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国以来，个人自作而称为诗的，最早是《荀子·赋》篇中的《佹诗》，首云：
天下不治，请陈佹诗。
杨倞注：“请陈佹异激切之诗，言天下不治之意也。”诗以四言为主，虽不合乐，还是献诗讽谏的体裁。其次是秦始皇教博士做的《仙真人诗》，已佚。他游行天下的时候，“传令乐人歌弦之”，大约是献诗颂美一类。西汉如韦孟作的《讽谏诗》，韦玄成作的《自劾诗》等，也都是四言，或以讽人，或以自讽，不合乐，可还是献诗的支流馀裔。不过当时这种诗并不多。诗不合乐，人们便只能读，只能揣摩文辞，作诗人的名字倒有了出现的机会，作诗人的地位因此也渐渐显著。但真正开始歌咏自己的还得推“骚人”，便是辞赋家。辞赋家原称所作为“诗”，而且是“言志”的“诗”。《楚辞·悲回风》篇道：
介眇志之所惑兮，窃赋诗之所明。
又庄忌《哀时命》篇道：
志憾恨而不逞兮，抒中情而属诗。
说得都很明白。既然是“诗”，自然就有“言志”作用。
《韩诗外传》卷七记着：
孔子游于景山之上，子路、子贡、颜渊从。
孔子曰：“君子登高必赋。小子愿者何？言其愿，丘将启汝。”
子路曰：“由愿奋长戟，荡三军，乳虎在后，仇敌在前，蠡跃蛟奋，进救两国之患。”孔子曰：“勇士哉！”
子贡曰：“两国构难，壮士列阵，尘埃涨天。赐不持一尺之兵，一斗之粮，解两国之难；用赐者存，不用赐者亡。”孔子曰：“辩士哉！”
颜回不愿。孔子曰：“回何不愿？”颜渊曰：“二子已愿，故不敢愿。”孔子曰：“不同，意各有事焉。回其愿，丘将启汝。”颜渊曰：“愿得小国而相之，主以道制，臣以德化；君臣同心，外内相应。列国诸侯莫不从义响风。壮者趋而进，老者扶而至。教行乎百姓，德施乎四蛮；莫不释兵，辐辏乎四门。天下咸获永宁。蝖飞蠕动，各乐其性；进贤使能，各任其事。于是君绥于上，臣和于下；垂拱无为，动作中道，从容得礼。言仁义者赏，言战斗者死。则由何进而救，赐何难之解！”孔子曰：“圣士哉！大人出，小子匿，圣者起，贤者伏。回与执政，则由、赐焉施其能哉！”
这个故事又见于同书卷九《说苑·指武》篇及伪《家语·致思》篇，但“君子登高必赋”一语都作“二三子各言尔志”。三人所陈皆关政教，确合“言志”本旨。这故事未必真，却可见“赋者古诗之流”（班固《两都赋序》中语），也跟诗一样可以“言志”。所以《汉书·艺文志》道：
春秋之后，周道浸坏。聘问歌咏不行于列国，学诗之士逸在布衣，而贤人失志之赋作矣。大儒孙卿及楚臣屈原，离谗忧国，皆作赋以风，咸有恻隐古诗之义。
“贤人失志”而作赋，用意仍在乎“风”，这是确有依据的。不过荀、屈两家并不相同。荀子的《成相辞》和《赋》篇还只是讽：屈原的《离骚》《九章》，以及传为他所作的《卜居》《渔父》，虽也歌咏一己之志，却以一己的穷通出处为主，因而“抒中情”的地方占了重要的地位——宋玉的《九辩》更其如此。这是一个大转变，“诗言志”的意义不得不再加引申了；《诗大序》所以必须换言“吟咏情性”，大概就是因为看到了这种情形。
汉兴以来有所谓“辞人之赋”，“竞为侈丽闳衍之词，没其讽谕之义”；虽也托为“言志”，其实是“劝百而讽一”。这些似乎是《荀子·赋》篇中《云》《蚕》《箴》（针）等篇的扩展，加上屈、宋的辞。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说“自汉至魏”“文体三变”，第一提到的便是“相如工为形似之言”。“形似之言”扼要的说明了“辞人之赋”。“形似”不是“缘情”而是“体物”，现在叫做“描写”，却能帮助发挥“缘情”作用。东汉的赋才真走上“屈原赋”的路；沈约说“二班长于情理之说”，正指此。“情理”就是“情性”，也就是“志”；这是将“诗言志”跟“吟咏情性”调和了的语言。那时有冯衍的《显志赋》，他的“自论”云：
顾尝好俶傥之策，时莫能听用其谋。喟然长叹，自伤不遇。久栖迟于小官，不得舒其所怀。抑心折节，意凄情悲。……乃作赋自厉，命其篇曰“显志”。“显志”者，言光明风化之情，昭章玄妙之思也。
所谓“显志”，还是自讽“自厉”，但赋的只是一己的穷通。《文选》所录“志赋”，班固《幽通》的“致命遂志”，张衡《思玄》的“宣寄情志”，其实都是如此；张衡的《归田赋》也只言一己的出处，文同一例。此外可称为“志赋”的还多，明题“志”字的也不少，梁元帝一篇简直题为“言志”，都是这一类。《檀弓》篇所记“言志”一语，本指穷通而说，如前所论。但“诗”言一己穷通，却从“骚人”才开始。从此“诗言志”一语便也兼指一己的穷通出处。士大夫的穷通出处都关政教，跟“饥者歌食，劳者歌事”原不相同，称为“言志”，也自有理。沈约还说“子建（曹植）、仲宣（王粲）以气质为体”，那却是“缘情”的赋，不能称为“言志”了。
东汉时五言诗也渐兴盛。班固《咏史》述缇萦事，结云：“百男何愦愦，不如一缇萦”，还是感讽之作。到了汉末，有郦炎作诗二篇，其一云：
大道夷且长，窘路狭且促。修翼无卑栖，远趾不步局。舒吾凌霄羽，奋此千里足。超迈绝尘驱，倏忽谁能逐！贤愚岂尝类，禀性在清浊。富贵有人籍，贪贱无天录。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陈平敖里社，韩信钓河曲。终居天下宰，食此万钟禄。德音流千载，功名重山岳。
这篇和另一篇，后世题为“见志诗”。诗中道“通塞苟由己，志士不相卜”，“通塞”就是穷通。又《后汉书·仲长统传》也记他“作诗二篇，以见其志”，却是四言。郦炎的“见志”是“吟咏情性”，自述怀抱，而归于政教。仲长统的“见志”也是自述怀抱，但歌咏的是人生“大道”，人生义理；人生义理不离出世、入世两观——仲长统歌咏的是出世观——，可以表见德性，并且也还是一种出处，也还反映着政教。后来清代纪昀论“诗言志”，说志是“人品学问之所见”，又说诗“以人品心术为根柢”，正指的这种表见德性而言。当时只有秦嘉《留郡赠妇诗》五言三篇，自述伉俪情好，与政教无甚关涉处。这该是“缘情”的五言诗之始。五言诗出于乐府诗，这几篇——连那两篇四言——也都受了乐府诗的影响。乐府诗“言志”的少，“缘情”的多。辞赋跟乐府诗促进了“缘情”的诗的进展。《诗经》却是经学的一部门，论诗的总爱溯源于《三百篇》，其实往往只是空泛的好古的理论。这时候五言诗大盛。所谓“一字千金”的《古诗十九首》，经多人考定，便作于建安（献帝）前一个时期。魏文帝《与吴质书》云：“公干（刘桢）有逸气，但未遒耳。其五言诗之善者妙绝时人。”可见建安时五言诗的体制已经普遍，作者也多了；这时代才真有了诗人。但《十九首》还是出于乐府诗，建安诗人也是如此。到了正始（魏齐王芳）时代，阮籍才摆脱了乐府诗的格调，用五言诗来歌咏自己。他“作《咏怀诗》八十馀篇，为世所重”。颜延之云：
嗣宗身仕乱朝，常恐罹谤遇祸。因兹发咏，故每有忧生之嗟。虽志在刺讥，而文多隐避，百代之下，难以情测。
“志在刺讥”是“讽”的传统，但“常恐罹谤遇祸”，“每有忧生之嗟”，就都是一己的穷通出处了——虽然也是与政教息息相关的。诗题“咏怀”，其实换成“言志”也未尝不可。
“诗言志”一语虽经引申到士大夫的穷通出处，还不能包括所有的诗。《诗大序》变言“吟咏情性”，却又附带“国史……伤人伦之废，哀刑政之苛”的条件，不便断章取义用来指“缘情”之作。《韩诗》列举“歌食”“歌事”，班固浑称“哀乐之心”，又特称“各言其伤”，都以别于“言志”，但这些语句还是不能用来独标新目。可是“缘情”的五言诗发达了，“言志”以外迫切的需要一个新标目。于是陆机《文赋》第一次铸成“诗缘情而绮靡”这个新语。“缘情”这词组将“吟咏情性”一语简单化、普遍化，并櫽栝了《韩诗》和《班志》的话，扼要的指明了当时五言诗的趋向。他还说“赋体物而浏亮”，同样扼要的指出了“辞人之赋”的特征——也就是沈约所谓“形似之言”。从陆氏起，“体物”和“缘情”渐渐在诗里通力合作，他有意的用“体物”来帮助“缘情”的“绮靡”。那时据说还有“赋诗观志”的局面。干宝《晋纪》说“泰始（武帝）四年上幸芳林园，与群臣赋诗观志”；孙盛《晋阳秋》说“散骑常侍应贞诗最美”。应贞的诗见《文选》卷二十“公燕诗”，是四言，题为《晋武帝华林园集》，是颂美的献诗。但一般的五言诗却走向“缘情”的路。《文选》二十三有潘岳《悼亡诗》三首，第二首中道：“上惭东门吴，下愧蒙庄子。赋诗欲言志，此志难具纪。命也可奈何！长戚自令鄙。”合看这六语，所谓“赋诗言志”显然指的人生义理。可是就三首诗全体而论，却都是“缘情”之作。东晋有“玄言诗”，抄袭《老》《庄》文句，专一歌咏人生义理；诗钻入一种狭隘的“言志”的觭角里，终于衰灭无存。于是再走上那“缘情”的路。这时代诗人也还有明言自述己志的，可是只指穷通出处，或竟是歌咏人生的“缘情”之作。陶渊明《五柳先生传》说“常著文章自娱，颇示己志”。他志在田园，而又从田园中体验人生；所谓“示志”，兼包这两义而言。谢灵运在《山居赋》里也说“援纸握管，……诗以言志”；他从山水的赏悟中歌咏自己的穷通出处——诗却以“体物”著。还有江淹《杂体诗》中拟嵇康的一首（《文选》三十一），题为“言志”，却以歌咏人生义理为主。
六朝人论诗，少直用“言志”这词组的。他们一面要表明诗的“缘情”作用，一面又不敢无视“诗言志”的传统；他们没有胆量全然撂开“志”的概念，径自采用陆机的“缘情”说，只得将“诗言志”这句话改头换面，来影射“诗缘情”那句话。范晔所谓“见志”便是如此，已见上引。又，沈约《宋书·谢灵运传论》云：“民禀天地之灵，含五常之德，刚柔迭用，喜愠分情。夫志动于中，则歌咏外发。……”文中虽提到“六义”“四始”，可并不阐发“风化”“风刺”的理论。“志动于中”就是《诗大序》的“情动于中”；“刚柔”是性，“喜愠”明说是情，一般的性情便是他所谓“志”。这也就是《诗大序》说的“吟咏情性”，只是居然断章取义的去了那些附带的条件。《文心雕龙·明诗》篇云：“人禀七情，应物斯感；感物吟志，莫非自然。”这个“志”明指“七情”；“感物吟志”既“莫非自然”，“缘情”作用也就包在其中。《诗品序》云：“气之动物，物之感人，故摇荡性情，形诸舞咏。”以下列举物候人情，又云：“凡斯种种，感荡心灵。非陈诗何以展其义，非长歌何以骋其情！故曰，诗‘可以群，可以怨’。使穷贱易安，幽居靡闷，莫尚于诗矣。”这里只说“性情”“心灵”，不提“志”字；但“陈诗展义”和“长歌骋情”，“穷贱易安”和“幽居靡闷”，都是“言志”“缘情”之别，又引孔子的话，更明是尊重传统的表现。不过孔子是论读诗。钟嵘引用“可以群，可以怨”，却移来论作诗——“可以兴，可以观”意义分明，不能移用，所以略去。建安以来既有了诗人，论诗的自然就注重作诗了。
梁代裴子野作《雕虫论》，抨击当时作诗的人。他说：
古者“四始”“大义”，总而为诗。既形四方之气，且彰君子之志；劝美惩恶，王化本焉。……宋初迄于元嘉（文帝），多为经史。大明（孝武帝）之代，实好斯文。……自是闾阎年少，贵游总角，罔不摈落六艺，吟咏情性。学者以“博依”为急务，谓章句为专鲁，淫文破典，斐尔为功。无被于管弦，非止乎礼义。深心主卉木，远志极风云。其兴浮，其志弱，巧而不要，隐而不深。（《文苑英华》七四二）
他在主张恢复经学，也在主张恢复“诗言志”的传统；诗至少要吟咏穷通出处，不当在“卉木”“风云”里兜圈子。他抨击的是“缘情”“体物”的诗。他引用“吟咏情性”一语，实指“缘情”而言；这揭穿了一般调和论者的把戏。但他虽能看出“言志”跟“吟咏情性”不同，在“远志”和“其志弱”二语里却还将所谓“志”与“情”混为一谈。这可见词语的一般用例影响之大。《雕虫论》并没有能够挽回“缘情”的五言诗的趋势，更没有能够恢复“志”字的传统用例。反之，那“情”“志”含混或调和的语例，倒渐渐标准化起来。唐代孔颖达《毛诗正义》解释《诗大序》里“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几句道：
此又解作诗所由。诗者，人志意之所之适也。虽有所适，犹未发口，蕴藏在心，谓之为“志”。发见于言，乃名为“诗”。言作诗者，所以舒心志愤懑，而卒成于歌咏。故《虞书》谓之“诗言志”也。包管万虑，其名曰“心”；感物而动，乃呼为“志”。志之所适，万物感焉。言悦豫之志，则和乐兴而颂声作，忧愁之志，则哀伤起而怨刺生。《艺文志》云：“哀乐之情感，歌咏之声发”，此之谓也。
这里“所以舒心志愤懑”，“感物而动，乃呼为‘志’”，“言悦豫之志”“忧愁之志”，都是“言志”“缘情”两可的含混的话。孔氏诗学，上承六朝，六朝诗论免不了影响经学，也不免间接给他影响。这正是时代使然。“志”“情”含混的语例既得经学的接受，用来解释《诗大序》里那几句话，这个语例便标准化了，更有权威了。
不过直用“言志”这词组，就不能如此含混过去。这词组虽然渐渐少用在讽与颂的本义上，但总还贴在穷通出处上说，不离政教。唐代李白有《春日醉起言志》诗云：
处世若大梦，胡为劳其生？所以终日醉，颓然卧前楹。觉来盼庭前，一鸟花间鸣。借问此何时？春风语流莺。感之欲叹息，对酒还自倾。浩歌待明月，曲尽已忘情。（《李太白集》二十四）
这里歌咏人生义理，是一种隐逸的出世观，也是一种出处的怀抱，所以题为“言志”。又白居易的《初除户曹喜而言志》诗云：
诏受户曹掾，捧认感君恩。感恩非为己，禄养及吾亲。弟兄俱簪笏，新妇俨衣巾；罗列高堂下，拜庆正纷纷。俸钱四五万，月可奉晨昏；廪禄二百石，岁可盈仓囷。喧喧车马来，贺客满我门。不以我为贪，知我家内贫。置酒延宾客，客容亦欢欣；笑云“今日后，不复忧空樽”。答云“如君言，愿君少逡巡。我有平生志，醉后为君陈：人生百岁期，七十有几人？浮荣及虚位，皆是身之宾。唯有衣与食，此事粗关身。苟免饥寒外，馀物尽浮云。”（白氏《长庆集》五）
这也是穷通出处的怀抱，所谓“平生志”，是一种入世观。白氏在《与元九书》中将自己的诗分为“讽谕诗”“闲适诗”等四类，这一篇便在“闲适诗”里。他说：
仆志在兼济，行在独善。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谓之“讽谕诗”，“兼济”之志也。谓之“闲适诗”，“独善”之义也。故览仆诗者，知仆之道焉。
“兼济”的“讽谕诗”不用说整个儿是“言志”的，“独善”的“闲适诗”明明也有一部分是“言志”的。这是“言志”的讽颂本义跟穷通出处引申义分别应用的显例；以“兼济”与“独善”二语阐明这两个意义，最是简当明确。他说“奉而始终之则为道，言而发明之则为诗”，略同前引陆贾《新语》，却是六朝“因文明道”说的影响。照这样说，“诗言志”简直就是“诗以明道”了——这个“道”却只指政教。这也能阐明“诗言志”一语的本旨。还有南宋王应麟《困学纪闻》十八云：
诗言志。“秀干终成栋，精钢不作钩”（《端州郡斋壁诗》），包孝肃之志也。“人心正畏暑，水面独摇风”（《荷花诗》），丰清敏之志也。
三个譬喻象征着包拯和丰稷的为人；这是表见德性的诗，也是“言志”的诗，而德性是“道”的一目。
“诗言志”的传统经两次引申、扩展以后，始终屹立着。“诗缘情”那新传统虽也在发展，却老只掩在旧传统的影子里，不能出头露面。直到清代，纪昀论诗，还以“发乎情而不必止乎礼义”一派归罪于陆机这一句话，说“其究乃至于绘画横陈”，可以为证。这中间就是文坛革命家也往往不敢背弃这个传统，因为它太古老了。如明代公安派虽说诗“以发抒性灵为主”，竟陵派就不同一些。钟惺《喜邹愚谷至白门，以中秋夜诸名士共集俞园赋诗序》篇末云：
履簪杂遝，高人自领孤情；丝竹喧阗，静者能通妙理。各称诗以言志，用体物而书时。
“称诗言志”，并以“体物书时”。“体物”“书时”虽是“缘情”一面，“高情”“妙理”却是人生义理；诗兼“言志”“缘情”两用，而所谓“言志”还是皈依旧传统的。又谭友夏《王先生诗序》云：
予又与之述故闻曰，诗以道性情也。……夫性情，近道之物也。近道者，古人所以寄其微婉之思也。
这里虽只说“道性情”，不提“言志”，但所谓“近道之物”、“微婉之思”，其实还是“言志”论。清代袁枚也算得一个文坛革命家，论诗也以性灵为主；到了他才将“诗言志”的意义又扩展了一步，差不离和陆机的“诗缘情”并为一谈。他在《与邵厚庵太守论杜茶村文书》中说道：
诗言志。劳人思妇都可以言。《三百篇》不尽学者作也。（《小仓山房文集》十九）
劳人思妇都是在“言志”，这是前人不曾说过的。可是在《随园诗话》一文里他又道：
《三百篇》半是劳人思妇率意言情之事。
那么，他所谓“言志”“言情”只是一个意义了。这是将“诗言志”的意义第三次引申，包括了“歌食”“歌事”和“哀乐之心”“各言其伤”那些话。
袁氏以为“诗言志”可以有许多意义，在《再答李少鹤书》列举他以为的：
来札所讲“诗言志”三字，历举李、杜、放翁之志，是矣，然亦不可太拘。诗人有终身之志，有一日之志，有诗外之志，有事外之志，有偶然兴到，流连光景，即事成诗之志；“志”字不可看杀也。谢傅游山，韩熙载之纵伎，此岂其本志哉！（《小仓山房尺牍》十）
这里“志”字含混着“情”字。列举的各项，界划不尽分明。“终身之志”似乎是出处穷通，“事外之志”似乎是出世的人生观；这些是与旧传统相合的。别的就不然。作例的“谢傅游山”也合于“诗言志”的旧义，上文已论。“韩熙载之纵伎”也许是所谓“诗外之志”，就是古诗所谓“行乐须及时”；但“发乎情”而不“止乎礼义”，只是“缘情”或“言情”，不是传统的“言志”。不过袁氏所谓“言情”却又与“缘情”不同。他在《答蕺园论诗书》里说愿效白傅（白居易）、樊川（杜牧），不愿删自己的“缘情诗”，并有“情所最先，莫如男女”的话（《小仓山房文集》三十）。那么，他所谓“缘情诗”，只是男女私情之作，这显然曲解了陆机原语。然而按他所举那“纵伎”的例，似乎就是这种狭义的“缘情诗”也可算作“言志”。这样的“言志”的诗倒跟我们现代译语的“抒情诗”同义了。“诗缘情”那传统直到这时代才算真正抬起了头。到了现在，更有人以“言志”和“载道”两派论中国文学史的发展，说这两种潮流是互为起伏的。所谓“言志”是“人人都得自由讲自己愿意讲的话”；所谓“载道”是“以文学为工具，再借这工具将另外的更重要的东西——道——表现出来”。这又将“言志”的意义扩展了一步，不限于诗而包罗了整个儿中国文学。这种局面不能不说是袁枚的影响，加上外来的“抒情”意念——“抒情”这词组是我们固有的，但现在的涵义却是外来的——而造成。现时“言志”的这个新义似乎已到了约定俗成的地位。词语意义的引申和变迁本有自然之势，不足惊异；但我们得知道，直到这个新义的扩展，“‘文以载道’，‘诗以言志’，其原实一”。
与“诗言志”这一语差不多同时或较早，还有“言以足志”一语。《左传》襄公二十五年引孔子赞子产道：
志（古书）有之：“言以足志，文以足言。”不言，谁知其志？言之无文，行而不远。晋为伯，郑入陈，非文辞不为功，慎辞也。
杜注：“足，犹成也。”照《左传》的记载及孔子的解释，“言”是“直言”，“文”是“文辞”。言以成意，还只是说明；文以行远，便是评价了。这与“诗言志”原来完全是两回事，后世却有混而为一的。唐中叶古文运动先驱诸人，往往如此。如独孤及《赵郡李公中集序》云：
志非言不形，言非文不彰。是三者相为用，亦犹涉川者假舟楫而后济。自“典谟”缺，“雅颂”寝，王道陵夷，文教下衰。故作者往往先文字，后比兴。其风流荡而不返，乃至有饰其词而遗其意者，则润色愈工，其实愈丧。……天下雷同，风驰云趋，文不足言，言不足志。亦犹木兰为舟，翠羽为楫，玩之于陆而无涉川之用。（《毗陵集》十三）
他以“足志”“足言”为讽颂（比兴），便是“诗言志”的影响，而不是那两句话的本义了。又有将这两句话与《诗大序》的话参合起来的，如尚衡《文道元龟》论“志士之文”云：
志士之作，介然以立诚，愤然有所述，言必有所讽，志必有所之，词寡而意恳，气高而调苦，斯乃感激之道焉。（《全唐文》三九四）
论文而“言”“志”并举，自然从孔子的话来，而“有所讽”“有所之”却全是《诗大序》的意思。又柳冕《答荆南裴尚书论文书》云：
君子之儒，学而为道，言而为经，行而为教，声而为律，和而为音。……故“在心为志，发言为诗”，谓之文；兼三才而名之曰儒。儒之用，文之谓也。言而不能文，君子耻之。（《全唐文》五二七）
这里“志”“言”“文”并举，却简直抄袭了《诗大序》的句子；“文”是所谓文教合一的文，作用正在讽与颂。柳冕又有《与徐给事论文书》云：
文章本于教化，形于治乱，系于国风。故在君子之心为志，形君子之言为文，论君子之道为教。（《全唐文》五二七）
也是“志”“言”“文”并举，也抄《诗大序》，可是“志”之外又叠床架屋加上一个“道”，这是六朝以来“文以明道”说的影响。道的概念比志的概念广泛得多，用以论文，也许合适些。“文以言志”说虽经酝酿，却未确立，大概就是这个原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