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世纪八十年代，随着边疆危机的加剧，中国西南边疆和东南沿海又燃起了中法战争的烽火。这场战争是法国侵略中国和越南的不义之战，也是中、越两国军民共同反抗侵略者，并取得了重大胜利的正义战争。可是，战争却出现了离奇的结局，打了胜仗的清朝政府，居然“乘胜求和”，向在关键战役上吃了败仗的侵略者屈膝议和，再次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不平等条约。
法国煽起侵略战火
中法战争爆发的年代，正是世界资本主义从自由竞争阶段向垄断阶段急剧转化的时期。在列强疯狂瓜分世界领土的激烈争斗中，法国则将广袤而富饶的中国及其邻邦越南，当作它在远东侵略的重要目标。
法国侵略者对越南早有侵略野心。十六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就到越南活动。1787年，在越南活动多年的法国主教百多禄返抵巴黎，上书法国国王路易十六（Louis XⅥ），建议占领越南，建立法国的殖民地，并提出应开辟一条达到中国中部去的商道。这一奏议，立即被野心勃勃的路易十六所接受。后来，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虽把路易十六送上了断头台，但是，法国统治集团妄图吞并越南，并以此为基地侵略中国、称霸远东的狂妄计划，一直未改变。
中、越两国自古以来就是山水相连、唇齿相依的亲密邻邦，两国人民是休戚与共的兄弟。鸦片战争之后，法国加紧对越南侵略活动，至十九世纪六十年代，已侵占了越南南部，1862年，迫使越南的封建王朝接受赔款割地的《西贡条约》。1873年11月，法国又组织由安邺（F．M．J．Garnier）率领的侵略军，向北部进犯，攻入河内。越南政府请求清政府派军援助，并招当时驻在保胜（今老街）等地的刘永福黑旗军南下抗法。刘永福（1837—1917），本名刘业，字渊亭，广西上思人。1857年参加以郑三为首的反清斗争，随后又加入以吴亚忠为首的广西天地会反清起义军。太平天国被镇压后，他于1865年与部将吴凤典、黄守忠等人，又在广西云南边境组织部队，因采用七星黑旗为军旗，所以所部称为“黑旗军”。1867年，刘永福率部分黑旗军进入越南，1869年以保胜一带为据点，逐渐扩展到两千余人。刘永福应越南政府之召，率黑旗军南下，于1873年12月21日，在河内城外伏击法军，法军头目安邺毙命。越南政府授给刘永福“三宣副提督”（管辖越南宣光、兴化、山西三省）。法国当时新败于普鲁士，元气未复，乃从越南北部撤军。
可是，懦弱的越南政府在法国胁迫下，于1874年3月15日与法国订立第二次《西贡条约》。据此条约，法国取得了很多特权，把整个越南置于自己控制之下。清政府拒绝承认这个条约。
到十九世纪七八十年代之交，法国已从普、法战争的失败中恢复过来，又加紧了对越南北部的侵略。它还策划以越南为据点，打开通向中国的通路，侵入中国云南、广西等地，以实现当年路易十六梦想建立的“法兰西东方帝国”的计划。1881年7月，法国议会通过二百四十万法郎的拨款，作为侵越军费。1882年初，由法国交趾支那海军舰队司令李威利（一译李维业，H．L．Riviere）率领的法军四百人，再次北犯，4月占河内。清廷闻讯，增派军队入越驻防。
1883年2月，法国内阁变动，茹费里（J．Ferry）再次出任总理，继续鼓吹“必须征服那个巨大的中华帝国”。1883年3月，法国政府命令李威利从红河三角洲向清军和黑旗军进攻。5月19日，在河内城西二里的纸桥战役中，黑旗军击毙了李威利。这次名震一时的大捷后，刘永福因战功晋升为“三宣提督”。接着，法国又出动侵略军北犯，仍遭到黑旗军的坚决反击，屡受挫败。同时，由海军中将孤拔（A.A.P．Courbet）率领一支拥有四千侵略军的舰队，强攻越南首都顺化。越南政府在大军压境的形势下，被迫于8月25日与法国政府签订城下之盟《顺化条约》，规定越南承认法国的“保护权”；由法国管理其与包括同中国在内的一切外国的交涉；顺化和其他重要港口的炮台，由法国人永久占领；法国商人可在北越全境和中部各通商口岸自由通商，等等。这个条约的侵略性，比1874年的《西贡条约》更为露骨地把越南完全置于法国的控制之下了。为了摆脱完全沦为法国殖民地的命运，越南两次遣使来华，要求清政府支援他们抵抗法国的侵略。
鉴于中越两国的特殊关系和法国侵越给中国造成的严重威胁，清朝统治集团内部以左宗棠、曾纪泽、张之洞为代表的主战派，力促朝廷采取抗法方针；但掌握清政府外交、军事实权的李鸿章，却一意主和。清朝最高决策机构面对法国侵越的严重局势，因国内主战与主和两派有分歧，举棋不定，进退两难，既害怕法国得寸进尺，欲壑难填，又不敢公开抵抗，得罪法国。所以，在军事上，一面派军队出关援助越南；一面又再三训令清军，不得主动向法军出击。在外交上，一面抗议法国对越南的侵略，一面又企图通过谈判或第三国的调停，同法国达成妥协的决议。这种首鼠两端、自相矛盾的举措，大大便利了法国的侵略部署。
从1880年起，清政府便开始同法国交涉越南事宜。驻法公使曾纪泽不断向法国外交部抗议对越南的侵略，表示中国从来不承认法国强迫越南签订的一切条约。1880年1月，法国外交部长向曾纪泽信誓旦旦地保证：法国对越南毫无野心。但到1882年5月，这位外交部长却自食其言，宣称法国对越南的一切行动，对中国没有解释的必要。
1882年10月，法国驻华公使宝海（F．A.Bouree）同李鸿章在天津谈判。宝海在谈判中软硬兼施，要求清政府撤回军队，然后再商量边界及通商事宜。一味妥协退让的李鸿章，竟认为宝海用心可嘉，对他提出的条件一一应允。12月间，李鸿章便同宝海在上海签订了一份“备忘录”，初步确定：中国撤退驻扎在越南的军队，法国保证不侵占越南的土地和不贬削越南国王的权力；开放保胜为商埠。就这样，宝海不费一兵一弹，迫使清政府撤兵、通商，实际上使清政府默认了法、越之间的一切不平等条约。但是，“备忘录”的墨迹未干，法国就首先予以撕毁。这时，第二次组阁的茹费里不满足于宝海已攫取的权益，另派德理固（A.Tricou）为公使来中国，重开谈判。临行前，茹费里特地嘱咐德理固，要用强硬手段，对中国进行讹诈。
1883年6月6日，德理固到达上海，与李鸿章谈判，提出：（1）清政府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2）法国要消灭黑旗军，中国不得给黑旗军以援助；（3）通商地点不在保胜，而改在中国云南省。德理固还恫吓说，如果这些条件不能兑现，法国必不罢休，不惜与中国兵戎相见。
李鸿章被德理固咄咄逼人的气势吓昏了，建议总理衙门接受这些无理要求，但遭到朝内一部分官员的反对。清廷也觉得公开承认法国有权保护越南，有失体统，便命李鸿章在谈判中予以“力争”。这样，谈判断断续续进行了几个月，毫无结果。
就在德理固与李鸿章谈判期间，法国已向越南宣战，以武力胁迫越南签订《顺化条约》，完成了变越南为其殖民地的侵略步骤。1883年10月23日，法国政府命令德理固中止谈判；12月10日，法国政府又决定追加二千九百万法郎军费、增派一万五千名侵略军，开赴越南战场。
1883年12月11日，法军司令孤拔率领近六千名侵略军，携带两百多门大炮，从河内出发，兵分两路，水陆并进，向驻扎在越南山西的中国军队进攻，正式挑起中法战争。虽然驻扎在当地的黑旗军英勇抵抗，清军将领唐炯、徐延旭却相互猜忌，背后拆台，致使黑旗军寡不敌众，被迫退出山西。1884年春，法国派米乐（Millot）担任侵略军司令，调孤拔为法国远东舰队司令，加强了侵略实力。是年3月，米乐指挥法军，向越南北部的战略重镇北宁发起进攻。驻守北宁的清军将领徐延旭虽拥兵两万，平素好说“不战则已，战则必胜”之类大话，但3月12日，当他一听法军来攻北宁，还未交手就仓皇逃遁。3月19日，法军又攻陷太原；4月12日侵占兴化，红河三角洲全部失陷。
山西、北宁失守的消息传到北京，清政府大为恐慌。慈禧太后为了掩盖败绩，更换了全部军机大臣，任命礼亲王世铎取代恭亲王奕 为首席军机大臣，总理衙门转交庆亲王奕劻主持，摆出一副要在中、越边境重整旗鼓的姿态。
法国侵略者看准清廷的虚弱本质，决定乘胜向清政府诱和，企图用又打又拉的手段，向中国攫取更大的利益。1884年4月17日，法国派海军中校福禄诺（F．E．Fournier）为特使，通过就任粤海关税务司的德国人德璀琳（G．Detring）之手，向李鸿章提出五点议和条件，要求中国开放云南省与法国通商，不得阻挠法国在越南的利权，调开驻法公使曾纪泽，并答应赔款。他还扬言，如果中国不答应要求，法国将增派陆海军进攻中国沿海，用武力解决问题。
福禄诺的软硬兼施，十分奏效。李鸿章在接信后，连忙建议朝廷“随机应变”，全盘接受，早日结束这场战事。于是，清政府决定调开曾纪泽，授权李鸿章与福禄诺直接谈判。求和心切的慈禧太后，特地严谕李鸿章，不得“迁延观望，坐失事机”，迅速达成协议。
1884年5月11日，李鸿章与福禄诺在天津签订《中法简明条约》五条，主要内容是：清政府承认法国对越南的“保护权”；将驻越的清军撤回边境（但未明确规定期限）；开放与越南北部毗邻的边界，听凭法商运销货物。这些内容，使法国初步实现了这次侵略战争的目的。
马尾海战
清政府对法国的妥协退让，并未换来它所企求的“和局”。侵略者的欲望是无止境的。《中法简明条约》有关中国撤兵的日期和细节并无明确规定，尚待具体磋商。然而事隔一月，法国侵略者就向谅山附近的中国驻军猖狂挑衅。6月间，法军七百余人以“巡边”为名，强迫尚未接到撤防命令的中国军队交出阵地。中国方面派代表进行解释，法军蛮横无理，竟公然开枪打死同他们交涉的中国代表，并炮击中国军队阵地。中国军队忍无可忍，被迫还击，连续两次击败法军的进攻。恼羞成怒的法国侵略者，反诬中国破坏《中法简明条约》，随即派遣海军中将孤拔，率领远东舰队开到台湾海峡，进行武力讹诈。
这时，清政府仍然幻想与法国“共保和好大局”，称谅山事件是出于“误会”，卑躬屈节地邀请法国新任驻华公使巴德诺（J．Patenôtre）赴天津同李鸿章谈判。巴德诺却不予理睬。清政府只得转恳海关总税务司英国人赫德（Robert Hart）出面“调停”。赫德反而跑到总理衙门训斥“中国理短”，要清政府按法国要求退兵。
7月12日，法国驻北京代理公使谢满禄（de Semallé）向清廷提出最后通牒：中国立即从越南北部撤兵，赔偿兵费二亿五千万法郎，不然法国就将直接“自取押款”，即占领中国沿海一二个港口，作为赔款的抵押品，直到中国愿意付出全部赔款为止。谢满禄还限令清政府七天内答复，态度极为骄横。
侵略者以武力配合外交讹诈。7月14日，法国两艘军舰趁中、法议和的机会，以“游历”为名，驶进福建闽江口。两天后，孤拔也乘军舰驶进闽江口。巴德诺则在上海叫嚣，如中国不接受法国的条件，孤拔就要执行最后通牒，消灭福建海军，摧毁马尾船厂，占领福州。
清政府准备再次对法国妥协，保证一个月内撤退驻越清军，并派两江总督曾国荃到上海，与巴德诺谈判，要求免去赔款，延长最后通牒的期限。巴德诺坚持勒索巨额赔款，蛮横地关闭了谈判的大门。8月2日，他照会曾国荃，称最后通牒期限已过，法国从此要任凭举动，无所限阻了。
8月3日，法国远东舰队副司令利士比（Lespés）奉巴德诺的秘密命令，率领由三艘军舰组成的分舰队，向台湾基隆进发，妄图一举攻占基隆煤矿和台湾北部。当法军于8月5日晨向基隆炮台发起进攻时，中国军队奋起还击，但基隆炮台最终毁于法舰的优势炮火。法军旋即派陆战队登陆，想攻占基隆城。基隆守军顽强反抗，在激战中击毙击伤法军一百多人，侵略军全部被逐回海上。
法国侵略者不甘失败。8月16日，法国议会又通过增拨三千八百万法郎的侵华军费，茹费里在议会里鼓噪，称这是十九世纪内最大的一次征伐。8月19日，谢满禄借口基隆事件，要挟中国政府赔款八千万法郎。
法军在台湾受挫后，转舵来攻福州，舰队闯进了马尾港，停泊在福建水师周围。在这战云密布的紧要关头，清政府仍然一味央求列强调停，不准福建水师主动出击。
8月22日，孤拔接到法国政府进攻福州的命令。23日晨八时，法国驻福州副领事将当天开战的决定通知清方。负责指挥福建水师的船政大臣何如璋，竟对水师官兵秘而不宣，又不令备战。他异想天开地要求法军把战期改到次日。可是，法国侵略舰队却在当天下午一时三刻，突然向福建水师发起全面袭击。
这时，福建水师的舰只还没有来得及起锚，便被法军优势炮火击沉两艘、重伤四艘。广大爱国官兵义愤填膺，奋起还击。尤其是旗舰扬武号，在驾驶官詹天佑和管带张成带领下，不顾何如璋的禁令，事先作好战备。当法舰发起炮轰时，立即沉着应战，用尾炮准确地袭击法军旗舰伏尔泰号，击毙六名法军，险乎炸死孤拔。后来，当扬武号不幸被从旁窜出的法军鱼雷艇击中下沉时，詹天佑等爱国官兵还鼓起余勇，镇定如常地从水中救起多人。这种“临大敌而毫无畏惧”的行动，连当时上海英商所办的《字林西报》，也赞叹：“西方人士料不到中国人会这样勇敢力战”。那艘法国鱼雷艇偷袭扬武号后，也被中国岸防大炮的榴弹击中，引起锅炉爆炸，丧失了作战能力。福建水师的振威号在法舰开炮后，也立即勇敢还击，当它在两艘法舰的夹击下被打穿船体后，舰上官兵置生死于不顾，仍然顽强发炮挫伤敌舰，直到被敌舰鱼雷击沉前的刹那间，还发射出最后一发炮弹，重伤敌舰长和两名士兵。另一艘福星号，在开战后立即全速冲向法国舰队，盯住敌旗舰伏尔泰号猛击。其他敌舰赶忙去救，但福星号愈战愈勇，毫无惧色，直至火药仓中弹爆炸，全船官兵壮烈牺牲。飞云号、福胜号军舰，也都临危不惧，奋战不已，直至船沉，表现了为民族利益献身的崇高气节。
经过短时间的海战，福建水师船舰被击沉七艘，伤损者更多，官兵死伤达七百多人，马尾船厂也遭到毁灭性的破坏。福建水师广大爱国官兵英勇抗击侵略者的顽强精神，是可歌可泣的。福州城外至今还留下了他们的义冢。
法国海军卑鄙的袭击，和福建水师的覆没，打破了清政府苟且偷安的迷梦。8月26日，清政府终于向法国宣战，令陆路各军迅速在越南进兵，沿海各地加强戒备，严防法军入侵。
法国侵略者偷袭马尾的暴行，激起了中国人民抗法斗争的怒潮。广东、福建、浙江、云南、贵州等地群众，纷纷起来同法国侵略者作斗争。特别在香港，船坞工人拒绝修理法国军舰，码头工人誓死不为法国轮船装卸。英国殖民当局出兵镇压时，各界爱国同胞展开罢工、罢市斗争，反对法国利用香港进行侵略战争。旅居美国、日本、新加坡、古巴等地的华侨，也纷纷捐款，支援祖国的抗法战争。
人民群众同仇敌忾的抗法斗争，有力地打击了法国侵略者。1884年10月，当孤拔指挥法军再次侵犯台湾时，淡水守军在当地猎户武装的有力配合下，奋勇迎战，使登陆的法军无以立足，纷纷逃回军舰。法军进攻受挫，改用封锁办法，孤立台湾守军。广东、福建、上海等地群众不断突破法舰封锁，向台湾运送物资，接济当地军民的抗法斗争。1885年3月，法国侵略军虽然攻占了澎湖，但当他们沿海北上，侵犯浙江镇海时，又遭到扼守招宝山炮台的中国军队的奋勇还击。孤拔的坐舰也被击中，他身受重伤，不久病死于澎湖。
陆路大捷
中法之间的陆路战争，仍在中越边境和越南境内激烈进行。
1884年年底，刘永福黑旗军配合西线清军，围困踞守宣光城的法军达三个月之久，城中被困法军几乎弹尽粮绝。
1885年2月，法国又一次增兵越南，在北越法军统帅波里也（Brière de I'Isle）指挥下，进攻谅山，直扑中、越边境。这时，东线清军由广西巡抚潘鼎新负责。他是李鸿章的老部下，忠实执行李鸿章的妥协政策，身处前沿阵地，不做认真备战。法军还没有到达，潘鼎新便一把火烧掉谅山城，退至镇南关（今友谊关），还觉得不安全，又继续逃到离关一百四十里的龙州，沿途纵兵抢掠。
2月23日，边境重镇镇南关陷落。法国侵略军在关前立柱，写下“广西门户已不复存在”的狂言。侵略者的嚣张气焰，激起中国军民更加激烈的反抗。镇南关周围的民众，也在关前立柱，针锋相对地写上：“我们将用法国人的头颅，重建我们的门户！”在人民群众反侵略热潮的推动和激励下，清军广大爱国官兵也挑起民族保卫战争的重担。老将冯子材，就是其中的杰出代表。
冯子材（1818—1903），字萃亭，广东钦州（今属广西）人，原是行伍出身，能征善战，素有骁将之称，参与过镇压太平天国和苗民起义。1882年前曾任广西提督。法国侵略者正在咄咄逼人地侵吞越南，冯子材“每日摩挲腰下刀”，渴望奔赴疆场，为国效命。他的报国壮志，引起了李鸿章一伙的猜忌。他一怒之下，愤然辞去广西提督职务，回到广东老家。随着法军攻占镇南关，祖国安危迫在眉睫，朝野上下援越抗法的正义呼声不断高涨。调任两广总督的张之洞，向朝廷推荐冯子材。这时，冯子材虽然病体未痊，当接到“率旧部援桂”的命令时，仍毫不犹豫地担负起保卫祖国边疆的重任，立即率领所部“萃军”（冯字萃亭，故所部称萃军）离粤赴桂，以帮办广西军务的名义，奔赴广西前沿阵地，被推举为“前敌主帅”。
冯子材团结各路将士，积极准备收复镇南关。当时，法军目睹中国军民的高昂斗志，便炸毁镇南关，退驻关外三十里处的文渊州，伺机反扑。冯子材驻师关内十里处的形势险要的关前隘，在两旁的高山峻岭上赶修炮台，并在隘口抢筑了一条横跨东西两岭的长墙，成为拱卫边防的屏障。接着，他部署各路部队：命令王孝祺驻扎在他后面半里远处，为后路；苏元春屯驻在关内二十里处的幕府，为西路；王德榜驻于关东面的油隘，为东路；冯子材本人，则率军当中路。从而形成掎角之势，互相策应。
法军见到冯子材布下严密防守的阵势，不敢正面出击，狡猾地改由侧翼攻击，以求一逞。冯子材获知法军这一诡计，毅然采取先发制人的策略，一面急派苏元春率军迎头堵击从侧翼来犯之敌，一面派出五营“萃军”，直捣法军另一据点扣波。
1885年3月13日，从侧翼进攻的法军遭到苏元春部队的迎击。当他们逃往扣波时，又受到捷足先登的“萃军”的狙截。进退失据的法军，只得弃甲曳兵，狼狈逃回文渊州。3月21日，冯子材亲率“萃军”和王孝祺部队，冒着法军的炮火，夜袭文渊州，捣毁两个堡垒，又一次打击了侵略者的狂妄气焰。
3月23日晨，盘踞谅山的法军倾巢出动，兵分三路，在开花大炮掩护下，扑向镇南关。冯子材立即部署各路人马，采取前后包抄的阵势，自己仍然当中路。法军集中兵力，以优势炮火猛扑中路，一举攻陷了五个堡垒中的三个。在此危急时刻，冯子材奋勇大呼：“如再让敌寇闯入关内，我们有何面目见两广父老！”在主帅爱国热情的激励下，将士们奋不顾身，拼命杀敌，制遏了敌军的疯狂攻势。这场恶战结束后，冯子材估计敌军会重新反扑，就以“誓与此墙共存亡”的壮烈誓言，鼓励将士提高警惕，捍卫长墙。
不出所料，次日黎明法军又杀气腾腾地分作几路猛扑过来，所用炸炮，不下千计，山岳震动，风云变色，猛攻中国军队前沿阵地长墙。冯子材率领部众作好“近身搏战”的准备，誓与长墙共存亡。凭借凌厉炮火掩护的法军，越过战壕，有的已经跃上长墙，形势千钧一发。冯子材当机立断，手执长矛，率领自己的儿子相荣、相华，大吼一声跃出墙外，杀入敌阵。其他将士也一齐涌出，个个争先效死，与敌杀成一团，展开一场短兵相接的肉搏战，使敌军的优势炮火失却了威力。在中国军队前后夹击下，侵略者死伤过半，溃不成军，向谅山方向逃窜。这场镇南关大捷，毙敌千余，擒斩数百，并夺取枪炮、弹药、干饼等不计其数，创造了辉煌的战绩。
法军在退守谅山后，一面积极布防，一面暂时休整，以便卷土重来。为了粉碎敌人的新阴谋，冯子材决心乘胜追击，于3月26日挥师南向，进取文渊州。该城法军倾巢而出，全力拒战，但冯子材四面环攻，挥刀直进，攻克文渊州，拔掉了法军又一重要据点。这时，法军在谅山坚筑营墙，准备固守。冯子材抓紧战机，同诸将商定“以正兵明攻驱骡，出奇兵暗袭谅山”的战略计划。3月28日，密派部队由小路埋伏到谅山周围，自己亲率主力向谅山正面进击。法军以密如飞蝗的炸炮，全力反扑。冯子材跃马入阵，冒着枪林弹雨，指挥全军左右夹攻，当场击伤法军前线司令尼格里（F．O．Negrier），在越南爱国军民的有力配合下，乘势劈开谅山城门，迫使法军仓皇溃逃北宁，从而取得了谅山大捷。与此同时，西线清军、黑旗军和越南义军互相配合，也在临洮打败法军。
镇南关—谅山大捷，从根本上扭转了整个战局，大张了中华民族的志气，使法国侵略者遭到了灾难性的失败，加剧了法国的国内矛盾。3月底，法军战败的消息传到巴黎后，巴黎人民立即游行示威，高呼“打倒茹费里”的口号。当天晚上，茹费里内阁在一片叫骂声中倒台。
《巴黎停战协定》
正当冯子材乘谅山大捷的有利形势，团结各路大军，下令跟踪追剿，准备和越南爱国军民同心协力，光复越南河山之际，突然传来了清廷的诏书，命令中国军队必须于4月7日全线停战撤兵，重演了一幕“金牌突诏岳家军”的历史悲剧。
原来，谅山大捷的喜讯报到北京后，李鸿章将此作为媚外求和的筹码。他立即向朝廷献策：“当借谅山一胜之威，与缔和约，则法人必不再妄求。” 慈禧太后本来就立意避战，被迫宣战后，从未中断过和法国的和谈活动，于是，她本能地接受李鸿章“乘胜即收”的建议，下诏停战撤兵，并派人急忙同法国媾和。前线爱国将士在接到停战诏书后，无不拔剑斫地，恨恨连声，一致请求主帅，向朝廷电阻和议，要求诛议和之人。然而，这一正义呼声，换来的却是腐败朝廷的严旨申斥，李鸿章更以孤军深入将会败坏全局的罪名，进行要挟。冯子材只得挥泪班师，忍痛将军队撤回中国边境。
1885年4月，由中国海关总税务司驻伦敦办事处苏格兰人金登干（James Dunean Campbell）代表清朝政府，在赫德的具体指使下，在巴黎与法国外交部政务司司长毕乐签订停战协定，重新肯定《中法简明条约》为有效。至此，中法战争正式结束。6月9日，李鸿章与法国驻华公使巴德诺，在天津正式签订《中法新约》，即《中法会订越南条约》十款。主要内容有：（1）中国承认越南是法国的保护国；（2）在中、越边界指定两处通商（一在保胜以上，一在谅山以北），法商可在此地居住，法国也可在此地设领事馆；（3）法国货物进出越南和广西边界，应减轻税率；（4）以后中国建造铁路时，应向法国进行商办；（5）法国撤走基隆和澎湖的军队。
就这样，中国不败而败，法国则不胜而胜，实现了发动这次侵略战争的主要目的。法国不仅夺取了整个越南，而且打开了中国西南的门户，还首次取得了在中国修筑铁路的特权。
中法战争不仅结束了第二次鸦片战争后形成的“中外和好”局面，而且，清朝政府在战争中的和战不定，尤其是在中国军队取得重大胜利之际求和丧权，进一步暴露出它腐朽无能和对外恐惧、软弱的心理。这次战争深刻反映了这一事实：在腐朽、反动的清朝统治下，任何新式的洋枪洋炮和办一些厂矿企业，皆不足以有效地抵御外侮，使中国转弱为强，由贫转富。因此，中法战争也初步宣告了历时已二十几年的“自强新政”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