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家的添注涂改的原稿可以见出写作的苦心，指示学习写作的途径，是大家都知道的。不过这种原稿总是随手散失，流传的极少。流传的往往只是关于这种原稿的故事，如欧阳修《画锦堂记》开端“仕宦而至将相，富贵而归故乡”，初稿没有两个“而”字；《醉翁亭记》开端“环滁皆山也”，初稿是二十多字，后来删剩了五个字，等等。这些故事或逸话也有启发的效用，但究竟是零星、片段的，不如成篇的原稿好。古人的原稿固然难得，近代人的也还是不容易。不过我们已有几部名人手写的日记，如《翁同和日记》、《越缦堂日记》、《湘绮楼日记》可以观摩。关于白话诗的，我们也有一部《初期白话诗稿》；可是所存录的只有寥寥的几首。
友人浦江清先生前几年给清华大学编选大学一年级国文选，找出欧阳修的两篇《吉州学记》，其中一篇大概是初稿。将这两篇比着看，是很有意思的。原稿既不可见，这种初稿也是很可宝贵的。现在先抄定本，次抄初稿。定本见于《居士集》三十九卷（《四部丛刊》影元刊本，两篇都据此本抄录），《居士集》是欧阳修手定的。初稿见于外集十三卷后，有校语云，“与石本异”；《居士集》三十九卷末也有校语，说外集所收的一篇“疑是初稿先已传布”。本文想探求欧阳修删改的用意，作为一例，供中学教师和学生的参考。我并不鼓励学生作古文，却觉得学生欣赏古文的能力是应该培养的。
《吉州学记》（定本）
（一）庆历三年秋，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坐而书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为，则天下幸甚！”于是诏书屡下，劝农桑，责吏课，举贤才。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盛矣。
（二）学校，王政之本也。古者政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此三代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是以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
（三）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学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学也，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宾客之位，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伟壮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
（四）予世家于吉而滥官于朝。进不能赞扬天子之盛美，退不得与诸生揖让乎其中。然予闻教学之法，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其勉于人者勤，其入于人者渐。善教者以不倦之意须迟久之功，至于礼让兴行而风俗纯美，然后为学之成。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绩及于学之立，而不及待其成。惟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殆以中止，幸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谒于学门，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而可为公卿；问于其俗，而婚丧饮食皆中礼节；入于其里，而长幼相孝慈于其家；行于其郊，而少者扶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道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时从先生耆老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献酬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而立诸其庑以俟。
又（初稿）
（一）庆历三年，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赐之坐，问治天下其要有几，施于今者宜何先，使书于纸以对。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顿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诏臣等！”于是退而具述为条列。明年正月，始诏州郡吏，以赏罚劝桑农。三月，又诏天下皆立学。
（二）惟三代仁政之本，始于井田而成于学校。《记》曰，“国有学，遂有序，党有庠，家有塾”，其极盛之时大备之制也。凡学，本于人性，磨揉迁革，使趋于善，至于风俗成而颂声兴。盖其功法，施之各有次第；其教于人者勤，而入于人者渐。勤则不倦，渐则持久而深。夫以不倦之意待迟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故其为法，必久而后至太平，而为国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
（三）三代学制甚详，而后世罕克以举。举或不知而本末不备。又欲于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学之道常废而仅存。惟天子明圣，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农桑，而继以学校，将以衣食饥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礼让。是以诏书再下，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
（四）其年十月，吉州之学成。州即先夫子庙为学舍于城西而未备。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事方上请而诏下，学遂以成。李侯治吉，敏而有方。其作学也，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用人之力积二万二千工，而人不以为劳。其良材坚甓之用凡二十二万三千五百，而人不以为多。学有堂筵斋讲，有藏书之阁，有游息之亭，严严翼翼，壮伟闳耀，而人不以为侈。既成而来学者常三百余人。
（五）予世家于吉，滥食于朝廷。进不能赞明天子之盛美，退不能与诸生揖让乎其中。惟幸吉之学，教者知学本于勤渐，迟久而不倦以治，毋废慢天子之诏！使予他日因得归荣故乡而谒于学门，将见吉之士皆道德明秀，可为公卿；过其市而贾者不鬻其淫，适其野而耕者不争垅亩，入其里闾而长幼和，孝慈于其家，行其道途而少者扶羸老，壮者代其负荷于路。然后乐学之道成，而得从乡先生席于众宾之后，听乡乐之歌，饮射壶之酒，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以立诸其庑。
这种“记”用意并不在记叙而在颂美。这两篇里只各有一段记吉州学兴建的情形（定本三，初稿四），却还是颂美李宽的口气。其余各段不外颂美天子兴学和祝望吉州学的成功两层意思。两篇里都有议论学制的兴废（定二，初二三）和教学之法（定本四，初稿二）的话。论学制的兴废是颂美的根据，论教学之法是祝望的根据，都不是为议论而议论。欧阳修提倡古文，是当时的文坛盟主。他不能轻易下笔，他的文多是有为而作，文中常要阐明一些大道理。这篇记里的大道理便是：“学校，王政之本也”（定二）或“惟三代仁政之本，始于井田而成于学校”（初二）。惟其如此，天子兴学才值得颂美，李宽建学也才值得颂美。惟其如此，才需注重教学之法，才祝望吉州学之道之成。这篇记显然是欧阳修应了李宽和州人士的请求而作的。题目虽小，他却能从大处下笔；虽然从大处下笔，却还是本乡人的口气。
初稿繁，定本简，是一望而知的。细加比较，定本似乎更得体些，也更扼要些。论教学之法的话，初稿里和论学制兴废的话混在一起（二），意在表明“以不倦之意待迟久而成功者，三王之用心也”（二）。一方面跟下文“惟幸吉之学，教者知学本于勤渐，迟久而不倦以治”（五）一层意思相照应。定本却将这番话挪到后面，作为祝望吉州学之道之成的引子（四），只是泛论，不提到“三王之用心”一层。这篇记原该以当时的吉州学为主，定本的安排见出这番话虽是泛论，却专为当时的吉州学而说，这番话的分量便显得重些。从组织上看，脉络也分明些。
初稿论学制的兴废甚详（二、三）。定本只落落几句（二）；就中“古者政治之盛衰，视其学之兴废”二语，概括了初稿里“惟三代仁政之本，……成于学校”，“而为国皆至六七百年而未已。此其效也”（二），“三代学制甚详”（三）诸语的意思。不但节省文字，并且不至于将“三代”说得过多，使人有轻重失宜之感。初稿“三代”三见（二、三），“三王”一见。定本“三代”只一见（二）；“古者”其实也是三代，但变文泛指，语气便见得轻了。初稿“三代学制甚详”下接“而后世罕克以举，举或不知而本末不备。又欲于速，不待其成而怠。故学之道常废而仅存。惟天子明圣，深原三代致治之本，要在富而教之，故先之农桑，而继以学校，将以衣食饥寒之民而皆知孝慈礼让。”这一节里“又欲于速”二语以及末一语，和上下文（二、五）是照应着的。但定稿只说：“宋兴盖八十有四年而天下之学始克大立。岂非盛美之事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欤？”（二）对照起来，初稿便显得拖泥带水了。再说初稿虽是颂美仁宗的明圣，而宋代在前诸帝为什么不曾兴学，却没有提及。这固然不算语病。可是像定稿那样用不定的语气解释一下，就圆到得多，而且也更得立言之体似的。而所谓“须其久而后至于大备”也是照应着下文“须迟久之功”（四）那一语的。
天子的诏也是这篇记的主要节目。这是颂美天子的节目，两稿中都各见了三次（初一、三、五，定一、二、四），成为全篇组织的纲领。只在第三次见时，两稿都作“毋废慢天子之诏”，别的便都不大相同；而第一段里异同更多。第二次见时，初稿作“是以诏书再下，吏民感悦，奔走执事者以后为羞”（三），定本作“是以诏下之日，臣民喜幸，而奔走就事者以后为羞”（二）。前者“再下”，针对上文正月三月两回诏书（一）说，是纪实。后者“诏下”，针对上文“诏书屡下”说，却专指立学的诏而言。“吏民”改为“臣民”，为的更得体些。加“而”字，为的是声调柔和些，姿态宛转些。下诏的经过初稿里是这样：“明年正月，始诏州郡吏，以赏罚劝桑农。三月，又诏天下皆立学。”（一）这也是纪实，却将两回诏书不分轻重。下文也是将劝农桑和立学校相提并论（三）。定本里是：“于是诏书屡下，劝农桑，责吏课，举贤才。其明年三月，遂诏天下皆立学，置学官之员。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呜呼！盛矣。”（一）这儿便侧重到立学一边来了。第一回的诏书说是“屡下”，可见不止一遍，又用排语分列三目，都比初稿清楚。接着道，“其明年三月，遂诏——”，这是大书特书；初稿只作“三月，又诏”（一），语气便轻缓得多。
定本“诏天下皆立学”下加“置学官之员”一语。“置学官之员”原是立学所必有的程序，可以不说出；说出只是加重分量，吸引读者注意。接着又添上“然后海隅徼塞，四方万里之外，莫不皆有学”三语。这三语其实只是天下皆有学的意思。既已“诏天下皆立学”，自然会天下皆有学的；是信其必然，不是叙其已然。天下皆立学，不会那么快——吉州学不是到十月才成吗？“然后”是说将来；“莫不”是加强语气，表示信心。这几句话不但见出欧阳修的意旨侧重在立学一边，并也增加颂美的力量，“呜呼！盛矣”一结可见。
可是，初稿确说庆历四年“正月，始诏州郡吏，以赏罚劝桑农”，定本只说“于是诏书屡下”，“于是”是很含混的，可暂可久。接着说“其明年三月，遂诏——”，“其明年”原只是“那第二年”的意思，这里虽不一定涵蕴那“诏书屡下”的事是在庆历三年，可是就文论文，读者大概会这样解释的。这就不免为文字的强调牺牲了事实的清楚，不免是语病。
两稿开端都有“天子开天章阁，召政事之臣八人，——”一节话。这表示郑重其事，也是颂美的意思。初稿说：“八人者皆震恐失措，俯伏顿首言：‘此事大，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幸诏臣等！’于是退而具述为条列。”颂美之中，还以纪实为主。定本改作：“八人者皆震恐失位，俯伏顿首言：‘此非愚臣所能及，惟陛下所欲为，则天下幸甚！’”将功德全归到皇帝一人身上，颂美更到家，也就更得臣子立言之体了。这里却并不牺牲事实。皇帝决不至于自己起草条例，那还是八个人的份儿；这是常理，原不消说得的。“此非愚臣所能及”，省去初稿里“事大”二字，将两语缩为一语，还是一样明白。“失措”换成“失位”，是根据上文来的。初稿上文作“赐之坐”，“使书于纸以对”，定本并为“使坐而书以对”，自然简洁得多。因为“使书于纸”，所以说“失措”；因为“使坐而书”，所以说“失位”。
这篇记意在颂美仁宗兴天下学，李宽兴吉州学。定本第三段初稿第四段记吉州学兴建的经过，是以颂美李宽为主。两稿末段里说到“以诗颂天子太平之功，而周览学舍，思咏李侯之遗爱，不亦美哉！”将天子之功和“李侯之遗爱”并提，正是全篇主旨所在。篇中叙吉州学，说李宽原有立学之意，“事方上请而诏已下”（定三，初四略同）；不谋而合，相得益彰。这表示他能见其大。但初稿说：“州即先夫子庙为学舍于城西而未备。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四）定本却说：“州旧有夫子庙，在城之西北。今知州事李侯宽之至也，谋与州人迁而大之，以为学舍。”（三）“迁而大之”就是“变而大之”。照初稿，吉州人本已将夫子庙改为学舍，李宽来，才“与州人迁而大之”。照定本，就夫子庙建立学舍完全出于他的意思。在定本里，李宽的功绩自然更大。但初稿所叙的好像是事实。大约欧阳修因为要颂美李宽，便将事实稍稍歪曲了一下。好在这一层关系本不大；而欧阳修是本州人，不提本州人这一层微小的功绩而将它全归到李宽身上，也许还算是得体的。
篇中可并没有忽略州人士的合作。只看叙李宽作学，第一件便是“吉之士率其私钱一百五十万以助”（定三，初四）。以下三层排语，连说“而人不以为劳”，“而人不以为多”，“而人不以为侈”，这“人”自然是吉州人。这些话主在颂美李宽，而州人士的助成其事，也就附见。篇中叙李宽，只就他作学说。可是他的一般治绩也并没有阙而不书；这就是“敏而有方”（定三，初四），四个字是尽够的了。若不插这一句，读者也许会疑心到李宽只是作学一事可取；那样，在作者方面，就算不得体了。
欧阳修世家于吉而官于朝（定四，初五）。在他的立场，颂扬天子称美李宽是立言之体的当然。从现代的我们看，也许觉得无聊，但在当时他却只有这样作才合式。他又是以道自任的古文家，对于兴学怀抱着一番大道理。天下兴学，固然可以实现他怀抱着的那一番大道理；吉州兴学，也可以实现他怀抱着的那一番大道理。他便借记吉州学的机缘将那一番大道理倾吐出来，作为他对本州的学的关切和希望。这就是篇末的一段儿（定四，初五）。他盼望能够“乐学之道成”。所谓“学之道成”就是“谒于学门”以下几层意思。这些只是表示理想，不是表示信心；可是只要“后之人毋废慢天子之诏而殆以中止”（定四，初五略同），那些理想也未尝不可以实现。那些理想大概本于《孟子·梁惠王》篇里的话。这一段里主要的是勉励的口气。定本篇末一语作“故于其始成也，刻辞于石而立诸其庑以俟”，“以俟”二字初稿里没有。加上这两个字，更见作者对于州学的迫切的关怀和希望。
描写“学之道成”一节，两稿都用排语；排语紧凑些，复沓的组织使力量集中。初稿里排语从“谒于学门”到“行其道途”共五层。定本删去“过其市”、“适其野”两层，插入“问于其俗”一层。细看“过其市”一层不免琐屑，不如插入的一层浑括而大方，“适其野”一层，似乎已涵蕴在后二层里。在句式上，定本的四层是“谒于学门”、“问于其俗”、“入于其里”、“行于其郊”，也比初稿更整齐，更合于排语的组织些。定本末段里还有“今州县之吏，不得久其职而躬亲于教化也，故李侯之绩及于学之立，而不及待其成”一节。那时州县之吏是三年一任，所以才有这几句话，这一节话是很重要的；不说出来下文的“李侯之遗爱”便有点突兀了。这也是定本胜于初稿的地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