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贸易同奴隶贸易一样卑鄙凶残。围绕禁烟问题，中华民族和西方资本主义侵略者展开了尖锐的斗争。“在这场斗争中，陈腐世界的代表是激于道义原则，而最现代的社会的代表却是为了获得贱买贵卖的特权——这的确是一种悲剧，甚至诗人的幻想也永远不敢创造出这种离奇的悲剧题材。”
罪恶的鸦片贸易
鸦片，俗称大烟，是用罂粟汁液熬制而成的麻醉毒品，原产于南欧、小亚细亚，后传于阿拉伯、印度和东南亚等地。因为它有催眠、镇静、止痛等作用，自明代以来一直作为药材征税进口。十七世纪，吸食鸦片烟的恶习，从南洋传入中国。此后，中国流行用烟枪灼火吸食，吸食者“瘾至，其人涕泪交横，手足委顿不能举”，“故久食鸦片者，肩耸项缩，颜色枯羸，奄奄若病夫初起”。 所谓鸦片贸易，也就成了毒品贸易。
输入中国的鸦片，主要有产于印度的孟加拉鸦片、麻洼鸦片，以及土耳其和波斯鸦片。西方殖民者侵入印度后，葡萄牙人首先从果阿、达曼向中国澳门贩运鸦片，但数量不大，1729年清政府下令禁烟前，每年不超过两百箱。1757年英国占领孟加拉后，迅即夺去其他各国商人和印度商人在孟加拉收购鸦片的权利，于1773年从加尔各答向中国试销鸦片成功。从此，英国成为最大的鸦片贩子。
1773年是英国对华鸦片贸易史上极为重要的一年。这一年，华伦·哈斯丁（W．Hastings, 1774年第一任印度总督）制定了英属印度政府的鸦片政策，帮助英国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哈斯丁明知鸦片是一种有害的奢侈品，明智的政府应该严格限制它的国内消耗；但却以垄断方式来增加生产，鼓励出口，毒害和掠夺中国人民。哈斯丁在印度总督任内一再强调，“不要干涉鸦片收入”。1797年，东印度公司又取得了制造鸦片的垄断权。经过几十年苦心经营，英国用强制或垫款的方式，在印度推广种植鸦片；垄断这种毒品的生产，并使鸦片的调制适合中国吸食者的口味；然后由政府官员在加尔各答市场标价拍卖，交走私商人贩往中国。这样，到“1800年，东印度公司就已经将在印度种植鸦片和在中国推销鸦片的技术，发展到了完善的地步。”
英国在印度设立的鸦片制造厂仓库
清政府是三令五申禁止贩运和吸食鸦片的。1729年（雍正七年），清政府颁发第一道禁烟诏令，对兴贩鸦片、私开烟馆者治刑，但对吸食者尚未论罪。自1780年（乾隆四十五年）至1839年（道光十九年）的六十年间，清政府上自朝廷，下迄督抚衙门，先后发过四十五道严禁贩运和吸食鸦片的谕旨、文告。但是，由于外国鸦片贩子走私与行贿并用，清朝整个官僚体制腐败，明发禁令，暗受贿赂，因此不管是道光以前采取的“塞源”（禁止鸦片输入）、“遏流”（查禁内地私销），还是道光时期加上的“正本”（禁止官民吸食），都没有能收到禁烟的预期效果。
从十九世纪初年到鸦片战争前夕，输入中国的鸦片数量急剧上升。1800年为四千五百七十箱，1838年递升达四万零二百箱，增加了将近八倍。在这三十九年里，英美鸦片贩子把四十二万七千六百二十箱鸦片运进中国， 从中国掠夺了价值三四亿银元的财富。这一时期，外国对华鸦片贸易的大致情况是：
1800—1820年，东印度公司和鸦片贩子用行贿为走私铺路，以黄埔为走私中心，每年平均销售鸦片达四千二百四十四箱。
1822—1830年，外国鸦片贩子在东印度公司驻广州大班默许下，以停泊伶仃洋面的趸船为据点，进行赤裸裸的武装走私，每年平均销售鸦片一万一千八百零四箱。“快蟹”“扒龙”（帆张三桅，左右快桨各二三十，配备枪炮，航行快速的走私船）在伶仃洋面由趸船起运鸦片，向沿海各口武装走私，并通过大小“窯口”（私卖鸦片的店铺），对中国内地布下鸦片走私网。
1831—1838年，武装走私更形猖獗，鸦片输华激增，由1831年的一万六千五百五十箱，猛升为1838年的四万零二百箱，每年平均销售量高达二万七千五百五十七箱。
三十年代鸦片贸易的恶性扩展，是英印政府竭力扩大孟加拉鸦片生产和鼓励麻洼鸦片大量出口的结果。从1830年开始，英印政府在不到十年的时间里，开辟了十五个种植罂粟的新产区，制定了对超产农户实行奖励的办法，从而使孟加拉鸦片的生产和销售量增加两倍以上。征收低税率过境税的办法，则使原先由葡属口岸达曼出口的麻洼鸦片，十分之九改从孟买大量输往中国。对于东印度公司的鸦片走私贸易，伦敦的英国政府历来是默许和包庇的。1833年，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一译巴麦尊，H.J．T.Palmerston, 1784—1865）在给首任驻华商务监督律劳卑（Napier, 1786—1834）的训令中，特别提醒：“不要忽视这样的事实，他无权干预或阻挠英国在中国早已获得的鸦片贩运特权。” 从1834年开始，东印度公司的贸易垄断权结束了。这时，鸦片贩子在英国政府支持下，打着“自由贸易”的旗号，凭借快船利炮，更加放肆地走私鸦片。1839年，大鸦片贩子查顿（William Jardine），在英国下院作证时，曾毫不掩饰地说：“上下院在所有主教们的支持下发表过声明，认为废除鸦片垄断是不适宜的”。 这一切都表明，英国政府对于鸦片走私的猖獗，是负有罪责的。
英国贩运鸦片的走私船只
美国烟贩的罪恶仅次于英国。当时在广州的美商，除奥立芬洋行外，其余都经营鸦片贸易。据马士统计：1805—1836年（中间缺十年数字），美国烟贩从土耳其运到广州的鸦片共九千六百四十四箱。另一个美国人丹涅特则认为：“土耳其鸦片在中国交货的数量究竟有多少，因为走私的数字很大，实在无法确定”。“据一个大规模经营鸦片贸易的人声称，美国人每年销出的鸦片，自一千二百担到一千四百担。” 这就比前一个数字的每年平均数大多了。普金斯洋行和旗昌洋行，都是美国在中国的巨大贩毒组织。适应大规模鸦片走私的需要，他们特别建造了许多速度快又装备着重武器的“飞剪船”。为了掩饰贩毒罪行，有的美国传教士甚至诡辩：“鸦片无害于中国人，就像酒无害于美国人一样”。
沙皇俄国从十九世纪三十年代起，也由中亚细亚向中国贩运鸦片，成为从陆路来的鸦片贩子。
罪恶的鸦片贸易，给东印度公司、英印政府和鸦片贩子带来的是十倍于成本的惊人利润。以1813年为例，一箱上等孟加拉鸦片“公班土”，成本不过二百三十七卢比，市场拍卖价格却是二千四百二十八卢比；其中，约三分之二利润进了东印度公司的腰包，三分之一则以鸦片税的名义归英印政府所得。英印政府每年从鸦片专卖和过境税中取得的收入，占其全年财政总收入的十分之一左右；以1835—1839年为例，鸦片收入平均每年一千八百万卢比，折合白银五百十九万六千多两。至于从印度向中国贩卖鸦片，一转手就能牟取将近百分之五十的暴利。
罪恶的鸦片贸易，又是英国资产阶级扭转对华贸易逆差，打开中国市场的主要手段。如果仅仅从正当商品来分析中英贸易，那么到十九世纪三十年代，中国仍然处于每年出超二三百万两白银的有利地位；但一加上鸦片贸易这只砝码，贸易收入的天平就完全倒向英国。1839年11月，伦敦的“印度与中国协会”主席、下院议员、资本家集团代表拉本德（G.G．de H．Larpent）等人，在给外交大臣帕麦斯顿的信中谈道：自1837年7月1日到1838年6月30日，广州从英国进口的货物中，鸦片一项就占了三百三十七万英镑（每镑合四元），抵销当年全部中国对英出口额三百一十四万英镑还有余。无怪英国资产阶级的孟买商会在《致大不列颠各地东印度与中国协会书》中，恬不知耻地赞颂鸦片贸易，说：“输出鸦片对于商务是有重大利益的，这就是把那个人口最多、资源最富的帝国的财富吸收出来，而用鸦片换来的白银，则使英属印度的大片土地喜气洋洋，人丁兴旺，也使得英国制造品对印度斯坦的输出大为扩张，更使得这方面的海上航运与一般商务大为兴盛，并且，还给英属印度的国库带来一笔收入，其数超过整个孟买全省的田赋总额”。
巨大的社会灾难
鸦片侵略使利欲熏心的鸦片贩子们大发横财，使英国政府在政治上和财政上获得难以估计的好处；但对被侵略、被掠夺、被毒害的中国来说，却是一场巨大的社会灾难。
首先，鸦片流毒全国，给中国封建经济带来严重祸害。
由于鸦片输入激增，中国每年要流出大量白银。中国虽然产银很少，但长期来由于外贸出超，每年都有白银流入。英国对华贸易在1721—1740年间，有百分之九十四点九是以白银来支付的，输入的货物仅占百分之五点一；即使在1792—1808年的十七年间，中英贸易结算，中方收益仍高达八百万英镑，合三千二百万银元。但从鸦片大量涌进后，白银流向发生了根本变化。《英国议会文件》提到，1829—1840年间，从中国“输出国外的现货（银元、纹银和黄金）则几达五千六百万元”。 据估计，鸦片战争爆发前二十年间，从中国外流的白银，累计一亿元以上（每年平均约五百万元），相当于那时货币流通总额的五分之一。
大量白银外流，造成银贵钱贱。当时中国通用的货币是白银和制钱（圆形方孔的铜钱），规定每两银子换制钱一千文。尽管市价与官价间容有出入，直到嘉庆朝（1796—1820）为止，波动幅度一般都没有超过两百文。但从道光朝（1821—1850）开始，银贵钱贱情况日益严重，到1838年，每两银子竟可换钱一千六百三十八文。银贵钱贱的最大受害者是劳动人民，因为农民和手工业者出售自己的少量产品时，得到的是铜钱，但“完粮纳课，均需以钱易银”，这样，他们的实际赋税负担，无形中增加了百分之五六十。中小商贾也受影响，以各省经办盐课的商人来说，“卖盐俱系钱文，交课尽归银两，昔则争为利薮，今则视为畏途”。
白银外流、银贵钱贱的结果，又造成百业萧条、市场凋敝，使本已停滞的封建经济，更加衰败。林则徐曾对苏州南濠和湖北汉口这些著名的商业集散地进行调查，发现各种货物销路皆疲，重要原因是鸦片吸走了作为市场交换手段的白银。这一切，不仅使老百姓陷入困境，也使清政府国库空虚，财政拮据。结果，封建经济出现严重的危机。
其次，鸦片使愈来愈多的中国人，在心灵和肌体两方面受到毒害。
鸦片最初只在沿海一带行销，后来通过大小窯口和广货挑担深入内地，1829年已滋蔓十几个省。吸食鸦片的，起先只是一些过糜烂生活的贵族、官僚、地主、商人和纨绔子弟，后来逐渐扩大到了依附统治阶级的各色人等，如宫廷太监、幕友、差役、轿夫、商贾、娼妓、优伶、僧尼道士，甚至连驻防旗兵、绿营兵丁也都手握烟枪，吞云吐雾。据估计，1838年，中国吸食鸦片的“瘾君子”已有两百多万。马克思在为《纽约每日论坛报》所写的一篇社论中，引用英国人蒙哥马利·马丁（Montgomerie Madding）的话，痛斥鸦片贸易比奴隶贸易更残酷，因为“鸦片贩子在腐蚀、败坏和毁灭了不幸的罪人的精神世界以后，还折磨他们的肉体”。
第三，鸦片贩子的大量行贿，使清王朝的吏治更趋溃烂。
“政以贿成”，是封建官僚政治的明显特征。从乾隆朝开始，皇帝专用亲信的内务府旗人为粤海关监督，通过这个渠道勒取报效，搜括珍奇。1790年曾一度下令，不准呈进钟表、洋货等物。但1820年又规定“办贡”，不仅给粤海关监督开了一份贡品清单（如朝珠、钟表、镶嵌挂屏、珐琅器皿、千里镜等），要粤海关以“备贡”为名，向皇帝交纳现银（每年十五万两），而且还用发售人参的名目，向行商高价勒索。就这样，粤海关从鸦片走私中受贿，皇帝则从粤海关分肥。
上行下效，广东、福建沿海一带官员兵弁，也泰然自若地从鸦片走私中得贿获利。以广东为例，1826年两广总督李鸿宾装模作样地设巡船缉私，但巡船每月受规银三万六千两，放私入口。水师副将韩肇庆专以护私渔利，1837年与洋船约定，每万箱送数百箱交水师“报功”，甚或以水师船代运进口。而韩肇庆反以缴烟有功，保擢总兵，赏戴孔雀翎。福建情况也是黑幕重重，水师官兵的收入，竟有十分之九来自规银。
清政府因其腐败而受贿放私，又因受贿放私而更加腐败。上自清朝皇帝、地方督抚，下至禁烟缉私的官员兵弁，相当一部分人直接间接都从鸦片走私得贿取利。所谓禁令，除供官员作为勒索更多规银的“上方宝剑”挥舞外，几乎一无用处。
鸦片侵略成了中国严重的社会问题。人民群众视罂粟为“妖花”，比鸦片为“毒蛇”，斥走私船为“鬼船”，愤怒控诉英、美侵略者“贩卖鸦片，毒我生灵，伤民命奚止数百万众，耗民财奚啻数千万金！” 1817年5月，美国船窝巴士号夹带鸦片，偷赴广东香山县海面兜售，当地渔民、疍户自发地组织起来，打死美国烟贩五人。1828年，长江、淮河流域一带人民，因痛恨烟毒泛滥、银价高涨而酝酿“闹西洋”。
禁与弛禁之争
鸦片输入在经济上、政治上造成的灾难性恶果，中国人民要求禁烟的强烈呼声，不能不在封建营垒中引起反响。从1836年起，清朝统治阶级内部，出现了一场要不要禁烟的激烈论争。
弛禁派以道光皇帝最信任的首席军机大臣穆彰阿和大学士、直隶总督琦善为代表，他们竭力反对禁烟，主张对鸦片侵略妥协，反映了贵族、官僚、地主、商人中与鸦片贸易直接有关的受贿集团、烟贩子和瘾君子的利益。太常寺少卿许乃济是这一派的吹鼓手。禁烟派以湖广总督林则徐和鸿胪寺卿黄爵滋为代表，他们主张严禁鸦片，对外国侵略者进行斗争，反映了在一定程度上受鸦片泛滥之害的中小地主和商人的利益，表现了地主阶级改革派企图借助广大人民的禁烟要求，来达到自己外抗侵略、内求变革的政治主张。内阁学士兼礼部侍郎朱嶟和兵科给事中许球，则是禁烟派的思想前驱。
1836年6月10日，许乃济上奏道光皇帝，提出鸦片弛禁论。他鼓吹鸦片无害、吸食鸦片“不尽促人寿命”，中国人口决不会因此减少，要禁也只需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民间贩卖吸食可以“一概勿论”。同时又声称“例禁愈严，流弊愈大”，“鸦片终难禁绝”。许乃济虽然无法否认鸦片走私引起白银大量外流的事实，但却主张鸦片贸易合法化，“准令夷商将鸦片照药材纳税，入关交行后，只准以货易货，不得用银购买”。他甚至提出，要“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发展本国烟土以抵制外洋鸦片。这就是弛禁派“杜漏卮而裕国计”的全套方案。
许乃济奏折在朝廷有强有力的支持者，因而上递不过两天，即由道光皇帝传谕军机大臣，要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 、粤海关监督文祥会同议奏。英国第二任驻华商务监督义律（Charles Elliot）得到消息后，立即在7月27日报告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说：许乃济主张弛禁论的直接影响，将要刺激印度的鸦片种植；并预计“不久的将来，清朝政府的烟禁就会显著地松懈下来”。 从鸦片贸易中得利的广东行商，也为许乃济的奏折叫好，他们立即向两广总督呈文，提出了使鸦片运销合法化的各项具体措施。不久，邓廷桢、祁 、文祥根据行商意见，拟订章程九条上报道光皇帝，赞成弛禁。
在清廷官员中，首先上书道光皇帝驳斥许乃济弛禁论的，是朱嶟和许球。
1836年9月，朱嶟奏请严禁鸦片。他指出，鸦片不仅使民弱无可救药，而且营伍官兵一经沾染，“烟瘾来时，手足瘫软，涕泪交流，又安能勤训练而成劲旅乎？”朱嶟强调，各省封疆大吏如能督率文武员弁，“实力搜查，认真擒捕，取其正者，置之严刑”，禁烟是能够取得成效的。他讽刺那种只禁文武员弁、士子兵丁，而不禁民间贩卖吸食鸦片的做法，就像“掩耳盗铃”一样愚蠢。他认为，允准鸦片纳税入关，是名不正而言不顺。若能禁止白银外流，也就一定能禁止鸦片输入，严申禁令既能立弭二患，又何必弛禁鸦片？朱嶟是云南临安府通海县人，深知“云南一属，种罂粟者漫山遍野，鸦片之出产，总亦必不下数千箱，然而出洋之银，不见减于昔日”。因此他认为，“宽内地民人栽种罂粟之禁”，决不可能使外洋鸦片“不禁而自绝”。
与朱嶟同时，许球在奏折中也严正驳斥许乃济的谬论。他说：“不禁其售卖，即不能禁人之吸食。”“必先严定治罪条例，将贩卖之奸民，说合之行商，包买之窯口，护送之蟹艇，贿纵之兵役，严密查拿，重法惩治，如是而内地庶可肃清。”对外国鸦片贩子，许球主张重点打击那些“著名奸猾者”，如查顿、颠地（L.Dent）等，并勒令寄泊伶仃洋、金星门的鸦片趸船全部回国；如不再贩卖鸦片，仍准照常互市，倘若再贩，不仅停止互市，且将依法处死。许球特别指出：“彼国不食鸦片，而专欲毒害中华，彼国不来洋银，而专收内地银两，其处心积虑，不堪设想。”强调只有严禁鸦片才能防患于未然，“倘竟迁就因循”，“及至民穷财绌，万一有事，何以御之？”
禁烟运动的领导者林则徐
禁烟派义正辞严，他们维护清王朝的耿耿忠心，使在禁烟问题上举棋不定的道光皇帝，态度起了变化。1836年11月以后，喧嚣一时的弛禁论被迫收敛。两广总督邓廷桢从1837年春起，由弛禁转为倡禁，咨会水师提督关天培，加劲查私，一遇走私船艇，奋勇兜擒，解省严究。但英、美鸦片贩子以大利所在，不愿放弃，当中国烟贩不能从趸船起货时，外国烟贩便亲自出马。1838年最初几个月内，配备武装并悬挂英国国旗的欧洲走私船艇，由八九艘猛增至三四十艘，满载鸦片，肆无忌惮地从伶仃洋闯入广州江面出售，迫使清政府不得不另筹对策。
1838年6月2日，黄爵滋向道光皇帝上疏“请严塞漏卮以培国本”，第一次提出以死刑重治吸食者的主张。他指出：“夫耗银之多，由于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于食烟之众”；只要限期一年戒烟，过期仍然吸食者，平民处以死刑，官员加等治罪，必能以严刑重法断吸食者之瘾。“无吸食者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如是则漏卮可塞，银价不致再昂”， 财政问题也就迎刃而解。道光皇帝将这一奏折传谕各省议奏。10月间，各省督抚陆续复奏二十八份。直隶总督琦善、云贵总督伊里布等二十人，虽对禁烟不敢公然置否，但反对以死刑重治吸食者，甚至说：“烟禁严则船来必少，或恐短课累官”。 只有湖广总督林则徐等八份复奏，赞成黄爵滋的主张。
林则徐（1785—1850），字元抚，又字少穆，晚号竢村老人，福建侯官（今福州）人。他痛感鸦片流毒中华，造成“民穷”“兵弱”“银涸”的灾难，在湖广总督任内（1837年2月至1838年11月），就已雷厉风行地查拿烟贩，收缴烟具，配制和推广断瘾药丸，禁烟卓有成效。从1838年7月至9月，林则徐三次复奏道光皇帝，赞成黄爵滋的主张，认为大病须下重药，对鸦片吸食者来说，只有“死罪二字，足以怵其心志”。鉴于鸦片祸害中华，林则徐大声疾呼：“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 充分表现了林则徐目击鸦片流毒无穷，忧心如焚，强烈要求抵抗外国侵略、挽救民族危难的爱国心情。
兵和饷是清朝统治的命根子。如果“无兵”可使，“无银”充饷，那将是个多么严重的局面！林则徐的话击中了要害。道光皇帝从维护封建统治出发，决定采纳严禁鸦片的主张，1838年10月25日发布谕旨，要各省“同心合意，不分畛域，上紧查拿，毋得稍行松劲”。 同一天，道光皇帝将抽鸦片的庄亲王革去王爵，辅国公革去公爵，各罚应得养赡钱粮二年。过了三天，又将两年前提出弛禁论的许乃济降职惩儆。12月26日，林则徐奉旨抵京。道光皇帝在八天中连续召见八次，29日赏林则徐在紫禁城内骑马，31日派为钦差大臣，节制广东水师，前往广东厉行禁烟。
严禁派的立足点，当然是维护封建王朝利益，但在民族利益受到侵害之时，主张抵抗外来侵略，消灭烟毒祸害。在这一点上，他们和人民的愿望是一致的。
虎门销烟
1839年1月8日，林则徐离京赴粤，踏上征途。出京前夕，林则徐明知身蹈艰危，但在致友人书中表示：他将“置祸福荣辱于度外”，誓“为中原除此巨患，拔本塞源”。 为摆脱沿途官僚应酬奉承，避免州县驿站借机勒索，扰累百姓，林则徐在起程当天，就由河北良乡传牌至广东省城，下令“所有尖宿公馆，只用家常饭菜”，“随身丁弁人夫，不许暗受分毫站规门包等项”。 轻装简从，驰赴广东。
早在林则徐到达之前，广东人民反对英、美鸦片侵略的群众性自发斗争，已经沸腾起来。1838年12月12日，外国鸦片贩子为阻止清朝官员在广州商馆前的广场上处决中国烟贩而捣乱刑场，挥舞棍棒，逢人便打。这一侵犯人身和中国主权的蛮横行为，激起中国人民的愤慨。顷刻之间，上万群众包围商馆，拆毁木栅栏，以砖瓦石块为武器，打碎商馆窗户，反击外国侵略者的挑衅。与此同时，两广总督邓廷桢等也上奏道光皇帝，表示要与钦差大臣“共矢血诚，力除鸦片”，成为林则徐在禁烟斗争中得力的配手。
1839年3月10日（道光十九年正月二十五日），林则徐到达民族矛盾最尖锐的地区和禁烟斗争的最前哨广州。诨号“铁头老鼠”的英国大鸦片贩子查顿，早在两个月前已闻风远飏；另一个大鸦片贩子颠地，却躲在广州伺机行事。
第一个星期，林则徐主要精力用于了解情况，部署力量。3月18日开始行动。当天，他发出两件谕帖。在给行商的谕帖中，历数他们勾结外国烟贩，与海关书吏串通作案的违法活动，勒令他们将另一份谕帖转交外国烟贩，限三日内取结禀复。在给外国烟贩的谕帖中，林则徐痛斥他们“骗人财而害人命”，限令将存贮趸船的鸦片“尽数缴官”，签名出具中、英文具结，保证“嗣后来船，永不敢夹带鸦片，如有带来，一经查出，货尽没官，人即正法，情甘服罪。”林则徐向外国烟贩庄严宣告：“若鸦片一日未绝，本大臣一日不回，誓与此事相始终，断无中止之理。”
3月21日，外国烟贩和商人四十名，在各国商人公所紧急会议，商讨对策。议决由公所出面，给行商写一封简信，推说“钦差的谕令，既如此严重，包括着各方面的利益，他们必须详加考虑，尽早答复，但不能马上回答”。 3月22日下午，林则徐传讯颠地，颠地拒绝。英国驻华商务监督义律也在这一天接到林则徐3月18日谕帖抄本，立即写信给外交大臣。24日，义律由澳门赶到广州商馆，怂恿烟贩们不要缴鸦片，并以珠江口还停有一艘英国军舰，为烟贩们撑腰壮胆。这天晚上，他又指使颠地逃窜，被商馆内中国工人截回。
为了维护国家主权和法令尊严，林则徐在3月24日下令封舱，停止各国贸易；同时，派兵严守商馆，撤退中国雇员，断绝趸船与商馆之间的交通。25日，义律再施狡计，要求颁发牌照，撤退所有在广州的英人英船。林则徐痛斥义律阻挠禁烟，在商馆墙上张贴告示，敦促外国烟贩迅速缴烟具结。
3月27日，义律被迫表示愿呈缴鸦片，但暗中却耍弄阴谋。他不仅以英国政府代表的身份，命令英商缴烟，而且声明全部烟价以后由政府赔偿。这样，就把中国处分鸦片贩子的问题，扩大为中英两国政府之间的争端，为英国发动侵华战争制造借口。同时，他还劝美商同时缴烟，由英国政府保证赔偿损失，使美国鸦片贩子和英国采取联合行动，成为它的侵华帮凶。
4月至5月间，林则徐、邓廷桢率领文武官员，从漂泊于洪涛巨浪之中的贩毒巢穴趸船上，收缴了二万多箱鸦片（其中一千五百四十箱属于美国烟贩），共计二百三十七万六千多斤。从6月3日起到25日止，全部在虎门当众销毁。
1839年6月3日（道光十九年四月二十二日），这是一个值得纪念的日子。广州人民满怀着对外国侵略者的义愤和对禁烟斗争的胜利喜悦，群集虎门海滩，观看销烟壮举。只见海滩高处，挖了长宽各十五丈的两个池子，前设涵洞，后通水沟，池周围以栅栏。林则徐亲临虎门，督率官兵工役，先由沟道车水入池，撒盐成卤，所有箱内烟土，逐个切成四瓣，投入卤中，泡浸半日；再将整块烧透石灰，纷纷抛下，顷刻便如汤沸，不炊自燃。复雇人夫多名，各执铁锨木爬，立于跳板之上，往来翻戳，务使尽化。俟至退潮时候，启拔涵洞，随浪送出大洋，并用清水刷涤池底，不任涓滴留余。外国商人和鸦片贩子们原以为中国人不会焚毁一两鸦片的，大部分鸦片一定会被偷去。但是他们在观看虎门销烟之后，也不能不钦佩林则徐禁烟的认真和彻底。
禁烟运动是中国人民反侵略的正义斗争。虎门销烟，以实际行动打击了鸦片贩子的犯罪行为，向全世界表明了中华民族反抗外国侵略者的无畏斗志和中国人民纯洁的道德心。中国人民缅怀先烈，新中国成立后在天安门广场建立的人民英雄纪念碑，第一幅巨型浮雕，就是虎门销烟的壮观场面。
禁烟斗争的第二个回合
第一回合中国胜利了。接着，围绕具结问题，展开了禁烟斗争的第二回合。
从形式上看，这时中英争端胶着于“人即正法”四字，林则徐坚持，义律顽抗，双方争执不下。实质上，林则徐责令外船具结进口，这是一个主权国家为了根绝毒品贸易而采取的必要的合法的措施；义律维护的，却是鸦片贩子的毒品走私。10月27日，林则徐、邓廷桢在给义律的谕帖中，明确地指出：“所谓正法者，乃专指夹带鸦片之人言之，果不夹带，即照式具结，有何妨碍？……其不愿遵照结式者，明系仍欲售私，此心大不可问”。
在禁烟斗争中，林则徐的基本政策是：“鸦片必要清源，而边衅亦不容轻启。”对于鸦片，他坚持除恶务尽；对于中外争端，谋求和平解决；对于外国商人，注意区别对待，“奉法者来之，抗法者去之。”“正经贸易者，加以优待，倘有带烟发觉，立正刑诛”。 因而义律缴烟后，林则徐即在5月2日下令，准许开舱贸易。截至年底，各国商船已有六十二艘遵照规定具结入口，甚至个别英国商船也要求具结进口。
义律在顽抗具结的同时，竭力扩大事态。4月中，请英印总督派尽可能多的兵船来中国示威。5月，下令全体英商速离广州，禁止英船进黄埔贸易。7月以后，更借林维喜案件肆意挑衅。7月7日，一批英国水手在九龙尖沙咀行凶作恶，殴打当地中国居民，内中林维喜因伤重于次日身死。案发后，林则徐多次派员交涉，要求义律交出凶手。义律非但包庇杀人凶犯，而且用一千五百银元收买死者家属，要他们证明是“误伤致死”。8月12日，又公然侵犯中国法律主权，在一艘英国船上设立法庭，只判五名行凶者以轻微罚金和所谓“监禁”。接着，就把未能查出凶犯作为“审讯”结果，通知中国当局。
8月15日，林则徐下令停止对英船柴米食物的供应。义律等退居货船，寄碇海上以待武装接应。8月底，英舰窝剌疑号自印度驶抵香港。义律顿时嚣张，于9月4日下午二时通知九龙中国官员，限在半小时内准备好供应物品，否则就要轰击中国水师兵船。当英军舰艇三艘发炮进攻时，中国三艘水师船立即英勇回击。挑起九龙海战的罪魁，就是义律！
10月15日，英国商船担麻士噶号冲破义律的阻挠，履行具结手续，驶入广州贸易。11月3日，当另一艘英国商船撒克逊号具结进口，驶近虎门时，义律竟悍然派兵船两艘“追令折回”，并向在穿鼻洋面保护这艘英国商船进口的中国水师进攻，酿成穿鼻海战。广东水师提督关天培挺立桅前，指挥水师官兵向窝剌疑号连轰数炮，将其头鼻打断，船头的英国兵纷纷滚跌入海。经一小时激战，打得英国兵船帆斜旗落，且御且逃，中国水师也有三船受伤。此后，从11月4日至13日的十天内，英国侵略者在珠江口官涌一带，连续发动六次武装挑衅，都被中国官兵击退。
英国侵略者一面交涉，一面调兵；一面谈判，一面挑衅。但是，它的所有进攻都未能得逞。原因何在？
从中国方面看，林则徐对禁烟是下了决心的。他怀着维护国家主权、根绝鸦片祸害的满腔热血，为抵抗外国侵略而战。“若鸦片一日不断，即一日不肯歇手”。 这种坚韧不拔的意志，在民族斗争的烈火中，把林则徐从禁烟派的首领，铸锻成为抵抗派的首领。
在外交上，林则徐是坚持正义立场，讲究斗争策略的。在一个长期闭关自守，对世界大势茫然无知的封建国家里，林则徐办外交能有如此成绩，是与他睁大眼睛看世界，下决心了解西方分不开的。初上任时，林则徐也和当时一般士大夫一样，并不了解中国以外的资本主义世界，偏狭自大地认为：“我天朝君临外国，尽有不测神威”，外夷“自然畏服”；误以为“茶叶、大黄，外夷若不得此，即无以为命”。 但在和外国人打交道中，很快意识到：“必须时常探访夷情，知其虚实，始可以定控制之方”。 除调查研究外，林则徐还组织专人翻译外文书报，编译《华事夷言》《四洲志》和《各国律例》等，以了解外国情况。正因为这样，林则徐才能对世界的认识由无知逐渐进到有知，从而有助于在外交斗争中作出比较实际的判断和部署。
在国防上，林则徐竭尽全力以加强战备。1839年3月，邓廷桢和关天培已在虎门海口武山、横档山之间江面最狭处，安设两道横江木排铁链，用以堵截入侵敌船。林则徐在穿鼻海战和1840年1月5日接任两广总督之后，更大力整顿海防，积极准备战守。原先他对敌军情况也是若明若暗，甚至认为英军“腿足缠束紧密，屈伸皆所不便”。几经交手，才知道英国“以其船坚炮利而称其强”，“乘风破浪，是其长技”，所以主张避敌之长，攻敌之短，尽量不与敌军在海上接仗，而是“以守为战，以逸代劳”。 为此，他抓紧增修虎门炮台，加固两道排链，购置和仿制西洋大炮，使虎门炮台的大炮增至三百余门。同时，会同关天培切实训练和提高水陆官兵的作战能力。
尤其可贵的是，林则徐在备战御侮时，相信“民心可用”。根据英人藐视水师、害怕渔民这一情况，林则徐招募渔民、但户丁壮五千人，编为水勇，授以火船，精练夜袭火攻之法。后又发布告示，宣布：“如英夷兵船一进内河，许以人人持刀痛杀。”正因为林则徐在一定程度上相信“民心可用”，力求“处处有备”，所以他才能在广东人民支持下，抵御英国“船坚炮利”的凶焰。
当然，林则徐是地主阶级中的一员，他组织团练，主要相信和依靠的是地主阶级的“正士端人”；所招募的丁壮水勇，固然来自劳动人民，但他一面要“用”，一面又怕。怕他们“借端生事”，因而主张“驾驭必须得法”，“以杜日后非为”。 归根到底，他的禁烟事业和抵抗活动，不能不以道光皇帝的意旨为转移。
直到穿鼻海战获胜为止，林则徐在广东禁烟御侮的措施，大抵都得到道光皇帝的谕准。在披阅林则徐《谕各国商人呈缴烟土稿》时，道光表示：“朕心深为感动，卿之忠君爱国，皎然于域中化外矣。” 然而，虚骄自大的道光并不了解敌情，也没有意识到斗争的艰巨性、复杂性。12月13日得穿鼻海战奏报时，更忘乎所以，认为禁烟斗争已成过去，命林则徐停止一切对英贸易。同时，以“不应若是办理”，批责林则徐对英商区别对待的正确做法。林则徐岂能违抗圣旨？只得在1840年1月5日布告，断绝中英一切贸易。
道光皇帝哪里知道，正当他踌躇满志地以为“该夷等自必畏慑投诚，吁求免死” 时，英国资产阶级政府已决定为维护罪恶的鸦片贸易，而将战火烧到中国大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