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农业生产发展的基础上，宋代手工业得到了全面的、前所未有的发展。采煤、冶金、纺织、食品加工、造船、军工、造纸、印刷、陶瓷等许多手工业都得到了发展，同时还发展起来一些新的手工业部门。所有这些手工业，基本上可以分作两类：一类是官营手工业，一类是私营手工业。官营手工业为满足官府的需要而进行生产，其产品不具有商品性质，个别的产品则由于公开出售而具有商品性质。私营手工业的产品，大都为出卖而进行生产，因而具有商品性质，但这类生产很多是小商品生产。由于宋代手工业的巨大发展，宋代城市经济、商品交换比唐唐代也有了重大的发展。下面从手工业生产技术的进步、手工业生产的分工和手工业作坊内部分工，来说明宋代手工业的巨大发展。
一 从生产技术的进步看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宋代科学技术在当时世界上居于领先的地位，，这一点已为世界科学技术界所公认。 尽人皆知，我国古代的“四大发明”，其中的火药、活字印刷术和指南针，都是在北宋一代发明的。“三大发明”确是宋代科学技术进步的重要标志，值得大书特书。但宋代科学技术的进步，绝不限于上述“三大发明”，它在许多手工业生产部门都表现了这一点，从而说明宋代科学技术进步具有广泛的性质。
（一）造纸技术的重大改进
宋代的纸是在唐末五代的基础上在制作技术有了重大的改进，并在某些方面有所突破。 宋纸除去用来写字、绘画、印刷纸币和书籍之外，还有许多特殊的用途。做成纸衣，即是特殊用处之一。以纸为衣，不始于宋。周世宗鉴于唐代陵寝的破坏，对臣僚们说，他死后，“当衣以纸衣，敛以瓦棺”，可见在后周时候即以纸为衣了。但宋代衣纸的不是死人而是活人。宋太宗时一个名叫蒋元振的知州就曾“缝纸为衣”。实际上，贫苦的人们，衣纸并不是什么稀罕的事情。苏易简在《文房四谱》中曾记载制作纸衣的方法，称“山居者常以纸为衣”，又称“歙中有人造纸衣段可大如门阖许”。官府中用纸衣救济贫苦，所谓“纸衣以御寒民”者是也。边防上的军队甚至衣纸擐甲，甲也用纸做成。除此而外，还有纸帐、纸衾、纸被等等。据赵蕃的记载，“初寒无衾，买纸被以纾急”。纸被竟作为商品而出现在市场上，可见这种制作的数量也颇为可观了。综合上述，五代以来到两宋，纸不仅产量多，而且经过技术制作的进步，纸的韧性也相当强，否则耗纸量相当大的纸账纸被是生产不出来的。这是宋代造纸技术进步所表现出来的第一个突出的特点。
宋代造纸的原料多种多样，除传统的麻纸外，还有竹、桑皮、楮、藤、麦茎、苔和稻秆之类。各个地区就地取材，制造出来赋有地方特色的名牌产品。宣州、歙州制作的纸极其精美，其中歙州绩溪的龙须纸在宋代很有名，尤其是宣纸历千余载，至今仍负盛名。两浙的剡纸、由拳纸、温州蠲纸都具有“洁白坚滑”的特点，其中温州蠲纸为最佳。蜀川是宋代造纸的一个重要地区，在宋以前，这里所产的麻纸，就有“玉屑”、“屑骨”之号，南唐李后主派人从蜀川学来这一造纸技术，于六合仿制成功：“今本土所出麻纸，无异玉屑，盖所造遗范也。”蜀川最有名的是所谓的薛涛笺，这类彩色的十色笺，“隐起花木麟鸾，千状万态”，因而一直为人们所称赞。如彭汝励的诗有云：“香销翠玉花枝软，影落青云凤翼低。”便是形容蜀笺之美的。各地区虽都有自己特点，但也有它们的共性，即：从制作技术上看，名牌产品都具有厚薄均匀一致这一共性。这是宋纸在制作技术改进上所表现出来的第二个特点。
宋纸的第三个特点是，纸幅比前代增大了。陶谷在《清异录》曾记载他家所藏的徽纸纸幅长一丈以上；明代文震亨则提到宋代的纸幅长三丈以上乃至四五丈。宋纸纸幅之所以增大，根本原因在于改变了此前将纸浆涂于墙壁的做法，实行新的制作技术。这个新技术是：第一步，把各种原料捣碎，沤成纸浆，“歙民数日理其楮，然后于长船中浸之”。纸浆制作的时间以腊月为最好，谓之敲冰纸；“其岁晏敲冰为之者，益坚韧而佳”。更为重要的是，在沤成纸浆之后，“数十夫举抄以抄之，一傍一夫以鼓而节之，于是以大薰笼周而焙之，不止于墙壁也，由是自首至尾匀薄如一”。 把纸浆从墙壁上晾干改变到薰笼中焙干，这是我国古代造纸技术上的一次重大变革或突破， 不仅所造纸张“匀薄如一”，而且也能够制成三五丈长的巨幅。宋纸之所以超越前代，同这一改革是分不开的。
（二）利用动力方面的进步
我国古代很久以来就利用水力作为动力，推动各种机械，诸如筒车、水碓、水磨等等，用来灌溉、碾米、磨面等等，收到很好的效益。所有这些，无一不被宋代继承下来，在各个地区广泛地加以利用。而在动力利用方面又有新的成就。南宋著名诗人杨万里曾提到宣州歙州一带的水碓，赞之为：
也知水碓妙通神，长听舂声不见人。
为什么有这样神妙的水碓呢？杨万里解释说：
宣歙就田水设碓，非若江溪转以车辐，故碓尾大于身，凿以盛水，水满则尾重而俯，杵乃起而春。
韦骧的《水碓》一诗有云：
杵臼功能自古施，更堪引水代人为。
谁知满溢倾欹处，却是临机效力时。
从诗中叙述的形制和功能来看，这种水碓同宣、歙地方的相同。如果这一理解切合实际，则北宋两浙一带也是有这类自动化的水碓，而为前代所未有的。
特别值得提出的是所谓的五转连磨。唐代高力士曾“于京城西北截澧水作碾，并转五轮，日碾麦三百斛”。这里所讲的“五轮并转”指的是碾而不是磨，因而五转连磨不是在唐代创制出来的。元代农学家王祯在其《农书》中记录了五转连磨的形制及其功用，因而过去人们总是认为，五转连磨是在元代创制成功的。其实，这是不确切的。在北宋末年邹浩的《道乡全集》记有《次韵端夫闻江北水磨》一诗有云：
白沙湖边更湍急，五磨因缘资养生。
“五磨因缘”一语指的就是能磨麦磨茶的五转大连磨，在水利的利用上，规模更加扩大了，经济效益更加显著了。而这一首诗把五转连磨制作的时间就提前了二百多年，早在12世纪初年已经有了这种自动化的连磨了。
（三）采掘技术的进步
采掘手工业包括煤和各种矿产品的采掘。我国对煤的利用和采掘为时甚早，但什么时候采掘地下的煤藏，则还不清楚。顾炎武《日知录》根据《史记》及《汉书》的记载，认为窦广国、申屠蟠等人“入山作炭”，已是对地下煤藏的采掘。而魏晋六朝以后，有关这类记载便比较明确了。但开采的规模和各种情况则无法知道。
1960年河南省文化局文物工作队在该年《考古》第三期发表了《河南鹤壁市古煤矿遗址调查报告》，指出这个遗址是北宋时的一个煤矿。报告指出：这个煤矿采用的是竖井，矿井直径为2.5米，深46米，井下到采煤面有巷道可通，4条较长的巷道总长达500多米。所采掘的煤田，分割成为若干小区，“运用‘跳格式’的先内后外的方法”，逐步地把煤开采出来。矿井下有水，利用井上的辘轳将水提出来，余下的水则导致采过煤的低洼的地方蓄贮起来。从遗址中发现了辘轳、条筐、扁担、盛油用的瓷镡、照明用的小瓷盘，以及生活用的瓷碗、瓶、罐等等之类。根据遗址的规模，文物工作队的同志们估计这是一个能够容纳数百人的煤矿。
大家知道，人类之对煤炭的使用，总是先自“露头煤”开始，即先使用露在地表上的煤，对其他矿产品也大都如此。等到人类从地表转向采掘地下煤炭和其他矿产品时，这是人类在这一生产的实践过程中认识上的一个飞跃。这是因为，只有在人们无数实践经验的积累中，才能对地下储藏的煤炭和其他矿产品的情况，即通常所谓的矿脉，有所认识；把这个认识付诸实践，又取决于人们有无足够的能力和办法，从地表转到地下去采掘，把煤炭和各种矿产品开采出来。上述煤矿遗址，就其规模和各项开采措施而论，显然是经历了一个相当长的历史阶段才能够把这两者综合起来，付诸实现的。在近代矿山开采之前，我国劳动人民在个体生产基础上形成的采掘技术，像上述宋代那样，应当说是当时最先进的。而近代矿山的开采，如开滦煤矿对煤的开采，也都是在此前小土窑的丰富经验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诸如矿区的建立和分布，都是吸收了此前的经验的。因之， 宋代煤矿开采技术的进步是惊人的，值得大书特书的。
宋代文献上的记载，与考古上的发现相印证，充分说明了宋代采掘技术的进步。在宋仁宗庆历年间，《续资治通鉴长编》、《宋史》便已记载了府州州东焦山有石炭穴。所谓石炭穴就是采掘煤炭的矿井。实际上， 宋代不仅煤矿已经有了可观的规模，诸如铜银诸矿也都是如此。 如福建路建宁瑞应场银矿，因场在深山之中，只有在日正中之时，“方见日光”，“虽盛夏亦袷衣”；“每石壁上有黑路，为银脉。随脉凿穴而入，深至数十丈，烛火自照”，出入采矿。铜矿的开采，尤为厉害。佘靖曾指出宋仁宗皇祐元年以来兴发起来的韶州涔水场，“扇橐火野烘，凿矿重崖断”，已可看采掘的状况。经过几十年的开采，到宋哲宗元祐年间，涔水矿“往岁铜发，掘地二十余丈即见铜；今铜益少，掘地益甚，至七八十丈”。有的铜矿，“窟之深者数十百丈”。宋代重要铜产地之一的信州貌平山，“特铝山场一小山尔”，经过多年反复采掘，“穿凿极甚，积土成山，循环复用，岁月寝久，兼山势峻倒，不可容众”。铁矿，如兴州济众监，由于炉户“累年采矿，颇多土窟深恶”，也显然是向地下深处采掘。杨时在宋徽宗宣和七年《论时事》的一道奏疏中指出，银铜等坑冶，“取矿皆穴地而入，有深及五七里处，仅能容身，一遇摧陷，则无遗类矣”！宋代的广大坑丁冶夫，在获取地下各种宝藏的过程中，不是深入数十丈，而是深入百余丈甚至五七里，用自己的血的代价取得了这样可观的开采技术，并积累许多防御井下各种变故的经验，而这些技术和经验为近代化的矿井建设创造了许多良好的条件，奠立了重要的基础。
（四）冶金技术的进步
各种金属的冶炼，在技术上也有进展。大体都经过碎矿、筛洗和冶炼三道工序。如铜矿，采掘出坑之后，即“下坊碓磨”，将矿石破碎；然后将碓碎了的矿末，“下水淘洗”，分列出矿、石来；而后，将净矿“上炉烹炼”，“然后排烧窖次二十余日，每铜矿千觔用柴炭数百担，经涉火数敷足，方始请官监视上炉匣成铜，其体红润如胭脂，谓之山泽铜”。 宋代冶矿的工序，大体上仍保持到今天，当然在碎矿、选矿和炼矿的机械化等方面已发生根本的变化。
值得一提的是， 在冶铜技术方面，则发展了胆水浸铜和胆土淋铜的新技术，从而在提高铜产量、降低炼铜成本方面都起了重要作用。
早在宋太宗太平兴国年间，即有了胆水浸铜的记载。乐史《太平寰宇记》在信州铝山条下记有：“又有胆水，出观音石，可浸铁为铜。”大概在这个时候还是试验阶段，首先是在民间进行试验的：“其浸铜也，铝山兴利，首鸠潺功。”到宋哲宗绍圣元年（1094年），由德兴布衣张甲其人，总结了这项经验，写出《浸铜要略》一书，为此后推广这项新技术提供了方便。
所谓胆水浸铜，是“隄泉为池，疏池为沟，布铁其中，期以浃旬，铁化为铜”；“浸锕以生铁炼为薄片，置胆水槽中，浸渍数日，上生赤煤，取刮入炉，三炼成铜。大率用铁二斤四两，浸铜一斤”。胆水系铜的硫化物，把胆水聚集在槽中，将铁片投在槽中，经过化学变化，使铁取代铜，将铜游离出来。除胆水浸铜外，还可用胆土淋铜同样以铁为媒介，在理论上同胆水浸铜是一致的。胆土淋铜，可能始于韶州岑水场，后来又为潭州永兴场所采用，所谓“其淋铜也，经始于岑水，以逮永兴”者是也。信州铝山、韶州岑水和潭州永兴是床代产铜的三大场。这三大场一方面是因为这里蕴藏的铜矿多，故产量特多，但胆铜法新技术的采用，则是这三大场产量增多的一个极为重要的因素。
胆水浸铜或是胆土浸铜，大大降低了冶铜的成本。宋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年）户部奏言指出：“自兴置信州铝山场胆铜以来，收及八十九万八千零八十九斤八两每斤用本钱四十四文省，若制扑胆铜铸钱，每一贯省六百余文，其利厚重。”因此，规定了“胆水浸铜斤以钱五十为本，胆土煎铜斤以钱八十为本”。胆水浸铜和胆土煎铜这两种方法，各有所长，亦各有所短，“胆水浸铜，工少利多，其水有限；胆土煎铜，工多利少，其土无穷”。这两种新的技术方法都是必不可缺的。
（五）火柴的制造等其他方面
在其他手工业方面，诸如建筑材料手工业中对制瓦的改进，酿酒业中连三灶法对燃料的节省，也都降低了成本，起了好的作用。此外，值得提出的是有关火柴的制作。
陶谷《清异录》曾记有：“夜中有急，苦于作灯之缓，有智者批杉条，染硫磺，置之待用。一与火遇，得焰穗然，既神之，呼引光奴。今遂有货者，易名火寸。”作者陶谷，《宋史》有传，宋太祖、太宗时任翰林学士。《清异录》成书年代，约在宋代周后的10～20年间，即960—980年之间。
从上述这条材料来看，被称为“引光奴”或者“火寸”的，系用长不过寸许的杉木条制成，上面涂以硫磺，与后世用磷制成者有所不同。但从其形制和功用来看，称之为火柴或原始火柴，显然是当之无愧的。而且这种火柴，为适应汴京等大城市的需要，已有人专门制作，并作为商品而投到市场上。可见，它已经不是一种偶然出现的事物了。
杭人削松木为小片，其薄如纸，熔硫磺涂木片顶分许，名曰发烛，又曰碎儿，盖以发火及代灯烛用也。
这段记载，较《清异录》所记说得还要清楚，“火寸”也叫“发烛静或者“碎儿”，涂到杉木薄片的硫磺仅“木片顶分许”，形制上同今天火柴没有两样。这种“火寸”使用于元代的杭州，很可能是自汴京传到杭州，经南宋而到元代了。事实上，“发烛”不限于元代的杭州。明田汝成《委巷琐谈》曾援引《辍耕录》所记发烛，指出在明代杭州仍然继续买卖和使用。从《清异录》所记“火寸”年代算起，经两宋元明四代，计四五百年，火柴的历史亦可谓之久远的了。 火柴虽然不算宋代一项重要的发明，但拿它同欧洲相比，欧洲到1843年以后才发明使用了火柴，从而领先了八九百年。 但从另一方面看，自从宋代发明了火柴之后，在技术上没有继续改进，到明代依然停顿在原有的水平上，因而到19世纪又落在欧洲之后，先进变成了后进了。这是值得深思的。
二 从手工业生产的分工看宋代手工业生产的发展
列宁在《俄国资本主义的发展》中，精辟地论述了社会分工与商品经济、工业生产之间的关系，指出：“社会分工是商品经济的基础。加工工业与采掘工业分离开来，它们各个再分为一些细小的部门，各个部门生产商品形式的特种产品，并同其他一切生产部门进行交换。这样，商品经济的发展使各个独立的工业部门的数量增加了；这种发展的趋势是：不仅把每一种产品的生产，甚至把产品的每一部分的生产都变成专门的工业部门。”宋代手工业就是在不断分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
从唐到宋，城市经济在不断地、急剧地发展着。 这个发展表现在“行”的不断增加上。据宋敏求《长安志》记载，长安东市“市内货财二（当作‘一’）百二十行”，西市店肆“亦如东市之制”。洛阳丰都市自隋以来，即是手工业、商业汇集的市区，在唐代也有一百二十行。到宋，“行”的数量显然增加了。西湖老人《繁胜录》记载，南宋临安有四百十四行。加藤繁氏曾经指出，“一百二十行是形容为数之多，不是实数”，这自然是对的。而且在一百二十行中，既包括了大量的商业性质的“行”，也包括了“亦商亦工”的“行”，纯粹的手工业诸“行”当然要少得多。临安四百一十四行的情况也同样是如此。但不论怎样说，从一百二十行到四百一十四行，行成倍地增加起来，不能不反映亦商亦工和纯粹手工业诸行也在成倍地增长，由此展现了自唐到宋手工业发展的一般图景。
宋代手工业诸行，大体是沿着以下几个方向不断分工、不断发展而成的。
它的发展的第一个方向是由于农业的分工，而农业的分工又表现为以下两种情况：
1. 一类是经济作物，与种植业脱离，形成新的农业分支；这些新的农业分支为新的手工业提供原料，从而在此基础上形成了新的手工业生产部门。诸如榨糖、榨油、棉纺、蚕桑等都是从这个方向发展成功的新的手工业。
2. 另一类是家庭副业，与农业脱离，形成为独立的手工业。诸如丝棉纺织业、农产品加工手工业（磨坊、榨油等）、小农具制造（如制造锄柄之类）和各类用竹、木、藤等制造而成的各种用具，都是沿着这一方向发展成功的。
以上两类，都是从农业中游离出来，正是由于这些门类的手工业的不增加，因而也就如列宁曾经指出的，“商品经济每发展一步都不可避免地使农民从本身中分出一批又一批的手工业者”，使手工业发展起来。
它的发展的又一个方向是来自纺织业（特别是丝织业）。一食二衣，这是人类生活的两大基本需要。在宋代或者说在宋代以前，穿衣问题主要地靠农民的家庭手工业、地主庄园和封建国家的作坊加以解决，基本上属于自然经济范畴。随着城市、镇市的发展，脱离农业的人口日益增多，穿衣问题专靠旧有生产形式已经无法满足了，于是专业化的纺织手工业便在这一社会需要下发展起来了，而且在这一手工业的带动下，出现了许多的新的手工业部门。 与农业脱离的纺织手工业，在其开始时大体上表现为以下三类：
1. 蚕桑业和纺丝（缫丝）业。 宋代有专门植桑养蚕的蚕桑业，这类蚕桑业其中一部只纺丝或缫丝，而不进行纺织丝织品。如范成大诗中所反映的“今年那暇织绢着，明日西门卖丝去”，就明晰地反映了有专门从事缫丝和纺丝的手工业，成为丝纺织业的一个分支。
2. 以机户（坊）为代表的从事纺织的丝织业。 这类丝织业有的已经与蚕桑业完全脱离，纺织的原料靠到市场上购买以进行纺织，如文同诗中所反映的“质钱解衣服，买丝添上轴”，就是靠购买原料来纺织的。城市的机坊可能是这类丝织业的代表者。
3. 既从事蚕桑又从事纺织的丝织业。 这类丝织业在两浙路很盛行。南宋初年的陈旉曾经提到湖州安吉人“唯藉蚕办生事，十口之家养蚕十箔，每箔得茧一二十斤，每一斤取丝一两三分，每五两丝织小绢一匹，每一匹绢易米一硕四斗，绢与米价相侔也。以此岁计衣食之给，极有准的也”。不仅安吉县，“本郡（吴兴）山乡以蚕桑为岁计，富室育蚕有数百箔，兼工机织”，都是以家庭作坊为形式的丝纺织业。
以上三类丝纺织业，不论产丝还是产各种丝织品，都是制作衣服的原料。 正是在这一基础上派生出来了一系列的新的手工业，诸如：
4. 染行。 染坊或染肆，在大小城市或镇市上都很普遍，宋人笔记小说中记载甚多，形成了一个专门的手工行业。染色要有多种多样的颜色，茜草、红花等都是染色中的重要原料。相州出茜草，因而相州的染色，谓之“相缬”，著称于两宋。自从唐玄宗时的柳婕妤创造了“夹结法”，我国开始有了印花布。到宋代，印花布广泛通传，谓之“花缬”。洛阳贤相坊一位姓李的染工，能够“打装花缬”，擅长于印花布的洗染，因而有“李装花”的称号。“花缬”这是我国古代染色技术上的一项创造。
5. 雕刻各种花样的雕版业。 既然花缬在宋代流行，就需雕刻各种花样以适应这一需要，于是推动了雕版业中分化出一批手工匠人，专门从事这方面的雕刻，从而形成了特殊的雕版业。朱熹曾经弹劾唐仲友在台州任上命刻工“雕造花板印染斑缬之属，凡数十片，发归本家彩帛铺充染帛用”，就反映了这种特殊的雕版业。
6. 以裁缝铺为代表的衣服缝制业。 有了各种布料，制成衣服，还要有“裁缝”或“缝匠”才行。裁缝也有种种不同的情况：有的作为手艺人，到各地受雇，待上十天半月，或三两个月，这要决定于雇主的身份和经济力量；有的依附于彩帛铺中，为人们缝制衣物，这种形式维持得相当长远，明清时期的绸缎庄仍然兼缝衣物；再则在作坊中，或为作坊主，或为作坊的缝匠而受雇于作坊主。北宋初年的陶谷，在其所称“九福”当中有所谓的“燕赵衣裳福”，这大概由于燕赵之地既盛产绫绢，被契丹称为“绫绢州”，又因为相州花缬、染色甚佳，同时还可能由于这里的缝匠最擅长于“时装”的缝制，因而燕赵衣裳名天下，被陶学士列入“九福”之中了。
7. 幞头、纱帽行。 身上有衣穿还不行，头上也要有戴的。幞头、纱帽也都有专门制作的作坊和出售的行铺。汴京的李家幞头“天下称善”，是当时响当当的名牌货。纱帽必须用京纱裁制，才显名贵，而一顶京纱直一千。晏殊丞相的乡人，不远千里来到汴京，专门缝纱帽为生，看来纱帽也是一宗不可或缺的行业。
8. 双线行。 脚上要穿的鞋也有专门作坊制作和出售，宋代都市中都有，称之为双线行或者鞋靴行。袜类也有专门制作的行铺。
9. 除上述制作外，在丝织业中还发展起来了特种手工艺，如刻丝，北宋时定州刻丝名噪一时，又如刺绣，也极为精致。 这两种手工艺给元明清三代以极重大的影响，为后世倍加称赞，这也是宋代丝织业技术的重大进步。
除此之外，各地还发展了带有地方特色如油衣、雨靴之类的手工业。总之，为满足人们的生活需要，在纺织业带动下，染色、雕板、缝衣、制帽、制靴等等，以及刻丝、刺绣等特种手工艺也都发展起来了。而这些手工业一个个独立起来，又推动了商品经济的发展。
宋代手工业诸行发展的第三个方面是从冶金业中发展起来的农器制造业。 这一发展是在生产发展需要的直接推动下发展起来的，主要表现在：
1. 冶铁业。 把采掘矿石和冶铁合而为一，其中有的直接为宋政府经营的冶铁业，有的则是在监冶统治地区内，由冶户来承担，这些冶户被官府指派为衙前，具有应役的性质，宋仁宗晚年到王安石变法期间，从应役制过渡为招募制，即由冶户自愿承担采矿、冶铁，向政府缴纳矿税。南宋福州地区的炉户（冶户）按照冶铁炉的大小（分高炉、平炉和小炉三等），向官府缴纳课税。冶铁业自熙宁年间实行了这次变革以后，铁产量大大增加起来了。
2. 军工工业。 这些手工业掌握在国家手中，产品完全满足国家军事上的需要，不具有商品性质，这里不多叙述。
3. 农器制造业。 这种手工业有的还同冶铁（即采矿、冶炼）相结合，如在兖州一个名叫吕规的手工业主，一方面，“募工徒，斩木锻铁”；另一方面“制器利用，视他工尤精密”，“凡本州之人，一农一工，家爨户御，其器皆吕氏作也”。但有的已经脱离了冶铁业，专门制作包括农器在内的各种器物了。在农器制造中，苏步、一带的犁最为先进，加上有刀的装置，对改造两浙路的低洼地起了重要作用。宋代农业生产之取得巨大进步，与农器制造业的发展有着血肉的联系。
4. 制刀业。 在宋代，各种器物的专业化制作日益发达，制刀是其中之一。制刀业以江西信州最为有名。信州葛溪铁早在唐代即很有名，蒋防《霍小玉传》曾经提到，要以信州葛溪铁“斩尔不义头”，信州钢刀制作是优良的产品。直到宋代，信州葛溪钢刀一直保持良好的声誉。王安石曾向宋神宗建议：“信州等处铁极好，匠极工，向见所作器极精，而问得雇值至贱。” 提出向信州去制造斩马刀。专业化是提高技术、提高产品质量的重要途径。
5. 剪刀业。 剪刀大约在宋以前即已成为一种专门制造业，以太原所制最有名气，曾受到杜甫的称赞。到宋代，各处制作剪刀的专业多了起来，太原所制依然保持名牌地位。
6. 制针业。 细小如针，在宋代也成为专业化的生产。其中产于耒阳的针，“谙熟精好，四方所推。金头黄钢小品，医工用以砭刺者，大三分以制衣，小三分以作绣”。医疗用针，缝衣用针，以及刺绣用针，都是有区别的。
除了上述三个发展方向外，在宋代又出现了一个突出发展的方向。由于社会上不断增长文化生活方面的需要，从读书认字到高深经典的学习，说书人需要话本流传，而举子考生们则需要一些应付考试的书本，其中包括印刷一些字体很小的巾箱本，至于书法、绘画等方面一些特殊需要，也不一而足——所有这些不同的客观要求，推动了造纸业、雕版刊刻和印刷业、制笔、制墨、制砚等手工业的不断发展，制造出来许多新的产品，满足了社会的广泛需要。
从上述社会分工中，确实看到了宋代手工业的发展。而这个发展则是在日益增长着的宋代各阶级阶层的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的需要的推动下而实现的。在这一发展中，手工业生产部门的分工越来越细密，日益向专业化方向发展，越来越多样化，从而在各个地区涌现出来了一批又一批的名牌产品，表现了各个地区的优势所在。
三从各手工业内部分工、生产规模、匠户数量和产品数量看宋代手工业的发展
除上述分工形式之外， 每个手工业部门的内部也有分工。 特别是在大型手工业（封建国家所掌握的较多）中，这种分工表现得最为清楚。 以采冶业来说，不仅有分工，而且表现为多层次的分工。 采冶必须要有能源才能冶炼，据陆游《老学庵笔记》的记载，北方冶铁用煤炭，南方用木炭，而蜀川则用竹炭。因此，在采冶中第一层次的分工就是取得煤、木炭和竹炭等能源原料。在矿冶中，为冶炼出来铜、铁、金、银等金属，大体上有以下的分工，即：采矿；选矿；冶炼。这算是第二层次的分工。利用铜铁等金属原材料，制作成各种器物，从而形成了新的手工业。这新的手工业同样也有分工，这就形成了第三层次的分工。从国家掌握的铸钱业来看，大约又有以下三道工序，即：沙模作；磨钱作；排整作。而在钱币铸成之后，还要检验铸钱的质量，设有专人负责。这是蕲春铁钱监分工的情况，其他钱监也大致类此。
为国家经营的成都机院是拥有300人的大型作坊，这个作坊，“大率设机百五十四，日用挽综之工百六十四，用杼之工百五十四，炼染之工十一，纺绎之工百十一”，大体上有了四道分工。
私家经营的大型手工业，如南宋孝宗淳熙年间，汪革在舒州宿松县麻地所建立的冶铁业，“有山可薪”，“招合流徙者治炭其中，起铁冶”。这个数百人冶铁业，肯定地说，有伐木烧炭、采掘矿石和进行冶铁等不同的分工。又如湖州一带养蚕数百箔的大姓，“兼工织之利”，既养蚕，又纺织，同样也有分工。所以，不论是在官府还是在私家，较为大型的作坊内部都有明显的分工。而这样一个分工，也就使得工匠们在共同完成某项产品的生产过程中，在各自的岗位上，负责自己的这道工序，从而有力地推动了生产技术的进步。
官府和私家经营的大型手工业，就其规模来说，也是很可观的。前面提到的河南鹤壁宋代煤矿遗址，井下能够容纳三百多人，显然可见，这个煤矿的规模已经不算小了，特别是在古代个体劳动的条件下，创造出来这样的矿井已经是极为不易的了。不仅煤矿，秦州的银矿规模也很可观。秦州太平监原统八个务，到北宋太宗时发展成为十九务，太平监设在大贾务，“都监官主之”，辖有大贾、白石上下、夹箭和里谷五务；临金务管临金、寨南、碎石、黄檗、床谷、子路、青阳和 园子八个务；小泉务则辖有小泉、董城、牛池、西谷、梳子堡、隔 等六个务。由于太平监不断发展，宋太宗时成为银产的重要基地。又如徐州利国监，原在前代仅为一个务，叫邵冶务，由于铁产量的不断增加，北宋将其从务升为监。在宋仁宗时，“利国监总八冶，岁赋铁三十万。冶大善崩，崩则罢铸，官课不供，徐之高赀率以冶败，民告无聊”。经李宗泳提出了改进办法，“固以新意，为作小冶，功省而利倍，徐人于今便之”。将大冶改为小冶，解决了崩坍的问题，这也算是技术上的一项改进。经过这一改进，利国监铁冶规模因而扩大了，发展为三十六冶。苏轼曾记述这一事情说：“〔徐〕州之东北七十余里，即利国监，自古为铁官，商贾所聚，其民富乐，凡三十六冶……地既产精铁，而民皆善锻”，成为一个重要的冶铁基地。宋神宗时的利国监较宋仁宗时的利国监，在规模上显然扩大了。
总之，宋代手工业的规模是日益扩大的，特别是它的矿冶业，发展得更快。 用洪咨夔的话形容，“监务坑井，殆几万计”。据《通考》记载：“诸州军产金有五，曰商、饶、歙、抚、南安军；产银有三监……又有五十一场……产铜有三十五场……一务……产铁有四监……又有十二冶……二十务……二十五场；产铅有三十六场务……产锡有九场……产水银有四场……朱砂有三场……”这些监务矿井，分布到全国各地，即使是在广南西路黄茅白苇遍野人烟稀少的地区，也有矿丁活动的足迹，这说明我国古代手工业日益向边缘地区扩展了。
由于手工业不断发展，宋代从事手工业生产的手工业户工匠等的人数也必然不断地增加。 有关这方面的材料至为短缺，无法得到确切的回答。虽然如此，却可以根据若干材料加以估计。
在不同门类的手工业当中，采冶手工业的规模最大，人数也就最多，其中又集中在冶铁冶铜这两门手工业上。据《太平寰宇记》所载，莱芜铁监辖有主户562户、客户1 889户，从事铁冶的共2 451户；大通监主户2 709户、客户521户，共3 230户。这是宋太宗时候的情况。又据苏轼的记载，宋神宗元丰年间，徐州利国监三十六冶冶户“皆大家”，每家冶户有冶夫百余人，依此而论，利国监冶户冶夫在4 000人上下。在南方，福州冶铁的炉户，据梁克家《淳熙三山志》记载，共有71户。炉户根据冶铁能力向政府缴纳赋税，宁德县炉户7家，岁输钱2 002贯，平均每户纳286贯。像这样的冶户，冶铁数量必然可观，因而在这些冶户家也必然有为数甚多的冶夫。因而这些炉户拥有的冶夫，也有一两千人左右。福州并没有管理铁冶的场务，而这里炉户冶丁已为数可观。根据上面这几个数估计，宋代冶铁有四监、十二冶、二十务、二十五场，单是冶铁的冶户冶夫不下57万户，甚而更多一些。
铜冶也积聚了大批的冶户和坑丁。据余靖记载，岑水场在宋仁宗皇祐元年兴发以来，常聚集了10余万人采冶铜矿，形成一股淘铜热。这股淘铜热蔓延到信州铝山场和潭州永兴场，铝山场在宋哲宗绍圣年间聚集了10余万人。由于古代采冶技术的限制，矿冶盛衰常表现了大起大落这样一个特点，因而不能以10余万人的数字作为铜冶的常数。但在宋神宗元丰年间采矿业达到高峰之时，单是铜冶一项，总计35场一务的冶户坑丁也不下3～4万户。
以铜铁为原料而铸造铜铁钱的铸钱监，也需要为数甚多的工匠。 铸钱监的铸造能力，以蕲春铁钱监为例，“以一监约之，日役三百人，十日可铸一万缗，一岁用功九月，可得二十七万缗”。这就是说，一个拥有300人的铸钱监，年铸27万贯铁钱。建州丰国监，原有役兵500人，岁铸25万缗。即是说，拥有300～500役兵或工匠的钱监，岁铸25～27万贯铜铁钱。宋代铸钱到宋神宗元丰年间达最高峰，铜铁钱总额为600万贯。因而这一时期钱监的役兵工匠约为7 000～12 000人，大约不下1万人。
加上金银铝锡等的采冶，以及金银铜铁锡等各类器物的制造，宋神宗时期冶户工匠役兵当不下50万户。
纺织业中的机户匠人，我在《宋代纺织手工业生产的发展以及纺织手工业生产的各种形式》一文中，估计北宋仁宗神宗时候约在10万户上下。
综合上述两方面的估计，共为60万户，加上造纸、造船、制瓷、刊刻印刷等其他手工业部门，手工业主、工匠等也不下20万户。因而宋神宗时候全国手工业者可达80万户左右，甚至还要更多一些。而这一数字，约占当时总户数的5%～7%。这是手工业人口在全部人口中所占的比数。
所有上述宋代手工业的发展，必然要集中表现在手工业产品的数量和质量上。这里仅以北宋一代矿产税的增长，来说明这一问题。北宋一代矿税是不断增长，到宋神宗元丰初税收量大都增长，而且有的增长了八九倍，多达十余倍，从而说明了采冶业到宋神宗元丰初发展到北宋的顶峰。实际上，其他手工业也同样是如此。其次，如果与前代相比，铁为唐代元和、大中年间2.5倍，铜为22倍，而铅锡与铜类似。宋代采冶业的发展远远超过了唐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