贯串在北宋一代政治上的主要问题之一，是对于宋初所制定的法度的守成与革新的问题。两种政治势力消长起伏，在整个11世纪的100年内，靡知所定。进入12世纪，宋徽宗即位，先后四次用蔡京做宰相，总计近20年。他们君相二人，再加另外的一些同伙，无所不用其极地敲剥人民，败坏国事，把国家和民族的命运推向危亡线上，终致民族矛盾日益激化，金兵南侵，北宋灭亡。
贯串在南宋一代的一个最主要问题，是属于如何对待民族矛盾的问题。南宋政权是在民族矛盾极为严峻的情况下建立的，在建立之后，一直未能做出最正确的战略决策，因而也就未能给予金国以有力的打击。绵亘于南宋建国后100年的长时期内，南宋政权一直未能摆脱掉金人的军事威胁。及至1234年蒙古联合南宋灭金之后，蒙古的军事力量立即又构成了对南宋政权生死存亡的极大威胁。到1276年，南宋的首都临安府终于为蒙古贵族的军队所攻占。
现在只讲述南宋初年在对金斗争上的一些问题。此后几十年内双方的斗争，可即作为这一时期的一些具体而微的事例，不再进行个别的论述了。
一 南宋初年政府内部“抗战派”与“退让投降派”的斗争
女真贵族在公元1125年把辽的天祚皇帝捉获、把流亡中的辽政权消灭掉之后，立即掉转矛头，对北宋进行军事侵犯，对华北以至中原的广大汉族地区肆意掠夺、焚杀和蹂躏， 两度包围了北宋的都城开封，在1127年春终于又灭掉了北宋政权，并把北宋的徽、钦二帝俘虏北去。
公元1127年的夏历五月初一日，宋徽宗的第九子 康王赵构即帝位于归德府（当时也称作南京），是为宋高宗。
宋高宗登上皇帝宝座，要想组成一个初具规模的政府，具备一种能够同金国相对抗的气势，其势必须起用一个负时誉和孚众望的人物做宰相才行，而这样的人物是只有在“主战派”中才能找得出来的。
李纲在北宋末年，当女真兵马第一次南侵时，曾极力反对迁都（实即逃跑）之议，初则主张团结民心，相与坚守，以待勤王之师；及勤王之师大至，就又提议扼守河津，切断敌兵的粮道，俟敌人食尽力疲，纵其北归，待其半渡而击之。这一次守卫开封的一切部署规划，都是由李纲负责措划的。只因后来李纲又被排斥出去，他的一切措划也都被推翻，北宋政权随之而为女真军所灭亡。这更加证实了李纲的抗战主张和抗战部署之英明正确，真所谓“不幸而吾言中，不听则国必亡”者， 李纲遂乃成为“抗战派”人物中声名最高的一人。因此，赵构起用李纲做了重建的宋政权的第一任宰相。
然而，宋高宗的怯懦卑鄙，和乃父乃兄并不两样。他曾到金国的兵营中做过人质，亲眼看到过女真贵族们的野蛮残暴，因而患有严重的“恐金病”。他也深知北宋政府的军队都已被金人打垮，而他所建的军队则仅仅能够充当他的禁卫之用，他决不肯把它放在抗击女真南侵的斗争上去。尽管他起用了“抗战派”的李纲做宰相，而他本人却从来就没有认真做过抗击金人的打算。他所最亲信听从的，是一味要向金屈服的黄潜善和汪伯彦两人。因此 从宋政权重建之日起，在其最高统治集团的内部，在如何对待金人的问题上，就已展开了两条道路的斗争：一是对金讲和还是作战的问题。二是建都在哪里的问题。三是如何对待被金人俘虏了去的徽、钦两帝的问题。
女真兵马虽然打垮了北宋政府的军队，却没有吓倒中原和华北地区的人民。自从金兵侵入华北地区以来，特别是从北宋政府答应割让太原、河间、中山三镇之日起，河北河东的人民就自动纠集起来，“怀土顾恋，以死坚守”，决不肯去做女真统治者的顺民。河东人民组成的忠义民兵，号称“红巾军”，到处邀击金军，以死保卫自己的家乡和土地，把金军长时期牵制在太原城下，并几乎攻破金军的西路统帅粘罕的大寨。他们在和金军周旋了很久之后，便总结出一条经验，以为女真兵马毫不足畏，他们的兵械并不甚精，其所以能够取胜，只是因为他们心协力齐，奋不顾死之故。红巾军的成员也都能心协力齐、奋不顾死，因此，只要使他们能得到很好的组织和领导，能得到宋政府的正规军的应援，双方很好地配合，便可以“尽执敌人戮之”。 河北地区的人民，也是自从境内遭受到女真兵马的蹂躏之后，就靠山的入山结寨，靠水的入水结寨，稍后，这些散处各地的忠义社，以马扩、赵邦杰等人结扎在庆源府（今赵县）五马山上的兵寨为中心，互通消息，互为声援，形成了几十万人的游击队伍。
事实是，正是因为河东、河北忠义民兵的游击活动把女真兵马牵制在黄河以北，使其无力继续南侵，赵构才得以在归德从容登上皇帝宝座的。在宋政权既已重建之后，若认真打算抗击金人，单靠政府的军队是不能把这一任务承担起来的，因而真正可以倚恃的也只有这些人民武装力量。 “主战派”的李纲进入政府之后，认为最急先的任务就是料理河东和河北。 他选用了曾在抗金战争中有所表现、享有声名的张所和傅亮分别担任了河北的招抚使和河东的经制副使，要他们把两地的忠义民兵加以组织和领导，并用宗泽为开封留守。宗泽立即赴任，在那里招募战士，修造兵器和防御工事，并且与黄河北岸的忠义民兵取得密切联系。以前在各地起而反抗北宋政权的一些农民起义军，看到宋政权已被金兵所颠覆，也“皆赴东京留守宗泽纳款”，要共同抗击入侵的金人。
这些策划和布置，使得刚刚重建的宋政权立即具有了稳定的规模。因此，在事过几十年后，南宋的学者朱熹还说道：“自李公入来整顿一番，方略成个朝廷模样。”
可是， 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的打算，却是和李纲的这些措划、部署全然不同的。 宋高宗害怕金人，但更畏惧人民的力量。在他看来，如果使这些忠义民兵的力量在抗击金人的过程中发展壮大起来，则必然要对赵姓统治权构成更严重的威胁，这是万万使不得的。他不但在对金屈服投降或依靠人民武装以抗击金人的两种做法中宁肯选取前者，而且在心里还怀着一种不可告人的罪恶打算：他希望假手女真兵马把这些忠义民兵消灭掉。李纲的一些措划还没有来得及全部变为现实，张所和傅亮对于河北、河东的忠义民兵刚开始着手整编工作，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已从各方面加以阻挠：张所和傅亮的职务先后相继被他们解除了；河北、河东忠义民兵的首领们，不论怎样请求支援，他们也全都置若罔闻。
关于建都何地的问题，在李纲看来，最好还是回到开封去。 如果一定要迁都，那就只能选取西北的长安，因为那是一个更适宜于抗击金人的地点，更适宜于采取积极措施的地方。他反对迁都到长江下游的建康或其他地方去，因为，那是以迁都之名而实行逃跑，是会更加招致金兵的深入追逼，而且会瓦解自己的士气的。而在高宗和汪、黄等人，却正在一天天盘算着从归德逃往扬州，再从扬州逃往建康。在那两地，不但可以远离金兵的威胁，而且还可以对那些地方的繁华景物尽情地享受一番。宋高宗虽同时下令给长安、襄邓地区和建康，要这三地都做好他去“巡幸”的准备，而 实际上他却是和汪、黄等人专在准备逃向扬州的事。
关于如何对待被金人掳去的徽、钦二帝的问题，在李纲看来，这事情完全取决于宋政府的实力如何：如果 宋的最高统治集团真能“枕戈尝胆”，以从事于“内修外攘”，把自身的力量充实壮大起来，则二帝不俟迎请就自然可以归来。 因而，他是反对以迎请二帝的名义而遣使于金的。赵构对于这一问题，在其心的深处，有一套见不得人的想法。他实际上是唯恐金人把他的父兄释放回来，那样他就不能继续坐在皇帝宝座上了。正因为他也明知单凭派遣迎请使臣决不会真能把二帝迎请回来，反倒越要派人前去迎请。 他的真实打算是：假手于以迎请为名的使臣，向金国的当权人物表达他要对金屈膝投降的愿望。
如何对待这三个问题，在原则上有极大的分歧，而这种分歧且还愈演愈烈。李纲因为要坚持自己的主张，以去就力争，最后遂以李纲的罢相作为这两派人物、两种主张的斗争的第一个回合的结局。李纲在相位共仅七十几天。紧接在李纲罢相之后，他在相位期内的全部施为，除宗泽尚留在开封留守任上外（那是因为没有人敢去接替他的职务），其余全都随之而废罢了。接着，在金人并无再次南下迹象、前线并无任何警急情况下，宋高宗和汪伯彦、黄潜善等人自动放弃了归德，把新建的政府南迁到扬州去了。
宋廷的南迁，等于明确表示情愿放弃河东、河北的土地和人民。女真贵族们便也就进一步把全部河东、河北之地攫为己有，并加强其控制。他们首先把军事力量集中在这一地区，向各处的忠义民兵进行了残酷的扫荡。待到一些最主要的民兵营寨都被攻破之后， 金军的主力继即渡河南下，向着宋廷所在的扬州进发。
金军的这次南犯，是被宋廷的南逃吸引了来的。宋廷继续向南逃跑，金军便也继续向南追逼。宋高宗在1129年正月又从扬州狼狈渡江南遁，由镇江转往杭州，金军就也一直继续追赶下去。宋高宗虽在到达杭州后就罢免了黄潜善和汪伯彦，但那不是因为他们始终奉行逃跑政策，而是因为他们从扬州逃跑得太不及时。在被追逼到穷蹙无计的情况下，宋高宗仍然执迷不悟，不知幡然改悔，去号召和组织各方面的力量，从事于对金的抵抗，反而在这一年内几次三番地奉书给金国的军事首脑粘罕，向他乞哀，更加死心塌地地要把国家民族的独立和主权拱手奉献给金人。他在一封乞哀书中竟至说出了这样的话：
古之有国家而迫于危亡者，不过守与奔而已。今大国之征小邦，譬孟贲之缚僬侥，偏师一来则束手听命而已，守奚为哉！建炎三年之间无虑三徙，今越在荆蛮之域矣。所行益穷，所投日狭，天网恢恢，将安之耶！是以守则无人，以奔则无地，此所以諰諰然唯冀阁下之见哀而赦己也。前者连奉书，愿削去旧号，是天地之间皆大金之国，而尊无二上，亦何必以劳师远涉而后为快哉。
在宋高宗的意想中以为，既然表现了这样一副可怜相，就应当可以打动粘罕的慈悲心肠了吧；既然自动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就应当可以满足女真贵族的贪欲了吧。殊不知这时金国的军事首脑正被一连串的胜利搞得头昏脑胀，得意忘形，赵构的乞哀书越发助长他们的气焰，助长他们对武力的迷信，使他们越发认为，只要不放松地追赶下去，就可以把宋高宗捉到，就可以再一次把宋政权颠覆。因而，对于宋高宗在乞哀书中所哀恳的一切，他们是不会理睬的。
当金兵已经由江宁、苏州而向浙江东西路进发时，宋高宗乃又从杭州出走，经由越州和明州，到这年的腊月，采取了宰相吕颐浩的建议，把政府官员大量遣散，只偕同着几名高级官僚，到定海坐上几只楼船，避难到海中去了！
南宋小朝廷的下海，又一次证明了李纲的抗战主张及其战略部署的正确。倘使南宋政府不采取退让逃跑政策，那是不会落到如此狼狈穷蹙的境地的。
岳飞像
二 秦桧的当权及其出卖主权、土地与人民的罪恶活动
在建炎年代当中（1127—1130），尽管宋高宗始终是处在要向金人投降而不可得的情况下，但 南宋政府的军队和各地的忠义民兵，都在人自为战、军自为战，到处与南犯的金军相周旋，使其不能在江南地区横行无阻。 而且在几年的鏖战过程中，也终于锻炼了几支劲旅出来。例如，在1129年11月，张俊就曾在明州打败过兀术所率领的女真兵马；1130年，当兀术的军队屡次受挫于江浙地区的民兵，因而宣称“搜山检海”已毕，要率军北返时，在黄天荡被韩世忠军阻截了四十余日而不得通过；以后不久，岳飞就由宜兴出师去收复了江东的军事重镇建康城。
金军这次渡江南犯，本是打算把南宋皇帝捉获、把南宋政权消灭掉的，其结果，不但这些目的全没有达到，而且不断地遭受到挫折。到这时， 女真贵族们才认识到，单凭靠军事力量而想把南宋征服，并不是那么容易的。 他们从此便把政策做了某些改变，采取了两种手法来对待南宋：“以和议佐攻战，以僭逆诱叛党。”而且在1130年就把这政策见诸实施：在这年九月树立了伪齐傀儡政权；同时又以兵力侵占了秦川五路之地；十月，把汉奸秦桧放归南宋，使其到南宋政府内部去做女真贵族的代理人。
女真贵族之所以选中秦桧为其代理人，乃是因为，秦桧自从做了金人的俘虏以后，就竭智尽虑地替女真贵族策划如何征服南宋的事。 他代替宋徽宗上书给粘罕，向他建议，派遣一名宋廷旧臣南归，使其劝说宋高宗屈膝称藩，“世世臣属，年年输贡”。他自己更向女真贵族表示，愿意担任这个政治掮客。1129年，秦桧充当了金国另一军事首脑挞懒的军事参议，随同南犯的金军到达淮东。金军攻打楚州不下，秦桧便代替挞懒做了一道檄文，劝说楚州的军民投降金人。经过诸如此类的一些事件， 女真贵族们知道秦桧是一个最能顺承意旨的奴才，所以就选定了他。
把秦桧放回南宋，何以就一定能够使他打进南宋的最高统治集团之内呢？这是因为，当时宋金矛盾的主要方面是在金方，女真贵族的予取予求，宋高宗无不唯命是听。这是女真贵族所深知，也是秦桧所深知的。因此，秦桧在回到杭州之后，有把握能使宋高宗急于同他见面，而他果然立即为宋高宗所引见了。
秦桧在金国已经居住了好几年，对金的最高统治集团内部的情况，了解得应已不少，倘使他这时还多少具有一些民族意识或还没有完全背弃其民族立场的话，在他第一次见到宋高宗的时候，就应当如实地揭发金的统治集团间所存在的一些弱点，例如军事首脑人物粘罕、挞懒、兀术等人之间的龃龉不和和矛盾斗争等事，借以加强宋高宗对抗金斗争的信心。但是， 秦桧这时已是一个完全变了节的人，已变作一个彻头彻尾的汉奸，他只是一心想做女真主子的忠顺奴才。 因此，他见到宋高宗之后，只是向他表明了：自己之如何如何为挞懒所器重，南宋之如何如何应降服于金，以及他之情愿而且能够担任投降掮客等等。甚至于，连向挞懒乞降的一封“国书”，秦桧也早已代替宋高宗拟好了。
宋高宗在引见秦桧之后，自称曾终夜喜而不寐。于是秦桧立即成为南宋政府的要员，不出几个月的时间，已由礼部尚书而参知政事，而正式拜相。宋高宗要依靠他来进行对金投降的种种勾当了。
秦桧在做了宰相之后，首先在宋金关系上所提出的对策是：南人归南，北人归北。 这也就是说，目前居处在南宋政府统治区域之内的，不论是官僚豪绅或军民人等，凡是原籍在河东、河北的，都要还诸金人；凡是原籍在中原的，都要还给伪齐刘豫。这八个字的对策，看似简单，其中所包含的罪恶阴谋却是很复杂也很阴毒的：
第一，它意味着要使南宋自动解除武装。 从北宋到南宋，在一般人的意想中，总是认为，出生在西北地区的人勇武善战，出生在东南地区的人则不然。李纲做宰相时曾向宋高宗说：“自古中兴之主，起于西北，则足以据中原而有东南；起于东南，则不能以复中原而有西北。盖天下精兵健马皆在西北。”这种意见，不论其正确性如何，在当时却是具有极大的代表性的。而南宋初年政府军队中的兵和将，极大多数是出生在陕西、河东和河北的。也正因其如此，所以在1129年2月，金人攻陷扬州城时，就在城内揭榜，要“西北人从便归乡”，其用意就是要瓦解南宋的武装力量。秦桧的这个对策如见之施行，那当然首先就要把出生在北方和中原地带的兵卒和将官一律遣返原籍，其结果就是自动解除武装。
第二，这将使得华北和中原的居民，不论遭受到敌伪的何等奴役，再也不敢投奔南宋境内， 因为投奔了去最终也还得被遣送回来。而这也就等于替敌伪安定了社会秩序。
第三，这等于承认了华北和中原之地正式归于敌伪所有， 恢复失地之事再也不容提及了。
在汉奸秦桧的这个对策当中，所要付出的代价实在高得骇人，因而，不但为当时的“清议所不容，诟詈唾斥，欲食其肉而寝其皮”；也不只当时全国的人，“无贤愚，无贵贱”，都“交口合辞以为不可”；就连宋高宗也觉得不能通过，他向人说道：“桧言南人归南，北人归北，朕北人，将安归？”在这一情况下，南宋政府的谏官上章弹劾“秦桧专主和议，沮止恢复，植党专权，渐不可长”。秦桧不能不在1132年从南宋政府中被贬谪出去。
从这里可以看到， 宋高宗有要对金投降的一面，但也还有和女真贵族们相互矛盾的一面。 在他要投降而又不可得的时候，他有时就采纳“抗战派”的主张，允许他们用武力去对金斗争；而在秦桧，却一心只是要执行他的作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职务，在不论大大小小的问题上，和女真主子之间是不存在任何矛盾的。
在宋高宗的“两面”中，占主导地位的是他要对金投降的一面。 因此，他虽然在还不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的情况下同意把秦桧贬斥出去，却也从此把秦桧牢牢记在心头。到投降机缘再度来临时，他仍然是要依靠秦桧负责去干有关投降的各种勾当的。
1135年金国发生了一次政变，挞懒推倒了粘罕，自己成为最掌权的军事首脑人物。宋高宗在听到这一消息之后，认为又可以乘机进行投降活动了，便 又把秦桧召回政府，先是做枢密使，后来就又重登相位。 秦桧在此后悍然不顾一切地摆出女真贵族代理人的架势， 宋高宗在此后的对金问题上也一切都要听从秦桧任意摆布了。
三 围绕着所谓“绍兴和议”的斗争
秦桧第二次进入南宋政府之日，也正是主张武装抗金最力的岳飞通过战斗实践而成为抗金斗争的一面最鲜明的旗帜之时。
1133年，南宋政府把东起江州、西到江陵的这一广阔地区作为岳飞和岳家军的防区。从这时起， 岳飞就从抗金战争的全局着眼，确定了“连接河朔”的战略方针， 要和在河东、河北地区从事游击活动的忠义民兵密切联系，配合行动。第二年，他就率军从这一军区去出击伪齐，收复了襄阳府、唐、邓、随、郢四州和信阳军。是因为南宋政府严格限制他“不得辄出上件州军界分”，不得宣称“提兵北伐，或言收复汴京之类”，所以他才没有更向前进军。1136年，岳家军的一部分又从襄阳出发，长驱北上，一直打到了洛阳西南的长水县境。黄河北岸的忠义民兵也都起而扰乱敌人的后方，准备接应岳家军过河北进。这一次也是因为南宋政府不肯积极支援，以至最后不得不在“钱粮不继”、“在寨卒伍有饥饿而死者”的情况下，又把军队抽回。
这些事实说明，敌伪的力量并不是不可战胜的；中原和河朔的失地，并不是不能恢复的。因此，到1137年春，岳飞又上书给宋高宗，表示岳家军要把“雪国家之耻，拯海内之穷”的责任承担起来，要求让他伺隙而动，提兵直趋京洛，并渡河“长驱持其巢穴”。他还自己提出限期说，“亦不过三二年间，可以尽复故地”。他所要求于宋高宗的，一是派遣韩世忠、张俊出师京东诸郡；二是“戒勃有司，广为储备，俾臣得一意静虑，不为兵食乱其方寸，则谋定计审，必能济此大事”。然而，这是和宋高宗的想头全然相左的，因而没有得到认可。
挞懒在金国成为头号有权势的人物之后，因为与伪齐刘豫素有矛盾，到1137年冬他便废掉了刘豫及其傀儡政权，刘豫的旧部有的就率众归降于岳飞。 敌伪间矛盾的加深，正又是南宋报仇雪耻和收复中原河朔的大好时机。 岳飞又一再上书给赵构，要求把岳家军的兵力再行增强，让他去完成收复中原的大功。他还向枢密院的负责人表示：“若不把握今日良机，待至时移事易，劳师费财也必难成功。今岁若不出师，我即要纳节致仕！”这一切依然和前此一样的毫无结果。
一直处在要投降而又不可得的情况下的宋高宗，其所以在1137年初又把秦桧召回南宋政府，则是想利用挞懒在金国掌握大权的机会，通过秦桧而使其投降夙愿得以遂行。
秦桧在第二次进入南宋政府之后，立即开始了对金投降的活动， 更加明目张胆地摆出了女真贵族代理人的身份，处处挟其女真主子的威势而对赵构肆意要挟。对一切仇恨女真入侵者的人，他都怀有莫大的仇恨。他胁迫宋高宗把对金“讲和”的事交与他全权处理，不许群臣中任何人加以干预，他以迎请宋徽宗的尸身为名，派人到金国去向女真贵族表示：这次是要不惜任何代价，要彻底对金投降了。
1138年春，金国派来了江南招谕使，携带着金国皇帝的诏书，要在杭州举行一次受降的典礼：要南宋把国号取消，要宋高宗把帝号取消，由金国皇帝册封宋高宗做他的藩属，做“刘豫第二”，而且要宋高宗亲自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他携带来的那封诏书！如果宋高宗一一遵办，那么，徽宗的尸身即可送还，原属伪齐统治的地区也可以转交南宋统治。
这可见，在讲和的名义之下，金国所要完成的，依然是“以和议佐攻战”的目的。宋高宗如果照金人的要求而一一遵行，从金国来说，那正是通过多年的征战而未能如愿以偿的，这次却反而是“不战而屈人之国”了。
然而宋高宗竟下了一道手谕，借口于“梓宫未还，母后在远，陵寝宫阙久稽洒扫，兄弟宗族未得会聚，南北军民十余年间不得休息”，而 要不顾一切地“欲屈己就和”了。
南宋朝廷上的臣僚们群起反对这种卖国投降活动。 他们痛切指陈：自从宋金发生军事冲突以来，金人就不断地用“讲和”之说玩弄宋方，曾经以此来松弛北宋的边备，索取巨万财帛，而最后还是把北宋政权消灭掉；现今又以此来“弛我边备”，“竭我国力”，要借此而使南宋的将帅解体，麻痹宋人的斗志，涣散宋人的同仇敌忾之心；如果再度陷入这一圈套之中，就更将经受不起金人的袭击，金人就更可以为所欲为，肆意进行其侮弄了。更何况，如果答应了金国的这种种无理要求，实际就是金人以尺纸之书而灭南宋，这怎能叫做“讲和”呢？
面对着这些深切著名的议论，面对着这般慷慨激昂的群情，秦桧再也找不到任何道理来为自己的卖国罪行作辩解，他只是悻悻然地说，不应当总是揣测敌人包藏着这样那样的阴谋，应当相信敌人有要求和平的真情实意。用他自己的话，就是不应当“以智料敌”，而应当“以诚待敌”。这是一副十足的女真贵族代理人的嘴脸。他把所有反对投降的人都加以罢斥，最后就由 他代替宋高宗跪拜在金使面前，接受了金国的诏书，完成了投降的仪式。
宋高宗和秦桧的对金投降，只能代表南宋政府中一小撮民族败类，绝大多数具有民族意识的官吏士大夫和军民人等，对他们的这一行径是一致极力反对的。作为“抗战派”代表人物的岳飞，在接到宣告“和议”成功的诏令之后，又上表慷慨陈词，说道：
身居将阃，功无补于涓埃；口诵诏书，面有惭于军旅！……愿定谋于全胜，期收地于两河。唾手燕云，终欲复仇而报国；誓心天地，当令稽首以称藩！
这就是明确表示：对于皇帝和宰相所已经做成的卖国罪行是根本不予承认的。他坚决主张，今后仍然必须以武力去打击女真入侵者，不但不能屈膝在女真贵族面前而做他们的藩属，而且还必须把女真贵族制服，令其称藩于宋朝。
和战之权既一直操在女真贵族手中，他们的胃口和贪欲就永无满足之时。投降和受降的议定，是在1139年春间的事，而到1140年春，女真贵族就又完全翻脸变卦，一心想把南中国也放在他们直接统治之下，不愿再假手于宋高宗和秦桧等人而只进行间接的统治了。他们撕毁了所谓的“和约”， 金兀术在1140年夏又带领兵马大举南侵了。 岳飞在知道兀术要从开封南下的时候，就发兵北上，要迎头去痛击金人，要把他在前此的章表中所陈述的壮志雄图付诸实践，并要以抗金战争的实际行动给予投降派以致命打击。
岳飞在这次出兵之前，原曾接到宋高宗的几道御札，督促他兼程北上，务必在闰六月内完成击敌的大功。但岳家军的总部出发未久，秦桧就胁迫宋高宗派李若虚前去劝说岳飞停止前进，或索性班师返回鄂州。岳飞坚决拒绝接受这一乱命，并且以民族大义驳斥李若虚的说辞，使得李若虚无言答对，岳家军仍按照原定计划向前进发。
岳家军的先遣部队，勇往直前，北进收复了郑州，又转而西进收复了洛阳。渡过黄河去统领忠义民兵的梁兴、董荣等人，则在河东攻占了绛州的垣曲县、翼城县和赵城等地，在河北的大名、澶州等地截获金人正在输送途中的金帛纲和马纲。河北的豪杰也都在约日兴师，要作为岳家军的应援；居民也都暗自积聚兵仗和粮食，引领等候岳家军的过河。在金军方面，则兀术已令随军老小尽先离开开封，渡河北返，有准备从河南总撤退的模样了；金政府的号令在河东、河北地区都已不易推行了。
岳家军这次所取得的辉煌战绩，是自从宋金发生战争以来所不曾有过的。它充分说明了， 宋金双方军事实力的对比，已经发生了极大的变化，金军的绝对优势已经不能再保了。
然而，当岳家军逐步踏进胜利门槛，使得女真贵族开始发生惊惶战栗的时候，秦桧和宋高宗也竟随之而惊惶战栗起来。这在宋高宗，是出于他的不敢斗争，怕斗争的胜利会“引惹”起金人更大规模的军事侵犯；而在秦桧，则在战栗之余就又下定决心，要利用这关键的时刻为他的主子效犬马之劳，要尽一切可能阻止岳家军的进程；如果做不到的话，就索性假手金人把这支军队消灭掉。
金军有从河南撤退的迹象，同时也有在开封背城借一、集中全力做一次最后挣扎的可能。为求再给予一次严重打击，逼使它非从河南撤退不可，单靠岳家军便难以奏功，还必须有其他各路军队的配合作战才行。岳飞把这些情况向南宋政府奏陈，请其下令给诸路军队“火急并进”，协力去收复开封，首先把金军赶回河北，然后他就可以渡河北上，去收复河朔。
秦桧从岳飞的奏章中知道岳家军正处在与金军大决战的前夕，知道它如得不到友军的配合就很可能被金军打败，遂利用这最紧急的时刻，不但不下令给诸路军令其“火速并进”，却反而 下令给岳飞，要他“措置班师”！
岳飞再上书陈说，当此胜利已经在望之际，措置班师则机会实在可惜，因而仍请下令给淮东、淮西诸路军队，急速配合前进。汉奸秦桧却利用这公文往返的时机，把原来驻扎在宿州、亳州和淮水北岸的张俊、韩世忠的队伍全部撤回淮南，让金军可以一直推向淮水北岸，使其可以对岳家军构成从正侧两面合击之势，使岳家军陷入于如不班师便要丧师的严重关头。 到这时，岳飞才看清了秦桧的险毒阴谋。在班师和丧师二者间加以抉择，他只能忍令十年之功废于一旦，而遵命班师。
岳家军在攻城夺地方面所取得的辉煌战果虽然被秦桧一齐断送掉，但它所赢得的一种精神上的战果，在此后的一个较长时期内却一直起着作用：它使得醉心于武力征服的女真贵族又一次从迷梦中清醒过来，重新认识到，宋政权终于还不是凭靠武力就可以征服得了的；它使得南宋各阶层中人对于抗金斗争的胜利信念更为增强，使他们的战斗情绪都更加昂扬起来。然而，令人痛恨的是，秦桧和宋高宗是连这种精神战果也要极力加以销铄蹂躏，务要把它摧残得一干二净而后才以为快的。
在1141年内，秦桧一方面又加紧了对金投降的活动，另方面则把南宋的国防力量从根本上加以摧毁： 解除了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的兵权，取消了三大将的宣抚司（即总司令部），借此向金人表示彻底投降的诚意。这年秋季，女真贵族知道南宋已自动解除了武装，就又借用军事讹诈以加强政治的压力。他们通知南宋政府说，又要“水陆并进”、“问罪江表”了，若想讨饶，就必须依从两事：一是把淮水以北割归金国；二是杀害岳飞，并把岳家军彻底摧毁。秦桧表示唯命是从。于是，在1141年11月，双方又一次订立了“讲和”的正式“盟约”：1. 从此南宋取消独立，称臣于金，并且要“世世子孙，谨守臣节”。2. 把东起淮水中流、西至大散关以北之地全部割归金人。3. 每年由南宋向女真贵族交纳银25万两，绢25万匹。
1140年岳家军在抗金战争中分明是节节胜利前进，而且分明已经攻克了郑州和洛阳，挺进到了黄河南岸，却硬要把这些战果完全牺牲，硬要使十分有利的局势整个逆转，把人民的权利和国家的主权与独立一起断送，把南部中国的命运硬拖入更危难险恶的途程之中。 到此，秦桧和宋高宗之成为我们历史上的千古罪人，就由他们自身的这些罪恶行径做出判决了。
以下，还必须对几个错误的论点加以驳斥。
一个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曾经有好几个人，先后相继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南宋在当时如要继续以武力抗击金人，则军费负担实在太重，将更使得民不聊生。所以秦桧的力主对金讲和，实在是有不得已的苦衷，这对南宋人民是有很大好处的。我说，为秦桧做这样的辩解是枉费心机的。南宋的朱熹早就说过，秦桧、赵构对金讲和的本意，“上不为宗社，下不为生灵，中不为息兵待时”。这话说得很对。在对金乞降的过程当中，秦桧虽先已把南宋的国防力量摧毁，但从南宋初年以来最为纳税民户所患苦的“经总制钱”和“月桩钱”等等无名苛敛，原都是在筹措抗金军事费用的借口下增添出来的，在所谓“议和”之后却并未稍得轻减。而在此以外，秦桧还假借自己的威势，“密谕诸路，暗增民税七八”，以致“民力重困，饿死者众，皆桧之为也”。以后他更逼令各州县把民户所有的耕牛、水车、舟船、农具等等皆“估为物力”，依其数目多少而摊派各种捐税差徭。这只是把老百姓推向更贫困冻馁的深渊，何曾使老百姓的负担有一星半点的减轻呢？
另一个是：也是从20世纪20年代以来，就有人提出一种意见，以为：在南宋初年，张俊、韩世忠、刘光世、岳飞等大将全都是飞扬跋扈的，南宋政府对他们已经感到难以制驭和尾大不掉。为使这种局面不继续发展下去，为提高中央政府对诸大将的控制之权，所以采取了杀一儆百的办法而把岳飞杀掉。这样说，事实上就等于说岳飞之被害是完全应当的，是没有什么冤枉可言的。这是为秦桧、宋高宗残害民族英雄的罪行喝彩，是一种荒谬绝伦的议论！南宋初年的武将中诚然有些十分嚣张的，但岳飞的作风却不是那样。如果确是为想防制武将跋扈而杀一儆百，则最先应当收拾的是刘光世和张俊，万无杀及岳飞之理。 今竟先从岳飞开刀，这就显见得是别有阴谋，是与所谓制裁武人一事全不相干的。
第三个是：有些人认为岳飞的被害，是因为他经常叫喊“迎还二圣（徽、钦二帝）”的口号，深为宋高宗所忌之故。明代的文征明在他的一首《满江红》词中所说的“念徽钦若返，此身何属”？以及“笑区区一桧有何能，逢其（按指赵构）欲”等句，到今天也还有人加以援引。而其实，这样的解释也是不符合历史实际的。“迎二圣，归京阙”的口号，在南宋政权建立之初，的确是每个主张武力抗金的人都经常叫喊的，岳飞也的确是其中的一人。但是，到1135年以后，宋徽宗已经死在金的五国城，而这时女真贵族却又常常声言，要把宋钦宗或其子赵谌送回开封，重新把他册立为宋的皇帝，借以向伪齐的刘豫和南宋的赵构进行一箭双雕式的恫吓。在这种情况下，如仍旧强调“迎还钦宗”的主张，那就无异于做敌人的应声虫，并且以行动与敌人互相配合了，这当然是岳飞所万万不肯为的。所以，从1136年起，不论在任何场合，岳飞都不再提起迎还宋钦宗的事了。例如，他在1137年春间写与赵构的一道奏章中就只说道：“异时迎还太上皇帝、宁德皇后梓宫，奉邀天眷以归故国，使宗庙再安，万姓同欢，陛下高枕无北顾之忧，臣之志愿毕矣。”在同年秋季的一道奏章中，他更向宋高宗建议，把宗室子赵伯琮（即后来的宋孝宗）立为皇子以阻敌人之谋。此事虽在赵构面前碰了钉子，但在岳飞此后的所有奏章中，也还是只能看到“复仇报国”、“收地两河”、“此正是陛下中兴之机，乃金贼必亡之日”等类话语，再不见所谓“渊圣”（当时以此称宋钦宗）云云的字样了。所以， 以为岳飞因主张迎还钦宗而遭赵构毒手之说，是完全昧于史实者的一种无稽之谈。
岳飞之死，乃是南宋政府中“抗战派”与“投降派”尖锐斗争的又一回合的悲剧结局。 岳飞的杀身之祸，如我在上面所说，只是因为他坚持以武力抗击金人，坚决反对卖国投降的所谓“讲和”而招惹来的，是秦桧和赵构共同对他下的毒手。也正是因为岳飞始终一贯地坚持收复失地、报仇雪耻，特别是坚决反对任何形式的叛卖国家和民族的罪行，虽遭受到投降派的君相的嫉恨而不少改变，且终至以身殉之，所以他才能够成为历史上最伟大的民族英雄之一。 岳飞为此而生，为此而死，他的死，大义凛然，重于泰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