早的工业无产阶级队伍。
同世界其他国家一样，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是与最先进的经济形式相联系、最富于组织性和纪律性的先进阶级。除此以外，中国工业无产阶级还具有在中国历史条件下形成的特点。
第一，它身受外国资本主义、本国封建势力和资产阶级的三重压迫，而且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这表现在：
（1）工资极其低微。1894年时，上海工人的日工资：耶松船厂有相当训练的男工是二角六分，各缫丝厂女工为一角六分；华资纱厂男工为一角五分至二角三分，女工为五分至一角五分。按当时每百斤米二元八角计算，耶松船厂男工一天工资，也只能买九斤多米，而一般女工的收入只能买米四五斤，甚至一二斤。若把中国工人的工资，与外国工头、技师相比较，就更清楚。1864年苏州制炮局的外国技术人员，每月工资多者三百元，少者一百数十元，而中国技术工人的工资每月三十元，一般工人七八元。中国技工的工资只及外国技工的十分之一，一般工人只及四十分之一。即使这样低微的工资，还得经工头等多方克扣，工人真正拿到手就更少了。
（2）劳动时间长得惊人，劳动条件极其恶劣。湖北织布官局工人每天工作十三小时，半个月才休息一天；宁波通久源纱厂工人每天劳动时间，甚至长达十八小时；上海各缫丝厂在甲午战争前后，一般每天劳动十一小时以上。劳动条件普遍极为恶劣，资本家根本不重视工人的安危，以致工伤事故频繁发生。
（3）政治上受各种压迫和凌辱。当时各中外厂矿不但都有工头，而且往往还有封建把头，和专门的武装人员，用来管束和压迫工人，动辄对工人打骂、凌辱。英国人马格里任金陵机器局督办时，经常虐待中国工人，工人稍不从命，立即遭到鞭笞和解雇。福州船政局的工人住在用高墙隔开的一些住宅区里，到天黑时“区与区间的交通就被割断了” 。六十年代时，香港英国殖民当局甚至把中国的艇夫与罪犯，并列作为同一职业的人。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所受的这种残酷压迫和剥削，使得它具有反抗性和革命性，成为最革命的阶级。
第二，它分布得很集中。从地域说，由于中外资本经营的近代工业，基本上皆在沿海、沿江几个通商城市，因而中国近代产业工人也大部分集中在这些城市。1894年时中国产业工人的地域分布情况是：
其中上海、汉口、广州三处，就集中了百分之七十六以上的工人，特别是上海，一个城市就集中了将近半数的工人，可见其在地域上的高度集中程度。从企业来说，中国近代产业工人集中在几十家大工厂里。1894年时，约有五万七千一百三十人至六万二千二百人，占当时全部产业工人的三分之二，集中在四十二家大企业中。
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在地域上和企业上的高度集中，对于工人们组织和团结起来进行斗争，对于接受革命思想，对于提高自己的战斗力，都是十分有利的。
第三，中国近代产业工人大多出身于农民，不仅对广大农民的境况有深切了解，而且很多人依然与农村保持各种关系，与广大农民有一种天然的联系，极有利于建立工农之间的紧密联盟。
中国工业无产阶级尽管相对来说人数不是很多，但能在革命中发挥巨大的作用，成为唯一能够领导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达到胜利的阶级。当然，中国早期工业无产阶级也有一些弱点，主要是由于他们多半从破产农民出身，或从城市手工业工人转来，因此在他们身上还往往保存着小生产者的习气。此外，一般地说他们文盲多，文化水平也较欧、美工人为低。
“无产阶级经历了各个不同的发展阶段。它反对资产阶级的斗争是和它的存在同时开始的。” 中国近代工业无产阶级，也是从诞生之日起，就进行反对压迫、反对剥削的斗争。1879年，上海耶松船厂工人为反对克扣工资而罢工，迫使外国资本家将应付的工资如数交付给了工人；同年9月，上海祥生船厂反对督工的洋人无理殴辱工人，举行罢工。特别是1884年香港工人为反对法国侵华举行的一次大罢工，规模大，时间长，充分显示了中国早期工人阶级团结战斗的力量。这次罢工发生于9月和10月间。当时，有一艘在中法战争中受伤的法舰开到香港黄埔船坞公司修理，中国工人要求港英当局拒收，当局不睬，船厂工人立即罢工，其他各业工人，包括码头工人、搬运工人以至车夫、轿夫、船户和旅馆服务人员等群起响应，使整个港口工作陷于停顿。罢工工人还在10月3日举行示威，用石头、木棍捣毁外国建筑物，围击外国警察。这次罢工坚持了一个多月，迫使港英当局接受了工人提出的条件才结束。
以上这些斗争事例说明，中国产业工人从第一代起，就表现了反对外来压迫者的斗争精神，成为中国近代反帝斗争的重要组成部分。
在中国资产阶级经营的厂矿中，早期产业工人也自始即进行了反对压迫和剥削的斗争。八九十年代有记载的罢工斗争有六次，其中1882年开平煤矿工人要求提高工资的罢工，弄得知县束手无策，矿厂大半陷于停工状态；1883年5月江南制造总局工人为反对延长工时进行罢工示威；1889年云南蒙自矿工二千人举行暴动；1890年江南制造总局工人为反对延长工时再次罢工；1891年开平煤矿广东籍工人为反击外国工头欺凌，用木棒、石头痛打了这个工头。这些都是较显著的事例。
尽管由于中国无产阶级当时还在幼年阶段，其斗争还只能是自发的和零星的，但上述历史事实表明，中国无产阶级从诞生时起，就显示了对帝国主义、封建势力及资本剥削的英勇反抗精神，一开始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历史舞台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