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等教育》的编者将朱孟实先生《就部颁大学国文选目论大学国文教材》一文抄给作者看，让作者写些意见；因为作者是参加拟定这个选目的六人之一。这个选目是去年六月教育部召集的大一国文编选会拟定的。编选会的主席是魏建功先生。关于这个选目和这个会的正式说明，自然该由魏先生担任。本篇只是作者个人的意见；对于编选会的了解如有错误，作者当自负责任。
朱先生说：“大学国文不是中国学术思想，也还不能算是中国文学，它主要的是一种语文训练。”这句话代表大部分人对于大一国文的意见。作者却以为大学国文不但是一种语文训练，而且是一种文化训练。朱先生希望大学生的写作能够“辞明理达，文从字顺”；“文从字顺”是语文训练的事，“辞明理达”，便是文化训练的事。这似乎只将朱先生所谓语文训练分成两方面看，并无大不同处。但从此引申，我们的见解就颇为差异。所谓文化训练就是使学生对于物，对于我，对于今，对于古，更能明达，也就是朱先生所谓“深一层”的“立本”。这自然不是国文一科目的责任，但国文也该分担起这个责任。——别的科目凡用到国文的，其实也该分担起语文训练的责任。——不过在一年的国文教材里，物、我、今、古，兼容并包，一定驳杂而琐碎，失去训练的作用。要训练有效，必得有所侧重；或重今，或重古，都有道理。重今以现代文化为主，全选语体文，必要时也可选一些所谓“新文言”（例如朱先生所提到的《大公报》社评）。翻译的语体文或新文言，明确而流利的，也该选，而且该占大部分。重古以文学古典为主，所谓历代文学的代表作。
重今的选本可以将文化训练和语文训练完全合为一事；用朱先生的语词，便是将“立本”和“示范”合为一事。这是最合乎理想的办法，也是最能引起学生兴趣的办法。可是办不到。一则和现行的中国国文教材冲突，二则和现行大学国文教材也冲突。无论那个大学都还不愿这样标新立异。作者服务的国立西南联合大学，虽然开了风气将一些语体文收在“国文选”里，但也没有清一色的做去。这是时机还没有成熟的原故。重古的选本有久长的传统，自然顺手顺眼。但不能达成“示范”的任务。周秦文也罢，汉魏六朝文也罢，唐宋明清文也罢，都和现行的新文言相差太远。而一般人所期望于大学生的，至多只是能够写作新文言；那些文学古典既不易学，学会了也还不是应用的新文言，自然便少有人去学了。那么，这些古文又怎样能示范呢？其实就是梁启超先生的文体，也已和新文言隔了一层，他的《常识文范》早已不是“文范”了。照作者的意见，青年人连新文言都不必学，只消写通了语体文就成（西南联大一年级生就限作语体文）。无论如何，重古的选本不可避免的使阅读和写作脱了节。多年来大学师生都感到这种困难；只有让学生课外阅读语体文的书来弥补这语文训练的缺陷——西南联合大学国文选收录语体文，是比课外阅读进了一步。
部颁大学国文选目的“编订要旨”只从了解、欣赏、修养三方面说，不提发表方面，正为了不能兼顾。编选会对于大学国文教育目的却有这一方面的议决案：“在发表方面，能作通顺而无不合文法之文字。”大家的意思似乎也觉得大一学生只能继续练习语体文或新文言，而选目中的文字不能示范，所以编订要旨只从阅读方面立论。这种牺牲可以说是“实逼处此”。这个选目是重古的，而且侧重周秦两汉，如朱先生所指出的，这有两个原因：一是文学古典太多，一年的教材里还是不能兼容并包，还非有所侧重不可。那么，侧重唐以前呢？还是侧重唐以后呢？这就到了第二个原因了。现行的高中国文教材，周秦两汉文入选的并不少，唐以后文更多。为联贯起见，大学教材自然应该侧重唐以前文。至于学生了解力远在教材的标准之下，确是事实。作者觉得这由于中学教材太高深和中学的教学太马虎之故。教学方面，现在不论。教材方面，编选会拟定的那个选目，一面固然求与中学教材联贯，一面还有矫正的意思。编选会拟定的选文标准有“酌量避免与中学重复”一条，正是注重联贯。但必要时初中国文里已经见的，这个选目里也收入。例如《礼记·礼运》，和柳宗元《封建论》，商务的《复兴初级中学国文教科书》中就有。大家觉得这两篇文字给初中学生读，嫌高深些；这里选了，以后初中就可以不选了。高中学生固然可以读这两篇文字，但大家也希望以后高中教材不再选这两篇（《礼运篇》可只选第一节）；高中和大学的教材这才可以联贯起来。这里有一种作用，这个选目虽然侧重唐以前文，尤其侧重周秦两汉文，可是都尽量选那些词句比较容易懂的。现行的高中教材里，尽有比选目中各篇艰涩的。这选目是要定出一种标准，使以后中学教材按照着调整，不要再选那些太高深的文字。这自然还希望部里能够通盘筹画。
朱先生希望大学生“有藉注解而读群经诸子，不藉注解而读两汉以后散文，而略通其大意的能力”。编选会的希望大概也只是如此。大家议定选文有注释：一，“有旧注用旧注；旧注多家，采用通行者。可以删补，务求明确”。二，“无旧注者，加简明之注释”。注释就由编选人分任。作者的理想是用语体文注释，但一时不容易办。照现在所定的，如可以期完成，也未尝不好。至于周秦文词句上有些问题，至今还无定论，旧注也靠不住，原是事实。不过在大学一年级学生，只须“略通其大意”就成；那些问题，应该指出，却不必深究。讲解也以讨论大意为主，不致多费时间。朱先生说一篇《离骚》“至少也要十几小时的讲解”，其实若印出注释，上课时只以讨论大意为主，四小时也尽够了。选目中各文，篇幅多较长。这因为向来选录古书，多加删节，不免散碎。这次所选，以全篇为原则，意在使读者能够得着比较完整的印象。篇幅既长，注释就必需印出，讲解也必需以讨论大意为主。
朱先生主张多选近代文，以为“时代愈近，生活状况和思想形态愈与我们相同，愈易了解，也愈易引起兴趣”。据作者十余年担任大一国文的经验，这句话并不尽然。一般学生根本就不愿读古文；凡是古文，他们觉得隔着他们老远的，周秦如此，唐宋明清也一样。其中原因现在无暇讨论。作者曾见过抗战前国立山东大学的国文选目，入选的多是历代抗敌的文字，据说学生颇感兴趣。但这办法似乎太偏窄，而且其中文学古典太少。再说兴趣这东西不宜过分重视，尤其在大学生，教育还当注意整个人格的发展。兴趣是常会变动的，训练应该循序渐进的训练下去，有时候必需使学生勉强而行之，就现阶段各级学校的国文教材看，作者觉得部定的大学国文选目可以说是占住了适当的地位。但作者并不以为这是百年大计。上文所谓重今的选本也许有一天会取重古的选本而代之的；那一定在初高中的教材根本变革以后。说到这里，可以谈一谈选目中没有语体文的问题；这是朱先生文中提及也是许多朋友常问及的。编选会的前身是二十九年一个谈话会，作者没有参加；那次会里拟了“生人不录”一个标准。这个标准虽然在法律上没有约束力，可是事实上影响很大。因此初选目录中只有三篇语体文，鲁迅先生两篇，徐志摩先生一篇，是两个人选的。编选会开会时，既然侧重唐以前文，现代语体文自然就不被大家注意。作者曾经提出讨论，但那三篇语体文终于全未入选。大学国文的传统本不选语体文，看了部里征集来的各大学的选目就知道。西南联大开始打破这传统，也只是最近三四年的事。编选会的选目要由教育部颁行；教育部处在政府的地位，得顾到各方面的意见。刚起头的新倾向，就希望它采取，似乎不易。这回选目里不见语体文，可以说也并非意外。好在课外阅读尽可专重语体文，补充“示范”的作用。而日子越久，语体文应用越广，大学国文选目自然会渐渐容纳它的——这个我坚确的相信。